社会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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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状况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R749.01、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11-0842-06
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困扰了大约1/6的成年人［1-2］。一般人群的精神问题通常不是精神疾病所致，而是来源于各种情景困扰所引起的焦虑、抑郁、躯体形式障碍等轻度精神异常，被定义为普通精神障碍（common mental disorder, CMD）［3］。不同国家和地区的CMD发生率都很高，比较肯定的危险因素有失业、教育程度低、婚姻不稳定、物质条件差等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 SES）［1-2, 4-5］。这提示CMD不但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当前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均，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中国已经进行了为数不少的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但是关于CMD的研究并不多，关于SES对CMD影响和作用的相关研究更是匮乏［5-9］。与符合诊断的精神疾病相比，CMD更加关注了普通人群的一般性精神问题。了解SES和CMD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将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卫生状况。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公认的经济发达地区，也是中国主要城市力争达到的目标。
1998年的香港具备以下特点：①刚刚经历了亚洲经济危机和禽流感的洗礼，经济处于严重的衰退时期。1998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为-5.17%，而失业率升至6.3%，创下历史新高。②香港是公认的经济发达地区，在1998年的困境中，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排名中仍位于第三位。③香港一直致力于解决社会贫富不均问题，有较完备的社会综合援助计划。这些特点在香港的SES和CMD关系中得到体现。香港地区的研究无疑对预测和解决可能遇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精神卫生相互作用的问题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1998年，在香港居民电话簿（1995年版）采用系统加尾数二位随机抽样法选取住宅电话样本。根据Kish方法［10］在每个家庭中选取一名成员志愿接受访谈，访谈对象的年龄限定在18-65岁。如果该名成员不在家或当时不方便接受访谈，访谈员将记录时间和日期以再次联系，而不允许由他人替代回答。每个号码在不同的日子（必须包括一次周末）和一天的不同时间拨打3次以上，如果均无应答，该号码将被放弃。以下情况，号码也将被放弃：外籍人士、非户籍电话、传真、该家庭无适合人选。
一共拨打了43921个电话号码，除去外籍人士、非户籍电话、传真、该家庭无适合人选的无效号码30183个，余13738个电话号码构成本研究的有效号码，其中2354个有效号码3次拨打后无人接听，1312个有效号码的访谈对象拒绝参加，221个访谈对象因未答问题超过30%而被剔除，其余9851份问卷（反馈率：71.7%，9851/13738）构成了有效问卷。
在访谈前向访谈对象介绍了本次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以取得口头的知情同意，整个访谈大约需15分钟完成。访谈员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学生，他们接受了两次培训（共6小时）。一名研究助理全程监控了访谈过程和数据录入过程，以保证访谈恰当和数据录入准确。本研究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支持。
1.2工具
1.2.1 自编社会经济状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工作、家庭收入、住房类型和面积。均采用了闭合式答案，答案的具体分类见表1。
1.2.2 自我评定量表（Self-Reporting Questionnaire, SRQ）［11］ 由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开发，用于初级保健医疗中筛选CMD。它包含20道题目，用来筛查抑郁、焦虑和躯体形式障碍等内容［3］。所有题目均以“是”(记1分)或“否”(记0分)作答。SRQ已经应用于多种文化背景，灵敏度波动于63%-90%，特异度波动于44%-95%［12］。粤语版本SRQ的灵敏度是76%，特异度波动于71%，总分≥5被确定为CMD ［11］。本文使用粤语版本SRQ评价受访者近一年的CMD。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0.0完成［13］。应用均数和标准差(χ±S)对计量资料进行描述，应用具体例数和比例对计数资料进行描述。计数资料的多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其中的两组间比较均予以Bonferroni修正。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SRQ≥5和SRQ
2 结果
2.1香港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表1显示，研究样本的女性比例（女53.7%，男46.3%）稍高于1998年的香港社会性别构成（女49% ，男51%）；访谈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7±12)岁，其中30-44岁
年龄段占48.0%；已婚/同居者占64.9%，离异或鳏寡者占2.4%；近2/3访谈对象接受了中学水平的教育、有稳定的工作和自己的住宅，各种面积住宅的比例大致相同。家庭月收入为1-5万港币者占77.8%。
2.2 香港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与普通精神障碍的关系
研究对象的SRQ分值为(3.8±3.7)，离散度很大，非正态分布，中位数为3（图1）。根据粤语版本SRQ的划界点（≥5），3358名访谈对象（34.2%）存在CMD。具有下列SES特征的访谈对象更易出现CMD：女性、年纪偏低、婚姻不稳定、教育程度低、失业人员、家庭收入低、无私人住房、住房面积小。就职业而言，退休人员最少出现CMD，失业者最多出现CMD，中间依次为雇员、家庭主妇、学生，但是后三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其他SES的各个等级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总体而言，低水平SES访谈对象的精神卫生状况较差（见表1）。
2.3 CMD者和非CMD者的社会经济状况比较 为了控制年龄和性别的影响，以及SES的相互作用，采用logistic回归对OR值进行了校正。修正了年龄、性别和各种社会经济状况指标的相互影响后，婚姻稳定（OR=0.763, 0.697-0.835）、教育程度高（OR=0.766, 0.708-0.830）、住房面积大（OR=0.906, 0.849-0.968）是减少CMD的关键因素（见表2）。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香港华人的CMD发生率为34.2%，高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研究［1-2,4］。这可能与粤语版本SRQ的划界点比其他版本相对较低有关，也可能与亚洲的生活方式和节奏有关。AC尼尔森调查（http:∥省略/asiapacific）显示在全球的10个晚睡型和10个早起型国家中，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占据了很大比例。这提示亚洲地区的生活节奏高于大部分其他地区，一项研究也显示日本人的CMD发生率远高于巴西人［14］。此外，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导致了香港经济严重衰退，很多的香港人面临了负资产和减薪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因素可能导致香港华人的CMD发生率比较高。中国流行病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达到诊断水平的精神疾病，所以它们和本研究的CMD发生率没有可比性［5-9］。然而，在一项14个国家的大型调查中，上海的WMH-CIDI/DSM-IV障碍的患病率最低［15］。这与香港华人的CMD状况明显不同，除了两者的诊断标准不同以外，可能更主要的是与两地的生活方式和调查年份不同（香港是1998年，上海是2001－2003年）有关。
本研究显示女性和年轻人存在更多的CMD。既往研究证实女性更容易汇报焦虑、抑郁和躯体等问题［16］。这种倾向可能是女性对躯体变化更为敏感，也可能是社会文化更宽容女性表达情绪困扰和躯体不适［17］。年龄与CMD的关系也得到了既往研究的肯定，通常被认为与不同年龄的人面临的职业和生活压力不同有关［18］。
本研究还发现香港华人的CMD在低水平SES的访谈对象中更为常见。鉴于社会经济学特征之间的互相影响，本文应用logistic探索了香港华人的CMD与SES的内在关系，婚姻、教育和住房面积显示了对CMD的直接影响，这与国内外的既往研究总体一致；但是家庭收入没有显示出直接的影响，而代之以住房面积，这与其他研究有所不同［1-2, 4-5］。但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很难区分三种潜在可能：① 低水平SES增加了CMD发生率；② 低水平SES延长了CMD长度；③CMD降低了SES水平（反方向作用）。实际上，因为CMD长期存在，所以大部分研究（包括队列研究）都很难剔除第三种反方向作用。根据1998年香港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尽可能地阐明CMD和SES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显示与教育和住房等SES特征相比较，婚姻是最重要的CMD影响因素。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也是个体的重要精神稳定剂。单身、离异或鳏寡在两性中都会更多地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可能1），虽然他们的抑郁症发生率和已婚人群近似［19］。此外，单身、离异或鳏寡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往往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可能2）［20］。这提示了婚姻对精神和情感的重要支持和调停作用，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面对和处理生活应激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虽然抑郁和焦虑不可避免地降低婚姻亲密程度，提高离婚率［21］，但是离异和鳏寡在本研究中的比例很低（2.4%），反方向作用（可能3）不能在本研究得到证明。
教育是本研究中CMD的重要影响因素。香港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小学和中学都是义务教育，超过80%的研究对象接受了中学以上的教育。研究显示各个地区的无论教育水平先进与否，都在该地区的CMD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2］。现代社会中，教育程度直接决定了个体的就业机会和能否获得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位。既往研究已经证明重型精神疾病在低教育水平的群体中不仅发病率高，而且预后较差，病程迁延［22-23］。可以推断低水平SES不但增加了CMD发病率（可能1），而且延长了CMD病程长度（可能2）。职业在本研究中没有成为直接的影响因素，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的职业分为五类：失业人员、学生、家庭主妇、雇员、退休人员，未能详细说明他们的具体职业和职位，所以职业的主要决定因素（教育），而非职业本身，在本研究中显示为决定性因素。此外，我们通常幼年入学，青年期结束自己的全部学业。CMD在青年期之前的发生率并不高，所以CMD对教育水平的反方向作用基本可以排除（可能3）。
本研究显示住房面积也是CMD的重要影响因素，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1-2, 4-5］。由于香港的人口密度高，住房一直是市民的最大生活负担。普通市民的住房面积基本在600平方尺（10平方尺≈1平方米）以下，还有很多低收入家庭则租住在300平方尺以下的政府公屋。狭小的生活环境通常令人心情压抑、烦躁和易激惹［24］，这恰恰是CMD的核心症状。更为重要的是，住房在现代化都市中代表了家庭经济状况，面积越大通常代表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虽然房屋类型也是房屋价值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本研究只是将房屋类型划分为租赁和私宅，所以没有得到体现。那么，家庭收入为什么没有直接成为CMD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代之以间接因素住房面积？这可能因为家庭收入是一个隐私性问题，调查对象往往不愿吐露真实状况，而住房面积是一个相对客观性指标，调查对象往往会真实做答。这使得住房面积比家庭收入可以更加准确地反应家庭经济状况。此外，一部分调查对象将家庭收入误解为个人收入，所以回答不准确；而住房面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使答案更加准确。既往研究已经证实家庭经济状况差的确会导致较多的精神心理问题（可能1），而且预后较差、迁延时间较长（可能2）［25-26］。另一方面，抑郁和焦虑等CMD核心症状必然会影响个体的工作表现与人际关系而损害他的社会经济状况（可能3）［27］。
本研究是华人地区少有的大样本规范性研究，但是也存在了一些局限和不足：①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不能完全阐明CMD和SES内在的因果关系；②由于SES各个因素在现实社会的多样性，本文的分类不能涵盖所有情况，会一定程度地影响结果；③住房面积和家庭收入如果以人均来计算可能更有意义，但是本研究没有问及家庭成员数量，是一个缺憾。总之，本研究显示婚姻、教育和居所与民众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不能确定两者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两者的互动关系，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对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作用。这些也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点内容，必然对提升国民的心理健康水平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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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状况范文第2篇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总体上看，“十一五”规划实施进展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2006―2007年，我省延续了“十五”中期以来高速增长的态势，实现预期进度。全省生产总值分别达到2267亿元、2710亿元，年递增率分别达到11.5%和13.7%，均超过预期值（10%）；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到226.6亿元、284.94亿元，年递增率分别达到24.2%和25.6%，均超过预期值（12%），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达到1193.3亿元、1485.57亿元，年递增率分别达到17.2%和24.0%，均超过预期值（15%）；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1%和4.2%，均控制在规划目标内。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按预期推进。从已经进行的工作看，贵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本实现预期进展。2006年和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984.6元、2374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8%和11.6%，两年年平均增长率超过预期目标6%以上。
以交通和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至2007年底，公路通车总里程为12.8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925.80公里，基本达到预期进展。贵广快速铁路得到了国家批准立项，黔桂铁路扩能改造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龙洞堡机场等级由4D升级为4E，建成和改造了4个支线机场。天生桥库区港口码头建成投入使用，洪家渡库区港口码头开工建设，解决了272万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全省城市主要供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分别为93.0%、100%。新开工建设“滋黔”工程中的4个中型水库，实施了150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全省信息化综合指数已提升到40.16，增长16%，全省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488.45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37.63部／百人；实现了l00％行政村通电话和l00％乡镇通宽带，提前三年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建成兴义市污水处理工程和仁怀市等8个县（市、区）城市供水设施，城市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37.3%和39.4%。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顺利。至2007年底，能源产业增长率连续两年超过1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份额由2005年的29.2%提高到30.4%。优势原材料产业增长18%以上，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份额由16.5%提高到17.3%。烟酒产业比上年增长15.8%、民族制药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扩大21%。高技术产业比上年增长16.6%。2006、2007年全省旅游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51.8%和31.9%，旅游总收入比2005年分别增长54.2%和1倍，总体达到预期进展。
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取得新成就。至2007年底，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49.97万公顷,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96.1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5%。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37.3%，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39.4%，全省9个中心城市19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97.7%。
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扎实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为全省193.23万名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和特殊教育学校（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两年累计建成农村寄宿制初中150所，改扩建普通高中15所。启动、实施了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项目落户贵州。2007年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144项，专利申请量达到2759件，授权专利1337件，比上年增长29.1%。到2007年底，我省拥有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38名，“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5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1051名，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734名，省管专家445名，省核心专家21名。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重要成果。至2007年底，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国有资产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全部取消了农业税和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在全国首批启动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粮食流通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财政、集体林权制度、供销社体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水利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进展顺利。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2007年进出口总额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提前两年达到“十一五”规划目标。引进省外到位资金401亿元，远远高出规划争取目标。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累计30021万美元，“十一五”规划目标预计可以实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至2007年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2.52万人,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的50%以上。全省总人口3975.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6.68‰，接近“十一五”规划纲要规定（6‰左右）的水平。到2008年6月底，全省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12.76万人、243.39万人、139.22万人、117.6万人、108.17万人，均明显超过预期进度。全省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达到48.79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45.8%。2007年全省广播和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提高到83.7%、90.7%。
五大措施进一步推进
“十一五”规划
“十一五”中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但同时也存在着不足。如成渝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配套区、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经济群、北部湾经济区等周边区域经济竞争力增强，省内区域经济战略面临新挑战；经济增长的同时仍然伴随着高消耗高排放；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等。因此，我们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做好“十一五”规划的落实工作。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消费。一是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着力提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创业风险投资体系建设，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积极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二是努力增加固定投资，解决重大工程和重要项目建设中的土地、资源等瓶颈制约问题，确保工程项目按计划开工建设。三是促进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在确保厦蓉高速公路（贵阳-水口段）建成通车的基础上，力争全面开工建设我省境内列入国家规划的高速公路路段和我省规划的省内高速公路。二是加快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步伐，调整全省骨架公路网规划，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三是加快全省城乡公路路网改造和农村公路建设，基本实现乡乡通油路或水泥路，村村通公路。四是在贵广快速铁路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贵阳至重庆、昆明、成都、长沙的快速铁路建设。五是进一步完善民用航空网络的内河航运体系。六是统筹安排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培育和壮大优势产业。一是围绕优势资源，整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强现有工业。二是着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三是进一步做大做强旅游业，巩固和提高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四是大力培育发展现代物流业，促进以物流业为重点的面向生产的其它服务业快速发展。
社会经济状况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社会支持； 卒中后抑郁；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NIHSS
Th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improvement of depression state and nervous function for post-stroke depression patients
Fang Jia, Zhao Xing-juan,Houqiaohong, Liwei,Liaifan, Mali,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 Zhengzhou, Henan, P. R. China, 4500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improvement of depression state and nervous function for post-stroke depression patients. Methods 300 patients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 scores of scale of social support, which were group A (score above 20) and group B (score below 20). After 6 months, all of the patients were measured with both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 (HAMD) and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 Result Compared with group B, the HAMD scale and NIHSS scale of group A patients decreased obviously (P
【Keywords】 social support; post-stroke depression; HAMD; NIHSS
卒中后抑郁是脑卒中的常见并发症，其发生率约占脑卒中患者的25%～60%，是脑卒中致死致残的主要元凶，严重影响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部分患者甚至因此丧失劳动能力,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大负担。社会支持包括物质支持、情绪支持、信息支持及陪伴支持，其实质是一种个体可利用的外部资源，可满足个体需求、降低压力水平和缓冲压力影响，最终促进身心健康。社会支持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调查了300例卒中后抑郁患者的社会支持情况，同时分析了不同社会支持状态患者经过治疗6个月后的HAMD和NIHSS评分的差异，旨在探讨社会支持对卒中后抑郁患者抑郁状况以及神经功能改善的影响，为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全部患者均为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在我院住院部就诊的卒中后抑郁患者，其中男性患者168例，女性132例，共300例。所有患者均符合如下标准：(1)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类脑血管病诊断标准［1］；（2）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orders version 3, CCMD-3)抑郁症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18分［2］；（3）排除昏迷、精神分裂症、痴呆、失语、失用、心肺肾功能不全以及检查不合作者。入组后所有患者均接受肖水源社会支持量表评分［3］，根据评分情况分为两组：评分高于20分的A组和评分低于20分的B组。两组患者在性别构成、年龄差别入组前的HAMD和NIHS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入组后均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帕罗西汀片20mg，每日一次），同时均积极给予危险因素干预、抗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药物以及康复治疗，出院后常规随访，6个月后两组患者来院访视，失落病例25例，对275例患者详细分析。
1.3 疗效评定 抗抑郁疗效评定方面我们采用国际通用的HAMD评分，计算减分率：75%为痊愈，50%为显著进步，25%为进步，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国际通用统计软件SPSS 17. 0，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用X2 检验，以P
2 结果
A组社会支持指数高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者治疗6个月后汉密尔顿评分、NIHSS评分均较B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 两组各时间点汉密尔顿抑郁评分、NIHSS评分
3 讨论
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示一些躯体疾病的发生与社会心理因素、人类生活方式以及人类自身行为密切相关。社会支持系统是指个体与社会各方面包括亲属、同事、朋友、伙伴等社会人以及家庭、单位、党团、公会等社团组织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联系程度，是决定心理应激与健康关系的重要中间因素之一。应激研究领域认为社会支持具有减轻应激的作用，是应激作用过程中个体可利用的外部资源，反映了一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质量，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主观支持反映主观感受的支持，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度；客观支持反映客观存在的支持，主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这类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对支持的利用度反映个体对各种支持的主动利用，包括倾诉方式、求助方式和参加活动的情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竞争激烈环境的形成，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逐渐加大，对患者来说尤其如此，而社会支持的获得是帮助人们从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条积极途径。多数学者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健康，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作用。社会支持的建立可以改善患者的抑郁焦虑状况，有助于个体对于生活事件的预见和应付能力，提高生存质量。
精神心理因素可以严重影响躯体性疾病的发生、发展、预后和转归［4］。这种作用是通过神经生理、神经内分泌和免疫机制进行的。不同的精神心理刺激可作为一种信息传达到大脑，然后又通过各种过程对全身各器官和组织起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强烈、长期和反复的精神紧张、焦虑、忧愁和烦恼等不良情绪，可以使大脑皮层兴奋和抑制过程失调，影响到各种疾病的疗效。
脑卒中为突发疾病，患者的健康状态瞬间受到损害，极易出现抑郁和焦虑情绪，身体残疾限制患者与社会交往，加上患者的病耻感使患者处于几乎与社会隔绝状态，严重影响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疾病康复，同时也损害患者的社会功能，妨碍其主观和客观上索取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社会支持可以缓冲躯体性疾病产生的不良后果和患者的不良情绪。
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评分高的患者较社会支持评分低的患者在治疗6个月后汉密尔顿评分、NIHSS评分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好的社会支持可明显改善卒中后抑郁患者预后［5］。因此，卒中后抑郁患者应用社会支持联合抗抑郁药物治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1］中华神经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 (6): 379-380
［2］杨期东主编.神经病学.第4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109-120
［3］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 7（增刊）：42
社会经济状况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效率 公平 信息
效率最开始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提出的，因此效率也指的是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代的西方经济学中，对帕累托最优状态主要存在着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指的就是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来重新组织生产和分配以便增进人人的满足状态；另外一种解释指的就是任何改变都不能让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让别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
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就算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制度依然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然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如福利经济学家奥肯认为政府应持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对于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界便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于是就形成了两派，也就是效率优先派和公平优先派。
效率优先派的观点主要包括：⑴市场天生就是平等的，平等也可以通过市场自发形成的，所谓的干预也只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给另一些人，把一些人的偏好强加给另一些人，然而这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公平。⑵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也是会损害效率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公平”来取得收入，就一定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什么体制来刺激人们去生产或者是生产得更多更好，并且实际上，大多数福利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二是把一些人的收入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就会阻碍前者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而使社会效率受到损失。
持公平优先派的观点包括：⑴不公平就会损害人们工作的热情，以至于降低效率。并且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还会导致权力和机会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在西方经济中，权利和金钱相交换，并且权力还能够成为财富和收入的源泉，但是财富和收入就不一定会与他们的努力程度成正比了。⑵平均分配是一种最好的分配。因为每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不可以用来比较的，效用的程度也是不可以量化的，因此勒纳认为，既然效用不能用来测量每个人或每群人的边际效用曲线的高低也就无法预知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可以获得最大福利。
但是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西方经济学最本质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清楚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区别。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的，其研究主题基本属于既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与现代社会如何创造新资源的经济发展问题本质上是两个不相干甚至是互不相容的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可以归结为资源配置经济学。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不只是体现在简单的收入水平方面，不只是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是更具有意义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性质与规律的根本性变化。此时，如何创造更多新资源，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创造怎样的新资源，新资源的创造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等经济发展问题。因此，经济学在描述现实经济状况时，必须立足于恰当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上，以保证其描述的合理性。即，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时，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运行模式为基础，而在描述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状况时，则应该以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特点为基础。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在研究效率和公平的这个问题上，首先应做的就是讲社会历史区分为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两个阶段，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因为，一方面社会经济活动是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活动会有不同的内容、特点与规律；另一方面，经济学应该是实现现实经济状况的反映，它所揭示的经济活动特征与规律，必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征与规律
在物质社会，由于生产的条件以及生产的方式一直不变，社会能够追求的目标也只是维持既定资源效率最大化。由于难以有新知识出现，社会生产利用的是不变的知识体系。在生产知识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包括人的能力、国际经济联系以及社会制度、社会经济活动能够利用的种种资源、能够采用的种种生产技术或方式和能够生产的种种产品也都是固定不变的，并且各种经济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也都大部分是稳定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指工作的人）都从自己的父辈学习、以及生活磨练都大致拥有了差不多的技能。因此，社会不需要专门的去强调效率，因为在物质社会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是重复再重复的。正是大家都拥有着相同的技能，因此，这时公平就显得尤其重要。大家付出了等效的劳动力，就应该获得同样的报酬。政府就应该进行干预，本着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分配。
在信息社会，由于迅速涌现的新知识的冲击，新知识的涌现已经是一种常态，社会经济活动所利用的生产知识体系是不断变化的，社会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采用的生产方式以及能够生产的产品等也会不断的变化，各种经济事物及其之间的联系也是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的。因此，这个时候效率就更加重要了。人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他的知识状况。而且，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社会必需的生产知识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基本上已脱离日常生活的范围，使得想及时获取必要的生产知识的人必须依靠非自动传播渠道。人们就需要不停的通过教育等途径不断提高自己，以达到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明显，拥有的知识越多，能力就越强，效率也就越高，相应的也就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
参考文献
[1]袁葵荪.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重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社会经济状况范文第5篇
青年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1994年的经济生活充满着许多喧嚣和不安，特别是持续加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令相当部分公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国家公布的1994年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依然呈增长趋势，但也承认，在一部分公众中，减收面在扩大。这一事实往往容易被平均数所掩盖。那么，青年对1994年实际生活水平的升降又是怎样一个判断呢？
我们的调查涉及到1994年与1993年的生活水平的比较。结果有7．05％的35岁以下青年认为“增长较快”；有63．29％的青年认为“基本持平”；“略有下降”者占20．31％；“下降较多”者占8．86％。这表明，在青年的主观认定中，大部分人1994年的生活水平处于稳中有降的状态。和前几年各阶层人士的收入增长较显著情况相比，显然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收入增长被抵销的程度十分严重，青年也难逃此劫。
问题是，和中年、老年人相比，1994年青年的实际生活水平处在中等状态。调查表明，50岁以上人群的实际生活水平“增长较快”者占8．62％，超过青年1．5个百分点；“略有下降”者占19．53％；“下降较多”者占8．19％，均低于青年的比例。这一群人是1994年实际生活水平最高者，其状态佳于青年。但是，在36～49岁的中年人群那里，情况相当糟糕，1994年实际生活水平“增长较快”者仅占5．43％，低于青年；“略有下降”者占23．26％，“下降较多”者占9．46％，均高于青年比例。这一组调查数据，清楚地描述了目前青年的实际生活状况，透视出了在所有社会一年龄群体的经济地位序列结构中青年所处的地位。这种地位既是特定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青年主动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因而，它不能不极大地影响到青年对日常生活乃至个人发展前景的预期和行为选择。我们的深入分析还揭示出，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在1994年实际生活水平的变化是极不相同的，其间的差距甚至超过青年与中年、老年之间的差距。在收入“增长较快”的青年中，25岁以下的青年占8．17％，26～35岁的青年仅占5．33％，而25岁以下青年与50岁以上老年在收入“增长较快”方面的差距是8．17％比8．62％，仅0．5个百分点，是青年内部差距的近六分之一。类似的差距还反映在收入“下降较多”方面，有7．60％的25岁以下青年认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较多”，有如此境遇的36～49岁中年占9．46％，26～35岁的青年中有10．05％的人认为“下降较多”，甚于总体生活水平评价最低的中年人群体。这部分青年生活水平的下降固然可以归因于他们已经进入抚育幼子的人生阶段，家庭支出压力增大，但也就是这部分人理应是最能熟练应用专业技术知识，在职业生活中最具有竞争力。他们在1994年的生活境况至少表明了两种现实难点：
第一，这部分处在最需要经济支持之人生阶段的青年，因为各种原因，难以如愿；第二，这部分处在最有专业能力的人生阶段的青年，因为各种原因，或是难有发挥能力的机会，或是得不到相应的经济报偿。他们的生活水平状况，反映出我们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有明显的结构性缺陷。综述起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目前青年的经济状况处在总体平稳略有下降阶段；（2）青年的基本经济地位在所有社会一年龄群体中居中；（3）以25岁为界，青年内部依经济状况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化，25岁以下青年总体上正在成为所有社会一年龄群体中经济状况最好的一群，而25岁以上的青年总体上正在沦为所有社会一年龄群体中经济状况最差的一群。这种分化既反映出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某种缺陷，也极可能动摇长期以来我们对青年状况的一贯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