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神经科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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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神经科学专业范文第1篇

【关键词】脑血管病医学教育；脑血管病专科培训；神经科恐惧症；长期课程；临床教育者

受人口老龄化及缺血性卒中高致残率、高致死率的影响，全世界对脑血管病专科医师的需求日益增长。然而，对神经科的畏惧以及脑血管病专科培训不足导致脑血管病专科医师相对紧缺[1]。师资配备不足，教学方法落后，治疗手段有限，职业倦怠率高，神经解剖复杂，以及神经科查体困难等是脑血管病专科医师短缺的重要原因[2]。为此，美国医学教育着眼于课程调整、师资培训以及脑血管病亚专科建设，对本科生、医学生及毕业后医学教育进行了长程系统性优化，以引导更多人从事脑血管病专业。本文对此进行介绍和总结，为我国脑血管病专科医学教育发展提供思路。

1尽早开展本科生脑血管病相关教学

美国医学教育类似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学生需完成普通本科学习并通过医学院入学考试后，才能进入医学院学习。调查研究发现，目前与神经科学有关的大学课程多以基础科学为主，缺乏临床教学内容[1-2]，仅有2.7%的本科生考虑选择从事神经科工作[1]。因此，美国神经病学会鼓励大学教育增加临床教学，特别是脑血管病专科相关教学内容，用丰富有趣的脑血管病实例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通过多种形式，如成立脑血管病学习小组，参加脑血管病基础或临床研究相关的实习项目，促进医疗机构与大学合作，鼓励学术型脑血管病专科医师参与大学生教学等方法，增加大学生对神经科及脑血管病专业的兴趣[1]。具体实施时，强调以不与本科生日常课程冲突为原则，借助大学校园、医疗机构或是网络资源，制订合理的教学计划、学习目标及评估指标。导师在引导学生发挥自主性的同时，要帮助学生选择课程，制订学习计划，包括学习目标、学习时长、工作责任及文献阅读量等。美国弗吉尼亚科技大学开设的“临床神经病学实践”项目将每周一次的75min理论教学和每周半天的临床见习相整合[3]，不仅在教学中教授学生如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开展背景调查等研究方法，还通过临床见习锻炼了学生医患沟通能力，培养了互相尊重、责任心和自信心等品质。该项目明显增加了学生对包括脑血管病在内的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的认识，激发了大学生对脑血管病专科的兴趣。

2针对性培养医学生脑血管病相关基本功

医学生对神经科的畏惧在学完神经病学基础和临床课程后甚至会更加严重，这与神经系统疾病繁杂，神经科解剖复杂及查体困难有关[2]。脑血管病病情变化快，工作中经常遇到沟通困难的情况，又进一步增加了医学生对脑血管病的恐惧感。因此，医学院神经科教育的调整强调以医学生需求为中心，突出教学重点，提高医学生参与度，帮助医学生领会神经科的内涵，注重医学生沟通能力的培养。临床研究发现，上级医师在查房前对患者病情进行简单介绍，与医学生说明需要沟通交流的重点，在查房后进行简短的总结能够明显提高医学生对脑血管疾病的理解及医患沟通能力[4]。模拟教学是提高神经科查体教学效率，让医学生尽早接触真实患者，培养其对神经科兴趣的有效手段。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科日（NeuroDay）”课程，将神经科查体教学与模拟查房相结合[2]。在正式授课前1周，学生先通过视频预习神经科查体内容，了解解剖知识，熟悉教学内容。模拟查房时，将学生分为10～11人的小组，针对11位患有神经科典型疾病如脑血管疾病真实患者进行模拟诊疗。患者分布在不同房间，每个房间还配有1名指导老师，医学生需要完成相应的病史采集及查体。通过“神经科日”的沉浸式学习，医学生对脑血管病等常见疾病有了感性的认识，锻炼了神经系统查体及沟通能力，减少了对神经病学和脑血管病专科的恐惧感。

3健全脑血管病专科培训体系

全面清晰的专科培训体系是学科储备人才的关键。美国自2003年起设置了具有专业认证的脑血管病专科培训[5]。近年来，随着大血管闭塞卒中血管内治疗的发展，又派生出了神经介入亚专科。神经科住院医师完成4年住院医师培训后，继续1～2年的脑血管病或神经重症专科培训，再接受2年的神经介入亚专科培训，最终成长为神经内科体系培养的介入医师，约占神经介入医师的1/3。与神经外科或影像科专业培养的神经介入医师相比，神经内科介入医师能够为卒中患者提供全程医疗服务，包括急诊室初诊、溶栓、血管内治疗、重症监护、住院治疗及出院后门诊随访。为了进一步优化神经内科介入医师培养体系，打破职业发展壁垒，美国医学教育从导师任职、轮转科室分配及教学模式，如利用虚拟现实仿真技术等增加学员动手机会等方面进行调整，不断对神经内科介入医师培训进行完善[6]。

4强化医学教育师资培训

师资是医学教育的核心，也是吸引专业人才的重要资源。为了完善师资储备，美国神经病学会将神经病学医学教育设定为一个专门的亚专科。专科培训时长为1～2年，培训内容包括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研究等[7-8]。同时，鼓励临床医师参与教学工作，注重“临床-教育者（clinician-educators）”的培养，对医师的教学能力进行考核，设立专门的教学晋升路线。在美国，神经科住院医师是医学生近1/3医学知识的来源[7]。因此，对住院医师进行医学教学能力的培训和考核是改革的重点。改革建议设置专门的教学课程，将教学能力如教学理论、教学技巧等作为住院医师培训核心胜任力的考核指标[8]。耶鲁大学医学院设置了住院医师长期临床教学培训项目，培训内容包括启迪式课程、核心领导力培养、床边教学以及导师能力培训等。住院医师不仅是临床课程小组学习的领导者，还可以利用情景模拟，以“教师”的身份进行教学。通过培养住院医师的核心临床教学能力，实现高效率的脑血管病相关教学，增加医学生及住院医师对脑血管病专业的兴趣[7-8]。

5讨论和建议

医学神经科学专业范文第2篇

[关键词]精神病学;精神科;教育;人才培养

现代精神病学的人才培养包括毕业生和研究生的教育情况和从事精神科工作人员的进修培训。我国现代精神病学主要是指西方精神病学，而西方精神病学大概在19世纪末随着传教士兼行医术逐渐传入中国。传入初期，精神病学的人才培养在我国并未受到重视，而且我国医学院学生多数不重视或不愿从事精神病学工作。到20世纪上半叶，医学院毕业生从事精神科工作而坚持到底者不超过50人。由此看来我国精神病学的人才培养就变得尤为重要和迫在眉睫。

一、教师队伍

20世纪初，开设精神病学课程的医学院校非常少，而且多数教师也都是外国的神经精神病学家，兼教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

在我国最早介绍西方精神病学的外国人是伍兹医生。伍兹在1919年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担任神经精神病学助教授，并于1922年开设了神经精神病学课程，培养出第一批中国神经精神科医生。

之后美国的雷曼医生在1931年应上海医学院之邀，来华讲授神经病学及精神病学，次年他去北京接替伍兹，培养了许多人才，包括粟宗华、凌敏献、黄友岐等。1937年，雷曼离华，由希尔医生接替。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外籍教授大部分撤离中国之后，我国精神科教师才开始逐步发挥力量。

1937年抗战暴发后，程玉麈随中央大学西迁去四川成都担任华西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办的4大学联合医院的神经精神科教授及科主任，讲授神经精神病学。程教授教学水平很高，语言生动幽默，课堂内座无虚席，甚至非医学院的学生都来听课，盛况空前。1946年程教授在南京神经精神病院建立过程中，特别注重医疗质量和人才培养，对年轻医生基本功要求很高，病历质量十分严格(必须用英文书写)，重视病案讨论，诊断和治疗也与国际基本相同，他还特别强调神经、精神两科协作互补的优势作用，要求每一位精神科医师均应基本掌握神经科临床知识。

同一时期的还有许英魁教授，1942年8月他被聘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神经精神科主任、教授。在此期间许教授建立医疗制度，设计神经精神科病历格式，引进和培养医务人员，还特别重视心理工作和社会工作人员的配备，1943年北京医学院开设神经精神科课程，许教授讲课水平高，常结合具体病例，深入浅出，条理分明，使学生们听课入神。

从事医学专业教育60余年的黄友岐教授，为学校神经精神病学科的奠基人。早在50年代初就受卫生部委托主办3期全国神经精神科高级师资及专业医师培训班。1979年以后每年主持全国神经内科医师进修班，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很多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以及专业岗位上的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

除此之外，对我国精神病学人才培养做出贡献的还有很多专家和医生，比如陈学诗、李从培、莫淦明、桂质良、沈渔邨等等。

直到1950年后精神病学教学工作才开始使受到重视。五十年代初期，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医学院校正式成立了精神病学或神经精神病学教研组，至1958年全国大多数医学院校建立了专门的教学组织。这一时期，随着医疗和教学工作的发展，教研组的人员逐年增加，从事精神科工作的教师从1950年2人至1965年增加为21人，形成了一支骨干教师队伍，并建立了一个较稳固的临床教学基地，为以后学科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教学基地

在1950年以前，我国医学院大多附属于综合大学。独立的医学院校仅有少数，但规模较大。在医学院中仅少数有独立的神经精神科，有精神科者更少。50年代初期，全国进行了高等院校大调整，专科学院(包括医学院)大量独立，例如在上海就把原属于三个大学的医学院合并起来成为独立的上海第二医学院。独立的医学院的科室设置比过去完善，没有设立神经精神科的学校也纷纷设立此科。到了1950年代后期，神经和精神科分开，但由于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设有精神科病房的单位很少，所以多数院校均以当地精神科专科医院作为教学基地。

早期影响较大的是华西医科大学。1914年设医科，学制6年，神经与精神病学安排在其教学计划的第6学年，每周1学时。初由外籍内科学教授讲述，抗日战争期间我国著名神经病学先驱程玉麈教授到成都任教。1954年6月将该院移交华西协合大学作为教学基地。同年10月更名为四川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并成立神经精神病学教研组，作为教学机构。1958年受四川省卫生厅委托，主办精神科医师培训班，学制为一年，在省内培养了一批具有精神病学知识的基层医生。

还有上海铁道医学院现归属铁道大学, 1960年代即开始以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为基地开展精神医学教学工作。后因学院迁校、复校，至1980年才正式成立精神医学教研室，以精神卫生中心为示教基地。

三、毕业生分配

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空前发展，因而高等医学院校的毕业生的供求非常紧张，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能分配到精神科的只是少数，还有一小部分因为不愿做精神科医生而半途脱离，他们一般集中于较大的精神病院或教学医院的精神科。大部分从事精神科工作的医生都是中等专科学校的毕业生，还有一部分是具有临床工作经验的医护人员经短期专业培训后从事精神科工作。据1985年统计，我国现有精神科医生约6000人。

四、进修培训

我国的高等或中等医学校，学生在校期间的培养目标是通科医生，精神科的内容分量很少。毕业后分配到某一专科，即开始在实践中学习，逐渐成为一个专科医生，而缺乏有计划、有系统、较长期、较全面的专科理论培养，亦缺乏专科医生合格证的制度。为了补偿这一缺陷，各地条件较好的精神科单位，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进修班、培训班进行补课。为本院及其他医院培养专科医生，无形中成为全国的培训中心，其中以南京神经精神防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华西医科大学及湖南医科大学精神医学教研室等单位最为著名。这种班一般为期数周或数月，最长为一年。在50和60年代，这种班讲授的内容较全面。

“十年内乱”对我国精神病学的人才培养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进修培训工作并没有完全停滞，比如在1978年，四川医学院受卫生部委托开始举办学制一年的精神科医师进修班，对国内各地精神科在职医师进行继续教育。26年来已毕业26批，共300余人。许多进修医师回到原单位成为业务骨干，在医疗和医院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提高精神科医生的业务水平，1980年卫生部还指定北京医科大学精神科、北京市安定医院、华西医科大学、湖南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精神科、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包括上海医科大学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精神科作为全国精神科医生继续教育的中心，每年举办进修班(1年期)，为各地培养相当于主治医师的专科骨干。

80年代后期以来，各地培养医师的制度及晋升制度逐渐走向正规，去外地作较长时期进修者逐渐减少，而短期的、针对一个专题的培训班相对增加。

医学神经科学专业范文第3篇

会上，《中国医院院长》有幸聆听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王劲、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主任理查德・艾伦伯格（Richard Ellenbogen）等一众行业领军人物就国内外学科发展挑战与趋势的热议。席间，记者还就中美学科建设差异、联合诊疗中心发展规划独家征询到王劲和艾伦伯格教授的个中见解，交谈中不时分享着他们对学科建设发展前瞻的无限构想。

学科创新意识相比匮乏

未来，学科建设到底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

艾伦伯格以他的本职学科――神经外科的发展趋向作答。他表示，在美国，神经外科的学科建设呈现出四种蓬勃发展走向。

第一，神经外科治疗领域逐步扩大延伸。以血管内治疗为例，以往血管内治疗通常由放射介入医生完成，现在则多由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专家协同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案，神经外科的介入以及术式、路径的创新无不为患者提供了更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极大提升了患者的中远期治疗获益。

第二，创新治疗方式为学科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艾伦伯格举例明示，在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目前国外专家可选择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帕金森症、抑郁症和强迫症等患者，使治疗效果显著改善。“这种基于微创的生物学治疗有望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

第三，医生价值得到重新优化分配。神经重症监护室曾经是神经外科医生的重要“阵地”之一，而当前，神经重症科医生将在其中逐渐承担起越来越关键的责任使命，因为他们可以为患者提供更专业化的医疗照护，乃至临终关怀。

第四，在借助科技力量、顺应疾病谱变迁的背景下，需要及时调整学科发展方向。伴随医学科技进步，美国的创伤性神经损伤的治疗收效以及功能康复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语，治疗需求也逐年增加。“这也将成为各家医院医疗实力的重要体现。”

美国华盛顿大学旗下成立的脊柱中心就是很好的例证。据悉，华盛顿大学脊柱中心业已成立十数载，签约医生来自神经外科、骨科、康复科、疼痛科、心理科等专业，时下不仅为患者提供临床整合式服务，而且传统的开放性手术逐渐被微创手术所取代，患者的治疗、康复效果以及安全性均更为理想。

会上，一位老专家在听及国外神经外科学发展现状时表示，中美两国相比，对同一病种的治疗效果可能并未存在太远差距，然而中国学科建设的创新能力却明显滞后，“基本上是随着人家走，多一些创新意识与转化能力是当务之急”。

在创新意识相对匮乏的同时，缺乏高品质、规范化的专科医生培养也成为学科深入发展的掣肘要素。

据悉，在美国的26个专科住院医师培训项目中，神经外科学位列其间，而神经外科住院医师的招录也因“最高的准入标准”而闻名。目前，全美仅有110个医疗机构具备神经外科住院医师的招录资质，每年的招收名额约180个，每个医疗机构年招收人数不超过两名。无疑，宁缺毋滥、严格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成为神经外科固守行业领头羊地位的基石。

此次，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选择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开展联合诊疗中心，在认可对方学科发展实力的同时，正是看重了美方的高端专科医师培训能力。

而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工科背景”以及神经外科医疗水准也恰恰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最为欣赏的特质。艾伦伯格将此次“联姻”界定为“强强联合”，他透露，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将互为神经外科住院医师的海外培训基地，每年两家医院将互派神经外科住院医师接受专科培训。

创新转化能力需合力笃实

神经外科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重点发展科室，隶属于清华大学临床神经科学研究院，由脑血管病中心、脊柱脊髓中心、功能神经疾病中心、胶质肿瘤综合征治疗中心、颅底肿瘤中心、神经内镜中心、神经创伤中心七个疾病单元组成，坐拥200张开放床位。科主任为国内享有声誉的神经外科专家王贵怀，首席专家为现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的王劲。

王劲是我国神经外科事业开拓者王忠诚院士之子，回国前已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外科教授。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开业之初，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毅然加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促进国内神经科学发展，开展转化医院是王劲的回国创业梦想。他相信，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可以助他完成多年未能实现的医学夙愿，“我非常希望能够借助清华大学的强大理工学科和生物学系优势，践行学科协同创新。”王劲将目光瞄准了转化医学。

在国外工作20多年，使王劲对医学事业抱有更多的思考与设想。对于脑积水分流手术，他发现，国外的手术分流阀既无法精准测量手术患者的颅内压，也无法准确告知流量，而国内相关设备绝大多数自国外引进。“目前，各国学者对这一问题都无有效的解决方案。”

当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向他抛出橄榄枝时，他毅然决定回国。目前，他带领团队与清华大学理工科、生物医学系的学者沟通交流，希望尽快找到解决之道并应用于临床。

“临床提需求，基础做科研，再转化为临床应用，只有形成‘闭路循环’，才能推动实践飞速发展，才能更好地造福患者。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将不遗余力。”在深入开展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转化研究之时，王劲还带领团队在相关学科针对整合式医学服务中心、精准医学、专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展开探索……

医学神经科学专业范文第4篇

“民营医院院长出任地方学术机构的会长，民营医院成为名牌医科大学的直属医院，两种情况在业内都较为鲜见。”这两则消息之所以引人注目，缘于行业内外各界人士的上述认知。据记者了解，北京三博脑科医院自2004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目前已经成为新时期民营医院的“成长标志”；而蕴含着“博医、博教、博研”宗旨的“三博”这两个字，也被赋予了中国优质顶级脑科医院的品牌内涵，“三博模式”已经成为国内民营医院的一面标识性旗帜。上述两则新闻报道的内容，则标志着他们建院之初“致力于打造医、教、研一体化的学院型医院”的梦想之帆，已高高扬起，并驶向五彩斑斓的未来。

2015年6月2日下午，本刊记者奔赴香山脚下，在首都医科大学第十一临床医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三博脑科医院科教院长王保国的办公室里，对他做了深入采访……

发轸：“三博”理念奠定崛起基础

在采访王保国院长之前，记者曾风闻“江湖”有关北京三博脑科医院（以下简称“三博医院”）的“创建传说”有两种版本：一是在2004年，栾国明、于春江、石恩祥此三位神经外科博士，秉持顶级医疗专家的学科资历，从医院“单飞”，又邀请了投资、管理专家张阳等，以4000万元的资本创办了“三博脑科”，三博医院由此发轸。另一种“传说”是：之所以称之为“三博”，是三博医院在发轫之初就确立了建院宗旨――“博医、博教、博研”，并一直奉此理念前行至今。

对此王保国院长解释说：“实际上这两个‘版本’都是正确的。三博医院的创立，的确与这三位博士有关――他们都是我国神经外科泰斗王忠诚院士的博士，都在美国学习过，回国后都担任过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病区主任；他们志同道合，2004年时机成熟时，就先后辞职，在复兴医院‘租借’了100张床位，创立了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院……”

“至于‘博医、博教、博研’的办院理念，也的确是在北京三博脑科创始之初就确立下来的。”王保国院长接着介绍说，“三博脑科在复兴医院开张的第一年，就收治了患者1100余人，完成了近千台脑科手术。这样的手术量，在北京市是位列前几位的，而且其中大多是颅内肿瘤、癫痫、脑血管病等技术含量高、难度大的手术，其手术成功率为 98%，围手术期死亡率为1.1%，比世界先进水平还要低0.4%。这说明‘三博理念’的‘博医’，已经得到了最好的实践。”

2005年，三博脑科成为首都医科大学博士点、硕士点；2006年，“三博”成为首批卫生部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2007年，“三博”与天坛医院、宣武医院联手组建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院，并成为学院三系……

到了2008年，三博脑科成功进行了第二次融资，并迁址北京香山一棵松，其规模和医疗环境得到进一步提升，自此向“博医、博教、博研”的学院型医院迈出了又一个坚实的步伐；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份，在天坛医院工作了22年的麻醉学专家王保国加盟三博团队，并出任医院的医疗院长。在此之前的1997年6月，王保国教授即开始担任天坛医院麻醉科主任；自2003年4月开始，他又兼任了天坛医院医务处长和院长助理。深厚的医学临床、教学、科研成就和经验，以及曾经的医院临床行政管理阅历，为他接手三博医院的医疗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保国院长对此总结说：“迁至香山，标志着‘三博’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在此之后，三博医院逐步获得了众多民营医院鲜有企及的资质，其中包括医保和新农合定点资格、国家神经外科重点专科、临床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等。这说明在社会资本办医领域，三博医院已经成为在神经专科领域取得成功的罕见案例，并为后来的扩张发展奠定了基础。”

发展：以术循道谋求规模扩张

在三博医院的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2010年6月，三博医院成为全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中国抗癫痫协会临床实践与培训基地；10月，成为中国医师协会神经调控专业委员会会长单位；12月，三博医院荣获“成长中国百强”第20名，并且是全国首家获此殊荣的医疗机构；12月20日，三博医院挂牌成为首都医科大学第十一临床医学院，成为新医改背景下“学院型医院”发展模式的典范，并获原卫生部颁发的“医院改革创新奖”。

2011年，三博医院的神经外科通过审核，成为原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再次验证了其学科实力跨入了国家一流水平。

2012年3月，时任原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等领导莅临三博医院考察、调研，充分肯定了三博所取得的成绩，同年，三博医院的发展经验在北京市关于社会资本办医的大会上作为示范推广……

记者注意到，在2010年的大事记中，首次出现了“学院型医院”的提法。“其实，建设‘学院型民营医院’，是首都医科大学吕兆丰校长为我们提出的目标。”王保国对此解释说，“在三博，每一个知名专家都带领着一个团队，而每个团队也都有自己的学科特色。例如，栾国明教授的学科特色是癫痫和功能神经外科，我国的癫痫外科治疗几乎是由他从零做起来的；于春江教授擅长颅内肿瘤，尤其是垂体瘤和听神经瘤，被誉为当前‘垂体瘤第一刀’；石祥恩教授的特色是血管搭桥手术和颅咽管瘤切除术；阎长祥教授的特长是幕上肿瘤；范涛教授擅长脊髓脊柱手术；吴斌副院长领衔小儿神经外科；林志雄教授主攻胶质瘤；陈述花教授的特色是神经电生理技术和癫痫内科治疗，尤其是癫痫的病灶定位；朱明旺是神经影像专家；张俊平是留美肿瘤化疗博士等等；而我的团队是神经外科麻醉、疼痛治疗和ICU，是神经外科手术的坚强后盾。并且，在三博医院，一个团队就是一个整体，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相互协作，以至于在这种团队协作制度中培养出来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在他所处的领域独当一面。应该说，三博的第二代专家如张宏伟、张永力、周健、宋明、周忠清等已经成熟，第三代专家如李守巍、关宇光、张明山、钱海等也正在茁壮成长。不仅如此，三博医院中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协作也非常顺畅，因为这是一种自三博创立初就具有的团队文化；更重要的是三博拥有一个以张阳董事长为核心的、锐意进取的、团结合作的、目标一致的管理团队。”

然而，《衣贯》有云：“夫有医术，有医道；术可暂行一世，道则流芳千古！”对此王保国院长认为，一流的“医术”是三博发展的基础，但能够更大化地普世的“医道”才是三博快速发展的根本因素。事实上，所有熟悉三博医院的人都有一个共识：“三博模式”之所以在我国民营医院行列独树一帜，其发展的根本，就在于他们始终以先进的医疗技术作为立院之本。在此基础上，三博医院在完成前期品牌建设后，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并开始布局全国。目前，他们已经迈出了“连锁扩张”的大步伐――

2014年1月6日，昆明三博正式开业。三博医院由此开始在全国进行集团化连锁扩张。在当时，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文件刚刚出台不久，国内医疗市场正值医疗投资风生水起之时，三博医院迈出的这一步，刚好踏在了风口上。王保国说，“2013年6月9日，昆明三博正式通过昆明市卫生局及相关单位组织的三级专科医院等级评审。该医院也延续了三博医院所实行的董事会领导下院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以北京三博医院专家、教授组成医院的核心技术团队，同时实行医疗人才外聘制。”而昆明三博医院的首任院长，便是王保国教授。

2014年12月30日，重庆三博长安医院、重庆三博江陵医院正式挂牌成立。这两家医院的前身，是均有70余年建院历史的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工医院，这标志着三博医院首次参与国有企业医院改制。对此王保国院长介绍说：“我们投入资金、投入技术，采取三博医院绝对控股、医院绝大多数职工参股的形式，分别对这两家医院进行了彻底的股份制改造。”王保国认为，“现在回过头去看，2014年无疑是我们以技术为后盾，正式谋求向外扩张走集团化连锁道路的第一年。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三家新的连锁机构成立之后，三博医院旗下的总床位数已经达到近1200张。”

发聩：三博模式成为国家样板

三博医院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在我国民营医院领域创出了一个个“首家”和“唯一”，很多业界人士认为，三博医院开拓了社会资本办医的新思路，跨越了公立与民营医院的界线，打破了公立医院对学院型医院的“一统局面”。

如今的三博医院，已完成2万多台神经外科手术，围手术期死亡率低于0.5%，跻身世界先进行列。2011年，三博医院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了神经内科、麻醉学科两个硕士培养点；目前已先后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国家“863”“973”专项课题及北京市等各类科研项目30余项；成功申请到北京市癫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重点实验室；在北京市成立的脑重大疾病研究院依托的5家医院中，三博医院是唯一的民营医院。与此同时，三博医院在学科建设得到夯实的基础上，率先在国内神经类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领域开展多学科合作，成立“癫痫中心”“胶质瘤诊疗中心”“疑难疼痛会诊中心”等，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治疗。

更为重要的是，2014年三博参与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的公立医院改制合作的举措，不但在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有着振聋发聩的效应，同时还被列为国家央企医院改革试点项目。这意味着三博医院探索的办院模式，在社会资本参与国企医院改制领域，已经成为“国家样板”；而在采访中，王保国则对三博医院的发展之路定位于：该院探索了一条专家和投资人联合办高端医疗的路子，为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做了身先士卒的尝试。

然而，如此快速的扩张，医疗人才的继补无疑是三博医院面临的现实问题，何况神经外科又是“高难度”的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对医疗人才的要求更为苛刻。对此问题，王保国院长认为：“我国民营医院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无法吸引、也无法培养一个专科领域的顶尖人才，这就是为什么在神经、器官移植、心脏等对技术要求较高的专科领域，很少有优秀的民营医院的根本原因。我们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肩负着原卫生部确定的首批全国神经外科医师培训基地之重担，还是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博士、硕士点和博士后工作站，已经培养了169名研究生，其在编临床医师88人，在研的国家级、省部、市级科研项目35项。由于我们对人才梯队建设的重视，老中青三代的梯队已经形成，并逐渐建立了可持续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医院主体神经外科的亚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均分别由知名专家领衔，中间层面由学有所长的中青年技术骨干作为中流砥柱，一线由以博士学历、硕士学历为主的临床医技人员构成，基本形成了布局合理、后备充足的金字塔人才结构，建设了一个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人才梯队。这为三博医院规模的扩张和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人才保障……”

谈及2015年5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北京医师协会疼痛专科医师分会成立大会，王保国教授感慨地说：“疼痛专科医师分会的成立，旨在促进北京市各医院疼痛专科医师队伍的发展，充分发挥专家的学术和技术指导作用，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我很荣幸，以一名民营医院管理者的身份，成为这个学会的首任会长。这在全国医疗行业协会、学会中，的确是不多见的；这对我们三博而言，是激励更是鞭策。我们将在北京医师协会的领导下，严格执行疼痛学科管理工作的相关规定，规范专科医师的管理，依法维护医师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疼痛学科的诊疗水平，使北京市的疼痛学科科学、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而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同意北京三博脑科医院更名为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既是我国民营医院首次与公立医院站在同一个医学院校“直属方阵”的成功范例，更是三博医院建设学院型医院之路上的里程碑。面对这些，王保国院长谈及三博医院未来的发展规划时说：“当前全世界的医院功能大致可分为诊疗型、学院型和研究型三类。国内目前大部分医院是诊疗型，少部分是学院型，而带有创新性的研究型医院则更少，国外其实也不多。三博的发展目标虽然是学院型医院，但在以后，我们还会向研究型医院的发展方向努力。未来，我们计划在北京扩建一个国家级的高水平神经医学中心，并以北京为中心、全国连锁经营的发展模式，建设一流的神经医学连锁医疗机构，扩大医疗服务半径，逐步实现三博的服务宗旨――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更好的服务！”

医学神经科学专业范文第5篇

【摘要】疼痛科作为一个新兴的临床科室，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医院陆续开展起来，但各地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和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是摆在该学科前进道路上必须解决的难题。因此我们要加强疼痛科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使其早日达到甚至超过现有成熟科室的影响和水平。

【关键词】疼痛科 建设 发展 方法

doi：10.3969/j.issn.1671-332X.2014.12.001

1994年国际疼痛研究学会将疼痛定义为［1］：“疼痛是一种与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的主观感觉和情感体验”。但人们对疼痛的探索和研究在这之前几十年就已开始，美国和日本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建立疼痛门诊、疼痛病房及疼痛临床研究中心，而且1973年建立国际疼痛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 IASP）。1999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九届国际疼痛大会正式提出，疼痛不仅仅是一个症状，也是一种疾病［2］。我国疼痛治疗临床工作起步较晚，上世纪七十年代少数学者开始研究探索，八十年代末建立国内相关学术机构并开始国际交流，直到九十年代才陆续在中层医院出现挂牌的疼痛诊疗单位。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疼痛学临床技术已经形成，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专业［3］。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定为“脑的十年”，神经科学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的话，那么新世纪初美国第106次国会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定为“疼痛研究的十年”［4］，这必将促进疼痛医学在世界范围内更加迅速地发展。虽然我国卫生部【2007】227号文件决定在各医疗机构增加一级诊疗科目“疼痛科”，使从事疼痛诊疗工作的专业人员和单位走出尴尬的境地，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疼痛医学的发展。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各地医院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疼痛科想要早日达到甚至超过现有成熟科室的影响和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各类疼痛病人，必须加强疼痛科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我科于2013年底被评为“国家重点临床专科”，结合我科的实际情况，笔者就此提出以下几种途径与方法。

1人才梯队的培养和形成

一个学科体系的建设包括形成合理高效的人才梯队，制定和形成规范合理的诊疗方案，配置先进有效的仪器设备等。但人才培养是第一位的，因为后两者都需要高水平的人才去实施和完成。一支高水平的医、教、研学科团队是科室兴旺和学科发达的基础和源泉。人才的培养要分级并全覆盖，首先是高年资人才的培养，高年资人才是科室的核心，决定着科室的发展方向和长远发展，高年资人才除了向代表国内最先进水平的同行学习外，还应不惜资金和时间远赴海外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其次是各级医师的锻炼和培养，我们可以根据高年资主治医师各自的特长和科室发展情况，为高年资主治医师有计划地确定研究方向，副主任医师确定亚专科方向和科研方面进行技术攻关，并把疼痛科分为神经痛组、脊柱与关节病组、癌痛组等亚专科组，每组均配备正副高职称医师以及相应数量的主治和住院医师，其中主治和住院医师在科内几个亚专科组进行轮组，这样科内的各级医师都得到了培养和锻炼的机会。还有进修医师的培养［ 5］，鉴于进修的医师大多是从事临床麻醉的专科医生，他们对临床神经阻滞技术比较熟练，而对疼痛诊断与鉴别诊断，特别对相关的影像学、骨科和神经科的体格检查以及实验室检查知识相对薄弱。为此，我们定期安排相关专业教师上课和组织病例分析讨论。对于进修半年以上的，安排到影像学科轮转两周；一年以上的，到神经内科和放射科轮转各一个月，以加强对相关知识的培训。此外，由疼痛科高年资医师负责进修医师的“三基培训”，包括疼痛临床药理学、常见疼痛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神经阻滞和射频操作技术及其适应症和禁忌症、疼痛治疗并发症的防治等。每周组织疼痛医学外文文献学习，以了解国内外疼痛医学进展动态。再次是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培养，疼痛科需要培养疼痛专业的研究生，而且最好在本科阶段的教学中就开始有意地渗透疼痛科的知识。研究生部分时间从事疼痛的基础研究如神经病理性疼痛病理生理机制的研究，从源头上探求治疗疼痛的方法，也可以从事疼痛治疗新技术领域的对照性观察研究。在本科生的教学阶段，麻醉学专业的本科生就已增设一门《疼痛诊疗学》，并且要到疼痛科病房见习至少2月、实习至少2周，从而培养疼痛科潜在的人才。最后就是疼痛专业医师的培训，中华疼痛学会在全国建立多所疼痛临床中心，每年都举办全国性学习研讨班，加上一些全国和省市地区的疼痛学术会议，每年也短期培训了不少疼痛专业医师，为学科建设提供专业性和权威性的平台。

2制定和形成规范合理的诊疗方案

1992年，在时任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的陈敏章先生的关怀下，以CASP成员为基础，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疼痛学分会成立后，编写出版了《临床疼痛技术操作规范》和《临床疼痛诊疗指南》两部具有法规性质的专业著作，为疼痛学科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疼痛科作为一级诊疗科目，规范化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在学科构建及发展方面，如同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麻醉科等，一级诊疗科目应该具备的内容，疼痛科一样都不能少［7］。卫生部关于设立疼痛科的通知明确规定：开展“疼痛科”诊疗科目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应有具备麻醉科、骨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风湿免疫科、肿瘤科或康复医学科等专业知识之一和临床疼痛诊疗工作经历及技能的执业医师。对于疼痛科诊治的疾病也有明确的范围，即常见的慢性疼痛性疾病，包括各型慢性头痛，慢性颈、肩、腰、腿痛如颈椎病、肩周炎、肌筋膜炎、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癌痛，神经病理性疼痛等［7］。疼痛科的诊疗方案应当遵循“明确诊断、综合治疗、安全有效”的原则，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选择1~2种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并辅以其他方法［2］。如颈型颈椎病，神经阻滞和针刀松解为主要治疗方法，辅以手法矫正、器具固定和牵引、中西医药物，形成颈椎病的序贯五法治疗。再如腰椎间盘突出症，可以以侧隐窝注射胶原酶溶盘术为主要治疗方法，对溶盘后的残余症状采用消炎镇痛液注射、针刀椎间孔内口松解、中药薰蒸、激光照射等作为辅助治疗。当然，我们要在确保病人安全的前提下争取达到最佳的疗效，这就要求我们除了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外，还需要熟悉病人的病情，术前充分准备，及时处理糖尿病、高血压等合并症，对可能发生的意外做好预防措施。只要我们按照以上原则开展疼痛业务，很多疼痛都能在疼痛科规范合理的诊疗后获得很好的临床效果和社会满意度，如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和无开放手术指征的慢性腰腿痛的患者，可以在疼痛科进行微创或综合治疗；又如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一般可以在疼痛科进行神经阻滞疗法和微创治疗。

3配置先进有效的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从侧面代表科室具备哪些现有的先进技术，同时由仪器设备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又反哺科室，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仪器设备尤其是紧跟国际潮流新技术的设备，是一个科室发展壮大所必须的，以我科的三叉神经半月节无痛射频治疗技术来说，2000年我科引进了全国第一台美国Radionic脉冲射频镇痛仪，使疼痛科的业务如虎添翼。首先，我们将射频技术应用于神经毁损镇痛，在传统的三叉神经痛治疗方面由于射频技术具有电刺激寻找神经和鉴别神经的功能，射频消融代替了酒精破坏性阻滞，成功率达98%以上，并发症显著减少［8］。该技术自2002年开展以来，已治疗近2 000人次，疗效可靠，费用相对低廉，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目前我科的病人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甚至一些外国病友也慕名前来求治，可以说这台美国Radionic脉冲射频镇痛仪为科室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

4增进各科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疼痛科具有明显的多学科性特点［7］，所涉及的学科包括麻醉科、骨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放射介入科、肿瘤科、康复医学科、心理科、运动医学科、老年病科等。疼痛科医生可来自以上科室，但一般可先由麻醉科或康复医学科为牵头先组建疼痛诊疗科。无论来自哪个科室在临床工作中都必须与以上学科保持密切的合作。疼痛科归根结底是解决病人的疼痛问题，事实上很多疼痛病人还伴随有其它疾病，比如长期疼痛的患者加上睡眠不足可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疼痛科医师不仅需要有一定的全科医学知识，还需要注重不同科室之间的协作问题，又比如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为了使病人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可能会请骨科会诊共同制定最佳治疗方案，术后患者可以去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正因为疼痛科是综合的医学专科，它具有高度的跨专业性，医疗范围广泛，覆盖人群庞大，患者病情复杂，临床前景广阔，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只有多学科深入协作， 才能够更好地推进疼痛医学的学科发展［6］。所以疼痛医师一定要有不同科室间的协作意识，这种意识甚至比其他科室还要强一些。

5重视国际的交流与合作

70年代疼痛医学的发展催生了1975年IASP的成立；我国60年代针刺麻醉的兴起，促进了疼痛医学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接触到疼痛医学的最新国际潮流，我国疼痛医生萌发了组织疼痛学会的意向，并于1989年成立中华疼痛学会［9］。国外设立疼痛学专业和成立疼痛科比我们早，自然走在了前列，相比其他成熟的科室，疼痛科更需要借鉴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甚至包括科室管理技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首先是邀请国际疼痛研究协会的专家经常来讲学、参加年会等，以交流新思想新技术，甚至直接聘为客座教授进行教学和临床的指导，或者和国外合作办学，采取3+2的学习模式，即国内3年，国外2年的学习模式。其次派科室人员去国外参加学术活动或出国进修深造，这也是国内比较普遍的做法。再次，有条件和实力的科室可以考虑招收国际留学生将疼痛科远播海外，这也是各学科发展的一个国际趋势。

总之，疼痛科已经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我们应抓住这难得的机遇，继续保持与相关科室的协作关系，努力提高自身业务素质，一起建设疼痛科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赵志奇. 疼痛及其脊髓机理 ［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1-2.

［2］宋文阁. 临床疼痛学总论 ［J］. 中国临床医生， 2000， 28 （11）： 9-10.

［3］聂发传， 苏东， 陈金梅. 疼痛学教学的体会 ［J］. 局解手术学杂志， 2005， 14 （4）： 258.

［4］韩济生. 神经科学与疼痛医学 ［J］. 中国疼痛医学， 2004， 10 （1）： 1-2.

［5］陈金生， 高崇荣， 卢振和， 等. 浅谈疼痛医学教育管理 ［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07 （3）： 62-64.

［6］刘志学. 让疼痛医学不在“雾里看花”——访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疼痛科主任耿葆梁教授 ［J］. 中国医药导报， 2012， 9 （16）： 1-3.

［7］高崇荣， 陈金生. 谈疼痛科的建设与发展 ［J］. 现代医院， 2009， 9 （1）： 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