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按父亲血统下传的继承制
谢韬先生的大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1)发表以后，在理论界引起大讨论。笔者也谈点自己的看法：对于谢韬先生的一些观点，——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否定武装夺取政权等，表示坚决反对；而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却是举双手赞成。
一、关于社会主义概念
在很多批驳谢韬先生的文章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称谓的社会主义不加以区分，以为它们是一回事。其实在马恩著作中如果社会主义前面不加定语（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用的。而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是和共产主义相区别的概念。被认为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2)，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1908年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一用法）。而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别称（本文凡是没有定语的社会主义指称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二、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本意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被原苏联理论界搞得混乱不堪,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严重的误读，离马克思的本意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本意。我在《关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谜》（3）一文中，专题批判了将社会主义看作公有制初级形态的误读（以下简称“误读”），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当时的文化背景看，实际上表达的是人类社会第二次转化。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马克思主义者均不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看作覆盖全社会的纯粹的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巴黎公社经验的互补，是公有制生长的起点和过程。过渡时期包含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即最后阶段)和共产主义的生长(即第一阶段)以及二者的此消彼长(3)。我已在上述拙文中探讨了他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布雷那里借来了按劳分配；这里则重点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来窥探他的蓝图。并且以此为标准，衡量传统社会主义（以原苏联、中国为代表）和民主社会主义（以瑞典为代表），哪一个更接近他的本意。
1、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看。马克思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4)p55―56“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4)p58“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4）p57“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4）p121
无须赘言，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明显比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2、从社会主义的原则看。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任务本身存在的问题下文再讨论）。而要完成这一任务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先看马克思是怎样讲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p60“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联合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奴隶制经济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4）p99“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4）p98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强制性干预的10条措施（以下简称10条措施），其实也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不过针对的是“最先进的国家”以及“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难能可贵的是10条措施里有具体的时间概念，就是第三条，“废除继承权”。当时有财产权的资本家当然有老中青三种人，而要废除青年资本家后人的继承权，需要几十年。实际上马克思是将最后一代资本家的自然消亡作为夺取资产阶级的最后时间（实际上也有问题，后面还要研究）。而巴黎公社不属于最先进的国家，而且没有“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的国际环境，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要长得多。
对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恩格斯讲得更具体：“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5）p273他在1853年4月12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6）p587-588（据说列宁就是看到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才提出新经济政策的）。
将上述马恩的观点加以总结，联系他们的一贯主张，就可以概括出关于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A、要成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比如马恩讲的，私有制自行消亡、国家自行消亡）；B、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C、要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D、要有超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F、要使社会日趋公平公正。
现在以以上五项原则来衡量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瑞典社民党一开始也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那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此路不通另僻蹊径，才选择了限制和改造资产阶级的路径。这一路径的实质就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这当然是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路径。具体的做法是A、将10条措施中的第二条征收高额累进税作为主要措施，长期坚持；B、国家干预经济（早于凯恩斯提出，是他们的独创）。“私人企业只要能够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情况下，给广大群众以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好处，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存在下去”。否则，政府将采取必要的“计划性措施对其进行干预”。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贫穷国家的主要权力主体甘心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并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给小孩的补贴也一样，每个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头发给；医疗保险也是全民享有，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代开始提出并逐渐完善的一整套理论，以及依据这些理论制订的政策方针，无不是在重新分配上做文章。实际上，瑞典社民党一直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所有权职能中的若干职能。而这些职能早先是由资本家自己控制的，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这一模式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的（基本）私有化+生活资料的（日趋）公有化。它既避免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速度过快造成的低效率，又使社会保持最大限度的公平。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其实就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定义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成败正是在这一平衡上，——只要公平不要效率是乌托邦，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是资本主义。效率和公平平衡的长期坚持，（用我们的术语来表达）就符合“三个有利于”、符合“三个代表”，就形成了和谐社会。当然就是自然历史过程，就符合历史规律，就符合本国国情……就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瑞典社民党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平衡达70余年，使瑞典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变为最先进的国家。人民享受着高度民主的政治生活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一花独秀！
再看看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原苏联还是中国，无不是“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原苏联，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只用了三个月。比原苏联还要落后的中国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虽然用了六年，但实际上却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大规模夺取资产阶级的时间仅仅是几天，即公私合营的时间。由于严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使生产力遭到严重损害，原苏联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国公私合营后也出现了“地下工厂”。
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效率和公平长期不平衡。例如中国，改革以前是向公平严重倾斜，改革以后是向效率严重倾斜，至今不能平衡。前面说过瑞典的成功就在于效率和公平的长期平衡，因而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而传统社会主义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如果给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作一幅人格化的漫画，那么，恩格斯讲的“怪物”、“笨蛋”的形象是最合适不过了。
从这个方面来比较，民主社会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明显的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三、修正和“延长”“马克思”重新界定科学社会主义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前面说过，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宗旨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多么糟糕毕竟没有脱离这一宗旨。而民主社会主义则脱离了这一宗旨。最有代表性的瑞典至今仍然基本上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怎么能说它更正宗呢？那么岂不就否定了马恩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宗旨乃至以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为社会主义的标准吗？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事实：
瑞典为什么被看作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其实是乌托邦的代称）？它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程度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生活资料的公有化程度高。它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正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原苏联是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却存在着特权阶层。实际上是生活资料的等级所有制，从而具有了封建主义的性质。它的封建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在原始公有制社会，简单的生产工具一般归个人终生使用，死后随葬，公有私有很难确定；其劳动对象——森林、牧场等进入私有制社会仍然没有改变公共所有的属性。可见这时的生产资料的归属对于社会属性并无决定意义，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属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公共所有决定的。
以上事实足可以说明，不但生产资料的归属决定社会属性，而且生活资料的归属同样决定社会属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社会财富的两种形态，它们的区别本来就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将它们的区分绝对化不合辩证法。
我们进一步追溯社会主义标准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定义：私有制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看作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有人觉得奇怪，难道这还有什么错误吗？我们还是用事实来回答：如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的话，那么，私有制社会固有的丑恶现象——自私、贪婪、尔虞我诈等等，一定会随着私有制本质的消失而消灭。然而铁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每一个思维正常的成年人都很清楚，无须我多讲。可见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以及它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本质定义不符合实际。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据此完全就可以作出否定的结论。但由于传统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为了做到以理服人还要作逻辑的论证。
我们再来看看它是否符合逻辑？私有制的定义是和私有制的起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怎样起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是这样解释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从而产生了私有制。具体地讲是通过三次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出现了剩余产品和交换，社会开始分化；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产生了贫富分化；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原始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形成。这里提一个问题，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均是物质条件,只是私有制产生的外因，怎么没有提到内因呢？据笔者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任何客观事物作为结果均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总和，只重视条件是外因论，只重视内因是“内因逻辑”（7）。号称逻辑严密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存在着如此明显的“硬伤”呢？以至于在这篇研究私有制起源的文章里并没有真正解决私有制起源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春城先生的大作《应重新认识父系的起源与私有制的关系》（8）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引起了部落间的掠夺战争，战争中出现的掳掠婚，产生了能确定父亲身份的婚配关系——父权制家庭，产生了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从此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而摩尔根却认为从夫居是由对偶婚从妻居发展而来的，由此推断是个人占有财富产生了由子女继承的私有观念，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这样就颠倒了人自身生产和所有制的关系。受摩尔根这一错误观点的影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表述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制约时前后不一致，以为人自身生产只在原始社会起作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反而受制于私有制关系。这样就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缺陷，——本来由两种生产支持的体系，现在却只有一种生产（另文讨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不能幸免，在它的科学体系中掺杂了非科学的东西——乌托邦。虽然理论界早就知道有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找到理论根源：私有制的本质定义，——它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又是现实乌托邦的根源！
我在拙文《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两种生产“有计划”的基础上》（9）对春城先生的观点作了补充，现摘录如下：“私有和私有观念先于私有制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产生。当时的道德规范所能允许的私人占有，只能是奖励给勇士的战利品，除满足个人需要外他人亦可占用，死后即被他的血缘氏族充公了。这时的私有具有数量少、不积累、亦公亦私等特性，私有观念也尚朦胧。如果只有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人自身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私有制难以形成。而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一旦产生，私人占有不但要满足个人需要还要下传给子女，于是就有了对财富的积累和贪婪。私有和私有观念虽然早就产生了，但私有制作为一种社会所有的制度却是由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直接产生的，并且作为私有制的细胞——家庭的本质决定着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却保留私有制的细胞——家庭，就象消灭癌瘤却保留癌细胞一样荒唐可笑）。母系制家庭和父系制家庭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私有制是在两种生产共同起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但物质生产只能产生私有制的条件（外因），不能产生私有制本身。从夫居婚配关系才是私有制的最终原因（内因）。笔者完全同意春城先生的观点：‘私有制便是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就是说，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而只是私有制社会的现象。
尽管如此，马恩还是认识到了继承制对于私有制的重要意义。他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中，就把废除继承制当作消灭私有制的主要措施。然而，废除继承制就能消灭私有制吗？继承制能够人为地废除吗？我在上述拙文中作了探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各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即劳动卷）,‘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即我们称之为的按劳分配）。文中提到，因此就会导致‘某一个人事实上……就比另一个人富些’。（10）p304—305但是没有涉及到财富会不会在个人手中积累的问题。实际上是以财富不积累为前提的(劳动卷既不能流通也不能储存)，是根据欧文的劳动卷作为‘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在财富出现积累以前及时转为第二步的设想设计的。就是说，使用劳动卷的时间是很短的（最先进的国家只须一代人）。马克思逝世100多年后的今天,铁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如果只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按劳分配，经过长时期（十几代人，或更长？）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财富的积累和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干净’的劳动所得就会变成‘肮脏’的资本。马克思担心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便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企图通过废除继承制消灭私有制的设想不过是空想而已……继承制不能人为的废除，只能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以后自行消亡。”
由于马恩误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成了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致使他们犯了两个错误（以下简称“错误”），A、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之前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任务。B、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当成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唯一途径。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固然是“误读”造成的，但就是没有“误读”，“错误”也必然导致乌托邦（当然性质要轻得多）。虽然“错误”并不必然导致“误读”（不是充分条件），但没有“错误”就不会产生“误读”（而是必要条件），“错误”间接引发了“误读”，“误读”加倍地放大了“错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功？就是因为它走了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道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所以，既不会发生“误读”，也不会犯马恩的“错误”。然而，人们却把“错误”当“正统”，才把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程度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准。传统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高，被看作是正宗的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低，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主义。黑白颠倒！
这里还要讲一讲什么是正统的问题。是不是只要是经典作家的观点不论对错都是正统？！任何学说都是包含着真理颗粒的假说，正统只指学说中包含着的真理颗粒。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有过一段深刻地表述：“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自己的原理的意义。”(11)p416他还说：我们要把批判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就在这里，向它跪拜吧”！(11)p418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预见并不准确，而且他原本就对预见持否定态度，但对教条主义的预见却是相当的准确。这才是马克思的真精神！任何学说只有敢于否定前人的错误创造性地发展，才有生命力，没有修正主义就只能停留在初创状态。当然修正主义也有两种，错的、对的，被实践证实了的修正主义就是正统。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不再吃马克思、列宁的“烤松鸡”，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误读”和“错误”。当然还远远不够，特别是至今仍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而且还把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得来的宝贵经验硬塞进这个框架里。瑞典社民党当初也想吃“烤松鸡”，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这恰恰是机遇。否则地球上就没有如此经典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传统的正统观念，以真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标准，端正改革方向！
2、关于议会道路问题。我以为与其计较恩格斯在世时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不如设想一下如果恩格斯生活在今天会说什么。我们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加以概括，上升到理论（延长“马克思”），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或具备相应条件的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开通了恩格斯开辟的议会道路。
最后还要指出：西欧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多数国家并不具备瑞典工人阶级特别强大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的国家的社民党为了选票迎合非无产阶级选民，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党的性质；有的则经常在野或经常被赶下台无法长期贯彻既定方针。所以，虽然都称民主社会主义，但有自觉的发展和自发的进化之区别（12）。
现在以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来结束本文：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或议会斗争，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财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兼顾效率和公平，向公有制社会——共产主义过渡。
注释：
（1）、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
（2）、但在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文章——《论合作制》中列宁否定了自己在《国家与革命》中表达的社会主义观。详见《中俄无产阶级革命家探索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和教训》[东岳论丛]，1999，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二，凯迪网
（3）、[东岳论丛]，2000，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三凯迪网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详见拙文《一切事物和现象依赖于条件而存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该文以未经编辑修改的原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天字第一号大冤案（之一）》为题在互联网几个论坛上发表，短期内就有10万点击。已收入博客。
（8）、马克思主义研究[J].北京，2003.4
（9）、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凯迪网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社会主义范文第2篇
集体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虽然人是以个体存在和发展为价值取向，但个体人必需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必需把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共同存在和发展就成为集体主义思想的核心。共同存在是类存在的先决条件。原始社会是一种形式上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因为自然环境的险恶，生产能力低下，生活资料的短缺，迫使他们要过集体生活，否则就会葬送自己，葬送群体。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思想蒙昧时期，其集体主义思想都是相当浓烈的。
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思想只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我们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否认集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属性。与集体主义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对立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属于个人主义思想，但是资本主义思想是近代才产生的一种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是十五、十六世纪西欧社会的产物。十五、十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这一时期是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是农奴解放、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取代封建行会制度、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逐渐取代中世纪封建割据局面的时期。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西欧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日益重要地位的时期。资本主义作为思想与中世纪相对立，它要求自由，反对控制，推祟理性，反对盲从。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转到研究自然事物，从天上转到人间，从神祗转向人。它使真理不再与权威结缘，而成为个人理性和独立探索的结果。人们用自然原因来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解释社会、人类和宗教本身。历史不再是上帝救人的历史，而成为人们自身的历史。人成为一切思考的中心。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主张个人主义原则，生产资料私有制，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作为政治制度主张民主制度。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工业革命开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与资本主义思想相对立的一种政治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是农业社会瓦解时期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资本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
社会主义范文第3篇
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算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走过了近60年的历程。它包括由毛泽东领导的传统社会主义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两个阶段前后相继，通过继承、改革、发展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当前的新阶段。本文主要分四个问题来研究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一是关于“马恩设想”的理论思考;二是毛泽东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三是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连结。
一、关于“马恩设想”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总体而言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以《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为代表，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1]263这是最基本的、最原初的理论，它是由马克思创立并提出的。《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合法性，最后得出“两个必然”的结论。上述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逻辑结论。实践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是科学的。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分析，关于在先进理论指导下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无产阶级队伍、暴力夺取政权的论断，已经被实践证明具有内在的科学性。俄国、中国和东欧一些国家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取得革命成功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上述结论的真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二个层次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国内理论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包含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也包含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二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有很多人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直接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此，笔者持存疑态度。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但他们关于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其真理性还未被已有的实践所证明。因此，我们倾向于将其称为“设想”，而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马恩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并未被实践所证明，因而将它称之为“设想”恐怕更为恰当。“马恩设想”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在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阶级斗争，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践得比较成功。但在经济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或者说设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三原则”：第一是坚持公有制，这里所说的公有制并非是我国当前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社会的公有制，即纯之又纯的公有制经济。第二是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是造成经济混乱、经济危机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在马克思那里市场经济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而被批判和摒弃的，因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展开，即必须按照计划来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第三是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而在共产主义阶段则实行按需分配。[2]304这三个原则一直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我们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称为“马恩设想”，主要是因为：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规定只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但迄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因而谈不上在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也就是说，“马恩设想”的前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后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在现存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并不存在。第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国家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不发达国家，诸如苏联、中国、东欧各国等，它们运用马克思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规定所进行的实践并不全是成功的。比如上述国家都没有实行市场经济，虽然这些国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曾经实现了高速发展，但到后来，计划经济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完全的公有制、完全的计划经济、完全的按劳分配，经过实践证明也并非都是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没有市场、没有货币、没有商品的状态。至少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状态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将来历史发展推进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情况会出现变化，但任何美好的设想在尚未被实践证实之前，都只能被称为设想而非真理，也不能被当作科学理论体系直接指导实践。第三，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不可能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会怎样，他只是对我们进行了非常含糊的暗示”[3]316-317。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先进思想的指导，这些内容都是科学的。但诸如社会主义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继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等问题，“马恩设想”并未涉及到。尤其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并存共处，如何在批判、斗争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学习它的长处，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马恩设想”对此鲜有涉及。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存在合理成分，如尽管我们当前并不实行完全的公有制，但仍然以公有制为主体;尽管我们不实行计划经济，但仍然坚持计划调节（即宏观调控、政府干预）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当前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设想都是科学的从而可以全部照搬，这些具有合理性的内容也必须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特点结合起来，而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当作公式套用。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们并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因此对未来社会提出一些设想，这是与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相符合的。如果说在未经实践检验之前他们就已经确立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真理体系，这是违背认识规律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邓小平曾说过：“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4]137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将“马恩设想”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教训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懂得了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结论，尊重“马恩设想”但不照搬照抄，从而走上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马恩设想”的“三原则”既未否定、也未照搬，而是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改革与发展。
二、毛泽东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
尽管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于“三大改造”完成后，但从广义上讲，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其实从1949年就开始了。最初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明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原计划在1949年以后要持续15年左右的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标志、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应该存在多种形式，即由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等共同组成，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允许、甚至鼓励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5]678-679但后来随着形势变化，我们转而反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提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6]116社会主义的“一化三改造”成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以暴力斗争而是以比较和平稳健的方式进行的，即在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在城市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被消灭，因此剥削阶级就只剩下民族资产阶级）。因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是于1952年底提出并于1953年正式实行的，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严格来说是从1953年开始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以前，这个历史阶段都可以被称为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它大致经历了30年时间。
（一）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与“马恩设想”
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以“马恩设想”为指导、以“苏联模式”为样板进行实践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践的就是传统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社会主义总体上与苏联是一致的，都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原则。后来毛泽东在实践中又增加了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后来逐步强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如果不搞阶级斗争，就不叫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自然而然地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则。二是在道德方面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加以坚持。因此，可以将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主义概括为“3+2模式”。他在实践中比较认真地贯彻了上述五大原则。比如坚持公有制，毛泽东时代公有制发展得比较迅速，先是推行农业合作化，又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的过程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转变。初级社得到了农民支持，并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高级社则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而人民公社就完全变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性组织。当时在毫不动摇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毛泽东曾经考虑过发挥价值规律、市场经济作用，但他最终没有跨出这一步。其实，毛泽东并不是不懂得市场经济能够提高效率。关键是市场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竞争，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必然提高劳动积极性;二是价值规律，推行市场经济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这是他最担心和忧虑的问题。所以，他同意搞竞赛但反对搞竞争，提倡尊重价值规律，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但反对市场机制，认为它具有资本主义的属性;毛泽东晚年虽然认为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但他并没有取消按劳分配的制度，当然，他所理解的按劳分配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脱离了客观实际，过分追求纯粹公有制、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和指令性计划。并且把上述内容都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视之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但在实践中，上述脱离现实的理想化标准必然会不断遭到阻力而行不通。在这些问题上，由于毛泽东对传统社会主义原则要素的片面理解和贯彻，又对社会主义建设操之过急，急于实现“马恩设想”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他晚年的失误与此关系密切，因急于实现上述“设想”，而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直接视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并用阶级斗争方式加以解决。把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直接造成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我们应该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我们实现了国家民族独立和人民翻身做主，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剥削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开始融入世界民族之林，与世界一切友好民族平等相处，为维护世界和平、主持国际正义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国内政治方面，我们建立了稳固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树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的社会主义目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广大人民坚决拥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在国内经济建设方面，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但社会主义凝聚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我们迅速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在国防科技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取得了空前巨大成就。上述成就不仅仅是旧中国难以企及的，也是其他与中国国情相差无几的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这无疑是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不仅是由于把“马恩设想”当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加以教条实践造成的，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又将其引向极端，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在经济建设中，我们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缺乏灵活性，始终排斥市场经济机制，影响了经济发展效率。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对内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就急于消灭一切私有经济，要在短时间内造成使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的条件;对外坚持与资本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认识到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总结起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存在三个问题，一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二是过于僵化的经济发展手段，三是对实现“马恩设想”急于求成，其结果只能是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毛泽东晚年错误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
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时代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谈到毛泽东的晚年错误，首先要对其“晚年”做一个时间界定。在这个问题上学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就已经进入晚年，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进入晚年。笔者认为，毛泽东进入晚年是在1957年，以反右运动为标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著作，不应把它划入晚年毛泽东实践的范畴之中。但是自从反右运动发动后，他所犯的错误开始多了起来，这使他步入到晚年阶段。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后来严重扩大化，由党外扩大到党内（庐山会议以后扩大到党内），由国内扩大到国外。二是“大跃进”“三面红旗”造成灾难影响。“三面红旗”就是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笔者曾把“三面红旗”视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症结所在，现在看来，“三面红旗”的错误归根结底仍然是片面坚持“马恩设想”的缘故），作为“三面红旗”之一的“大跃进”运动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引发了“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毛泽东在1956年左右就提出了中国国情“一穷二白”的特点，“一穷二白”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6]536-537但毛泽东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他认为穷就应该赶快富起来，一穷就急，一急政策就可能 “左”，“左”就会产生严重的经济破坏。概括起来就是，“穷”――“急”――“左”――“坏”。面对经济落后的困境，急于改变落后面貌，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不能期望依靠一两个跃进就根本改变面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4]64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实行改革开放，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即遵循了“穷”――“改革”――“稳步发展”的实事求是分阶段的发展逻辑。毛泽东晚年的第三个错误就是缺乏民主，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在1980年8月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中曾指出，毛泽东晚年存在封建主义家长制的不健康思想，听不进不同意见。[7]347-348作风不民主阻碍了毛泽东及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时助长了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对他的逢迎，这也是造成他晚年个人崇拜的重要原因。应该承认，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缺乏掌握，犯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是符合认识发展规律的。但严重错误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当时的制度比较好，民主作风得到发扬，有的错误不至于如此严重、持续时间不至于如此之长，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那么，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他的传统社会主义观、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在我们看来，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毛泽东晚年错误，主要原因是认识问题，也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那么他所认识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前文提到的“马恩设想”下的社会主义，即建立完全的公有制、标准的计划经济、完全的按劳分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真正为人民服务。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际上就是追求“马恩设想”的传统社会主义，并把它理想化、极致化，并急于求成。如此认识怎么可能不犯错误？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际，完全贯彻“马恩设想”并将其极端化，在实践中必然行不通，必然会面临不同意见。然而，面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毛泽东认为这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资本主义复辟，从而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追求的是理想的、极致的、迅速实现“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这种认识正是他晚年错误形成的根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也源于这个错误认识。有人认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由于毛泽东错误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时没有犯这个错误，而恰恰在阶级斗争比较平缓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下了这个错误呢？其原因就在于他按照“马恩设想”建设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遇到了阻力，认为有人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这在根本上还是认识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虽然没有解决，但他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有明确的答案，但他的答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社会主义。作为一位政治家，毛泽东对问题的理解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的，因为在他那里政治路线始终高于一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左”的错误，而绝非是道德品质的问题。正是深刻总结了毛泽东晚年（尤其是“文革”）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才得以胜利开启。
三、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正确认识与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的“过渡时期”
在讨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首先需要提到毛泽东去世以后，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一个“过渡时期”，即从毛泽东去世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时间段我们不妨称之为“华国锋时期”。对这段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回避。林彪集团覆灭以后，“四人帮”被提到很重要的位置。在此后直至毛泽东去世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几年中，党和人民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期盼或要求：第一是希望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到1974年后，全国人民都对“四人帮”痛恨至极;第二是到1976年“天安门事件”前后，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怨声载道，期望结束“文革”;第三是要求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社会主义按传统模式行不通，使这一模式下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存在问题就要改革。当然这三个要求是不断明朗、不断显露的，首先是针对“四人帮”，其次是针对“文革”，最后是要求改革传统社会主义。在那个历史阶段，这些群众性的要求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华国锋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在叶剑英支持下，团结汪东兴等人果断逮捕“四人帮”，完成了第一件事。但在逮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思想还停留在原有阶段，对群众进一步要求改革的期望并不理解，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充分认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违背了广大群众的意愿。随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党内进一步提出要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反对“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涉及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而且已经涉及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华国锋不仅没有成为积极推动者，反而成为了阻力，自然很快就淡出了历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启及其理论内涵
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这是不准确的。“始于毛成于邓”的“始”，其主要标志是1956年《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这两篇文章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些观点，反映了毛泽东总结苏联教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但必须要看到，当时毛泽东还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思考问题。比如毛泽东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未提出改革开放，这就决定了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还是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因而“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并不准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实践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当时实际上存在着四种思潮：第一种思潮以华国锋的观点为代表，即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稍做改善，依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完全的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还是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第二种思潮主张走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在迷恋羡慕美国民主和富有的年轻人中颇具市场。第三种思潮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不少人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也行不通，中国应该像北欧那些高福利、没有阶级斗争、比较自由的国家一样，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第四种思潮主要来自中央上层，以邓小平和胡耀邦为代表，主张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选择改革开放，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中国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就会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局面，甚至重现“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局面，导致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阻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因而改革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要求。第二，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行。改革可以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社会主义方向，二是非社会主义方向。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而导向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中国仍然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去世了，但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尚且健在，几千万党员依然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中国不可能转向资本主义，广大群众不会同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传统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感情上难以割舍。上述多种原因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必须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的“中国”，其内涵不仅是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国，而且是指国情意义上的中国，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这里的“特色”（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主要看它是否进行改革开放，因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8]3。说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就是要面对资本主义。我们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过去的教训太深刻，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行不通了。至于如何改革、如何开放，我们自己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对此我们主要是在与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比较中认识的。改革是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先进经验的改革，包括学习资本主义的管理、科学技术，用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社会主义。开放更是对资本主义的开放，改革开放主要就是面向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有两个含义：一是它继承了我们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不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等其他的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的方向是通向共产主义，是以共产主义作为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明确共产主义方向，就有可能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是打上“社会主义”旗号的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三）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三大理论基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大主干理论”
为了建设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建构了“三大理论基石”：第一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思想。毛泽东这一理论的基本要点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相同的，但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当然社会主义也还有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所以社会主义要变革、要改革。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既要坚持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要依靠社会主义自身力量改革那些存在缺陷的环节。[9]213-21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它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要求改革社会主义具体环节。这一理论是维持我们稳定发展的关键，是改革开放的奠基性理论。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不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革就有可能改变方向。不改革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就又要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社会主义就会丧失生命力。第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我们改革的出发点，是我们改革方针政策的依据。第三是和平发展主题论，这是我们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柱。如果继续坚持战争与革命是世界主题的观点，就根本无法实行对外开放;只有承认世界主题发生了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题，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提供迫切性、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共存、和平竞争，这为我们对外开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了现实的可能。
对于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座宏伟的大厦中，如何进行大厦的内部建设，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大主干理论”。第一个主干理论是改革开放论，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全过程的，它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动力。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之于传统社会主义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第二个主干理论是经济建设中心论，经济建设中心论与阶级斗争为纲论是相互对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第三个主干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改革中力度最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具特色的举措。第四个主干理论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没有一种共同模式，但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373。它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功能、使命与任务，既与资本主义本质相对立，也与传统社会主义本质相区别。第五个主干理论是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论，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建设两个文明，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比传统社会主义具有更高的物质文明，要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的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对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基础，以“三大理论基石”为支撑，以“五大主干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变化可以简略地表述为“1+10”。所谓“1”，就是生产力大发展，物质条件大改变，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这一大变化在世界上受到了一部分人的关注和认可，在国外备受热议的“中国模式”正出于此;但同时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忧和不满，还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敌视和反对，“中国威胁论”也正源于此。这一大变化是由下列十个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10”，就是指：（1）我们对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我们对国情的基本认识;（2）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由完全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社会主义本质论，过去将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三要素”或“五要素”（即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阶级斗争、为人民服务），主要是从结构角度考虑的;而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主要是从功能角度认识的，从结构到功能的转变，体现了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思维方式的变化;（5）从完全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6）由按劳分配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结合按要素分配;（7）由与资本主义对抗和军事斗争转变为向资本主义学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8）由战争与革命主题论转变到和平与发展主题论;（9）由闭关自守转为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10）思维方式的变化，由强调对立面斗争转到强调和谐统一，由把差异推向对立转到实现差别的互相包容和互补。
诚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第一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如何进一步恢复和增强党员干部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问题。我们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整个社会的理想信念却出现弱化的问题，全社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信念、对共产主义理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削弱。第二是党员干部腐败、官僚主义特权问题。党中央正在采取严厉措施，严肃法纪党纪，使党风政风民风有所好转。第三是不断缩小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是不够充分的，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并没有意识到会造成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后来邓小平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指出富起来以后比不富起来时的问题还要复杂。[10]1364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两极分化愈演愈烈，那么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的，就会造成社会主义的变质。第四是生态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的影响更加深远。如果生态恶化得不到遏制，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13亿人的生存与发展。上述四大问题是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我们深化研究并不断加以解决。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连结
（一）两个三十年的连结：“三根明线、一根暗线”
首先我们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继承、改革和发展。“继承”是指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继承，但这里的继承不是简单的全部照搬，而是在原来基础上的更加完善、继续推进。“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革。如市场对计划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改革，把原来完全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所有制改革。继承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但继承不是完全等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但差别和矛盾也不是根本对立和完全否定，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具有否定关系，就是否认改革和发展。辩证否定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只有那种对历史过程和本质的完全否定才是形而上学，才是历史虚无主义。
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是通过“三根明线，一根暗线”相互衔接的。第一根明线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根明线是公开的。我们传统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具体结论。那么，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主要坚持什么？1981年“历史问题决议”明确指出：坚持它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连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二根明线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包括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尤其是现在强调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第三根明线是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如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基础，直接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连结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根暗线”，是毛泽东领导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即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尤其是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教训。我们通过总结教训，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认识论上来看，总结经验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认识成功的规律，总结教训的目的也是为了认识规律，通过对错误的反思分析从中得到教训，通过总结失败的教训，可以从反面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我们的改革开放与其说是总结成功的经验，不如说是总结失败的教训。我们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主要构成了“明线”方面的内容，但在经济建设方面积累了很多教训。我们过去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成功经验，而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训。邓小平多次讲到，我们搞改革开放做对了一些事，主要是总结过去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教训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点认识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结论。基本原理主要就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结论就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结论。比如说关于市场经济问题，马克思本人是明确反对市场经济的，但从生产力发展原理来看，运用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我们推行“包产到户”，当然根本违背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它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列宁曾指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1]466这里所谓的经验就是实践，即根据实践来讨论社会主义。邓小平就是根据实践来讨论社会主义的，只有从实际出发、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主义才是好的社会主义;反对照搬书本结论，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经验和实践来认识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二，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共同模式，但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比如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核心”就是本质的反映，否则就不能称作“核心”。从根本上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相对立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建立在私有制剥削的基础上，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立在公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从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来看，党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一贯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是执政为民，社会主义就是为民的。综合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价值和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里有两点需要牢牢把握，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决不允许削弱或动摇党的领导，这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政治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保证。二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否定。要把社会主义不同的发展阶段连结起来，反对互相对立互相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整体，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
社会主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在不断深化认识，作出科学回答。实际上中国经历了三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传统社会主义，主要是指建国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发展社会主义，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之后到十六届三中全会这段时期的发展模式；第三种模式，是和谐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模式。前两种模式，可以称之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本文主要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必然会转变到和谐社会主义。
一、传统社会主义贫穷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参照了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的模式。总结起来，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主要特征是集中计划决策、公有制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以这三大特征构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必然缺乏效率和活力，最终结果就是贫穷。不进行改革，中国势必步原苏联的后尘。传统社会主义的内部机制如下：
1．从集中计划决策来看，实际上成为“小辫子”。受决策信息的限制以及缺少对决策失误的惩罚，决策的自在计委等部委手里，消费者没有决策的自。结果必然是，供给不能从数量和结构方面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新出现的需求。
2．从国有制和国有经济来看，生产资料的全民占有变成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实际又变成了国有企业领导阶层所有。资源的分配和投资项目的决策，都是由领导拍板决定，或者由计划部门的权力机构来制定；企业的领导也是由人事和组织部门来任命。职工并不能对企业的决策进行监督。国有企业缺少发展的动力。
3．从分配方面来看，是从属于国有经济发展的低水平的公平分配。从宏观经济上看，牺牲农民、职工利益，促进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从社会层面来看，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严重的等级划分，表现在户籍迁移、出生成份、所有制身份、劳动力的单位和部门所有制等方面。在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比较严重。可见，这种分配制度，既不能刺激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也没有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分配的公平。
以上述三大体制为支撑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结果出现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许多重复、亏损、报废的建设项目，都是由层层计划委员会审批出来的；二是有许多国有企业的领导，没有经营管理能力，没有创新和开拓市场的能力，没有组织和利用人才为企业技术进步服务的能力，甚至一些企业领导贪污腐化，将好端端的企业拖入亏损破产的边缘，甚至资不抵债、破产倒闭。这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必然导致贫穷，这是其需要转变的最根本的经济动因。
二、发展社会主义的选择背景、成就及其困境
1978年开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并且与一些老问题交织在一起，推动我们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一)选择发展社会主义模式的背景
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发展困境的惟一出路就是发展经济，解决老百姓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面对中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中国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特点”。从这个现实出发，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行了深化。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界定，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是他那个时代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的最完全、最深刻、最科学的总结。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为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模式。
因此，促进经济增长成为改革开放之后制定所有政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基准。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正如有人指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归根结底是生产力标准。我们对内采取了非均衡的发展战略，让条件好的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对外采取了开放政策，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实行有差别的优惠税收政策，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农村和城市经济的发展；采取比较低的土地、矿产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和环保要求，最大限度地促进资本积累和投资。这些发展政策，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发展的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比如，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22257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4221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加到8189亿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2300多万人，等等。但是，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并不能掩盖其他方面暴露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政府对经济管得过多，形成政府垄断经济。政府垄断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具体形式。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非公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的比重下降了，但政府垄断经济的色彩依然浓厚。表现在：(1)存在严格的投资审批制度，近年来采取的核准制并没有真正减少政府对投资的行政干预；(2)国有企业还占有较大比重，特别是它们普遍依靠行政垄断维持生存，电力、航空、邮政、电信、铁路、金融、石油等行业大多如此，国有银行体制和证券市场为社会资金流人国有企业提供了保证；(3)资源定价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尤其是土地价格、矿产资源、水资源、排污的定价不合理，没有反映市场的稀缺程度；(4)采取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有差别的工资和福利制度，其实限制了人口的自由迁徙和自由流动。总之，从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来看，中国还处在政府主导并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
2．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对资源环境造成很大压力。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来维持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屡次试图制定政策去改变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但效果都不好。有人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的原因是，没有着重于t肖除形成高消耗、低效率的体制和政策，比如政绩考核体制、财税体制、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等等。粗放增长导致土地、淡水、煤、电、油、运以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环境事故频繁发生。
3．创业和就业受到抑制，收入差距过大。就业是老百姓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不合理的审批、收费、执法等体制和政策的存在抑制了创业、就业。有人推算，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在15％-17％。世界银行对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四大城市的调查计算表明，其失业率大约是11％-12％。也就是说，中国很多人无业可就，无事可干，这样势必扩大收入差距。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演变为经济社会三元体制，它包括城市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村。不同部门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
4．对民生关注不够，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偏重经济发展的战略，势必会轻视社会事业的发展，对关系群众生产生活的民生问题关注不够。社会保障是民生的安全网。尽管这几年社会保障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社会保障覆盖面依然较低，与群众的需求还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为18649万、15737万、11187万，占总人口的比例还很低。可见，全国大部分人还在社会保障之外。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也相对滞后，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5．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改革开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非平衡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末，党中央和国务院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来又先后实施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为中西部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但是，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还是非常大，东部率先发展的优势明显。
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其他方面的困境，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以上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威胁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凸现了社会事业的滞后，同时也证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最终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一系列偶然事件和一些必然事件交织在一起，加快了我们对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断探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继承中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的发展模式。
三、和谐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
和谐社会主义，是对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概括。它是在总结和发扬了我们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在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吸收了其他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继承和发展，是解决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困境的必由之路。
(一)和谐社会主义全面、准确地反映l『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推进，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不断深化。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告诉我们，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二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上述两大任务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并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长久进程中。也就是说，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建国后的社会主义，主要试图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主义，但由于没有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导致没有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如上述分析所揭示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注重经济发展，在公平和正义方面投入得不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发展与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两个特征，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轻视，必须同步发展、同步推进，才能发挥两个方面的互补作用。和谐社会主义，正是谋求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经济发展。因此，和谐社会主义是最能概括社会主义这两个本质属性的提法。
(二)和谐社会主义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为一体的社会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它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里的社会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是“小社会”的概念。它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不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提出了实现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确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2005年2月，我们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作为“小社会”的和谐社会，主要把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一道列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即“四位一体”的目标。
二是从“大社会”的角度来看和谐社会。从“大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等于和谐社会主义，它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也就是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和谐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建设和谐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建设和谐社会，还要建设和谐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还要推进党的建设的和谐。
(三)和谐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和谐社会主义，是以科学发展为统领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社会。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同时成为制定方针政策的两个基准，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仅把经济发展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基准。和谐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目标是实现以下五个方面的转变：
1．从现代化总目标来看，从过去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转向四位一体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此后党中央一再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从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济建设是基础，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支持，社会建设是重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是现代化建设密不可分、相互依靠、相互促进的四大任务。
2．从经济增长的源泉来看，从过去依靠投入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向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方式。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原材料的投入，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谐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源泉主要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技术进步，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经济，关键是要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推进土地、水、矿产资源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使价格反映市场供需关系，通过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提高技术进步的收益，增加企业的研发动力，促使企业从依靠低要素价格发展的模式，转向依靠技术进步的发展模式。其次，建立有效的专利制度，保护技术进步收益。
3．从城乡、区域发展来看，从过去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向均衡发展战略。城乡和谐、区域和谐，是和谐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目前城乡、区域的不协调发展，正是过去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一个结果。区域协调发展的总战略是，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总战略是，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署，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扎扎实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继续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产业发展、税收体制等方面，作出调整和改进，促进农村、中西部等落后地区的发展，实现区域、城乡的和谐发展。
社会主义范文第5篇
苏维埃文化的范式便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东德成立之初，苏联占领军文化官员便公开批评前卫艺术家们“试图装作革命者”，其艺术是“毫无内容的形式”。许多东德艺术家所喜爱的毕加索的绘画，更被指斥为颓废、堕落。这引起艺术家困惑，他们没想到“进步”的苏联居然在艺术上赞成保守。实际上，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艺术的社会责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就禁绝了实验诗歌和前卫建筑艺术。
谴责艺术家们创作抽象艺术、无调性音乐和实验诗歌很容易，他们可以去创作“工业化养猪场的合理化和机械化”之类主题。但一幅工人画像需要精确的真实，还是艺术家的笔触所表现的真实；一首歌的抒情是“进步”的，它与音调的难度有没有关系；一首无韵诗可以表现积极的社会主义内容，还是社会主义诗人需要遵循某种形式，这类问题就不取决于批评家和艺术家，而是取决于文化官员。他们的决定往往出于政治原因和个人爱好。
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控制艺术家的工具，连布莱希特的作品也未能幸免。他作词的歌剧《卢克勒斯》就因为充满不和谐音和机械敲打的噪声，被冠以形式主义罪名。官方既不喜欢歌剧里只有九种打击乐器，没有小提琴，也不喜欢其中的反战调子（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布莱希特不得不给当时的东德总统威廉·匹克写信，承诺在歌剧里加进三首咏叹调，以表现“积极的内容”。布莱希特明白了，不是艺术家而是党才具有最终决定权。
另一位艺术家斯汤培尔没这么好的运气。他在地铁站画了一幅大型抽象壁画。起初，这幅画被誉为“一首歌颂重建的多姿多彩的交响乐”，但在苏联文化官员谴责形式主义艺术后，由于斯汤培尔公开表示反对，壁画被官方宣判为“毫无意义的产品”，最终被刷上油漆，永远销毁。
建筑艺术同样需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波兰华沙在战争中遭受巨大破坏，城市变成废墟。面对战后重建，有人主张完全建一个钢铁和玻璃的现代城市，有人主张混凝土街道和高楼按照野兽派艺术风格重建，而公众则希望恢复旧城风貌，尤其是恢复中世纪、巴洛克时期、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建筑，以免民族的建筑遗产消逝。
到1949年，官方认为这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符合波兰政府对环境决定论的信仰：如果环境可以影响人，建筑家们就有责任帮助创造新现实，新华沙不能恢复战前反映资产阶级个人品味的大杂烩布局，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风貌。这种情况下，官方重建华沙的蓝图基本上来自莫斯科，波兰国家出版社甚至还出版了一部名为《苏联建筑》的书，赞美苏联建筑艺术的成就。
莫斯科的办公楼、公共场所和街区体现出巨大、笨重和豪华，街道宽阔而很难通过，广场宽平而适合游行。但莫斯科的设计并不适合华沙，这座城市从前是为马匹和行人设计，广场和公园是用于闲暇而不是游行，地上铺的是草而不是水泥。但此时的土地已经全部属于国有，建筑家们全是政府雇员。重建华沙的设计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样板：农业部大楼两层高的圆柱、为“五一”游行设计的大街、水泥灯杆和阳台，没有一个源自波兰的建筑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