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想范文第1篇

张菁

（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 保定071051）

 [摘要]：西方经济学思想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与积累，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学思想体系。从重商主义到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其间经过了无数前辈的钻研与探讨，形成了几家思想成熟的经济学流派。而中国经济虽然在近些年蓬勃发展并有着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但是在经济学理论发展方面还有所欠缺，这就需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科学的借鉴。本文通过对部分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分析并阐述其在中国经济的借鉴与应用。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启示

前言

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被世界各国的的关注，因为其经济快速的发展以及发展模式质量的提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不乏一些质疑的声音，其中就包括西方经济学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思想已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传承与发展，它一定有其独有的历史精髓，才使得其能够在岁月的年轮中得以沉淀下来。关于中国经济有一些学者提出问题，例如西方经济学对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到底有哪些作用、怎样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等。换句话说如何掌握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西方经济学思想以及合理运用西方经济学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西方经济学思想的经典传承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学派很多，从重商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庸俗经济学到约翰·穆勒的综合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到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到凯恩斯革命，最后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等。主要观点有：   

 1.古典经济学派。他们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利用剩余价值的相关理论维护其有关土地的利益。为劳动价值说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2.新古典主义。这一理论适应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需要，通过研究生产要素在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它运用一般平衡理论、供求平衡理论、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和帕累托最适度理论，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没有解决的价值的来源和分配问题、价值和价格问题。它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把研究对象局限在以物为主的生产要素上。   

  3.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他以充分就业为开端来进行了需求与供给的研究，要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密切结合起来。

二、西方经济学思想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启示 

      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模式，GDP每年都有很高的増长。并且一直在不断超越发展中国家，有赶超发达国家的势头。但其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我们从未遇到过的问题，这就需要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领导者借鉴西方先进的、有效地、实用的经济思想，并进行合理的改造、升华加以实施。下面就两点进行分析和阐述。

1.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由理念  

     亚当斯密作为西方经济学之父，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经典理论几百年来深刻影响了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且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正是借鉴了西方优秀的经济学思想，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更加有迹可循。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端，十四大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始形成，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国不断地采取经济措施来增强市场调节的能力，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微观市场基础。市场因素被一步步引进到经济体中，冲破僵化，极大激发了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因为安居乐业是人民福利的具体体现，而市场自由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私人投资则促进了就业，两者都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所以，中国人民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  

  2.西方福利经济学启示 

      西方经济学上讲实现经济福利的办法，一是提高效率；二是实现公平。而且微观经济学上最有效的经济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如果一种变革能够使没有任何人处境变坏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处境变得更好，我们就把这个变化称为帕累托改进。一般地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现状不是处在帕累托最优状态，就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可能。相应地，如果没有任何帕累托改进余地，就意味着现状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可以说帕累托最优状态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公平状态。一些开始追赶经济的国家，为了让提高经济发展，会提出一些提高效率的措施。慢慢地经济发展程度赶上来之后，会产生贫富分化，这时可以提出相关公平的政策。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十八大提出的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我国在顺着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福利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和决策。三、中国经济对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辩证借鉴

1. 西方经济学的服务目标

    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它的产生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所以说，在这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思想在运用上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中国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时更加应该注意到这一问题，因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较为复杂，以及其国际地位的影响，在采纳和运用外国经验时应更为谨慎。所以，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时，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发展根源的不同。

2.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与我国的经济特点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表面看，两者似乎都是以市场经济为研究载体，都同社会化大生产相关，都涉及到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问题。但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客体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发展形式；而我国经济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所以说，西方的经济学思想在借鉴过程中不能直接将其先进理论搬用过来，应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国情以及所处的经济环境。

四、结语

     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对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思想对其以后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应辩证的去接受西方的思想流派，并根据本国实际进行合理的采纳和吸收，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荣岩,丛屹. 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的汇率传递效应研究[J]. 新金融,2010,02:34-38.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对于“生态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作出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经济思想。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结合社会发展现实，将生态问题内生化，研究了生态问题的起源、本质和解决途径，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西方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将生态问题外生化，从生产和消费角度分析了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在剖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二者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基本内容和结论的异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两种生态经济思想。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生态经济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较少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将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结构的分析上，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复杂性，缺乏可持续发腱的理念。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枢纽，马克思将其生态思想渗透在对劳动与劳动过程的分析之中。

(一)劳动与劳动过程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石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马克思认为，“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劳动是调整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的途径，“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劳动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不仅体现了物质与人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二)劳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

马克思以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起点来考察劳动，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劳动的本质，它是所有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关系，而这种普遍关系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它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他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称为“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此外，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创造性劳动占有外部世界，通过社会劳动感知并支配自然，所以“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当人通过社会劳动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关系并改变外部世界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所以，社会劳动使自然界人化或人的存在对象化。劳动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人，使改变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变成社会化的活动，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社会中普遍的生态关系。

(三)劳动过程既是物质交换过程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劳动过程既体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也体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劳动过程是人们从对自身有用性角度出发有目的且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物质的活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实质。在考察商品的基本属性时，马克思指出，商品体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阐述劳动二重性理论时，马克思指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辩证统一于商品之中：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体现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辩证统一关系：劳动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增殖过程体现了剥削性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不仅加快了人类攫取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还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马克思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纳入了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被资本雇用意味着连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方式被资本所雇用，因此，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促使资本家支配更多的生产要素。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依靠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手段在它的两端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而换来的：在人与自然的一端，表现为资源耗竭与环境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在人与人的一端，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生产生存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而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来自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

(四)生产经济关系是生态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生产过程中应当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而且还指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显然，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产系统纳入了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大系统中，因此，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也是内存统一的，它们构成了生产经济关系。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一)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经济学研究从其起源开始，就将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纳入了研究范畴之内。如果

从重农学派算起，两方经济学迄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三个阶段。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威廉·配第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自然条件会约束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配第将劳动和土地看作是价值的两个同等重要的源泉，并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及其能动要素为财富之父”的论断。尽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将研究重点从价值论转向社会经济方面，劳动和资本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没有脱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马尔萨斯开始，西方经济学逐渐意识到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将会约束经济增长。在《人口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和收入是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将呈幂指数增长，但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或是以线性形式增长的，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会超过固定的或线性增长的自然资源的供给。因此，资源的稀缺不会因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有所改观，而将是一种绝对稀缺。李嘉图将其生态思想建立在萨伊定律、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以及马尔萨斯人口法则的基础之上。他也看到了人口增长给生活资料带来的压力，并认为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自然资源之所以稀缺是生产率较高的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对此，他提出了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论”。在解决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问题上，李嘉图主张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不会成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鸿沟。穆勒将稀缺概念引入广义的环境分析中，提出并建立了“静态经济”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然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财富应保持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稳态，为了防止出现食物短缺和自然环境的退化，该稳态要远离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极限。在穆勒看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构成了生产的三个要素。他认为，依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无限的，所以劳动不会成为生产增长的限制因素，而资本的增加取决于储蓄率的大小，其总额限制了生产的发展。此外，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所以土地也会制约生产的发展。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在新古典时期，人口增长、资源稀缺等问题遭到了压制，但他们并没有从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消失。霍特林提出了非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率，确信价格在替代资源开发、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可以仅由资源的效用来衡量社会福利最优，而无须政府的干预。庞巴维克认为，土地和资本应该与耐用消费品处于同一集合，土地地租和矿藏地税应该等同。索利首次根据边际效用原则探讨了采掘业的价值问题，他推进了穆勒的矿业生产中存在现在与未来矛盾观念的分析，认为次级矿藏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而次级土地是可以的，所以李嘉图的农业地租理论不适用于矿业；自然资源最终的耗竭证明，即使最坏的矿藏，一旦涉及价格，矿产地税就是正当的，而最坏的农业用地则不可以缴租。马歇尔首次引入了外部性概念，认为商人们没有支付市场的外部成本，而是分享了那些利益。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认为，外部效应打破了经济学中资源最适宜配置的条件，然而彻底消除外部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当的，因此，马歇尔的原理可以作为辨明社会最可接受的副作用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始终认为，市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所决定的，一所以生态环境问题也可以通过价格和产权来调节。

(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开始了凯恩斯主义革命。此时，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并存，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也沿着这两条道路不断发展。庇古是干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总是有效地运行，因此，在推进经济福利目标上需要政府干预。“人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将其过多的资源用于现在的服务，而将过少的资源用于未来的服务，鉴于这样的‘自然’趋势，除非政府在分配方面进行利益补偿，否则，政府进行任何人工于预以支持这种趋势，必将减少经济福利。”关于资源破坏问题，庇古认为，“市场力量常常无助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资本的创造或者保存”，“从性质上看，政府既是未来人，也是当代人的受托人，如果必要的话，需要依据法律监督和行动，以保卫本国可耗竭资源免受过早或者不顾一切的开发”。关于可耗竭资源的理性使用、环境质量的保护、限制过度消费、推进节制等，庇古提出了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等解决方案。凯恩斯虽然没有围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展开广泛论述，但他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富足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从现在起，我们不需要期盼如此大的人口增长。进入黄金时代的节奏，将部分地依赖我们控制人口的能力，这个我们能够做得到。”尽管国家干预主义学派的目标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但在政府干预中却出现了“政府失灵”，因此，市场又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另一条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基于所有权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生态经济思想。科斯从所有权角度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只要自然资源的产权已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拥有产权都能带来同样的最优配置结果，这可以通过双方之间的谈判自然实现，产权赋予不同的人只会带来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同。然而实践证明，科斯的理论依旧具有很大局限性。此后，戴尔斯和蒙哥马利又提出了颁布市场污染许可证等措施来控制污染的思想。

(四)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新发展

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了究竟依靠政府还是市场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而对支持人类经济系统的生态环境缺乏系统研究，因此受到了自然科学家的抨击。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埃里奇的《人口爆炸》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考察了人口对土地、水资源、空气、自然资源采掘和生产部门的压力。尽管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以技术进步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缓解作出了解释，但是这种论战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以肯尼思·博尔丁的《飞船地球》和赫尔曼·戴利的《稳定的经济》等为开端，西方经济学家对传统的无节制增长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生态经济学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三、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比较

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两者都以事物的普遍联系为出发点，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纳入制度、文化和自然界的大系统之中。第二，两者都要求人与自然必须保持和喈统一。两者都认为人类与自然具有统一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第三，两者在生态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两者都要求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资源环境的同时，必须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发展的能力构成危害。

尽管两种生态经济思想之间存在一些相通之处，但是两者的差异性却是根本的。具体表现

在：第一，两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研究方法是描述、演绎、归纳与推理等方法。两方经济学对生态问题的阐释更多地出现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之后，研究的时代背景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研究假设是理性人假设，研究方法以实证分析为主，同时也存在规范分析。第二，二者的研究进程和逻辑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点，运用历史唯物论考察经济现象，以劳动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而且还将其运用到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的考察中，通过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对自然和人的属性的破坏性后果，指出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一生产过程的辩证统一，从而将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生态问题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西方经济学以人口增长同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为研究起点，借助萨伊定理、有效需求理论、外部性等理论，对生态问题进行自然科学角度甚至是量化的诠释，他们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和消赀问题。可见，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而西方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外生的。第三，两者对生态问题解决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由绛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类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同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认为，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只能依靠其自身矛盾运动的积累。而西方经济学内部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国家干预主义主张依靠政府即“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在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的协助下解决生态问题；基于产权理论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主张依靠市场即“看小见的手”，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来解决生态问题。南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是一种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危机呼吁，而马克思经济学是站在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高度对生态问题的宏观考量。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第3篇

一、《管子》经济思想的逻辑基础

《管子》在具体经济政策中，创造性提出了以人为本、本末并举、解放生产、盐铁官营、市场干预、财政政策、奢靡消费等重要举措，这些举措的成功实施充分依托了自利主义的个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国家行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程，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强调“趋利避害”乃为人之常情，明确了相当于现代经济学中提到的“理性人”的前提假设，具有明显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色彩。

他还谈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并在具体实践中充分贯穿了这一观点，强调即使是实施国家宏观调控，也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挥好经济个体的自主行为，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因势利导，进而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因此，可以说自利主义正是《管子》经济思想和理论一个重要的逻辑基础。

二、以人为本的富民强国思想

《管子》特别强调百姓休养生息之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意义，从正反方面提出了以农为本、开垦荒地、爱惜民力、轻徭简赋、勤俭节约、安土重迁、藏富于民等重要的民本思想。譬如“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处在一个农业文明社会，他极为明智地提出了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推广普及科学的农耕技术，注重农田的开辟，从而扩大农业生产的政策主张。“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提出要爱惜劳动力，并反对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无端浪费。“民毋余积者，其禁不能止……则危亡随其后矣”，以及“无事则归之于民”，提出要让百姓有余粮，主张国家无事的时候就藏富于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提出要适时向农民提供贷款或必需之农具，避免“大贾蓄家”趁机对他们进行巧取豪夺。

生产力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从《管子》一系列的举措可以看出，他在促进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上，采取了具有鲜明的注重巩固根本、注重发展生产特征的供给主义主张。在当今的时代，我们繁荣和发展市场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同样需要对市场主体采取这样“保育式”的扶持政策，比如，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减少行业垄断，扩大中小企业主体数量，树立更多的行业品牌，保护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竞争，降低土地和资金成本，等等。

三、轻重治理的均衡思想

《管子》强调实施国家宏观调控、开展动态管理的重要作用，提出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市场买卖、国家举债等方式，有效调剂市场余缺、平衡物价、稳定币值，畅通经济发展活力。“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分之”、“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这些观点要求把各种闲置和囤积起来的资源充分流通起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夫民有余则轻之，故君子敛之以轻；民不足的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等，主张要利用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推动实现供需平衡，并且“衡无数也，横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阐明了宏观管理的时效性、连续性，以及经济运行的动态平衡。

轻重管理的均衡思想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他提到的“物贱伤农，钱贱伤贾”，管子深刻地认识到了物价和币值之间对应关系。他建议，当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时，就增加财政购买和货币发行，以市场价格收储一部分粮食，同时，伴随着政府购买的增加、市场供应的减少以及货币发行的增多，粮价因之得到提高。当粮价过高时，为防止出现大商人通过垄断来哄抬价格、小商人因物价过高而销量减退的问题，国家就应该增加粮食的供应，并回笼一部分货币，这样便实现了一种供需平衡方面的调和。同时，在低买高卖的过程中，政府也能够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

四、奢靡消费的需求刺激思想

奢靡消费的需求刺激思想，是管子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创举，管子在一次与齐桓公的对话中提到，在帝尧的时候“山不童而用赡，泽不弊而养足，耕以自养，以其余应良天子，故平”，意思是说那时地广人稀，耕地也足够自足自给，并有余粮可以上缴国家，因此无需官府，百姓也能安居乐业。而到了周朝“地重人载，毁弊而养不足，事末作而民兴之”。即：人口增多，土地相对稀缺而昂贵，百姓生活贫困而食养不足，但若能大力发展工商业，则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市场化，进而刺激农产品生产，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这段对话揭示了从单纯强调扩大生产转向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两者并重的现实根据。

刺激需求是有条件的，他讲“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臧布帛”，不然的话，强者智者占有和操纵珠玉，使贵重的物品降价、轻贱的物品涨价，很多人就会因之不得生计，这从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关系说明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当奢侈品占用了大量社会资金时，用于购买必需品的货币数量就会相应减少，导致粮食等必需品价格下降，使农民的利益受到伤害。所以，《管子》的奢靡消费思想提出之初就先做了消费阶层的划分，只要求在显贵大富阶层提倡奢靡消费，因为显贵大富阶层多余的货币本来就不该追逐粮食等必需品，而用于奢靡消费，可以避免对必需品市场的冲击。同时，提倡奢靡消费有利于增加社会就业，比如“巨棺椁，所以起木工；多衣衾，所以起女工”，实现从富有人家到贫困百姓的财富转移。贫困百姓拿着这笔收入，增加的是对必需品的消费，属于必需品市场需求的合理增长，有利于刺激生产，且不会造成必需品价格的过分波动。

《管子》的奢靡消费思想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财富的转移支付。当前，区域发展不均衡，群众收入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可以运用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实现对各种不均衡问题的有效调节。

五、结构治理的双向互补思想

《管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发展的辨证思维，比如，有的政策出台貌似是矛盾的、对抗性的，有的甚至是方向相反的，但是他能够在结构治理过程中找到一种结合点，使冲突的两个政策，成为重要的互补关系。比如，“知侈俭则百用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即：过于节俭，就会抑制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反之，过于奢侈又会危及国家经济基础，惟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和良性循环。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结构治理思想，建立结构框架，进而进行结构性调整，这是提高政策针对性和时效性的重要法宝。比如奢靡消费就是有效解决消费结构问题方式之一。如果我们的消费刺激政策忽视了消费结构，就会出现很多偏颇。试想，如果我们只是强调在最大范围刺激消费，就容易产生以下问题：一是全面扩大消费，会不会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二是会不会导致物价的上涨和货币的超发？三是会不会导致财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严重？四是会不会使原本消费结构更加扭曲，部分领域的经济泡沫更加膨胀？等等，与之相反，结构性综合治理却可以做到有保有压，把短期管理和长期管理充分结合起来，形成强强互补。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丰寓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性的理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霍布斯丛林”，西方经济学传统将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人的一己私利。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将正义、利他等因素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义，在他们实际的经济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条件。

经济学的思想范文第5篇

政法学院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贯穿和视角转换多维分析的方法的应用都要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要扎实学好思想理论，尤其是要认真、全面地研读邓小平的著作。邓小平的著作，同马克思、列宁和的著作一样，其中的理论观点，都是既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它立足的基础是党和人民的崭新实践，它的重要价值已经并将继续在实践中得到证实。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是同邓小平漫长革命生涯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探索分不开的。研究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必须结合邓小平漫长革命生涯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探索过程;研究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需要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核心，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考察，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精神，主动把握客观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总结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开展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意义

有利于全面地把握邓小平经济和哲学思想，推动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深入在邓小平理论思想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经济理论方面的内容。在《邓小平文选》3卷共222篇文章中，专门阐述经济问题的就有69篇，约占1/3，在第3卷119篇文章中，专门谈经济问题的就有43篇，约占40%。此外，在《邓小平文选》中还有不少报告和谈话，虽然不是专门讲经济问题的，但也涉及一些经济理论观点和经济实际工作，如果把这部分也统计在内，那无论在篇章还是在内容方面所占的比重就更大了。从哲学的高度理解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才能领悟到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精神实质。而邓小平哲学思想又大量地寓于对经济建设、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论述之中，只有深入到邓小平经济理论中去，才能更具体、更准确、更完整地了解他的哲学思想。十五大明确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后，研究邓小平理论成为国内理论界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关注。多年来在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着重于改革哲学，近年来又集中讨论发展哲学，其中都涉及经济哲学问题。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掀起经济哲学研究的热潮，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先后召开经济哲学学术研讨会，多家核心刊物刊载了探讨经济哲学的文章、提要或会议综述。创建当代中国的经济哲学学科和学派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创建当代中国的经济哲学学科和学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经济思想为指导。而要以邓小平经济哲学为指导思想，首先就要深入研究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