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之间的感人故事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故事化新闻 新闻要素 变体

abstract story-style news enables news to be individual in its unique way of narrating the news story, and it is one of the means that printed media can achieve success in the drastic competition. the story-style news enables the news reporting to return to the facts, seeks the readability of news and respects readers’ reading experience. 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xploiting the factors of the greatest human interest and feelings, emphasizes the vivid story scenario and rich feelings and consciously puts emphasis on the artistic beauty and style in the course of narration.

key words story-style news “5w”and“h”variation

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媒介激烈竞争引起的媒介资源相对过剩，而这种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媒体内容的日益趋同。WWW.133229.COm如今的新闻竞争很难做到信息源的独家垄断，所谓“独家新闻”也只有在报道方式上追求个性以寻找出路。故事化新闻以其独特的讲述新闻故事的方式让新闻极具个性，是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手段之一。在现今商业主义的气息之中，叙事成了消费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新闻报道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叙事的时代，一个“讲述”的时代。在这种新的话语环境下，如何把现实生活中的重大 政治 、 经济 、法制等严肃主题的新闻，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形式表现出来，是新闻传媒探索的一个现实命题。只有增强新闻的可读性，才能保证信息传播的效果。

关于新闻的故事化报道的界定，目前并无统一认识，人们引用得最多是曾经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著名记者富兰克林对“故事化报道”所下的定义，即“用故事化手法写新闻，就是采用对话、描写场景设置等，细致入微地展开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实现事件中隐含的能够让人产生兴奋感、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是“一种形象化的报道方式，即以讲故事的形式报道新闻”。①

传统的新闻旨在传递信息，而故事化新闻则在此基础上强调对受众接受体验的尊重。故事化新闻不再着重纯粹地提炼、概括新闻的信息，而更注重将新闻回归事实，还原成一个真实的故事，发掘事实中最具人性、人情的因素。在叙事过程中，有意识地突出描述的 艺术 美感和写作风格，并以此带给受众阅读享受。在价值取向上，传统新闻更注重新闻的重要性，而故事化新闻更倾向新闻的接近性、趣味性和人情味价值。这些差异表现在新闻要素上，两种不同风格的报道方式也有所不同。新闻中的各个要素在故事里都有了相应的变体：“what”情节；who人物形象；“when”过程；“where”现场； “why”悬疑；“how”语境设置。这些变化都增强了新闻的故事色彩。

一、“what”：“何事”向“情节”的转变

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何种手段报道新闻，“what”始终是最基本的要素，它也是众要素中唯一不可或缺的，因为新闻报道就是对事件的报道。就信息传递而言，最核心的莫过于事件的结果，因此在传统新闻里，往往也是将重点放在对事件结果的报道上。但故事化新闻不一样，虽然也报道故事的结果，但更关心的是事件发生的过程。只有将过程演绎成情节，新闻事件才能转化成新闻故事。

从新闻真实性要求来说，故事作为事件的延伸，只是记者写作的素材，容不得任何篡改和虚构。记者真正能得以发挥的是新闻故事的情节。按照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观点，情节是故事得以被人创造性地扭曲并使之面目皆非的独特方式。②在新闻报道中，这种扭曲主要表现在记者对事实的选择和对时间的处理，使故事的情节在报道中呈现出来。我们知道，按时间顺序发生的新闻事实本身是不存在所谓情节的，只有理清事情的联系，并将它们以某种因果关系呈现出来，才可能形成情节。新闻事件的情节化，就是强调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突出事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故事化新闻之所以吸引人，首先就是因为它有生动的情节。新闻故事的情节具体表现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动作或因果关系中，其诱人之处在于事件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过程中的无限可能与唯一结果之间的矛盾。故事的情节一般包括在受众心理上引发兴趣及其它情感的某些冲突、悬念，比如偶然事件与必然结果、尖锐的矛盾、举棋不定的选择等。因此记者不仅仅告诉受众新闻事件的结果，更要描述新闻事件的 发展 过程，抓住其中的矛盾，并将它展开为丰富的故事情节。这就要求记者通过采访、调查让这些“意外”得到合乎逻辑和令人满意的形式解决。因此记者要善于思考和捕捉事件中存在相互联系的片断，在报道中以恰当的顺序、视角和节奏呈现故事，并适当留出空白，给受众留下在阅读过程中思考和推理的机会。

二、“who”：“何人”向“人物形象”的转变

在传统新闻里，作为“五要素”之一的“who”要素，指的是行为的发出者或接受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或某些机构，他们的基本作用都是为了传递事件的信息。故事化新闻里，人物一般是专指人。他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符号，而是有着丰富内容的人物，是鲜明的、个性化的人物形象。故事化新闻提倡“事件人物化，人物命运化”，在新闻诸要素当中更注重突出人物要素。且不管是不是推动事件发展的中心人物，他们的重要性都得到放大了。他们既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情感的传递者，更是新闻本身要加以表现的对象。人物的个性表现在其思想、情感、语言、行为和心理等方面与普通人的异质性上。因此在故事化新闻中，叙事是围绕人物展开的，描写人物特定的生存境遇，传达人物特有的思想感情，每个人都是独特而不可取代的。故事化新闻之所以能更感动读者，原因就在于它将故事与人物的命运联系起来，表现出对人命运的关怀，体现人的价值和意义。而受众对新闻故事的关注，也出于对自身命运的思索。故事化新闻就是要让受众通过故事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将他人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使新闻叙事为受众提供联系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桥梁。在非事件性新闻中，由一个或一些人物串联起整个故事，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叙述模式。因此李希光教授甚至认为“在讲故事新闻学里，人物高于主题 ”，③虽然是否高于主题不好说，但由此可见人物形象的刻画在故事化新闻中的重要地位。

三、“when”：“何时”向“过程”转变

在新闻中，时间不仅仅具有作为记录事件进程标记的作用，它既可以提示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也能阐释许多事件的意义并揭示事件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有人指出，新闻报道的时间已不再是 自然 附着在新闻事件内部的一个元素，时间具有相对的叙事能力。④新闻报道所讲述事情的时况和叙述时况之间的差别可以造成时况上的扭曲，而这种扭曲是叙事作品在将事件时况转换成作品时况时的必然结果。因为和自然时间相比，新闻里的时间总是断点的。它可以选择某些时间点，也可以选择某些延续的片段。不同的选择就有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前者侧重时效性，后者注重可读性。

时间作为表明事件先后顺序的维度，在传统新闻里通常用以告诉受众每个时间点所对应事件状态和结果。故事化新闻的时间更侧重时间的延续性，将它表现为一种过程，以时间来串联起事件的起源、 发展 及结果，并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它不仅仅提示事情的先后顺序，也是故事发生、发展的过程各阶段所蕴含的情感线索。新闻故事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它必须提供许多具象的细节引领受众去还原事件，让他们能依据细节和想象重构故事；也要有详细过程让受众积累和释放他们的感情，因为受众的情感总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酝酿的。同时，新闻故事对时间顺序的调整，并没有改变事件的性质，但却可能形成悬念等故事元素。因此在故事化新闻里，时间要素已经有了超越本身意义的功能。

四、“where”：“何地”向“现场”的转变

电视新闻比较容易做到这点，只要记者善于观察思考，镜头会忠实地纪录下现场的一切。对纸质媒体而言，现场感的缺失却是一大弱点。这恰恰也为文字新闻提供了可以努力拓展的空间。任何新闻事件总是与特定的地点联系在一起的，故事化新闻要做的就是把事发地点转换成现场，将事件中最生动过程、最传神的细节描绘出来，引领读者身临其境进入故事，感受故事。

现场感来自好的描写。故事化新闻的一个特点就是一种突出描述 艺术 ，强调文字描述对感官的刺激。这就要求记者深入现场，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分析。事件的状态情景、人物的动作语言、场面的背景氛围都是记者要仔细观察的重点。更为关键的是调动各种感官将观察到的内容以文字的方式描绘出来，让读者得到亲历现场的感受。有经验的记者善于模仿镜头的运动，从多个角度将现场用全景、中景、近景、特写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读者就很容易获得记者描述的形象，接受记者传达的感情。

在“何地”向“现场”的转变的过程中，鲜活的直接引语、生动的细节总是重要的内容。生动的细节叙事可以避免文字信息传播中的概念化、僵硬的缺点，以具体形象的细微特征还原新闻现场的情景和氛围，形成一种虚拟的现场效果，帮助读者进行想象。这种“还原”既可以表现出新闻事件的细微部分和细小变化，增加新闻的真实性，又有助于传达微妙的情感体验，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读者的阅读体验总是建立在新闻提供的人物、事件的信息与自己的人生经验之上的。通过对新闻中这些最细微情节的描述的联想，读者就很容易体验到新闻发生时的气氛，感受到新闻人物的独特个性。因此，对话、动作与环境等细节在故事化新闻里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五、“why”：“何因”向“内因”的转变

“why”在新闻中通常是指新闻的背景要素，也就是相对新闻主体事实而言的事实和信息。它不是事件发生的最新状态和动态，而是用来解释、说明新闻事实的各种其它事实材料。包括事实背景、人物背景和知识背景等。新闻背景可以从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来展示事件及人物，有利于故事情节铺叙和气氛的营造。当作为新闻背景的信息转化为人物、事件的内在动因以后，读者能更加清楚整个事件的全貌，在整体上把握新闻故事，更加清晰地体会到新闻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在有些故事化报道当中（比如《华尔街日报》的故事化写法），故事只是一个由头，背景信息才是核心。在这样的报道中，记者就要更好地将“why”要素转化成故事的内在动因，使背景信息与故事主体融为一体，否则故事就会游离于背景之外，导致新闻背景与主体的脱节。

一般来说，这些材料不是新闻主体事实的内容，是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外部推动力量，是“外因”要素。但从辩证的角度来说，外因与内因的区别只有在一定的范围才有效。扩大事件的范围，就能显现出新闻背景与新闻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背景也能成为推动事实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样，背景就成为新闻故事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也是“why”要素在故事化新闻中的特殊转变。故事化新闻中，记者要善于发掘出背景材料中的某些信息，使之成为人物活动的内在动机或者主体事实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当然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事件之间的联系是客观的，不以记者的意志改变。但记者可以通过扩大或者缩小报道范围，使这种联系得以明白表现。事实上，作为新闻背景，它对人物、事件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总是存在的，记者并不需要夸大这种联系，而只是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让它得以显现。

六、“how”：“何果”向语境设置的转变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how”所代表的“结果”，并非报道的主体事件的结果，因为作为事件一部分的“结果”已经包含在“what”要素之中。“how”相对于新闻主体事件而言，也是要素，它要呈现的则是新闻事件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也就是新闻事件发生后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也包括对事件后续发展的预测。受众对新闻事实后果的评价直接决定着他们情感的反应强度,这种评价往往是与他们自身的利益紧密相关的。⑤

一般来说，受众了解了主题事件的信息之后，就会对事件的影响以及人物的命运产生较为强烈的关切之情。而“whow”要素所提供的信息则能满足受众的这些需要，并且还能在此基础上对受众的情感进行导向。利用“whow”要素所提供的信息在受众身上唤起独特的阅读反应和情感效果，从本质上属于新闻叙事的时候的语境设置。⑥故事化过程中，记者选择适当的“whow”素材对受众的情感反应进行引导和强化。它不是一般地提供事件的最新动态或者外界的反应，而是选择某些与受众可能相关的事实，带他们体验同时代人的情感，譬如焦虑与释怀、悲伤与欢乐。一般来说，这些事实应该具备几个特点：它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受众自身的利益，或者满足受众的某些情感诉求，能进一步引发受众的注意力，让新闻故事具有持续的吸引力，深刻地保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注释

薛国林：《当代新闻写作》，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页。

莱蒙，雷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篇 论文 》。转引自蒋原伦，张柠主编：《媒介批评（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李希光：《写人性的故事与找回记者的尊严》，《新闻传播》，2006年04期。

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78页。

动物之间的感人故事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动漫；民间文学；叙事模式

动漫艺术是现代新兴的一种特殊叙事艺术，它借助变形、夸张等艺术手法来表现虚拟的时空现象，具有假想性、幻想性、娱乐性等特点。传统的民间叙事文学通过假想、幻想等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它与动漫艺术异常接近。然而，动漫艺术历史非常短暂，没有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而民间叙事文学在几千年的民间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和喜爱的经典叙事模式，这正弥补了动漫先天上艺术性缺失的不足。大量动漫作品有意无意地借鉴和吸纳着众多民间叙事模式为自己所用，从而大大提升了动漫的艺术水平。

动漫作品开端和结局的民间叙事策略

（一）故事起始时间的不确定性

罗伯特·肖尔斯说：“小说的艺术就在于能使故事素材变成情节的时间顺序的人为安排上。时间对于小说是至关重要的。”①小说在情节安排上需要时间的左右，其实，以叙事为中心的故事类作品都是如此。时间是故事创作的重要手段，对时间的弹性操作可以大大发挥故事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比如，我们可以让故事发生在若干年前的奇幻世界，也可以让故事发生在当今的现实世界，更可以通过若干年后的故事假设来预测和想象人类的未来世界。在民间叙事中，时间更是发挥着其他因素无法替代的作用。其内容大都通过幻想性、虚构性、假设性极强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表现民间认可的“永恒规律”，这种规律是民间要表达的重要主题，是作品创作的主要目的。为了能让这些规律得到听众的普遍认可，虚幻的故事内容就必须能给听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也就是让听众感觉真实可信，要达到这种效果，叙事者往往会在时间上讲究一些技巧。这种技巧主要表现在对时间不确定性的把握上。

大量民间叙事文学的故事起始时间往往这样设定：“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有个……”“很多年以前，这儿有……”“在古时候……”等等，这些时间明显不是具体的，它给听众以极大的时间模糊感。这就促使听众无法也不能拿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段时间和空间的实际生活与故事内容相对照，这时，讲述者就可以放开手脚，无所顾忌地任意联想和想象来表现自己意念中的人物、环境、事件等因素。不管故事的内容是如何荒诞不经，如何超越现实、超越自然，听众都难以与现实相比较进行真假的评判。

动漫艺术在表现内容上与民间叙事文学极为类似，大都属于虚幻的故事情节，同时，动漫的目的更多的也是为了突出主题思想，讲述“永恒的规律”，它的关注点不在时间、空间等外在的因素上，而在于故事事理、角色的人格魅力等深层次内涵的表达上。这促使它在叙事时间上大量借鉴了民间文学起始时间的模糊化技巧。不确定的时间因素被广泛地应用到了动漫的叙事之中。如我国的动画电影《金色的海螺》《小猫钓鱼》《小蝌蚪找妈妈》等，这些动漫作品在故事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几乎都没有提及人物出现的准确的历史时间，故事只是在因果逻辑关系中不断地进行演绎。

（二）故事结局的“大团圆”叙事模式

在民间叙事文学中，大团圆结局是各类故事情节经常运用的叙事模式之一。从中外早期的神话传说到后来的民间故事，民间叙事者大都遵循着这样的创作模式。西方的《白雪公主》《灰姑娘》《六只天鹅》等无不演绎着公主（或女主人公）与王子摆脱了各种艰难险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而《狼和七只小羊》《小红帽》等民间作品也都以善良的势力战胜了恶势力而结束了整篇故事的叙述。

弗莱说：“喜剧通常总是朝美满结局发展，而观众对美满结局的一般反应是“应该这样。”②民间叙事中大团圆结局的设定，归其原因在于民间百姓朴素的审美需要及民间文学的表演属性所决定的。一方面，“惩善扬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朴素的审美观念是民间百姓的情感主流。这种情感观念是他们在长期的现实生活中潜意识的迫切需要，寄托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尤其在社会早期阶级不平等的关系中，民间百姓的生活充满了坎坷与磨难，他们便把内心朴素的道德愿望在文学叙事之中加以表现。我国民间“长工与地主”的故事类型往往表现了这样的主题，百姓不满的情绪在故事的结局“地主得到惩治”中得以发泄。另一方面，民间叙事文学是民间文化、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带有表演性质，这种表演性是在民间讲述者和聆听者之间完成的，带有相当成分的“狂欢”性质。俄国学者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的文化行为。③老百姓借助这种方式实现了对主流文化的颠覆，情感得到了彻底的宣泄和表达。而在这一过程中，民间叙事文学的故事结局显得异常重要，它往往能够决定故事聆听者的情绪。大团圆的结局不仅赋予了听故事人以特殊的快乐感，而且实现了他们极具颠覆性的民间想象。

动漫艺术与其他的艺术形式相比较，它以制造欢快、幽默、愉悦等轻松效果为目的，以此来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这种审美要求与民间叙事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处。民间叙事文学在民间的讲述也是希望激发起聆听者聆听的兴趣。正因为这样，民间文学中的“大团圆”叙事方式在动漫艺术中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和发挥。如《千与千寻》中千寻在经历灵异世界的痛苦和迷茫之后终于救出了自己的父母，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狮子王》中狮子辛巴在中了叔父奸计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并远走他乡之后，经历了迷离和逃避，最后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勇敢地面对现实，杀死了篡权夺位的叔叔，担负起了狮子王国的重任；《葫芦兄弟》中葫芦兄弟最后通过彼此的团结打败了妖精；《金色的海螺》中青年男子通过了海神娘娘的重重考验，与海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这些动画片的大团圆情节模式不仅契合了主要受众群体儿童的本真的心理需求，向他们展示了未来生活的光明与美好，而且对广大成人而言，艺术欣赏的畅快与轻松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

动漫艺术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

民间文学中的故事情节往往会出现类型化的倾向，其中的母题、人物、结构等方面都呈现出类同性的特点。这就造成了程式化的民间文学叙事特点，这一程式化因素对于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口头程式理论”学派的代表性学者艾伯特·洛德曾说：“程式的丰富积累会导致更高水准的创造和再创造的变异；主题和故事的积累会导致限度之内产生大量同类变体。”④这应该是民间叙事文学中情节内容大量出现类型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是民间叙事文学类型化的又一重要体现。它主要指故事中的形象塑造多体现出“二元对立”的状态。即故事中的人物一般会呈现出两个极端、两种对立的品性，如一好一坏，一善一恶，一忠一奸，一正一邪等。由此导致故事在人物身上所给予的思想观念也呈现出两极结构，如美与丑、勤劳与懒惰、诚实与虚伪、勇敢与怯懦、憨厚与狡诈、谦虚与骄傲、正直与无私等。如格林童话中《白雪公主》中白雪公主的纯洁善良与皇后的恶毒形成对立；《小红帽》中小红帽的单纯与狼的狡猾形成对立；神话中《黄帝与蚩尤之战》中黄帝的正义与蚩尤的邪恶形成对立；民间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的无辜、懂礼与婆婆的刁难形成对立，等等。这些作品主要以两种形象的对立为核心，在二者的冲突中推动故事情节的演绎和发展，可以说这两类人物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故事叙事的主线。

“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反映了民间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简单化、类型化的特点，其中充溢了夸张和幻想，而这种特点正好符合了儿童独特的思维方式。儿童是特殊的群体，与成人相比较，他们比较单纯，理解问题往往比较直观和简单。在他们的思维中，人是由好人和坏人两种类型构成的，也就是人“非好即坏”，他们不能理解复杂的人物性格。因而适合他们的作品往往呈现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尽管性格鲜明，但并不立体和丰满，作者通过这种简单化的人物最终想传达给儿童一些普遍性的道理。

动漫艺术的主要接受群体是儿童，因此在叙事结构上也往往采用“二元对立”的民间叙事风格。如我国的动画电影《葫芦兄弟》中善良、富有正义感的葫芦兄弟与邪恶的、危害百姓的妖怪蛇精等的对立；《金色的海螺》中善良、执著的青年男子同海螺纯洁的爱情与冷酷的海神娘娘之间的对立；《喜羊羊与灰太狼》中弱小但机智、善良、勇敢的喜羊羊与邪恶、贪婪的灰太狼之间的对立；美国的《猫和老鼠》中聪明、可爱的老鼠杰利与滑稽、笨拙的汤姆猫之间的对立。“二元对立”叙事结构在动漫作品中不仅表现为传统民间化了两种类型人物的对立，而且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适当的升华，还表现为人物性格在时间上前后形成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故事情节发展变化，人物形象塑造愈加丰满立体。前者的对立主要是表现在空间上，后者则主要表现在时间上。日本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可以说是融这两种“二元对立”叙事模式于一体的典范之作。《千与千寻》主要讲述一个叫千寻的女孩误入灵异世界而发生的一连串奇异的事情。从故事内容来看，千寻由一个胆小、懦弱的女孩最终成为一个坚持不懈、勇于奋斗、顽强不屈的完美性格的人这样的成长过程构成了故事的纵向线索。人物性格在时间上前后对比异常鲜明。而在灵异世界这个空间范围内，正邪势力又构成了另一种“二元”叙事结构。善良、弱小的千寻、富有正义感的小白龙、淳朴善良的钱婆婆、热心的锅炉爷爷等与利欲熏心、麻木不仁的汤婆婆之间形成了矛盾对立。故事正是在这纵向与横向的“二元对立”叙事结构中不断地进行演绎和发展。但正因为这种多重的“二元对立”叙事结构促使这部动画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异常成功，传统的民间的单一、简单化、类型化人物性格在故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进。但与此同时，多元的叙事结构也造成故事叙事的复杂性，对于儿童而言，理解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从中，我们却能发现动漫艺术在扩大它的接受群体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注释：

① [美]罗伯特·肖尔斯：《结构主义与文学》，孙秋秋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② 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③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④ 朝戈金：《“口头程式理论”与史诗“创编”问题》，《中国民俗学年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参考文献]

[1] 万建中.论民间童话的叙事形态[J].江西社会科学，2007（06）.

[2] 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动物之间的感人故事范文第3篇

关键词:纪录片;故事化;叙事艺术;形式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94-03

纪录片要求以现实素材来结构影片,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为拍摄对象,整理现实生活,对杂乱的生活发表个人的诠释、个人观点,也就是必须创作者作出自己的艺术处理,从而达到创作者的艺术要求与审美要求,这正是叙事艺术的“叙事”“故事”“叙述”的要求。事件是叙事成立的前提,是叙事的讲述对象。一个事件或长或短,或平实或曲折,创作者把情节通过媒介载体讲述,呈现给受众,受众通过自己的知识水平、阅历、经验理解创作者的讲述,从而建构故事。叙事不是故事的一种静态呈现和反映的过程,而是故事的讲述者通过故事文本与故事接受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动态交流过程。可见,叙事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行为,这一行为是以事件、叙述者、接受者为主要要素的,文本是叙述的结果。在目前的文化语境中,由于纪录片创作者考虑观众的收视率这一因素,纪录片创作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故事化、戏剧化叙述的倾向,使一些原本故事性不是很强的题材,在纪录片的创作中也喜欢用故事来表现。

所以说,纪录片应该是一种叙事艺术。

纪录片中采用故事化叙述影片,但是纪录片的故事并不等同于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中的故事,它从本质上排斥虚构,更接近生活、历史的原生态,这是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的内在约束与限度,纪录片的故事化不能违背纪录片特有的真实性。

一、欲望对象

尹鸿定义欲望对象是“观众欲望投射的对象,是观众关怀、期待、注视的对象,是观众爱与恨、同情或仰慕的对象,是观众欣赏兴趣的直接因素”。

在欲望对象中,必须有观众的梦想、审美、价值在里面,或是观众的一种白日梦,即实现自己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梦想。后结构主义的电影理论在“重新阐释”精神分析学的主体与客体同化理论时提出了“镜像阶段论”,这一论述认为,婴儿在第六至第十八个月期间,开始察觉到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这时婴儿虽然自己不能行动,但通过镜子能确认自身,确认自己与自己的镜像同一,确认自己与镜中和人的区别。这就是主体对自我镜像的第一次认同,这种镜中幼儿的情境与电视观众的情境具有类似性,尽管荧幕形象不同于镜子对人像的反映,但由于纪实电影及其逼真地表现人的本貌,观众也愿意像婴儿向自己的景影像认同那样,向电影画面认同,并通过镜头录制的形象认识自我、关照自我、意识自我,使自己看自己、自己认识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如《龙脊》中的小学生潘能高对学习的渴望,山村困难的生活环境,乡村教师独特的教育方式,对很多所谓的城市人来说有不少相似,因为在中国,很多城市人的根都在乡村,都曾有过潘能高一样的渴望,都曾经经历过像潘能高一样的教育方式和生活情景,因此这些相似的境遇,使人们看到自己的过去,为自己在城市生活中迷失的自我找回奋斗之根。

对纪录片而言,欲望客体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某种抽象的东西。欲望对象以人物为多,如孟京福、潘能高等等,那这些人物具有什么特征才能更充分的体现纪录片的故事化呢?

第一,纪录片的人物必须具有人情味,必须具有一定的伦理特征。所谓人情味就是指人的行为(包括名人和普通人)引起的兴味,使观众产生感情认同的因素之一。人情味来源于观众对他人行为的天然的好奇心,这些行为中包括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反映和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而人们的一定的伦理特征也是激发观众情感的因素之一,伦理特征较容易唤起观众的情感投入。但是需要讲究策略,即编导与人物之间在感情上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对人物的审美与价值判断隐藏的深一点,一切都让人物自行呈现,这样观众会比较容易得就接受人物。此外,对人物伦理内容的挖掘,必须在考虑启恒久不变的因素外,还必须将其放在具体的时代变化中。如《壁画后面的故事》中教师刘玉安对陶先勇的关怀,老师蛮可以放手不管可是他却一直在支持,经历着期盼―努力―失望,再期盼―再努力,一直到最后期望彻底破灭,观众在看他,并不断的认同他,他的行为也得到伦理的认同,得到观众的赞扬。

第二,就是要让主要人物处在一种变动与变化之中。这种人物的变动与变化,或陷入一种前途未卜的冲突中,或失去了宝贵的东西,或受到几方面的攻击与争夺,只有这样才会使观众参与其中,关心人物的命运变化。如《最后的山神》中孟京福是鄂伦春族的最后一位萨满,最后即意味着他处在急变的时代中,与郭宝林这样的定居族之间的代际差别;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冬天来的时候又一位鄂伦春族的老人去世了,他们这一代又离世代生活的山林远了一步;一位老人的去世,使得孟京福伤心;一棵画有山神的树被砍伐,使得孟京福神伤。他如何来寻找自我文化的身份,这也就深深的牵动着观众的心。

欲望对象是纪录片的核心,具有了这样的特征,才能在观众心里造成亲切感、认同感、紧张感、运动感,才是吸引观众不断观看下去的动力。

二、情节

情节来源于生活,尽人皆知。人,天天都泡在生活中,捕捉生活较容易,但是把生活变得生动,则比较难。这就需把平淡的生活情节转化为具有新奇性的故事。蕴含新奇的故事,并非荒诞不经,也非故弄玄虚。在陈辞中出新意,在平淡中见奇巧,常常会给观众带来意外的惊喜。

情节建构故事,纪录片的故事化需要情节的有机建构。

首先,情节能够使观众进入具体时空感知体验纪录的内容。观众在观看纪录片中所纪录的具体过程的过程中,其感情不断积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积聚,受到感染。如《龙脊》中由于记录了潘纪恩因学费问题而面临失学,而他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又促使他想尽办法要挣到学费,他便去淘金,在流水与细沙之间,我们的手也似乎在触摸,我们的眼睛也紧紧的跟着,内心充满了希冀,盼着奇迹的出现,从而实现潘纪恩上学的夙愿,我们就这样急切的随着镜头等待着,那小小的一点的出现便足以让我们欣慰与满足。

其次,情节记录过程,由于事件的最终结局的不可预知,往往会使观众产生与事件平行的思考。如《小鸭子的故事》中有一个情节,一只小鸭子因先天不足,身材矮小,几次都未从池塘里跳出来,只能眼看着妈妈带领着其他小鸭子远远而去,。这只小鸭子能从池塘里跳出来吗?这一悬念似的情节紧紧抓住观众的心,观众为小鸭子的命运担心。然而这只小鸭子没有灰心,一次一次的试着往上跳,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跳上了池塘,此时观众的喜悦油然而生。生动真实的情节使观众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共鸣,小鸭子的每一次失败,都倾注着观众的再一次期待,观众的心理在期待过程中获得了动态平衡,从而联想到人类自身,感受自己曾遭遇过的挫折和坎坷。

情节的逐步展现,带领观众逐渐进入纪录片的故事,“看到一个人眼睛逐渐湿润,眼角上慢慢出现泪花,与落泪者共时体验到他那难以抑制的悲伤和感动”,一点点体味,一点点深入。

三、矛盾冲突与悬念

在各类型的节目中,矛盾冲突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有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且矛盾冲突的最终后果让人捉摸不定,那么这个矛盾冲突就会变得更加鲜明有力,更加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成为足以吸引广大观众和抓住观众的一招妙计。在纪录片中,米勒曾提出“为使观众兴趣保持持久,尽量在影片中增加矛盾冲突、挑战及困难。”

矛盾冲突对纪录片来说,应该来自客观生活(事物)本身,不可以虚构,但是可以强化。创作者可以将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冲突集中化,特别突出偶发性因素,构建出一种明显的巧合,对比、因果或转折关系,常常以环环相生的方式编织出曲折跌宕的情节,以此来吸引观众。如在《生命》中,编导就是捕捉“母救女”故事本身隐藏着的许多矛盾冲突来编排故事的,比如家庭经济压力带来的矛盾,在挽救还是不挽救小张琨生命这个问题上家庭成员及其亲友之间的矛盾,在决定由双亲中的谁捐肾救女中的矛盾,最终决定由母亲捐献后父亲的不安,母亲割肾后带来的隐隐约约的惊恐和舍己救人的神圣感之间的心理矛盾,以及双亲之间不同的付出带来的心理上的矛盾,对于手术医界不同见解的矛盾,以及双亲之间不同付出带来的心理上的矛盾,手术后各方面的期盼、希望、惊恐……这些矛盾本身充满着戏剧性,然而片子正是依靠这些矛盾,才抓住了观众的心。

所谓悬念,主要是指编剧和导演利用观众对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前景的关切和期待心理,在剧中设置悬而未决的矛盾现象,从而吸引观众的关注,并急切期待解决的后果,以便吸引和集中观众的注意力与欣赏兴趣,诱导观众迅速进入剧情,已达到饱和状态的欣赏效果,在接受中获得审美的享受。这一叙事技巧的运用,往往在常规叙事被阻断后,可以引发观众强烈的期待愿望。在故事化的纪录片叙事中悬念的作为一种增加观众观赏兴趣的方法已经被大量运用。如《壁画后面的故事》中更是将生活故事处理的结里套结,环环相扣,悬念迭生。在陶先勇能不能坚持活下去的悬念里,观众与教师刘玉安、与陶先勇的家人、还有陶先勇本人共同经历着期盼―努力―失望,再期盼―再努力,一直到最后期望彻底破灭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观众也一直在期盼着奇迹的发生,可这是客观事实,而不是纯属虚构,悬念之后,最后的结果令我们扼腕,一个生命体的离去令观众在一阵担忧之后神伤。总之,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过程不是一个直线的匀速运动,它必须是一个曲线的积累过程。

在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中,创作者不能为了故事化而摆拍主人公,把原来真实的故事拍成假的,也不能为了情节跌宕起伏,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而人为干预主人公的生活等。如果这样只会舍本求末,也是缺乏职业道德的。所以纪录片的故事化叙事应该以非虚构为底线。

四、故事化的叙事者

故事化的纪录片有叙事者的明显痕迹,无论是叙述行为,还是叙述态度上。有人根据叙述者对故事(人物、事件)的态度把叙述者划分为两种类型:客观叙述者和自我意识叙述者。

客观叙述者强调客观,即对外部世界的实录,消除叙述者对故事的态度,使其隐身于文本之中,尽量不露出叙述的痕迹,仿佛人物、事件自行呈现。正如福楼拜所说,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中露脸,就像上帝不该在造物中露面,你看不见他,却又能感觉到他,他处处不在,却又无处不在。叙述者竭力保持中立态度,就像观众应做的那样:忽略故事是经某种中介媒介传递的这一事实,反而相信他们看到正是现实生活所发生的。用客观画面与同期声将诸如环境、气氛、人物的言行表情等毫无遗漏的客观地呈现给观众,一般不使用人工音响、光效、解说词等。

而自我意识叙述者与此相反,往往是采用一些可传递的自我意识存在的方式让观众感知它的存在,就是叙述者在作品中明显表现出的自身的立场和看法,叙述者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对叙述事件、人物,纪录片可以或多或少的表现主观的感受和评价,在陈述故事的同时,解释和评论故事。主要通过主观镜头,或摄影机的摇晃,或干预性的解说等。镜头得摇摇晃晃,会使观众马上就联想到拍摄场景或叙述者,其也正代表了创作人观察现实时的目光是融进了创作者们的较为完整的情感体验与哲理思考,不仅仅是生活本身存在的反应,而且还传达出更丰富、更具魅力的生活理想、生活意境、生活境界。指点干预的的解说词,主要是指对纪录片的叙事形式进行干预,让叙述接受者知道叙述者在讲故事。故事化的纪录片中的解说词的运用不仅不会破坏叙述得逼真性,而在其中适当运用一些指点干预则会增加真实感。自我意识叙述在故事化的纪录片中得到广泛地运用。正如美国纪录片理论家比尔.尼科尔斯文在批评“直接电影”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类纪录片有时使人困惑,更时常使人为难,它们难得向观众提供它们所追寻的历史、场合或对场景的预测。”自然主义似的跟踪纪录一旦失去其内容上的新鲜感和所蕴含的情感因素及故事结构的矛盾冲突就毫无价值,因此一部成功的纪录片的创作者无不是在纪录真实的同时,把自己的审美体验表达出来。

纪录片《龙脊》中,潘能高边干农活边读书,潘纪恩为了上学外出淘金……再加上不同季节下的那个诗一般的镜头:山坡上的那棵小树,这不正是创作者所要张扬的一种坚韧的不拔的生存意志和面对贫穷却奋发向上的精神吗?又如其中的一个吃饭场景:天刚亮,在晦暗的屋里,潘纪恩一家围坐在小桌旁吃着早饭。黑暗让观众看不清他们吃的是什么菜,但观众却可以想象而知,潘纪恩的父母正因家庭贫困而争论是否让成绩优秀的潘纪恩继续上学。啧啧的吃饭声和着夫妻特有的争论声,画面和声音不断溢出信息和情感。平时少言寡语的潘纪恩,此时却说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话:“你们想让我以后和你们一样苦啊!”紧接着是沉默,和着啧啧的吃饭声的沉默。这短短的一分钟吃饭的场景,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一部分:贫困的现实与继续读书上学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而且还得渗透着创作者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深化了全片的主题,表达了创作者的主观艺术情感。正如编导陈晓卿在谈到自己拍纪录片的体会时说:“与其说我想拍别人,倒不如说我想拍自己,想拍我的心。”

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与繁荣昌盛,现代社会的时尚与变革,后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与后现代的艺术创作无不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生活品味,同样也极大地影响或左右着艺术创作思潮。即使如此,受着几千年文化积淀和传承深刻影响的艺术创作者,仍孜孜不倦地追求创作中的神韵和品格。纪录片创作者应该建立以人为本,以观众为本,以作品为本的创作理念,深入生活,发现生活,挖掘生活中的真实之源,寻觅生活中的真实之趣,故事化吸引观众;纪录片创作者还应该借鉴国外电视纪实节目的运作方式,运用多种多样的销售手段,推行跨媒体、跨地区、跨国界的全方位经营策略,才能掀开中国纪录片新世纪的创新篇章,才能真正凭自己的实力、自己的作品及其独特的风格和品牌走向世界、走向观众、走向未来、走向辉煌。

动物之间的感人故事范文第4篇

与拍过电视剧的人接触，他们都会说电视剧好不好，关键要有一个好故事。这是创作者的经验之谈，也是被电视剧接受和传播所验证了的。如果问起什么是好故事，得到的回答也会简单明了：好故事就是情节曲折，富有悬疑性，能把观众的胃口吊起来同时又能让观众满足的故事。其实这是对故事表面或浅层次的理解。从故事的本质来说，好故事是三言两语说不清的，那种能给予人有意义感觉、有味道并值得久久回味的故事，没人能用语言概括清晰。电影导演文德斯把故事看作是神的替代品，他说：“故事是能引人入胜的，对于人类而言，它们既有力且重要，它们以一种极高深的水平给予人们想要的———其价值不止于娱乐或者悬疑性。人们主要的要求也无非是一种连贯性。故事给予人们有意义的感觉———一种在其周遭不可思议的混沌的表征与现象底下，终究还有秩序潜藏于内的感觉。这秩序正是人们亟欲需求的；是的，我差点说秩序或故事的概念是与神的观念相连接的。故事是神的替代品。或者，神是故事的替代品”。文德斯对“故事”的理解非常本质和透彻。由于叙事艺术作品所讲述的“故事”有了这种“神性”，故事才不可言说，故事正是因为这种不可言说性，它才成为超越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心灵交流语汇，才有滋养人心智的功能。电视剧中故事的好与坏，与故事的这种“神性”有关。2003年出品的电视剧《玉观音》，在观众中很有口碑，现在如果重看，我们仍然会为之动心。剧中人物安心的故事直接能穿透观众的内心。从警校毕业的安心已有身孕，正要与张铁军结婚。这时她接受一个抓毒贩的任务，而要抓的毒贩恰是她所怀孩子的父亲。故事由此开始，全剧讲述了安心这个女人在婚前犯了一次错误，而这次错误毁掉了她的一生。这仅仅是表面。故事的内核是：一个美丽、现代、开放而又富于责任感的女性，经历了种种残酷无情、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正是这磨难给安心以无限的魅力，让她不仅美丽、现代，而且复杂、刚毅。编剧和导演都把故事叙述的点放在了安心的美丽与她命运的反差上，好像故意在磨难中摧残她的美丽，使她的容貌的美丽升华为内在的气质。体味这磨难中女人的魅力，观众会有种说不清也说不尽的感觉，这就是故事的味道。而且，这部长达32集的电视剧，其人物变化或成长的过程性，使故事的韵味得以充分积聚和展示。电视剧故事的剖面应该是表面与内核两层，生活经验和现实细节在外，内里包着一个核儿。电视剧的受众决定了它故事表面的生活经验和现实细节要真实，像那么回事，观众看两眼就有贴肤之感，能唤起他们的经验积累，或激活他们的经验想象，从而被带入具体情境之中，感同身受地去体验。这一点对于电视剧虽然重要，但唤起观众的经验记忆还不是最终目的，和所有叙事艺术一样，这仅是一种手段，经验如过河之桥，观众最终要通过桥到彼岸去，彼岸就是对故事的核儿的体悟。现在的很多电视剧作品对故事的选择和讲述，仅仅停留或满足于故事的表层。这是因为没有把握故事的奥义。故事的内核与表层经验截然不同，是无形的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是只可体悟不可言说的东西。其实它就融会在经验细节之中，这里说的表层和内核的剖面，是为了强调它虽无形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虽无形却能激活观众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让观众或回味无穷，或难受无比，回味与难受纠结，生成故事特有的味道。故事的味道生成于观众的感受之中。我们仔细琢磨《玉观音》中安心故事的内核，便会发现故事的内核与安心的生命或者说命运有关。这就提出了电视剧品质的另一个重要内涵：人物的生命感和命运感。

2.生命的弧光

我们说电视剧的品质，从本质上讲是电视剧的精神品质，而电视剧的精神品质来自于剧中人物作为个体生命的内在发酵。所谓生命的内在发酵，是指人的内在挣扎及其结果。这里我借用了塔尔可夫斯基“生命发酵”的说法，他在《雕刻时光》中说：丑与美互含彼此之中，这个巨大的矛盾以极尽荒谬之能事渗透、发酵生命本身。现实中，一个人不管身居显位还是蜗居市井，都要经历无休无止的内在挣扎，内在挣扎是生命常态。内在挣扎到极致处，便生出对生的终极问题的追问，或对终极困境的领悟。生命正是在挣扎中活了，活得有声有色，活得波澜壮阔，活得力量迸发，这就是生命的发酵。一部电视剧表现了人的这种生命状态，实现了生命的内在发酵，它就有了好的品质。以此来理解电视剧的精神品质，并作为标准来看一部作品的品质，入眼的作品很少。《悬崖》可作为研究电视剧中人物生命感最好的范本。剧中主人公周乙经历着两种超度。一种是被超度，他的组织告诉他“你这样活着有意义”。然而在全剧中周乙对潜伏生活一直质疑，这种超度并未实现。潜伏生活就是说谎的生活，生活在谎言中，周乙无奈狐疑，他和顾秋妍不时地感叹这种生活何时了结。周乙的态度是不结束就得忍着。久而久之，周乙有了自己作为一个谍报人员的生存逻辑：为了活下来，一些同志必须去死。活下来必须以别人牺牲作为代价。用组织里的人的话说，就是你今天活下来而牺牲35个同志，将来就会因为你活着有千人获救。以此赋予周乙的逻辑以理由和意义，也为周乙因那么多同志牺牲而自我折磨进行革命性超度。表面看上去，周乙在面对顾秋妍的小叔子和35个同志被枪杀时，他和特务头子高彬站在一边若无其事地抽烟说话，显得不以为然，不痛不痒，但周乙的内心深处在那一瞬间经历着什么，观众是可以感觉得到的，那是比自己挨枪子还要痛苦。只不过他忍受着，忍得冷酷无情，像个冷血动物。然而这只是表面，周乙面对死亡不可能坦然，所以他不可能被超度。全剧最有回味价值的是周乙的死，他实现了自我超度。当他把自己的妻子救出来，一家人越境到自由安全的世界时，得知莎莎失踪，他义无反顾地放弃活着，用自己的死换回那个与他同居六年的顾秋妍和她的女儿的生。他被枪杀了，中枪后他手伏着墙，然后倒下，又在地上抽搐两下，样子一点儿也不美，更不壮烈，不见英雄就义时的“范儿”，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的死。但这个细节让人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不得不拍手叫好，那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给人的感觉，他的肉身倒下但他作为男人的神气却陡然立起，立得可见可感。也许长期的潜伏生活使周乙的心灵扭曲，他的心就是冷硬，他坦然奉行以别人的死换取自己的生的生存逻辑，如果这样，创作者如何拯救他或者说他如何拯救自己，便是全剧的高潮也是戏眼，这也决定了这部戏的品质。他为与他没有血缘关系但又无法让他放下的一对母女而牺牲，以此证实他的血是热的而不是冷的，作为男人他是有血性的，他的选择行动与信仰大任等等没有半毛关系，那是一个男人的选择和行动。这是创造者为他或者是他为自己做的男人超度，而这个超度圆满成功。《悬崖》是对以往谍战剧的超越，周乙这个人物在特定的情境下的生命负重和赴死选择，让人感受到生命的苦涩和生命的力量。这部戏凸显并放射魅力的是精神叙事和灵魂叙事。电视剧的一个本体特征是它的过程性，即一部电视剧要全面展现剧中人物的命运过程。长篇电视剧的长度优势，又为充分展现人物命运一波三折的过程提供了可能。电视剧的可看好看的主要优势就体现在这里。说到命运，我们的感觉是：在生存中，有一种无形的而且是绝对的超然力量左右着人，人被摆布着，是被动的，是无奈的。生活中往往是这样的，但在叙事艺术中，特别是在成功的叙事艺术中，人是逆着命运行动的。生活中的经验之谈是人不要和命争，要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而在艺术中人恰恰要和命争个高低争个你死我活。在一部长篇电视剧中，主要人物必定有个重要目标要去实现，恰是这个目标使他有了贯穿始终的动作线。人物的动作线，是人物自觉的欲望和不自觉的欲望相互角逐的痕迹。自觉的欲望与不自觉的欲望可以简单理解为人物自身的肯定力量和否定力量。在肯定力量与否定力量的角逐中，有一股力量最终左右着人物的变化，这力量就是人物实现欲望的能量和意志，也是与命抗争的生命力。可见，一部电视剧叙事过程实际上是完成和展现人物的内在变化过程。这内在变化过程，留下灵魂挣扎的全部痕迹，是一个精神裂变的历程。这过程是动态的，其痕迹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弧线，所以我称之为“生命的弧光”。罗伯特·麦基在《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中说：最优秀的作品不但揭示人物真相，而且还在讲述过程中表现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或变化，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他把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称作“人物的弧光”。研究电视剧人物命运的变化过程，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人物的生命运动的目标或者说人物精神历程的终点要明确。人物经过剧烈的内在挣扎，他要向何处去，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这个目标和结果要明确，而且要实现和完成。《玉观音》中的安心由一个纯美阳光的女孩子成长为复杂、成熟、坚忍的女性，这是剧中给予她的生命目标。这是创作者设定的，更是她生命运动的自身逻辑的必然。二是生命运动或者说人物的动作线要清晰。在《士兵突击》中，许三多由孬兵到兵王的变化契机和每一变化的状态形成一个线索，而且这个线索十分清晰。剧中从第二集史今要了许三多开始，许三多经历了一系列激励他变化的事件，如在五班修路、钢七连对他的挤压、老A的残酷磨砺、第一次杀人、家庭变故等等，许三多的内心逐步强大起来。人物走向他的精神目标，经历了几波几折，每一波折对他变化的推动有多大，要表现得明明白白。

3.让观众跳起来够苹果

有了好故事和生命感的人物，接下来的是如何把故事讲好，把人物在讲述中立起来，也就是怎么讲故事的问题。会讲故事也是电视剧品质的一个重要内涵。看电视剧时，我们常常为剧中弱智情节而愤怒，因为有些电视剧一看开头便知结尾，编得超极小儿科。还有的就是瞎扯，为拖延片长增加集数而胡编，情节发展无戏剧性更无逻辑性。我们说的会讲故事，其实就是巧妙的情节制作。情节制作是创作者对情节的设计，是创作者才智的体现。这里我用了“设计”一词，是强调电视剧的情节是设计出来的，是创作者充分发挥才智的结果。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决定了它讲述的是人间故事，要符合现实生活逻辑，所以电视剧情节制作的合理性尤为重要。所谓的合理性，就是情节设计要符合一般观众的经验认同。在此基础上，又得做到出乎观众的意料之外。能把情节设计得“不可避免而又出乎意料”，绝对需要智慧。至今我们几乎没有谁能忘记几年前看谍战剧的巅峰之作《潜伏》时的感受，那是一次“智力游戏”和“脑力激荡”，我们像被磁铁吸着欲罢不能。全剧以余则成为中心，形成两条明线一条暗线。明线是余则成如何克服危机传递情报和他与三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结，暗线是余则成信仰的形成过程。在情报战主线上，与余则成明争暗斗的男人有吴站长、马奎、陆桥山、李涯和谢若林等，在情感线上与余则成缠绵纠结的女人有左蓝、翠平和晚秋。余则成与这些人物密切交织，他们每人各自形成一条情节线，引出不同的冲突，情报战、心理战、权利之争、爱情纠结和生活琐事有机组合，危机、悬念、激变层出不穷，使全剧的叙事节奏张弛有度，观众被牢牢黏住，欲罢不能。当我们把情节制作往深处去想，却发现它又不是简单的编故事、讲故事，不是设置悬念，吊观众的胃口，让观众期待和满足的技术活儿。情节制作的目的是为人物创造生命，最终又落在了人的生命上，所以制作情节是创作者心智的体现，是他们自身生命感和生命力作用于创作的结果。前面已经说到在成功的电视剧作品中，主要人物都要实现一次转变，《玉观音》中的安心，《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潜伏》中的余则成，《生死线》中的四道风，《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氏兄弟，等等，都是成功的例证。那么为人物转变创造契机和提供动力，就成为电视剧创作最重要的环节。人物转变的契机无疑来自于人物面对的矛盾冲突。在戏剧、电影和电视剧中，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人物所处危机情境和他遭遇的具有激变性质的事件。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以什么样的状态进入观众的视野，或者说他进入观众视野时的处境，这不仅仅关系到组织、吸引观众，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人物的行动和故事情节的展开。萨特说过的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他说：情境在我们心目中是重于一切的。设计情境就是为人物设计冲突，必须把人物挤到墙角，让他处在极端的矛盾状态，左右为难，选择难，行动难，这样他一旦做出选择采取行动，他才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才能实现变化，从一种状态发展到另一种状态。情境的张力，取决于情境所包含的冲突是不是对人物充满激发力。文章执导并主演的《小爸爸》，就是完成于果由悠然散漫的80后向肯于承担责任的成熟爸爸的转变。剧中首先为他设计的情境是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打破了他生活的平衡，他面临着危机也面临着转机，他必须做出选择，接受这个儿子，他的情感婚姻和生活态度等等都要为这个儿子而改变。儿子的出现是一切后续情节的导因，最终导致人物生存状态和命运质的变化。剧中人物由开始时的激变事件的激励，触发他为一个目标而行动。在他走向目标的过程中，创作者要不断给他加力，要设计一系列有激变性的事件给人物变化提供能量，让人物逐渐走向极致。电视剧的长度和故事展开的过程，就是由这样的一件件激变性事件构成，而这些事件由量到质，最终是为了推出人物命运的陡转。人物变化或者说人物命运激变的动力，首先来自于他自身，来自于他的内在挣扎。人的内在冲突是人自身转变的根本动力，人在内在冲突中才能获得生命，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状况。这个实际状况决定了叙事艺术中的人物的内在挣扎能为人物行动和变化提供无穷动力，这是为电视剧也包括小说、戏剧等所有叙事艺术的实践充分证实的真理。人的内在挣扎就是人内在的痛苦，就是人的真正疼痛。内心疼痛的人才活着，其灵魂才醒着。同时，也只有在矛盾中，在冲突面前，人性深处的东西或者说最人性的东西才显露出来。而人性深处最人性的一面，才是人的本质存在。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人物变化的动力也来自于人物关系。人物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相互完成，是叙事艺术最有价值的人物关系。特别对抗性的人物关系，为主要人物实现自己的欲望提供着能量，道理很简单，反面一方的阻碍力越大，正面一方的反抗力就越强。《潜伏》中的余则成和李涯，这对冤家各自都忠诚于自己的信仰，都肯于为自己的信仰舍生忘死，而他们的这个品质是在他们的较量和相互作用中展现的。

4.光芒由“酷”而发

动物之间的感人故事范文第5篇

导读，顾名思义就是指导阅读，其源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提出的语文导读教学法:“‘导’，指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引导、辅导、因势利导;‘读’，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实践。‘导’和‘读’的结合，勾画出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幅‘师生互动’的图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滔滔讲授，学生默默聆听’这种单向的‘授—受’格局”［4］。本文所说的导读并非教学方法，而是一种体裁样式，即写于作品后面，指导读者有目的地阅读文章的一段文字，也叫“作品提示”或“阅读提示”、“作品评析”。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不但多与原始人的文学相似，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和荒唐的思想”［5］。因此，实践理念下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整合的第一步就是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对于导读的写作，钦州学院的做法有三:第一，导作品主题。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一样，内容体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赞赏与追求，导读作品主题时，应抓住这一点进行分析。如钦州民间童话《金沙奇源》，讲述看牛仔六哥与谭财主丫环三妹遇仙发财，被谭财主陷害的故事。故事主题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受处罚。在写导读时要注意从儿童心理出发，抓住童话的幻想特征，说明六哥与三妹如何遇仙，如何得到金银，又如何被财主陷害，财主如何受到处罚，分析过程中要突出六哥与三妹的善良与勤劳、财主的贪婪与丑陋。通过分析主题，引导儿童做一个善良、勤劳的人。第二，导人物形象。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大都没有具体名字，但人物的性格特征非常突出，在写导读时应注意把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描摹出来。如《傻姑爷》，讲述一个傻姑爷娶了个聪明的老婆，一次岳父过生日，夫妻俩回去拜寿，路上老婆说什么，傻姑爷也跟着说什么。到了岳父家里，大家都想看傻姑爷的笑话。厨子有意看傻姑爷出洋相，给他舀了碗没苡米、没鸡蛋的糖水，也没有给他勺子。傻姑爷把途中跟着老婆学的三句话说出来，居然误打误撞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在写导读时，要对表现傻姑爷傻样的句子进行分析，通过他的语言、动作、神态等表现出来。第三，导语语言特色。民间文学的语言质朴、生动、简练，易于理解，叙事结构与方式与儿童文学非常相似，在写导读时要把作品的这些语言特点找出来。如钦州儿歌《倒卷珠帘》:“年三十晚月光光，贼上屋顶偷粪缸。盲婆看见惊失魂，聋公听到吓出汗。哑仔大声喊捉贼，跛佬快快走出屋。一抓抓到贼头发，一看原来系和尚”，写导读时应说明这是一首颠倒歌，用了较多的叠词，如“月光光”、“快快”、“一抓抓”等，儿童念这首颠倒歌，不仅接受了一定的思维训练，而且体会到“胡言乱语”的谐趣。从学生所写的导读看，基本都能根据以上步骤来写，但也有“偏题”现象，把导读写成读后感，究其原因就是语言表述上不是“导”，而是“感”，教师要注意引导。

二、把民间文学改编为儿童文学

民间文学属于原生态文学，表现的生活面极为广阔，囊括了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道德、习俗、和生产劳动等方面的内容。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这种包容性使民间文学往往良莠交织，精华和糟粕并存。面对这种情况，钦州学院的做法是:首先对改编的民间文学进行筛选。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认为:“儿童教育，特别是幼小儿童的教材，应当主要以原型和母题为主要内容和永恒不变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神话、童话、传奇、民间故事等原始文学题材中”［6］。因此，改编民间文学，要从儿童的培养教育与审美需求出发，在内容的选择上要符合道德感化、智力开发、美育感染等要求，体裁上可选择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钦州民间文学有些也属于糟粕，如《好人死得早》、《懒人福》、《驼背娶亲》等，改编时要舍弃。其次，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作为口传文学，民间文学大多描述故事轮廓，由于集体创作、世代传承的特点，很多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增加了讲述者的创造而横添了枝叶，使民间文学作品情节杂乱无序，甚至故事杂糅。因此，改编时要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对只有简约故事轮廓的民间文学作品，应从故事讲述的需要出发，按情节发展的规律展开合理想象，进行情节和细节的补充和丰富，变概括的故事梗概为具体而有变化的故事情节。而对情节繁芜的作品，则应删繁就简，以故事的完整性、变化性和丰富性为核心，大胆剔除与故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旁枝末节，从而变芜杂为明晰，使情节具体生动。如钦州幻想故事《鞋沓鱼的嘴为何歪》，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小白鱼骗鲸鱼的过程，而主要角色鞋沓鱼嘴变歪的过程只用几句话就讲述完毕，与题意相差甚远，改编时删减小白鱼骗鲸鱼的情节，增加鞋沓鱼嘴变歪的情节，突出主要情节。第三，规范语言。民间文学以口头讲述为主要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口语化的表述中不自觉地注入了方言或习惯语，印上了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对于儿童来说，文学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语言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语言的运用。因此，对民间文学的改编，必须规范语言，要注意对话语方式的运用，消除方言，以文学口语为故事的叙事手段;对句式结构的安排，要多用短句、简单句，少用长句、复句或复杂句式;对语汇词汇的使用，要多用实词、浅词，少用虚词、深词，不用生僻词。如改编钦州生活故事《三太公请客》，这是一则吝啬鬼的故事，有太多的方言俗语，改编时要注意把方言改为普通口语，如把俗语“赖账是乌龟野仔”改为“赖账就是王八蛋”，方言“得”改为“行”或“可以”，“为内”改为“好友”，“东看看，西瞄瞄”改为“东看西看”，“头壳”改为“脑袋”，等等。在叙述方式上，把文中过多的对话改为叙述性语言，突出主要情节。

三、在儿童文学课堂开展感受

民间文学魅力的专题活动德国教育大师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并培养能创造文化价值和人格。”儿童文学课程的开设对象是学前与小教专业的学生，他们是未来的幼儿园、小学教师，地方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依赖于他们。地方文化的很多内容都体现于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又有着天然的联系性，因此，把民间文学内化到儿童文学课程中便成为两者的最佳结合。所谓“知识内化就是把教材中的外部知识经过学生的认知活动重新组合转变成其内部的知识，也就是使教材新知识与学生主体认知结构中原有知识建立内在联系，形成其新的认知结构”［7］。

(一)角色扮演

社会心理学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它是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行为和责任的集中体现，反映个体与自己、周围人群和客观事物之间发生作用时独特和一贯的行为方式”［8］。角色扮演的教学模式是心理学家谢夫倡导的一种以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模式。概括地说，就是让学生表演问题情境，然后讨论表演，借此引导学生共同探讨情感、态度、价值、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并且形成处理这些情境的恰当方法。民间文学作品以角色表演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内容情节的记忆与理解。但并非所有的民间文学都适合表演，只有那些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突出的民间文学才适合表演，因为“圆滑的故事性，具体的行动性，人物性格的明确性。并且使事件具体的展开，把原因、结果交待清楚，然后加上简洁一贯的架构，动听的音乐和富有韵律感的台词，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9］。在进行角色扮演时，钦州学院的做法体现如下:第一，创设情境。创设情境是角色扮演的起点，也是表演取得成功的保证。创设情境最重要的就是情境介绍，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最一个简要介绍，人物的动作、神态要符合故事的发展。第二，分配角色任务。要根据学生的参与热情、表演能力进行挑选“演员”，不能敷衍了事，因为表演效果会影响接下来的分析与讨论。第三，确定表演框架。确定人选后，学生形成“演员”小组进行讨论，筹划表演内容，确定角色的台词，教师要动员其他同学帮助他们准备表演所需的场景、道具等。第四，训练“观众”。在角色扮演中让不参加表演的学生进入状态，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要引导与培训他们与“演员”互动，并布置一些观察性的问题，如角色表演是否真实?情节发展是否合理?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等等。只有大家都进入情境，才能营造出一种活跃的气氛，获得真实的体验。第五，进行角色扮演。这是表演的核心环节，“演员”按照计划进行表演，教师在观看的过程中切忌苛求完美。由于心情的紧张或产生新的想法，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发生忘词或改台词的现象实属正常，教师应给适当鼓励。第六，组织学生进行评议。由于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不一，学生对角色的行为取向有差异，教师要分析表演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深入挖掘表演的内涵，将评价集中在角色所作的决定上。

(二)游戏活动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游戏是儿童的主要活动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儿童在游戏中反映着周围的现实生活，通过游戏体验着周围人们的劳动、生活和道德面貌，同时也理解、体验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游戏是实现儿童与周围现实联系的特殊形式、特殊活动”［10］。游戏具有灵活性、积极情感、非精确性、内部机动性等特点［11］，在儿童文学课堂上以游戏形式感知民间文学，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使学习者主动探求知识。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不仅体验到民间文学的魅力，而且有重拾童年时光的感觉，身心得到娱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钦州学院归纳出民间文学设计形式的两大原则:第一，娱乐性与认知性相结合。给游戏者带来情感的娱悦是游戏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目的本身，对民间文学的认知才是游戏的目的。只有将民间文学转化为游戏内容，才能让学生在获得游戏体验的同时也获得对民间文学的认知。如钦州儿歌《打叉叉》:“打叉叉，卖咸虾。咸虾臭，留俾阿侬送宴昼”，进行游戏时教师在前面进行操作示范，学生跟随教师一起游戏，游戏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则儿歌反映钦州的哪些生活习俗?体现什么样的语言文化?边游戏边思考，学生很容易了解这首儿歌的文化内涵。第二，自由选择和全面参与相结合。“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便在那里终结”［12］。有自由选择的情感是游戏的心理学基础，因此，是否参与游戏应根据学生的意愿来决定。但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指定的游戏中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但在一些团队游戏中，则要求全体学生参与。如要让学生了解钦州文学中的传说人物，如刘永福、冯子材、冯敏昌等，设置为“你说我猜”的游戏，第一环节可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来决定游戏者。开始游戏时，“说”者只能说与人物有关的事迹，但不能点出他的姓名，“猜”者根据所说的事来判断。第二环节则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按自愿组合原则组成几个团队，团队成员排成纵队，主持人把写有人名的卡片给纵队的最后一位成员看，要求他用动作把所猜的人名告诉相邻的队员，相邻的队员再把他的理解示范给下一位队员，最后由第一位队员猜。误解与错解使这个游戏妙趣横生，使学生轻松学会描述人物就是要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来显示谜底的方法。

(三)举办故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