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保护概念范文第1篇

一、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了解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2．理解

（1）生物对环境适应的普遍性、相对性。

（2）保护色、警戒色、拟态的概念及实例。

3．掌握

保护色、警戒色与拟态的区别。

（二）能力训练点

观察能力、概括能力、归纳能力、表达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1．通过保护色、警戒色、拟态，认识生物与环境的协调美、和谐美。

2．由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树立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

3．培养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

（四）学科方法训练点

1．学习掌握新概念的方法：由事例归纳、理解概念，通过比较辨别掌握概念。

2．学习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学习方法。

二、教学重点、难点、疑点及解决办法

1．教学重点：适应的普遍性，保护色、警戒色、拟态的概念，辨别概念的方法。

2．教学难点

（1）引导学生自己总结出保护色、警戒色、拟态的区别。

（2）认识生物与环境的协调美、和谐美。

3．教学疑点：保护色与拟态的辨别。

4．解决办法

（1）运用投影或多媒体辅助教学，创设保护色、警戒色、拟态的问题情景，学生观察、归纳得出概念。

（2）对比显示典型的保护色、警戒色、拟态的现象，两两对比发现差别，辨析概念。

（3）学生对概念及概念间的区别进行概括、表述。

（4）根据学生练习中反馈信息进行个别辅导或集体答疑。

三、课时安排

1个课时。

四、教学方法

教师讲述、举例帮助学生理解，学生阅读、观察、思考、表述，积极探索学习。

五、教具准备

根据学校设备条件准备：课时目标（文字）、沙漠上的仙人掌（图像）、淡水中的菱（图像）、猛虎袭击鹿群（图像）、鹿、兔、刺猬（豪猪）、黄鼬、蛔虫（图像）、绿草丛中的蝈蝈（图像）、北极地区的白熊（图像）、冬天和夏天的雷鸟（图像）、黄蜂、瓢虫、毒蛇（图像）、竹节虫、尺蠖、枯叶蝶、螳螂（图像）、土壤中的蚯蚓（图像）、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文字小结），课堂练习题（文字）。

六、学生活动设计

1．学生表述猛兽猛禽猎食的情形，结合挂图或投影了解猛禽猛兽及小动物相互适应的特征。观察沙漠上的仙人掌的投影，了解植物适应环境的特征。

2．回忆曾观察到的自然现象，结合挂图或投影观察，感知保护色，警戒色和拟态的概念，阅读教材，准备表述概念，体验生物与环境的协调美、和谐美。

3．比较、分析、归纳、总结概念的区别。

动物保护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占有；保护效力

中图分类号：DF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244-01

一、我国占有制度的立法缺失

（一）占有的概念未规定

我国《物权法》虽然用五个条文的形式规定了占有，但是对于占有的概念问题却没有规定。占有的概念不仅是研究占有制度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占有制度的基石。对它如何规定，直接关系到占有制度的研究走向。

（二）占有性质未能体现

由于《物权法》并没有对占有的概念予以明确规定，这就使得我们无法明确占有的性质。笔者认为，在立法上明确占有的性质是必要的，因为其毕竟是法律对于占有加以保护的根据，也是为司法活动的准确实施提供的依据。

（三）占有构成要件未确立

我国《物权法》没有规定占有的构成要件，法国民法中占有的构成要件基本承袭了罗马法的规定，除事实管领物的要件外，还须以占有意思为要件，即体素与心素二者缺一不可，德国现今判例学说也是这么认为。鉴于各国的经验，笔者认为占有的构成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并须在立法中有所体现，以此作为适用占有制度和确定占有类型的前提和基础。

（四）恶意占有人和善意占有人之间的责任划分不明确

我国《物权法》第242条规定“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的，恶意占有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时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当占有物受到损害时，只有恶意占有人才承担赔偿责任，善意占有人不承担，那么如果是可归责于善意占有人的事由使得占有物损害，是否善意占有人还是免责。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责任以过错责任为主，而《物权法》将责任一概规定由恶意占有人承担有些不妥。

（五）占有保护效力的缺失

《物权法》第245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对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消灭。”从该条可以看出，法条只是对占有保护请求权作出了规定，对于占有人的私力救济却未涉及，而且对因妨害所产生的请求权与因妨害危险所产生的请求权行使期间也未规定。

二、对我国占有制度立法完善的建议

（一）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占有制度的一些相关概念。我国可以借鉴外国关于占有概念的规定，再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对占有制度的相关概念设计出一个科学的含义，使得具有一般知识水平的人能够理解，减少实践中具体操作的理解和适用的争议。比如，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这两个概念，其中无权占有中的善意和恶意，在理论上尚有争议，而且是纯专业的理论概念，立法时应当通过简单的列举或是直接说明的方法明确其含义。

（二）将占有的性质界定为事实。各国立法对占有性质的不同定性，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考虑到占有制度所应承担的功能而作出立法设计的。我国确立占有制度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保证交易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如果将占有规定为权利，在实务中可能发生不利于保护占有的效果，即当权利被侵害时，权利人如欲寻求法律的保护，必须证明自己享有该项权利，而在多数情况下证明占有权利很困难。因此，将占有的性质界定为事实更有利于占有制度价值目标的实现。

动物保护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体损失； 土地保育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应考虑的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由于人们对水土保持概念理解的偏差，在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时仅着眼于防治土体损失的机械固定，仅仅限制在使用工程措施，从字面上理解植物措施，没有意识到防治水体损失方面的保持利用，忽略对风力侵蚀的防治，不考虑植物侵蚀和化学侵蚀等。

要讨论这些内容的不合理问题，首先得搞清水土保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1水土保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由水土保持的概念看来，要弄清水土保持的内容，还必须弄清水土流失的定义。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根据一些学术专著，它的意义也是比较明确的：是指土壤侵蚀（包括水、风、重力、人为活动等营力）造成陆地表面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

然而什么又是土壤侵蚀呢？土壤侵蚀是国际通用的土壤学学术用语，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和机构对此定义大致相同，即水、风、重力等作用下土壤的流失。国内定义是指土壤在内外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过程。

当然，随着人们对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土壤侵蚀、水土保持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正如土壤侵蚀从最初的由于水力或风力作用引起的土地表面物质的移动，逐步发展到土壤在内外因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过程，水土保持概念也由初期的土壤保持发展为今天的水土保持并举，从单一强调土壤侵蚀引起土地生产力退化到同时强调土壤侵蚀环境与全球生态环境的联系，如水土流失与水环境的联系，水土保持与全球气候变化的联系等，即水土保持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停留在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的水土资源，而是任何在内外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水土资源，水土保持的内容已不只是防治水土流失，而是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建立良好生态环境。

由此看来，水土保持涉及的内容除了防治水土资源的流失外，还赋予了利用水土资源，绿化美化环境等。其中，防治水土流失涉及防治土地荒漠化、防旱保水等内容，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涉及了植物侵蚀、化学侵蚀，慎重考虑工程措施等内容，绿化美化环境则涉及了植树造林，慎重使用复垦措施等内容。总之，水土保持已不是最初的水土流失防治，即采取措施简单地把水土资源固定在某一个区域。

2问题根源的解析

前面已经说了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我想最根本的是把水土保持单纯地理解为水土保护，而没有意识到水土保护的根本目的。现结合前面给出的概念来解析这些问题。

2.1仅把“保持”理解为“保护”

保持含义不仅限于保护，而是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由于一部分人把水土保持单纯地理解为水土保护、土壤保护，甚至与土壤侵蚀控制等同起来，没有意识到土壤的改良以及土壤合理利用于农、林业生产，即没有考虑到对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在方案设计的时候，仅着眼于防治土体的损失，进行机械地“固定”处理，夸大甚至是盲目使用工程措施，从字面上理解植物措施。

2.1.1没有着眼于提高土地生产力。有人认为，用工程措施可以把土壤很好地圈定在某一空间范围，这样处理后基本不会发生土壤侵蚀的现象。有的就是忽视植物措施对土壤的改良功能及其对荒漠化的防治功效，在方案编制中忽视植物措施，至少不对石料场、石渣场采用植物措施，加速了该区域土地石漠化、荒漠化的进程。也有人在方案编制中不是先考虑提高土地生产力方面的土地熟化，而是随意采用复垦措施，使土地越垦越穷。相对次要一点的是，在方案中没有提及风力的扬尘等对土地的沙化。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提高土地生产力呢？ 因为他们只知道土地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知道中国仅有10.20%的土地面积适于农业，37.10%适于畜牧,且风与水冲刷严重。因此必须考虑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从提高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来看，把弃渣场设置在农田的方案也是不可取的。就算弃渣在水土保持措施处理后，能够使土地生产力提高到以前农田状况下的水平（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但弃渣场本身占压了肥沃的土壤，让其退化，变得难以利用。据科学测算，自然风化1cm表土层需要400年时间，而风化成30cm耕作层，则至少需要1.20万年。但破坏这1.2万年才风化成的耕作层，却只需一朝一夕就完成了。这是一种资源在时间上的巨大浪费。因此，强烈反对占用农田不经处理就用作弃渣处理场地处理弃渣的方案。

2.1.2 对绿化、美化环境认识浅薄。由于没有意识到绿化、美化环境，一部分人没有考虑植物措施，或乱用植物措施，或没有把植物措施设计到相应深度等。总的说来，是对绿化、美化环境的认识没有深入。 没有考虑植物措施的人完全没有考虑水土保持的绿化、美化这一部分内容。在方案设计中，不在乎植物措施，认为在工程措施的防护下，已经能够达到防治目标，采用植物措施纯属多余。

乱用植物措施是不知道植物间的互生与对土壤肥力的竞争，只知道植物对土壤的改良，不知道一些植物在人为作用下恶化土壤理化性质、降低土壤肥力（即植物侵蚀）。要么是简单的进行混交造林，没有考虑主要树种与伴生树种之间的关系，对各树种不进行优化配置；要么乱用植物种造林，使得外来物种入侵并恶化土壤理化性质，降低土壤肥力，造成植物侵蚀。

没有把植物措施设计到相应深度的人是对植物的绿化、美化作用的认识深度不够而总认为种下去就成。他们要么是随意设计，没有考虑立地条件；要么是简单设计，没有考虑混交造林；在简单的进行混交造林设计中，没有考虑造林密度对生长量的影响；当然，他们植物措施中更不会考虑到微生物对土壤理化性质的改良作用（其实，植物措施常常是和生物措施相互通用的）。

2.2仅从定义上理解，没有注意到事物的发展

早期，人们只提出了土壤保持这一概念。而今，还有很大一部分停留在这一概念上，认为只是对于水力、风力等各类因素引起的土壤侵蚀的治理。于是，他们没有注重水体的保护和利用，没有意识到化学侵蚀带来的危害。也就是说，没有水忧患与水战略的意识。当然，这些还与水体保护的具体定义有关，因为在这一方面大家还持不同的意见：如有人把入渗作为一种水体保护措施，但有人认为，入渗到地层深处的水体已经变得难以利用。

因此，在方案编制中少了很多内容，让编制方案的根本目的落空。没有了 “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这一内容，好多东西也就空荡起来，更别说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了。个人认为，水资源的保持要从水资源的利用、便于利用出发，做好库存，同时进行防污染处理。

动物保护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产；文化真实性

历史文化街区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日益得到学术界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比如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文化报社、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自2008年启动至今，已评选出40条历史风貌保护较好且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街区，已入选的40条街区中，有许多街道已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保护与发展的典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然而“历史文化街区”此一概念却系晚出，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开展。

一、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历史演变

“历史文化街区”是2002年以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观层面的核心概念，其前身为1986年提出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雏形大致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并于1986年在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被正式提出，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被广泛使用。“历史文化保护区”具体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与《内罗毕建议》中“历史地区”类似，历史文化保护区也包括城镇和乡村两类区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外相关概念影响下形成了“历史地段”概念；1994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正式提出“历史街区”概念，而1996年在安徽黄山屯溪召开的“历史街区保护国际研讨会”则使“历史街区”概念变得家喻户晓并在学术界广受采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并于2002年以新颁发的《文物法》为标志真正进入我国名城保护制度。2005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历史城区”、“历史地段”、“历史文化街区”等名词均成为我国名城保护体系中观层面的规范用语。

在2002年《文物法》颁布之前，“历史文化街区”概念依附于“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而存在，主要指城市中划定的一些“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随着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等概念取代“历史文化保护区”成为我国遗产保护体系中观层面具有法律效力的概念（宏观层面为“历史文化名城”、微观层面为“文物建筑”）。

再后来，2008年国家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分化之后形成的适用于城市范围的概念。当然此一概念是一种行政法律术语，更多的是从行政管理当局的角度出发进行定义。

如若跳出行政管理视角，历史文化街区似应该包括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涵义： 首先，历史街区是个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以此来区别其他一般的街区； 其次，历史街区是个区域概念，是由街道及周围社区共同构成的区域，这与单体的建筑或院落是不同的； 第三，历史街区是个生活性社区，代表一种长期形成的开放居住形态。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学术及实践指导意义，其后，随着围绕此一概念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中观层面的保护制度。此一制度在我国名城保护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微观层面的扩展，也为宏观层面保护制度的有效落实提供保障。它与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建筑保护制度的接轨，标志着我国名城保护体系（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真正建立。

二、目前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中的若干误区

目前我国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日益受到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出现了种种“隐藏”的误区，其危害程度不亚于大拆大建，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街区和建筑“流水线”化。规划上强调“原汁原味”，而实际操作却是粗制滥造，装饰贴面及线条等都以涂料代之，复杂的砖雕、木雕都被简略，而大量旧屋拆下来的装饰构件本可利用却都成了垃圾。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简单化、模式化，搞成如同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样。

二是过度“商业化”。历史文化街区过度商业化在我国早已被人诟病，但因投入巨大需要收回成本和经济利益驱动，该问题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近几年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体现在以前是店铺充斥、“千铺一面”，现在则是把一些大宅院改造成高端会所、星级酒店，成为少数人把玩的“风雅”，拒老百姓于门外。

三是街区“空壳化”。一些改造后的历史文化街区，发现除了商铺酒店就是博物馆或名人故居，完全为旅游服务。原住民被完全迁出，很多原有的社区服务功能被清除，腾出地方搞旅游配套。游客一走，整个街区就是一个“空壳”。如此“保护”，只能保存一些文化碎片，但其中精髓早已不在，更谈不上传承。

三、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应当贯彻的若干原则

第一，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历史文化街区应当努力保护文化遗产，尽量保存真正的历史原物，对历史建筑进行抢救、维护、修整，不可将仿古造假当成保护的手段，混淆视听，误导游客。历史文化街区中大量的历史遗存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城市建设、发展旅游业必须以文物保护作为前提，必须坚持：当保护和建设发生矛盾时，宁肯放弃经济利益，也不做危害历史遗产的开发行为。

第二，坚持科学开发的原则。对历史文化街区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并不排斥对其进行科学的开发行为，事实上，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科学的利用，是实现对其保护的根本保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充分发挥它的社会教育功能，而旅游则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这种教育媒介的作用，科学地开发是实现保护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

第三，坚持可持续性发展原则。可持续性发展既是发展的原则，又是保护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开发时要有明确的计划性，注重保护与开发行为的连续性。同时可持续性发展要求保护和开发的协调性，主要是各责任主体在具体工作中的协调，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的协调管理能力，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发展给予有力的保证。尤其要注意的是，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成片的地区，有大量居民在其间生活，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有其特有的社区文化，不能只保护那些历史建筑的躯壳，还应该保存它承载的文化，保护非物质形态的内容，保存文化多样性。这就要维护社区传统，改善生活环境，促进地区经济活力。

四、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的特殊方法

1.保护外貌、整修内部，历史街区的历史建筑不必像文物那样一切维持原状，可以进行室内的更新改造，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对历史性建筑要按原样维修整饰，对那些改动不合理的地方，维修时可恢复其原貌或原来的风格，对有悖于历史风貌的新建建筑可以适当改造，恢复历史原来的风格。

2.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这个问题不解决，居民就很难在这里继续生活，街区就会失去生气和活力，变得死气沉沉，保护就成了一句空话，失去其积极意义。

3.要逐步整治，反对大拆大建。之所以提倡逐步整治的方法，是为了精心设计与施工，保存更多的真实历史遗存，也是为从容筹集资金，减轻政府压力，更是为保存和延续社区文化，保护其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未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的发展趋势

为了开发好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旅游，必须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自身历史文化特色来进行整体规划定位、明确开发思路、制定经营策略。

多学科共同参与，科学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它的保护与开发绝不是简单的规划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实践。因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应当认真听取历史、文化、旅游、规划等各个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意见，综合考虑历史文化街区的居住、文化、旅游等多项职能，同时结合街区的建筑保护规划、街区发展历史渊源、区域城市规划等多种条件，明确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定位和发展方向。

凸显历史文化街区的多样性和真实性，努力形成历史文化街区点、线、面立体化保护格局。

一方面，各级行政部门应当通过制订历史文化街区的科学保护规划，从整体上做好其保护工作。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重点文物保护等文化遗产保护形式结合起来，真正将各项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立体化保护格局。另一方面，应当提倡在保护好文物建筑的同时，注重保护传统民居及其环境，将具有突出价值的历史文化街区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实施整体保护。不仅保护物质文化遗产，还要保护与之相联系的、活态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如街区居民和睦的邻里关系、古朴的生活情趣和传统的节庆风俗等等，防止街区文化环境解体和空壳化倾向。其实，历史文化街区的人文生态环境恰恰是游客最为关心和感兴趣的对象所在，最大限度地保护保存街区的文化生态也就是在保护最为核心的文化旅游资源。

完善利益相关者机制，充分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来参与保护与开发工作。

和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相比，历史文化街区特殊之处在于当地居民仍居住其中，当地居民是历史文化街区的主人，享有知情权和管理参与权。要积极取得社会公众特别是当地居民的参与，注重培养当地的志愿者队伍，激发他们对故土的热爱和自豪感。要通过加强传统民居建筑维修、完善生活基础设施、改善社区生态环境等措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强历史文化街区的吸引力和公众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因地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文化旅游经营策略

每条历史文化街区的形成与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能够在岁月洗礼下生存和发展，必有其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产业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的成败事实证明，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休闲品牌，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文化，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经济复兴，才能使历史文化街区重新焕发生机活力。因此在业态选择上要结合传统文化，引进有特色、有内涵、有品牌、有聚集效应的商户；要积极鼓励回迁居民，以下店上坊、前店后坊等形式恢复传统器物的生产加工场景；要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景观元素，引进合适的业态，为游客提供配套服务。

总之，历史文化街区必须注重把握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的微妙平衡，努力做到趋利避害，实现“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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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名誉权；权利能力；伦理人格；辩证推理

死者的名誉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在我国司法实务与学说中已然得到一致肯认。然而，就死者名誉保护的法理基础，则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法益保护说及延伸保护说等5种理论认知。本文无意评价它们的优劣，只是其内含的概念法学的弊病，不可不察。不超越概念法学的视域，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基础问题就不可能获得有效诠释。这是因为，从逻辑上看，享有私权的前提在于，主体资格即权利能力的取得。而死者断然不会具有这种以自然生命为前设的主体资格，也就不会有什么名誉权。在概念法学那里，死者名誉权是难以成立的。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

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这些认识未能提供解释论上的依据，也难谓精到———如果名誉果真有主观的一面，不就径直取消了死者名誉吗?这与死者名誉受到保护的事实相矛盾。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二、生物人享有名誉权的精神基础

依近代民法，权利能力是生物人转化为自然人的“通道”，是否具有权利能力，仅维系于生物人之生命。但从法律史上观察，生物人并不是自动成为法律主体的。无条件赋予任何生物人以主体资格，只是近代民法的实际。它清楚的道出这样一个真理———生物人成为法律上的自然人同样出自法律技术上的拟制。其实，自然人与法人一样，都是法律上的拟制，是法律对生物人的主体地位承认的制度实在，而非现实实体。自然人的概念，诞生于个人主义的思想温床，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存在的事实。拿掉了个人主义思想，自然人的概念不复存在，权利主体将为以共同体思想作为拟制基础的主体概念所代替。自德国民法典以来，生物人被普遍无条件的赋予权利能力———“私法化”、“形式化”的人格———让我们往往不见自然人同样是制度实在是法律拟制结果的事实。

法律又何以单单赋予生物利能力?这个问题在当代动物福利的冲击下，尤其凸显。概念法学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近代民法上的人只是个形式化的人的概念，是纯粹技术意义上的概念。在我国民法继受过程中，民事主体背后的价值考量更是丢失殆尽，对于民法上的人是从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移植而来的事实，更是不得而知。

人、权利、法律义务以及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联系起来的法律关系概念的精神内容，源于将伦理学意义的人的概念移植到法律领域。每一个人(生物人)都生而为“人”(自然人)，对这一基本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全部后果，我们只有从伦理学上的人的概念出发才能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与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这一思想渊源于基督教，也渊源于哲学，系统的反映在康德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中。在伦理人格主义哲学看来，人正因为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即具有理论理性更具有实践理性的人，因此这种理性生灵本身就具有一种价值，即人不能作为其他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人具有尊严。

只有存在“自由”的人，法律与道德才是可能的。由于人是经验现象世界的一部分，人的意志与行为也就服从于牛顿物理学理论中的因果铁律，从而人是不自由的，是被决定了的。而另一方面，人的内在经验和实践理性却告诉他，人是一种自由且道德的能动力量，他能够在善与恶之间作出选择。只有在与“感觉的世界”相对的“概念的世界”中，自由、自决和道德选择才都是可能且真实的。法律与道德必须被纳入概念的本体世界———自由与人之理性的世界。只有人才是且能居于概念的世界中，才是理性的，才是“自由”的，才是价值本身。在外的，是人实现其人格的手段，是人的意思所支配的“物”。

因此，只有人才具有法律人格，才具有权利能力。“所有的权利，皆因伦理性的内在于人个人的自由而存在。因此，人格、法主体这种根源性概念必须与人的概念相契合。并且，两个概念的根源的同一性以如下的定式表现出来：每个人皆是权利能力者”，萨维尼如是认为。权利能力概念的基础在于伦理学意义上人的“天赋自由”(康德意义上的)，在于人的理性。具体的生命现象并非权利能力的实质前提，而是一种为实现法律目的而设的技术标准。人的本性使人成为伦理意义上的人，继而被肯认并赋予法律主体资格，享有权利，包括名誉权。

必须特别注意传统人格概念与权利能力的实质性区别。首先，来自于罗马法的传统人格概念是个公私法混杂的范畴，权利能力概念是对人格概念私法化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在德国民法上得以完成，虽然完成得并不彻底。其次，权利能力是一形式化的概念，反映了德国民法高超的立法技术。这一编纂概念的使用不仅减轻思维工作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使人的概念得以适用于一些形成物，法人的立法从而可能，自然人与法人有了共同的技术基础。所以，权利能力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编纂概念，容易诱引描述对象自价值剥离。

三、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法理基础

(一)与名誉权共通的精神基础

好名声是天生的和外在的占有(虽然这仅仅是精神方面)，它不可分离的依附在这个人身上。现在，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撇开一切自然属性，不问这些人是否死后就停止存在或继续存在，因为从他们和其他人的法律关系来考虑，我们看待人仅仅是根据他们的人性以及把他们看作是有理性的生命。因此，任何企图把一个人的声誉或好名声在他死后加以诽谤或污蔑，始终是可以追究的，纵然一种有充分理由的责备也许可以允许提出来———因为“，不要再说死者的坏话，只说死者的好事”这句格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不适用的。

在康德哲学中，理性的意义不仅指人类认识可感知世界的现象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类识别道德要求并根据道德要求处世行事的能力。道德要求的本质就是“理性”本身———理性的实践使用，非工具理性、理论理性意义上的知性。人类的绝对价值，即人的“尊严”，就是以人所有的这种能力为基础的。近代民法以“抽象人格”为观念基础的源头，在这里表露无疑。因为康德的学说对《德国民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人的人性，把他们看作理性的生命，人被视为抽象的存在，各如其面的人之具体不同被忽略不计。

抽象就是撇开一切存在于空间与时间的那些有形的具体条件，于是，考虑人时，就逻辑的把他和附属于人体的那些物质因素分开，这并非指他的确实有被解除这些特性时的状态，而仅仅指作为灵魂来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可能确实受到中伤者对他们的伤害。正如一百年后，任何人都可以编造一些假话来污蔑我，像现在中伤我一样。

依批判哲学，在认识活动中，灵魂这种理念像世界、上帝一样，是通过理性主观产生的关于无条件者的纯粹理性概念，没有现象对象与之对应，是超感性、超现象的对象，即物自体或本体。只有现象可知，本体不可知。因此，想去认识灵魂(不朽)，乃理性迷误的结果，是谬误推论，是旧形而上学所必然产生的假知识或伪科学。这样，不仅限制了理性的使用即认识的范围，而且，这不可知的物自体也就为人的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对来生和上帝的信念，即为理性的实践使用留下了余地。超感性的本体，只能通过实践理性的先天原理，即绝对命令的第一公式或道德律，从实践上认识、解释或推断一切应有的事物，包括至善的条件：灵魂不朽。关于应有，我们只能对其存在、性质和规律获得一种“实践的认识”即内心的良知和信念。意志所应做的就是，以道德律为根据自立规律，敬重和尊重自立的规律，从而实现目的“自由而道德的意志”。

诚如法哲学家考夫曼所言，康德在其晚期的作品“道德的形而上学”中尚属真正的非批判性，其在重点上拥护理性论的自然法观点。如果我们信服“客观权利理论”，则断然难以与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协调一致。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名誉权乃至人格权的性质为何?如果其为非伦理化的法定权利，则死者名誉权的概念也就难以成立。

在民法学上，权利指人实现正当利益的行为依据。依本文所信，权利的本质应从人的本质，从人的自由意志，人的有限理性去寻找。客观权利理论是反自然法思想的，剪断了权利与理性的联系，而转向实证。而实证法则必然与国家主义联姻。因而，尽管客观权利理论在纠正泛道德化倾向上有其积极作用，但其基本定位却是成问题的。依私权神圣理念，权利是无须解释的事实，它乃历史的产物有机形成的，既非神授，也非任何权力者赐予。

具体言之，人格权是自然人对其自身主体性要素及其整体性结构的专属性支配权，它属于非财产性权利，与其主体不可分离，无从转让。人格权是内容的部分，属于道德性权利，是自然、当然的权利。“‘法律的力’不适用于各种人格权法律没有规定对人身的‘权力’，至少没有规定人本来就没有的权力；从而保护权利人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一切他人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不对人身和人的精神、道德方面进行损害。”名誉权属于尊严型精神性人格权，自当适用人格权的基本法理。权利的伦理内涵在人格权中表现得甚为明显，与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的交通自不成问题。因此，这里蕴涵着一项否定性的结论——只有超越“客观权利理论”所形成的视域，方能为名誉权与死者名誉权找到共通的精神基础。然而，问题还在于，于法技术层面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模式下，没有权利主体的权利如何能成立?我们还要找寻死者名誉权的方法论基础何在。

(二)死者名誉权：从必然推理到辩证推理(修辞推理)

如前所述“，权利能力”是高度技术化抽象化的编纂概念，其对应的当为概念是传统的人格概念。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22条规定，胎儿从其受孕开始受法律保护。在其对个利而不涉及到第三利的范围内他们被视为已经出生，但死产儿在其如果出生就会享有的范围内被视为从未受孕。我们看到，权利能力开始的另一种标准，被认为始于受孕。真理在这里向我们显现自身，认为人的权利能力终于其他标准之可能性向我们开放出来，其所以可能正是由于权利能力概念的形式性、技术性本质。现行法之所以将权利能力维系于有形的生命现象，乃出于立法便宜之考量，以服务于维护自由伦理人之人格尊严的立法目的。在概念法学的视域下，为了概念体系(外部体系)的自恰，除了牺牲法律的目的，不对死者的名誉提供法律保护，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只能给出自相矛盾的解释：“权利能力消灭与权利消灭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两者的法律根据并不相同。自然利能力之消灭，以死亡为根据，但人格权虽然因出生而产生，却不能说一定因死亡而终止。自然人死亡，使权利能力消灭，权利主体不复存在，但只是使权利失去主体，并不是消灭了权利，否则无法解释财产权的继承问题，更无法解释着作权法明确规定死后保护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事实。”

权利能力是任何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前提。将权利能力与权利割裂开，权利能力沦为了虚无的概念。权利主体更是权利范围的核心，权利主体不复存在，权利亦将无所依凭，正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此乃概念法学视域下，死者名誉保护问题面临的根本性困境。将两者分离处理，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径直取消了问题本身。

法律保护死者的名誉权，是基于伦理人格主义的观念，出于对人之尊严完整保护的需要。法律在特别的场合，出于如是目的，将死者继续拟制为权利主体。因为死去的人与自然人概念具有同样的伦理基础：抽象人格。二者并无不同，只是凭借经验难以为流俗理解罢了。

另一方面，借自自然科学的逻辑推理方法与价值无涉，这种“化约”的方法并不普遍适用于法学。拉伦茨之研究表明：“不管是在实践(=‘法适用’)的领域，或在理论(=‘教义学’)的范围，法学涉及的主要是‘价值导向的’思考方式。”在逻辑与价值冲突不可调和时，我们不应该死守着形式逻辑的必然推理不放，虽然逻辑有着保证法的安定性，进而裨益于安全价值的功能。因为价值领域不仅无自明之理，而且当人们价值取向之间出现冲突时，逻辑不矛盾律亦将失去其有效性，其间并不存在正确与错误的二元对立。死者名誉权在私法上采取的论证方式，毋宁是一种超越概念法学、科学主义视界的、经院主义的辩证推理方式。它接续的乃精神科学的哲学解释学———修辞学的知识系统。“辩证推理并不是从某些‘命题’，也就是一些必然是或真或伪的陈述出发，从中推导出‘科学的’结论，而是从‘疑难’或‘问题’出发争论的问题会通过一项命题或本原而最终获得有利于此方或彼方的完全解决。”实际上，正是罗马法的复兴及修辞辩证推理的运用，才使得经院法学家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法律科学”。“辩证”在12世纪的意思即寻求对立事物的和谐。经院法学家运用这种方法，以便调和权威性文本中的矛盾，并从它们中得出新的学说。

因此，这里又蕴涵着一项否定性结论，即只有从必然的形式推理，走向辩证的非形式推理，我们才能为死者名誉权概念奠定有效的方法论基础。既如此，将死者拟制为自然人，使其拥有权利能力，并无不妥。通过死者亲属的代表，权利的行使亦可得以实现。要注意的是，死后人格保护的内在理由，并非死者亲属因此而招致的名誉损害；否则，权利主体与权利分离的危险将继续存在。

四、结语

在概念法学的视域下，死者名誉保护问题无法解决；惟有超越概念法学，回到规范目的，才可能合理诠释。在实证民法体系中要找到死者名誉保护的依据，也只有回到权利能力概念的理性法基础、伦理基础。藉此死者名誉权方能被置于外部体系中的合理位置。故死者名誉权的民法保护，就是一个循环的回溯目的本身的过程，并且是一个经院主义辩证推理之过程。

参考文献：

[1]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2]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总则篇)[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