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其实，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与纷繁复杂的计算和模型相关联的“工程学”方面的内容，另一个则是与人类现实生活和幸福相关联的“伦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当今，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表现出了倾向于第一个方面内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经济学诞生之初就肩负的“经世济民”使命。“现代经济学的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从传统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儿，我们看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姻联，而如今，随着实证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走的越来越远，森叹息到：“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的确是经济学的困顿，也是伦理学的悲哀。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使这两门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对“人”的界定也出现了分裂，由此，“经济人”和“道德人”成为了毫不相容甚至对立的两种人性。在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中，人被定义为永远只做理性选择的“经济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经济学理论在这个“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各种经济模型的构建和研究。在森看来，对“经济人”的理性假设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类型的假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错误”但问题在于，这种遵循“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经济学本来意义上所要表达的经济人，森说，经济学上对人的理性的狭隘规定其实是对斯密理论的曲解所造成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喜欢引用斯密关于肉商、酿酒商和面包商的论述来说明人类行为的“自利”本质。其实，当我们重新审视斯密关于理性人的思想时就会发现，斯密要说的恰恰是不能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一种单一的动机上。渗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体情感与旁观者情感的统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个人牢固地放在周边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属的社会之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行动都顾及别人的存在，个人并不是与‘公众’隔离的”。一个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虑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虑整个社会正义的道德人。在这样的意义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然而，现代经济学则完全撇开了“道德人”这一方面，对“经济人”给予了狭隘的理性定义，这使得人类从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症”并过着在经济领域和道德领域分裂式的生活。现代经济学对单纯的工具性价值的追求，而忘记了追求财富与利益的最终目的，使得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严重分离。经济学只做着研究怎样获取理论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着指数计算精确的技术性工作，只做着让模型的变量越来越多而其本身越来越完满的工作。数字和模型摆在人们面前，但却很难改善人们现实的生活。其实，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财富和自身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似乎更关心“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广泛的价值问题。森把它称为“伦理相关的动机观”。森认为，现代经济学直接假设了人类的目标，“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让经济学的研究变成了单向的坐标，也使许多经济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其实，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的更有说服力”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不仅对经济学，也对伦理学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现代经济学会出现伦理不涉，远离原点的“贫困”现象？为什么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经济现象只引起了经济学家们从收入、财富和单纯的数字方面去研究它们？为什么哲学家、伦理学家进入不了主流经济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拥有发言权？种种疑问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视角。正是由于经济学分析视角的单一，才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得出结论的偏狭。面对这个问题，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宽泛的评价标准视角。

2自由视角下的发展

经济伦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伦理思想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人类的经济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涉猎广泛。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以往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经济伦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伦理困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目前，我国被视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EconomicPowerhouse)之一，是继美、日、欧之后的第四大世界经济支柱。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了一系列诸如伦理道德失范、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伦理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些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和谐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能否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等重大问题。因此，我国政府立足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在充分肯定了伦理道德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的基础上，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它从经济伦理的层面，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充分体现了一种集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贫困的消除、平等的促进、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提高等于一体的发展理念。

经济伦理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经济伦理思想是指人们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理论和观念。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直接产生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观念及其理论；二是指人们对这种道德观念和理论的认知及评价系统。

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立足理论前沿，广泛地吸取古今中外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克服了以往发展观的缺陷，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完善人，发展应当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特征。

科学发展观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伦理的主体。“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它充分体现了人在经济伦理中的价值核心和社会本体地位。第一，它充分肯定了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人，居于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校正了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对人的利益的漠视，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及历史创造者的作用。第二，它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以往我们对人缺少人文关怀，对人本身的世界，如：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生存等关注不够，不是以人为目的，而是否定人的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人的价值核心地位。第三，它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它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科学发展观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二）公平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伦理价值导向

公平指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人群中，被人们公认是最佳的，或者说与别的规则相比不得不选择它的，用于评价社会中的竞赛规则、交易规则和分配规则等合理与否的价值尺度。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人不仅仅是靠面包过活的，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可能被提得多高，也无法替代他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需要。

经济方面的公平在社会生活中起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公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基本平等的条件和规则下，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就业机会和通过劳动平等地获取利益的机会，它否定除个人天赋和后天自身条件外的任何特权。第二，利益分配的平等。利益分配平等要求利益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并存；利益的再次分配，要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为目的，把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普遍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2/3左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这说明东西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我国年收入超过2万元以上的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5%，年收入不足2000元的居民数超过了人口总数的50%。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0.2，处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状态，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86，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超过高收入国家同期0.328的平均水平，属明显偏高。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公众不满情绪滋生，并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实践中，应当积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观。

科学发展观对公平的追求正是其对伦理关注和价值追求的鲜明表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具有目的性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复强调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更好地彰显公平，我们应当坚持“三个共同”原则。一是共同发展原则，即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占有资源的行业与不占有资源的行业要相互支持，相互带动，共同发展；二是共同分享原则，就是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特别要注意低收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共享，这是当前中国改革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三是共同富裕原则，即不仅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社会理想目标，而且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分配基准、原则，贯穿到政府的分配方案中。

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国在公平问题上的认识的正确回归，它内在地追求共同发展，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相互支持和带动；追求共同分享，即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追求共同富裕，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

（三）“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最新发展模式

西方传统的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其思想实质是：把人看作宇宙的主宰和绝对支配者，一切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来处理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

我国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由于受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曾经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第一，人口的急剧增长使自然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快速增长，人口压力愈来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平均每5年增长1亿人口。从70年代开始，虽然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及增长的惯性作用，目前我国年均人口增长量仍十分庞大，全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3亿。与日益膨胀的人口相比，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却显现出先天的脆弱性。我国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也就是说，我国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由于人口增长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不协调，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二，人均资源占有量贫乏和高能耗之间的矛盾突出。从资源总量来看，我国的总地质储量占世界第三位，但从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仅是美国的1/10，属于典型的资源匮乏国家。其中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4，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2003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相当高。2003年，我国消耗了占全球总量30%的原材料和能源，创造的GDP却只占到世界的4％。第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我国2000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是14万亿立方米，到2002年又增加了28%，达到18万亿立方米。我国因植被破坏，每年水土流失量达50亿吨，相当于每年在全国所有耕地上剥去10毫米的沃土。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7%。草原退化面积已经达到9/10，每年仍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全国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仍以3400多平方公里扩展，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科学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和谐共处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应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处、良性互动共存的关系。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依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成功地提升为一个全球性伦理，其明显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伦理基础。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它包含以下几层经济伦理内涵：第一，就空间方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生态自然观代替人是自然主宰的强权自然观，从而确立了人与自然平等相待的经济伦理关系。第二，就时间方面的现代与未来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既考虑现在，更着眼于将来，确保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经济伦理观。第三，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理智战胜欲望，走节制型发展道路，确立新型的发展观。

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最新发展模式。它要求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

结论

科学发展观构建了发展的理性精神与发展的伦理意蕴紧密联系、和谐统一的崭新发展理念。它汲取了古今中外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在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发展目标。作为人类经济伦理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作为古今中外优秀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经济伦理学，更在实践上为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了其必然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陈宝庭，刘金华.经济伦理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经济伦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方法应立足于人。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则方面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但他在英国古典学派的方法、目的上对斯密学说进行了“修正”。英国古典学派所关心是财富怎样生产、流通和分配，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国民财富。西斯蒙第所关心的则是政府应该怎样指导和管理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以满足人的需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财富和国民享受的关系。他指责英国古典学派，说他们舍去人而谈财富，完全忽略了占有财富和应该享受财富的人。他说：“财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1](P17)“他所创造的这一切，都应该用于满足他的需要或他的愿望”[1](P49)，他认为如果财富不能满足这种愿望或需要，则不能算为财富。

由此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人，而不是财富，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使全体居民都能获得物质上的享受。因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该给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财富的真正方法。他给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下了一个定义：“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P22)从而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应当立足于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道德科学，在理论上应研究为满足人的需要寻求道德依据。他指责李嘉图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而把无限制地增加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因此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物质福利，它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幸福，所以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指导我们为人类谋福利的理论。西斯蒙第从人的需要和愿望出发，诉诸道德和感情，由此证明人的需要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当从属于伦理学。

作为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西斯蒙第是把人的情感需要放在显著地位的第一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研究是基于对人的关爱，他将主导经济学派所一贯忽视的某些事实，诸如人的情感需要提到显著地位。他的贡献在于他的伦理学说对经济理论的实现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他对人的重视和关爱，他的谆谆教诲和劝诫都引起以后致力于经济实践的各国政府、社会及团体的探讨和关注。事实证明，经济学不可能放弃它对伦理道德世界的探索，否则将加剧随着迷恋于物质财富的增大而带来的人的异化状况。

二、从社会生产的总过程来看，消费处于首要地位。西斯蒙第从人的需要出发来探讨社会生产过程，他指责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消费而生产。为此，他从而把消费提到了首要地位，强调生产是为了消费。他指出“任何人起初都是生产自己要消费的东西；由于他了解自己的需要，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劳动。……而且每个人在生产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最迫切的要求，因为他的劳动果实就是为满足这种要求的。”[1](P63)在西斯蒙第看来，人首先是消费者，人仅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生产，消费决定生产，而决定消费的是消费基金即收入的多寡。“社会里的人应该使自己消费适合自己的收入”。[1](P63)收入的多少又决定于财富分配的多少。在这里他说：“劳动的需求是生产的动力，必须和供应消费的收入相适应。”[1](P634)西斯蒙第指出财富分配所得收入必须和人口的增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便陷入灾难之中。他反对无限度的生产，认为无限度生产是不平等不断发展不断加深的原因。无限度的生产严重侵犯了工人群众的身心健康，而劳动生产力无限生产的结果，只能是助长无所事事的富人们的穷奢极欲，从而扩大富人和穷人的贫富差距，这是不合理也不公正的。西斯蒙第指出“人是为了使人够休息而劳动的；……如果剥夺人的童年和老年的休息，如果剥夺短工夜间的休息时间而让他劳动，如果为争取生活资料的奔波被剥夺了参加宗教仪式的时间，那么，干这些事情的那只同时也必然洽富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平添新的享受，助长他们的懒惰，使他们能够吞噬新劳动所生产的一切产品。”[1](P231)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这种现象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他从工人群众的幸福、权利出发，指出了无限度生产所带来的危害。

“社会的财富只有当它能为每一个阶级造福，才是人们所期望的。……如果不考虑从事劳动的人，而只考虑那些应该享受的人，这种劳动就会变成可怕的灾难”。[1](P232)由此，西斯蒙第从对生产和消费的研究又转到了对生产和分配的研究。他认为无论个人或全社会的幸福，都不在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所创造的财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在他看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伦理问题。这个伦理问题的公平性在于分配应该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才使人们得到幸福。西斯蒙第驳诉了资本主义分配，认为这是不公平，是一切罪恶的原因。因此他寄希望于国家站在公正的立场予以人道主义的救助和干预，来医治资产阶级社会的重玻他说：“国家的利益决不是工厂主的利益，而是把生产所得的利益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国家的利益要求劳动所生产的国民收入，由各个阶级来分享。”[1](P226)西斯蒙第基于道义和同情，把贫困的工人群众看作国家福利事业救助的对象，希望通过国家政策来缩短贫富差距，铲除不公平、不正义现象滋生的根源。这都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位伦理学家的气质。

西斯蒙第把消费列为首位是不科学的，这完全颠倒了消费和生产的关系。在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环节中，生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为需要提供对象，规定需要的方式，而且为需要提供物质。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特点，只是以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和说教来描述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但西斯蒙第从人民群众的感情需要出发，看到了需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从人本主义出发，强调人人都有追求利益和幸福的平等权利，强调每个阶级的人都有分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具有明确的平等观念，这同古典学派盲目地强调大机器生产作用而漠视人的状况的机械教条味是不同的。

三、西斯蒙第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抨击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和自由竞争。西斯蒙第的经济学是以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及消费先于生产为假设的。如果说产品是以收入来购买的，那么生产超过收入即生产超过消费，就必然造成危机。因此，危机是生产和消费失衡的矛盾表现，这一切都是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引起的扩大再生产造成的。而生产主要是由于机器的增多而进行的，随着大生产的发展，机器排挤工作，工资下降，城乡小生产者破产，而产品堆积如山，工人却无购买能力，食不果腹，处于悲惨的境地。看到这些灾难，关心贫民百姓生产的西斯蒙第不能不表示悲愤。他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大机器生产和技术进步。

但一般来说，西斯蒙第并不反对技术进步，他还是欢迎技术发明而指责落后和停滞不前的，他在指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说这是文化进步必不可免的结果，同时指出：“那么，能不能就断定说，凡是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发明都必定是对某些人有害的吗？因此正是通过这样的发明，社会才有进步，正是领先这样的发明，人类的劳动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才能很快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每一项提高人类劳动能力的技术发明都是有益的；但是，只有按它和消费的比例来应用才会有益。”[1](P211)西斯蒙第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分析了技术进步的“双刃剑”效应，仍然是立足人本身，去考虑到各个阶层人们的利益，并希望增进人类利益的普遍协调和共同进步。在他那个时代，大机器生产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来了深重的灾难，西斯蒙第无疑是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来看待这一切的，对无辜的人民群众的苦难表示了深深的同情。

而古典学派认为机器是有益的，它能提供廉价的商品，在某种程序上能够创造对劳动的需求，因此对大机器生产所造成的苦难，抱着镇定沉着的态度。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西斯蒙第更多的是站在社会伦理的角度，对人民群众的灾难表示深深的同情，并对大机器生产斥以人道主义的强烈抗议，他只是想阻止大机器生产所带来的苦难，并不反对社会进步，希望社会进步同人民的利益协调发展，这种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

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西斯蒙第对竞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对亚当·斯密等古典学派反对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的主张提出了异议。认为追求廉价不但促使企业主在原料方面节省，而且也在人工方面节剩竞争促使妇女和儿童代替成年人挑起生产的担子。企业主不分白天黑夜强迫工人劳动，竞争损害了人类的生命力这种最宝贵的资本。如果廉价竞争是以摧残工人健康为代价，则竞争显然只产生害处而没有好处。公众的利益不仅在于促进物质财富的生产，而在于保持身体健康。西斯蒙第这个观点的正义性是无法否认的。他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指出自由竞争使人们为保全自己，追求各自的利益相互伤害，最终违反全人类的利益。“每个人不顾别人的利益而只追求个人的利益。……于是最强有力的人就会得到自己所要得的利益，而弱者的利益将失去保障；……在这各种利益相互竞争的斗争，不合理的事几乎常常在邪气占上风的情况下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1](P243)

“个人利益常常促使它追求违反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归根结底可以说是违反全人类的利益。”[1](P243)在这里，他一语道破了人具有自利的本性，人是基于自利、自爱的本性来从事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的，肯定没有人为公众利益而作对自己有害的事，人既然有权享受幸福生产，他就有理由围绕利益而进行活动。在自由竞争的驱使下，势必引起人们为追求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冲突，妨碍全人类道德的建立和发展。因此，西斯蒙第寄希望于政府采取措施，制止人们逐利过程中有害的盲目冲动，限制不正当竞争，并制定从业规则，建立合乎道德秩序，从而使整个社会更好地发展。西斯蒙第反对资本主义及其自由追逐个人利益的制度，但他也反对以团体利益代替个人利益的社会主义。他认为个人利益一定要保存，因为不要个人利益，商品生产就不能存在。

四、西斯蒙第站在伦理学的角度，肯定了良好道德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他说：“道德，即热爱秩序、节约、俭朴和正义，正如促进社会的幸福一样，对财富的增加也是有效的动力”。[1](P245)同时他指出：“这些道德几乎永远是由公共组织来培养的。宗教教育、政府和荣誉感，在改变人的本性。”[1](P245)他认为社会、政府应为良好道德的建立、培养付诸努力，通过道德教育和感召力量来改变人们的自私本性，从而使自利和利他相协调，这种社会道德在保障人们的幸福方面都会行之有效。西斯蒙第把道德信任引入商业流通的银行信贷关系中，认为良好的信贷关系的建立有助于节省交易费用，保持商业流通的正常运转，也有助于银行产业的发展。他说：“毫无疑问，发行银行券和供应流通的货币比较起来，是一个更为经济的手段。”[1](P335)“如果商品的流通不变，在商业丧失食用时要比它保有食用时有更多的现金才能使货币相应地流通。”[1](P343)如果以诚实、信任建立的信用制度一旦丧失，则一切契约都将不能履行，银行产业也将面临破产，因此，诚实、信任是契约建立的前提。西斯蒙第援引当时美国的例子：“美国人把建立银行和根据每个公民的信任发行银行券的权利看作是美国人的一份自由权”，[1](P334)“今天，美国人对他们的政府完全信任，美国非常迅速地繁荣起来……”在他看来良好的信贷关系是美国繁荣的基础和保证。但是由于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完善，良好的信贷关系的建立和保持没有成熟的保障条件，美国有时也会因之引起大量破产现象。因此，西斯蒙第把这种信贷关系，称为“一种不合理的企业精神。”[1](P336)认为它就“安全、正常和道义而言，这是非常拙劣的手段”。[1](P335)从理论来说，西斯蒙第非常支持以“诚实、信任、安全、公平”为基础建立的信贷关系。当跨入21世纪的社会学者在津津乐道地讨论信任、公平等伦理道德观念在经济交易中的价值问题时，早在二百年前的西斯蒙第已经以独特的眼光研究了信任等伦理道德观念的经济价值。

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及其制度的批判，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所谓道德、良心来代替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分析，以浪漫、伤感的笔调来描绘他一心向往的理想社会，这一方面源于他所处那个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蕴含在他心底里对劳动人民的深深的同情及其滋长的人道主义的力量，这使他的伦理道德的精神超过了对经济现状的描述和分析。他重视人本身，重视人人都有追求幸福、满足享乐的权利和平等性，提倡人的地位、尊严的平等，他把诸如诚信、守法、公平、正义等道德观念带入经济理论的分析中，强调它们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作用。他关爱全人类的利益，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把贫穷的劳动群众纳入公共慈善事业，尽力缩小贫富差距，推动整个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完成最终满足每个人的幸福生活的宏伟大业，为此他提出一系列改良计划，使他的经济理论充满人道主义色彩。虽然他的理论带有空想成份。但是，人道主义的实现本身就具有超越现实的理想性，这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探索和努力的过程，正是西斯蒙第对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执着与热情，才引起更多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经济伦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循环经济；环境伦理；可持续发展

1、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全世界现今都正处于迈向新文明的转折时期。几十年前，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在发达国家经济迅猛增长中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与此同时传统工业文明的弊端也开始显露，并且导致了不可忽视的一次又一次的全球性危机。从危机中人们意识到了对新发展模式、新文化、新文明的需求，这种全世界都在迎接的新文明就是生态文明。

1.1生态文明是全球性的

人类已经经历了三种文明形态：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原始社会中人类主要的劳动是狩猎和采集，活动的空间也十分有限，人对自然环境是完全的依靠关系，“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农业，作为“本来意义上的文明”，它的出现带来了第一个文明的社会，也彻底的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农业社会，人类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耕和畜牧，人类开始改造自然以获得更多的食物，开始发展科学去探索未知的环境，这个阶段人类“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科学文化的进步带来了工业文明，这个阶段“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人类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人对自然的态度也从改造自然变成了利用自然、征服自然。

文明的发展机制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双重演化状态体现出来的。这种关系的演化是以危机作为启示和动力的，而改变的范围则由新文明的性质决定。原始文明的时代人们很难抵御自然气候的局部变化或其他环境影响所带来的食物不足，所以逐渐在有土地、林业和矿产资源的地区发展出了农耕和畜牧技术，并且发展了畜力、铜铁器的使用来提高效率和稳定性，与此同时社会的关系也开始健全，智慧启蒙、阶级分立、文化传播、经济运转，人类亟待发展科技以整合资源，去更好的解决矛盾，并进一步探索世界，寻找任何存在对人类有利用价值的能量的地方。

工业文明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一直促进着文明的发展。工业文明并不是全球化的，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工业文明的时代已经有300年，虽说风潮席卷全球，但现在世界上依旧有很多地区还没有达到工业文明的状态，这是由工业文明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工业的发展除了对物质和知识的需要，主要还依靠能源的开发，所以资源能源的范围就基本表示了工业文明的范围。一些不发达地区的原始草原森林、高原冻土、远洋、小岛以及地貌险恶的地区因为缺乏资源和能源或者因成本过高而至今没有受到工业化的影响。同样的，工业文明以人为中心，但并不意味着有人的地方文明发展的水平都相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加快了文明的全球化，但是不同的国家地区由于历史、区位、文化、政治等等的因素，在时间尺度的发展水平相差也十分巨大。所以工业文明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都不是全球性的。

从人类已经经历的三种文明来看，文明的发展进步的速度一直在迅速增长，文明覆盖的时空范围也越来越大，而且取决于文明的性质。

当今的世界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生态文明的出现来自于人类对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众多全球性危机问题的重视和考量，这种考量公认于20世纪中期。几十年来，工业文明所直接导致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全球性资源短缺、全球性生态破坏、全球性气候变化以及间接导致的发展不均、人口老龄化、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相继出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了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为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必须要接受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新方式，即生态文明的方式。

反观全球性危机的特点，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的影响力往往不仅仅局限在单一的对象、单一的空间和时间方面，而是从破坏所发生的空间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传播到区域的生态系统，并且与其他的影响互相作用，最终波及了整个生物圈。与工业文明不同，生态文明是全球性的，是一个共同体，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也不存在任何一个物种甚至个体可以逃离这种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

1.2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进化

生态文明在20世纪中期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中诞生，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增长的极限》，认为人口和经济无限制的增长会由于粮食、资源和环境有限的容量爆发危机，并提出全球均衡状态是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最终出路。1972年5月联合国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发表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环境保护问题成为了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也受到了全世界各个国家政府的重视。建设生态文明在几十年内已经成了整个世界共同的目标。

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进化，根本上来自人类对自我和自然环境认知的改变。为了研究探寻这种认知改变的方向、内容和方法，一种新的文化――生态文化已经兴起。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W、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神学等等学科组成了新文化的知识体系。

2、环境伦理：服务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

1933年，美国思想家，著名生态学家利奥波德（A. Leopold，1887―1948）的《大地伦理学》一文在他主编的美国《林业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世界环境伦理学的开端。20世纪中期环境保护运动兴起，同时现代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使环境伦理学与其他新兴的科技伦理学科成为了热点话题。西方的环境伦理学早已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和流派，各种流派的出发点不同，关注的问题以及相关的观点也大不相同。目前还没有形成学术界认可，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综合统一的理论体系、概念框架、基本原则和规范。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自改革开放以来从起步到发展，结合中国独一无二的发展及产生的问题和与西方不尽相同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介绍西方的伦理学起步，如今也形成了很多观点和体系。

2.1环境伦理的不同声音

环境伦理的发展早期主要集中在工I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尤其以欧洲和美国为主。这些国家由于发展的领先往往也是最先遇到环境问题的，也是最先寻求解决方法的。19世纪中后期是英国工业大发展的年代，工业污染加上居民燃煤，在无风的季节，烟尘与雾混合变成黄黑色，使得伦敦常常烟雾弥漫，成了历史上第一个人造的“雾都”，直到1952年发生的伦敦雾霾事件导致数千人死亡，才促成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类似地，20世纪中期美国的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日本的水俣病、痛痛病事件，都让这些发展迅速的国家看到了大自然的限度。结合各国传统道德伦理观点，学者们纷纷开始为环境保护寻找可接受的哲学启示，由此形成了环境伦理的不同声音。

目前，环境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划分被学界普遍认可。但两种主义内部还存在着很多争议，两种主义之间的差别和界限也模糊不清。

人类中心主义通常以实现人类利益为终极价值目的，强调人类本质的社会性、利益的优先性、责任的主导性的一系列主张的统称。人类中心主义否认了人与动物甚至植物之间价值的相同，认为人类之外的自然仅仅具有经济价值与工具价值而无内在价值及整体价值，人类主体性是环境伦理的价值尺度，道德只是调节人类利益关系的规范，人类是唯一的道德主体与道德人，而自然只是满足人类无限需要的工具而已。

非人类中心主义，又分为动物中心、生物中心和生态中心主义，希望通过“解放动物”、“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等观点改变现有文明对待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但作为人类，中国很难界定自然环境权利和人类权利的界限；难以把握正确处理物种之间关系的尺度。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忽视了人类在自然面前权利的不均衡性和义务的不对等性，缺乏对人类发展水平不均的考虑。

2.2中国的环境伦理所面临的特殊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也随之从介绍西方的环境伦理起步，虽然在几十年取得了很重要的进展，但是没有形成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为国人接受遵从，对解决中国特殊的环境发展问题有实际作用的伦理体系。

在人类环境会议上，中国代表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体会到，只有发展独立的民族工业，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当然，工业发展会引起对环境的污染，但这个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决不能因噎废食，不发展自己的工业。

工业要优先发展的问题，在很多亚非拉国家都存在，是历史的问题。发展现代工业是摆脱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经济控制，使国家走向独立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发展本身就需要自然环境做出牺牲。由于科技与经济普遍落后于发达国家，人口压力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的开采和低劳动成本、高环境成本的制造业。

传统的工业文明中，工业化的先进国家创造了现代世界话语权、现代哲学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整个现代文化以及人类行为准则，都是根源于工业文明。但也正因如此，发达的工业文明由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特点，很难走出自身发展的惯性，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阻力相对较大。许多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并没有采取正面的解决方式，而是将其后果分担到欠发达地区，这种做法有悖于全球向生态文明的过渡，但是很难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内，经济的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人类本身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话语权也越来越重，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有更强的影响力去选择符合本国利益的发展道路。虽然快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还存在对环境破坏性开发的依赖，但中国比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惯性相对较小。所以，虽然问题严重且特殊，但这也正是崛起国家建设新文明的重要时期，中国的环境伦理学，作为服务于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也必然需要发展出更加本土化更加实用的学派。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

3、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工业社会对化石燃烧能源和矿产的利用有着过渡的依赖，传统资源短缺的危机和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的公害一样已经迫使人类不得不做出改变。40年来，人们对资源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有所认识，在科学技术、资金、人力等各方面作出了很大投入；但是，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没有缓解，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全球矿产资源面临枯竭，资源“耗尽的危险”不是将来而是现在。我国资源全面短缺的问题又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要严重。

资源不仅有耗尽的危险，资源的开采也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影响。资源的开采过程以及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开采后留下的废弃物对所在地区土质、水质及大气质量都会产生影响；直接摧毁原有生物群落，或者由水、气生境条件变化对生物群落产生影响，从而对区域原来处于生态相对平衡的系统受到干扰，使区域的土壤、地貌、保水力、小气候等生态因子也发生变化。虽然目前全球化石能源――尤其是天然气与非常规油气资源以及其他矿产的探明储量依旧在增长，但是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与开采难度的增加所带来的成本的增加以及环境破坏的加剧，化石能源不可能是长久的解决能源之路。

新能源，是解决能源短缺问题的重点所在，各种替代能源潜力巨大，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储量相对有限但可以再生且已成一定规模的能源，如风能、水电、地热和生物能等； 二是储量巨大但技术难度大，目前尚未规模开发的，如氢能、核聚变以及可燃冰等。而金属和其他矿产资源的储量多数比化石能源丰富，短缺的问题相比之下也不是很急迫，但是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加工及对废弃物不正当的处理等过程对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容小觑的问题。

现代工业生产，用模式可表示为“原料――产品――废料”。这是线性的和非循环的生产，它以排放大量废弃物为特征。排放废物导致环境污染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资源危机的严重性及其进一步恶化已经表明，生产模式需要超越这种线性非循环模式，依据矿产资源有价值的观点，遵循生态学整体性思维，创造“矿产――产品――资源再生――产品……”的非线性、循环的生产模式，通过“资源再生”的生产方式，实现地球资源可持续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推M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人们高强度地把自然界的物质和能源开采出来，最后又把大量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界，形成“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经济特征。循环经济则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自然资源开发--物品生产、消费或旧物再用--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以资源循环的方式进行物质交换，以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达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尽可能降到最小。

结论

世界正面临着从工业文明的社会向生态文明的社会转变。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已经过时，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的道路，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的需要。中国发展，从“四位一体”向“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个建设”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要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四个建设”中，贯穿到各方面和全过程。重视环境伦理的特色发展，进行环境伦理道德教育，制定政策，发展废弃物资源化的循环经济，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是开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美）达利，（美）科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2-23

[2] 王帆宇，朱炳元：反思、扬弃和超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观念比较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14（4）：2

[3] （美）泰勒 著，雷毅，李小重，高山 译：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的理论[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90-214

[4] 李锐锋，彭慧芳： 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比较研究[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2）：2-3

[5] （美）詹姆斯・奥康纳 著， 唐正东，藏佩洪 译：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12-318

[6] 余谋昌：环境伦理与生态文明[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14-1）：12-14

[7] （瑞士）司徒博 著，邓安庆 译：环境与发展 一种社会伦理学的考量[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7-96

经济伦理论文范文第5篇

进入20世纪之后,经济学与伦理学学科内部分化越来越细,各自都出现了许多分支学科。在此背景下,几乎同时于20世纪末期,经济学家杨小凯与伦理学家王海明分别担当起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学科整合任务,前者建立起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各个经济学分支进行整合,后者通过《新伦理学》的新功利主义理论框架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各个伦理学分支进行整合。他们对各自领域的整合,都体现了中国学者擅长综合创新的能力,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本文具体选择杨小凯的《经济学》和王海明的《新伦理学》进行比较。杨小凯的《经济学》和王海明的《新伦理学》这两本书最大的成就是分别建立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全新理论框架,改变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原来各分支学科相互分离的状况,分别为经济学和伦理学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对话平台。

二、文献分析

杨小凯的《经济学》将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贸易理论,产业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和委托理论等),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相互分离的经济学分支整合进一个统一的以专业化分工演化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之中。《经济学》从论述主流经济学四层次分析框架出发,在比较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个人的专业化选择和社会的分工组织结构选择的统一框架来解释各种经济现象,而20世纪所形成的各经济学分支都能在其统一框架中重新找到更为诱人的解释。从《经济学》出发,可以对任何经济理论模型的优劣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价。王海明的《新伦理学》整合了传统上相互分离的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并将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整合进道德哲学,建立起一个逻辑上自洽的统一的伦理学体系,使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地体现在统一框架之中,原来这三门各自为政的分支学科被置于合理的位置。《新伦理学》从价值推导公理出发,论述了道德终极标准,正义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能够为一个人从事社会问题的思考提供基础的理论框架,并能从它出发对其它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思想进行清晰的认识和评价。《经济学》和《新伦理学》在理论体系构建上,都是从一定的前提假设出发建立起一定的公理化体系,然后在这个体系上进行推演并得出整个理论体系。两书作者都特别强调概念的清楚定义和逻辑推理的运用,既适合于对经济学和伦理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训练,也适合于对读者进行明辩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训练,这在今天的中国特别具有实用价值。《经济学》和《新伦理学》能够提供一个对于一切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认识和评价的基准坐标,从而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和评价,并能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