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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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3（b）-0078-02
2008年12月10日，新修订版《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教学大纲》的印发，标志着新一轮中职学校德育课课程改革进入实施阶段。新的课程改革将原有的德育必修课调整为《职业生涯规划》《经济政治与社会》《职业道德与法律》《哲学与人生》。根据要求，《经济政治与社会》课安排在二年级上学期。这门课程体现了新时期的新要求，突出了职业教育的特点，强调了教学方式的创新，克服了以往德育课程学科性较强，偏离中职学校学生实际，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脱节等问题，旨在“引导学生掌握的相关基本观点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有关知识；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提高辨析社会现象、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在实际的教学中，如何达成《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的课程教学总体目标，需要德育教师大胆创新，深入思考，共同探讨。
1 结合专业特色，丰富教学内容
中职德育教育要求遵循“贴近学生、贴近职业、贴近社会”的原则，防止空洞说教，而中职学校具有较强的专业特点，如果德育教学脱离了学生的专业特色，则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性”就会受到影响。如在讲述第2课《企业的生产与经营》之“企业中的劳动者”时，课文选用的是一汽大众公司钣金维修工人王洪军不畏艰难、勇攀技术高峰的事例。王洪军的故事虽然富有代表性，但与多数学生仍有不小距离，说服性被打了折扣，无法真正地触动学生的心灵，使学生获得既定的情感价值体验。
在处理该节内容时，教师可以舍弃王洪军，对不同专业的学生选用不同的案例。如某教师对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的学生选用了所在学校2007级毕业生刘锦仪的事例，侧重于展示刘锦仪同学在校期间刻苦求学、积极参加各种专业竞赛锻炼自己，创办个人时装设计工作室，成为广州亚运会最年轻设计师，如何一步步实现个人职业目标。对市场营销、会展业务、会计等专业的学生，则采用88级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生任永全的事例，主要展示其如何克服专业不对口等因素制约，最终从广州第八针织厂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广东著名主持人。由于德育教师是在充分了解学生专业学习情况基础上对教材内容进行了再加工，将之设计成为符合学生实际的职业榜样教学的价值情境，所选取的案例具有典型性、真实性、针对性、开放性，让学生倍感亲切，且不会让学生觉得遥不可及、高不可攀，因而有了更强的教育意义，教学效果得到了彰显。
2 丰富教学方法，优化课堂教学
在绝大多数学生的眼中，德育课都是枯燥乏味的，乏味的原因无非是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呆板，评价方式单一等。新修订的教学大纲对新教材进行了改革，教学内容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更加突出了职业教学的特点，教学内容也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但是如果德育教师不积极地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新课改的目标就无法落到实处。因而，在课堂上，教师应想方设法力求能稍稍改变“重理论教学，轻学生实践”的教学方式，尽可能多地通过情境教学、案例教学、社会调查、现场教学等方法，利用学校开展的各项校园文化活动以及社会活动，把德育教学与学生活动、职业活动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使学生可以从德育课中感受到快乐，获得知识，得到提升。
在新课的导入、案例、视频等的选用中，教师可以努力创设或引入形象生动、情绪色彩强烈、具有话题性的或是当下热点、焦点等场景，以求能尽快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更好地理解教材，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如在第5课《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可选用2011年3月“朝鲜女主播频繁换发型，以烫发亮相引关注”的组图进行新课导入，设置问题“为什么朝鲜女主播换发型会引发国际热议”让学生去思考，引导学生认识到“朝鲜中央电视台的主播代表朝鲜的‘脸面’，女主播的造型变化有可能代表者朝鲜政府想要塑造朝鲜新形象”，进而引导学生去思考“为什么朝鲜政府想要塑造新形象，其谋求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引导学生认识到“改革”和“发展”的重要。
又如，在学习第1课《商品的交换和消费》时，某教师提前与所在学校引入的3家校企合作公司的负责人做好沟通，将学生分成三组，留出一课时让学生进入三家公司对其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的采访，围绕“贵公司的服装为什么会定期进行打折或让利酬宾、您觉得影响服装价格的原因有哪些、贵公司采取哪些办法来降低生产成本、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对贵公司制定生产及销售策略有什么影响”四个问题进行访谈，各组在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汇总基础上，派出代表进行总结。该环节的设计让学生走出了课堂，接触了企业，在对价格和价值规律有了更具体、更感性的认识的同时，激发了学生主动参与的意识，有利于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3 关注学生差异，探索分层教学
某教师所在的学校，是一所以服装设计与工艺为龙头专业、以应用艺术为精品专业的艺术类国家重点中职学校，除了艺术类专业外，还开设了染整技术等工科专业及财经商贸、商务英语等文科类专业，学生的年龄从12岁到20余岁不等。学生年龄、认知特点及学习背景等差异，决定了文化基础知识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由于教学设施、授课安排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学校不可能做到按学生的文化层次进行分班、分层教学，如何能在现有的条件下使德育教学尽可能多地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教师尝试进行分层教学。
在探索分层教学的实践中，教师应注重处理好以下关系：一是备课时处理好专业差异问题，不管是设置的教学情境、还是选取的典型案例，或是教学方法、评价方式都会根据学习背景的差异而有所调整。二是设置问题处理好“难、易”关系，问题的设置呈现难易梯次，让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回答。文化基础差或者思维不够活跃的学生让其“知其然”，文化基础较好或思维活跃的学生则回答“所以然”，兼顾不同层面，让学生都能获得表现和肯定的机会。三是问题分析处理好“深、浅”关系，如在学习第9课《依法行使民利》之“人民政府服务人民”过程中，教师选用了2011年荷兰新闻摄影赛中国摄影师牛光拍摄的《玉树地震遇难者火葬》。该照片获得一般新闻单幅二等奖，极富视觉震撼。对于一般专业的学生，通过展示照片让学生感受天灾无情、大爱无疆后，直接过渡到大灾背后服务型政府作用的体现；而对于商业数码摄影专业的学生则让其从专业的角度分析照片带来的直观感受，进而挖掘照片背后的故事及其所具有的道德价值情感体验。分层教学的尝试，关注了学生的差异，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及积极性，教学的实效性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4 营造轻松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愉悦中学习
以生为本是中职学校德育课改革的根本理念，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挖掘学生的潜能、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需要教师去引导、开发。教育学家杜威说：“教师是一个引导者，他撑着船，学生用力把船划向前”，他用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教师既不是权威者，也不是旁观者，而应该是学生活动中的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对于中职学生而言，大多处在爱说爱闹的年纪，过于严肃呆板或空洞说教难得其青睐，创造平等、民主、合作、和谐的教学氛围，才能使教学效果倍增。
课堂上，教师应注重情感投入，上课始终饱含热情，做到亲切、真诚；始终保持积极、开放的心态，鼓励学生大胆参与学习，鼓励学生不要迷信权威，要学会勇敢质疑，学会独立思考。对于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学生，当即对其观点进行点评并进行及时肯定、鼓励，对于回答出错的学生，不训斥、不责怪、不嘲笑，尽量挖掘其答案可取之处，保护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不强调教师的个人权威，对于可能出现的口误或学生指出的错误，诚恳地接受意见并予以认真改进。对于课堂上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或不和谐的声音，力求巧妙处理。如某教师在讲授第8课《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适逢教研室随机听课，有男生不合作地、怪声怪气地嚷嚷：“民主政治？那是坨狗屎！”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场景不在预设的教学效果之中。在制止学生与启发学生之间，教师选择了让学生就“民主政治是不是狗屎”问题进行了讨论，有效地化解了尴尬，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5 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资源可以理解为“一切可以利用于教育、教学的物质条件、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以及媒体条件”，是在范围上涵盖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一切有效资源，其大力开发和合理利用，能有效改变传统德育课堂机械灌输和传授的弊端，能突破书本和教室的局限，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在教学资源的开发中，教师应始终遵循“实效而有价值”的原则，在教学资源的运用上，则认真遵循“恰当而有效”的原则，努力做到教学资源能为课堂教学服务，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在设计活动与探究课《假如我是人大代表》时，适逢广州市海珠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选举，某校有教师成为候选人，年满十八周岁的学生必须参与投票，教师藉此契机将该活动课与现实中人大代表选举结合起来，达到了较好的活动效果。某教师所在学校曾成功设计了2010年广州亚运会火炬传递系列服装和采火圣女服装，在学习第13课《建设和谐文化》时，教师将学生带到学校的亚运服装陈列厅，让学生去寻找亚运服装展示出来的岭南文化元素以及中国文化符号，思考学校设计的服装能被亚组委选用的原因，寻求中外文化差异的体现，让学生实实在在地体会到文化的多样性。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如何让德育课焕发魅力，德育教师任重而道远。只有认真领会新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新特点，紧扣“贴近学生、贴近职业、贴近社会”的原则，掌握教学大纲要求的新的教学方法，不断探索德育教学规律，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教学。
参考文献
[1] 杨明珠.中等艺术学校学生思想政治课学习现状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05.
[2] 刘宝民.中职德育课程改革的新突破[EB/OL].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2009-11-19.
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第2篇
这份长达45页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框架”报告是向缅甸的国际“援助者”们提出的一份改革承诺书。为了开好首届“合作与开发论坛”，吴登盛还下令正在与克钦独立军作战的政府军单方面停火，以改善当局的国际形象。
尽管缅甸的政改奇迹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目光，但缅甸经济中的垄断性、非透明性以及糟糕的基础设施并没有什么改观，到2015年大选时吴登盛年满71岁，有可能不再谋求连任，在余下的3年任期内他可能会把破除经济垄断性、非透明性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主要的政绩追求，当然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特别是要迫使由军队、权贵把持的资源开发型企业提高其收益透明度。
2012年底正式出台的缅甸外商投资法也是第二阶段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尽管在立法阶段争议颇大，但在吴登盛的强压之下最后定案，取消了外商在合资企业中股权不得超过50%的限制，从而配合了吴登盛加速缅甸经济自由化的激进政策目标。
在这份框架报告中，吴登盛除了向缅甸的国际“援助者”们保证推进经济自由化，还提出了许多发展目标，其中既包括到2030年把缅甸建成发达国家的远期目标，也包括一系列急不可耐的以3年为期的“快赢”目标，缅甸是亚洲电信覆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固定电话覆盖率只有1%，手机普及率也远远低于邻国柬埔寨的70%和泰国的110%。吴登盛把移动通信发展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力求使缅甸迅速跨入信息社会。例如要在3年内将缅甸手机普及率从目前的9%提高到80%。
扶贫和保障就业也是缅甸改革第二阶段的重要任务，与此任务相对应的是已经出台的“扶贫与经济发展框架”（FPAED）。2013年1月10日开幕的缅甸新一年度国会还提出了“人民梦”概念，表示要通过规划和预算来帮助人民梦想成真，其中创造就业将成为国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缅甸第二阶段的改革内容还包括了“社会改革”。2013年1月20日，吴登盛和86个民间组织负责人见面，他表示会永远欢迎公民社会组织在国族打造（Nation-Building）和国家制度建设（State-Building）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吴登盛认为缅甸已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依托公民社会，缅甸已经开始用对话、讨论而不是对抗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吴登盛还表示政府将放宽对民间组织注册的限制，放宽对它们活动的限制，保障它们的自由运作。
据《缅甸时报》报道，2013年1月9日，美国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内比都拜会了吴登盛总统，这是吴上任后两人第二次见面，索罗斯向吴登盛表示他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SI）愿意为缅甸的改革提供技术支持。索罗斯此行也会见了昂山素季和掸邦民主联盟的代表、“88世代”学生组织代表等各界人士。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理念与行动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获得了响应，看来缅甸朝野也趋向于认同一个健康的社会必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法新社披露说，尽管缅甸有300多份报纸，但大约只有30份从事日常新闻报道。2012年8月，缅甸废除了出版物审查制度；从2013年4月1日起，将允许民间自由办报。缅甸当局此举表明它已经认识到：不必害怕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因为这是国家强盛的一个重要支撑。
2011年3月正式就任缅甸总统的吴登盛已然是缅甸改革进程的核心人物。《经济学人》杂志高度赞扬吴登盛不仅解除了对昂山素季的软禁，而且释放了数以百计的政治犯，放宽了对独立媒体的限制，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持宽容态度，是缅甸改革的掌舵者。
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社会治理
我国非政府组织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刚刚发育起来的，在单位社会时期被总体性社会构造所覆盖的社会力量目前尚处于弱势状态，政府和社会大众都未能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在制度安排和社会道义上给以充分的支持和帮助，使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被严重抑制。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
一是法律地位不明确。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一系列非政府组织法规。尽管这些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律框架和法制环境，但是目前这些法规都只是就某类非政府组织单独进行规范，对非政府组织的界定、合法地位、基本权利和义务、设立和管理、法律责任等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一方面，立法速度跟不上受法律约束的对象的发展速度，立法具有滞后性；另一方面，现有的立法层次较低，没有一部系统的非政府组织基本法。法制建设的滞后是制约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瓶颈，势必影响到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效力。二是管理制度不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但现有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主要是靠政府扶持发展起来的，大部分非政府组织行政色彩较浓，依赖心理较强，人治意识较重。内部缺乏规范，工作缺乏创新，社会公信力严重不足，参与社会治理的各项表现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有些非政府组织甚至游离国家法律，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如一些社区老年协会负责人，为了一私之利，把老年协会当作自己营利工具，公开招揽赌博，只要向其交纳一定费用，三五成群就可以放心开赌。三是与政府职能分工不衔接。社会治理中主体之间的衔接包括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治理全过程中的权责分配、职能分工、任务承接、治理协作、资源互补、信息传递等方面的无缝对接。我国正处在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非营利组织正努力尝试承接政府逐步退出并转交给社会的部分职能，这个过程反映了社会治理结构、方法和观念的改变。但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能明确政府的范畴和角色；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服务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认识不足，并最终在思想上将非营利组织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这就使得政府在制定公共危机管理相关决策时容易出现两种趋势：或者政府部门之间互相扯皮和推诿；或者对非营利组织主观上严格管制并导致了在客观上影响其发展。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管理职能的转变不到位，在登记注册、监督管理等诸多环节过分强调管制，指导和服务意识不足，制度和政策往往不配套、不协调，严重影响了非营利组织的自身发展及在社会治理中的能量发挥。四是组织基础不牢固。我国非政府组织规模小，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较弱，这导致许多非政府组织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且发展经费不足。由于非政府组织没有形成吸纳人才的固定渠道，再加上社会待遇、经济收入等问题的存在，志愿者成为活动主体，造成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和专业化服务水平较低。非政府组织的自律机制也不健全：一方面，有的非政府组织未经批准擅自成立并开展活动，引发许多隐患；另一方面，有的非政府组织内部管理混乱，一些非政府组织内部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章程履行制度、工作人员录用与考核奖惩制度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同时存在。非政府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损害了其公众形象，降低了其社会公信力，严重阻碍了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步伐。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一要鼓励扶持非营利组织发展。政府必须转变观念，认识到非政府组织“不应是接受机构精简人员和离退休人员的场所，而是承接政府部门社会职能的组织，不是政府职能转变形式化的工具，而是公民社会最活跃的公共部门，不是与政府争权，而是在帮助政府治理社会”。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兴起可以弥补政府能力不足，非政府组织以其贴近社会大众和发动社会力量的优势，对政府的公共服务形成了重要补充，能够起到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让政府从繁杂的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尽管非政府组织的运作离不开政府的扶植和支持，但非政府组织绝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和创收实体，而是平等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政府当应为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造更好的条件，为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二要科学合理分类。要在加大立法进程、完善法规体系的基础上，由政府有关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非政府组织的现状，从科学管理和方便服务的原则出发，依法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科学合理分类。根据法律地位，可将非政府组织区分为法人社团和非法人社团。根据利益导向，可将非政府组织划分为公益性组织和互益性组织。法人社团、公益性组织，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更大，对法人社团，对公益性组织，政府在审批、监管方面要从严把关，但在政策支持和资金扶助上要给予更大的优惠，确保其在社会治理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三要依法进行监督。要明确政府监管职能。政府职能部门应当依法对非政府组织的日常活动进行监管，督促非政府组织依法、规范、有序地承接和履行政府转移的职能，避免和防止非政府组织违背社会公益，促进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要加大日常监管力度。一方面，要健全信息公开制度。明确非政府组织信息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特别是对社会捐助、政府捐助资金使用，对涉及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大事，必须按规定程序和要求向社会公开；另一方面，要建立奖励惩戒机制。对诚信守法、公益突出、作用明显、社会认可的非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给予一定形式的奖励。对在运作过程中出现问题的非政府组织，视情节给予警告、限期改正或撤销等处理。四要提高自身能力。非政府组织要强化服务观念，树立自律管理意识和风险责任意识，还要建立一系列内部质量控制机制，如建立健全决策机构和民主决策机制，建立财务监督制度和绩效评估制度等。在加强自律的基础上，非政府组织必须拓展自我发展的能力：一要解决资金缺乏障碍。在积极争取政府财政资助的同时加强公关工作，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公信力，建立专门劝募机构，提高民间捐赠收入的比重。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发展一些收费服务，包括技术成果转让、信息技术咨询等。二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从业人员（包括志愿者）的业务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和能力，并建立起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及有利于人才开发和使用的管理机制。三要重视并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要防止成为政府的附庸；另一方面，要防止与政府产生不必要的对立。非政府组织要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并在与政府的合作中不断增强自己的活动能力，要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场提供的机会，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能，履行自己的使命。
参 考 文 献
[1]崔月琴.转型期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契机及其限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3）：26
[2]江华，周莹.异地商会发展中的制度滞后与政策推进——基于异地温州商会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9（4）：68
[3]朱琬宁.独立与互动：当代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路径探析——基于对香港国际十字路会的考察[J].公共行政.2009（12）：90
[4]肖文涛.社会治理创新：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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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18
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第4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理论建设以政治经济学为根基，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情况为出发点，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重要的市场理论，形成了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性制度。政治经济学由四点构成：即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这四条理论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要义，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西方经济学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是我国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和重要理论来源。
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主张一切经济行为都要通过市场来完成，需求、供给和价格要通过市场来形成。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体制虽然也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调节生产、消费，但是没有像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的那么重要，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在市场没有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资源配置不能按照供需的有效性进行流动，导致了经常性的物资短缺和相对过剩，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统筹好物资的分配，如何最大化满足国民经济社会的需要。但是这项工作却不像我们想想的那么简单，如何能在年初实现对经济的有效预期，如何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有效调配，这对于当时信息传递不太发达，计算能力比较弱的中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经济发达程度对比中发现，中国经济社会明显出现了落后，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西方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概念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对接最重要桥梁，也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样大背景下，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最为重要的理论构成。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开始完善市场主体，开始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消费市场逐渐形成，这三个市场的形成，使得市场进入了真正发展时期。
通过上图，厂商通过产品市场实现了产品的销售，家庭通过劳动市场实现了就业，资本市场是扩大规模，盘活已有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开辟新市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时，也帮助家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们的超前消费等。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竞争，一切都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竞争。西方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不是这样的，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厂商必然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投资领域来生产商品，很多厂家同时投入到同一个行业，必然会造成这个行业的生产过剩，也就出现了竞争，购买者对同样商品必然会对价格、质量、服务等做出不同的权衡，然后决定买那个，这就是竞争，在竞争的格局中，购买者处于有选择的地位，他有权利去选择购买那个商品，不买那个商品，有些厂家价格高，产品质量不好，服务差必然会被市场拓淘汰，这叫完全竞争市场，厂家都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吸取了完全市场理论和不完全市场理论，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针对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行业，采取国家垄断，实行国家独有，或者国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不足值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警惕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其学术成果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都值得学界的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制和成功经验帮助中国逐渐完善了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帮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和推广，同样，西方经济学通过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论到实践的论证，丰富了其研究视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市场经济研究者与实践者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完美的，是无懈可击，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看法是不能得到认同的，目前，西方经济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某些领域开始照搬中国经济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西方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危机，这种挥之不去的西方经济制度问题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无法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规避机制。另外，工会权利过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电视中，经常会看到西方罢工，导致航班延误、供水供电中断等，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西方市场经济有竞争性无排他性，是一种公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所谓无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谓有竞争性是一个人的使用减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无约束的时候会被过度利用。解决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偿使用。在现实中，此限制或收费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措施，诸如现在实行的排污限量超额收费的制度。在西方私权大于公权的市场格局中，国家有时候难以对其采取更为有效的调控手段，来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
三、中国经济学理论需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融合
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第5篇
关键词：微小型企业；非正规融资；社会资本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5-0014-04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s and the special financing demand by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 private economy, the paper proves that informal financing right now is the best way to raise social capital and that social capital network connects the financing channels of micro enterprises. The informal financing behaviors of enterprises can not only meet the demand of fund, but also satisfy the need of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formal financing; social capital
一、引言：关于微小型企业融资的文献综述
随着新交易中心和通讯工具的发展及产权制度的演进，分工的加深在越来越专业化和越来越小的企业之间发展，中小企业代表着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一群体中大量存在的以超小经济规模形态为特征的企业组织形式――微小型企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们为经济注入了活力，尤其是在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微小型企业多以独资或合伙制的家族企业的形式存在，自创业的第一天起，多种不利的因素就困扰着其发展，如资金严重短缺，技术落后，管理人才匮乏，再加上市场环境的高不确定性，其生命周期很短。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的统计，有近23.7%的小企业在开业后的两年内消失；由于经营失败、倒闭或转产，有近52.7%的小企业在4年内退出市场。中国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大约3.5岁（许晓明，高健）。最近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显示：融资问题始终是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约束环节。
目前，关于微小型企业融资分析多包含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中。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供给约束(Supply-based financial constraint)的最主要原因。Stiglitz 和Weiss（1981）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在众多的贷款申请者中甄别出哪些借款者有还款能力，哪些借款者无还款能力，这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机构贷款的质量严重恶化。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盈利和降低风险，不得不采取信贷配给政策。中小企业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严重，更容易受到银行信贷配给的约束。
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学者认为能否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核心。Bester(1985 )提出引入贷款抵押这样的甄别机制。认为如果银行将贷款利率和贷款抵押同时纳入贷款合同，则这两项指标的不同组合就能够实现信贷市场上的分离均衡，低风险的企业将会承诺较高的抵押水平而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而高风险企业则与之相反，这就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Holmstrom和Tirole (1997)进一步提出信息与抵押品是可以互相替代的；Berger和Udell ( 2002 )提出通过关系型贷款(relation ship lending)解决银企关系中的“软信息”问题的思路，认为银行可以通过与小企业发展非标准化的、通过密切关系而达成融资交易的准市场行为，来降低小企业贷款成本，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国内学者中，林毅夫、李永军(2001)、李志(2002)和张捷(2002)等从不同分析角度提出用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思路；张杰(2000)、史晋川(1997)则提出通过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体制内”金融来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更有众多学者提出通过政府供给担保来解决中小企业的抵押担保不足问题，其根本的出发点还是通过抵押担保来替代信息，实现对企业的筛选。
然而从国内实践看，仅仅立足于克服信息不对称所提出的措施建议效果不佳。首先，商业银行必须克服抵押品不足这个棘手的难题；其次，商业银行必须克服信息收集、处理、应用的高成本投入和低收益的矛盾。而且，由于银行破产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的缺失，关系型贷款很容易滋生寻租或合谋行为，使银行的资产受到侵蚀；最后，依靠政府信用担保机制，商业银行必须要克服道德风险。否则，设计糟糕的担保机制将削弱企业的还款激励机制，加剧赖账文化。微型企业不同于一般的规模公司制企业，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小型企业，其自身表现出某些特殊性，上述问题就更突出。
本文认为：由于微小型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特征，决定了其融资需求的特殊性。兴起于大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现代金融体系，并不适合微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微小企业正规金融市场往往是金融供给严重不足，信贷配给明显，事实上造成了“微型企业歧视”。而非正规金融不仅有助于解决微小型企业克服融资的供给约束，同时也克服了企业的融资需求约束(Demand-side financial constraint)，促进微小型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二、微小型企业融资需求的特殊性分析
在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微小型企业有着不同的称谓：
美国将由贫困人口拥有与经营、员工不超过10人（包括不支薪的家庭成员）的公司称为微型企业；
法国把凡雇佣员工在9人以下的企业被称为特小企业；
日本把制造业中20人以下、商业服务业中5人以下的企业定义为零细企业；
1996年欧盟委员会将雇员人数9人以下的企业定为非常小企业；
我国将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均在5000万以下的统称为小型企业，但没有对微小型企业的类型划分。其实，若以规模来看，我国还有大量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脱离政府管理的非正规劳动组织，这些组织主要是微小型企业（莫荣，2001）。
微小型企业不同于一般的规模公司制企业，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小型企业，其自身表现出某些特殊性，决定了其融资需求的特殊性。
（一）微小型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简单，企业管理的人格化现象突出，创业者的个人魅力往往就成为维系企业管理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企业家不仅运用个人的才能发挥着发现市场、创造市场、应对不确定性这些核心作用，而且还凭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建立起一种分等级的人际关系结构，而这一人际关系结构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以企业家为中心，企业内部、企业间以及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形成了非契约型长期合作博弈关系。企业家个人及其控股的家族承担着企业兴衰的主要责任。也就是说，微型企业融资的基础是企业家个人及其家族的信用。微小型企业与所有者个人的紧密联系，从而也使企业家个人和家族承担了企业风险和隐性成本。当微小型企业因扩大生产规模或追求技术进步而需要进行外源融资时，企业家个人及其家族的个人因素就成为资金提供者最看重的因素。
（二）微小型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基本上合二为一，大多数微小型企业具有家族性特征，管理的人格化现象突出必然带来的融资需求更加人格化。个人因素，包括所有者的目标函数、风险回避度、失败容忍度、避税考虑、控制权考虑以及知识水平等，都导致企业融资方式的因人而异，因人制宜。从制度需求来看，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信用受到极大的破坏，人们彼此间的信任度减低，缺乏经济合作的基础，选择以人缘、地缘、血缘为基础的合作方式远比建立在社会信用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要可靠得多；另一方面，受我国的家族文化的影响，人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首选对象往往是最亲密的人，包括以血缘、亲缘、姻缘关系和以地缘、学缘、友缘关系为基础的、以长期固定规范为纽带建立的关系人。微小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始终偏好掌有大部分股权，并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正是这种偏好，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方式仅仅只局限于不影响其控制权的内部融资（如企业自身的利润积累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内，通过企业主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企业内部成员融资或关系网络内外部融资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中的债券方式。因为，债券融资既可通过正式制度下的正式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也可通过某些转型经济中非正式制度条件下的非正式金融中介机构（如民间标会、典当行或钱庄等）。而外部融资方式中如出卖股权和引进战略投资者之类的权益融资，则由于可能导致经营者控股权的稀释或转移而被排斥。
（三）微小型企业活动更多依靠某种社会机制，如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宗族规制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和规范。从外部来看，由于地理接近性和产业专业化的特性，人们以各种各样的联系来传递商业信息和市场信息，各个微小型企业之间往往有共同的熟人、共同的交易网络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互利、双赢，共同做强、做大是主要思维理念。通过彼此的长期博弈，大家就会对彼此的交往，有一种稳定的预期，一个互利的“合作解”成为人们的合理选择在这里，重复博弈中惩罚的可信度是维持合作博弈的关键（罗丹阳，殷兴山，2006）。一旦行为主体背信弃义， 将会受到社会排斥、声誉丧失等严厉的非正式制裁。在企业内部，企业主及其核心层之间、管理层与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非正式制度表现为企业内部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和平等关系。虽然企业的控制权属于家庭或个人，但资产的收益权和让渡权却平均或非平均地属于企业的全部成员；企业内的许多员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相互间很熟悉，相互帮助是处事待人的基本原则。在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文化上的力量仍然能够支持员工之间的交往和企业的运转。
（四）大多数微小型企业经营不稳定，风险大。与一般企业相比，微型企业具有经营灵活、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服务的优势，经营灵活性是中小企业的天然优势，但灵活性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也有可能转化为劣势。不确定性意味着产品和市场的频繁转换，缺乏自己的品牌和稳定的主营业务等，对于稳健的投资者来说，这些灵活性特征将直接导致其投资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增加。加上资产少、底子薄、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弱，微小型企业有着较高的倒闭率或歇业率。这种经营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倒闭率，以及质押资产的不完备性，使银行和投资者面临着较大的风险。
与微小型企业的经营生产特点相一致，微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资金需求规模小、周期短且要求服务快捷方便等特点。显然，现代金融体系在很多方面并不适合微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现代金融中介的优势是其规模效应，金融中介机构利用借贷两方面规模经济的好处，使交易成本得以节约。然而面对微小型企业分散的、多样化的且信息严重封闭的融资需求，正规金融中介的规模效应出现失效：一是中小企业信息无法进行标准化生产、交易和传递；二是大规模生产面对中小企业小规模需求发生“规模不经济”；三是标准化金融产品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灵活性、多样化融资需求；四是现代金融中介非人格化的角色定位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由此可见，正规的金融机构的门槛相对微小型企业来讲太高，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或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支持，因而只得转向以社会资本为基础非正规的融资途径。
三、非正规金融的界定及其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适用性
关于非正规金融的内涵和外延，目前理论界尚无一致公认的界定。总体上有两种大致的划分：一种是放在金融机构的功能性特征上，如规模大小、劳动密集程度等；另一种是从法律特征和金融监管上划分。相对而言，以后者居多，如体制外金融、非正式金融、非制度金融、地下金融等（姜旭朝，丁昌锋，2004）。此外，国内学术界常常将非正规金融称为民间金融（任森春，2004）。本文把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归结为未在金融监管当局监管范围以内的各种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企业、居民等所从事的各种金融活动。具体包括：企业发起设立时向特定投资者募集股本融资、内部员工股权融资、向原股东增资扩股、向外部特定投资者募股融资、在特定区域内公开募股；民间个人借贷、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间“转贷”融资、轮转基金、内部员工集资、社会定向集资、社会非定向公开集资；商业信用、民间票据市场融资；寄售商行融资、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融资等等。这些融资方式都是游离于监管机构的视线之外，也游离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以外，不受法定体系的约束，是企业根据资金的可获性和经营发展的其他目标自主选择和创造的融资方式。
而非正规金融的以下共同特征使其对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一是在克服金融活动的信息不对称和解决金融脆弱性方面有着正规金融不可比拟的优势。根据参阅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非正规金融往往发生在一个相互都很熟悉的社区中，每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都有自己特定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和实施机制，并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依靠资金供求双方的人缘、地缘关系获取关于借方的信息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二是和正规金融中的关系贷款和人情贷款相比，非正规金融具有灵活方便、手续简便、快捷，预算约束硬化，借贷双方信息对称，契约成本低，服务态度好等特征，因此其贷款回收率较高。由于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因长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不仅在抑制契约双方的道德风险方面具有效率，而且违规者还会因遭到社区排斥和舆论谴责而付出高昂代价。社区的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行率就越高，并且借款者更重视偿还非正规金融贷款，以便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
三是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基于信任、制度、规则、传统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可以为个人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或方便”(王宣喻，储小平，2003)。企业和个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融资关系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依赖，使融资者和被融资者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当资金的提供者限于关系人、内部人的圈子里时，资金提供者更看重企业的长期收益，不会因企业一时的失败而做出追讨债务、撤出资金等对企业不利的事情，甚至他们会尽自己所能进一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如当企业产生经营风险时，内部人和关系人会尽力封闭企业的风险信息，防止风险的扩散，企业也许会因此而获得新的生机。提供这些帮助并不是基于即时的回报，而是出于对未来长期合作、互助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一种理性考虑。从股权融资的形式来看，资金提供者并不会对控制权提出多大要求。因此，非正规金融不仅有助于解决微型企业克服融资的供给约束，同时也克服了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约束。
四、微型企业非正规融资的环境基础与动力机制源于社会资本网络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见于Hanifan（1916）对美国郊区学校社区中心的研究，然而这一概念在当时并未受到广泛的重视。直到几十年后，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980）将这一概念推广运用到社会理论方面的研究，从而正式开启了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大门。伍考克（2000）、弗泰恩（2000）、Fukuyama（1995）等人从经济学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他们注意到了“社会资本”工具性的一面，将社会资本看做是促成信任、合作与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社会学家Coleman（1990）、Putnamm（1993）、波茨（1996）等人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和研究社会资本，强调了社会资本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配置功能。研究切入视角不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就不同，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可以把社会资本看作是一个共同体的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密切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和相互之间的高度信任，是可以为个人或组织带来收益的一种资源。社会资本有赖于成员之间联系程度、成员关系的稳定程度及小群体的意识形态三个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信用、组织性和社会联系。社会关系在根本上、长期上是平衡的，信用是维持社会关系平衡的一种长期交易。
社会资本网络不同于依靠市场建立的标准交易关系，也有别于同一正式组织中的层级关系。社会资本网络是企业间以经济交流为基础，包括文化、技术、制度、政治等各方面的交流。社会资本的价值是通过社会网络来实现的。拥有社会资本的行为主体能够在对应的社会网络中取得自己所需的利益或价值。社会资本通过关系网络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质利益这些异质而又重要的因素联系起来。在组织的层次上，社会资本的产生有赖于组织内网络的结构特征、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和以共同目标作为行动导向的水平，它通过成功的集体行动来创造价值（张荣刚，2006）。
社会资本网络奠定了微型企业集群融资的环境基础。非正规融资活动与社会资本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社会资本网络作为一项持续的社会资本，它的实际运作是建立在过去信任关系积累基础上的。由于区域内亲缘关系和乡缘关系具有不可替代性，在亲缘和乡缘关系基础上，不仅更能产生不可替代的集聚力，还能产生比一般的社会关系更安全的信用基础――共同的地方习俗和规范，这种信用基础支持了非正规金融的有效运作。同时亲缘与乡缘的信用效应放大了资金的集聚和流动效应。微型企业将那些偶然的关系（邻里关系、工作场所关系、亲属关系、选择性关系）编织入以自己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网络之中，通过社会资本网络获取及时、实用的非正规金融资源，以节约通过正式渠道获取资源而耗费的交易费用。
社会资本网络引发非正规融资的动力机制。社会资源理论表明，资源不但是可以为单个经济主体所占有的，也是根植于社会网络中的，因为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网络获取。社会资源是在社会资本网络中根植的，可摄取的，而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微型企业由于地理接近性和产业专业化的特性，微型企业集群出现，集群容易形成封闭式的集群网络，微型企业集群基于社会资本网络形成了密切合作、免费学习、互通信息、充分竞争的集群供应链系统，供应链不但可以媲美大型企业集团的CRM系统，而且根据生产需要彼此提供赊销、赊购、及时补救等帮助，大幅度降低了集群内微型企业的资金需求。
五、结论
关于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正规金融约束和缺失而进行替代和补充结果，也是由于社会资本属性的存在，微型企业“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非正规融资是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而自发形成和创造的，能够与微型企业业绩不稳定、信息不透明等特质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有助于微型企业克服这些弱质。当然，非正规金融也有它自身的不足和局限，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信任和承诺关系可能使企业的资信状况具有隐蔽性，易形成风险事件，破坏金融和社会稳定。因此，我们应首先承认非正规金融在促进微型企业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其在微型企业信息采集、稳定微型企业经营方面的优势，充分认识非正规金融对于提高微型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还款能力的重要性，为其存在的合理性奠定认识基础。其次，作为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应改革现行阻碍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规定，建立新的机制和制度，赋予其合法地位，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通过非正规金融与现代金融制度的结合与互补，建立既立足于社会资本网络，又不局限于社会资本网络的微型企业融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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