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拥有的自主管理权和学生的受教育权在高等教育活动中形成了权力与权利的博弈。高校管理权和学生受教育权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现行教育立法的不足。为了保障大学生的受教育权，有待于建立以维权为核心的教育法价值平衡机制和完善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的多元机制。

关键词：高校管理权；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

妥善处理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是教育法研究的一个重点。高校自主管理权是一种特殊的公权力。它与学生权利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高校自主管理权的滥用导致大学生的受教育权无法实现或被侵犯是高校管理权和学生受教育权冲突的主要表现。探索完善的高校学生受教育权救济制度势在必行。

一、高校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冲突评析

(一)冲突的根源——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高校所拥有的自主管理权和学生的受教育权在高等教育活动中形成了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在这一博弈的场域中，高校与学生作为参与的主体，一方的策略选择都会受到对方策略选择的影响。在我国现阶段，由于高校管理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法治化管理体制，高校自主管理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其本身便具有了扩张性。外界对这种权力没有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大学生作为被管理者的权利又没有完善的救济机制，其导致的后果就是学校会选择滥用权力。博弈的结果是高校与学生的冲突日益严重，无法达到权利的最优均衡状态，二者的冲突也无法得到解决。

(二)冲突的主要原因——现行立法的不足

1．现行教育法制存在内在价值冲突

高校管理权和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教育法制内在的价值冲突：第一，脱离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原则。一方面，个人权利保护缺位。高校与学生的特别权力关系中，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学生必须承担认可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否则，高校有权依据自定规则限制甚至剥夺学生的权利。在高校的学生管理规定中大多数规定了学生履行的义务，而很少涉及大学生依法应享受的权利。另一方面，我国教育立法宗旨的社会本位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法的立法宗旨比较，我国是从社会需要层面确定教育法的立法目的。这样必然带来权利保护的缺失。第二，管理至上的价值取向。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中，95％以上是教育行政法规和规章，教育立法权大量委托给行政部门，这些权力机关的“委任立法”使大多数教育法打下了“行政干预”的烙印，从而更加剧了教育法管理至上的价值取向。第三，教育法适用中的无原则性。由于教育法管理至上的价值取向，使教育行政管理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没有正当程序的约束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以公正、公平、合理为目标，而以管理的方便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2．高校管理法律体系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规范高校行为的法律法规。但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学生管理法律规定的疏漏不断显现出来。如法律法规各层次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尤其是下位规范与上位规范相抵触的现象比较普遍；现有法律规范的用语不够严谨；对已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修订不够及时；教育法律法规程序性规范少，可操作性差，可诉性弱；许多规章制度缺乏法律体系的支持，使学生管理工作处于有法难依或无法可依的困境；法律体系的不完整导致高校在行使自主管理权时没有合法的依据和监督。从而与学生的权利产生冲突；等等。

3．高校管理缺乏正当程序

高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时，尤其是对违纪学生做出处理决定时。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正当程序。学生投诉高校案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校方的处理程序过于简单，操作也缺乏透明度，缺乏对学生程序性权利的保护，自然就会引发学生权利与高校管理权的冲突。4．高校缺乏完善、法制化的学生权利救济途径

学生被侵权后。由于非诉讼途径的不规范而得不到救济，只好诉求于法院，但现行的诉讼法对教育纠纷的受理则显现局限性。法院的受案范围狭小，很多案件都被法院以主体不适合为由拒之门外，再加上诉讼成本相对于学生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所以导致许多学生的被侵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从而使学生与高校的冲突进一步升级。

二、高校学生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一)建立以维权为核心的教育法价值平衡机制

在教育法治化过程中，由于教育行政主体处于强势地位，实体法赋予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又高度概括与抽象，地方教育法规也不能做到因地制宜，加剧了高校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上细化教育实体法和程序法，实现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和对等。在程序上为学生建立必要的权益保障制度，设置一套防止教育行政权力滥用的机制。为此，应建立以维权为核心的教育法价值平衡机制，充分体现以学生权利为本位的教育理念。这种平衡机制的建立，应遵照“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并辅之以“自然公正”为核心的教育听证制度和以效率为中心的教育时效制度及教育行政自由裁量制度。

(二)完善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的多元机制

1．完善教育申诉制度

2005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使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已初步进入程序化和制度化。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是：设立专门受理教育申诉的机构，配备相关专业人员；制定具体的申诉处理程序，特别是在申诉处理过程中引入听证程序，使申诉处理更具可操作性；理顺教育申诉与其他救济制度的关系；等等。

2．健全教育行政复议制度

教育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纠错机制，将会成为一条重要的救济途径。但是，目前的教育法律法规只规定了教育行政部门对学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而高校对学生管理行为只能通过申诉的途径获得救济。既然学校作为一种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高校的管理行为也应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

3．启动教育行政诉讼制度

司法介入存在着法律依据严重不足的问题。尽管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授权行政主体”解决了高校的被告资格问题，从而使高校的某些管理行为进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但这只是一种司法尝试。因此，修改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启动教育行政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4．建立教育仲裁制度

仲裁是一种便捷、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途径，它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强的特点，对化解特定纠纷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高校教育纠纷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特别适合于由仲裁机构来裁决。这种仲裁机构类似于国外的“教育法庭”，它是一些国家为公正有效地处理学校与教师、学生权益纠纷而设置的准司法机构。如印度的“学院法庭”和加拿大的“教育上诉法庭”就是其典型代表。印度的“学院法庭”可以受理教师、学生与学校的法律纠纷，并作出终局裁决。但“学院法庭”的判决如果明显有失公平，当事人也可以将案子提交最高法院审理。这种“教育法庭”制度在构建与完善教育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