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谢艾伶作者单位：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苏轼与民间歌曲

苏轼在诗文中对不少民间歌曲进行了考证、评价，甚至还亲自创作。也许是因为同时代人对民间歌曲的淡漠，或没有机会去接触民歌，北宋文人的诗文中关于民间歌曲的记载甚少，也正因为如此，苏轼关于民间歌曲的记载才显得更加珍贵。

（一）苏轼对民歌地考证

《竹枝歌》在唐代民间已很流行。诗人顾况作有《竹枝词》：“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楚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③白居易也作有《竹枝词四首》，其二道：“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南病使君。”④此外，刘商作有《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巴人远从荆山客，回首荆山楚云隔。思归夜唱竹枝歌，庭槐叶落秋风多。曲中历历叙乡土，乡思绵绵楚词古……”根据以上三首诗的表述可见，竹枝歌在当时是流传于巴渝一带的民间歌曲，其风格大概是含思婉转、缠绵悲怨的。唐代文人中，又以刘禹锡对竹枝歌的记载较为详尽：“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⑤刘禹锡笔下描绘的《竹枝歌》大概是一种有短笛伴奏，击鼓打节，载歌载舞的形式。听《竹枝歌》的旋律是黄钟宫的羽调，虽然唱词杂乱、不易分辨，但音乐节奏鲜明欢快、起伏跌宕，犹如卫地民歌一样动听。到宋代，又有黄庭坚、苏辙、杨万里、范成大、汪元量等写过竹枝词，其中大部分是根据“竹枝”风格而新创作的作品。在这些文人中苏轼对于《竹枝歌》是颇有见地的。他23岁时途经四川忠州，根据当时流传在这一带的《竹枝歌》，创作了《竹枝歌》共9首，并对《竹枝歌》的源流作了考究。他的考究并没有受前人的影响，而是通过深入地理解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竹枝歌》本楚声，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岂亦往者之所见有足怨者欤？夫伤二妃而哀屈原，思怀王而怜项羽，此亦楚人之意相传而然者。且其山川风俗鄙野勤苦之态，固已见于前人之作与今子由之诗。故特缘楚人畴昔之意，为一篇九章，以补其所未道者。”⑥苏轼认为《竹枝歌》就是楚地的音乐，这个看法和后来一些学者关于《竹枝歌》流行于夷陵、江陵、渝州、富顺、忠州、夔州、江夏、归州、瞿塘等地的研究是基本相合的。⑦其风格幽怨凄楚、饱含深深的悲凉，和刘禹锡所描述的风格似已经有所不同。苏轼还进一步说明它之所以具有“含思恻怛，若有所深悲者”的艺术特色，是因为表现“伤二妃而哀屈原，思怀王而怜项羽”的原因。但是其风格鄙野，和前人的记述是基本相合的。苏轼在另一篇文章《书鸡鸣歌》中，对黄州民间唱山歌的情景进行了描绘：“余来黄州，闻黄人二三月皆群聚讴歌”。1079年底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开辟“东坡”，生活了近五年，对于此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是比较了解的。在被贬至黄州的途中，苏轼经陈州（河南淮阳）、蔡州（河南汝南）、新息（河南息县）、豫南、关山等地，又适逢春天，在农事繁忙的二、三月间到处都是“群聚讴歌”的动人景象。这让喜爱民歌、亲近自然的苏轼觉得特别亲切，因此考证其源流、品评其风味。苏轼以为：“其词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宛转其声，往反高下，如鸡唱尔。”可见苏轼笔下记载的《鸡鸣歌》高亢婉转、起伏有致，音律较自由，具有典型的山歌特点。而且“与庙堂中所闻鸡人传漏，微有相似，但极鄙野耳”，苏轼感觉鸡鸣山歌与庙堂中“鸡人”传漏时发的音调略有相似之处，但更有山野之风。这和现在一些学者考证鸡鸣歌得出的结论是相合的：“宫庭取以入乐，变为七言诗，供祭祀、朝会、娱乐之用。”⑧不同的是，鸡鸣山歌在风格上要更鄙野。关于《鸡鸣歌》的源流，苏轼亦作了考证：“《汉官仪》：‘宫中不畜鸡，汝南出长鸣鸡，卫士候朱雀门外，专传鸡鸣。’又应劭曰：‘今《鸡鸣歌》也。’《晋太康地道记》：‘后汉固始、鲖阳、公安、细阳四县，卫士习此曲于阙下歌之，今《鸡鸣歌》是也。’颜师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说，余今所闻岂亦《鸡鸣》之遗声乎？土人谓之山歌云。”古代管理漏刻的宫人，名“鸡人”或“鸡鸣卫士”。宫中祭祀的时候，“鸡人”在鸡刚啼鸣时刻传报。因庙堂长达几重，需多人接报，口口相传，所以不得不拖高音，前呼后应，造成“鸡鸣”之声。这和东汉应劭所生活的时代史实当是相吻合的。颜师古云：“楚人之歌也，犹言‘吴讴’、‘越吟’。若鸡鸣为歌之名，于理则可，不得云‘鸡鸣时’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为楚歌，岂亦鸡鸣时乎？”⑨苏轼并不很赞同，认为其不考本末、妄自揣测。苏轼的看法和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对“鸡鸣歌”作的考证几乎完全一致：“汉有鸡鸣卫士，主鸣唱，宫外旧仪，宫中与台并不得畜鸡。昼漏尽、夜漏起，中黄门持五夜：……未明三刻，鸡鸣卫士起唱”。⑩

（二）苏轼创作的民歌

除了对民歌的考证以外，苏轼还参与到民歌的创作之中。河北省定州市有一种地方戏曲称为“定州秧歌”，当地人认为是苏轼留给定州的“四宝”之一。冼星海在《民歌研究》一文中曾说：“据说苏东坡在定县任知事时，看见农民在田内工作时的劳苦情形，而为他们编歌曲。”相传苏轼被贬定州时，勤于查访民情，一次路过城北，看到这里土地肥沃却杂草丛生，于是就差人从南方家乡运来稻种教老百姓耕种。过了一些时日，他再次来到这里，听到插秧的农民在唱：“蛟子咬哇蚂鳖钻，挠洼苦哇插秧难，眼看水荒变成了米粮川。唱不尽的插秧歌，心里喜滋滋的甜。”生动活泼的曲调吸引了这位精通音律的大文豪。于是，他将词曲记录下来，整理加工，取名为“插秧歌”。从此，插秧歌在定州北部老百姓中间传唱不息。后来，苏东坡又填过几首“插秧歌”歌词，如“水上白鹤惊飞处，稻田千里尽秧歌”，描绘插秧歌在定州人人传唱的盛况。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插秧歌”演变成为有人物、有故事情节的河北地方戏曲“定州秧歌”。直到现在，河北定州市一带还流传着苏轼编创了“秧歌”的说法。另外，苏轼还加工整理了《陌上花》。苏轼在《陌上花》一诗的前引中写道：“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必春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苏轼在杭州时曾游览吴越地区的九仙山，听到这一带的儿歌《陌上花》，觉得这首民歌旋律宛转动听，且凄然动人，但是歌词较粗野。所以他在原词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加工整理：“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屏来。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教从歌缓缓回。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教缓缓妾还家。”瑏瑡经苏轼改编之后的歌词浅显易懂、生动形象、清新动人，流传至今。还有一首叫《鹧鸪鸡》的民谣至今在儋州地区流传，歌中唱道：“鹧鸪鸡，鹧鸪鸡，你在山中莫乱啼；多言多语遭弓箭，无言无语丈夫离。”瑏瑢这首歌曲文辞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相传也是由苏东坡搜集，又在民间教唱而流传下来的。苏轼对民歌的考证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这些民歌的来源、风格等方面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和依据，他的民歌创作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及民歌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些作品流传至今，丰富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也为我们现在了解北宋老百姓的音乐面貌提供了参考。在词作《归朝欢》中，苏轼更勉励苏坚要像刘禹锡那样，学习民歌创作《竹枝》的精神来创作新词，表现了他对民歌的喜爱和重视。邹同庆、王宗堂两位学者在《苏轼词编年校注》序中道：“（苏轼）向民歌学习的进步思想和见解，在当时有划时代的意义。”瑏瑣笔者对此评价甚是赞同。从考证民间歌曲的渊源，再到自己创作民歌，自然清新又富于生活化的民间歌曲展现了苏轼的音乐审美品位。这些生动、具有民族特点的旋律正是苏轼音乐审美的意趣所在。

苏轼与民间歌舞

金千秋在《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一书中讲过：“现在保存下来的宋词大都是文人学士、达官贵人写的。因此，对宫廷宴席、酒楼妓馆等场合表演的歌舞记载较多。而宋代颇为兴盛的民间歌舞在宋词中却着墨不多。”瑏瑤在这“着墨不多”的宋词中，苏轼关于民间歌舞的记载、考证的确令人眼前一亮。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经常与民同乐，他观赏和参加了许多杭州民间的歌舞活动，并且将这些场景在他的诗词中记录了下来。《惜花》这首诗中：“腰鼓面面如春雷，打彻《凉州》花自开”的诗句记述了熙宁五年春天，苏轼在钱塘江观赏吉祥寺的花会时锣鼓齐鸣、欢天喜地的热闹场面。另一首《瑞鹧鸪•观潮》则描写了苏轼与杭州太守陈襄在钱塘江观潮时的见闻：“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描绘了弄潮儿精彩的踏浪表演获得了观众喝彩，于是众人争相唱起浪婆词，载歌载舞的欢腾场面。《南歌子•游赏》这首词写了苏轼在杭州名胜十三楼的游赏之乐：“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词的上片写歌舞伎的神情仪态和十三楼的游览之胜；词的下片后两句：“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这两句写不知谁人唱起了《水调歌头》，歌喉婉转、音调悠扬，连傍晚的云彩仿佛也为歌声所吸引，久久不肯离去。这几首词生动地记述了当时杭州歌舞升平的形象。苏轼晚年谪居儋州（现在的海南儋县），虽然境遇十分艰难，但他一直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在与当地人民的交往中，他也投入到当地的民间音乐活动中。在《儋耳》中有：“野老已歌丰岁语”的诗句，描绘了当地的农民在丰收之后唱着欢庆丰收的民歌，跳着热烈舞蹈的情景。在《和陶拟古》其五中：“铜鼓葫芦笙，歌此送迎诗”的诗句又描绘了儋州人民演奏着富于民族特色的乐器铜鼓和葫芦笙，载歌载舞的情景。当他遇赦北归，将到广州之时，回想起儋州的民间歌舞写下了：“蛮舞与黎歌，余音犹杳杳。”瑏瑥的动人诗句，仿佛那富于民族风情的舞蹈与歌唱，还在耳边回响。从中可见当时宋初政治、经济状况的繁盛。而晚年其在儋州所感受到的却是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的歌舞。这说明，在宋初儋州少数民族人民并非像有的人所想的那样“未开化”，他们民风淳朴，歌舞音乐热情洋溢，苏轼的记载也为现在研究儋县民俗文化的学者提供了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