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彭恩仁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嘉靖御窑瓷器的审美特性

御窑瓷器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然而，许多时候，御窑瓷器的美学倾向在一些方面虽能够印证当时社会的普遍审美追求，但与当时社会其他艺术形式的美学风格相比，还存在着许多独特和保守的内容，不能彰显当时美学思潮的前沿。明代中期以后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美学思想注入了许多新的活力。许多颇具影响的思想家、美学家相继出现。他们分别在自己的领域引领了明中期以后的美学时尚，改变了以往的传统美学追求。他们的美学思想，是追求个性解放，注重真情感和审美趣味的表达和抒发，重视艺术风格上的自然本色和畅快淋漓。这种注重真性情的艺术风格却没有完全反映在嘉靖御窑瓷器当中。嘉靖御窑瓷器装饰上的繁缛、祥瑞、寓意所展现的世俗追求和功利目的，乃至于一些器物制作的粗糙等，与当时思想解放潮流下的美学风格并不一致，甚至有些大相径庭。杭间在《中国工艺美学史》中曾提到，明末时期，陶瓷、漆器、染织和金属工艺等难以体现时代的美学趣味。其实，这在嘉靖时期就已现端倪了。④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受到材质制约的同时，很多时候是与其审美主体有着更多的关联。嘉靖皇帝以藩王的身份登上帝位，这在明代并不多见。嘉靖皇帝十分关心自己的帝位是否稳固，千方百计从各个方面加强自己的统治。因而，这种强烈的功利观念，在他的御窑瓷器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嘉靖御窑瓷器装饰上具有一个特点，即功利化渐及于世俗化。根据嘉靖时期王宗沐的《江西大志•陶书》记载，从嘉靖八年到嘉靖三十八年御器厂生产的瓷器种类可以发现，瓷器制造呈上升的趋势。嘉靖十八年之前，瓷器生产的数量和品种等都比较少。但是，从大约嘉靖二十年开始，御窑瓷器的生产数量骤然加大，生产的品种也增多。生产的瓷器纹饰装饰相较于之前代表皇权功利色彩的龙凤纹饰等，更多带有道教色彩以及其他富含美好寓意的内容。⑤这种变化以嘉靖二十一年的“壬寅宫变”为转折点。《明史》写到：“帝（嘉靖皇帝）自二十（一）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费，君臣不相接。”⑥随着“大礼议”之争的完全胜利，统治地位的巩固，他对政局的稳定十分有把握。但是，“壬寅宫变”又使得他对政事心灰意冷，再加上对长生的渴望，他的审美追求发生了改变，在御窑装饰风格上随之出现内容上一定程度的调整，从重视皇权的功利化逐渐转到重视享乐的世俗化上了。

嘉靖御窑瓷器审美对明后期的影响

御窑瓷器作为君主集权的产物，体现了最高统治者的文化意识，是皇帝审美观的反映。不同皇帝审美观可能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变化，并对瓷器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明代建国，朱元璋以平民之身登上帝位，因此他比较了解物力艰辛，大开简朴之风。正如于明崇祯十年立于景德镇御器厂的石碑记载的，“高皇帝以纯朴开基，敦大贻训，土硎可啜，奇巧不尚，有古帝王风度”。但是，到嘉靖时期，明朝已经进入了中晚期，面对整个社会追奢逐利的潮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工艺品的兴趣，也从宋代的清雅、明初的质朴转向了艳丽与俗气。嘉靖皇帝的儿子隆庆皇帝以及孙子万历皇帝也受到了嘉靖皇帝包括审美追求在内的诸多方面的直接影响。学者们在评价隆庆、万历的御窑瓷器时，尤其是五彩瓷器，往往将其置于与嘉靖相近的地位。只是相比于嘉靖时期，隆庆与万历在政治上更加昏庸，审美的追求甚至包含了许多低俗成分。《景德镇陶录》在评价隆（庆）万（历）窑瓷器时指出：“又以淫巧为务，其秘戏器（表现‘性’题材的瓷器）一种，殊非雅器。”⑦万历之后，御窑瓷器更是少有可以称道的瓷器，御窑瓷器无论是技艺质量还是美学趣味等都步入了低潮。同时，嘉靖时期御窑瓷器采取“官搭民烧”的制度，使得民窑瓷器对御窑瓷器美学风格的吸收更为便捷。嘉靖御窑瓷器繁缛、艳丽、追求富贵吉祥的装饰风格，被民窑吸收并发扬，甚至到十七世纪时仍然被制瓷工匠仿制。十六、十七世纪时，大量具有开光，饰以动物、人物纹样，并伴有道教符号、花果纹等装饰题材的景德镇瓷器，被销往西方并风靡欧洲。从这些装饰题材上，我们能寻觅到其与嘉靖御窑瓷器的相似处。据熊寰研究，这种瓷器，可能在嘉靖时期就已经烧制了，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至明晚期销量不减。⑧嘉靖御窑瓷器作为体现皇帝审美观的器物，其美学风格与当时社会表现出来的抒发真性情的审美思潮截然不同，凸显着功利化与世俗化的倾向。嘉靖御窑瓷器印证了明代中后期审美趣味上保守与创新并存的状况，也预示着明代中后期各种矛盾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