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生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从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提出的资本积累模型开始的。由于假定资本收益率不变，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外生给定，则国民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唯一因素。他们的模型可以解释一国经济的稳态增长，但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却很难实现，因为资本报酬率不变的假定实际上暗含着资本和劳动的不可替代。

索洛(Solow,1956)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了能满足一般均衡条件的增长模型，成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它假定资本和劳动是可以连续地彼此替代的，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一个递减函数，即收益递减。索洛模型虽然可以满足竞争性均衡条件，但均衡的增长率仍然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如果不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经济就会收敛于一个人均收入不变的稳定状态，即零增长。这就是说，经济增长依赖于一个自己都无法把握的外生因素——技术进步。

这一“不愉快的结果”使得传统经济增长理论陷入了尴尬的局面。其根源在于它们将知识外生于物质生产过程，构造出来的生产函数是收益递减的，致使经济增长仅仅依赖于资本积累或人口积累，因而是收敛的、趋同的和短期的。各国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长期而巨大的差别，在这种增长理论中无法得到解释。

事实上，在索洛(1957)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中，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只有12.5%是由资本和劳动等有形要素的投入带来的，另外的87.5%就是“索洛技术进步余数”。此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就从这个余数，以技术内生为主线而展开，最终形成了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新增长模式。

二、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

知识在实践中积累是很普通的现象，通常用积分曲线来描述。同时，知识的积累使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生产总量递减，这也可以用一条递减速的积分曲线来描述。从而，知识的内生首先在物化方向上打开了通道。

阿罗(Arrow,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是内生技术增长理论的思想源头。它强调实践学习的重要作用，将技术水平解释为产出总量或资本总量的函数，从而导出了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增长不仅是有形要素投入的结果，也是实践经验累积的结果。显然，阿罗模型已部分内生化了技术进步。但由于技术溢出不够强，内生的技术进步不足以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还须要人口以一定比率增长，因而还不是一个完全化的内生模型。

罗默(Romer,1986)对阿罗模型做了重大的修正和扩展，更加强调了知识的外部效应，建立了一个完全内生的知识外溢模型。它是一个由知识外部效应、产出的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的收益递减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竞争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不仅能形成自身的递增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种递增的收益又成为技术进步的资金来源，对知识的不断投资又使其外部效应累积并放大，最终导致扩散式的增长。如此，便形成了一个知识外溢——递增收益——知识投资——效应放大的良性循环，知识积累和经济增长在这种动态的自催化机制作用下共生共长。但任何特定技术的外部效应总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外部效应终究会耗尽。要实现经济的持久增长，还须不断地出现新技术。于是，斯托克(1988)又提出“新产品引进知识外溢模型”，只要有新产品不断地引入，旧产品不断地淘汰，溢出效应就可以在不同产品间绵延不绝，使经济保持长久的增长。阿温·杨还建立了一个边干边学与发明相互作用的杂交模式，把知识的外部效应进一步拓展了。

但新产品、新发明等新技术的产生从何而来呢？实际上，大量的创新和发明并不是意外出现的，而是有意识投资的产物。因而，又产生了内生技术创新的增长模型。

罗默(1990)又提出了一个内生技术变化的模型，引入了一个专门生产新技术的研究部门。并强调了开发者对其新技术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以提供研究和开发(R&D)的动力。垄断性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租”不仅可以补偿其开发费用，而且可以带来可观的垄断利润，因而极大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开发。新技术一方面使中间产品的边界得以扩展，进而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

，又扩大了现有知识存量，进而加快知识的积累。因而，有意识的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但是，技术创新也具有负的外部效应。因为新技术在创造一部分人的垄断利润的同时，破坏了另一部分人的利润，技术的老化使其资产价值受到损失。因而技术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技术淘汰的压力提供了强大的反向激励作用，使技术创新在不同研究者之间不断攀升、循环往复、你追我赶，形成一个创新——老化——再创新的动态演变模式。

另外，企业不仅从事创新性的技术开发，而且还从事模仿性的活动。创新与模仿之间相互作用，简单的创新诱使快速的模仿，而低廉的模仿又会导致创新的加速，这就是创新——模仿——再创新的自我催化模式。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式

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式是由宇泽弘文(Uzawa,1965)和费尔普斯(Phelps,1963)提出的模型开始的。他们引入了一个非生产性的教育部门，使产出变成了有形要素投入和由教育部门带来的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函数，因而间接内生化了“索洛的技术余数”。虽然这种模型也碰到了阿罗模型同样的问题，经济增长还依赖于人口的增长，但它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开辟了一条与阿罗不同的内生化道路。

卢卡斯(Lucas,1988)吸收了人力资本的思想，但放弃了引入教育部门的两部门模型结构。他假定每个劳动者用一定比例的时间从事生产，剩余时间专用于人力资本建设。这就带来了两种人力资本，两种效应。不脱离生产，通过边干边学能形成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并产生外部效应，表现为使其他要素的收益发生递增；脱离生产接受教育形成一般的人力资本，并产生内部效应，表现为劳动者的收入递增。虽然对于特定的生产过程，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递减的，但随着产品的不断更新，专业化技能不断地转移，因而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在总体上还是递增的。

不同的人力资本形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同。人力资本在一般的生产过程是重要的，但在新技术的创造中更为重要。如果把技术水平表示为人力资本的函数，则一般的人力资本积累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因素，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才是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一般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决定于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的生育率下降而教育投资增加，对人力资本质的要求提高而量的要求下降，人力资本朝着正向积累。反过来看，经济增长的低水平，用于教育的投资减少，个人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也减少，人力资本的积累成为一种“低水平的均衡”。这就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

见克尔(Becker,1991)对家庭经济行为的研究反映了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侧面。贝克尔详细讨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生育率下降问题，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父母对儿童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过程。当收入不断提高时，人们对闲暇的追求不断增长，即时间价值的提高，如果父母在儿童生养和教育所花的时间成本是一定的，时间价值的增加使得父母减少儿童的个数而提高质量。这样，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就从“社会产品”变成了贝克尔体系中的“私人产品”。在家庭收入受限制的情况下，培养高质量的儿童就必须减少其数量。

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不同于一般的人力资本，不直接依赖于经济增长而主要依赖于边干边学过程中的专业化分工的深度和广度。这需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转到劳动分工的角度研究。

四、劳动分工演进的增长模式

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中就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其核心思想就是专业化分工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之后，这一深刻思想被长期搁置一边。

杨格(Young,1928)首先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发展了斯密有关劳动分工的程度决定于市场范围的思想。他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而后者又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因而市场范围也依赖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是相互作用的，经济在这二者相互促进的动态循环中不断增长。同时，劳动分工使得单个劳动者专业化于单一的工作，得以积累专业知识和熟练操作技术，因而使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有了更大的可能，它又为进一步的劳动分工提供了可能。总之，劳动分工把专业化知识积累和市场规模扩大演化为长期增长的动力。

杨小凯和博兰德(YangandBorland,1991)提出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结合的模式。该模式借助动态均衡研究了由自给自足经济向高水平劳动分工经济演进的过程，分工的深化增加了协调分工的交易成本。虽然分工产生了递增收益，但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分工深化需要提高交易机制的效益，从而把制度与劳动分工连起来了。克姆提出了一个与杨小凯—博兰德不同的分工模式。他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以专业化人力资本为基础，即使在没有技术变化或边干边学的条件下，只要提高人力资本的专业化水平，长期经济增长依然可以实现。

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提出了一个新的劳动分工模型。他们认为劳动分工不仅受协调成本（相当于交易成本）的限制，还受到可获得一般知识数量的限制。他们的模型还继承了自阿罗以来知识积累过程的“溢出效应”，克服了杨小凯—博兰德模式中没有处理知识在分工发展中的作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出了一个分工扩展与知识积累相互作用的演化模式，并指出均衡的增长率依赖于协调成本的弹性（反映了协调分工的效率）。因此，法律健全、有效或政治稳定的国家，不仅可以有效提高人均收入，且有较高的增长率。这个结论使经济增长理论进入了制度分析的新领域。

五、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式

新制度经济理论深入阐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诺思(North,1968)开拓性地把制度因素内生于

经济体系，认为即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刘易斯在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分析的时候，强调了它与资本、技术等因素的相互关系。经济增长强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重要的，但制度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因素的社会投入程度决定于制度中的激励结构。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技术，也可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在前述的新增长模式中，也强调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罗默阐述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卢卡斯认为政府应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补贴，应采用降低资本税、关税等政策措施鼓励资本积累、技术开发与引进、国际贸易等，以促进经济增长。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以及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导致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制度可以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中的人们的知识载体。由于制度所物化的知识共享于同一制度中分工与协调的人们，使每个人事先就知道其他人对他的行为的反应，从而大大减少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所以，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的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

制度可由正式规则（如法律、政治等）和非正式规则（如习俗、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组成，在正式规则没有定义的地方，非正式规则起着约束人们相互关系的作用。制度变迁往往是从非正式规则的边际演变开始的，正是制度在边际上连续的演变才引起正式的可见的制度变迁。从而文化传统作为一个主角在制度变迁中发生作用。一个国家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陷阱之中，乃是因为其“文化陷阱”。在给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观念的知识结构中，制度创新的决策和行为受到制约，对于新制度的了解和想象必然受累积的知识传统所左右。

如此看来，人类所累积的传统知识结构对制度变迁的可能空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文化传统又是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演化而成的。因而，制度变迁也就是知识结构的自我演化。

【责任编辑】陶永立

【校对者】魏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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