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中国科学观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科玄论战”的结果确立了科学受尊崇的地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限制了纯理论研究相对独立的发展,对“伪科学”的批判突出了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科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开启了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在一定时期内在所难免。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正是中国科学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科学观;科玄论战;实用至上;伪科学

Abstract:Sincethe“MayFourthMovement”,theviewonmodernscienceevolvedandunderwentseveralmajorchangesand,astheresultofthehistoricargumentofscienceagainstmetaphysics,scienceprevailed.However,the“PragmaticApproachFirst”viewonsciencerestrictedtherelativelyindependentdevelopmentofthepuretheoreticalresearch.Thecriticismto“pseudo-science”highlightedthecorevaluesofscientificspirit,whilethecomparativestudyonscienceandcultureopenedthediverseunderstandingofscience.So,theevolutionoftheviewonmodernscienceinChinawentforwardinsuchasocialenvironmentthattheChineseandWestculturesweremingledwitheachotherand,meanwhile,theywereinconflict.Insuchahistoricbackground,themisunderstandingandmisuseofsciencewereinevitabletoacertainextentinacertainperiod.ToeliminateuninterruptedlythemisunderstandingandmisuseofscienceisnecessarytoguaranteethesuccessfuldevelopmentofscienceinChina.

Keywords:viewonscience;argumentofscienceagainstmetaphysics;pragmaticapproachfirst;pseudo-science

20世纪以来,“科学”成为现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不仅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还伴随着“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现代思想范畴,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然而,“科学”这个词汇表征的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并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行为。回顾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从而保证中国科学事业的顺利发展。

一、“科玄论战”带来对科学的尊崇

现代中国科学观的形成始于“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与“民主”成为当时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遍访欧洲,于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宣告“科学万能之梦”的幻灭,倡言中国孔老墨人生智慧可以济西方文明之穷。1922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为孔子和儒学辩护。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视科学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良药,认为科学不仅是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锐利武器,而且是指导人们认识社会和人生的最有效方法。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之间相互激荡,导致了1923年开始的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另一方则是以丁文江、胡适、唐钺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

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占了上风,最终几乎呈一边倒的格局,这表明现代科学显然已渗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意识之中。“科学派”的胜利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20世纪早期的中国面临着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传入中国。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显然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容易为向往进步与富强的人们所接受。源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是新鲜的和先进的东西。坚持用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指导自己的行动,曾经使许多有志之士和热血青年接受了作为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科玄论战”,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更普遍的意义。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竞相以“科学”学说自命,人文学科也兴起了一股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热潮。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朝野各派政治力量无不用“科学”来解析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以胡适和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曾在20年代呼吁建立“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体现了一种将政治科学化、现代化的诉求。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这些要求发展成为直接提倡“专家政治”。最终“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2］。这场论战引发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的重视。论战后的几十年中,科学广为流行,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主题。

明末以来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动机、方法到内容,都要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学理上的支持和证实。“科玄论战”之后情况恰好相反,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从科学中寻求支持和证实。科学替代了神,成为万物的尺度［3］。1938年出版的赵曾珏所著《科学与技术》一书对当时的科学技术价值观作了较全面的概括。书中指出:“科学虽纯粹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但是了解自然的结果,即得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了解愈彻底,则利用愈充分,控制愈周密,终至得以‘利用厚生’,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准,增加生产的效能,使国家民族臻于富强之境。”这种对科学的社会应用绝对加以推崇的倾向,很容易忽视科学的不适当应用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得到过度尊崇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很容易成为一种新的“经学”。

二、“实用至上”的科学观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的科学观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实际服务,将其作为新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强调,旧中国的科学事业是一部分科学家沿着个人兴趣在小圈子里研究的,有着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特点,是跟在欧美人后面的个人摸索。今天,科学家需要改变孤立分散的个人研究和散漫自由的作风,组织起来,加强科学工作的计划性和集体的联系,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农业、工业、医学、国防、文化的建设［4］。使科学事业发展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相结合,总体上是必要的。但当时对“科学”的理解,很多时候泛指“科学技术”,更多强调的是技术研究与应用。这样很容易使人们忽视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关注,造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某种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注重直观体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对这一时期科学观的形成和普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逻辑思维作用不够明显,往往用经验和试验取代专门的科学实验,强调科学技术成果的“经世致用”,对纯粹的理论研究持排斥的态度。这就使得很多人以为科学实践就是通过亲身试验取得成效,而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的普遍认识就是科学规律。加上当时政治生活中注重搞群众运动,简单地理解“实践出真知”,因而逐渐形成一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甚至将抽象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视为“唯心论”,从意识形态角度加以“批判”。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1958年“”时期对数学家齐民友教授的“批判”。齐民友教授主张数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应该重视基础理论学习,当时被视为“数学教学的唯心论”。《人民日报》1958年8月20日发表报道:“驳倒数学教学的唯心论-武汉大学一场‘百团大战’辨明数学必须联系实际”,其中谈到“大多数老师和同学受到了教育,认识了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发展数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数学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当时还有所谓“一把大锉捅开微积分的奥秘”的报道,实际上用形象直观但很不严格的具体实例取代微积分概念的严格的形式化定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可以将许多反科学的主张和事件冠以“科学”的标志,诸如“亩产万斤”、消灭麻雀、“小高炉”遍地开花等事情都是在“科学"的旗号下得到宣传推广的。其实这类事件并不具备真正的实效,但仍有人出头论证其“合理性”,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当时宣传上“实用”的需要［5］。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在“”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曾经将相对论、公理化方法和宇宙学等现代科学成果视为“唯心论”加以批判。在教育界“开门办学”,“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中小学课本中原来的数理化生知识变成了工农业基础知识,用什么学什么,“没用”的知识一律不学。“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尊崇的只是能够直接体验到功效的科学知识,这和科学的本质特征相去甚远。科学起源于古希腊探求理性和智慧的文化传统,强调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萨顿认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和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而科学已经产生的和它正在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而已。”［6］“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限制作用,不仅影响了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入,也使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受到严重干扰。

三、对“伪科学”的批判

改革开放之后,尊重科学的社会风气得到弘扬,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也得到适当调整。思想界关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价值观的研究和宣传,对公众现代科学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近些年来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突出了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伪科学”现象的泛起,实际上暴露了以往科学教育和普及工作的严重弱点,就是受“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影响,学科学、用科学往往停留在实用和功利的层面,缺乏对科学本质特征的了解。当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事件披着“科学”的外衣流行的时候,许多人缺乏基本的识别能力。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是现代中国科学观开始走向成熟,进而影响公众的标志。

改革开放初期,“伪科学”表现为“人体特异功能”。当时国内有130多家新闻媒体参与宣传“特异功能”,有60多家研究机构参与研究“特异功能”。有人甚至认为“特异功能”是科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新方向。1985年以后,“特异功能”演变为伪气功。后来伪气功进入医疗健身领域,成为骗取钱财的手段。在伪气功泛滥的同时,许多伪劣技术冒充“专利”、“重大技术发明”,在经济领域诈骗钱财,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和科研秩序,较典型的有“水变油”、“超浅水船”等。对“伪科学”的批判遇到许多阻力,甚至出现打假者一度成为被告甚至败诉的事情。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伪科学”现象屡禁不止,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科学对有些现象还不能解释,有些难题尚未解决。“伪科学”利用科学研究还没有触及的空白领域大做文章,将一些人们不大熟悉的现象刻意夸张、渲染和神秘化。由于现代科学发展的专业化趋势明显加强,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常识,人们单凭经验和直觉难以准确加以理解,难以从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中判断涉及许多专业术语的事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是否有价值。一些人的潜意识中还有着对神秘现象的好奇和迷信,很容易被附会“科学”术语的“伪科学”宣传打动。对“伪科学”现象的盲目相信与对科学的盲目崇拜纠缠在一起,增加了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普及的难度。

要从根本上消除“伪科学”现象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干扰,必须进一步构建有助于弘扬科学精神的文化氛围。多年来人们习惯于从器物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与技术相提并论,只关心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忽视科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手段的作用,对于破除迷信、树立批判意识的作用,对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的作用。默顿提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7］,可能是许多专业科学工作者至今仍不大熟悉的。因此,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方法、科学价值观念的宣传,仍然是非常必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近些年来,在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了解过程中,也出现了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出现来自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的反思,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面临着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核威胁等等。人们开始以困惑的心情关注科学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信仰等方面的矛盾冲突。

受逻辑实证主义和苏联哲学界的影响,我国学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曾把科学视为系统化的绝对正确的客观实证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和介绍了国外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诸多新学说,其中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在中国产生了正反两种回应。认同者以“人文主义”批判所谓“科学主义”,引用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福柯等思想家对科学主义的种种非难,认为理性是一种神话,知识是权力的同谋,提出对理性、启蒙、科学语言等予以“解构”。他们批判现代性,宣称告别启蒙主义,有人还寻求儒家学说与后现代主义的契合,希望通过弘扬传统文化来构建新人文精神,遏止“科学主义”的泛滥。而反对者认为:“在中国,当真要追随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倾向,那是会立即碰壁的,而且很容易返回到前现代化的困境。”“崇尚科学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曾经充当开路先锋,若任由反权威主义的自由追求把科学作为主要靶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很可能不是弘扬个性之花,却是远离科学理性的封建愚昧。”［8］

与此类似,近年来还出现了关于是否存在“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的讨论,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本身是不应该有地域和民族文化差异的,但科学思想和科学文化显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以客观、冷静、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贡献,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知识遗产的合理性和价值所在,应该成为全球化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新的理念。对科学的一元化理解之所以遇到后现代文化、后殖民话语、女性主义、知识权力理论、科学文化建构论等思潮的挑战,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源于西方文化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解决现代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开启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能够使人们反思过去,积极地直面未来。中国的科学传统在近现代的落伍,并不意味着要始终追随西方科学的发展。西方的科学传统在近代科学的诞生中大放异彩,也并不表明在未来仍能独领风骚。当然,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并不意味着取消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在科学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会渗入其中,造成科学知识形态的多元化。但经过严格实验检验和逻辑整理的科学理论成果,仍将最终归于一元化,成为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总之,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在一定时期内在所难免。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正是中国科学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0.

［2］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6.

［3］施威,石松.论传统文化约束下的科学精神传播［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67-72.

［4］王鸿生.中国科技小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70.

［5］严搏非.中国当代科学思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6］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1.

［7］默顿PK.科学社会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65-376.

［8］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