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首先。

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德育有没有必要？

有必要。道德是社会加于个体之上的要求个休必须遵守的律令，虽然其本性是异于自然的人的，但唯有在道德的熏陶下，一个自然的人才可能社会化成一个真正的人。婴儿只是一个可能的人，必须要接受社会给它的种种影响和潜化（这也可称为广义上的教育）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道德，则是它无法选择的选择之一。

道德根源于人类的社会——工艺进程，结果积淀在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一部分即转化为道德。“这也就是说……维护社会生存、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实践（生产斗争等）才是道德的根源。”（《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李泽厚著）于是我认为，道德（善）是对于人类的认识与对象的符合性（真）的最低要求。关于此列宁也说：“实质：‘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说，‘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二要求和外部现实性。”（《哲学笔记》）于此，不善的人必然是不真的人，因而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只不过，更多的时候道德律令率先为规律执行了这一惩罚。从这一角度看，德育之必要性正在于使个体服从世界的规律性。只有每个个体都能服从规律性，社会才能前进。

现实的角度。中国正处于一个痛苦的转型期，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正在纷纷解体，却有待重建。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我们不仅需要最终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更重要的却是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

我的第二个问题：德育首先要德谁？

在一个学校，我认为，德育首先要德老师。因为老师是德育的第一实施者。他的行为，他关于道德的理解，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无时无刻不比他的言论更加有效地影响着他的教育对象。

德育还要德领导，虽然这是一个比较荒谬的推论。因为德育比不得虚报产量。虚报产量可能只死一代人，德育却能影响几代人。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德育的实现应该以什么为标准？

德育实现的标准应是：外在的道德与内在的自我自觉地融合为一体，而不是自我对外在的道德的强制性服从或盲目地遵从。

由于屈服于外在的威力，而不得不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律令，但实际上律令依旧是作为一种异我的外在与自我对抗着。从表面行为来看，对象的行为似乎处处符合律令，但这并不能说明德育已然实现。天性没有判断力，对自己的行为缺乏理解力，仅仅是因为老师或领导这样叫做而没有任何思考地去做，表面上似乎也是处处符合律令，但同样也不能说明德育已然实现，却只是一种迷信。

德育的实现必然是道德与自我自觉地融为一体。道德不再是一种异我的力量而是我之存在的一部分，并且我能理解我的行为之所以合道德性。所以，德育实现与否的判断不能仅仅基于外在行为，更要基于内心世界。

我的第四个问题：德育应以什么为终极目标？

这个问题似乎与第三个相似，其实不样。

德育应该以美(Aesthetics)为终极目标。这里的“美不只是一个艺术欣赏或艺术创作的问题，而是‘自然的人化’这样一个根本哲学——历史学问题。”（《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李泽厚著）为此，德育必须与美育相辅而行，以图二者的完成。王国维说：“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和智育的手段，此为教育者不可不留意也。”（《论教育之宗旨》）康德也说：“美是道德的象征。”（《判断力批判》）高尔基好像也谈过什么“美是未来的伦理学。”举例：一个学生拾到十元钱，交给了老师。能一定说这个学生的行为是道德（善）的么？能说！因为不管他交这十元钱的动机是想获得老师的表扬还是获得同学的赞许和尊敬或根本没有什么动机，但这一行为的本身是合道德性的，因而是善的。但假如，这十元钱根本就不是他拾的而是他自己的甚或是偷的同学的，他交上钱的目的只是想获得老师的表扬。那这一行为依旧是善的么？我认为依旧是善的，但却是不美的。并且，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德育的失败。

美是真（认识与对象相符合）与善的统一。唯真不善并不美，唯善不真也不美。上面那个学生的第二个假设行为之所以不美正在于行为的不真。所以，德育应当与美育相统一，并以美育为终极目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里的“道”我理解为是关于真，“德”与“仁”是关于善，而“艺”则是关于美育的方法。四者统一，德育才能真正实现，途此而才能实现美育。而美育的实现才是真正区分于人与动物的标志。引用马克思那句老话说：“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生产，人类则能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生产并到处适用内在的尺度到对象上去。所以人是依照美的尺度来生产的。”（《经济学——哲学手稿》）

我的第五个问题，也是不能给自己答案的问题：德育的内容应不应该包括政治？

有人这样定义德育：“德育即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组织、有目的、有规划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使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转为受教育者个人的思想品德的教育活动。简言之，德育是培养学生‘德’的教育活动。”（《中小学德育辞典》张公武，冷洪恩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是否正确？不大清楚。但有疑惑，假如德育是这样定义的话，那中那些“狂热的孩子”应是当时德育最完美的成品了。而事实上，直接导致了文明的破坏、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堕落。它使人失掉了起码的文明准则和道德底线，失掉了对善与恶、美与丑、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区分能力，甚至以病态的价值看世界，把丑当做美，把恶当作善，把打家劫舍、残害无辜都当作天经地义。这些都是“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以他们既是真诚又是虚假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变成的一个个灾难的现实”。但是，正如筱敏所责问的：“这些坏人究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呢？”（《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理想》选自《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夏中义主编）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德育和美育应当基于什么？

应当基于实践！论此我觉得可以引用李泽厚的一段话：“马克思从劳动、实践、社会生产出的，来谈人的解放和自由的人，把教育学建筑在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才在根本上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不是把意识或艺术作为出发点，而从社会实践和‘自然的人化’这个哲学问题出发。”“席勒要用所谓‘审美教育’去把所谓‘自然的人’上升为‘道德的人’，尽管他把康德拉向了现实和社会，但他不懂现实生活和社会的物质实践，企图以教育来概括和代替改造世界的实践，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

所以德育不应仅仅限于坐而论道、玄谈妙论；美育也不应仅仅限于涂两笔画，呤两首诗，唱几首歌，拨弄几个和弦。

但是，最后，我发现自己对自己提出问题的解答仅是批判性的，却非建设性。究竟用什么样的现实模式，教育系统来完成德育之实现，这仍是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教育者不断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