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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思想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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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思想

德育思想范文第1篇

摘要:朱熹德育明人伦方法

南宋大儒朱熹是位闻名的哲学家,也是闻名的教育家。他学识渊博,遍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均有探究。《紫阳朱氏建安谱》附有朱熹著作总目凡41种,400百余卷,著述何止等身!非专业人士恐怕毕其一生精力也只能接触其宏富著作之一二,更不敢枉谈探究,对朱熹思想的发掘须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断的努力。下面就朱熹的德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说一点浅见,也只是隔靴挠痒,不得要领甚至谬误处,期待读者和专家批评。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功能。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摘要:“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和有关教育功能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摘要:“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摘要:“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反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摘要: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摘要:“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摘要:“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摘要:“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假如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果断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和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把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非凡《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摘要:“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摘要:“五教之目摘要: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摘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摘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摘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摘要:“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征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碰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驶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假如“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续了孔子有关“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摘要:“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和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摘要:“知和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和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朱熹有关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摘要: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摘要: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假如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摘要:“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摘要:“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摘要:“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摘要:“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和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和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摘要:“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置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熟悉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熟悉的指导,并检验道德熟悉的正确和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新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探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探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理学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摘要:“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摘要:“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摘要:“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心得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摘要: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朱熹认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书籍,都是能给人以思想、睿智的。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则应倡导创造性的阅读。爱默生说摘要:“当心灵被劳动和创造所激励时,则无论阅读何书,每一页都会变得熠熠闪光,意蕴无穷,每一句话都意义倍增。……我们觉得作者的见识有如天地一般宽广无边。”

我以为,十分努力的人一辈子也读不了很多的书,但一定要读得透,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该反复读。就像西方虔诚的信徒用一生来读《圣经》那样,我们每个人也需要读几本常读常新的好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中不断有新的发现。“发现”,就是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这既可从轻松阅读中“发现”愉悦、轻逸、趣味,令人捧腹,令人莞尔;也可从沉重阅读中“发现”生命内部的震撼,灵魂的激荡风暴。

朱熹提倡摘要:“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所谓“穷理”,就是作彻底的逻辑追问,就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就是努力求得思想的澄明,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朱熹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说摘要:“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居敬持志”、“读书欲精不欲博,专心欲纯不欲杂”……这都是如何读书的经验之谈。“读书须得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文字精审”。读书必须精神专一,聚精会神,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归纳起来,朱熹在教学上提倡“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方法。朱熹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学子无疑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摘要摘要: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摘要:“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并且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即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他认为,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征是“先入为主”,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伦理道德思想就会碰到抵触。朱熹有关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摘要: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朱熹提倡摘要:“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摘要:朱熹德育明人伦方法

南宋大儒朱熹是位闻名的哲学家,也是闻名的教育家。他学识渊博,遍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均有探究。《紫阳朱氏建安谱》附有朱熹著作总目凡41种,400百余卷,著述何止等身!非专业人士恐怕毕其一生精力也只能接触其宏富著作之一二,更不敢枉谈探究,对朱熹思想的发掘须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断的努力。下面就朱熹的德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说一点浅见,也只是隔靴挠痒,不得要领甚至谬误处,期待读者和专家批评。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功能。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摘要:“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和有关教育功能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摘要:“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摘要:“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反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摘要: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摘要:“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摘要:“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摘要:“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假如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果断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和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把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德育思想范文第2篇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同样,以上思想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道理。

一、关于创新的一般表现

关于创新的层次。人们在总体上已认识到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而这种自主创新又主要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不同层次。

关于创新的类型。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丰富化和创新探索的不断进展,人们将创新从内容上逐渐区分出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并且这种不断界分的状况还将继续。

实际上,有关创新的层次与类型是紧密结合的,即一方面,每种创新层次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创新类型,如原始创新中存在着理论的原始创新,也存在着制度、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原始创新。另一方面,每种创新类型中也包含着创新层次的多样性,即理论创新可以表现为理论原始创新、理论集成创新和对有关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之后的再创新。同样,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的创新层次。值得指出的是,人们一时无法对何种类型或何种层次的创新进行简单绝对的价值判断,但从经验层面的理解看,人们通常比较看重原始创新,因为它充分表征着主体的自主性、创造力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竞争力和主动性。在创新类型方面,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因此人们很难将某种类型的创新与其他类型的创新简单类比,更不可能作出非此即彼的评价和选择。相对而言,理论创新居于比较重要的位置。创新层次与创新类型的结合也可以理解为创新体系的建构。

实际上,人们对创新的理解还在于将其作为一个过程看待,即从理论、技术、制度、管理等雏形或基本理念的提出,到具体应用实施,又到结果评估验证等,都是某种具体创新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存在着创新的机会,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有开端才有创新。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创新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或主要环节的话,那么创新可以发生在任何阶段和任何环节。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我们不妨可以将创新体系理解为理论内容创新体系、理论传播创新体系和理论应用创新体系三大方面。理论内容创新体系主要表现为理论的生产、新形态加工、理论组合等。这里所谓的“理论的生产”主要指组织或个人所提出的观点是前无古人、完全原创性的,即原始创新。这方面的创新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在大量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众多理论工作者、实践工作者和领导者经过集体努力、运用聪明才智反复总结凝练而成的。这种理论创新的表现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可以是政党组织提出的新理论,也可能是个体所发表的新见解。它可能是一个理论体系,也可能是一个理论观点,更可能是灵光闪现的思想火花,但这种思想火花却有助于他人归纳提炼出新理论。一般而言,平常个体在理论方面的原始创新常常是比较细微的,而各行各业的领袖和精英的理论创新则比较显著,这是由于领袖与精英善于站在先人的“肩膀”上,善于对前人与众人的思想进行概括、凝练和总结,并且拥有大局观的缘故。所谓“新形态加工”是指人们对新理论的叙述方式或表现形态进行重新加工,如将深奥的哲学道理通俗化,或将学术言语有效地转化为生活话语,或将理论形态转化为艺术形态等等。所谓“理论组合”是指人们对若干新理论进行组合,使之成为某种理论体系,它是一个“集成创新”的过程,也可能是一种对某些新理论雏形进行细化理解并拓展其内涵后产生的新理论,属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类型。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容创新方面,大量表现为这类创新,如将其他学科的一些新理论,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要,通过学科渗透与科际组合,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理论内容方面的创新作更广义的理解,即存在着提出新观点、运用新资料、采用新方法、转换新视角等几个主要方面。所谓“提出新观点”即如上所说;“运用新资料”是指发现或揭示了前人没有使用过的资料来论证某些理论观点,使其更有说服力和增加理论涵盖面;“采用新方法”可以属于方法类创新,但由于它直接关系到“提出新观点”,所以我们将它归类于此;“转换新视角”是指通过变换理论分析视角或层面,得出新的结论,达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意境。

理论传播体系主要包括传递、扩散与分享理论的若干环节及过程所构成的系统,有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传播技术等内涵。它们在形态上也可以表现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三类。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大量表现在第三领域。承当这种理论传播体系创新的主体是学校、部队、机关等。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充任着重要角色。

理论应用体系主要指运用新理论创造性地结合实际去教育培养社会成员,使之发展出具有新理论所指向(或要求)的精神世界、较高技能、最新知识等综合素质。理论传播的最终目的必须充分体现在应用体系之上。这方面的应用状况的考量比较复杂,因为它至少涉及两方面的情景,一是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对理论的应用状况,是墨守成规的机械式套用,还是创造性地运用,显然是一条应用连续谱上的两个极端,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多种状况的应用事态,而考量这种实际事态的创新程度显然不是一桩轻易的事,更不能仅仅凭自诩来判定创新,自然也不能仅仅根据过程来判定,而只能根据过程与应用结果的合目的性的统一来作为基本的衡量要素。二是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其创造性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及其行为后效究竟如何,成为考量理论应用创新的另一要素。这方面的复杂性更为突出。

以上三大体系既有相对的独立的意义,更多是相互作用与渗透的关系。一般说来,理论内容创新是核心,它制约着理论传播创新与理论应用创新,但理论传播创新和理论应用创新也会反作用于理论内容创新,即传播某种理论过程中可能由于编码的需要而对理论表述方式有所调整,也可能由于受传者的经验与理解力缘故而需要对理论内容本身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增进理论的感召力与解释力;还可能由于传播遭到较大的障碍而需要对理论本身作出调整修正,等等。总之,三者大量表现为一个统一体,即在对理论内容进行创新的同时,创新也

同时表现在传播与应用方面。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三者的分离状况,即在理论创新的同时,理论传播与理论应用方面却创新不够,或者是仅仅对传播方式进行创新,仅仅满足于“新瓶装旧酒”的形式转变,等等。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基本特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有其社会共性与高校个性相结合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

1、创新的社会制约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一部分,它受制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体要求,而社会意识形态的运作,又决定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总形势的需求。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就表现为社会整体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主要动因是指社会需求引发创新、社会问题诊治刺激创新、社会危机凸现倒逼创新、社会比较激励创新等等。

关于社会需求引发创新,是指满足社会需要是创新的内在动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种革命和革命的结果,都是由现有关系与需要决定的。”[1](P439)同时,这种社会需求永远不会停止,它作为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之一,总是表现出如下的状况,即:“由于人类本性的发展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2](P223)这种大量存在并不断涌现和发展着的社会需要,成为激发人们不断创新以满足层出不穷之需要的不竭动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也是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仅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变化发展看,原先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建设等不为人们所重视,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适应教育对象全面发展的需要,相应的教育要求与内容逐步提出并实施普及。这可以属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集成创新。原先思想政治教育善于运用传统的方式方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量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运而生,这可以归类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传播方式方面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关于社会问题诊治刺激创新,是指由于解决某类问题的迫切需要而强力刺激某方面的探索与创造冲动。它实际上也是社会需要的表现,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前者属于一般性社会需求,而后者属于问题凸现、针对性较强的需求。如上所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源于适应国家需要、学校发展需求,以及广大教育员工丰富的发展需求等,即要注意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但这仅仅是一个十分笼统的说法,仔细区分的话,可以将社会需要类分出国家需要、政党需要、民族发展需要、群体发展需要,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等等。这些不同社会主体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但也存在着非一致性。于是适应这些不同主体的社会需要就会面临着一系列困境。解决这些需求冲突及由此引发的矛盾,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内在动力。原先的思想政治教育完全作为管理和规范学生的活动样式,主要满足党与国家的需要,而对学生的需要满足则重视不够,从而导致学生出现一定逆反心理与政治冷漠情绪。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开始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体制创新方面也迈出了许多新的步伐,如增设许多学生事务部门,由管理学生更多转化成服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曾经在中国的高校是一个盲区,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这个问题由提出到引起普遍关注,再到今天的高度重视,其中从内容到形式各方面都有不少创新,包括原创。

关于社会危机凸现倒逼创新,是指为了解决应急性的特殊需要而引发的创新。这些年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文精神凋敝、价值观迷乱和人们的信仰危机,这些问题又产生出一些次生危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这些次生危机的主要表现是教育实效性不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建设、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发挥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等方面推动改革创新,已取得令人欣喜的初步成效。

关于社会比较激励创新,主要指通过比较、解读与分析国(境)内外有关社会意识形态运作、信息传播、学生事务管理与服务、隐蔽课程设置等理论与实务运作的经验教训,寻找和明确改进我们工作的思路和着力方面,激发出相应改革创新的动机。

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www2.创新的周期性。从一般的经验来看,创新是人们的一定能量积累到一定时刻的表现,而能量积累总是需要一定的时期和条件。同时,个体还存在着创造力衰竭的现象,这一经验在个体身上表现得比较充分,但有时在群体与组织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集体无意识”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经验的一种不太直接的描述。尽管个体之间的创新特征可能大相径庭,而群体或组织的创新与个体的创新更不能简单相类比,但我们不能忽视群体和组织也可能存在着创新的周期性问题。我们在此扼要说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周期性,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它不得不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这种周期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二是导致这种周期性的原因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仅仅从创新视角审视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不妨具体划分成几个时间阶段,每个阶段的创新有不同的内容与特征表现。第一阶段:1979—1988年,这一阶段大概又可分成两个小阶段。第一小阶段是1979—1984年,这是一个侧重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建立新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活动秩序的时段;第二小阶段是1984—1988年阶段,这是一个富有激情和理论想象力的时段。在第二小阶段,整个社会在发展方面的指导思想日趋明确,因此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决定,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等;并且注意运用高度政治智慧排解与超越“左”与右两大方面思潮的纷争,提出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等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有不少理论内容、传播方式和应用体系方面的创新,如提出开设思想品德课,深入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组织高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部分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班,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等。

第二阶段:1989—1992年。这一阶段的总体创新是不多的。但我们又不能从没有创新表现等于没有创新准备的理解出发去认识问题。窃以为,创新与维旧历来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创新是必要的话,那么在一定时期维旧也是必须的。仿佛“温故而知新”一样,维系优秀的传统,也是在为新的创新铺垫基础和提供元素。再说在表现形态上似乎是“新”的东西,其实未必一定是创新,而维旧的成分未必一定没有新意,人们平时所说的“推陈出新”也就是这个道理。为了防止人们大量发生自吹自擂现象,防止“自诩式”创新的恣意蔓延,我们可能也要考虑像真理标准讨论一样,建立创新衡量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实践标准,即实践结果及其效用程度是衡量是否创新的唯一标准。如果说这一阶段存在着创新的话,则主要表现在应用体系方面,特别是在解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方面有不少努力。我们可以通俗地将这类创新看作是一种老树发新芽的过程。这一时段创新的另一特征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有了新进展,即在巩固提高已有建设成果基础上,全面开展专业建设,形成学科群。随着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点和硕士点的院校不断增加,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学生培养等多方面的进展,学科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在教材编写方面取得明显效果。

第三阶段:1992—2004年,是蕴涵新发展机会的阶段,其中快速发展又与不平衡状态交相间杂。在这一相对比较长的社会时段中,党和国家采取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新主张与新举措,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中共中央关于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提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新方案(1998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在这样的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贯彻和落实中央精神的进程中,通过理论教育途径与方式方面以及应用方面进行创新,开创了许多诸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学生生活园区思想政治工作等新形式。并且在应用理论方面进行了集成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如坚持将邓小平理论进课堂、进教材和进学生头脑(即习惯所称谓的“三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坚持理论传导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即坚持2+1教育模式),提高理论教育的有效性;同时注意吸取借鉴其他学科中的有关理论来分析与解决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面临的问题,如借鉴美学方面的接受理论、传播学方面的大众传播理论、心理学方面的学习理论、社会学方面的社会调查方法、群体研究方法、管理学方面的激励理论和组织学方面的群体动力理论等。随着我国学者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内核解读的深入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务与理论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关注与应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元素,并且注意从具体品质到文化精神、从思想内涵到思维方式的不断提升与拓展。也就是说,这一阶段在应用体系创新方面是全方位的。

第四阶段:2004年以来。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着的、面临新任务、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存的有序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开端以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16号文件为标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呈现全方位的综合创新之态势。从目前已经显现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特征,首先是对教育对象的认识丰富化,从原先以工作为本逐步转变到以人为本,这将有一个过程,但起端已很良好。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人们对大学生的认识也逐步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变得多样化、丰富化与复杂化。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开展开始摆脱模式化单一化影响,各地各高校注重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与高校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不是简单地唯书唯上。这种状况是形成创新态势的重要契机。再次,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注意在工作和研究中不断拓展理论视界和增强问题意识。在这种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研究范式正面临着转型,这种范式转型主要有两大动力,一是解决社会转型所产生的新问题的迫切需要,二是一大批新世纪以来培养和毕业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军充实到本学科的教学科研第一线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一线,这批学科发展的生力军的基本特征是富有探索精神和学术研究冲势,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改变不良现存的意念,有相当理论基础和较开阔的理论视界,有比较开放的心态和兼收并蓄的能力。因此可以断言,在他们身上蕴含的创造力会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

至于说到这种周期性的表现,不能简单用时间的视域所能表征,并且精确到多少年一个周期的程度。如果从创新体系的三大方面的分类看,创新特别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随时都在不断地出现。但如果从综合创新的角度看,这种创新则可能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既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创新大格局的制约,又受到从业人员的创新能力的制约,因为个体的创新能力不是一个常量,有人可能是早发,有人可能是后发。从代际交替和代际接续的状况看,这种综合创新可能表现为20余年左右的周期。笔者在这里十分看重年轻一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表现,无非也有这样的意思。

3.创新的多样性和创新的延展性。如上所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是丰富多彩的,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创新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表现。这种创新的多样性可依不同的分类标准作不同的归类。除了本文开头所说明的层次、类型等分类外,还可根据创新主体分个体创新和集体创新,根据创新的影响力分成本义性创新和延展性创新等等。本文比较关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延展性创新。这里所谓的延展性创新是指某种创新具有巨大联动效能、从而带动其他一系列创新活动的发生及进展,这种创新通常居于创新活动链的高端或创新活动系统的中心。至于这种延展性创新的表现,可以体现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各方面。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时,曾经认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资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3](P286)也可以说,资产阶级创造出资本运作方式,这种资本运作方式又衍生出许多新的东西,不仅有剩余劳动,有严格纪律、致富欲望、普遍的勤劳、节约劳动时间以及普遍财产等,而且创造出丰富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样道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存在着延展性创新,其联动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如20余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除了自身能量的不断增生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务正产生越来越明显的推进作用,而实务工作的进展又反过来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在工作理念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坚持“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方面不断探索,注意将教育规范与充分满足学生的成才发展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并且产生了一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理论和教育方式,如这些年来所提出的生活德育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等。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方面的创新从总体上看还比较缺乏,需要引起重视,应通过体制保障、政策引导、规则宽容等多方面的努力予以提倡和推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坚持不断创新。这种创新有着丰富的层次和类型表现,并通过理论内容创新体系、理论传播创新体系和理论应用创新体系三大方面表现出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有其社会共性与高校个性相结合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创新的社会制约性、创新的周期性、创新的多样性和创新的延展性。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社会制约性;周期性;延展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德育思想范文第3篇

正文:

一、学校德育的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德育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科学地阐明了德育工作的客观地位。

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很大变化。……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是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1990年3月,他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第355页)这两段话讲的是物质与精神、经济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一般认为,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因此,可以认为这两段话讲的是德育与经济工作的关系。德育的地位和作用有广狭之分,狭义是指教育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即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关系。广义是讲德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邓小平同志从广义讲德育的地位和作用,这反映了总设计师的德育大思路。他指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又指出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德育工作的能动作用,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把握德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纠正德育工作“万能论”和“无用论”,防止“左”右倾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2、在总结改革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强调重视和加强德育工作。

1986年3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第156页)1987年3月,他指出:“在整个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有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第208页)1989年3月,他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的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第290页)同年6月,他又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党员。”(第305页)邓小平同志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德育的经验和教训,指出时期“左”的错误决不能重演,而8O年代中后期轻视德育、失误的教训,应永远记龋。

3、从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高度论述加强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1983年1月,他指出:“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第202页)1983年10月,在论述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反对精神污染时,他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由什么样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第45页)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第38O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这条中国发展的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第381页)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德育的地位和作用,可谓语重心长。当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学校德育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如何教育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国情,继承和发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革命传统,树立民族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如何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如何指导学生在观念、知识、能力、心理素质诸方面尽快适应新的要求;如何培养学生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品质等等。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些新课题,必须以邓小平关于德育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为指导,发挥德育工作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导向和保证作用。

二、学校德育的目标和内容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3月之前,多次指出,要教育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5年3月,将“守纪律”改为“有纪律”,从此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简称为“四有”。1987年2月,他指出:“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第205页)1989年9月,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第318页)。强调加强以下几方面教育内容。

1.理想和纪律教育。他说教育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第11O页)“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第111页)1986年11月,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青年的影响,他指出:“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第191页)1987年3月,他又指出:“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第209页)同年6月,他再次提出:“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有理想、有纪律。”(第245页)

2.坚持四顾基本原则的教育。他多次强调要对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他在1987年3月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第208页)1989年9月,他又指出:“我们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理论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第31O页)

3.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1989年3月,他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第29O页)

4.爱国主义教育。1983年4月,他指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1992年初,他在南方视察时,殷切希望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第378页)

5.社会主义法制教育。1986年6月,他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第163页)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理想教育实际上就是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教育,纪律、法制教育是为了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他说:“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使中国发展起来,就要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建设。”(第209页)他把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这在他视察南方谈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他说培养教育好“以后的几代人”、“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第38O页)邓小平同志关于德育目标、内容的思想,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思路,高屋建瓴、意义深远。

三、学校德育的原则和方法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1985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指出:“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第144----145页)1987年2月,他指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在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了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进一步的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第204页)他在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后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第206页)在上述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德育一定要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学生的思想实际,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说话。

2、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对群众反映的不合理现象要及时纠正,最终解决思想问题,要靠解决产生这些思想问题的实际问题。

3、有效性原则。要运用各种适当的途径方法,使思想教育“有效”。反对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

德育思想范文第4篇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理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历史积淀和民众心理,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要坚持好继承优良传统和体现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就必须把向历史扎根和向未来探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丰厚土壤,才能真正生长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思想道德的参天大树。中国传统德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并将继续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以致使得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常常借助其传统道德来表现。现代德育是从传统德育变革演化而来的,既继承了它的许多合理的内核,又扬弃了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品德发展要求的糟粕和世俗的东西,并在新的层面和高度上加以发展。

现代中国在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的渗透和撞击时,如何既能保持本国优秀的道德传统,又能吸收他国德育的有益成果,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课题。因此,我国现代道德教育内容新体系既要具有民族性,又要体现国际性,前者要求新体系具有纵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一脉相承”,不致于“花果飘零”;后者要求该体系具有横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兼容并蓄”,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并能独树一帜。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时期,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现阶段,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捉升综合国力。党的十六大报告立足于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强调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应该说,报告的这一主张深得党心和民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振奋而统一的民族精神,国家就很难保持统一和稳定,更谈不上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迫切需要挖掘民族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继承中华民族德育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的德育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注重成人之道的教育和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将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会德育有机地统一起来,倾向于把德育生活化、行为化、全面化,浸润着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光华,把个人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量齐观,从不离开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谈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种德育思想恰恰有助于形成人我兼重、与群为一的民族精神。

其次,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加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论及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方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在论及大力加强基层公民道德教育时强调指出,要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利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认为,《纲要》的这些论述,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高度和具体措施上凸显了继承优良传统的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全面提高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放眼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取决于国民的综合素质。道德不仅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公民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柱。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既是精神上的强者,也一定能够成为事业上的强者。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和金钱,不讲理想和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动力和价值源泉,就会从整体上缺乏竞争力和生命力,也很难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了更好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道德需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创造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的道德文化氛围,而这就离不开对传统德育和优秀伦理文化传统的开发和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可以深化我们对德育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可以从我们民族内在精神生命中提炼适合现时代的精神品质,强化德育的春风化雨时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第三,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前代精神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把前代人的终点作为起点,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促进精神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前进,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般过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必须以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道德成果为基础,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推陈出新式的创造。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体系的建立必然与我们民族已有的道德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离不开对它的批判继承。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德育思想具有旺盛而不衰的生命力,它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这一文化遗产,有助于我们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起扎根于传统优秀伦理文化之中的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社会主义新型伦理道德体系。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伦理道德建设实际及与中国优秀的伦理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必须正视我们民族自身的伦理文化传统,把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纳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系统之中,并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获得丰厚的土壤和养料,获得民族的认同和民族化的实现形式。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还是保证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它是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交叉点上进行的,也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交又点上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们国家的优势和弱点,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势利导,努力找到传统和现实的结合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改革的实际步骤,找到改革的具体形式,把握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而要做到这些,则一刻也离不开正确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弘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才能保持和增强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对外来伦理文化的消化力,增强对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侵蚀的免疫力。否则,我们就可能对一切外来的东西失去理智的态度,忘却民族的“自我”,散失民族的主体性,丢掉自己的立足点,陷于茫茫大海之中,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失去中国特色。

总之,我们必须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站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高度上,认清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的危害性,这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德育资源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实现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使命。

二、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创造性开发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在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为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服务的,并且整体上是受制于当时的道德生活需要并随道德生活基本格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中国传统德育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依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催人奋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教人保守、安贫乐道、不思进取等消极落后的一面。在某些情况下,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常常是良莠混杂、瑕瑜互见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德育,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虚无主义,全盘肯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而这两种观点和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观点和态度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和古为今用以及综合创新的方针,并给以创造性的发掘与现代化的转化。

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一个总的指导性原则,它强调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给予批判性的继承,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地继承,是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为原则的继承,而不是简单继承或不加批判分析地全面继承。批判继承要求把批判与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同时不忘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是继承文化遗产特别是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批判继承原则的具体化和集中表现,这一原则主张在对伦理文化遗产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区分精华与糟粕,吸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封建性的糟粕。古为今用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方向性原则,它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古”和“今”即伦理文化传统和时代伦理精神的关系,既不能盲目地迷信和不加分析地肯定古代伦理文化,也不能割断当代伦理文化与古代伦理文化的历史联系,应当开发古代伦理文化的资源以为当代伦理文化建设服务。研究古代伦理文化,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食古不化,而是要立足于当代的伦理文化建设去有意识有目的地发掘历史上的伦理文化资源,使古代伦理文化的研究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关怀,从古代伦理文化中吸取可以为当代社会新伦理建设服务的东西。鲁迅先生说得好:“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我们肯定传统伦理文化对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意义,并不是认为传统伦理文化与现代伦理文化没有任何矛盾或冲突,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也不是主张人们回到陈旧的伦理文化传统中去,更不是要人们去盲目地颂扬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封建性毒素,而是要人们正视历史并从历史中去发现有助于或有益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合理因素。综合创新是继承伦理文化遗产的目的性原则,它要求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遗产加以系统的比较、分析与综合,并经过创造性的开拓转化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伦理文化。综合创新是在学习、继承“古今中外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立足于多维广阔的伦理文化背景,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简单思维模式,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建设的可供操作的具体思路,体现伦理文化建设的正确价值导向。

根据伦理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上述原则和方针,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几种不同的情况。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经过历史的演化发展也发生着自身内在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由于比较深入地洞见了人类德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人类德育的基本定理,在今天依然属于精华系列,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国优秀德育思想传统;另一部分由于只是反映当时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本质要求,随着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被推翻而完全成为过时和糟粕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糟粕部分;还有一部分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往往是精华与糟粕交织、融合在一起,有些是精华超过糟粕,有些则是糟粕超过精华,有些是精华和糟粕混杂。针对这几种情况,我们应当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待伦理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方针,对主要是糟粕性的部分予以彻底的批判和抛弃,对其民主性的精华予以继承和发扬,对其精华和糟粕混杂的部分予以全面地清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凡是传统德育思想中直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东西,诸如反映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以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愚忠愚孝,反映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三从”以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贞节观,都纯属封建性的糟粕,应当加以彻底批判和坚决清除。凡是传统德育中至今仍保持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精华,诸如胸怀天下、公忠为国的爱国主义,博爱大众、利人济世的仁爱伦理,刚健日新、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风范德操,志向高远、气节凛然的人格独立意识等等,都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德育思想传统,我们应当予以好好地继承和发扬。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又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中有糟粕,但也有许多精华。古往今来,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一直教育着人们。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就很注重对这些精华的继承和应用。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就引用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看如果把这几条真正做到了,就相当不简单。又例如:岳飞的《满江红》,我们不少同志都是从小学唱起,一直唱到大学,它对于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也是很有作用的。还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三人行,必有吾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富有哲理,教人勤奋、正直、忠贞、有抱负、不断进取的名言。学习和掌握它们,对于自己的立身行事,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会受用不浅的。”同志的这些论述,启示我们必须珍视民族珍贵的道德文化遗产,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服务于我们今天的先进文化建设。凡是传统德育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二者相互混杂的部分,诸如儒家义利观、理欲观,既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和“以义制利”等积极因素,又有“重义轻利”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消极因素,我们更应该依照批判继承的原则方针加以谨慎地鉴别,辩证地分析和科学地扬弃,即吸取其合理性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和主张,并使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对待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论,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给以具体分析,区分精华与糟粕,然后在此基础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结合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的实际给以创造性的转化,使传统德育中的优秀成分成为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志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的伦理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伦理文化生活的实际需要,积极进行伦理文化的创新,推动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向深入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社会主义的先进伦理文化。

三、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创造性开发的路径方法

传统德育思想是我们民族世代积累的关于做人和培养优秀人才等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虽然其中有不少不可避免地打上深刻的历史烙印,成为过时了的东西,表现为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包含于其中的精华部分,往往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资源或基础,它凝结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民族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历史前提和内在动力。它能够唤起全体人民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激励全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前进。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对本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就会失去历史的根据,失去民族精神的依托,变成一种外在的强加。只有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一个必要因素本质地包含在社会主义之中,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有中国特色的,才能释放全民族的潜力,成为人民群众进行新的历史创造活动的伟大旗帜。

在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源于传统德育资源与超越传统德育资源相统一的原则,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德育。

1.尊重与发掘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德育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义理宏深。从启迪社会成员自觉“立身做人”,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当权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设计一系列具体的伦理规范,先贤们都有许多智慧的思考和熠熠生辉的论述。特别是其中的优秀部分,更是发人深省,引人人胜。例如,前贤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光照人间的千古绝唱,对于激发人们的浩然正气,陶冶高尚情操,培育美好德行,都有永不磨灭的特殊功效。它们如同一股永流不竭的圣泉,滋润着华夏民族的道德之树,启迪着炎黄子孙的理性思维,推动着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历史上一代代先贤圣哲、志士仁人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和道德情操,可以说都同我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的滋养培育分不开。外国的有识之士,曾盛赞中华民族是大智大慧的民族,称誉我们的祖国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这既符合历史实际,也说明我国优秀传统道德在世界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因此,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曾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晶。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同志也要求我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多次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类文明中道德发展的新境界,它必须要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大事来抓,特别重视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1995年,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出版,同志欣然为该书题词:“发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1996年,在全国宜传部长会议上,同志指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高尚精神就是指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同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2001年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服务。同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也明确指出: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在全社会大力宜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一贯重视对传统道德文化特别是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的高度重视。

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是紧密相连的。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上,其关键在于发掘出传统德育资源的当代价值。我国的传统德育资源,不仅为我们民族在历代的文明进步中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价值。例如,古代圣贤所提倡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取向,“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意识,“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朴素情怀,如此等等,不仅在封建社会受到政治家、思想家甚至平民百姓的重视,而且到了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赢得人们的青睐。传统德育资源的现实价值,不仅表现在国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它对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贡献方面。我们知道,中国的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特别是儒家德育思想,早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尤其在东南亚影响极为深远。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事实证明,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由于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之过程中,资源、环境、民族、宗教、、犯罪等各种问题的凸显,儒家伦理道德越来越受到西方社会的重视和欢迎。针对上述社会病症,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效法东方,借鉴中华文明成果。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199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儒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一致肯定儒学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价值。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孔子思想及其学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儒家从“天人合一”的关系来观照人的生存与人的现实,彰显“仁爱”、“和谐”、“秩序”的人文价值和理念,对现代社会,尤其是21世纪人们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类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内容丰富,义理宏深,源远流长,其发掘整理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性地开发传统德育资源,挖掘蕴涵其中的时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新德育建设服务。

2.清源与超越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遗存。它们都形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并曾经服务过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虽然,作为优秀的精神产品,它们都经历过历史的检验和锤炼,具有跨历史、跨地域的特征,可以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利用和借鉴。但是,这个利用和借鉴,不是简单的照搬照套,而是一个再创造的有机整合过程。要完成这个创造,必须首先实现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换。因为传统和现代在客观上总是存在着距离和差异,我们只有通过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分析、甄别,作出现代性的诠释,才能做到既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融;并为现代服务。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必须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作出现代诠释。这里所说的“现代诠释”,不是要求我们把古人现代化,将今人的思想作为标签贴在古人的身上,而是要求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中所包含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予以发掘提炼,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含义,使它有可能同现实衔接起来。如果我们对优秀传统的东西不进行现代诠释,原封不动地将其搬到现实中来,那样不但于现实无补,而且也是对优秀传统东西的糟蹋,如果对传统的东西“生吞活剥”,难免会“食古不化”。所以,“现代诠释”是古为今用的重要环节,绝不可少。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作出现代诠释,前人早有尝试,顾炎武、孙中山就是其中的典范。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是一位独具慧眼的爱国主义者。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时代要求,对古人的“亡国”与“亡天下”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并加以严格区别。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贼,与有责焉二耳矣。”(《日知录·正始》)在顾炎武看来,“国”既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姓王朝利益的体现,因此那些享受到“国”之俸禄的“肉食者”,应当尽力去保卫“国”;而“天下”则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代表着社会的安定,因此,他以仁义充塞、道德沦丧、世俗浇薄、文明衰颓为亡天下,从而极力强调,对每一个匹夫来说,都对天下兴亡负有重要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爱国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概括)的真正涵义。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对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忠”作出如下诠释:“古人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短短几句话,清楚明白地对古代忠德作出现代诠释,赋予其时代精神,实现了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顾炎武、孙中山的这种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第二,要切实找准传统德育资源与当代德育思想的结合点。传统要同现代实现有机结合,首要条件是二者必须具有结合点。所谓“结合点”,指的是被结合的双方具有共同点、相融点。有了共同点、相融点,才能实现二者的结合。如古代的“天下为公·观念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无私奉献”的观念,就有相同相融之处,二者在“克己奉公”上统一起来了,因而二者可以完全实现有机结合,并通过这种结合,鼓励今人学习前人的“天下为公”的精神,自觉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献身。《论语》中有关为政者道德规范的论述,其中许多与今天的公务员道德建设之要求有共同点和相融点。比如,孔子与他的学生关于“为政”的对话就是鲜活的例子。“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孔子认为,作为为政者,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德性规范,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公务员的勤政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能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孔子提倡为政者要举贤尚能,决不能任人唯亲。这对于我们当前干部选拔中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有深刻的启示。“季康子问玫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于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子曰:‘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在这三句话中要强调的是:对于为政者来说,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板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见解令人深思。这对于我们今天强调的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教育意义。“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为政者只有求真务实,干出实实在在的政绩,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任凭时光流失,岁月变迁,蕴涵于其中的真理颗粒仍然熠熠生辉。由此可见,只要能找准传统德育资源和当今德育建设的结合点,并对传统德育资源进行现代诠释,就能超越传统;没有共同点、相融点的东西,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就不可能实现结合;强行将其扯在一起,也不过是牵强附会,达不到超越传统的目的。

第三,要深入挖掘传统德育资源的时代价值。传统德育资源内容丰富且糟粕与精华杂糅在一起,即精华中掩盖着糟粕,其糟粕中埋藏着精华。传统德育资源之所以到了今天还有用,就在于它内含着对新时代有积极意义的功能即现代价值。我们用优秀的传统德育为现实服务,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它的现实价值。因此,在传统德育的现代转换过程中,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其现实价值上,要下大力气总结、提炼、发掘包含于其中的时代价值。例如,传统德性规范“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在剔除包含于其中的封建成分之后,与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规范的要求有诸多相似或对应之处。以“孝”为例,古人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上属于精华部分,于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要大力继承与弘扬的。如《孝经》在开宗明义第一章中便指出:“子曰:‘夫孝,德之本与,教之所由生。”孔子在《论语》中强调“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于和儒家把“孝”看作是道德之根本,看作是践行“智”、“仁”、“勇”诸德性的出发点。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孔子进一步对“孝”进行了具体阐述。比如在回答盂懿子关于什么是“孝”的提问时,孔子说:“无违。”为了解释樊迟对“无违”二字的疑问,孔于又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看得出来,孔子认为,“孝”就是“善事父母”,就是要以善意的思想和行为来对待自己的父母,使他们生前能够过幸福的生活,在他们死后给予很好的安葬。在回答学生子游的问题时,孔子进一步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能做到孝敬,这与动物有什么区别。另一类是基本属于糟粕的部分,与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相背,是要极力批判的。比如,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孟子强调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论语·离娄上》)如此等等。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追逐个人利益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不断蔓延,等价交换的原则,正日益渗透到人与人关系的各个方面,甚至在家庭关系中也笼罩着金钱的阴云。为了金钱和私利,不但可以“遗弃双亲”,甚至不惜“杀父杀母”,这种情况,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吗?因此,现在是弘扬传统孝文化、大力加强青少年“孝”道德教育的时候了。

传统优秀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有着超越时空的无穷魅力,尊重和弘扬中华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深入挖掘传统德育资源的时代价值,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德育服务,是我们理论工作者肩负的时代使命。

3.转化与创造创新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动力,也是学术研究活动永保生命力之关键所在。不管是尊重传统、源于传统,还是发掘传统、超越传统,关键在于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德育及其思想,都是由一定地域、一定时代生活着的、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利益、有着具体的家庭和人生背景、受某种特定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影响的具体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总结、概括出来的,并且是针对一定的具体社会现实的,所以,它们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具体性、特殊性和时代局限性。然而,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和一定的德育思想一经提出,总是内在地包含着一般的和抽象的意义,总要为不同阶级和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共同应用,在应用过程中还会被不同的人们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它们又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和超时代性。传统德育思想的双重特性,还通过其内容和形式表现出来。即传统德育及其思想具有精华与糟粕杂糅并存的特点,纯粹属于精华的或属于糟粕的很少见。

首先,对于那些基本上属于精华的传统德育资源我们也应该进行理性的分析。例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被人们广为传颂,而且在历史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严格地分析起来,这一思想也不能说其完全是精华。我们知道,范仲淹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他所谓的“天下”,在当时是封建君主统治下的土地及其臣民,而这两句话中的“忧”、“乐”,既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忧乐,又有对宋王朝统治兴衰的忧乐。范仲淹还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意思是,在朝中做官、身居高位就为人民而忧虑,在山野中隐居为民,就要为君王担心。因而,当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根据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特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继承这两句话时,我们所理解的“天下”就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我们所理解的“忧”、“乐”,自然也就和范仲淹所说的忧乐不同了。在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在继承时都要注意抛弃其在当时所包含的调和阶级矛盾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方面,弘扬其在今天能更好地调解和理顺人民内部各种矛盾、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的积极方面。其次,对于那些较为明显的精华与糟粕相交织甚至融合在一起的传统德育资源,更需要谨慎地加以鉴别和认真地加以消化。以义利关系问题为例,如《论语》中提出的“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的思想,应当说是基本上属于精华的部分,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维护封建等级的内容。这就需要正确区分古人所说的义和利与今天所说的义和利所具有的不同含义,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地抛弃糟粕,吸取精华。这里还有另一种情况,如“君子思义而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德育思想,就可以说是精华与糟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况,我们今天在继承时,更应当仔细地加以批判和分析。在中国古代社会,“君子”一般是指统治阶级的成员或者有道德的人,而“小人”一般多指身居下位的卑贱者,有时也指只顾私利而没有道德的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总的看来,包含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内容,即一方面认为,只有统治者才明白大义,而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另一方面也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明白大义,而道德低下或没有道德的人只知道私利。而在长期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统治者只强调第一种理解,把他们自身看作是知道大义的,污蔑劳动人民只知道蝇头小利,从而为巩固他们的统治制造舆论。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应当彻底地予以批判,但同时,也可以吸收其强调有道德的人是知道大义的,而没有道德的人是只知道私利的人的合理思想,并加以改造,使其在新的时代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见,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时,不能简单地采取“二分法”,即把一部分看成是纯粹的精华,一部分看成是纯粹的糟粕,对自己认为是精华的部分就不加分析地肯定和继承,对自己认为是糟粕的部分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和废弃。人们如此一代一代地做下去,各取其所取,各弃其所弃,最终会把传统德育资源和思想中的珍品抛弃净尽。我们在看到古人、古代有局限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和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同样有局限性,要看到自己对传统德育资源和思想的理解和取舍未必是绝对正确的。因此,我们对待传统德育资源和思想的正确态度应该是:要把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看成是一个具有时代和阶级局限的、由精华和糟粕组成的一个复合体。在精华较多的复合体中,仍然有不可忽视的糟粕;在糟粕较多的复合体中,也有某些可贵的精华。只有看到这一点,才有可能使精华得到珍视,化腐朽为神奇,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真正实现传统德育资源的现代转化。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社会主义的新型德育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培铸人心、提升精神、形成整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伟大工程,也是社会主义教育实力和青少年精神风貌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伦理文化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德育,需要我们发掘民族传统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把根深深地扎在民族传统德育思想的深厚土壤里。“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德育思想范文第5篇

一、要有坚定的信念。

在思想政治课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信念,也就是使学生树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乐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人信念。要学生坚定信念,教师必须自己要坚定信念,唯有这样才能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发自内心地、理直气壮地进行讲解,对学生产生感染作用,从而激发学生自觉地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常识,为深信人类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矗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坚贞不渝地实行正面教育,尤其是针对性地鞭挞时弊,而不能大肆渲染泛泛而论,引起学生在思想上产生混乱。要注意把握分寸,坚持原则,把学生引导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乐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二、要有鲜明的政治观点。

政治教师要意识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宗旨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初中学生头脑简单,不会自发地产生真知,教师应先向他们旗帜鲜明地灌输科学理论知识,论点要明确,论据要确凿,论证要有力,在讲解、分析中应注重诱导,启迪学生懂得为什么要坚持某一观点,怎样了能坚持它,努力使之转化为他们的信念。如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问题的认识,应先从中国近代历史中分析得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结论;再从党领导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出,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的结论。教育学生树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英明的、正确的观念,进而引导学生在思想上努力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将来致力于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

三、对教材要透彻理解。

首先,教师应不断加强理论修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渗透到每一个知识点中去,这样,才能保证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是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其次,教师要不断研教材、理解教材,把握教材的内部联系,将将它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地编写教字提纲,进行思想教育。再次,教师在讲解各个知识点的基础上,还要帮助学生融汇贯通,形成知识体系,并且学会理解、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实际问题。为此,教师要充分把握教材内涵,使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对不足或不合理之处加以补充、修正。同时,在讲解过程中,尽可能把知识点串连起来。如初三思政课第三课中的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皇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人会制度,从本质上说,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这样,教师在层层分析的基础上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而且能够使学生在新的起点上牢固地把握已学知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再辅以适当练习,帮助他们理解教材并消化吸收。

四、要理论联系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