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教育；经济学范式革命；经济学多元主义

经济思想史是经济科学的基础性学科，但自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相对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繁荣而言，经济思想史学科就一直处于衰落的趋势之中。为了振兴该学科，就必须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本文首先从该学科不断被边缘化的现状入手，提出为什么要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功用”问题，然后分别探讨该学科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的作用，最后则提出：只有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做出创新，它才能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1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作为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由于长期受到严重忽视，学科发展状况远不如西方国家，许多高校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例如，除了笔者带领的团队外，我们至今仍没有见到有国内其他学者引用和使用过 2003 年版的英文著作《经济思想史指南》[1]一书中的材料。目前，该学科在全国普遍面临后继乏人的状态，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为例，其学位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以经济思想史学科申报下来的，但到了 2015 年初，该学科只剩下笔者这样一位年过半百的教师。

在我国，即使是从事经济思想史教学的教师，也几乎没有以该学科为志业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状况与我国略有不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似乎不断地在增加，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几个专业期刊的创立，如 1983 年创刊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1990 年创刊的《经济思想史杂志》和 1993 年创刊的 《欧洲经济思想史杂志》 以及 《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杂志；其二，经济思想史学会在国际范围内的成立与扩大，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U.S.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自 1973 年成立以来就迅速扩张，成员不断增加，欧洲也出现了三个活跃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类似的学会也出现在日本和澳大利亚。

[2]但上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都是在大学之外发生的，在大学之内，尤其是在经济学院中，经济思想史学科不断地被边缘化，甚至濒临灭绝的境地。道格拉斯?多德教授指出，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三个必选的“课题领域”：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此外，还有自选的两到三个其他领域。但现在呢？经济理论仍然存在，再加上数学；但两个历史学方向已很少要求，也很少开设了。[3]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久负盛名的《经济展望》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备受主流经济学家的歧视，甚至有时被公开蔑视为嗜古成癖已经不是一个秘密。这种现象并非今天才发生。实际上，过去 30 年以来，提到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中所扮演的角色，论者都不禁对此哀叹”。[2]海因茨D. 柯兹在“经济思想史欧洲学会”的 2006 年年会上发表主席讲演时也指出，经济思想史学家已成濒危物种，该学科被边缘化由来已久。

[4]近年来，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突显出经济思想史以及经济史学科在西方经济学界所面临的生存危机：2007 年，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拟将这两个学科划归到“历史、考古学、宗教和哲学”分类中，由于遭到经济思想史学家的激烈反对，这种从经济学分类中试图移除掉这两个学科的动议才未落到实处。但欧盟研究委员会已经将这两个学科归类到“人类过去的历史研究：考古学、历史和记忆”之中；2011年，经过经济思想史家的努力，它们才重新被划归经济学科的分类之中。[5]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和欧盟研究委员之所以要将经济思想史学科划归到考古学之类的学科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受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假说在“思想市场”问题上的支配性影响所致。

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经济学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市场”，新概念在这个市场中传播相当有效率，几乎没有重要的内容不被人所注意。这种“思想市场有效率”的观点隐含着这种看法：经济学界忽略经济思想史也不会造成损失，因为有价值的概念完全包含在现代的课程之中了。因此，他们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在论文中提到十年前的文献，那么，这个人的知识结构就是非常陈旧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迈克尔?赫德森在纽约大学经济学系读研究生时的经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当他想选择经济思想史中的生产率理论作为博士论文进行研究时，他的导师告诉他，思想史纯粹是浪费时间，“当经济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完善状态时，如果某些思想不再被人们所拥有，那是因为它们在智力上是有缺陷的，”[6]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这个题目，选择了经济学家们都已遗忘的 19 世纪中叶美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的帕申?史密斯的经济思想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面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在西方国家大学中不断被边缘化的状况，不断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经济思想史学科到底有何具体的“功用”？面对这个问题，一些文章的标题采用了痛苦辩护的论调，讨论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角色，如斯蒂格勒的《经济学的过去有用吗？》；科里（Corry）的《经济学应该放弃政治经济学史吗？》；巴克豪斯（Backhouse）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前途吗？》。针对经济学界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存在必要性的怀疑，即使写出《经济分析史》的熊彼特对它的辩护也是软弱的，他说，“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获得新的观念以及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7]博尔丁强调了经济思想史提供思想素养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学研究所的训练，若遗漏了经济思想史，充其量只能培养出有知识而无常识的书呆子。[8]那么，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2 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中的作用

目前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谈到了学习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的两点基本作用。首先，更好地理解现代经济理论，更好地理解创造过程。阅读经济思想史中的名著和研究某经济学流派为什么以及如何提出某种理论和政策主张，有助于我们学习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方法，这比单纯学习知识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张五常对这种学习方法甚有心得：每遇名师及高手明友，他就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并综合他们的方法为己所用。张五常谈到，有一次，赫舒拉发在课后问他，“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的课，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张五常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9]张五常真是聪明透顶之人！一个人在现实中能碰到的高手非常有限，经济思想史中却高手如云，如果你轻信这门课程没有什么用处的流行说法，错过学习经济学大师们心灵洞见和科学创造方法的机会，岂不可惜！

布劳格指出，当论还带着已解决的过去问题的疤痕、已更正的过去谬误的痕迹。若没有从过去传下来的遗产，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些理论。[10]通过学习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了解这种经济学说或为什么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点形成，了解它的提出需要哪些内部和外部条件，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天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对其理解，不仅可以更好地灵活应用，而且还可以发现其不足并加以改进。其次，温故知新。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会重复，在一个国家已成陈迹的某种学说，如果经济环境更为适宜的话，往往在另一个国家重新出现。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往往在历史上或其他地方出现过，而且当时当地的经济学家们也往往针对它们提出过有价值的经济学说和政策。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常见，虽然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并不完全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由于在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发展中国家迟到的发展过程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道路具有较大的类似性，曾经在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就可能会似曾相识地在发展中国家再次出现。

通过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不仅可以使我们预见到发展中国家将要面临的问题，而且可以从过去有价值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中得到启发，针对新的环境，提出新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在笔者看来，学习经济思想史和在大学经济学教育中开设经济思想史课程还具有以下两种重要作用。

第一，有助于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思维，并避免政策主张上的极端主义。经济学多元主义是“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核心纲领之一，它倡导在经济学内部形成多元主义的智力格局，实现不同的方法、理论和范式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竞争，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垄断地位。所谓经济学多元主义，用尤斯凯利?梅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世界与多个理论”：[11]虽然客观世界是唯一的，但它却是由无数个事物、复杂的演化过程以及不确定的未来所构成，因此，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世界就会呈现出千姿百态，观察者对它的解释也就呈现出多样性、可错性和不完备性。按照经济学多元主义的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都是从不同角度观察经济世界的角度和方法，我们不能像“只有一个经济学”的教条主义那样，在赞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同时，否认西方异端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也不能像这种教条主义那样否认经济学的国别差异。就像科学界不能否认生物多样性一样，不承认经济思想多样性的“只有一个经济学”观点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多样性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经济思想史是经济思想多样性的丰富宝库，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是建立经济学多元主义历史观的基本途径。正如凯恩斯指出的，研究思想的历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因此，针对中国经济学界目前的状况，经济思想史不得不承担起解放思想的基础性功能。学习经济思想史，还可以避免在政策主张上的极端主义。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变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这些流行思潮的轮回性交替出现的现象，这启发我们要对这种循环异变保持中庸之道：在政府干预或贸易保护日益强化的时候，要想到终有一天削减干预和保护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到来；而当自由放任或自由贸易甚嚣尘上之时，国家干预或贸易保护的时代迟早要到来。史鉴使人明智，当我们对经济思想史的演变具有一种通盘思考的大历史观之时，它启迪我们在提出新的经济学说和制定经济政策之时，要避免教条主义，避免极端行为。

第二，直接作为认识世界的理论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分析工具。在 2000 年爆发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改革运动的参与者普遍认为，在经济理论课程之外，经济思想史、科学哲学和社会经济史都应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课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中著名学派代表人物名著的研读，可以直接作为认识世界的理论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分析工具。例如，刘易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二元经济理论被称为“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刘易斯在他那篇经典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开头就指出：“本文是按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做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对于这一点，他解释说：“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假定，或者都认为，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然后，他们研究生产是怎样一直增长的。他们发现，答案就在于资本积累，并根据他们对收入分配的分析来解释资本积累。这样，古典经济学体系便同时求出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长……”。[12]在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时期，“劳动力已不是无限供给”，而刘易斯所研究的是人口过剩的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问题，因此“必须完全回过来研究古典经济学家”。[12]刘易斯的这一理论曾长期被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尔希曼曾指出：刘易斯“从有关半失业的简单定理中总结出一套典型的欠发达国家的运动规律，并广泛介绍国家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13]自刘易斯的理论提出后，发展经济学家们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

3 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经济学范式革命中的作用

经济学说发展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经济学内部一直就存在着不同的研究传统，即使在同一种研究传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范式或方法。这就引出了经济学的发展和科学革命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重要特征：新旧经济学范式或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并存。在自然科学中，周期性的和激进的格式塔转变导致了旧的理论轨道被终结并开始一种新的开端。例如，在一种范式的转变中，科学界从一种人人都认为“天圆地方”的思想状态转变为人人都知道地球是圆形的这样一种新的理解。这种转变是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发生的。但在经济学中，几个世纪以来，“天圆地方”与“地球是圆形的”这两种理论却一直长期并存，并分别在不同时期占据主流地位。而这两种理论中的一种在某一时期占据的统治地位往往会导致另一种处于“地下”状态，甚至面临绝迹的可能，但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巨变之后，处于“地下”状态的经济学理论就会像地下的河流一样冲出地面，如果它的力量足够强大，就有可能替代原先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成为新的主流，甚至发生“科学革命”。[14]例如，在前苏联“十月革命”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西方经济学曾占据主导地位，而到前苏联巨变和我国改革开放前，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还是西方异端经济学却遭到了长期的排斥和批判，而现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却在俄罗斯和我国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异端经济学又反过来遭到排斥并被边缘化了。

上述情况说明，经济思想史在保留被排斥的经济思想并使之流传下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熊彼特强调了经济思想史作为思想基因库的作用，他认为，由于经济学在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上存在杂乱不畅的问题，比如，经济学中分歧众多，而且有的经济学成果可能在中途就被遗忘了，所以，经济学比自然科学更需要研究本学科的历史。当然，自然科学史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重要的，我们可以用物理学史在爱因斯坦提出“波粒二象性”理论上发挥的作用对此加以说明。从 17 世纪以来，在光的理论方面就一直存在着牛顿的微粒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的斗争，由于牛顿的权威影响，微粒说在 19 世纪之前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学说，但到 19 世纪初，由于托马斯?杨和菲涅耳的努力，波动说得到复兴，并发展成为大有彻底排斥微粒说之势。正是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的革命中，把这两种学说综合在一起，提出了光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光量子论。如果物理学界视物理学史为无物，波动说会不会因为微粒说的统治地位而失传？爱因斯坦如果不了解光的理论史，他会做出这种科学理论的创新吗？特别是在“只有一个经济学”———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这种教条主义观点支配我国经济学界的情况下，经济思想史就愈发显示出其重要性。因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为经济学的革命提供了两种重要的作用。首先，为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正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经典（自然）科学不承认演化和自然的多样性；现代宇宙观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生物学革命和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大革命中诞生的，20 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中的复杂性科学革命又进一步丰富了这种新的宇宙观。但在这种现代宇宙观在自然科学中诞生之前，一些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工作就已经具有了现代宇宙观的一些朴素要素和先驱思想。

正如古木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15]，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演化思想在西方社会科学史中是最丰富的。因此，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现代宇宙观为之所提供的新范式和新的基础理论，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可以在其中发挥具有能动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而且，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要说新的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经济思想史可以为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发展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从过去重新获得建设某些新东西的材料。例如，随着 20 世纪80 年代末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爆发的复杂性科学革命被一些经济学家接受，他们就带着一种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了经济思想史，1998 年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对经济思想史中的复杂性理论的专门讨论及其出版的著作[16]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按照复杂性理论的透镜来透视，经济思想史中原先地位很高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的地位就大幅度地下降了，而那些受到轻视甚至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学者如巴贝奇等就迅速地从默默无闻上升到显赫的地位。

该书主编科兰德还指出，在经济思想史中，有关复杂性的观点最有趣的故事与目前西方异端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先驱思想有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某种接近现代复杂观的思想。其次，为当前经济学发展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学革命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来源，使其建立在坚实的学说史基础之上。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学科在发生危机并酝酿范式革命的关键时刻，对本学科的历史进行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著名物理学家彭加勒在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物理学大革命中曾写到，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同样，不了解经济思想史，我们也就不知从何创新。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沙克尔说得好：“创新性的理论家需要无情的自信。他必须推翻成百上千人的认识，他的第一本能就是进行抵制和反攻。但是，理论的重建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用许多旧的材料。对于以前理论的虔诚不仅是可敬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不借鉴传统的发明将举步维艰。”[17]例如，情境与脉络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历史特定性问题）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才开始又被重视，而这个问题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被卡尔?马克思和其他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所认识，并一度在以后近百年时间里成为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但在 20世纪 40 年代后被经济学家们所抛弃，霍奇逊 200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无疑将推动演化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给予更多的注意并从其思想史研究中汲取许多教益。[17]4

 结语：

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做出重要创新我们曾经讨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导致经济思想史学科不断被边缘化的经济学专业自身的原因：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偏见；经济学科的专业化过程；主流经济学对“硬”科学的崇拜；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经济学研究评价标准的变化。[18]在本文中，笔者又探讨了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之所以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经济学家们对该学科的歧视，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所存在的缺陷，阻碍了它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使得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的创新成为了它在经济学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在该学科的边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辉格史观及其研究方法却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只是在近年来才遭到质疑。我们的研究说明，自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1931 年在其史学理论名著《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对辉格史进行批判以来，辉格史这个概念在历史学界和科学史界就成了一个贬义词。

但是，著名经济学家和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在1987 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却贬词褒用，提倡辉格史方法作为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正确方法。近年来，萨缪尔森的这种观点开始遭到挑战，特别是《剑桥经济学杂志》在 2014 年第 3 期出版了一整期专刊对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辉格史观及其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我们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界有关辉格史方法争论的反思，澄清了辉格史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基本含义及其缺陷：单一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累积发展观，无视经济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的多元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及其复杂性问题；由于辉格史观及其研究方法的支配性影响，经济思想史学科也严重忽视了它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经世致用的重要作用。[19]笔者此前曾在一些论文中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如何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做出创新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例如，笔者曾指出，“目前的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存在三大缺陷。其一，是偏重于系统的经济学说，忽视那些曾经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却不成系统的甚至还有待于加以总结的经济思想。其二，是偏重于对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忽视经济思想反过来对经济政策制定和具体经济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三，是对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研究传统重视不够。”[20]笔者还提出了经世致用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新的研究目的以及“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笔者试图通过推进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的创新，达到该学科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目的，但这些研究仍然是非常初步的，需要有志之士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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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贾根良，贾子尧. 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辉格史方法及其争论［J］.学习与探索，2016（1）：76-84.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第2篇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高校作为我国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的技能的高素质的人才，高校在教学课程设计的过程中往往将专业课程、技能实训课程放到教学的首要位置上，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这样的基础理论课程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从教学课时的安排上面，还是从教学的经费的投入上面都可以发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实际的教学过程就可以看出各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规模越来越大，倾向于大课堂的教学方式，而且高校为了节约办学成本，减少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课时，将学生合班进行授课，在有的高校里面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有的班级人数达到两百人的巨大课堂，这样的大的班集体不仅学生不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师在上课的时候也很难把握这个巨大的课堂教学，这样就导致了教师既要花精力给学生讲课，还要维持学生的课堂教学秩序，很难达到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二）师资力量不足或者师资力量参差不齐

伴随着我国高校的高速发展，近年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的学历和职称结构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高校在原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的基础上，从其他高等院校不断的引进人才，来充实到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当中，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师资，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是在看到成果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同高校的其他专业课程的师资力量对比，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处于学历层次以及进修程度都相对较低的位置上面，所以说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师资力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及时效性，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更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体系，这就要求思政教育课程教师经常参加相关培训与进修，但是现实情况是，思政教师缺乏相关培训与进修，理论水平难以达到更高的水平。同时由于高校从事思政教育课程的教师，很多都是由学校的行政人员兼任，他们日常管理及事务性工作繁重，不能够及时进行新知识的学习，甚至没有充足的时间备课，很难胜任新形势下的教学任务。

（三）教学时效性不高,教学方法和措施落后

由于高校大多重视专业教育，而忽视思政教育，所以高校的思政理论课程教学时效性不高，往往不能与时俱进，那些能够反映时代背景、能够与实际生活相贴近的教学素材往往都滞后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这样就导致了一种情况就是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一门，讲大话、说空话、讲道理的课程，从而导致了学生不能够正确的看待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另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授课的时候往往采用的是讲授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但是新时期的高校大学生在接收外界信息的手段和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室应该采取多样性的教学手段的方法来应用到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才能够完成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

二、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困境的解决对策

（一）提升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地位达到与专业课程同等的位置

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现状应该从思想上重视思想政治课程的地位，使得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能够达到与高校专业课程同等的位置。只有高校从思想上认识到思想政治课程的重要性，才能够提升思想政治课程的地位，也只有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地位提升了，才能够更好的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在这里高校应该加强从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不断的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地位，应该让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认识到自身的影响力所在，同时还应该完善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继续教育问题，只有不断的将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进行继续教育培训，才能够让教师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从自身开始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达到提升思想政治课程地位的目的。

（二）加强师资力量的引进和培养，造就一批教学名师

鉴于我国高校建立的现状，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师往往都是以往合并之前的中专两课教师，这些教师年龄偏大，接收新信息、新事物的能力还有待于提高。对于高校而言，当前应该建立起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师资队伍，通过不断的学习培训及理论研究，提高教学水平，更新教学理念，扩充知识体系。同时应该不断的引进高素质、高学历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由于引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往往年纪较轻，与大学生的思想差距较小，能够更好的与大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达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对于年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师应该给予不断进行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机会，让这些年轻教师能够在不断的学习和教育过程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积极稳妥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另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要加大对理论的研究力度，通过不断的理论研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中，从而达到更有理论性及时效性的教学效果。学校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提高思政理论课教师的积极性，比如适当的提高工资待遇，给予一定的行政级别，允许在职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真正能够让思政教育课程的教师能够长期从事这项事业。培养一批理论功底扎实、政治思想过硬、德才兼备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名师，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

（三）增强教学的时效性,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思想政治课程是与实际相结合的一个最好的课程，由于思想政治课程的时效性，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动态与趋势，在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中找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切入点。为更好的宣传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发挥理论导向作用。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还应该不断的进行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改变以往的那种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应该增加社会调研的课程的使用，这样能够让学生在不断的观察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心理体会，会使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多使用案例教学法，也就是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对现实情况及典型案例的提出，使学生意识到案例中问题的存在并提出疑问，这样教师在对学生问题进行解答的过程中就可以将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贯穿到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三、结束语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第3篇

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基本任务与意义

如果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作出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其基本任务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历史，即其产生、推进和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该理论是在我国哪些不同历史时期受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经济开放实践的影响而产生与发展的；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占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是怎样发展演变的；对这一理论产生与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见解和观点，如何评价其历史地位；在同一历史时期就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有哪些重要的不同认识；这一理论的演进过程经历了哪些大的阶段，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性，等等。

另一个方面是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现状，即在概括介绍现阶段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和理论界对各个重要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分析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同时，针对学术界就一些主要理论问题产生的不同认识作进一步的分析，结合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作前瞻性研究。

之所以承担两个方面的任务，是由中国经济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内在需要所决定的。首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思想源远流长，并对现代经济理论有重要影响。即使自近20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对外开放理论也伴随实践的发展而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对这一理论的历史是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理论发展研究不能停留在史的考察上，只有深刻把握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研究的现状并开展深入和具有前瞻性的探讨，才能使“经济理论发展研究”臻于全面。而后一种角度恰恰是现今中国经济思想研究领域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一些论著只停留在思想史的考察之上，过于侧重学术性，影响了经济思想研究服务于指导实践的功能的发挥。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研究应避免只承担思想史研究任务的作法，注意就理论现状部分做出自己的研讨，也就是说要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特点、重点问题、历史任务及发展趋向等作出分析和概括。

从上述两个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任务量很大，但在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条件下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1.有益于促进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深入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结合对外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特别是围绕对外开放战略、引进外国资金与先进技术、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特区与区域开放、“三资”企业及其管理、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等方面出版了不少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政府决策部门在总结实践经验、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许多指导我国正确实行经济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其中同样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有关理论和思想。但是目前还缺少较为全面总结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过程的著作，并且在经济学界近些年全面总结理论发展经验时又存在对此方面注重不够的情况，这显然不适应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条件下总结理论发展经验，推进理论建设与时俱进的需要。（注：笔者近几年就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之际出版的总结经济理论发展方面的若干著作和一些研究跨入新世纪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著作进行了初步考察，感到一些论著在作出很多学术贡献的同时却对总结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与经验方面注意不够。例如在《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中选择了15个重要理论专题，却没有对外开放方面的题目。在《中国经济学家代表作精选（1978－1998）》（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中选了14位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作，也没有一篇论文是研究对外开放的。在《影响中国20年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精选》（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中，共选录160多篇论文，只有一篇关于经济特区方面的文章。在《跨世纪的预言》（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中，有65位经济学学者透析中国经济走势，只有5篇文章从局部的角度思考了经济开放涉及的问题。这种情况固然与我国国内经济改革与发展存在许多重要问题需要着力探讨有直接关系，但却与对外开放在实践中支撑我国近20年来经济发展的地位不很相称。此种情况在近几年出版的研究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如《新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等。）因此，对经济对外开放理论作出较为系统的考察与分析，从发展历史的角度总结其间的规律性认识，从发展现状的角度概括其特点并找出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无疑会促进此理论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更好地发展，使这一关系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事业全局的理论更加丰富和深入。

2.有益于加强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一是可以帮助深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研究经济对外开放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但很长时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没有这一块内容。在建国后对我国政治经济学影响颇大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论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但只讲前苏联阵营内部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排斥这些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没有对外经济关系的分析发展到在社会主义部分的某一章中加进了少量有关介绍，再发展到单独设置了“对外经济关系”一章，直到我国将对外开放确定为重要国策，才开始从真正意义上阐述了经济对外开放的理论。但是，受教科书的性质、篇幅等限制和影响，书中展开的是一般原理，往往概括介绍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原则、形式等。因此，对我国经济开放理论从发展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分析，将有利于展开和深入研究对外开放的基本理论，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一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地位的部分得到充实。

二是可以提高中国经济思想史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等学科研究的水平。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学术界是个较老的学科，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始就已经先后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建国后，一大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了全新的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从通史的角度出版了不同特色的专著，但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古代和近代的思想部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学科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程度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和加强了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2］但是研究专题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基本理论，国内经济改革、发展理论乃至应用经济理论方面。一些有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著也属于较早时期的断代史，如《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2）、《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研究》（1994）等。［3］可见，系统研究我国经济开放理论的演进过程，尤其是把重点放在当论与近20多年理论发展的考察之上，可以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促使这一学科朝着更全面完善的方向发展。

此外，由于经济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对外开放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加强经济开放理论的系统研究还会对中国发展经济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等学科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3.有益于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顺利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基于跨世纪条件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特点和我国特殊国情，我们肯定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也不能简单依据我国原有的理论认识来办事，而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理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现实，探索有效指导实践的新理论。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正在于此。通过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对外开放实践的历史经验，努力揭示这一理论的发展规律；通过剖析这一理论的现状，找出其需要继续深化和发展之处，正可以推动这一理论朝着分析新情况、新问题的方向前进，这将为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顺利进行提供理论工具和有利条件。

二、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框架结构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内容相当丰富，并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为了便于逐步展开深入研究，需要将其划分为不同阶段。我认为，从广义上把握我国经济开放思想与理论的发展进程，可以大致分为6个阶段，并予以不同程度的考察与分析。（注：参见拙著《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研究》（海南：南方出版社，2001）。此问题还将在笔者主持的天津市“十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与对外开放新阶段的新课题”中作出进一步研究。）

1.古代对外经济贸易思想阶段。据考证，自先秦开始至1840年之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家就对外贸易问题作了一些零散和粗浅的思考与议论。尽管出现过批评闭关锁国的呼声和某些贸易开放思想相对活跃的时期，但从长时间和总体上看，朝贡贸易和闭关锁国的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占据主流地位。因而这一时期谈不上有经济开放理论，但可以从背景材料和历史前提的角度作出必要的介绍。

2.近代对外经济开放思想阶段。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紧闭的国门，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面对西方经济文化和船坚炮利殖民扩张的影响，随着代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交通工具和机器设备与大量新奇又廉价的日用品的涌入，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洋务派，从革命派到改良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探索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途径之时，纷纷对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作出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实行开放的主张。其中论及与外国通商，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人才、经营管理方法，学习外国发展经济和振兴实业的经验等。在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还较系统地提出门户开放主义，并从国家存亡的角度论证了在经济开放中保持国家主权独立的重要性，号召打破帝国主义，破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应该看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上出现的一股对外开放思潮是很有历史地位和意义的，可以被视为最初的经济开放思想，因而有必要就此方面思想作出较为具体的介绍与分析。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思想阶段。“五四”运动推动了国人的思想解放，人们对于为什么和怎样发展对外关系给予了更深刻的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部分重要领导人就此方面作出的深入思考是该时期经济开放思想的杰出代表。由于这一时期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根本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无法开展真正的平等的国际经济往来，因此思想家们论及经济开放原则与条件方面的内容较多且较为深刻，而对其他方面的探讨则相当薄弱。但值得提出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发展对外经济问题作了较为广泛的思考。如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等就利用外资、外汇等问题发表了不少论文，出版过专题著作，在对外经济开放理论发展史中留下了印记。对于这一因种种原因而介绍很少的阶段需要专作考察。

4.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对外经济贸易思想阶段。建国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经济往来的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如何发展对外贸易、引进技术和资金，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等有过很多论述。但是由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帝国主义封锁和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国难以有广泛、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开放实践，同时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也提出了许多亟待探讨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不可能有独立的、地位突出的对外经济理论。经济学界也没有就此形成讨论热点，只是在某些内部发行的教科书中有所论及，而且受到了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很大影响。

5.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思想阶段。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在极左思潮泛滥，、“”反革命集团企图篡党夺权的干扰破坏下，正常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被横加指责，扣上卖国主义、洋奴主义、爬行主义等帽子，人们不敢开展对外贸易、引进资金和技术。“”宣传的谬论甚嚣尘上，在其操纵下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中，这些谬论还被理论化和系统化。以此为背景，中国基本上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对外经济思想的发展处于被扭曲的阶段。鉴于其特殊性，我们还应当从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角度作出一定的反思和清理。

6.改革开放时期的对外开放理论阶段。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推行，兴办经济特区，举办“三资”企业，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人才等经济开放实践迅速广泛开展起来，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理论被正式提出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一时期涌现的理论是研究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的最重要部分。考虑到研究意义重要，内容很多，可以从两个大的层次来加以考察。一是介绍和研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重要文献的有关思想、学术界作出的大量理论研讨，特别要分析这一时期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小的发展阶段，提示其间的规律。二是概括现阶段这一理论的发展特点，对其中提炼出来的需要进一步研讨并具有某些前瞻性的重要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的分析，特别要注重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研究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所面临的新的主要课题。

上述发展时段的划分主要遵从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的阶段。尽管在各个阶段中经济对外开放思想所占份量很不相同，认识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但按这种方式安排内容结构是必要和可行的。因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同历史环境与条件下的经济对外开放理论都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按我国大的历史发展时期分别介绍和分析经济开放思想与理论，便于揭示众多认识的特点、产生原因和条件，也便于开展不同时期的理论比较和概括其历史地位。当然，这种框架结构也有局限性，即不能完全根据我国经济开放理论自身经历的研讨高潮和具体发展线索作出体例安排，也许不能精确反映这一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实践表明，如何按这一理论的自身内在发展线索构筑内容结构，把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更好结合起来运用仍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三、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特点与方法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具备与其他同类理论研究的共性，但是又有自身研究的特殊性，主要有：

1.探索性。这是由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产生发展时间长、内容庞大，需要考证与研讨的问题相当多所决定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关于对外贸易方面较深刻的论述。在中国近代史上，魏源、洪仁gān＠①等较早提出了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思想，马建忠较早论述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孙中山先生则明确提出了“开放主义”的口号，反对“闭关政策”，并就利用资金、技术、人员和发展对外贸易作了较全面的说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方面的文献及论著、论文更是非常之多。就这些丰富的材料作出全面的搜集、归纳和分析必然是一个浩翰的工程，难免受条件所限有所遗漏和失当。另外，对外开放包含和涉及众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些思想和理论尚需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丰富，众多学术界的争议问题更难以在目前的实践基础与认识水平上作出准确的评判，特别是至今还尚未见到有一本系统、全面研究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的著作做样本。因此，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的研究必然具有明显的探索性。当然，探索性往往和创新性相联系，开展这种研究又是一件有学术价值的工作。

2.广泛性。由于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的发展时间长，涉及面广，因而研究内容必然是广泛的。为此，在时段安排方面，既用较多篇幅研究当代思想及理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也对中国古代特别是近代史上的有关重要思想作必要回顾。在内容方面，既着力考察理论的发展状况，又介绍作为背景资料的不同时期的经济开放实践，以便探究有关认识产生发展的规律性；既努力说明不同时期基本理论认识的演进脉络，又突出介绍和研究很多有代表性人物的有关思想和学术界的众多争议问题。

3.侧重性。搞好经济思想研究必须把广泛考察与重点分析结合起来。为了使中国经济开放理论发展研究具有高层次性和更好为实践服务，应当注意突出两方面的重点：一是对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或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人物的思想多着笔墨。二是对近20多年来的理论发展进程与现状加大分量，概括和分析我国经济学界就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所作出的大量富有成效的探讨。特别要详细考察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杰出贡献，并就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对对外开放理论的新发展作出尝试性研究。

4.宏观性。经济开放理论属于理论经济学，但又和应用经济学难以分割。其中涉及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经济技术合作、特区经济、三资企业、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等部分，既有关系全局的重要理论，又有许多技术性研究，而且很多已作为应用经济学中的独立学科而存在，各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大量著述。经济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不可能对上述内容作全面的介绍与分析，只是着力研究其中直接关系经济开放全局的基本理论，一般不包括更为具体的和实务性很强的问题。

在研究特点的分析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已论及了研究方法，这里只就开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加以阐述。我认为，首先要作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同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实践，着眼新开放阶段的需要。从事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与现状研究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践原则。特别是面对浩翰的著作、众多的人物与各异的观点，我们没必要有文必录，更不能搞资料汇编，必须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和归纳。决定取舍和是否予以重点介绍的主要原则就是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说，要站在今天的实践及其理论概括的高度来审视自古至今有关对外开放思想与理论的众多观点，从而避免简单套用前人的研究结论，使理论发展史的研究呈现时代特色和科学性。经济理论现状的研究必须面向未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总结成绩，找出前进的方向。因此，在归纳近20多年经济开放理论的研讨状况时，我们应多探讨与指导今后实践较为相关的理论部分，从而推动经济思想研究为进入新世纪和对外开放新阶段条件下的实践服务。

2.借鉴国外有益理论。各国经济开放有着共同的运动规律，研究经济开放理论的发展应当借鉴和吸纳国外实行开放所积累的经验及其有益理论。一方面，在总结我国近20多年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状况时要专设分析我国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的部分；另一方面，在评价理论研究现状和探讨新问题时，也应努力吸收国外经济学有关理论的有益部分。以开放的方法研究经济开放理论的发展，才是正确的路径。需要强调的是，借鉴并不等于照搬。中国国情决定了经济开放理论必然要反映现实的需要，一些问题的研究角度和概念运用也与国外相关经济理论不同。如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方面，长期以来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引进外国资金，而不是发生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资本流动的问题。探索植根于中国国情的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及其发展规律，才是我们的基本任务。

3.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比较法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通用方法，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与现状研究的必用方法。从思想发展史来看，各种观点因所处历史背景不同而存在许多差异，但同时又因共同发源于中国这一大的社会经济系统之中，相互间存在一定联系，容易相互影响或渗透。将关于经济对外开放的各种观点作比较分析，才能揭示其间的区别、联系和发展变化的条件、特点，把握发展的脉络。这属于纵向比较法的运用。再从经济理论现状看，关于经济对外开放的各种观点虽同处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之下，但是因所处的具体时间及背景有别，受不同条件下的实践和论者个人视角的影响，又存在很多差异。运用横向比较法概括出其间的共性认识，可以把握占社会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如何在不同时期逐步发展和取得突破的；运用这一方法分析其间的差异，可以客观评价重大理论争议的地位和一些人物及其思想的历史贡献，从中找出有益于推动当前理论发展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第4篇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总结道：“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这毕生使命的内容，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

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分析、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

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

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时，他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

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如果说，马克思在书房里研究所得的科学发现都是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那么，作为他伟大业绩的另一面即社会舞台的活动，那就更是直接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了。正是由于社会实践对于“改变世界”是直接而现实的实务，所以它才能那么强烈而大量地吸纳思想家的时间和心智。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对马克思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9]只有真诚地把“改变世界”当作现实任务奉行的思想家，才能这样安排思考与行动的主次。而这种实践第一的倾向，又必然规定着他理论思考的从属性。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第5篇

党的十六大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并取得新的明显成效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除了按照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目标、任务和要求，认真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外，很重要的一点，促进其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一）认真学习领会十六大报告精神，进一步强化审计部门在反腐败斗争中的职能意识

作为我们党面向新世纪，创造新辉煌的政治宣言，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要进一步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工作。""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不仅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也是给审计部门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们必须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学习和思考，抓住重点，领会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六大精神上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的主要职责：一是维护国家经济秩序；二是促进廉政建设；三是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其主要职能就是维护国家所确定的经济发展方针、政策和法规，揭露和查处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审计部门依法审计，不仅是维护国家经济秩序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法律制度，而且是促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具体的政治任务。能否坚持原则，揭露弊端，关系到是不是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是不是忠于职守、履行职责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关系到能不能对党、对人民负责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审计部门认真履行监督职能，大胆揭露和查处经济领域中的各种违法违纪问题，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在审计中注意发现和揭露腐败的行为

及时发现和揭露腐败，既是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审计部门的重要职责和职能优势之所在。由于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一般都要通过资金往来和账目反映出来，因此审计部门在审计过程中，通过采取适当的技术方法，便可查出各种违纪违规以及损失浪费等行为。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工作责任感和敏感性。通过审查账目，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发现线索和信息。在全面履行审计职能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集中力量，选择那些重点部门和单位、重点项目和资金进行重点审计。真正做到，凡是与腐败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审计一经发现便难逃法网。要建立完善对发现腐败案件有功人员的激励机制，进一步调动审计人员发现问题的积极性，不断加大查处腐败案件的工作力度，增强审计部门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威慑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积极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领导干部肩负的发展经济的任务越来越重，责任越来越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建立企业经营者业绩考核制度和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实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中纪委也明确提出了实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级领导干部能否正确运用手中权力，依法、合理、有效地分配和管理使用国家资金，不断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战略任务能否实现、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的重大课题。实践已经证明，实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干部监督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完善领导干部监督机制的一项有效措施，也是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审计部门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从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能和反腐败斗争需要的高度出发，增强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把实施经济责任审计作为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四）发挥审计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抓源治本的特殊作用

要深入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在从严治标，严惩腐败的同时，必须从源头上抓起，针对容易产生腐败的部门和环节采取治本措施。实施政府采购制度、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积极推行预算改革。为了保证和促进这些决策的实施，充分发挥职能优势，通过财务审计、财经法纪审计、经济效益审计或专项审计调查等方式，对所属部门的贯彻落实情况实施有效的监督。要把开展审计工作和审计研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探索通过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途径，特别是通过对经济领域里带有普遍性、倾向性或者某些制度、政策方面带有缺陷性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分析，努力找出产生腐败问题的背景原因以及与此相关的体制根源、制度根源，提出在体制改革、制度完善、加强管理、健全机制等方面的建议，采取措施，从宏观上、源头上解决问题。

因此，加强审计部门的日常监督工作，能够对腐败现象构成一种内在的长效监督机制。审计部门在贯彻十六大精神时，要积极将审计工作纳入反腐败工作大局中，将反腐败斗争的各项措施作为审计工作目标，在推进全社会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中，发挥审计机关的职能作用。

二、贯彻"三个代表"依法履行职责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的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必须与本单位的具体工作实际相结合。在审计工作中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就是要依法履行好审计监督职责。

（一）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与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三个代表"的根基。宪法和法律赋予审计的职责，是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因此，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与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一致的。审计处在我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审计监督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推动长江委水利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加大了对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查处力度；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加强了审计和审计调查，及时揭露和反映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纠正不利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行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以及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对审计理论和审计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审计工作应积极探索，努力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加强审计监督，发挥职能作用，创造新的业绩，推进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二）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党存在的全部理由。审计部门的中心工作就是开展审计监督，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具体工作中，要进一步深化预算执行审计，加强对专项资金的审计，如水利专项资金的审计，促进了党风政风的好转，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因此，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体现了党的执政为民的思想，每位审计人员都必须时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严格执法，勤政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