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监管理论范文精选
前言：在撰写保险监管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保险监管理论范文第1篇
1、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
失业保险作为现代社会保障的一项重要内容，不再是单纯的社会救济行为，而是促进市场竞争顺利进行，保证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行的必要社会条件。市场经济，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失业保险同样要坚持这一原则。失业保险的受益者，在享受权利的前提是为社会作出贡献和缴纳保险费。因而，失业保险的各个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失业保险的主体有国家、集体和个人。就企业而言，有了失业保险，职工失业时能获得物质帮助，后顾之忧解除了，更能发挥其生产和创造能力，为企业带来更多、更好的效益。企业从失业保险中获得了收益，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向失业保险机构缴纳一定的费用。就政府而言，政府对参加失业保险的劳动者在失业时给予一定的补贴，等于是再生产劳动力的投资，为他们的生活、再就业作出贡献，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就个人而言，他们失业时，能得到社会的帮助与补偿，从社会保障中得到了好处，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向社会保障缴纳一定的费用。
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政府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缴纳的保险费，各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有少数从劳动者(尤其是职工)个人身上筹措的。目前，部分国有企业处于明亏和潜亏状态，只能以当地最低生活水平或职工工资的30%左右发放救济金，职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不可能再拿出一笔钱来缴纳失业保险费。但效益好的企业往往又不愿参加失业保险。这就造成企业失业保险金的收缴困难。就政府而言，对失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无论是按国际惯例，还是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来看都是必须的。但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国家财政积累有限，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实施和开展，这往往需要相当大的资金投入。因此，政府还不可能拿出太多的资金用于失业保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个人收入也逐步增加，个人缴纳一定的失业保险费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个人缴纳一定的失业保险费，具有下列好处：首先，能开辟失业保险费的征集渠道，增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储备和承受能力，适当减轻国家财政和企业的负担;其次，有利于打破失业保险金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旧观念，增强职工参与失业保险的意识和自我保障意识，从根本上改变职工因国家、企业包得过多、统得过死而形成的依赖思想;第三，能引导职工关心失业保险事业，促进更广泛地实行失业保险的群众监督机制;第四，有利于增加职工的就业危机感，更加珍惜就业机会，增强其工作热情和责任感，有利于提高企业劳动效率。
由于部分企业缺乏足够的失业保障意识，借故各种理由拒交失业保险金，增加了资金筹措的难度。为了保证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可以从法律角度考虑建立一个新税种：失业保险税，通过税收方式对失业保险金进行筹集。与我国现行的统筹缴费模式相比，失业保险税模式的优势在于：(1)更符合效率原则。税务部门负责失业保险税的征收，财政部门负责编制失业保险预算，失业保险管理部门负责失业保险金的日常发放，为失业者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这样，机构精简，权现分明，任务明确，便于操作和节约征管费用，提高工作效率。(2)具有更强的约束机制。失业保险税的征收、管理和支付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具有较强的法律约束力。(3)更能体现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目标。失业保险的纳税主体包括各类企事业单位及其劳动者，他们分别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失业保险税，其税收收入由国家专设机构安排使用，并且国家有责任对失业保险提供最后保证。这样，使得三方共同负担原则落在实处。同时，失业保险税还可通过起征点、税率等的科学设计，均衡不同纳税主体的经济负担，创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
2、失业保险基金的运用
市场经济存在通货膨胀，这就使失业保险基金存在贬值的危险，如果这部分资金不进行自我增值，单依靠国家财政补贴或提高储畜率，不仅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也抵消不了通货膨胀给资金造成贬值的负作用，而且国家的补贴也是很有限的。
失业保险经济活动具有其特殊性，失业保险基金收取在先，支付在后，而且收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支付，总是要形成一部分的“闲置”资金。失业保险基金作为社会总资金的一部分，它的闲置就不利于社会总资金的周转，无法从资金周转中获得收益，不利于增加失业保险的后备力量，不利于增强其经济补偿能力。因此，失业保险基金只有进行投资使用，才能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如何进行失业保险的投资运用，关系到失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加速周转的关键也是我国失业保险制度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失业保险基金的投资运用应该遵循安全性原则，有以下几种途径：首先，将失业保险基金存入银行，以获得利息收入。这种办法风险小，收益可靠稳定，但存在资金收益低，摆脱不了通货膨胀带来的资金贬值的危险。要克服这一缺陷，需要国家政策支持，给予失业保险基金以优惠利率，要超过物价指数，才能保证失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其次，购买国库券或政府债券。可获得较高的收益，一般都会高于银行利息。而且国库券和政府债券不存在什么风险，把失业保险基金用于这方面的投资应该是非常安全的，符合安全性的原则。第三，成立社会保障银行，专门进行失业保险基金的运营与管理，进行投资融资世界各国在社保方面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就是设立社会保障银行，独立于各级政府，实行董事会制度，由政府、劳工、社保三方代表组成，并聘请金融专家。同时建立其监督审查制度，保证基金运用的安全有效。此外，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如将一些有相当收益水平、风险小的项目优先照顾社会保障银行，此外在投资盈利的所得税方面，政府也要给予优惠。
3、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
3、1支出内容失业保险金主要只能用于失业救济和失业培训，具体说：失业人员的救济金及医疗补助费、失业人员的转业培训费和扶持失业人员的生产自救费、失业保险管理费等。还不够全面，应增加：(1)女性失业者的生育补助费和生活困难补助费;(2)专列一项生活困难补助费，让双方都失业的夫妻能够承担起法定的赡养责任，并让有其他特殊困难的失业者申请使用;(3)为发挥失业保险金促进和鼓励失业者参加培训、重就业的功能，在发放救济金时向这部分失业者实行某些优惠，如：对参加指定的转业训练并经考核合格的，给予一定的补贴;为鼓励失业者自谋职业，对自谋职业的，将其应享受的失业救济金一次性全部发放。
3、2支出标准我国现行失业保险制度中规定：失业救济金发放标准为相当于当地民政部门规定的社会救济金额的120—150%。但对工作时间长、家庭负担重的失业人员要适当提高，而且失业救济金应随物价上涨而适当调整，具体数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但救济金的发放标准也不宜太高，否则不能调动失业人员的积极性，且加重国家和企业负担。现行失业保险制度还规定：失业职工失业前在企业连续工作一年以上不足五年的，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期限最长为十二个月;五年以上的，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这种以五年工龄为界的划分似乎过粗，应当再细分一些。
3、3支出结构失业保险金在各个项目的支出结构比例是否科学合理，决定着失业保险制度功能的发挥及制度的运行。我国推行失业保险制度以来，失业保险基金存在着救济支出比例偏低、管理费支出偏高、生产自救费和转业训练费使用效益差等问题，未能很好地发挥失业保险制度应有的功能。我国失业救济金支出额占同期基金收入的比例仍然偏低，依照国际惯例，失业救济金是失业保险金支出的大头，而我国在管理费支出方面却一直居高不下，连续几年管理费占基金总支出的比例高达20%以上。在国外，管理费占总支出的比例一般仅在3—4%。失业保险制度建立初期管理费提取比例高一些是难免的，但长期居高不下，用大笔基金超标准购建办公楼、职工宿舍及交通工具，显然损害了失业保险制度正常功能的发挥。
[参考文献]
[1]郭庆松，杨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7，(4)：17～26。
[2]秦宪文，夏江海。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海南金融，1997，(10)：40～42。
保险监管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迫切需要投资
养老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基于养老的风险性和社会性，为保证人们退休后的生活水平，通常以养老保险的形式筹集养老保险基金，最终以养老金的形式返回到养老保险的受益人手中。因而，偿付能力的充足性是养老保险基金的根本问题，投资成为养老保险基金的迫切需要。
1.巨额隐性债务问题需要解决。在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统账结合”筹集模式下，社会统筹账户由企业缴费；个人账户按照职工工资缴费比例建立。企业缴费率由各省政府自行确定，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但在实行该体制以前，已经退休的职工和在现收现付的旧体制下已经工作一定年限的在职职工，都没有时间或没有足够的时间为个人账户积累资金。这势必造成了目前基本养老保险收不抵支和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现象。据统计，在退休人员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的情况下，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已经从1998年的100多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400亿元左右。改革遗留下的隐性债务日益加剧。其中导致基金缺口的原因是：一是退休年龄偏低；二是待遇水平偏高。
2.社会老龄化问题需要渐渐化解。在进入本世纪，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人口分别占到全部人口10%和7%，被认为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一个新阶段。据测算，我国老年人在2015年前后将高达2亿，在老龄化高峰时我国老年人将在4亿以上。然而，我国今天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3.8%，却要负担着世界20%的老人乃至1/4（25%）的老人。我国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的比例是：2000年为5：1.2001年为4.1：1；预测2020年为2.2：1，2030年下降为1.8：1.据预测，2030年左右我国退休高峰（60岁以上人口约占33500万，约占总人口的27%）来临时，退休费将占工资总额的36%，高出国际公认的26%的警戒线10个百分点。目前正不断扩大的老龄化危机，对存在缺口的养老保险基金来说是雪上加霜。
3.需要投资扩充基金。基金的来源主要包括政府财政拨款、企业（雇主）缴费、职工（雇员）缴费和基金运营收入四个方面。为尽快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一方面要继续保持适度的财政支持，按照“中央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要逐步达到15-20%”的要求，在确保中央财政当期支付缺口补助和做实个人账户补助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稳定国有股海外上市减持和彩票公益金收入，适时开征大额遗产、奢侈品及高档消费等特别税种，进一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但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纳税人，每年用于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毕竟是有限的，否则抽空财政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和职工的负担已经比较重，还有医疗、工伤等其他缴费，再加重企业负担已经不大可能。从理论上讲，通过缴费来扩充基金毕竟有空间的限制。在缴费比例、覆盖范围都饱和的情况下，缴费就不能再带来基金的增长。因此，长期的养老保险基金问题只能通过长期不断的投资来解决。
4.基金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需要投资来化解。一方面，由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与财政密不可分的关系，造成了大量的养老保险基金流失，表现为基金挪用、隐瞒截留收入、福利奖金等非正常支出等等，这一现象近几年来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已有所控制。另一方面，因为征缴力度不足，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近几年才扩展到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从业人员和一些灵活就业人员。而片面追求覆盖面以应付眼前的基金支付还会造成基金管理行为的短期化，出现“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现象，给以后的养老保险基金埋下巨大隐患。这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问题更加紧迫。
二、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风险分析
养老保险基金从形成到支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其中，投资是实现基金增长最核心的一环。巨额的养老保险基金投向资本市场，在追逐基金收益的同时，风险也为各方主体密切关注。养老保险基金理事会代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门负责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和日常风险管理，选择专业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机构，指导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战略和方针。投资管理人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职能就是通过具体的投资战术的运用实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而政府部门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对投资的风险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所有风险进行有效管理，有赖于一个完善的投资监管体系，有赖于各个主体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利关系和职责安排。三、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问题监管的几点建议
1.以社保部门为核心，相关部门辅助进行基金运营的监管。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跨越了多个部门，社会保障部门直接负责基金的征收和发放，目前还有政府财政拨款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充，基金的投资由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操作，所有的基金都通过银行托管和流转，最后受益人从个人在银行的养老保险账户上取得养老金。这些部门通过委托管理联系在一起。因而，对整个基金运作的监管，应该是以社保部门为主，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各司其专职又相互协作。在这样的体系下，社会保障部门仍是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督的核心力量。其他部门专司本职，只在本部门职责范围内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监管。只要权责明晰，就可以保证监管的效率和成果。
2.建立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机构。养老保险基金数额巨大且专业性强，而基金的投资也是非常讲究技术与专业的，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监管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可以建立专业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部门。而社会保障部门也可以把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管理任务独立出来，委托由社保部、企业和职工代表、专家组成的养老保险基金理事会管理。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监管，养老保险基金理事会的管理内容应包括：（1）审核批准投资管理人、托管人的进入和退出理事会负责下的养老保险基金业务。（2）限制投资组合与投资比例，严格防范投资管理人的冒险行为。大多数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都投资于政府公债，而对投资于股票、债券、房地产等项目有严格限制。
基于养老保险基金的特性和我国资本市场的高风险性考虑，应该在证监会下独立设立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司，专门行使证监会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监管职能。其负责基金投资的具体行为包括：（1）与社保部门共同确定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机构的基本资格，对基金公司高管的任职审核；（2）定期和不定期地对投资管理人进行常规检查；（3）接收基金公司的定期报告，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风险评估；（4）协调养老保险基金与其他基金、其他证券的关系，首先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稳健和增长等等。托管银行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自身的角色特点，也能有效对基金投资运作进行监督，及时发现和报告投资管理人的异常交易或异常行为，督促投资管理人纠正违法违规行为。
保险监管理论范文第3篇
保险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作为一名从事三年人寿理赔的核赔员，在理赔整个过程中牵涉到很多有关保险受益人的问题，这与受益人条款，受益人制度有紧密联系。在理赔中通过审核决定，并计算出保险金给付额，然后赔案处理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给付保险金。保险金如何准确的支付，就非常的重要。由于寿险业在我国的发展刚刚起步，与其有关的一些具体法律问题在我国《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还没有相应的规定。所以会遇到很多问题，产生很多纠纷，甚至是诉讼，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使赔案迟迟不能解决，就会给保险公司造成经济和名誉上的损失。
保单所有人是人寿保险中的一个新名词。保险单所有人是保险单上该栏内所载明的人，或是其继承人、受让人。保险单所规定的所有权由保险单所有人行使，包括：制定和变更受益人，退保，转让保险单所有权，借款，领取红利，选择保险金给付方式等。在人寿保险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单所有人是同一个人的情况局多数，然而，有时保险单所有人也可以是受益人或其他人。为了理顺这种关系，增加使用保险单所有人这个名称是有必要的。其中受益人在整个保险单中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研究谈讨一下受益人的有关问题在理赔中的应用是必要的。
所以，我将从受益人的变更，受益人的指定，受益权的转让，受益人的分类以及受益人制度在理赔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和受益人制度的完善等诸多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保险受益人理赔被保险人继承
一、受益人的定义：
在理赔实践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几个名词：
投保人又称为要保人，是指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交付保险费义务的人。
被保险人，是指根据保险合同，其财产利益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往往同时就是被保险人。
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以同时作为受益人。在投保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不是同一人时，投保人指定受益人必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也必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在指定受益人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被保险人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受益人。保险受益人是保险最大利益的享受者，是保险保障的对象。
保险单所有人首先有权指定受益人，受益人是被保险人死亡后有权领取保险金的人，一般应是自然人，而受益人对被保险人不一定具有可保利益，人们可以为自己选择的受益人的利益替自己生命保险。人寿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者的关系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人，另指定他人为受益人，或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而指定自己为受益人。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个人，受益人是他人。以下主要是根据这种情况来分析受益人条款以及在理赔中遇到的有关受益人的问题。
二、关于受益人的变更
如果人寿保险合同规定保留投保人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若要变更受
益人就必须书面通知保险公司，并办理批改手续，否则保险公司不受此约束。我国保险公司规定，变更受益人必须得到保险公司的批准。
早期的人寿保险合同几乎都规定受益人是不可变更的，而现代的人寿保险合同一般都保留投保人变更受益人的权利，但有时也允许指定不可变更的受益人。在指定不可变更的受益人的情况下，受益人取得了一种既得了一种既得权利，未经受益人本人同意，不准变更受益人。投保人仍拥有保险单所有人的其他权利，诸如退保、取得保险单质押贷款、领取红利等①。另一种观点是，当影响受益人利益时，投保人行使任何合同权利都要征得受益人的同意，投保人和受益人好像是保险单的共同所有人。但是，不可变更的受益人不可以强迫投保人继续缴付保险费。如果投保人不继续缴付保险费，也不排除让受益人来代其缴付保险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②所以提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首先必须慎重仔细填写保险受益人；其次在变更时必须按照保险法规定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公司。同时，为了避免将来不必要的麻烦，保单签发后，任何可能会影响风险程度的重要事顶的变更都应及时通知保险公司。
变更受益人是被保险人的权利，寿险实践中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的情况也较常见，为了避免法律纠纷，被保险人从事这一行为时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变更受益人的意思表示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立即通知保险公司，以便其在保单上作出批注；其次，这种意思表示应独立作出，并明确追加或变更受益人的意思。
三、特定受益人和成员受益人
特定受益人是指名的受益人，一家企业也可以是一个指名的受益人，而成员受益人则是不指名的，只是指定某单位的成员为受益人，如被保险人的子女。当被保险人希望保险金在家庭成员中间平均分配，使用成员受益人是恰当的。由于识别成员存在困难，保险公司会限制成员的受益人的名称。有时投保人在指定成员受益人时用词含糊，只能根据意图来解释。例如，指定“我的未成年子女”为受益人。指定受益人的时间与给付保险金的时间可能相隔多年。究竟谁有权领取保险金？根据意图解释，“未成年子女”这个用语只能说明在指定受益人时他们都是未成年子女，并不说明给付保险金时受益人是未成年人；而且，“子女”这个用语包括前妻和后妻所生的子女、养子、养女以及他们所承认的非婚生子女。因此，投保人应用清晰文字来指定成员受益人。子女中有些可能会比被保险人更早死亡，如果希望其孙子孙女得到其父母的份额，也应该予以说明。
四、有关受益权的转让
在保险中会涉及到转让问题，即受益人是否享有受益权转让权。受益权是指受益人根据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指定，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除保险合同约定外，受益人取得的权利仅以保险金的请求权为限，至于保险金的返还请求权等权利原则上仍属于投保人，受益人不能取得。通常认为受益权系原始取得，所以受益人取得的保险金不得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不能用以抵还被保险人生前的债务，并且可以免缴遗产税。受益人以外的任何人无权分享受益人领取的保险金。③
受益权不是一种现实的权利，仅仅是一种期待权。因此，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以随时申请变更受益人。只有当被保险人死亡后，受益权才能变为现实的财产权，受益人才能够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保单的转让并不否定受益人的受益权，仅仅是受益人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受让人。受益人经指定后，其对保险合同仅有一种期待利益，受益人非经被保险人同意，或保险合同列明允许转让的，不得将利益转让给他人。受益人违反规定
转让其期待利益的，应视为无效。该转让的结果实际上相当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保险公司在接到受益权转让申请后，应认真审查受益权转让申请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五、顺序受益人
如前所述，受益人有可能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或者与被保险人同时死亡，如果在指定受益人时同时指定第一受益人和第二受益人，则可以避免在出现上述情况下给付保险金的麻烦。第一受益人是被保险人死亡后首先有权领取保险金的人。第二受益人则是在第一受益人死于被保险人之前情况下有权领取保险金的人。如果第一受益人在没有领完分期给付的保险金之前死亡，其余保险金向第二受益人给付。在许多家庭中，丈夫指定妻子为第一受益人，或妻子指定丈夫为第一受益人，子女则被指定为第二受益人。为了便于处理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同时死亡或受益人只相隔数小时后死亡的问题，许多人寿保险单有一项“遗属条款”，它规定，为了有权取得保险金，受益人在被保险人死亡后必须生存一段时期。④
六、法定受益人
目前的人身保险实务中，受益人指定不明是一普遍现象。在太平洋寿险开封中支的人身寿险的受益人一栏中有60％的保单填写的都是“法定”、“法定受益人”这一表述在《保险法》等法规中都找不到，有人认为是指被保险人没有明确指定受益人，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享有保险金继承权的人。实务中，也通常将“法定受益人”视为未指定受益人来处理。在人寿保险的投保单填写项目中，“受益人”一栏的填写是比较重要的，它关系到发生保险事故时谁会得到保险的保障。
在人寿险保险公司理赔实际工作中会产生很多问题，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给付保险金会面临很多问题，处理不当极有可能会陷入被保险人财产继承纠纷之中。主要有以下问题
1，“法定”混同出现的问题：长期寿险保单在各家寿险公司的保单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随着时间的变迁，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家庭结构很可能会发生变化。如不明确指定受益人，仅约定受益人“法定”，就会使保险事故发生时的保险金领取人处于不确定状态。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是：第一顺序为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死于被继承人之前的子女的直系亲属享有代位继承权；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儿媳或女婿也有继承权。继承开始后，只有既无遗赠抚养协议，又无遗嘱或遗赠时才能适用法定继承。⑤被保险人的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时才会有法定继承人。
2、在保险金给付上的差别在理赔中带来的问题：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将受益人填定为“法定”或“法定受益人”，保险公司应按《继承法》的规定进行给付。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如被保险人生前有未缴纳的税款或负有债务，则相关当事人可以依据《继承法》中的规定对被保险人的遗产提出先予清偿要求。所以，增大保险公司的审核义务。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如明确指明了受益人，发生理赔时，受益人仍生存，则受益人可以依据保险合同得到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金，保险公司在给付保险金时只需核对受益人的身份证明即可，处理起来会很简单。如果看被保险人有无遗赠抚养协议、遗嘱和遗赠，然后才能按法定继承进行给付，给付时还负有核对被保险人法定继承人的义务。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给付保险金时会很谨慎，因为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就会遗漏继承人，损害相关权利人的合法继承权，如果补救措施不到位就会置身于被保险人的继承纠纷之中。处理不好在理赔中就很难准确的给付保险金。
所以，保险单上“受益人”一栏填写为“法定”或“法定受益人”，会导致没有指定受益人的后果。理赔时不仅增加了保险人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的难度，而且有可能违背投保人、被保险人投保时的保障设想。因此，投保人寿保险时，明确指定受益人是非常重要的。
七、未成年的受益人
指定一个人未成年的受益人会产生一些独特的问题。例如，指定一个未成年人为不可变更的受益人，投保人要改变受益人就需经他本人同意，而未成年人没有这样的行为能力，未成年人就必须有一个监护人，监护人有着保护未成年人的义务，往往不会同意改变受益人。又如，保险公司一般不会直接向未成年人给付保险金，这也需要指定一个监护人。如果由法院指定一个监护人，则会推迟保险金给付，并需要一笔法律费用。一种办法是在遗嘱中指定一个监护人；另一种办法是向一个受托人给付保险金，该受托人有权为未成年人的利益运用资金。
如果人寿保险合同规定保留投保人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若要变更受益人就必须书面通知保险公司，并办理批改手续，否则保险公司不受此约束。我国保险公司规定，变更受益人必须得到保险公司的批准。
八、在理赔实践中遇到的几种特殊情况
在理赔实践中受益人的给付通常不难处理，但有几种特殊情况不好处理，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1，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
如果不可变更的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该受益人的既得权利能否转让给其继承人？如果有多个受益人，对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分析。一种情况是，所有受益人都是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这允许投保人重新指定受益人。如果只有单个受益人，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自然也以这种方式解决。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另一些受益人在被保险人死亡时仍生存，那么究竟是仍生存的受益人有权取得全部保险金，还是仅取得原有的份额？换言之，那些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的受益人的权益能否转让给继承人。对于这个问题，有时候的裁决不一致。最好的办法是，在指定受益人时对这种情况予以说明。
2，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同时死亡
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所以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无法确定先后顺序，保险金如何给付的问题。对此，我国保险法并无明确规定。继承人享有对被继承人财产的继承权与其对被继承人生前所尽的义务是对等的，而受益人的受益权源于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的指定，因此不能以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的关系衡量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无法证明死亡的先后顺序的，若推定被保险人先于受益人死亡，则保险金归受益人所有，由于受益人也已经死亡，保险金就成为受益人的遗产，由受益人的法定继承人继承。这种结果，使得保险金可能由与被保险人关系非常疏远甚至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人所得，违背了投保人为自己的利益或者为被保险人的利益投保的初衷。因此，按照投保人的遗产处理更符合保险的精神。
3，离婚对受益人地位的影响
许多离婚诉讼的财产协议未提及人寿保险单，在发生婚姻纠纷的情况下，往往忘记了把配偶指定为受益人这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离婚的判决不影响配偶的受益人地位，既仍有取得保险金的权利，因为受益人对被保险人不一定要有可保利益。
我国《保险法》对受益人条款的主要规定是：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必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另规定了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等。而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对于婚后投保，离异后再婚者，如果将其所写的“法定”理解为投保时法定，则其前夫（妻）有得到保险金的权利；如果理解为出险时法定，则其现任夫（妻）有取得该保险金的权利。持不同观点的人处理这个问题所得的结果是不同的，如依投保人投保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来说。但在寿险理赔实践中是按前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投保人希望按投保时自己的家庭状况确定受益人，按法定继承来分配保险金是在被保险人死亡之后，此时的“法定”会因被保险人家庭关系的变化而与投保时的“法定”不同，保险金的兑现可能与当初签订寿险合同时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意愿相悖。
4、受益人致被保险人死亡
我国《保险法》第65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2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③《保险法》第64条规定：受益人依法丧失或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③从这一规定可见，只有在受益人丧失或放弃受益权且没有其他受益人存在的情况下，保险金才得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处理。而在受益人为数人时，其中一人或几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放弃受益权，其他善意受益人的权益仍应得到保护，即其他善意受益人有权请求给付全部或部分保险金。不能因一人或几人的非法行为使得保险合同存在的基础全部动摇，导致保险人免除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人寿保险金的取得是不确定的，因为人的生命是不确定、不稳定的。
九、我国《保险法》中受益权规定在理赔中的完善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和中国保险市场的逐步开放，保险公司也越来越多，保险业的竞争必将更加激烈。保险中理赔的也会越来越多，为了保险市场的稳定发展，要切实的联系受益人有关的制度和条款在理赔中的实际应用，完善受益人制度和条款在理赔中带来的麻烦，是非常重要的。本人根据实际工作经验提出在理赔中的几点完善：
1，在受益人的变更中保险法应该把遗嘱和公正的效力问题进行说明，避免
在理赔实际处理中找不到准确的依据。
2，“法定受益人”这一表述在《保险法》等法规中都找不到，而客户常常
这样填写，而保险公司也默认这样填写。增强有关受益人方面的审核义务，不仅有利于规范保险公司的条款制定，而且有助于保险理赔纠纷的顺利解决，切实保障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保险市场的有序发展。
3，理赔中遇到的受益人死亡的几种特殊情况如：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
事件中死亡，无法确定先后顺序，保险金如何给付的问题，在保险法中也无明确规定。所以，完善保险法的规定和保险条款的规定是十分重要的。
4，保险公司在处理有关的问题时，与客户进行沟通是必要的，保险公司在
完善有关的条款同时也要提示客户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必要的话应该详细解释有关问题，把工作做在前面，使客户在出险前已经明白清楚，避免在理赔时产生纠纷。
随着保险中理赔的会越来越多，为了保险市场的稳定发展，要切实的联系受益人有关的制度和条款在理赔中的实际应用，完善受益人制度和条款在理赔中带来的麻烦，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①《保险法原理》孙积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健康保险》陈滔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年
④《人身保险原理和实务》许谨良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年
⑤《民法学》李由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注：；
②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页；
③摘自《人身保险原理和实务》第76页；
保险监管理论范文第4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频繁。根据危机爆发的先后顺序主要有1994年底美国奥兰治县破产案和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初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巨额亏损，1996年底阿尔巴尼亚金融危机，1997年初英国国民西敏士银行巨额亏损和年中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濒临倒闭，1999年初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经济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往往都有涉及金额大，波及范围广，造成的损失严重的特点，它们的影响不仅是国内的也是国际的。大量金融危机使金融监管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按照金融监管所涵盖范围的大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简单地说就是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随着金融创新、金融信息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监管的主体和对象日益扩大，狭义的金融监管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此，本文对金融监管拟采用一种广义上的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1]这一定义包括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实践的抽象总结。
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仅8个主要发达国家在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所占的比例就高达55．5％。，他们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往往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方向。[2]由于时代背景和经济金融条件不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西方国家的金融监管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一）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理论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它的发展变化以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变化为依托。对金融监管理论影响最大的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是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和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它们分别成为金融监管是放任自由还是加强政府干预的理论来源。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并占据统治地位，金融监管主要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则是凯恩斯主义独领风骚的时代，政府普遍对金融活动进行干预。70年代到9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得到“复兴”，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因此大行其道。进入90年代后，随着大量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开始审慎地看待金融自由化，并努力从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中寻找平衡。
以上分析是对金融监管理论发展的总体评述，不过，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金融监管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中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是指信息供给不充分、故意隐瞒真实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由于信息对于金融交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信息不对称还是信息不完全都会导致金融市场交易的不公正的效率损失。以“贷款人——银行——存款人”这一关系链为例，贷款人与银行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贷款人具有信息优势，银行很难确切地知道贷款人的真实状况和贷款的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而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看，存款人所掌握的信息更不充分，存款人在银行如何使用存款方面知之甚少，也比银行更不清楚其存款的去向和被贷款人使用的状况。这就有可能出现贷款人把风险或损失转嫁给银行，银行也有可能把有的风险或损失不适当地转嫁给存款人，同样，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与债权人之间，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实践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因此，考察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必然遇到统一性不足而多样化的困难。为此，下文将以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作为分析框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做一些分析。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
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因此，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3]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这一观点的另一佐证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风险监管进行连篇累牍的论述，但对商业银行如何从监管中获取收益的论述却显得很不充分。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
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近年来，一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例如，在欧元区国家中，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复存在，有一半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另外，根据1999年各国中央银行公开出版物显示，只有35％的工业化国家将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内，而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则把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之外。[4]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从分散化监管向集中监管转化。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
3．监管依据的新趋势
为了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每个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制定出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依据。毫无疑问，这些金融监管法带有显著的国别特征。但就西方国家整体而言，其监管依据却有很大的共性。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巴塞尔协议”和1997年9月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对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很大的作用，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银行监管文献。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银行经营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1988年的资本协议已经越来越滞后于风险监管的需要。2004年6月，在经过长达6年的制定期后，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简称新巴塞尔协议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巴塞尔协议Ⅱ）。新资本协议反映了现代金融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例如，审慎合理的风险承担、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框架。虽然目前很多国家还不具备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但是随着2006年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十国集团①的实施,将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效仿。
4．监管对象的新趋势
20世纪早期金融监管的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非金融机构，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使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膨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使跨国银行和其他跨国金融机构与日俱增，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使金融监管对象日益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
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例，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已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表现在机构类型日趋多样化，发展迅猛，并且其资产和负债规模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领域日益拓宽，在金融创新、资产重组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而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在日本，由于银行、证券、信托以及保险业务、长短期批发零售业务、政策性业务等都是相互分离的，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加多样。因此，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济影响和货币供给两方面考虑，金融监管当局都不得不重视和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5．监管方式的新趋势
20世纪上半叶，金融学基本上处于定性分析阶段。20世纪后半叶，金融界发生了两次华尔街革命②，工程思维被引入金融学，标志着金融学进入了定量分析阶段。一些人开始利用数学工具研究金融，进行数学建模、理论分析、数值计算等定量分析，以求找到金融活动的内在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但是模型化监管虽然代表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然而这一方式无法避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具体地说，这种监管方法可能会使银行建立两套模型：一套用于内部风险评价的模型，该模型不遵照监管当局的参数标准，而是采用该领域内的最新技术，用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另一套模型仅仅用于决定监管资本，这套模型完全遵照监管者的要求而设定。也就是说，采用这种监管方法没有办法使监管者完全能够证实被监管者上报监管当局的风险价值是否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所确定的风险相一致。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许多经济学家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出了对银行资本监管的预先承诺方法（Pre－commitmentApproach，即PCA）。该方案的内容是：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间（例如一个季度），银行在测试期初向当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即下一个期间内将保持的最大损失值），为该期间内可能发生的损失做准备。在这一损失最大限额内，监管者不会介入，各机构自行管理和控制风险，如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时点违反了这一承诺，即损失超过了预定限额，监管者就会介入其具体活动，对其进行处罚。
预先承诺法能够将银行出于内部风险管理目的而计算出的风险价值同监管当局出于监管目的而要求银行确定的资本要求有效地联系起来。在预先承诺法中，每个银行预先承诺的资本数量是根据其特有的市场状况、经营环境以及各自在不同市场上业务水平作出的，因此解决了“一刀切”的问题。基于这两点考虑，1995年10月31日美国清算机构的成员银行在给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信中建议联储及其他监管机构考虑实施PCA方案。虽然这一方法尚未被纳入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但从中可以看出未来金融监管的基本精神——内外监管相结合，但更注重金融机构自身积极作用的调动和发挥。
三、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往往具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他们对金融监管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最高水平，其反映出的趋势对国际金融界具有深远的影响，也给我国金融监管予重要的启示。
从监管理论上讲，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时刻关注经济学和金融学发展的新理论，并在实践中善于吸收和应用这些理论。信息经济学作为现阶段金融监管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我国金融界应高度重视，在实践中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披露，避免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市场的不公正。
从监管实践上讲，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各要素的变迁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对我国金融监管具有借鉴作用。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是对我国监管目标的启示。安全优先、兼顾效率作为西方国家监管目标的基本原则，对我国尤其适用。目前，我国经济金融体系还不完善，各种经济金融制度还不健全，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来说，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仍然应该以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为首要目标。
二是对我国监管主体的启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采用分业监管的模式，即银行、证券、保险分别设置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加以监督管理。从全球看，虽然发达国家具有统一监管的趋势，但多数国家（82％）仍然实行银行、证券和保险的分业监管体制，有72％的国家的中央银行仍然负责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5]因此，我国不应该随波逐流，而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是对我国监管依据的启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旧巴塞尔协议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水平起到重要作用。《2005—2006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第三季度，14家全国性银行中，资本充足率达到银监会规定的8％的银行共计10家，占71．4％。[6]但是，由于实施新巴塞尔协议需要比较苛刻的条件，如可用于模型分析的大型数据库的建设，熟悉新巴塞尔协议的人才的培养以及高额的实施成本等，我国目前及十国集团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头几年里，仍将重点实施好旧巴塞尔协议，并逐渐将“监管当局的监管”和“市场约束”纳入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以期向新巴塞尔协议靠拢。
四是对我国监管对象的启示。由于非金融机构、金融衍生品市场和跨国银行及非银行跨国机构在现代金融领域中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忽视对这些监管对象的监管或者监管不当，也会像商业银行一样诱发金融风险，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例如，中国第二大外币债券发行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ITIC）因为负债累累和支付危机于1998年宣布破产倒闭，引起海内外震惊。这提醒我国今后要针对金融监管对象的变化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措施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五是对监管方式的启示。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先进的监管方式而言，我的金融监管方式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使用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合规性监管和标准化监管。行政命令式的监管不利于发挥市场的活力，也容易滋生腐败；合规性监管是一种事后监管，经常会遇到想要“亡羊补牢”却发现为时已晚；标准化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通过评估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及时和有针对性的提出监管措施，但该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对当今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风险预警能力。基于以上原因，我国金融监方式要积极吸收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理念，逐渐向数字化模型化监管转变，为以后更高级的承诺式监管做好准备。当然，实现这种转变不能匆忙上阵，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走循序渐进的道路，防止不切实际的跟进并因此造成重大损失。
注释：
①十国集团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
②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马科威茨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第一次明确地用数学工具给出了在一定风险水平下按不同比例投资多种证券收益可能最大的投资方法，引发了第一次“华尔街革命”，马科威茨因此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布莱克和斯克尔斯用数学方法给出了期权定价公式，推动了期权交易的发展，期权交易很快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成为第二次“华尔街革命”。
参考文献：
[1][3]韩汉君、王振富、丁忠明编著．金融监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5]白钦先．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保险监管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银行监管最优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愈演愈烈，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统计，自2008年以来，美国已有12家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破产；全美五大投资银行，其中三家被收购或破产，剩余两家也重新回归商业银行。这场危机还扩散到欧洲造成英国、德国等国家大量银行濒临破产，不得不寻求政府救助。这次金融危机造成了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最大的一次全球经济衰退。
在金融危机的当下，人们不禁开始反思金融自由化和放松银行监管的合理性。然而上世纪30年代后实行的严格监管后来证实严重抑制了金融效率，扼杀了金融发展。是否经历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又要走回严格监管的老路呢？到底什么样的银行监管才是最优的呢？面对这样的难题，最优银行监管理论又重新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
最优银行监管理论学说阐释
（一）银行监管成本收益说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银行监管效率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银行监管效率运用得最多的方法。由于成本只有与收益相对比才有意义，银行监管的成本—收益对比则反映了银行监管尺度松紧的合理性。如果能以更小的银行监管成本实现银行体系系统风险最小化目标，那么又何必付出更大的代价呢？因此，银行监管当局必然应该追求最大的监管收益以及在此基础上付出最小的监管成本。从这种意义上讲，银行监管就是监管当局依据现实金融运行情况，对各种影响银行监管成本——收益的因素进行调整和改善，寻求银行监管均衡边界这样一个动态的“帕累托优化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学者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银行监管失灵问题，提出了银行监管的成本收益说。
Moskow（1998）指出有效的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管当局在实现银行监管目标时，对银行业的经营活动带来的损失最小化。银行监管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减少银行体系的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它也会给银行业的运营带来成本。因此，有必要对银行监管的成本与效率进行比较分析。
对于银行监管成本的内涵，Elliehausen（1998）认为监管成本指银行为满足银行监管当局的监管要求而支出的成本和因此而承担的效率损失。他区分了监管成本中的机会成本和操作成本。对于银行而言，机会成本发生在银行的盈利活动受到监管的限制时；操作成本则指银行为满足监管要求而采取的特定行动形成的成本。
银行监管收益一般表现为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这在理论界几乎达成共识，争论最多的还是如何计算银行监管收益问题。关于银行业监管的收益计算比较困难，迄今为止关于银行业监管的收益的专门实证研究成果很少，困难之处在于监管收益指标选取及参照系选取都比较困难。有的学者通过比较银行监管放松后和放松前的状态，研究放松银行监管的收益。Besanko和Thakor（1992）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通过这个模型研究了银行业准入监管放松的效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准入监管放松可使贷款利率下降，同时使得存款利率上升，进而使借款人和存款人受益，而由银行承担相应费用。此外，由于准入监管放松了，银行的债务——资本比必然呈现上升态势。
（二）银行监管激励相容说
所谓银行监管的激励相容，指的是银行监管制度所涉及的各个主体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其核心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最优激励问题，银行监管当局需要设计出一套既能为银行提供适度激励，又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机制。
国际银行界对激励相容规制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始于1995年前后，以《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的推出与Paul和Brien（1995，1997）提出的“预先承诺制”理论（PCA）为标志。
《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允许各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法，即采用自己的风险评价模型（VAR），来确定其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然后，银行监管当局以各银行VAR模型的计算结果为依据，计算所要求的资本数量。这种内部模型法鼓励银行采用更成熟的风险评价技术来确定市场风险。然而，内部模型法也可能诱使银行为了符合监管程序而不是为了真实反映自身风险水平而设计VAR模型。
Paul和Brien（1995）首先提出了“预先承诺制”，即银行事先对风险损失最大数额作出承诺，监管部门到期末对银行交易的利润和损失情况加以检查，如果发现损失额超过期初的“预先承诺”数额，则以超额损失额为依据对银行处以罚款。Prescott（1997）和Arupratan（1998）分别发展了具体的“预先承诺制”的机制设计。他们发展的预先承诺制使银行经营目标与监管当局监管目标达到一致，实现了激励相容的监管效果。Kobayakawa（1998）改进了预先承诺模型，设计了激励兼容的模型。这个模型主要是运用激励理论设计某种激励兼容的机制鼓励银行披露真实信息以降低监督检查的成本。在均衡状态时，高风险的银行会选择高的资本金率。
此外，Dewatripont和Tirole（1994）运用监管激励理论，构造了“最优相机监管模型”，该模型基于他们提出的银行监管代表假说，把对分散的存款人的信息不对称分析引入存款人集体行动失灵问题，并将讨论集中在银行何时需要外部的干预和监管，以及外部人监管的激励方案。
（三）银行监管市场纪律说
银行监管的市场纪律是指银行的存款人、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在不同程度上关注银行的风险状况，并根据自身掌握的信息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措施，影响该银行的利率及其资产价格，从而对该银行的经营产生约束作用。作为市场这种外部力量对银行机构的制约，其本质是由银行机构的利益相关者来约束银行行为。
自Kane（1983）在《对存款保险改革的六点建议》中特别强调市场纪律的作用后，银行监管三大支柱之一的市场纪律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特别是1999年《美国现代服务法案》的实施和2001年《新巴塞尔协议》的颁布，使银行监管中的市场约束受到高度重视。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对市场纪律改善银行监管效率进行了理论研究。
Kane（1983，1985）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的银行监管体系试图通过对银行设定复杂的税收和补贴机制来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但由于监管者的能力及委托问题，使这一目的很难达到。相反，存款保险提供了使银行配置高风险资产并将这些风险转嫁给存款保险机构的激励，进而造成巨额补贴支出和较高的银行监管成本。要降低由此带来的银行监管高成本，就不得不充分运用市场方法来约束银行向存款保险机构转嫁风险的激励。Thomsom（1990）和Kaufman（1996）分析指出，银行监管体系和存款保险制度，会使银行的利益相关者不关心银行的具体经营和风险状况，缺乏动力对市场激励做出反应，无法使存款由经营差的银行流向好的银行。如果缩小存款保险的范围和规模，使银行监管与市场约束结合起来，将大大改善银行监管效率。
最近几年以来西方学者纷纷提出建议，要求银行持有一定比例的次级债务，从而提高市场约束的动机和强度。Wall（1989）和Gorton（1990）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通过发行次级债券来增强对银行管理层市场约束的观点。一般认为，银行证券的风险和收益状况反映了银行的经营条件和违约风险水平，因而，债券市场信息可以作为银行风险的市场信号。如果所有银行都要求发行同样类型的次级债券，那么监管者就可以很容易比较各银行的违约风险大小。Maclachlan（2001）得出发行次级债券可以显著提升对非投保银行的直接和间接的市场约束的结论。同时Jagtiani和Lemieux（2001）的研究发现，美国银行控股公司债券的买卖差价先于银行融资条件和信用评级恶化出现，这说明通过增加发行次级债券来增强市场约束是有效率的。
银行监管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银行监管经历了由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全面的严格监管，到放松监管再到重新监管的周期循环。
第一阶段严格监管，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银行在“看不见的手”的思潮影响下实行“自由银行制度”，银行体系基本上不受任何监管，但30年代经济大危机引起的巨大恐慌，彻底颠覆了自由银行制度理论，人们甚至认为为防止这种危机再次发生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于是对银行业实施了严格的监管。
第二阶段放松监管，经济大危机以来的严格监管致使上世纪60年代许多银行盈利能力降低，竞争力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这种管制是以损失银行盈利水平和效率为代价，反而使银行体系愈发不稳定。在金融机构不断开展金融创新，要求放松利率管制、提高效率的压力下，各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摒弃了严格监管措施，使银行业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三阶段重新监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次金融危机，让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开始对银行监管重新审视，在银行体系的效率与稳定性的权衡中采取了一种更加谨慎的态度，开始约束和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防范金融风险。
第四阶段放松监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金融界不断抱怨监管成本过高和过度监管成为影响银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相应地，金融领域再次出现放松银行监管的趋势。
20世纪以来全球银行监管从“严格监管—放松监管—重新监管—放松监管”的演变轨迹，正是一个不断调适监管限度并提高监管效率的最优化过程。与此同时，银行最优监管理论也必然随着金融实践不断地创新与发展。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在银行效率与银行监管两者之间权衡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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