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思维论文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体育美学；哲学思维；动态审美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2-0023-05

体育美学是一门运用美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人在体育活动中的美、审美、美感和美的创造的科学[1]。20世纪50年代，世界各国学者相继对体育中的美学现象产生浓厚兴趣，并赋予体育美以更加丰富的社会价值与内涵，体育美学也由此逐渐受到学界的推崇和关注，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2]。进入21世纪，凭借传播媒介的力量，体育运动得以全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极大促进体育运动发展，带给体育审美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存在一连串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以妥善解决，就会影响体育美学研究的发展。体育美学作为探讨人在体育领域内如何进行审美活动的学科[3]，强调体育审美实践的人文科学，发现及体验体育之美，系统科学地揭示体育美的本质和根源是其孜孜以求的目的。基于此，研究上述有关体育美学根源性问题，深入探讨体育审美与其他审美形式之异同，揭示体育审美实践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在当前我国进入休闲时代，审美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对积极引导人们由欣赏体育之美向鉴赏和体验体育之美转变，让体育运动不仅成为人们健身美体的工具，也成为人们获得幸福感的有效途径，具有积极意义。

1 经济大潮下的身心愉悦

20世纪末，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曾预言：到2015年，人类将走过信息时代的高峰，迈入休闲时代[4]。休闲作为一种在非劳动及非工作时间内以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以达到生命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目的的业余生活，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正日益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点，孕育出“休闲经济”新领域。

严格意义上讲，以休闲文化、休闲产业为核心的休闲经济是近代西方后工业文明的产物[5]，是与人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休闲需求密切相关的产业。西方传统休闲观认为“有钱”和“有闲”是休闲时代来临的两大前提，想要休闲，首先要有闲。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将这一“有钱”、“有闲”的群体称为“有闲阶级”。并将之分为两类：一类是用金钱量化了的传统有闲阶级，他们一方面拥有大量的金钱资本，可以随时为休闲娱乐买单；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进入了“金钱的体系”而更加闲不下来，因为想要成为有闲阶级的条件更加苛刻，台阶也更高，唯一方法就是――“更有钱”。因此，凡勃伦[6]认为，有很多这种明显有钱的人并不能称为“有闲阶级”，也构成不了休闲社会的主体。因为在物质社会“克服欲望比满足欲望还要艰难，有钱人克服欲望的方式就是尽量让钱多起来，以至于钱不能成其为欲望”。另一类有闲阶级是因减少欲望而产生的休闲方式，这种休闲并不需要“明显的有钱，明显的有闲，明显的消费”，只要闲适，即可休闲，也正是这部分人构成了今天休闲时代的消费主体。事实上，休闲之事古已有之，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就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境的中心”，认为“它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保持内心的安宁”[4]。而中文“人倚木而休”的形象注解，则更是直白而鲜明地道出了中国古人的休闲观。即休闲是一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生命状态，是精神的休整和身体的颐养。这种休闲观不仅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也赋予了休闲以真、善、美的人文价值。因此，从根本上讲，休闲是一种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是一种有益于个人健康发展的身心愉悦体验，是一种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外在显现[5]。

“休闲”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对于体育而言，体育实践本身就是一种休闲。胡小明[7-8]曾著文指出，21世纪的中国在发达国家的引领下走向休闲时代，进入小康社会，原来的体育理论里面缺少了什么？玩！他更是进一步指出，在休闲时代，体育只有完成了从“工具”到“玩具”的转变，才能在更高层次的社会发展中给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事实证明，当今以休闲娱乐为核心的大众健身、竞技观赏和民俗体育旅游等体验式休闲项目的火爆，正日益突显出体育运动强大的休闲功能和经济潜力。从体育美学角度审视休闲时代，休闲实质就是让体育真正回归到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的道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审美实践之中，真实地感受体育所带来的身心愉悦和幸福感。体育美学作为一门强调体育审美实践的人文科学，要树立以体验运动美，获得健康美，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体育审美实践理念。在休闲时代背景下，充分挖掘体育审美实践所具有的深刻内涵，深入解决体育审美本质问题，成为当前体育美学研究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2 体育审美的逻辑起点

休闲是一种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的目的，就是为了身心的调适与放松，进而获得幸福感和愉悦体验。但是，仅就近代哲学美学的“身体转向”而言，就曾经历诸多困难，以至于人们一谈起“身体”仍需种种解释和限定。其实，我们的身体及其运动能力很早便被人们关注并加以训练，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围绕身体的各种审美活动，却一直饱受非议与诟病，甚至被冠以“灵魂的牢笼，精神的枷锁”之名。当我们谈论“身体”时，“身体”首先指向“人的身体”，即生理性、器质性的具有血肉属性的实体，同时又是欲望化的包含着和痛感的个体。作为血肉实体，身体是“物”、是“形”，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更为灵动的“心”和“神”；作为欲望的个体，身体又是“感官化”的产物，是滞留于个体中的“”的载体，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更为深邃的“理性”和“智性”。然而当身体同时作为血肉实体和欲望个体的时候，它甚至被置于比普通之“物”还要低的位置和层次[9]，这也是为什么身体审美一直饱受非议与诟病的缘由。①因而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10]在其《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开篇便做出“（身体）审美本来就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之论。

体育审美中的身体并非仅仅指向物质、原始的动物性的肉体，而是指向那些经过文化陶冶的生理性、遗传性的文化、社会的身体运动形式，它不仅包含着随历史的演进和时间推移，而镌刻在身体上的体育文化和审美现象，也包含着随体育审美实践的推进而嵌入个体审美体验中的幸福感和健康之美。与此同时，将身体审美作为体育审美的逻辑起点，也并非是因为身体居于体育运动的核心和主体地位，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考量，因为身体审美作为体育审美的逻辑起点，就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观看来，它满足了作为体育美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3个质的规定性：（1）它是（体育美学）整个研究对象中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的东西，是“最简单的抽象”；（2）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是以后整个（体育美学）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在这个最抽象的概念中，潜在着尚未展开的全部丰富性；（3）它的逻辑起点也包含着（体育美学）历史的起点[11]。显然，身体审美具备构成体育美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条件，且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也成为了以后整个体育美学学科发展中一切矛盾的源头。

这一切矛盾的源头就在于身体作为连接客观物质世界与主观精神世界的媒介，虽然其将自身消融于意识之中，但身体作为连接客观物质世界与主观精神世界的目的性根源却一直存在：其一，作为物质根源，它追求于人的客观实在目的，即物质实在中，人对自身肉体有限性的无限功利欲求；其二，作为精神根源，它追求于人的主观合目的性的目的，即精神存在下，人对自身认识有限性的无限审美欲求。而当代身体审美则多是在专注于身体的外在形象之美，即过度强调身体审美的物质性根源，进而导致身体审美的工具化、肉体化，与此同时，在休闲经济鼓动下，身体消费成为某些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表征，久而久之，人也就成为了被动的、异化了的消费对象。

3 体育审美的支点

在自身的对象化活动中，人类大抵形成了3种把握世界的理论思维方式：一是宗教思维、二是哲学思维、三是科学思维[12]。体育美学之于母学科――美学，属于应用性学科，之于其他人文学科属于理论形态学科[2]。因此，体育美学研究采用何种思维方式“探讨体育领域内的审美活动”对于其当前乃至今后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认为，其无论选择何种思维方式解决体育审美问题，哲学思维都应是体育美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首先，体育美学脱胎于美学，美学脱胎于哲学，这是不争的事实。哲学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思维方式，其独特价值在于，它是自觉反思的理论思维形态[13]，因此，在宗教、哲学、科学3种思维中，哲学总是先把人的存在摆在世界的中心，然后把“思想作为无存在”作为反思前提，而审美活动的无目的，无功利、无概念亦正与“思想作为无存在”的哲学反思相吻合，故而哲学能孕育出美学。而美学对于哲学的脱离，或源自“思想作为无存在”在审美体验中的明证。即审美体验既是对作为“存在的思”的体验，又是对作为“无的思的体验”，即审美体验是对思的有――无之境的体验。因此，美学不仅将“思想作为无存在”反思的前提，还将“思想作为存在”的美的体验。顺延哲学反思路线，当前国内外美学研究均根植于哲学中汲取营养，枝叶伸向心理学获取阳光，并兼顾科学实验的定量分析，取百家之长为其所用。

其次，哲学思维兼有科学思维和宗教思维的内涵。宗教孕育了哲学，哲学孕育了科学，需要强调的是这3种思维的方法论问题，科学思维要求对象客观实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寻求事物的客观合规律性；宗教思维则要求对象的思想逃逸于存在，寻求事物的主观合目的性，而哲学思维则是要求把握对象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反思或思辨中寻求事物主观与客观的合目的与合规律。因此，基于哲学反思或思辨的逻辑演绎与归纳推理，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必备的基本能力，而基于哲学反思或思辨的逻辑演绎与归纳推理能力，亦是体育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哲学思维作为体育审美支点的关键所在。

在人类进入休闲时代，竞技走向职业化、精英化的时代，体育运动在强调身体运动物质性的同时，作为精神性的体育审美活动更应为人们所关注。在我国对体育审美活动进行观照的学科，只有体育美学，但国内体育美学研究对美学原理、审美理论讲得不多，对体育美、运动美的口号喊得不少，以至于体育美学研究至今仍有囿于“体育这也美那也美，但不知美在哪里”的藩篱内无法挣脱的尴尬。而本研究将哲学思维作为休闲时代下体育审美的理论支点，是出于对当前我国体育美学研究的现实考虑。中国体育美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学热，30年来我国学者主要对其研究对象和范畴、自身特征、体育美及运动项目的分类等进行探索，但一直存在忽视美学原理，不注重体育审美实践的问题，研究者一谈到美学原理，就把美学与生活中的疑似美感划上等号，给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硬贴上“美”的标签，凭空谈论这美那美，不讲美学原理和审美实践，导致体育美学研究逐渐沦为泛化的伪美学[14-15]，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缺乏思维训练和方法论指导。而哲学思维所具有的3大特征：辩证性（反思性）、批判性和实践性，无疑为解决上述体育美学研究难题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放眼世界，当前与体育美学诉求不谋而合的，应当非分析美学及实用主义美学之集大成者――理查德・舒斯特曼莫属，其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身体要进行积极的审美实践命题，成为国内外炙手可热的话题，其“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的哲学思维路径，为体育美学提供了极佳的范例。其身体意识及身体美学研究，也正是建立在通过哲学思维对前人身体理论和思想的批判与反思之上，即通过对前人身体哲学、身体美学问题的批判性继承和反思，在实践层面又不断探索，逐渐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学科体系：分析的身体美学，实用的身体美学和实践的身体美学。因此，哲学思维作为体育美学研究的支点，向上，可以借用科学研究方法（如审美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等领域）进行体育审美科学探索；向下，可以进行体育审美理论、审美现象分析，这是其他训练方式和实践探索所无法比拟的。

4 以想象力为中心的体育审美实践

体育审美是一种有别于其他审美形式的动态审美。因为体育审美与其他审美形式有不同之处：第一，就体育观众而言，体育运动由一系列连续的身体动作组成，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动态过程，时间上，稍纵即逝，空间上，不断变化发展。因此，体育审美是一种在短时间内对一系列连续变化的身体运动进行审美欣赏的动态审美，在此过程中，主体通过视觉中心体验到了运动者节奏、韵律等不同动感，感受到了生机勃勃的运动美和生命美。因此，体育审美是一种动态审美，体育审美对象――运动员或运动者，是作为运动着的动态的审美客体存在的，它不像一幅画、一件工艺品，可以留给观众较多的时间去体验美、品味美，而是呈现出稍纵即逝的、不断变化的、生机勃勃的运动之美。就此而言，我们给出体育审美是一种有别于其他审美形式的动态审美。第二，对于参与体育运动的运动者而言，体育审美是一种主体可以参与实践或体验的动态审美，它以身体运动这种切实可行的审美实践途径，使运动者不仅可以真切地体验到生机勃勃的运动美和生命美，也使得运动者真正地获得具有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健康美和形体美。这是其他审美形式无法比拟，也是体育审美实践与其他审美形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即体育审美不仅关注审美如何发生，还关注审美如何实践，及实践效果如何。

体育审美是一种有别于其他审美形式的动态审美。但这里存在一个体育审美的根源性问题，即我们看到或体验到的动态运动是凭什么得以鉴赏或审美的？其体育可以作为审美对象的根源在哪里？有一个提示：即仅从审美对象中寻找关于体育鉴赏可能的依据是不甚妥当的，因为美感毕竟来自于主体。美可以是纯然客观的，但美感的产生却必然是主观或主观对象化的。因为体育动态审美过程，实质上是想象力与实在对象的表象矛盾运动的产物。而这一产物即为想象力表象――审美意象，审美意象是思维在脑海留下的物理记忆痕迹和整体结构关系，而思维如何能在脑海留下物理痕迹，想象力与实在对象表象的矛盾运动又如何使得实在之物显现呢，体育审美认识要想对之加以妥善处理，就需接受一个名词――意识流。

意识流或思想之流是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6]提出，指人的意识活动持续流动的性质。其在1884年发表的《论内省意识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意识不是片断的连接，而是不断流动的，用一条“河”或一股“流水”的比喻来表达它最为自然。此后，就把它叫做意识流、思想之流或主观生活之流。詹姆斯提出“意识流”概念，强调思维的连续性及关系性，即思维不存有空白，始终流动，并且其总是与对象的表象或对象表象在意识的残存发生关系，詹姆斯称其为关系感觉；同时其也强调意识流之超时间性与超空间性，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因为意识使感觉中的过去、现在不可分割，使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前发生的一切都将随意识之流流向个体潜意识的深渊，同时其又总是对即将出现的对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前面我们所讲的在面对不断变化的运动动作时，想象力与实在对象的表象存在矛盾运动关系，即詹姆斯之关系感觉。我们观看顶级足球比赛（或奥运开幕式表演）时，主体的这一关系感觉便会随意识不断流动，并促使主体对不断发生变化的场景抱以极大兴趣。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想象力是夹裹在意识流之中，但想象力却存有意识最为重要的能力――创造性。想象力具有创造性，这一点无可非议，但不能将其和纯然被动的幻想混为一谈，首先，想象力通过视听觉和记忆力掌握现实及其形象的特征，并将现实世界印入心灵；其次，其不仅要求内在心灵显现于外在形象的现实世界，还要求外在显现的是现实事物的自在自为的真实性和理性，即以哲学的方式去思考，将内在理性化为具体形象和个别现实事物。而幻想则纯然被动几无可循的方法论，因而其最终只能将审美推向未知的虚无与怪诞。这里论及幻想与想象力之不同，不是去否定幻想的存在意义，而是为了凸显想象力与其不同的思维根基。黑格尔[17]认为才华或天才等都是通过想象力的创造，将内在绝对真理转化为现实形象的活动。其有关想象力的讨论，虽是在论及想象力对艺术创作的作用时进行的，但黑格尔对想象力的解释说明，却为解决体育审美问题提供莫大的帮助。

面对即将开启的以“分享运动”、“体验快乐”为主要特征的体育休闲时代，面对以竞技体育走向职业化、精英化，群众体育走向娱乐化、大众化的体育审美时代，作为拥有亿万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体育美学研究任重而道远。通过对体育美学中某些审美问题进行探析，通过逻辑归纳与演绎，在3大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哲学思维）中，确定哲学思维在体育美学研究中的不可或缺之地位；在动态与静态审美的思辨中，管窥体育之美存在的基石，探访埋藏于意识流之中的想象力，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希望能起到深化对体育美学及体育审美特征认识的作用。

注释：

① 所谈论的身体，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文化、还是社会的，都顽固地带有欲望化的象征，总是掺杂和隐喻着身体的生理学或医学属性，即身体与性有着天然的联系，以至于体育审美，虽然涉及的是身体运动，但仍然逃脱不了身体感官和欲望化的束缚。这也是哲学及神学家将身体视为“灵魂的牢笼，精神的枷锁”，并将身体存在定义为“影响人类进步”的罪魁祸首的因由。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 美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2] 胡小明. 体育美学研究述评[J]. 体育学刊，2008，15（10）：1-8.

[3] 胡小明. 体育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 马惠娣，刘耳. 西方休闲学研究述评[J]. 新华文摘，2001（8）：170-173.

[5] 于云. 休闲时代的审美契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启示与未来[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0（3）：122-130.

[6]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 胡小明. 小康社会体育休闲娱乐理论的研究[J]. 体育科学，2004，24（10）：8-16.

[8] 胡小明，张军献，夏兰. 休闲娱乐理论与体育俱乐部的发展[J]. 体育学刊，2005，12（2）：1-5.

[9] 陈望衡，吴志翔. 审美历史演化中的身体境遇――试论身体美学何以成立[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4（2）：1-10.

[10] 特里・伊格尔顿. 审美意识形态[M]. 王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1] 景天魁. 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12] 王国有. 哲学反思的审美维度[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3] 白晋湘，钟海平，刘少英，等. 论体育美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方法论[J]. 体育学刊，1996，3（1）：47-48.

[14] 胡小明，王广进. 面临休闲时代的奥林匹克主义与中国体育改革[J]. 体育文化导刊，2006（1）：36-38.

[15] 胡小明. 体育发展新理念――“分享运动”的人文价值观与青少儿体育发展路径[J]. 体育学刊，2011，18（1）：5-9.

审美思维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曾永成；美学；生态美学

[作者简介]陈定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732）。

曾永成教授从事文艺学、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近四十年了。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勤勤恳恳，以中国当代学者的人文关怀为己任，致力于对当代文艺学、美学的学科建构，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文艺学、美学事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感应论美学”“文艺学生态化”“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等，都是他立足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时代危机，如科技理性危机、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人性异化等，所提出的富有针对性的论题，填补了当代文艺学、美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诸多理论盲点，实现了理论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作者力图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前瞻性解决思路，较好地体现了一位当代学者的时代担当精神和理论创新意识。

曾永成在《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十年》一文中指出：“从1981年到2011年整整30个年头，是我真正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30年，也是我从运用系统原理到运用生态哲学研究审美，最后走进了人本生态美学的过程。”①围绕《以美育美》《感应与生成》等所论述的以“节律感应”为核心范畴的感应论审美观，以《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等为中心主张的文艺生态学思维，以及《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学原典的新解读，可以看作曾永成理论研究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部曲，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极富个性特征的代表性著作。作为当代学者的雅范，他在三十多年间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的著作，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审美文化精神嬗变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艺思想研究的时代风貌和精神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一、审美探本：感应论美学

1982年，曾永成发表《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一文，从系统论角度研究美学问题，从自然与人相统一的大系统出发，解读“自然向人生成”理念，指出美和美感生成这一过程中的系统性，并在各种系统中考察具体事物的审美性质、审美感受、审美关系实现条件等，具有开创性意义，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在这篇文章中，富有创新意义的“节律形式”的观点已经萌生。

在1986年发表的《审美特性“初感”再思》一文中，他提出了一系列与审美感应相关的创新性想法，其中有关“节律感应”的论述，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他认为：“审美来自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节律感应，审美活动是一种节律感应活动，审美关系也就是一种节律感应关系。”①他从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的“气”“气韵”论以及达尔文的“动物美感”说等观点出发，借助宗白华等现代美学家的卓见以及现代物理学的启示，联系审美活动的实际对审美特性的“初感”进行再思，力求更具体地揭示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在于节律感应。

曾永成对“节律感应”进行更为充分的阐述则是在1989年6月主编出版的《以美育美――美育理论和实践》一书内。该书从马克思关于“自然向人生成”和“美的规律”等观点出发，以“节律感应”的生命活动机制为基点，对美育的独特规律展开积极探索。全书分为原理篇与实施篇两部分。由他执笔的原理篇论述了美育的目的任务、特殊功能、系统工程和实施原则。实施篇则论述了表演艺术、造型艺术、语言艺术、综合艺术、现实美和科学美的美育问题等，其中“科学美的美育”一章由他执笔，提出了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美育观点，如对科学美的构成、审美特点、美育功能和美育实施的系统论述等，发前人之所未发。他在书中以“大美学观”的理论视野关注审美文化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中介作用和整合功能，关于美育的直接目的是培育审美的人，审美活动功能的目的和享受相统一的二重性，美育过程和效果的系统控制等内容，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对美育认知的深化与开拓。

曾永成所提出的“以美育美”以“节律感应”为基本原理，阐明了美育的基本理论和有关知识的同时，更从实践角度出发指出如何进行美育，突出美育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方法。这一理论与实践内容，不仅为从事美育教学相关工作的人员提供专业视野，更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美育理论乃至美学理论的深入探索；不仅拓宽了美育理论的观照视阈，并有助于推进理论与实践生活相结合，实现具体实施过程之中的有效指导。

1991年出版的《感应与生成》，以与《以美育美》不同的方式，对以“节律感应”为核心范畴的“感应论”审美观进行了更加系统化的阐述。《感应与生成》实际上是曾永成对此前未能正式出版的《普通审美学》一书的改写与补充。曾永成提出，节律是力度、气势、节奏、旋律及其“力的模式”（或张力结构）的总称，审美对象的具有节律特征的形式可称之为“节律形式”；节律是沟通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必要中介，这一中介通过相互感应的方式推进主客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与融合。

《感应与生成》一书引用西方“内模仿”说、“异质同构”说等美学、心理学观念，以及中国古代的典型事例作为依据，以音乐、舞蹈、绘画、建筑、日常娱乐活动等具体形式，证实审美活动都是以节律形式引起节律感应而产生美感的。他在融通古今美学精义的同时，将中国和西方美学在内在命脉上进行对接，把节律感应定位于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和生态本性，并对节律形式的类生命特性，它对意义表征和生命体验以及整合与超越的价值和功能，以及功利内容如何被赋予节律形式而转化为美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阐释。在这本书中，曾教授对“节律感应”这一审美本体特性问题的探索大体完成。

从1982年《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初探》到1991年的《感应与生成》，曾永成对围绕“节律感应”的论述层层深入，逐步系统化，并将之定位于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形成较为完整的感应论美学观。首先，他将系统论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审美研究中，作为探索审美研究的新课题和新角度，明确人类的审美活动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性领域。接着，他从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的规律出发，发掘出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价值内涵，其肯定性的感性显现就表现出事物运动和结构的节律，这就是所谓美的基本特征。然后，他将人的生命系统节律体现于自然与社会、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之中，并阐述在审美活动中，通过对有限对象之无限意蕴的感悟及其节律的感应，审美主体产生与审美对象无阻隔的感应契合，物我界限于情感间消弭。由此，审美主体在节律感应的和谐中达于精神自由之境，获得感性的享受，生成真正的审美美感。这就是他审美探本的积极成果。

曾永成所主张的感应论美学观强调，审美活动不仅归结为一种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论观照，而且本质上是主客体之间的感应活动。长期以来，传统美学倾向于把审美仅仅看作静态的认识论观照性活动，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由主体直接参与活动的审美方式，忽视了审美的节律感应特性。曾永成的感应论美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点，在马克思关于审美活动的“对象性”“美的规律”和“自然向人生成”等观点的指导下，打破了传统主客体两分的认识论美学，摒弃人类以往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惯性，解构人类中心论的古老论调，以“节律感应”理论揭示审美活动的本体性特征，将对美的形式表现性、意义感悟与生命的动力性体验相结合，突出感应论美学的内涵与特征实质。

感应论审美观强调，在审美过程中不可忽视对象和主体之间有两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即作为主体对对象的反映的审美意象，以及作为对对象与自己关系的反映的审美认知。而后，审美主体才有情感反应，即审美态度的情感表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本身的性质同审美主体所见到、感到的意象并不能等同，对象的自身性质与对象与主体关系的性质也绝非等同。简单的认识论观照难以解决主客体之间复杂的系统论联系。

基于“自然向人生成”理论，曾永成认为，“自然向人生成”说体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审美论的统一，并且指出世界本体是生成着的，“生成”乃是世界本体所拥有的内在属性。因此，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种种关系包括审美关系必然被包含于生成之中被不断地调整、修正和推进。生成本体论基础上产生的感应论美学，避免了把人作为绝对主体置于自然之外或其上的认识论思维惯性，而是把人置于自然之中，把自然看成是互相包含、渗透、交融的整体存在，强调美感生成的过程性、爱悦性、共享性等特征。感应论美学突破了传统认识论美学的固有看法，无论从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实际运用来看，都满足了现代化美学需要克服传统狭隘观念的现实要求。

在对感应论美学的论述过程中，虽然尚未自觉运用生态思维审视审美活动，但为审美活动生态本性的认定寻求到了明确的落脚点，即“节律感应”。“感应”是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揭示了审美的内在规律，其中蕴藏着审美活动与世界的生态整体性和生态进化的重要秘密。因而，以“节律感应”为中心的“感应论”美学是曾永成后来的人本生态美学的核心命题与特色所在。同时，源于“自然向人生成”规律的“生成”法则几乎贯穿了整个人本生态美学的学理过程，以生成本体论为哲学根基可以以更开阔的视野与更深邃的眼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所面临的生态难题。

由此，围绕“节律感应”等美学观点逐步系统化的感应论美学可以看作曾永成的美学研究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第一阶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说，当初从系统思维对审美的研究，乃是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真正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精义所指引的思维大道上探索前进。”①

二、绿色之思：生态学思维

2000年5月，曾永成的重要著作《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出版。这部著作被视为国内第一本文艺生态学专著，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作者受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思想启示，从文艺与人类及世界的生态关联着眼，以一种生态世界观或哲学观看文艺，在纷纭复杂的文艺现象与观点背后发现一种统一的内在秩序，从而实现了对长期困扰人类理性的人本主义美学与科学主义美学分裂与对峙的整合。

在这部著作中，曾永成以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即节律感应为理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文艺生态学理论构架。作者的理论由一系列文艺生态学观念组成，如含有生气、生机、生命、生殖之意的“生”的观念，含有和平、和善、和谐之意的“和”的观念，含有合作、合谋、综合、融合之意的“合”的观念，含有进取、进化、进步之意的“进”的观念，以及对与之对应的“生态气象美”“生态秩序美”“生态功能美”三种生态美形态的概括，都合理地汲取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的生命观念，契合文艺的本体特征，能准确揭示文艺与人类生态真实而微妙的关系。他给出的一套文艺生态学范畴，如总体性的文艺生态场范畴，作为子系统的文艺主体生态系统范畴、文艺本体生态系统范畴、文艺功能生态系统范畴，以及文艺生态资源、文艺生态结构、文艺生态位等范畴，作为其理论构架的“网”上之“结”，也都达到了艺术哲学与生态学的自然融合，能恰切地表达其文艺生态观念。而作为整个构架理论基石的“节律感应”概念，其学理内涵的阐发相当深入有力，起到了贯联各理论板块的枢纽作用。

将自然、社会、文化作为人类生存整体来看的人本生态观，所建构的文艺美学理论构架，是一种一元论的文艺美学理论构架。它以“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成论观点看待文艺作品这种客观之“物”，对科学主义美学进行了人本主义的综合；它以生态观念看待文艺作品的“主体性”，对人本主义美学又进行了科学主义的综合。这种综合思维，既贴近人类的生命本源，也贴近文艺的本性，称得上是对文艺美学的返本之思，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曾永成历时六载，殚精竭虑，忧患幽思，为我们揭示出文艺作为生态存在的真实景观与基本特征，开启了文艺美学研究的新途径，其理论贡献值得肯定①。

“文艺的绿色之思”是一种诗意化的说法，其基本内涵是在对文艺问题的考察过程中引入生态学思维，面向世界，继承传统，综合创新，将富有时代特色的前沿学术观念与生机勃勃的文艺当代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期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生态学。在作者看来，以“自然向人生成”的整体规律的提出，为生态学提供了最广阔的视野和最深刻的理论立足点，在生成本体论的基础上揭示其人本生态观的基本内容，是对马克思学说中的生态学内涵的深刻阐释。作者以此为基点，展开对文艺的生态学思考，对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及其生态功能进行了富有创建性的学理考察，寄寓了著述者诗意栖居、守护绿色的人文情怀。

有评论认为，《文艺的绿色之思》中所显露出的生态学思维最突出的意义无疑在于从自然中寻求审美的生态根源。如倪明在《“生态论文艺学”的开创之作》一文中指出：“‘文艺的绿色之思’，正是向大自然的绿色世界吸取生命的营养与活力，寻求文艺生存和发展的启示。”②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金钱主义”将激烈的竞争关系笼罩于自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等领域接连面临不可避免的失衡与难题，同时，人性生态的失衡与分裂更加严重，人与自然的冲突日益激烈。自然、社会、文化这个多层级的生态大系统，以其内在的生态关联生成并制约着文艺的需要和功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它的变化和演变，甚至会导致文艺领域出现畸形或异化。无论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来看，还是基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目标来考虑，我们的文艺都应该在自然的绿色之中探求审美的生态根源，维护和优化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人性生态的绿色。

从自然中寻求审美的生态根源，使文艺研究开启一条从自然生态吸取营养的“绿色通道”，推动生态学化的文艺科学的建构与完善。文艺领域在市场经济中对绿色的坚守与培育，有利于促进生态意识与绿色情怀的确立，为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实现生态平衡和优化，使经济、社会、文化在生生不息的创生中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真正自觉地珍惜和维护文艺的绿色本性，有助于推动物质与精神、理智与情感等多方面的生态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及其自身的和谐共生。从自然中寻求审美的生态根源，也有利于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促使尽早走出以人性危机为核心的“人类困境”，在中国和世界、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互补共生的绿色格局中推动生态文明的建构与实现，优化人类生态的绿色家园。

在此之前，曾永成已发表不少文章，直接或间接地探讨过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说的生态哲学思想。例如在《从生成本体论到人本生态观》一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生成本体论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人本生态观的特征与实质①。

曾永成在该文中提出“自然向人生成”，更简练地表达了“自然界成为人”的内涵，鲜明地揭示了自然生成运动过程中的“向人”属性。“自然向人生成”被马克思用来概括自然史运动过程的规律性，马克思把自然看作与人相联系的存在，并且认为即使是在人类诞生之前它也是向人生成的。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说揭示出关于世界本体的图景，一个从自然到人，由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到和谐，直至“社会化的人”即真正的人的生成过程，即自然在运行中由物质生成为人及其精神的过程。这是一个开放的、有目的、有方向的，以物质及其能量和信息为本原、以实践为自觉能动因素的生成过程，它最终实现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以及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达到了真正人的即“类存在物”的水平。

在曾永成看来，“自然向人生成”的哲学内涵揭示出了世界本体的“生成”属性，“生成”是世界本体的内在本性，由此，“生成本体论”应运而生。与哲学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本体论”相比，“生成本体论”的理论内涵具有诸多独特性，如：把本体看成从自然到人的生成过程，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内在地肯定劳动实践在自然向人生成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在以物质为基础、以实践为中介的前提下，理所当然地肯定精神的本体地位；充分肯定人自身的本体性，并揭示人在自然生成运动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对既有本体论合理因素的吸收和序化建构，突出了世界本体的生成性，肯定了世界的进化趋势，等等。“生成本体论”主张世界本体以人及其生成为本，在“为了人”和“通过人”的双重统一中确立人类的生态主体地位，即“人本生态观”。“人本生态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观，其根本特征在于树立了与“自然向人生成”的世界本体相对应的整体性的真理观和价值观；人本生态观肯定了人的存在和生成的生态性，即人是“自然―社会―文化”的生态产物等。

对“自然向人生成”“生成本体论”与“人本生态观”内在联系的阐述，标志着曾永成的人本生态观念的形成，开启了将自然、社会、文化、人性囊括在内的系统性视域，实际上挖掘出一种把终极视域与终极关怀结合于一身的世界观，这就为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思想提供了基础性平台。“人本生态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切入点，打开与现代人类生态学之间的沟通渠道，使之介入到当代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实践之中。对人本生态观的发掘和阐发为人本生态美学提供哲学世界观的前提，为当代美学、文艺学领域生态学思维的兴起与活跃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接着于1999年发表的《人本生态观与美学问题》中，曾永成将人本生态观与审美研究结合起来，向生态思潮吸取智慧，开始自觉地对美学学理本身进行生态学化的改造。他明确指出：“只有从人本生态学出发的美学，才可能对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努力给予切实有力的学理支持。而这也正是关系着21世纪中国美学理论走向的重要课题。”这是他面对生态思潮对“美学革命”的呼唤。他运用生态思维，论述了四个基本问题：“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精神之美的生态定位”和“自然之美的生态意蕴”。对于这些问题，作者都作出了明确的具有生态学特征的回答，因此，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曾永成人本生态美学理论的奠基之作。

《从生成本体论到人本生态观》和《人本生态观与美学问题》等文，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生态观对美学学理本身进行生态学改造，形成了“人本生态美学”的基本思路。可以说，以《文艺的绿色之思》等为中心主张的文艺生态学思维，作为曾永成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第二阶段，具有独创性意义与深刻价值。如宋坚认为：“曾永成先生另辟蹊径，其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从人类生态学和美感的自然生成这个独特的视角，系统地论述了文艺的本色、文艺的生成与发展，还原了文艺理论应有的终极关怀精神，从而给传统的、僵化教条的文艺理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文学和文艺理论重新回到它的原初本体――那就是生命之流奔腾不息、审美之花常开不败的艺术本体。”①

三、解读原典：回归人类学

2005年12月，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文艺新解读》出版。他在书中立足于当代语境，摆脱已有的流行性阐述，从实践论人类学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进行全新解读，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认知，为文艺理论界提供新的哲学思路与研究视角。

21世纪以来，整体性的人类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受到普遍质疑，市场经济与网络技术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失衡以及深刻的精神危机。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警惕狭隘化、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阐释倾向。这就需要从当今语境出发，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原典进行深入解读，与时俱进地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认识。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合新的现实要求，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就是从根本上调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哲学基础的认识。曾永成关注马克思主义早期作品中关于人类学的论述，并以之为理论起点，在“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基础上，认识到实践和人的“类本质”生成的独特重要性与整合效用，从而阐发其“实践论人类学”内涵，以此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整体形态的重新认识。“实践论人类学”契合了世界本体的生成论与生态属性，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绝对割裂，表现出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以实践论人类学为文艺学理论基础，可以有效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原典内容的屏蔽以及某些原则性的误解，更能够接近马克思原典的本意；可以帮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艺学顺利找到进入21世纪现实语境的切入点与适应性，推动对其学理阐释的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其时代功用；有利于文艺学理论基础的人类学回归，使其以一种更具包容性与整合力、更有价值导向意义的阐释模式展示马克思主义原典中更加广阔深邃的内在含义。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进行“绿色解读”。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传统阐释大多都从意识形态性开始，很少从人类生命根基的角度阐明文艺需要这一文艺活动的出发点，文艺的功能问题探讨难以深入。曾永成以这个根本问题为切入点，本着实践论人类学的整体精神，对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进行学理分析，再回归到基于两者统一的实践论人类学解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内涵。他回归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并将其最终落脚在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建设上，在生态思维中建构具有实践论人类学精神的文艺学新形态，将生态论文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当代课题。

曾永成以“走向类的融通”为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跨越中西文化的思维优势。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思维优势走向类的融通，不仅表现在“艺术掌握方式”论、“更加莎士比亚化”的自然性精神和“性格”与“意境”的类意识通观等具体问题上，也体现在关于文艺需要和功能这个文艺人类学思维和生态思维的核心问题上。由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就从原典出发被揭示出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最好的思想基础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及其文艺思想，这为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的世界图景、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以及最开放的思维空间。如高云涌在对《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的评论中所说：“在由于生态危机而使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今天，这种基于“返本”进而“开新”的解读，无疑有助于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的内在基因所固有的生命力，有助于使其更加深入而且有力地介入21世纪人类创建生态文明的历史性实践。”①

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一书，整体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在以往对生成本体论的阐释的基础上，从实践论人类学对之加以更加深入的考察，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新理解，即“生成本体论”说，而鲜明地区别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

首先，曾永成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不同，认为不仅要如以往的权威性解读一样，强调人与自然通过实践发生的共时态联系，更需要创新性地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实践对于审美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其是美与审美得以产生的根源，而在于将其从动物的对象性联系提升为主体性的关系。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这种生物性活动提升为主体性活动，并将主体性建立在对象性的基础之上，以此说明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这种联系先于实践，修正了以往实践是审美产生的内在根源的误读。

其次，实践本体论对旧唯物主义合理内涵简单摒弃，对这些已经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具有重要理论内涵的观点不予理睬，不可避免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化。而生成本体论重新唤起对马克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观的关注，纠正了实践本体论的这个思维误区，不仅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成性联系，更高度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观点，形成“自然―人”大系统的整体观念。

再次，曾永成从马克思主义原典出发，对“自然向人生成”进行科学解读，立足于整体性观点形成“生成本体论”主张，对自然本体论、人本体论、精神本体论以及实践本体论等本体论观点加以序化综合，将世界本体解读为不同形态内在联系的生成过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这种生成本体论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而深邃的视域，既将传统意义上的实践本体论纳入其中，又避免了它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并有利于真正吸收其合理内核和美学上的积极成果。

最后，在生成本体论的整体格局中，实践从审美根源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充当自然、人、精神和历史等诸种形态间能动综合的中介。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审美本体论所默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体现出自然生态规律对于人类实践的深刻制约性。在生成本体论中考察实践，对于今天的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极为重要。

以曾永成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作为思维框架进行考察，实践本体论所秉承的可贵的生态关怀与其基本理论内核之间的内在矛盾显露无疑。实践本体论美学追求表达人与自然发展和谐统一，较早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表达了生态关怀理念。而实践本体论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从实践中寻求美和审美的本质和根源，这种片面高扬主体性的实践正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本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把实践本体论回归到生成本体论，回归到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相融合统一的人本生态观，在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其加以科学的阐释，乃是实践本体论美学克服其生态关怀与基本学理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出路。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学回归原典的新解读，是在实践论人类学思维框架内对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科学阐释，可以看作曾永成走向人本生态美学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此外，阐释达尔文审美思想、研究杜威经验论美学的生态精神等系列文章，则是他扩展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学理思维、丰富和充实其学理内容的积极努力。

审美思维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审美；文化；会通；中国当代美学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89-05

审美与文化虽是不同的范畴，但作为人之生命意义与终极关怀的重要体现和实现人之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的重要途径，它们之间不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存在着互融互动的紧密关联。伴随着后现代消费时代的到来以及美学学科现代转型的内在需要，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相会通的趋势日渐明显。审美文化学和文化美学致力于会通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的学科尝试，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诸多借鉴与启示，促发我们以一种文化自觉意识省察与思考中国当代美学的知识生产路径问题。

一、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会通的学理依据

纵观美学史，不难发现美学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历来便是互动生成的关系。文化既为人类审美提供了具体的人文语境，也成为人的审美意识的外化和延伸。而审美则是人类文化的典型体现和最终归宿，“审美活动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体现形式，必然内在地展示主体发展的自觉历程以及它在文化上的进步”。古希腊艺术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②，而它无疑是植根于希腊文化的土壤而成长起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在美学艺术上所取得的空前成就，自然是和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倡导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文化思潮密切相关的。德国古典美学之所以能成为近代西方美学的顶峰，也和德国古典文化追求人之精神自由和道德完善的思想理念分不开。以中国百年美学的发展史观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受西学东渐之文化潮流的影响，才出现了与民族启蒙和传统文化批判相结合的美学热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之改造为主题，中国掀起了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及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种种西方文化思潮涌人中国之际，美学又肩负起了人性解放和文化复兴的时代重任。由此可见，美学与文化学之间的关联与沟通是自然而然、不可分割的。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思潮的兴起与泛审美时代的来临，将审美之维和文化之维的会通推向了前台。文化研究这个在西方起步较早“成名”却晚于后现代主义的人文思潮“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各种著作，从哲学殿堂里学术性最强的问题到人们以不断变化的方法评说和思考的身体问题，无所不容”。文化研究超越了单一的、确定的知识范围和学科领域，意在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实现跨学科的融通。此外，文化研究不主张对文本的封闭性阅读，而关注文化理论之于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力和效用性。“文化研究最终目标并不是文本，而是在每一个流通时刻的主体形式的社会生活。”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反文本倾向和实践精神，为处于僵化和封闭境地的美学理论在学术视野、旨趣、方法路径等方面的转型提供了重要借鉴。如果说文化研究只是一种学术思潮，那么，审美泛化则是人人可见可感的文化事象。消费时代的审美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的专利，而是急遽转向一个被广泛扩张和泛化的状态，日益蔓延和渗透到社会文化及大众的日常生活等各个层面。这种由审美泛化而来的文化状态，对传统美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僭越，促使其向着跨文化、跨学科的方向发展。诚如舒斯特曼所指出的：“美学研究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广了，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美的艺术的领域。不仅兴起了自然美学和环境美学，且出现了家庭美学和产品设计美学、日常生活美学、体育美学等等……审美化已经广泛地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之中、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因此，当文化研究扩展至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当审美泛化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之时，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的会通便成为一种适时、适势的必然。

审美与文化在本质内涵上的一致性，也使得审美之维和文化之维的会通成为必然。文化问题向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而“文化问题的重要，并不在于用多少种定义对它进行界定与描述，而在于把握其实质与指向”。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人不断地反思自我、超越自我，趋优而创新，迈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步。就其根本而言，文化指涉的是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化可利用它漂流在社会之中这一事实，超越社会狭隘的界限，探究那些对全人类至关重要的事件。它可以具有普遍性，而非仅局限于狭窄的历史性。它能提出终极问题，而不仅仅是那些实用的或狭隘的问题。”康德也曾指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一般地(因而以其自由)对随便什么目的的这种适应性的产生过程，就是文化。所以只有文化才可以是我们有理由考虑到人类而归之于自然的最后目的。”康德所谓的这个“能独立于自然界而本身自足”的终极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审美。“审美的这种形式合目的性，是自然与人类心理结构同构对应关系的实现，是对人类把握自然整体能力的培育，因而具有全人类的伟大目的，亦即康德所说的‘文化’目的。”因此，审美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从而成为“作为本体看的人”，也即文化――道德的人之重要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的会通，缘于两者均与人类对其生存状态与生命意义的关切紧密相关。

二、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会通的学科尝试

审美文化学和文化美学是以知识图景的方式，致力于沟通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的有效尝试。尽管前者重在将文化视角引入美学体系之中，并从审美超越的角度来塑造、提升和推进人类当代文化；后者则更多地立足于当下时代新的文化视野，以文化意识与文化精神为导向，来建构适应时展的美学理论形态。但在方法论立场和价值取向上，两者则是趋于一致的。它们都注重审美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通，都致力于个体生命意义与人类文明之理想形态的理论建构。诚如有学者所言：“真正的文化应当是审美文化，真正的美学应当是文化美学，两者都关照于人的发展状态。”

(一)审美文化学：文化的审美塑造与提升

审美文化研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内外广泛讨论但争议颇多的一个论域，仅就“审美文化”的概念界定和学科定位就存在诸多分歧。我们无意于对各家学说作盖棺定论式的最终裁决，而是

力图通过对审美文化研究的意义与内涵的分析，探究其在促成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的联结与互动方面做出的努力。

审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是消费社会的理论产物。20世纪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出现，以世俗娱乐为主导的消费文化勃然兴起，人们的审美观念也由单一性、封闭化状态而发展为一种极具扩张性的活跃因子，渗透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和文化层面。文化语境的变迁和大众审美观的转变，要求有相应的美学理论对此做出合理的阐释与审视。审美文化研究正是以一种对消费社会的文化转型的正面回应、对传统美学研究范式积极革新的姿态应运而生的。由于审美文化研究尤其重视文化在人类审美活动中的现实影响以及审美在人类文化形态中的意义生成，因而，在研究视野上，它试图打通审美与文化之间的隔阂，并将文化作为审美活动的一种崭新维度纳入到美学理论的阐释范围之中；在路径选择上，它摒弃了传统美学抽象而封闭的纯理论思考，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对与大众生活实践相关的审美文化现象进行阐释与分析。

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化涵盖了从阳春白雪的艺术高峰到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低谷。”从摇滚音乐到武侠小说，从艺术设计到商品包装，从风俗时尚到伦理生活，从电子传媒到图文艺术……一切与当代大众日常生活相联系，且含有审美因素的社会文化现象都被纳入到审美文化研究的视野之中。表面看来，审美文化似乎成了对消费时代诸多文化类型的一种概括，但审美文化并不能简单地与其划等号。不可否认，“由于生活方式在今天为审美伪装所主宰，所以美学事实上就不再仅仅是载体，而成了本质所在”，这使得“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媒介文化”等文化形态与审美文化存在着重合交叠之处。但不同的是，审美文化的基本出发点是美学的立场，审美价值含量标示了审美文化的特殊品质。如果说“消费文化”、“媒介文化”等文化类型的兴盛在极大程度上以迎合与满足大众的世俗享受为导向，审美多半只是作为一种外在装饰或符号象征，对其推销、推广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效应，那么，审美文化尽管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实用功利性，但它更多地基于人类精神升华的需要，将审美和艺术因素凝聚、内化于文化形态之中，以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最终目的。就此而言，审美文化是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功能性与审美性、现实性与超越性高度协调与统一的文化形态。

因此，审美文化研究绝不止于从学术角度对消费社会层出不穷的文化现象进行描述与分析，而是要沉潜到实践层面，对具体的审美文化现象进行实证性的个案考察，以审美价值和审美精神来塑造和提升当代文化的发展趋向，从而真正实现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的内在统一。这要求审美文化以一种有别于宗教精神与实践精神的艺术精神方式，也即依照“美的规律”介入到社会文化以及大众日常生活之中，彰显文化之于审美的现实影响以及审美之于文化的意义生成，以文化的现实关怀意识干预人的生存质量、精神状态及情感生活，以审美的超越精神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引导其尽可能地朝着全面、完整的人格理想发展，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也即“审美王国”迈进。正是通过将纷繁驳杂的文化事象纳入到美学的阐释体系，并以审美精神和审美理想来塑造和提升当代文化乃至人自身的方式，审美文化研究有效地贯通了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从而扭转了封闭式、独白式的美学研究格局，拓展了美学研究的领域与空间。

(二)文化美学：美学的文化学观照与阐释

与审美文化一样，文化美学的出现也是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现状的客观要求和美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逻辑延伸。面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与传统的高雅文化、主流文化分庭抗礼的语境，以审美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为出发点，以文化意识与文化精神为导向，建构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美学便势在必行。

所谓文化意识，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动态发展的眼光，一是兼容并蓄的胸襟。荷兰当代哲学家皮尔森认为：“我们在考察文化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已完成的事态，一个现状，而是把它作为现代文化构成其一个阶段的历史过程。”皮尔森对文化的动态性、发展性之强调，正切中了文化意识的内涵。这就意味着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不断发展变迁的文化现实，以一种动态开放、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适时地对其研究重心及学科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惟有如此，美学研究才可能保持自身的内在活力以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效阐释力。文化意识的另一层内涵――兼容并蓄的胸襟，则依赖于高度的理性自觉。人类创造活动的丰富性决定了人类文化在内容、类型及层次上的多样性、异质性和复杂性，而不同的文化形态只有在承认各自差异的前提下，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才能共生共荣。正如费孝通所说：“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个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在美学研究中，需要这样一种既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性和异质性，又探求不同文化背后的共通性和普遍性的自觉意识，以便在多元化的文化形态中，提炼出恒定不变的文化精神，对美学理论进行新的思考和诠释。

就其本质而言，文化精神则涵盖了创造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等诸多内涵。如我们所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文化存在物，人类实践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文化创造活动。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历史过程，也是文化精神不断积淀和凝聚，人自身趋向自由自觉的“类特性”的过程。因此，文化之于人自身的发展完善这样一种精神内涵，必然要求当代美学研究以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精神境界为己任，积极干预个体的现实生活过程，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当然，文化并非只作为一种进步和解放的力量而存在，对文化的不当使用也可能使其成为限制和贬低人的一种异在力量。比如，当前的消费社会中，人类审美价值取向上的物质享乐主义倾向、审美生产中的机械复制性做法、审美消费中的感性原欲的膨胀等都属于文化异化的表征。“在市场决定价值的文明体里，随着艺术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文化反而能够将自身的非必要性变成德性。它还能在这充满铁律和无情势力的世界里，为偶发事件、零星的特例、毫不相干的事物、奇迹般的例外大声疾呼。”⑩建设当代形态的美学学科，必然要求灌注新的文化精神，以文化的批判性、超越性来平衡和消解消费文化的世俗性、功利性，从而导引人类文化、文明的发展方向与进程。

事实上，早在20世纪末，胡经之先生就倡导走向文化美学研究。依照他的设想，文化美学既要坚

守美学立场和审美精神，从美学角度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具体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和审视；又要关注当今现实，探索当代文化如何走雅俗共赏之路，并唤起新的审美精神。这和我们对文化美学内涵的上述分析是基本一致的。尽管作为学术构想的文化美学与系统化的文化美学学科距离尚远，但仅仅是这样的学术倡导和致思取向，便体现出当代学人致力于沟通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的学科努力，从而为当代美学研究开拓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向。

三、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的会通

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启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应对时代文化发展的潮流对各种审美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观照与阐释，已成为当代美学亟需回答的时代课题。因此，美学研究应正视复杂多变的文化现实，重视审美与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拓宽研究视野，转变研究范式，坚持与时俱进，谋求新的建构。审美文化学和文化美学致力于会通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的学科尝试，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诸多借鉴与启示。

其一，当代美学的发展必须坚持形而上的理论思辨与形而下的现实关切相结合。这是美学学科走出僵化、狭隘的理论困境，寻求新的发展思路的有效路径。传统美学因缺少文化学的维度，一味执著于形上的理论思辨和抽象的逻辑演绎，从而在依靠哲学话语寻求学理完满性和逻辑自洽性的同时，忽略和舍弃了审美与整个社会文化及大众审美实践之间的联系。因而，在时代背景与社会境遇发生转变之时，面对层出不穷的审美文化现象，传统美学因无法对其作出合理有效的阐释，而陷入无能为力的尴尬境地。因此，我们呼唤当代美学从审美与文化的互动论视角出发，在完善自身理论建设的同时，积极介入日常生活领域，从生活世界中寻求生机与活力。这就是说，作为哲学的美学仍然必须坚持理论形态的学科建构，对审美现象及审美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与提升。作为“感性学”(Aesthetica)的美学理应用诗性智慧去关注现实生活领域中的审美实践与审美经验，力求在话语形态上实现由“形上向世俗”的蜕变，在价值指向上体现“重经验阐释和个性超越”的现实功能。总之，理性思辨与现实关切的结合，要求美学既不能满足于自语独白式的玄学思辨，也不能止步于简单的现象描述和经验实证，而要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审美事实出发，对具体的审美现象进行个案分析与考察，并将其抽象凝结为系统化的话语理论，用以指导人们的审美实践活动。

审美思维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教育；意识；教育技术

一、教育的本质

裴斯泰洛奇提倡自然的教育，他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完美无缺之人[1]。斯宾塞的教育观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2]。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即交往，“我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能存在着。”[3]这些理解都有道理，但并未完全解答教育的本质。国内亦有诸多理解。比如教育的“生产说”“培养说”“个体社会化说”“交往说”“自我建构说”“生命说”“指导学习说”“自由说”“存在方式说”“文化传承说”“教育就是教育说”等[4]。这些理解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出发对教育进行阐释，仅仅描述了教育的某个侧面，并未揭示教育的本质。要揭示教育的本质，首先要看到教育是一种人类实践活动。人类实践活动多种多样，比如科研、工业、商业等等。教育仅是其中一种而已。只是若无教育这种实践活动，人类自身再生产将被停止掉，社会本身就丧失了生产与发展的动力与目标，最后会导致人类衰落和社会倒退。要揭示教育的本质，还要看到其关涉人之生成。人需要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成。教育实践的根本特征在于其要为个体的自我建构和成长提供相应的外部文化环境。这个外部文化环境能够使得个体能够朝着特定方向成长与发展。这就是教育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区别。此种教育实践是独立于社会生活的教育实践，有着教育自身所独具的方式，比如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等。需要追问的是，个体的自我建构和成长究竟指什么？人具有主体性，这决定了其自我建构和成长都是自主的和自由的。马斯洛和马克思的观点都表明，个体的自我建构和成长的核心是意识目标的实现。意识实现其目标之后，结果反馈于意识自身，会使得意识处于一种新的状态和水平。这就是意识生长，它是教育学最根本之原理。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才是教育的本质所在。为意识生长提供相应的外部文化环境是教育之根本特征。“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这一判断或命题能够从已有学者的观点中得到印证。杜威说，教育即生长。其观点是对的，但没说透，因为教育是意识的生长。雅思贝尔斯说，教育即交往。其实教育不仅是客观的人际交往，更深层的是人的意识的相互作用。“个体社会化说”“培养说”“自我建构说”“文化传承说”等等对于教育的理解都能够从某一侧面或角度印证笔者关于教育的本质的判断。既然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人的意识的生长之内涵是什么？

二、意识生长的内涵

阿伦特将精神生活分为“思维、意志、判断”。思维指一种心智活动。其反面是“无思”。可将思维理解为思考。意志代表着人的一种精神能力，在这种能力中“意愿”与“不意愿”同时发生，象征着人的自由。判断指的是意识的反思能力。笔者认为，思维、意志、判断构成了意识的三种功能，或曰意识功能的三个维度。按照阿伦特的理解，思维、意志、判断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从图中能够看出思维、意志、判断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意识指向外部世界。它可被划分为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此划分对应着哲学所谈及的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如此，我们就得到了意识内容的三个维度。将客观世界作为意识的内容，可以得到三种意识活动，即科学思维、科学意志、科学判断。科学思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从静态来理解的，科学思维指的是科学认识活动过程中的思维。科学思维的目标是指向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客体及其关系[5]。第二层含义是从动态来理解的。科学思维是指对客观世界的思考和认识。此种思考和认识的过程显然是一种意识活动。从意向性来说，科学意志体现着意识对科学的追求。我们能从许多科学家身上看到科学意志。比如诺贝尔为了研制炸药而冒着生命危险做了上百次实验，艾迪生为了发明电灯而不懈探索地做了上千次实验，居里夫人为了研究放射性物质而身患癌症。科学判断是对科学的反思。科学反思，就是对科学发生发展的历程、科学活动所带来的成就与危害、科学研究自身的逻辑等进行思考。科学反思与科学思维不同。如果客观世界是A，那么科学思维是思考A；如果科学思维是B，那么科学反思是思考B及B的结果。科学反思决定着科学意志的走向。将伦理世界作为意识的内容，可以得到三种意识活动，即伦理思维、伦理意志、伦理判断。伦理思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从静态来理解。这是指伦理思维方式。简言之，它是对伦理现象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思考方式。它需要一定的伦理学知识做支撑。第二层含义是从动态来理解的。伦理思维是指一种心智活动，此种心智活动表现为对伦理世界进行思考。伦理意志是对伦理的欲求。它体现着伦理精神。关于伦理意志，胡塞尔提出了意志真理。这指将伦理意志作为表征生命的整体意志。意志真理追求的是可能最好的生活，它是最高善的实现方式[6]。伦理判断是对伦理的反思。伦理反思不仅仅是对伦理思维及其结果，也对伦理意志及其结果进行反思。可以说，一切跟伦理相关的，都能够成为伦理反思的对象。甚至伦理反思本身及其结果也是伦理反思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说，判断是意识三种功能中最高位的，可以称之为意识元能力。伦理反思作为一种意识活动，其学术结果是元伦理学。将审美世界作为意识的内容，可以得到三种意识活动，即审美思维、审美意志、审美判断。审美思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从静态来理解。这指审美思维方式。简言之，它是对美进行考察时所采用的思考方式。第二层含义是从动态来理解的，审美思维指的是审美这样一种意识活动，或曰对美或艺术的思考。审美意志表现为追求审美精神。或者说，审美意志是对审美的欲求。它是意识对审美的倾向性。对艺术家而言，它是其“灵魂”。人们的审美意志不同，表现为对美之追求各异。审美判断也称鉴赏力判断。我们将其理解为审美反思。它不仅仅是对审美思维及其结果，也对审美意志及其结果进行反思。可以说，一切跟审美相关的，都能够成为审美反思的对象，甚至审美反思本身及其结果也能成为伦理反思的对象。以上九种意识活动整体表征着意识的内涵。理解了意识的内涵，就能来讨论意识生长之内涵。从意识功能与意识内容的3x3模型出发，可以将意识生长的内涵理解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意识生长是指意识的三种功能在能力向度上的增长，即思维、意志和判断能力的增长。第二层含义，意识生长是指意识的三种内容(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的不断丰富。通过九种意识活动的开展，意识的三种功能即思维、意志和判断以及意识的三种内容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就会不断地生长。意识生长的条件是，需要为意识的三种功能提供合适的意识内容，这个意识内容就是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中存在的能够被意识所加工的原材料。何谓合适的意识内容？这个问题可从心理学出发来解答。维果茨基的“邻近发展区”概念可以用来判定哪些意识内容是“合适”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也能够为意识内容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认知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可以被用来做选择“合适”的意识材料的依据。厘清意识生长的内涵有助于深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从意识生长的内涵来看，这意味着教育的本质就是在于促进人的意识在思维、意志、判断三个层面作用于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的能力之生长。此种对教育本质的理解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的意识本质观。人的意识的生长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生长。既然如此，教育实践就应为个体的意识的生长提供相应的外部文化环境。这样一个外部文化环境能够使得个体的意识能够朝着特定方向生长。人的意识是生成的，具有主体性，这决定了教育不能直接干预人的意识的生长，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影响人的意识的生长。这种间接的影响方式表现在教育为学习者提供合适的外部文化环境。意识生长所需要的外部文化环境该如何被提供？这是教育实践的核心问题，与教育技术学息息相关。

审美思维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审美教育创新思维联系生活

一、在历史教学中实施审美教育的方法

1、教师应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感受形式美，从而加强学生审美教育。所谓美，就是既要使人愉快、舒畅，又要让人为之而去追求和奋斗的。人最初的美感是对外在形式悦目的色、线、形、悦耳的声音引起的生理。教师应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感受形式美，以加强学生的审美教育。

⑴把握教材形式美，加强审美教育。现行历史教材以它的和谐性、统一性、奇异性等特性表现的美。教师可以从教材中五彩缤纷的图画图案、各色的大小文字等让学生获得最初美的；然后从完美体现内容的形式结构让学生产生生理，如课文结构严谨，排版有序，布局和谐统一，匀称又多样化，让学生感受美；再后从课文字体、层次结构等方面让学生感受美。这些美使学生塑造自身人格美有了丰富的土壤。

⑵设计教学形式美，加强审美教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艺术性越强，审美价值就越大，对学生感染力也就越强。因此，教师应精心设计教学形式美，而设计教学形式美，主要体现在课堂的艺术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方面。教师可以在教学中用导入新课的新颖话语、新颖的课堂设计、生动活泼而又诙谐幽默的语言以及幻灯、图画、电视、多媒体电脑、录像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调动学生多种感观，使学生心动，使学生欣喜，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感受到历史教学中的形式美，加强审美教育。

2、教师应挖掘历史教材内容，让学生感受内容美，以培养正确的审美观念和能力。 所谓内容美就是指内在美，是人们审美中重点欣赏的美。历史课美育的重要任务是思想教育。内容美就是内容具有科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因为内容的趣味、格调符合自己志趣、情操，是积极向上的并能使之升华，从而感到情投意合、心情舒畅，进而获得高级的心理美感，受到思想教育。历史教师要对教材内容直接加工提炼，让历史内容所蕴含的美育因素得到尽可能的发挥，从而使学生获得相应的审美体验。具体表现在：

⑴从历史教材中展示的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典型人物、楷模的事迹和精神品质方面，加强学生审美教育。历史教学渗透的美育，总是离不开事实和人物，总是依附于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认识、理解、评价之上的。它不像"政治"凭科学理论说服人，也不像文学依藉人物、情节的描写感染人，而是以事实为基础，以人物为楷模来启迪人。因此，历史教学中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各个时代的重要人物身上，研究他们如何表现出主人翁责任感和在历史上如何显示种种美德而成为伟大的楷模，从而使历史教学在准确地完成明确的教学任务的同时，有意识地给学生以心理和行为上的引导，让学生感受到人物的内在精神品质美、人格美。

⑵从民族美德和文化遗产方面，加强审美教育。中华民族有许多优良民族美德，她重礼仪，重道德；她勤劳，善良，自尊自爱；她热爱祖国，爱好和平；她自强不息，发奋进取，努力创造；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美德。教师在教学中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分析教材内容中的民族美德，把那些与无产阶级的美相一致的继承下来，再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运用正确的方法，把课本中所蕴含的美如春风化雨般渗透到学生心田，让学生轻松地受到审美教育。

⑶展示教师示范美，加强审美教育。一个人的穿着、仪表、言谈举止的风度是其思想、道德、情操、意志、智能的外在表现，是人的性格和气质的自然流露，所以教师在教学中的示范美对崇尚美、追求美的学生影响巨大。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展示示范美，加强审美教育。

二、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就必须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用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和途径培养学生在接近客观历史原貌的前提下对历史现象进行认识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可以运用以下几种方法和途径：

1、重视课堂教学的"角度创新"。从不同的角度或视角看待同一个历史现象，很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历史结论，重视"角度创新"即历史教师引导学生先对历史教科书中得出的结论进行分析，探究此结论是从哪个"角度"或"视角"观察得出的，然后启发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一历史现象，帮助学生自己去评价、完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