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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投行工作总结

银行投行工作总结

银行投行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效率评价

一、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的演变历程

(一)组织结构理论

组织结构是指组织的基本架构,是对完成组织目标的人员、工作、技术和信息所作的制度性安排,是组织职能和效率的统一体.体现企业的经营特点和战略思想。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其经营传递效率和管理的有效忖乃至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需要合理有效的组织结构安排。

(二)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演变

1.业主制。由商业银行业主直接指挥员工进行业务活动,员工只能听从所有者的指挥,没有任何经营权和决策权。

2.职能式组织结构。职能式结构是一种集权的组织结构,又称U型模式,其特点是金字塔型。即总经理是商业银行的最高领导者,在总经理下面按职能不同设立管理机构,各业务部门由副总经理或经理管理.每个部门又按照需求分设各具体业务部门如营业部、信贷部等。

3.事业部式组织结构。又称H模式,其特点是在最高管理层的统一领导下,将整个组织划分为若干事业部,各个事业部实行相对独立经营、独立核算.拥有高度经营自主的权力,根据最高管理层的方针、政策和统一制度,全权指挥其所辖各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上级赋予任务全面负责。

4.矩阵式组织结构。矩阵式组织结构又称M型模式.它把按职能部门和按工作性质划分的小组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矩阵的管理方阵.使同一名管理人员既同原职能部门保持组织上业务上的联系又参加完成某一小组任务的工作。

5.网络状结构。在该结构中,每一个员工的信息来源和工作要求不仅仅限于纵向职能部门和横向的管理部门,他将按照实际需求对多个任务做出响应。同时也接受多个方向的信息和要求。这种方式将极大地发挥员工的技能,减少组织间的摩擦.增加组织的灵活性和竞争力。

(三)现代商业银行业的主流结构和特点

矩阵式是适应现代商业银行需求的最适合的模式,并逐渐成为现代商业银行业的主流模式。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正加速推进组织架构的矩阵式改造.以提高市场竞争力。矩阵式组织结构的优点主要表现为:

1.矩阵式组织结构有利于缓解高级管理层的协调压力,使其集中精力制定战略目标、决策和规划,并对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2.矩阵式组织结构能有效发挥员工的专长.减小银行的人员规模,提高人员的利用率。

3.矩阵式管理能够促进业务运作在横向和纵向上的交叉制约。强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二、我国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一)商业银行现有组织结构的特征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商业银行在机构设置上,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进行设置的,经过市场化改革以后.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组织结构特征:

1.在组织结构方面.商业银行采用的是职能式的总分行制。其经营模式有行政色彩。主要表现在总行对下属分支机构的管理沿用了国家机关的管理模式,埘人、财、物的管理和调配均采用行政管理模式。

2.分支机构的设置以行政区域划分,而且布局雷同。总行作为一级法人,对全国各级分行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度、分级管理,各级行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经营。

(二)我国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

1.部门之间分工不明确,职能交叉重叠,内耗十分严重。排队论中的Earlang公式证明了这样的道理:如果工作分的过细,设置的部门过多,会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发挥.不能适应现代多变的金融市场和激烈的竞争需要。

2.由于机构层次多、管理跨度大.加上分支行受自身利益驱动等多种因素影响使得总行机关对分支机构控制失灵。

3.沟通成本的剧增和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延长垂直的信息沟通渠道,从而会增加信息传递时间,而且可能造成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失真.导致延误时机和决策失误等情况发生

4.金融资源配置分散化和低效率,使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下降。由于各地区经营环境和管理水平差别很大,一些经济总量很小,发展缓慢的地区也设立了很多机构,这就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机构中较为严重的规模不经济问题。

三、我国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再造

我国商业银行组织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因此进行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再造是提高竞争力,迎接金融全面开放的必需之举。本文提出我国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再造的设想如下:

1.在组织结构上实施矩阵式组织结构。由于目前银行的业务种类,基本上已经和国外大银行的业务种类相同,因此采用国际主流的组织结构可以解决现存的组织协调问题,使高层领导更多地集中精力制定重大决策和战略规划,加强银行快速响应能力。

2.扁平化组织结构改造。我国商业银行组织结构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设置不合理,委托链条长,分支结构多。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进行扁平化组织结构改造,建设成大总行.小分行结构。营销渠道设立为总行一分行一分理处三级设立.彻底消除省分行、地市分行、县分行的区别。

3.按照经济区域设置分行。按照经济区域设置银行分行就是说按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信贷需求设置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而不再延用原有的思维模式,即不管是否盈利.只参照行政区域设置分支机构.对当地经济的发展状况及银行的投入产出比考虑的较少。

4.充分利用新型银行模式,发展离行式银行服务。如自助银行、电话银行、呼叫中心、手机银行和网络银行等

四、我国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再造的效率评估

(一)效率评估模型介绍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来对商业银行进行效率评价。该模型由Chames、Cooper和Rhodes-位学者于1978年提出,利用数学线性规划将企业的多项投入与多项产出项目数据,投射在坐标空问上,求出最大产出或最小投入为效率边界.以衡量各决策单位(DecisionMakingunits,DMu)的生产效率。这种方法有以下优势:

1.DEA无需构造一个确定的基本生产函数和估计函数参数系数。可避免函数型态的人为错误设置所导致的不准确结果:

2.DEA可以通过数学规划方式客观产生权数并且有效处理投入(或产出)单位不一致的问题;

3.DEA可以有效处理定性与定量投入(或产出)指标的问题。

DEA方法能在同其它银行相比较的情况下测量出某一银行相对效率。每个银行都有相同的投入和产出变量,它通过将一个银行所提供的服务和其资源同其它银行相比较,将多个投入和产出变量转变为效率评价指标。将效率最高的银行的效率定为1。其它银行的效率定在0到1之间。对一组银行中某一个银行相对效率的计算如下:假定这组银行的个数为n个.每个银行都有s个输出变量和m个输入变量。Yjk表示第k个银行的第j个输出变量,Xik是第k个银行的第i个的输入变量。第k个银行的相对效率Ek,计算公式为:

其中,V,U分别是第k个银行的第i个输出变量和第i个输入变量所占的权重。数据包络分析对权重的选择是在没有负的权系数的情况下,使得每个银行的效率评价指标最大化,而且所估计的效率指标不大于l对于具体银行,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可以看作线性规划问题,决策变量是银行的输入和输出变量的权系数。对于第k个银行(k=1,2,……n)在该公式中定义的相对效率E,使得E最优化的问题可以转化成如下的线性规划问题:

其中,iX为第i个决策单元的m维投入向量,jY为第i个决策单元的s维产出向量。kX、kY是被评价的第k个银行的投入、产出向量。这里的OIU是第k家银行的效率值,满足0≤e≤l。当e=1时,表示该银行是效率前沿面上的点,因而处于有效状态。该模型是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的模型,其经济含义是当第k家银行的产出水平保持不变(投入导向)时,如以样本中最佳表现(处于效率前沿面上)的银行为标准,实际所需要的投入比例。1-0就是第k家银行多投入的比例。也就是可以减少(或称浪费)投入的最大比例。

(二)投入与产出指标的选择

本文运用DEA方法进行商业银行的效率评价,考虑计算过程的复杂性和数据的可取性,同时由于各个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情况不同,所以本文以一家商业银行的所属分行情况进行比较,不同商业银行之间的比较情况在本文不作讨论。所选取的指标体系主要为:投入指标:期内平均人数(x1)、期内资产平均额(x2)、期内成本(x3);产出指标:期内存款余额(y1)、期内贷款余额(v2)、期内利润(y3)。超级秘书网

(三)实证分析

现以某商业银行10家分行在上述投入、产出指标上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将上述各家分行的投入、产出的数据输入Matlab6.5软件(Mat1ab软件是由Mathw0rkS公司用C语言编写的著名的工程数学应用软件,具有强大的矩阵运算能力和方便、直观的编程功能),经过计算机处理后.计算结果如下

银行投行工作总结范文第2篇

(一)美国投资银行股权结构极为分散

一是在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中,虽然机构投资者股东占有多数,但股权却被众多的机构投资者所分散。我们选取2000年9月12日总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添惠、高盛、美林、嘉信、雷曼兄弟来分析,可计算出这5家投资银行的机构投资者股东(加权)平均持股比重为49.3%;它们由数百个甚至1000多个机构投资者拥有。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机构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为54%,这部分股权分散在1822个机构投资者手中。

二是个人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银行股权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十大投行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为53.5%,远远高出S&P500公司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42.8%,其中高盛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高到8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更是高达95%。

三是投资银行的股权集中度较低。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只有1.52%。前五大投行中只有美林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较高,为13.35%。如以投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重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则美国五大投行的平均股权集中度仅为15.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股权集中度为3.34%,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股权集中度为4.56%。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具有高度流动性

美国投资银行绝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其发行的股票大多是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活性股(即扣除公司高管人员和员工的内部持股、持股比例达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票以及其他在交易上受到限制的股票后,其余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在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中,活性股(加权)平均所占比重达到74.9%。其中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活性股比重高达98.2%,美林证券的活性股比重为82%。而美国十大投行中的活性股平均所占比重为68.8%。由于股权比较分散,美国投资银行的股东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常常大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因此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

(三)美国投资银行推行员工内部持股制度

为了有效地激励员工的工作,美国投资银行除采用高工资、高奖金对员工进行短期激励外,还普遍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来对员工进行长期激励。通过内部职工持股使公司的高成长性与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制度上保证了投资银行长期稳定发展。内部持股大多是发起人持有或实施长期激励策略(如员工持股计划)而产生的,这部分股权的流动大多受一定限制,反映了经理层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约束机制在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10大投资银行的平均内部持股比重为11.9%,前五大投资银行平均内部持股数为24.9%,其中高盛内部持股比重最高,达78%。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上的银证分业管理、法规上的限制以及机构投资者对组合投资策略的偏好,美国投行的股权极为分散。在这种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机构投资者股东由于本身的短视性、信息和专业能力的局限性、参与治理的成本约束及其公共产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积极主动的直接参与投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买入和卖出股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投行经营效益的评判,使投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二、董事会结构

作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和其他行业的公司董事会一样,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同时,由于美国投资银行内部不设监事会,因此其董事会还兼有审计监督的职能。一般的,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具有以下特征:

(一)美国投资银行中独立董事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投行不专设监事会,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人数较多,独立董事成为监督公司经营管理的主力。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会中只有两个内部董事,美林证券、帝杰则只有3个内部董事。对独立董事的数量规定,如NACD(1996)要求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实质性多数”;美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Calpers)的《美国公司治理原则》甚至采取了更为极端的准则,认为最“理想”的董事会构成中,CEO是唯一的内部董事,其余完全由外部董事构成。同时,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这实际上表明了独立董事可以履行批准管理者薪酬、选择决定公司审计师、独立与审计师商讨有关会计和内部控制事宜、挑选董事会候选人等职责。

尽管美国投资银行中的内部董事所占比重很小,但这些内部董事在公司内一般都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两个内部董事,一个是董事长兼CEO,另一个是首席营运总裁COO。内部董事身居要职,一方面有利于董事会所进行的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这有利于减少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使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长普遍兼任CEO

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董事长和CEO都是由一人担任,在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董事长兼任CEO的比重高达70%,同时,多数董事长在董事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核心作用,副董事长则辅助董事长工作。

(三)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以协助经营决策并行使监督职能

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大多设有以下三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主要是独立董事。①审计委员会:负责督察公司的内部审计程序、财务控制及存在的问题,并和外部审计机构的监督审计相结合,保证公司的运作和财务报告等满足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②薪酬委员会:制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分配方案;③提名委员会:对内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评价。如美林证券董事会下设稽核与财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管理发展及薪酬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一方面为董事会提供管理咨询意见、协助行使决策与监督,另一方面也对公司内部管理的改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激励机制

西方国家投行一般都制定了明确的薪酬激励政策。激励机制采用了流动性、收益性、风险性和期限互不相同的多元化金融工具,激励机制公开透明,形式灵活,并通过这些不同金融工具的组合运用以达到最佳激励效果。美国投行的激励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一)激励机制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倾斜

美国投行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激励,给予他们极为丰厚的待遇。以董事长兼CEO的现金收入为例,1999年度,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Purcell,PhilipJ)总收入达2109.7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为77.5万美元,奖金1211.3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为821万美元。五大投行的董事长兼CEO总收入平均为1752.4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66.5万美元,奖金收入982.18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703.76万美元。

概括起来,高管人员的收入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奖金数额远远超出工资总额,美国5大投资银行1999年度董事长兼CEO的奖金平均为其工资的14.8倍;其中高盛董事长兼CEO(Paulson?熏Jr.,HenryM.)的奖金是其工资的53.5倍。

二是股票期权等其它激励性收入在现金总收入中占有很高比重,美国前5大投资银行董事长兼CEO的股票期权等其它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高达40.2%。

三是对高管人员的股票期权激励程度总体较高。主要表现是高管人员手中持有的大量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例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除已实施的股票期权外,手中还有到期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316万股,未到期不可实施的股票期权49万股,加上已实施的股票期权44万股,共获股票期权409万股,占公司发行在外股票的0.36%;雷曼兄弟董事长兼CEO的这一比例更高达1.77%。

(二)激励形式多样化

如美林证券根据员工在公司的不同职级、不同服务年限、不同工作特点,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奖励计划,使员工从进入公司到离退、从年轻新手到资深专家都能享受不同的阶段性激励。

(三)激励目标长期化

美国投资银行普遍采用即期激励和远期激励相结合、注重引导高管人员行为长期化的激励机制。如美林证券在保证员工基本薪酬不低于本行业平均水平的前提下,利用不同期限的金融工具进行组合设计出以中长期为目标的激励方案。美国投资银行采用的这种激励机制,使公司的成长性和高管人员、普通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保证投资银行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四、监督约束机制

美国投资银行不设监事会,投资银行对经理层的监督约束机制一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的调查稽核委员会,部分地代行审计监督职能。二是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对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公司必须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计划;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变化;董事和主要执行官员的资历、信誉和报酬;与雇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关的重大事件。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经理层的一种制衡约束手段,也是对公司进行市场监督的基础,它使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经营成果始终都受到市场的评判,是对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三是外部市场监督与制约。投资银行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最终的经营成果都要接受市场的评判。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评判采用不同的投票方式。公司业绩和股价的不良表现可能会引发公司被收购兼并的危险,公司的经理层也有被取而代之的职业风险。这是对经理层滥用权力、实行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

五、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

美国投资银行的一大特色是董事长是否兼任CEO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业绩相关。我们权且选取权益资本回报率作为治理结构的绩效指标,从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选出权益资本回报率高于25%的投资银行共5家,将这五大投资银行作为一组,剩下的5家作为第二组。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董事会和经理层越是融合,越是有利于权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这种融合一方面表现为董事长和总裁在公司运营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董事长也是公司经营班子的成员(兼任CEO),能够保证董事会和经理层的高度一致;另一方面表现为内部董事在董事会身居要职,而他们一般也属于公司经营班子。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业发展报告(2004)》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9;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3]蔡鄂生主编《银行公司治理与控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2;

[4]埃瑞克.G.非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11。

银行投行工作总结范文第3篇

(一)美国投资银行股权结构极为分散

一是在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中,虽然机构投资者股东占有多数,但股权却被众多的机构投资者所分散我们选取2000年9月12日总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添惠高盛美林嘉信雷曼兄弟来分析,可计算出这5家投资银行的机构投资者股东(加权)平均持股比重为49.3%;它们由数百个甚至1000多个机构投资者拥有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机构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为54%,这部分股权分散在1822个机构投资者手中

二是个人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银行股权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十大投行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为53.5%,远远高出S&P500公司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42.8%,其中高盛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高到8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更是高达95%

三是投资银行的股权集中度较低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只有1.52%前五大投行中只有美林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较高,为13.35%如以投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重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则美国五大投行的平均股权集中度仅为15.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股权集中度为3.34%,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股权集中度为4.56%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具有高度流动性

美国投资银行绝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其发行的股票大多是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活性股(即扣除公司高管人员和员工的内部持股持股比例达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票以及其他在交易上受到限制的股票后,其余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在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中,活性股(加权)平均所占比重达到74.9%其中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活性股比重高达98.2%,美林证券的活性股比重为82%而美国十大投行中的活性股平均所占比重为68.8%由于股权比较分散,美国投资银行的股东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常常大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因此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

(三)美国投资银行推行员工内部持股制度

为了有效地激励员工的工作,美国投资银行除采用高工资高奖金对员工进行短期激励外,还普遍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来对员工进行长期激励通过内部职工持股使公司的高成长性与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制度上保证了投资银行长期稳定发展内部持股大多是发起人持有或实施长期激励策略(如员工持股计划)而产生的,这部分股权的流动大多受一定限制,反映了经理层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约束机制在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10大投资银行的平均内部持股比重为11.9%,前五大投资银行平均内部持股数为24.9%,其中高盛内部持股比重最高,达78%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上的银证分业管理法规上的限制以及机构投资者对组合投资策略的偏好,美国投行的股权极为分散在这种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机构投资者股东由于本身的短视性信息和专业能力的局限性参与治理的成本约束及其公共产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积极主动的直接参与投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买入和卖出股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投行经营效益的评判,使投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二董事会结构

作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和其他行业的公司董事会一样,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同时,由于美国投资银行内部不设监事会,因此其董事会还兼有审计监督的职能一般的,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具有以下特征:

(一)美国投资银行中独立董事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投行不专设监事会,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人数较多,独立董事成为监督公司经营管理的主力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会中只有两个内部董事,美林证券帝杰则只有3个内部董事对独立董事的数量规定,如NACD(1996)要求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实质性多数”;美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Calpers)的《美国公司治理原则》甚至采取了更为极端的准则,认为最“理想”的董事会构成中,CEO是唯一的内部董事,其余完全由外部董事构成同时,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这实际上表明了独立董事可以履行批准管理者薪酬选择决定公司审计师独立与审计师商讨有关会计和内部控制事宜挑选董事会候选人等职责

尽管美国投资银行中的内部董事所占比重很小,但这些内部董事在公司内一般都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两个内部董事,一个是董事长兼CEO,另一个是首席营运总裁COO内部董事身居要职,一方面有利于董事会所进行的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这有利于减少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使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长普遍兼任CEO

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董事长和CEO都是由一人担任,在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董事长兼任CEO的比重高达70%,同时,多数董事长在董事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核心作用,副董事长则辅助董事长工作

(三)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以协助经营决策并行使监督职能

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大多设有以下三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主要是独立董事①审计委员会:负责督察公司的内部审计程序财务控制及存在的问题,并和外部审计机构的监督审计相结合,保证公司的运作和财务报告等满足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②薪酬委员会:制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分配方案;③提名委员会:对内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评价如美林证券董事会下设稽核与财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管理发展及薪酬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一方面为董事会提供管理咨询意见协助行使决策与监督,另一方面也对公司内部管理的改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激励机制

西方国家投行一般都制定了明确的薪酬激励政策激励机制采用了流动性收益性风险性和期限互不相同的多元化金融工具,激励机制公开透明,形式灵活,并通过这些不同金融工具的组合运用以达到最佳激励效果美国投行的激励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一)激励机制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倾斜

美国投行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激励,给予他们极为丰厚的待遇以董事长兼CEO的现金收入为例,1999年度,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Purcell,PhilipJ)总收入达2109.7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为77.5万美元,奖金1211.3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为821万美元五大投行的董事长兼CEO总收入平均为1752.4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66.5万美元,奖金收入982.18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703.76万美元

概括起来,高管人员的收入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奖金数额远远超出工资总额,美国5大投资银行1999年度董事长兼CEO的奖金平均为其工资的14.8倍;其中高盛董事长兼CEO(Paulson?熏Jr.,HenryM.)的奖金是其工资的53.5倍

二是股票期权等其它激励性收入在现金总收入中占有很高比重,美国前5大投资银行董事长兼CEO的股票期权等其它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高达40.2%

三是对高管人员的股票期权激励程度总体较高主要表现是高管人员手中持有的大量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例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除已实施的股票期权外,手中还有到期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316万股,未到期不可实施的股票期权49万股,加上已实施的股票期权44万股,共获股票期权409万股,占公司发行在外股票的0.36%;雷曼兄弟董事长兼CEO的这一比例更高达1.77%

(二)激励形式多样化

如美林证券根据员工在公司的不同职级不同服务年限不同工作特点,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奖励计划,使员工从进入公司到离退从年轻新手到资深专家都能享受不同的阶段性激励

(三)激励目标长期化

美国投资银行普遍采用即期激励和远期激励相结合注重引导高管人员行为长期化的激励机制如美林证券在保证员工基本薪酬不低于本行业平均水平的前提下,利用不同期限的金融工具进行组合设计出以中长期为目标的激励方案美国投资银行采用的这种激励机制,使公司的成长性和高管人员普通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保证投资银行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四监督约束机制

美国投资银行不设监事会,投资银行对经理层的监督约束机制一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的调查稽核委员会,部分地代行审计监督职能二是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对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公司必须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计划;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变化;董事和主要执行官员的资历信誉和报酬;与雇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关的重大事件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经理层的一种制衡约束手段,也是对公司进行市场监督的基础,它使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经营成果始终都受到市场的评判,是对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三是外部市场监督与制约投资银行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最终的经营成果都要接受市场的评判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评判采用不同的投票方式公司业绩和股价的不良表现可能会引发公司被收购兼并的危险,公司的经理层也有被取而代之的职业风险这是对经理层滥用权力实行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

银行投行工作总结范文第4篇

投资银行是在资本市场上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与交易,进行企业并购与重组、基金与资产管理、金融工具创新,提供投融资咨询和财务顾问等服务的金融机构。素有“资本的心脏”之称的投资银行,在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投资银行自身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其也要面临各种风险,做好风险管理工作对于我国投资银行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中国投资银行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我国投资银行业务范围单一,创新业务暴露风险管理滞后

在经营业务方面,我国投资银行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业务范围单一,普遍集中于一级市场承销和二级市场、自营服务;二是在为数不多的创新业务方面,又普遍表现出暴露风险管理不足的特点。业务范围单一影响公司盈利,而创新业务风险暴露则会增大公司运营风险。以风险投资为例,随着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风险投资业务逐步成为我国投资银行的重要业务,但这会使投资银行承担较大的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但许多公司的内部风险管理和外部金融监管相对滞后,缺乏对这些复杂的创新产品所暗藏的巨大风险进行强有力的内、外监管手段,增大投资银行运营风险。总之,在进行诸如此类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常常出现风险管理意识和技术滞后现象。

2.我国投资银行资产规模较小,融资渠道不够通畅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我国115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2.08万亿元,而高盛2007年的资产总值就已经达到了8590亿美元,摩根斯坦利2007年的资产总值也达到了7490亿美元 。即是说,我国所有投资银行截至2013年的总资产尚且不如美国一家投资银行2007年的总资产,可见我国投资银行资产规模确实较小。制约我国投资银行资产规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投资银行融资渠道不畅。我国仍实行分业经营,投资银行不能开展具有稳定资金来源的储户存款业务,其主要资金来源于银行间拆借。在银行间拆借市场通过抵押回购等方法来满足短期资金的需求,然后将这些具有不稳定性与高成本性的资金用于业务和投资。当公司用较少的自有资本和大量借贷来维持运营的资金需求时,就会产生杠杆效应。杠杆效应必然放大货币市场的风吹草动,进而削弱投行的风险抵抗能力。

3.制度缺陷扩大系统风险,人才缺乏制约风险管理能力

系统风险是指由政策的变动、法律、法规的修订以及市场的变化等外部因素而引起的风险。而我国投资银行监管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扩大了投资银行的系统风险。我国的投资银行监管体制建设仍然滞后,一方面,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产品和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行情,监管体系尚未跟上;另一方面,监管重点错位现象比较普遍,比如重机构、轻业务,重场内、轻场外,重传统业务、轻创新业务的情况就比较严重。制度缺陷会增大系统风险,而人才缺乏又制约风险管理能力。投资银行对从业人员专业素养要求较高,但我国投资银行发展历史短,自身经验匮乏;举国体制不比国外,国外经验的直接借鉴几不可行。所以,人才的缺乏制约着我国投资银行风险管理能力。

二、中国投资银行风险管理对策探索

1.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就是要求投资银行业要从战略的高度对风险管理加以重视,将风险管理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并制定有关风险管理的政策,建立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笔者以为,我国投资银行的风险管理理念应该是:明确风险敞口,有效控制,及时沟通,防范为主,补救为辅,重视风险量化,结合定性分析,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同时,投资公司还要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首先是组织结构建设,让每一单位有不同的职责,而且在低层次上,无重叠

管理,进而形成一种制衡系统;其次是内控机制建设,包括防火墙机制、员工奖励和惩罚机制等,切实杜绝道德风险的发生;最后是技术手段上,尝试实行逆周期损失准备制度,业务结构不过于集中于高风险的衍生产品以及动态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的利用。总之,要从组织结构的宏观架构到具体技术手段的微观完善,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2.加强外部监管体制建设,推进内、外监管齐抓并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创新过度,一是外部监管不力。在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当下,加强外部监管体制建设,推进内、外监管齐抓并举十分必要。充分考虑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在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和风险的水平上,充分考虑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致命问题,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必须为投资银行创设良好的运营环境。具体工作中,一是要做好市场准入和市场推出监管工作,严格市场准入、保证规范经营,妥善处理市场退出,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市场退出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这是保持金融市场良性运行的必要制度;二是在投资银行的风险控制指标上,除了杠杆比率的限定之外,证监会应对不同的业务种类设定不同的风险准备计提比例和净资本要求。

3.注重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

在本轮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监管和微观监管并重的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已经基本在政府、社会监督机构和投资银行中建立起来,我国投资银行能否顺利全面实施风险管理体系,关键就在于人才的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建设需要投资银行站在全球的高度打造人才。笔者以为,人才的培养途径不外乎两个方面:引进和锻造。引进,就是要求投资银行不要忽略对外来人才的引进,通过国外高素质人才的引进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同时,注重“内外”人才的交流和结合,让国内人才到国外进修,与国际一流人才交流等;锻造,投资银行一方面加强对既有员工培训工作,另一方面注重校企联合培养工作,力求培育一直专业化、高素质的风险管理团队。

银行投行工作总结范文第5篇

中国交通银行于去年6月23日在港上市,为2003年底以来国有银行重组上市巨潮揭开了序幕。此后接近一年时间,除了中国农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巨头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之“财务重组-银行结构重组-战略引资-上市冲刺”的梯队阵型渐次清晰。

交行、建行上市,适逢资本市场上的“中国概念”迭受热捧之际,股价攀高不止;中行、工行则冲到了“临门一脚”的关口。上市是一个重要标志,事实上,在完成充分的财务重组后,国有银行巨头们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在10%以上,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而上市的目的主要已不是为了募集资金,更在于为两年来的重组进程作一个阶段性总结,向资本市场提交小结报告,并接受其持久而系统的考验。此时此刻,正是既济未济的紧要时分。

从本期开始,《财经》将逐一采访各大银行的决策层,刊发“国有银行改革中期报告”系列文章。“横看成岭侧成峰”,由于各大银行在梯队阵型中处于不同位置,可以想见,他们的视角将有令人兴味盎然的不同之处。

――编者

《财经》:自从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去年上市以来,国际资本市场持续看好中国金融股。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时间窗口”,中国工商银行如何安排自己的上市时间表?

杨凯生:工行的目标是争取在今年年内择机,在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方式公开上市。上市地点和方式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我们会抓紧制订方案,尽快上报。只要条件允许,在完成境外上市后,我们也愿意尽快在A股上市。

至于上市具体时间的安排,我们不会和中行同一个月上市。工行自己在准备工作上,有非常具体的时间表,甚至细到“日”。以这个时间表衡量,目前一切都在按计划展开,尽在掌握。

《财经》:工行上市承销团选定了多达五家投资银行参与,这出于什么考虑?

杨凯生:国际上大型的IPO还有过选择更多家投资银行承销的情况。工行的IPO规模,在世界上近些年来也是屈指可数的。当然需要较多的投资银行参与。

我们的考虑是要让投资银行优势互补。我们既选择了美资,也有欧资,再加上国内两家投资银行组成了承销团,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各家投资银行的专长,客户的覆盖面也可以触及全球资本市场,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好、更多的投资者。我们对投资银行建立了两种工作机制,一是协调机制――工行的股改办公室和承销团每天都会有接触;二是严格的考核机制――我们会根据各家投资银行的表现、业绩、对工行IPO的贡献来分配承销收入。

《财经》:工行在IPO时,是发行新股,还是说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作为股东可能出售一部分老股?

杨凯生:发行新股还是卖老股,不是完全由工行决定的。我们会尊重股东的意愿,也要根据市场的状况进行综合考虑。事实上,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发行新股是新增投资,总股本要增加,如果在盈利水平不变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对ROE(股本回报率)有影响;而卖老股是股权套现,不增加股本总量。应该讲,发行新股和出售老股拿到的都是真金白银。就工行目前的情况来看,两种方式都可接受。

目前工行资本充足率接近11%,核心资本将近10%。资本充足率过低对银行抗御风险不利,但过度资本化也需要防止。所以,就工行而言,我们觉得增发新股问题不大;如果原有股东愿意出售老股,也是好事。我们尊重股东的意愿。

《财经》:近一段时间,国内舆论还有关于“银行是否贱卖”的讨论。工行的引资价格和相应条款的安排是什么样的?

杨凯生:4月28日,我们分别与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顺利完成了资金交割。这三家境外战略投资者总计投资约为38亿美元,购买工行新发行股份241.85亿股,股权比例总计为8.89%。这是迄今为止境外投资者对中国金融业最大的单次投资。

三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工行的入股价格,以2005年底每股净资产价格为基础,再加上必要的溢价,引资价格在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引资中是最高的。现在看来,工行的引资从谈判到协议的签署都比较顺利,基本上是按着我们的意愿进行的。

在具体操作中,工行和高盛投资团首先确定的是投资总金额。战略投资者出资38亿美元,购买工行不到10%新发行的股份;每股价格是经过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工行2005年末的每股净资产的一定倍数;确切的入股比例,随价格和计价时点的变动而有不同。经过国际会计师审计,工行2005年末每股净资产额相比政府注资时的每股净资产,已经有所增值,所以战略投资者的股权占比也相应降低。

你说的条款安排,我想指的是战略引资协议。目前还没听到有人说工行在引资过程中有什么“保护性条款”之类的议论。事实上,一个商务谈判,外人没有置身其中,很难了解其过程。不过我可以坦率地讲,工商银行的引资协议没有对我们不利的条款,这让我们比较满意。

《财经》:工行上市引资的战略投资者中,没有一家商业银行。工行如何权衡其间的利弊得失?

杨凯生:工行引进了包括高盛、安联和美国运通在内的投资团,他们分别在投行、保险和信用卡方面拥有全球领先的实力。对引资模式,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一做法最大好处在于,首先,合作伙伴不会和工行的主营业务――商业银行业务产生不必要的竞争和利益冲突。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是早晚的事,而境外大型商业银行一般都有自身独立的发展计划,这就难免会带来利益冲突;即使设置一些技术性防范措施,比如不许他们在中国发展自己的分支机构,也很难完全避免冲突。所以,我们没有考虑把业务上类似的国际大型商业银行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其次,工行选择的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是熟悉的。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甚至还同时控股德国大型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美国运通公司则不仅是旅行、金融和网络服务公司,属下还有运通银行。今后,中国的商业银行也要走综合化经营的道路。工行近几年一直在进行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型。通过借鉴国外先进金融机构的经验,可以使这个转型成本更低,转型过程更顺利。

第三,工行在引资时,更加注重“引智”。选择高盛这样全球领先的投资银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拥有强大的研究机构。高盛承销过国际上很多银行,对全球商业银行的管理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以把工行和全球的上市银行放在一个标准上来比较,进而比较坦诚地提出问题,并建议我们如何改进。如果对方是外资商业银行,恐怕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从这个角度说,也许,像高盛这样的战略投资者对我们的帮助更大、更直接。此外,我们还可以直接得到他们在风险管理、资产管理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经验。

比如说,今年3月16日,工行和高盛的“7+1”战略合作项目正式启动。所谓“7”,就是双方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资产管理、资金交易(工行参与产品设计)、公司与投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员工培训等方面展开合作;相应地,我们成立了七个联合工作小组,分别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1”,是指由工行控股的香港上市银行――工银亚洲,也将在发债及融资等方面,与高盛在国内外市场上展开合作。

为保证双方合作项目取得实效,工行和高盛专门成立了战略合作项目联合指导委员会,我担任该委员会联,高盛方面则由亚洲首席执行官Michael Evans出任联。七个项目都成立了负责具体业务的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我方和投资方的负责人。每个项目小组都确定了具体合作目标和时间表,很多领域的战略合作在项目启动大会之前就已经深入开展。

在公司治理领域,高盛正在帮助工行建立一套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信息披露系统,并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给予工行帮助;同时,高盛还帮助工行建立一个对关联交易进行监控和管理的系统,从技术平台到制度政策方面给予帮助。在风险管理领域,高盛与工行正在共同对信贷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及职能分工进行研究,再造风险管理业务流程,设计一整套关于贷款组合风险管理的方法、模型和系统,等等。

现在“7+1”已经全面启动,有些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比如在高盛的协助下,我们研发出了以人民币为本金、内嵌多种外汇衍生产品的双币种结构性理财产品;并根据内嵌产品类型不同,设计了分别同汇率、利率、商品、信用事件以及股票指数挂钩的五大类双币结构性理财产品。这帮助我们在原来的人民币理财产品和外币理财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产品的多元化和丰富化。

“我们目前不可能对所有的业务和管理事项都进行集中管理。机制改革只能从运作中来看,在实践中摸索哪种机制更好”

《财经》:工行在股份制改革之后,董事会是否开始运作了?多长时间开一次董事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以及党委会及管理层如何界定并履行各自的职责?

杨凯生:工行从2005年10月改制以来,“三会”(加上党委会就是“四会”)的运行情况,一是运作正常,效果良好;二是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摸索提高。

董事会已经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了,需要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事项我们都开了董事会。工行的各位董事积极深入地参与了决策,他们很尽责,经常深入到总行有关部门和分行开展调研,以便审议和决策时更有针对性。截至目前,管理层提出的议案,大多数得到了董事会的认可和通过,但也有因董事提出意见而延期再审的。至于董事会召开的次数,因为今年是工行的“上市年”,召开得就比较频繁,差不多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就有一次。我想上市以后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了,董事会召开的频率可能不会这样高了。

职责的履行应该按照公司章程进行。比如年度经营计划、股本结构的改变等重大事项就要经董事会通过,有的还要经过股东会,管理层则负责银行的具体经营活动。在职责的履行上,有明晰的授权区分,对于经营管理层针对不同事情有不同的授权。目前工行的授权方案已经做出来了,股东会已经审议过了。

《财经》:工行在总行层面即将进行哪些部门调整?

杨凯生:股份公司成立以来,在调整总行的部门设置方面,工行已经拿出了比较系统的方案,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总行部门设置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前中后台进一步分离、自营业务和委托业务进一步分离、营销职能和管理职能进一步分离,主要体现在信贷管理、资金营运和会计结算等部门上。信贷管理的改革主要是设立中小企业信贷管理部门和信贷监督部门,对评估和授信职能进行集中,同时重组风险管理部;资金营运改革主要是实行本外币资金交易集中,设立前台的金融市场部门,组建后台的资产负债管理部门;会计结算改革主要是进行结算营销与会计管理职能、监督职能的分离。这项工作很快就会见分晓。

《财经》:工行是否准备进行垂直式的事业部制改革?

杨凯生: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研究。国外有一些银行实行事业部制,而中国的大银行基本上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模式,不能说哪种模式就绝对好,其形成都有一定的条件和土壤。对这个问题我们是非常慎重的。我们不能拿6万多亿的资产开玩笑。

我们一般不讲垂直管理,而是讲加强管理、集中管理或者系统化管理。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择其要者已进行了集中管理。比如在人事管理上,工行基层员工的工资情况在总行都能查到,目的是保证基层员工有合理的收入。一方面要求加强考核,打破大锅饭,另一方面固定收入和考核收入要有合理的比例,不能让一些一线员工收入过低。还有,前几年我们成立了票据专营机构和信用卡中心,最近又在对个人金融业务进行专业化改革试点。另外,工行的内部审计系统是完全独立的,有十个内审分局,内审的人事、财务、费用都由总行直接拨给。这些都是我们的尝试,现在看效果都还不错。

但是,我们目前不可能对所有的业务和管理事项都进行集中管理。机制改革只能从运作中来看,在实践中摸索哪种机制更好。但不管怎样,统一法人的模式是清楚的。

《财经》:你也提到,银行的管理链条过长,会造成一定的传导失灵。工行对于分行体制的改革是怎样部署的?

杨凯生:“扁平化”和“条条管理”是两回事。扁平化是减少层级和冗员,工行现在已经这么做了;层次少一点,管理链条短一点,这是趋势。但这有个度的问题。层次越少,对上级行精细化管理的程度要求就越高,总行不可能直接管理两万个机构。我们目前正推进扁平化管理改革,到2007年会有明显成果。

《财经》:综合经营是目前的一个热点话题,交通银行就成立了综合经营小组,并申请试点。对此,工行的战略是什么?

杨凯生:综合经营是一个发展方向,对于其他银行这方面的进展,我们一是乐观其成,二是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工行开展综合业务也是比较早的,比如在银证、银保等业务领域,目前还占有优势。我们第一家合资成立了基金管理公司,最早设立了投资银行机构等。我的看法是,综合经营既是目标,更是过程;业务要一项一项地开展,目标要一个一个地实现,目前不宜一律加上“混业经营”的名义,这样就把问题复杂化了。

另外,还要看股东有没有这个投资准备,因为有些业务办起来可能是要承担几年亏损的。所以,还要把我们的经营偏好和股东的意愿结合起来。

“对于操作风险,抓得紧和不抓紧效果大不一样,特别是通过IT系统的硬控制,可以起到预警和防范作用”

《财经》:近年来,银行基层机构曝出了一些金额很大的案件。工行是如何进行风险控制的?

杨凯生:银行主要面临着三种风险,就是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一般来说,市场风险控制在技术上的难度最大,对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要求最高,由于中国目前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汇率风险已经有所显现。信用风险是个老问题,特点是一旦形成,损失会比较大。工商银行有近两万个网点,我们任何一个网点发放一笔贷款,现在都可以实时地反映到总行的控制系统中。比如这一客户和集团客户有什么关系,整个集团客户授信额度有多大,这笔贷款有没有超过集团授信的总额度等等,都可以实时反映。同时还有预警功能和风险提示功能,如果出现问题,比如超过授信额度,系统就自动锁定了。工行信贷上的计算机系统不仅是个统计系统,而且直接和会计系统联系在一起。如果基层行还想给这个企业增加贷款,在账务上就无法处理了。通过这一系统,工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信贷风险。

操作风险方面,目前银行系统暴露问题较多,特点是“小概率大风险,大概率小风险”,特别是基层行内外勾结的窝案是典型的小概率大风险。对于操作风险的控制,除了管理水平,员工的素质、公司的文化、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等因素都起作用。中国的银行网点数量多,层级多,管理机制传导到神经末梢失灵,这种情况是有的。不过事实证明,对操作风险,抓得紧和不抓紧效果大不一样,特别是通过IT系统的硬控制,可以起到预警和防范作用。我们加大了IT技术在内部控制中的应用,在业务需求分析和软件开发阶段,就将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管理要求融入并固化在系统控制和操作流程中,强制经办人员照章办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人为因素对内控有效性的干扰。

“2000年以来工行发放的贷款的不良率持续保持在2%以内”

《财经》: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之后,引发了业界对于“经济过热”以及“硬着陆”的讨论。工行对宏观经济周期的看法是怎样的?如何进行相应的信贷政策调整?央行4月28日上调了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你如何看待这次升息对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的影响?

杨凯生:近几年,工行下力气主动进行信贷结构调整,坚持实施总量控制,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在抓好贷款存量结构调整的同时,把好新发放贷款的投向和节奏,通过收回再贷增加贷款的周转速度来保证贷款投放量。

2004年以来,工行每年累计发放贷款在两万亿元左右。有了这个数量,新增加的贷款也就反映为2000亿元到3000亿元。关键是让贷款动起来,而不是沉淀在企业里面。贷款动起来了才说明企业有活力,银行的贷款质量才有保证。2000年以来工行发放的贷款的不良率,持续保持在2%以内。

过去,我们的贷款一直伴随着行业兴衰和企业生死的全过程,一旦进入就很难退出。近些年工行非常重视行业信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目前我们已经出台了28个行业的信贷指导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工商银行对钢铁行业的贷款,2003年末行业总体贷款余额,比2002年下降了129亿元;又经过两年时间,到2005年12月末,工商银行共从1203户钢铁企业减少贷款249亿元。

但这不是搞“一刀切”,宝钢、鞍钢还是我们的贷款大户。这样,到去年底,我们在钢铁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下降到了3.74%的较好水平。去年底,国家发改委曾提示钢铁、电解铝等七个行业现实产能过剩,水泥、电力、煤炭、纺织等四个行业潜在产能过剩。截至去年年底,工商银行对这11个行业的贷款的不良率平均为4%,比2005年6月末时又下降了0.35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