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效益和法律效力的区别范文第1篇

作者简介：齐望均（1990-），女，汉族，吉林长春人，吉林财经大学，2014级经济法研究生。

一、我国经济法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概括

第一，违法行为与处理行为之间差额过大，经济法涉及的领域广泛，但是或监管不严等各种因素导致受到处罚的数量非常少；第二，社会上普遍认为实施经济法是国家和相关部门的责任，但是忽视法律的社会责任，相关部门执法范围局限或者执法不严格，最终出现严重后果才开始查办；第三，经济违法行为往往与其他类型的违法行为有穿插部分，缺少对后果的考虑和日后的监管；第四，我国经济法在内容制定的时候忽视对实施有效性的调查[1]。

二、经济法的私人实施相关内容

经济法实施针对私人的时候主要包括各个企业、组织与个人等个体在实现或者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的时候，利用经济法来执行，这种行为最主要的就是民事诉讼与仲裁。

（一）私人实施中私人的内容

经济法实施中的私人内容主要就是实施对象的假设，这个假设就是私人实施的重要对象。上文已经提到，各个企业、组织和个人都在其中，他们运用经济法内容目的就是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且创造自己的利益，而过分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就会出现违法行为。所以，在实施过程之前一定要做好分析研究，提高自身的经济法知识，合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创造利益。

（二）经济法的私人实施有重要作用

经济法的私人实施主体对象的氛围非常广，所以有重要的作用。第一，经济法并不是从政府的角度来参与市场行为的，私人实施可以保证经济法实施的有效性；第二，经济法的私人实施有利于保证对象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会促进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的力度；第三，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法律完善的过程有滞后性，经济法的私人实施正好可以有效缓解这种情况，保证在完善前各方利益都得到保护[2]。但是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国家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法律，尤其是一些人员反映的问题，保证我国经济法相关法律内容的完善性，提高他们合法利用经济法律的认识和能力。

三、经济法的社会实施相关内容

经济法主要就是为了促进市场整体经济的发展，在整体范围上保证各项经济活动的规范性和效益。这就需要经济法在私人实施的同时，推动经济法社会实施。这个对象主要包括社会上某一类别或者某一个行业整体上实施经济法的行为，这个内容主要是集体的诉讼。

（一）这种带有公益性的集体诉讼与单独、共同行为的诉讼有本质上的区别

通常情况的时候，上面几种诉讼的区别不是那么明显，只不过是实施对象主体有些区别，但是到了社会实施这个范围，就会有本质的区别，保证经济法的社会实施必须重点研究加以区别。被告的行为会先造成对社会的损害，然后才会波及诉讼主体，生产企业对环境造成污染，虽然周围居民是受害者，但是这些企业是先破坏社会权益的。

（二）公益性的集体诉讼研究内容

区别带有公益性的集体诉讼和单独、共同行为的诉讼，为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我国经济法在不断完善，但是有些内容仍然把上面两种情况混淆，所以要明确区别的原则。根据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则：一方面，带有公益性的集体诉讼，它的提出主体是具有群众基础的集体或集团，所以在确定诉讼案件的时候要先明确这一点，然后就能分析是属于社会实施还是私人实施；另一方面，一些地区的地方法律明确两者的区别，但是却体现在一条法律规定上，这就影响在办理诉讼案件的时效性，所以要根据我国整体法律上的内容和实际情况，认真分析，加以区别，重点就是考虑内容是否属于社会的范畴[3]。

四、关于提高我国经济法实施有效性措施的合理设想

首先，完善经济法的时候注意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所以，要根据各地方执法部门具备的条件，然后提高执法部门团队的专业能力，提高每个员工对经济法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要了解其他类别的法律，并且在执行的时候有灵活；其次，相关执行部门提高监管力度。提高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首先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然后注意执法人员的诚信度，所以要加强执法部门的监管力度，及时发现违法行为，保护群众和社会的利益；最后，提高经济法实施的信息化水平，这是信息化建设的要求，通过信息化设备将各地区的情况联网录入，这样就可以保证各个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的时候，不会再认为这个地区没有我的信息，犯法也没有问题的想法，同时也提高执法部门的先进性。

法律效益和法律效力的区别范文第2篇

在合同法理论界，学者们对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区别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合同一经成立就具有法律效力，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的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它们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合同成立后，能否发生法律效力，能否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非当事人的意志所能决定。只有它符合合同的生效条件，才能具有法律效力。

笔者认为，合同本身并不是法律，它只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意，因此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力。所谓合同的法律效力，只不过是强调合同对当事人的拘束性，而不是指合同能够像法律一样当然产生法律效力。对于已生效的合同而言，事实上反映了两个方面的意志，决定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首先，合同的成立仅仅反映的是当事人的意志，即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合意，它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决定了合同的成立；其次，合同的生效反映了国家的意志，即国家法律对已成立合同的一种法律认可或称价值判断，它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决定了合同的生效。由此说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合同的成立是事实问题，合同的生效是法律问题。事实问题应当通过审判活动和民事证据规则来查明，而法律问题则应通过适用法律来判明。只有在查明合同成立的基础上才谈得上确认合同效力的问题。换言之，合同的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不成立的合同不存在生效问题，而成立的合同也并非当然有效。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应加以区分。一般认为，二者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们处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属于两个不同的制度范畴。虽然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联系比较紧密的概念，在起始时间上往往很难区分开来，但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来讲，它们毕竟是处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合同成立是判断合同生效的前提，合同只有在成立以后，才谈得上生效问题。

其次，它们的构成要件不同。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合同的成立，应具备成立的条件；合同的生效，应符合生效的条件。”合同的成立，是订约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亦即合同因承诺生效而成立，故合同成立的条件一般就是承诺生效的条件。

合同生效的条件是判断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准。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①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②意思表示真实；③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这些规定也就是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亦称实质要件。对于有些合同，合同的生效还须具体特殊要件，也称形式要件。这些合同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45条、46条的规定所订立的合同，在所附条件成就时或所附生效时间到来时，合同才能生效；二是合同法第44条第2款所规定的，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在办理了批准、登记等手续时，合同才能生效。

法律效益和法律效力的区别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无效婚姻 可撤销婚姻 单轨制 双轨制

一、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区分

（一）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概念和特征

无效婚姻，即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因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婚姻。可撤销婚姻，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可以因行为人的要求而撤销从而使婚姻关系自始无效的婚姻。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特征

1．在主观上，男女双方都有永久生活的目的。

2．在客观上，男女双方已经以夫妻名义公开共同生活。他们有的履行了结婚程序，有的没有履行结婚程序。

3．在性质上，都具有违法性。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欠缺了结婚的法定要件，其中有的欠缺的是实质要件，有的欠缺的是形式要件，有的既欠缺实质要件，又欠缺形式要件。

4．在效力上，都没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没有合法夫妻之间具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5．在法律上，都具有法定性。不仅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本身是法律的确立，而且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的具体情形或条件也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二）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区分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之间的差异比较：

1．违反的要件不同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划分是以违反的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几乎所有的采取双轨制的国家都把那种违法性程度严重的规定为无效婚姻，而把那些违法性程度相对较轻的规定为可撤销婚姻。

2．认定方式不同

有些国家认为婚姻无效为当然无效，不必经过诉讼或法院判决，可撤销婚姻则必须经当事人或其他有撤销请求权的人的请求，依照诉讼程序，由法院判决确定其撤销。但也有一些国家规定无效婚姻必须以诉讼的方式宣告，否则不发生无效的效力。可撤销婚姻在与当然无效制的无效婚姻相比，在认定方式上的差别还是十分明显的。

3．法律后果不完全相同

在有些国家婚姻被宣布无效后，不仅对当事人有溯及力，而且还及于无效婚姻存续期间受胎而生的子女。而可撤销婚姻其撤销的效力仅从撤销之日起，但是有些国家为了保护子女的利益，规定无效婚姻不影响该婚姻所生子女的权利，婚姻无效的宣告只对当事人具有溯及力；还有一些国家规定婚姻无效无溯及力，仅从法院宣告之日起婚姻始为无效。虽然各个规定不同，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是各国所普遍认同的，当婚姻为绝对无效时，可撤销婚姻与无效婚姻在法律后果上尤其是在子女问题上的区别十分明显。

4、诉讼时效不同

可撤销婚姻的诉讼时效通常为除斥期间，因法定期间的经过而归于消灭。而无效婚姻的诉讼时效并非如此，有的无效婚姻只要无效的原因存在则诉讼时效始终存在。

二、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模式

（一）各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模式

在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模式上，一直存在两种立法模式，即单轨制和双轨制。单轨制是对不具备实质要件或形式要件的男女两性结合，均认为是无效婚姻，当事人之间不产生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轨制是对缺乏特定结婚要件的男女两性结合，视为无效婚姻，同时将不具备其它结婚要件的男女两性结合，有条件的承认其婚姻效力。

从历史上看，古代就有把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结合规定为无效的先例。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就将事先未订婚约的结合，视为无效婚姻。欧洲中世纪把结婚要件称为婚姻障碍，其中又分为无效障碍和禁止的障碍两种。

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小，为可撤销婚姻。

自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采用双轨制模式，即将无效婚姻分为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以来，许多国家纷纷效仿。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亲属法中进一步兼采无效婚姻和撤销婚姻两种制度。此后，瑞士、日本、英国等一些国家在其亲属法中相继建立了无效婚姻和撤销婚姻制度。但是到了现代，各国对这一问题的立法态度发生了变化，大多只设无效婚姻制度，不再设可撤销婚姻制度。采用此制的国家，有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古巴、秘鲁、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原南斯拉夫等。在美国的统一结婚离婚法中，采用的也是单一的无效婚制。可以看出，外国的亲属法中对于欠缺结婚要件的婚姻，如德国、日本、瑞士、英美等国采用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并存的双轨制立法体例。法国采用的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的立法体例也是双轨制的构建模式。东欧各国则一般采用的是无效婚姻的单轨制立法体例，未采纳可撤销婚姻的体例。

（二）对无效婚姻制度立法模式的评析

单轨制和双轨制的区分，反映的是对婚姻无效制度基本价值取向的不同认识。如果把无效婚姻制度仅仅当作是对违法婚姻当事人制裁的制度，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无可厚非；如果认识到这一制度还有对当事人的利益保护的作用，那么，就必然会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做出区分，采取双轨制。

采取双轨制，对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加以区分，有着深厚的民法理论为基础。

1．婚姻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行为

婚姻法是私法，它是关于自然人身份生活关系的法律，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行为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民事行为，因此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的关于民事行为的某些规定。将民事行为分为民事法律行为（即合法的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民事行为。相对应的，婚姻也应当据此分为合法婚姻、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2．双轨制是婚姻法律制度价值的体现

婚姻法应以保障私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确立亲属权的应有位置，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

无效婚姻是对严重违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婚姻给予的否定性的评价，自始不发生婚姻的法律效力。而可撤销婚姻是在尊重当事人的个人私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给予的相对性的否定评价，是赋予当事人权利，给予当事人选择，因为这类“婚姻”相对来说，与当事人的个人权益关系更加紧密，不与社会公益严重抵触，容许当事人自己选择，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避免消极的后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家庭和社会的不安定冲击。

（三）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立法模式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草案1997年4月试拟稿）第三十条至第三十六条和1997年10月（试拟稿）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二条都是仅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而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第十条至第十二条则分别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和可撤销婚姻制度。

由此可见，我国的新《婚姻法》在规定了无效婚姻的同时，也规定了可撤销婚姻，采取的是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并行的双轨制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是可取的，但是在具体立法时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叶英萍，《婚姻法学新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法律效益和法律效力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态效益补偿;抑损性补偿;增益性补偿;立法构想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7-0045-02

环境资源除了具有经济价值之外,还具有更为重要的生态价值。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沿用行政手段强令居民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没有充分认识并在政策别是法律中体现环境资源生态效益的价值和特点,也没有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致使我国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日益严重。对此,我们必须反思我国长期以来解决环境生态问题的思路,不单只需要针对资源利用的负外部性进行征收生态补偿费,还需要对保护、建设生态环境的主体进行补偿,以激励生态效益的足额持续供给,更需要将这种生态效益补偿以法律的形式使之确定化和体系化。

一、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涵义

在我国,人们谈论生态效益补偿,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因为,这个法律文件第一次采用了生态效益补偿这个概念。但在该法中并未对该概念进行准确的定义和慎密的审视。

从我国生态保护与管理实践看,生态效益补偿也经历了不同的试点阶段,从而致使其涵义也历经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一开始,被认为是对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1年颁发的《关于在西部大开发中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若干意见》规定,对重要生态用地要求“占一补一”;其次,被认为是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即利用经济手段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控制,将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内在化。这也使很多学者据此认为生态效益补偿就是“征收生态效益补偿费”[1];再次,生态效益补偿被认为还包括了对个人与区域保护生态环境或放弃发展机会的行为予以补偿,相当于绩效奖励或赔偿;直至生态效益补偿进一步被认为包括了国家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的保护性投入等。[2]

其实,我国出台的生态效益补偿就是想通过调整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各方环境利益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保护者受益、破坏者受罚、受益者付费”的原则,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激励机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使生态调节功能得以维护、增值而使自己经济利益受损或付出代价者由国家给予补偿;另一方面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生态调节功能丧失的开发者和利用者收缴生态效益补偿费。前者称为“增益性”补偿,而后者可称为“抑损性”补偿。

二、我国生态效益补偿制度面临的现行法律缺陷

从我国生态效益补偿的立法和实践可以看出,生态效益补偿经历了一个从政策个别调整到国家立法调整以及个别地方立法试点先行的渐进过程。但由于种种原因,除了经修订颁布实施的《森林法》原则规定了“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和对占用林地单位开征森林植被恢复费外,我国在生态效益补偿管理上,至今没有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

1.结构上的缺失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缺乏对生态效益补偿的规定。我国宪法中只规定了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于土地征收、征用应给予补偿。但这种补偿只是针对土地本身的经济价值所进行的,没有规定对土地上的附着物或对土地利用进行限制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故没有体现出土地的生态价值,不能作为构成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依据。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部法律偏重于“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对生态保护的法律规定存在不足,也没有生态效益补偿的相关条款。

(3)单行法规定的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缺乏实施细则和下位法。在我国有些单行法规定了补偿制度,但往往缺乏实施细则而使其不具备可操作性,或者配套规定不健全。如《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而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并未制定相关的补偿办法,从而使得该规定无法落实。[3]

2.内容上的不完善

(1)自然资源保护单行立法偏重经济利益,很少考虑生态效益,使生态效益补偿工作缺乏法律依据。

比如我国的自然资源保护立法规定的各种不同的收费中绝大部分均属于资源的有偿使用费或自然资源的保护管理费以及对资源破坏的惩罚性收费,都是补偿自然资源的经济利益,关注于资源的生态效益的规定几乎没有。其次,单行法中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承担的保护生态环境义务未作出具体规定。即便有所规定,也不太合理,很难达到对生态效益补偿的目的。再次,单行法中规定的对自然资源造成破坏的补救措施太为单一,处罚也太轻,达不到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的最终目的。特别是《刑法》中对盗伐林木的最高处罚规定太轻,同样欠缺生态效益的考虑。

(2)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筹集和使用管理缺乏合理性。

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是生态效益补偿的关键,应以法律的形式对基金的来源、征收方式及使用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并对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以确保资金筹集和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目前我国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明显不足。如《森林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国家公益林由中央财政补偿,地方公益林由各级地方财政补偿。这一规定意味着,一旦地方财政状况不好,对公益林补偿承诺的资金就得不到保障。补偿资金筹集渠道的单一性,造成目前补偿资金严重不足。

(3)目前已有的政策法规不稳定。

我国现行的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其主要依据是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和法规,而政策法规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很多生态效益补偿的不到位,也不利于制度的建立。比如我国2002年颁布实行的《退耕还林条例》规定对退耕户实行粮食补助,并规定:“批准粮食企业向退耕还林者供应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补助粮食或者将补助粮食折算成现金、代金卷支付的,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政府与退耕户还签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退耕合同。但由于形势的变化,随着粮食市场价格的反弹,政府当初给出的结算价格不够购得相应的实物,因而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完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办法的通知》规定:“从今年起,原则上将向退耕户补助的粮食改为现金补助。”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政策法规的公信力,也不利于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建立。[4]

三、完善我国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立法构想

强调法律制度在生态效益补偿中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对于整个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将我国现行的相关政策上升为法律规范,“补偿政策法律化”,使补偿制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使受损权益得到恢复和弥补的一种法律手段和法律制度。除了对以上几部法律法规进行结构和内容上的完善,更主要的是国家应加紧制定和颁布专门的《生态效益补偿法》,使该制度进一步系统化和完善化。该法的制定主要要明确以下内容:

(1)补偿的对象

如前所述,在“抑损性”生态效益补偿中,补偿的提供者是导致生态功能受损的自然资源特定开发利用者,接受者是国家。在“增益性”生态效益补偿中,补偿的提供者是国家,补偿的接受者是调节性生态功能的提供者、特别牺牲者。在补偿中还要特别处理好流域补偿问题,即处理好上游和下游的补偿关系。上游地区进行生态保护为下游地区资源开发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资源并使其经济得以发展,对此上游地区进行了环境投入或至少限制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出于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考虑,为了使上游地区继续履行好森林营造及保护的责任和义务,下游地区都应该给予上游生态效益补偿。

(2)补偿的方式

我国现行的生态效益补偿主要局限于国家补偿,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相关对象进行以经济为主的补偿。但国家财政资金极其有限,地方财政也贫富不均,改革过程中,经济的高速发展又造成很多行业的资金缺口,对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投入很难落实。因此,我们在加强国家对生态效益补偿进行干预的同时,应更多采用经济激励措施和市场机制来推动我国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的实施进程。补偿的方式可以概括为政府财政补偿为主,市场机制补偿为辅,社会捐赠补偿进行有益补充。市场机制补偿是国际先进经验的借鉴,也是我国未来生态效益补偿的发展趋势。它主要源于公共服务的地域性和“谁受益,谁付费”的思想。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和受益方可以自发进行谈判,达成交易合约,从而实现外部影响的内部化,提供资源的配置效率。目前国际上实施的碳交易即是生态效益补偿市场化的体现。

(3)补偿资金的来源

为保证生态效益补偿能够顺利实施,确保补偿资金的多元化和畅通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是较为可行有有效的措施。补偿基金可以由:政府财政所拨款项、征收的生态补偿费或增收的生态税、生态补偿保证金和进行生态权交易所得资金几部分组成。

(4)《生态效益补偿法》基本框架设想

对此,笔者设想我们制定和颁布的《生态效益补偿法》基本框架由以下六章组成:

第一章 总则。主要规定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

第二章 管理机制。主要界定生态效益补偿的管理基本机制,确定管理机构、管理权限、管理范围。

第三章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主要界定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筹集渠道,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第四章 生态效益补偿方式和标准。主要界定生态效益补偿的种类、范围和标准。分别对各类补偿作出相应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主要界定违反本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主要界定本法的生效时间,解释权益等内容。

参考文献:

[1] 杜群.生态补偿的法律关系及其发展现状和问题[J].现代法学,2005(3):186-191.

[2] 万军,张惠远.中国生态补偿政策评估与框架初探[J].环境科学研究,2005(2 ):1-8.

法律效益和法律效力的区别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合同有效；合同生效；意义

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是两种不同的合同效力形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市场交易的发展，以及《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有关规定的弊端日益凸显。因此，将合同的有效和生效加以区分，能够正确地理解分析合同行为，为我国合同法律实践提供更为明确的理论基础，有利于减少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的纠纷。

一、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区分

（一）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构成要件不同

《民法通则》第55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民事法律行为”即为已经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行为。根据上述条文，可以得出合同有效的三个构成要件：第一，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合同当事人有真实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其含义包括：（1）必须有效果意思，即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中必须含有设立、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意图；（2）必须有相应内容，即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必须含有明确的权利义务；（3）行为人的内在意思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并足以为外界所识别。第三，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即符合上述三个要件的合同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当得到法律的肯定性评价。

然而，合同有效并不意味着合同生效，因此，对于合同生效，一般规则为合同有效时即生效。但法律中还存在三种特殊情形，其构成要件除上述三个要件之外，还包括：第一种，根据《合同法》第44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在具备相应批准、登记等手续后生效；第二种，根据《合同法》第45条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和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发生相应效力；第三种，根据《合同法》第46条规定，附生效期限的合同和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和期限届满时发生相应效力。上述三种特殊情形中，必须具备相应的特殊条件，合同才能生效。

（二）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位阶与发生时间不同

综观学术探讨，关于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相互位阶关系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对合同生效与合同有效含义不加以区分，二者通用。此种观点多见于较早的民法学著作和文献中，如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等早期均未强调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区别。

第二种，认为合同有效并不必然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已经生效的合同也未必已经有效。此种观点认为，例如，在可撤销合同中，当事人开始履行合同时合同生效，但该合同可能会因为意思表示有瑕疵的一方选择行使撤销权而归于自始无效，此时，该可撤销合同虽已经生效，却未能成为有效合同，因此有效并不是生效的前置阶段。

第三种，近来有较多学者认为应当对合同有效和合同生效加以区分，合同有效是合同生效的上位概念，合同行为应当经过“合同成立――合同有效――合同生效”三步的过程。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认为合同有效是合同生效的上位概念，合同生效是下位概念，合同生效发生于合同有效之后，合同有效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

因此，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所发生的时间也并不完全一致。合同有效发生在合同订立完成后、具备有效要件时，合同生效发生在合同有效后、开始履行合同时。一般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44条第一款规定，如果法律没有特殊规定且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发生时间相同，都是自合同成立时生效。而对于有特殊规定的合同，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则有可能不同时发生，具体表现为前文所述的三种有特殊生效要件的合同。

二、区分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意义

由前述可知，合同有效、合同生效是两个相互独立、具有内在规定性的概念，二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分，不能混淆其概念，一概而论。对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区分，不仅在理论上有极强的研究和指导意义，而且在实务工作中也十分必要。

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区分同样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首先，通过上述三个步骤，合同经由成立、有效、生效并最终促使当事人完成合同的履行过程、促使相应的民事法律关系得以产生、变更或终止。因此，这一过程有利于廓清合同在不同阶段的性质，能够更为有效地帮助当事人明确合同法律行为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效力状态，更好地指引当事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其次，这一区分明确了在有效合同阶段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是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而产生的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则强调合同订立过程中合同当事人因过错而导致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所应承担的责任。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

最后，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区分有助于对有效合同和生效合同加以区别地进行评价和指引，有利于加强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明确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同时，认识到合同有效的独立意义，有助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准确地运用法律相关规定，对各方当事人进行保护与惩罚，妥善处理现实中出现的合同纠纷。从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大背景出发，这样的区分对于维护市场信用和交易效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