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财政支农；金融支农；农业经济

一、引言

党的提出关于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战略，彰显出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财政或金融，其支农资金的投入都在逐年增加。在财政与金融二者共同加大对农业扶持力度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的发展状态却不尽理想，其原因何在？这是本文关注的关键点和分析重点。

财政支农一直以来被认为发挥着最稳定、最基础的作用。孙文祥、蔡方（2005）发现农业财政资金投入结构存在些许问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农业发展速度放缓。秦建军、武拉平（2011）发现短时间内，投入财政资金对农村脱贫具有十分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从长期角度来看，正面影响日渐式微，最终趋于平缓状态。

研究者们对金融支农的科研起步相对较晚。丁志国等（2011）、吕勇斌、赵培培（2014）以消除贫困为研究切入点对我国金融支农进行研究，探讨金融部门对农业的支持是否能够有效地增加农业人口收入。吕德宏等（2013）研究了中国不同农业资金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农业资金对粮食生产能力的作用效果皆不相同。

基于此，本文以吉林省1998～2018年相关经济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VAR模型解读财政和金融两种支农方式与农业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投入资金配置效率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指标说明

（一）研究方法

VAR模型一般适用于预测和分析，当系统受到随机扰动项动态冲击时所表现的冲击力度、正负以及冲击的持续时间。根据本文所采用的時序数据，研究财政支农、金融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联系，因此构建VAR模型最为恰当。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为考察吉林省财政支农及金融支农与农业经济发展间的动态联系、研究财政及金融支农资金投入对农业经济的作用，被解释变量选用吉林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GDP），解释变量选用吉林省的农林水事物支出（CZ）与农业银行贷款（JR）。根据采用的实证研究模型类别，选用时间跨度自1998年至2018年的时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均源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利用ADF方法检验模型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初始均无法拒绝原假设，即均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结果表明各变量均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是平稳序列。

（二）VAR模型与协整检验

滞后阶数的选择结果为：2个评价统计指标认为滞后阶数应为3，因此建立滞后阶数为3的VAR模型。基于VAR（3）模型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当假设变量间至多具有2个协整关系时，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充分研究在短时间内财政支农、金融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软件检验后结果显示LnCZ、LnJR不是LnGDP格兰杰成因的拒绝概率各自为0.7196和0.6756，充分表明在短期内财农林水事物支出、农村银行贷款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格兰杰成因。

（四）脉冲响应与方差分析

以VAR（3）模型为基础，分析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对农业经济发生冲击时，农业经济所作出的反应。根据图1、图2结果可得，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持续性的冲击作用，相对比而言，金融支农的短期效果较为明显。

方差分解方法结果显示为，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度逐期增强，在第10期其总体作用已达到60%以上。

四、结论

通过对吉林省农林水事物支出、农业银行贷款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时序数据进行检验，最终显示：

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　VAR模型

区域经济增长取决于不同的经济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共性条件就是金融与财政所带来的资本积累。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吸纳资金和配置资金的作用，能否充分吸纳社会闲置资金及有效配置资金是财政金融是否有效支持经济增长的关键。目前,国内对财政支出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是采用了实证研究,而其理论研究基本上是西方财政金融理论在我国的运用和演化。本文以广西经济环境为研究背景，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广西财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研究设计

（1）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本文用国民生产总值GDP来表示经济的增长；从当前广西金融发展水平来看，金融支持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通过信贷途径，故用全区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余额来表示；用财政支出总额来衡量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指标。

各指标来源于1978—2010年《广西统计年鉴》和《广西金融统计年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为了剔除价格的影响因素，所有的数据均除以了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而得到实际值。同时为了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对GDP、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余额（X1）、财政支出总额（FE）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得到相应的指标LGDP、LX1和LFE，相关数据的处理主要使用EViews6.0分析软件。

二、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我们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在时间序列分析中为避免出现虚假回归而造成结论无效，常用的是扩展的Dickey-Fuller（ADF）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检验式为：

yt=c+αt+ρyt-1+ +ut

其中，yt是待检验的时间序列，c是常数项，t为时间趋势，k是滞后期，ut是随机误差项。原假设是H0：ρ=0，备择假设是H1：ρ

在对实际生产总值（LGDP）, 实际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余额(LX1)，实际财政支出总额(LFE)水平值进行检验时，发现结果并未拒绝原假设，由此可知这三个变量均存在着单位根。进而对三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则ADF检验结果显示LX1，LFE,LGDP均拒绝原假设，是一阶单整，具体检验结果如表一所示。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思路即:如果变量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随机变量的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即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协整关系,否则就不存在协整关系"我们一般用两种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分别是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本文中采用的Johansen极大类似值估计法。

在实际生产总值（LGDP）, 实际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余额(LX1)，实际财政支出总额(LFE)为一阶差分平稳的基础上，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以检验在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某种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

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经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均显示，三个变量LGDP,LX1，LFE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其协整方程为：

LGDP=3905.35+0.85872LX1+0.070924LFE

6.39600 16.43888 1.227709

R2 =0.996898 F= 482.8931 DW= 1.6531

由回归结果可知，在1978年期间，对经济增长相对具有较大正向作用的是金融机构，因为方程中系数是0.85，表明金融机构贷款每增加1%，GDP增加0.85%。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增长起正向的作用但并不是非常显著。这一结果与当前金融业成为我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相符合。

（3）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我们可以判断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我们还要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这就需要用到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了"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的基本思想是/现在和过去可以影响未来,但未来是不能影响到过去的0,这也就是说时间发生的时序是十分重要的"即:只有变量X的变化发生在变量Y之前,变量X才是引起变量Y的原因,同样如果变量Y是引起变量X的原因,那它也要发生在变量X之前。具体方法是,对于回归方程:

原假设为Y不构成对X的因果性,即H":p:=pZ=,日k=0,则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

～ F(k,T-2k)

其中SSEr为施加约束时的残差平方和(也就是没有Y的情况下X自身做回归的残差平方和),SSEu为没有施加约束时的残差平方和,T为样本容量,k为最大滞后阶数，这个检验的思路是,如果考虑Y的情况下的残差平方和小于没有Y的情况下的残差平方和,就认为Y和X有因果性。

为研究经济增长与金融机构，财政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经一阶差分运算后得到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来看，GDP的增加是财政支出增加的原因，财政支出并同样是引起GDP值变化的原因。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同样金融机构贷款额LX1与GDP互为因果关系。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1）结论

1.金融支持和财政支持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都是显著的。其中，信贷投入的边际经济产出要高于财政支出的边际经济产出，即通过信贷途径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比通过财政支出途径产生的经济效应要高。通过进一步加大信贷投入可能提高资金利用的总体效率。

2.金融信贷投入和财政支出的产出效率总体偏低。计算信贷投入和财政投入的单位经济产出发现，各投入的产出基本属于较低水平，单位产出都不到1.且随着时间的变化，信贷投入的单位产出有逐年降低的趋势。

（2）对策建议

1.完善区域金融结构，建立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提高广西金融业的整体水平。有效的金融体系表现在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能满足复杂、多层次和多样的金融需求，而广西目前的金融体系过于单一，只有通过发展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才能满足和刺激各种金融需求和引致需求，促进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2.规范财政支出规模，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总的来说公共支出规模对当地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作用，改革公共支出规模应有效使用财政支出政策，并将其作为一个宏观调节经济的工具，保持财政支出的适当规模，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虽然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呈正比例关系，但不能盲目地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其次财政投入的产出效率偏低，主要体现在财政投入的结构不合理。财政投向应结合广西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建立合理的财政支出框架，以规范财政支出预算体系，提高财政投入效率。

参考文献：

[1]范学俊.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6,(3):57-66.

[2]蔡则祥.中国金融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J].经济问题,2006,(8):62-64.

[3]许涤龙,陆峰.我国金融结构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分析湖南大学学报,2002,(5):33-35.

[4]张晓炯.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5]王春元.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9（6）：120-130．

[6]严成樑，龚六堂.财政支出、税收与长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6）：4-14．

作者简介：

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江西省；农村金融；金融生态；金融相关率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1）11-0085-04

一、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滞后状况的一般描述

经济是金融的基础，金融反过来对经济又起到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而金融业发展的好坏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国内学者较早系统探讨金融生态问题的是周小川（2004）[1]，他在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作了题为《完美法律制度，改善金融生态》的演讲，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徐诺金（2005）[2]认为，金融生态是指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之后，伴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步伐的逐步推进，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渐凸现，学者们开始把研究视角转入农村金融生态问题的研究。李爱喜、章玲超（2007）[3]从生态学角度来研究我国农村金融生态问题，运用恢复生态学有关理论研究表明，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功能正在逐步退化。韩延春、喻伟（2010）[4]运用聚类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统计方法，以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金融数据为基础，通过与生物生态系统作类比，按照生物生态系统的研究范式来分析金融生态系统，并揭示出金融生态系统与生物生态系统的内相似性。唐赛、惠晓峰（2010）[5]通过因子分析方法的运用和计算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总体得分和排序情况，结果显示农村地区经济基础、金融发展状况、社会保障普及程度、法制环境完善程度以及诚信文化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

以上学者大多数是基于全国整体层面考察来研究我国金融生态问题，对于经济金融发展相对贫乏的江西省则很少涉入。鉴于此，本文运用戈德斯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指数计算出当前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水平，即分别计算出1978年～2009年全省、城镇和农村的金融相关率。它们各自的计算方法分别为，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存款+农村贷款）/（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增加值）；全省金融相关率=（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全省GDP；城镇金融相关率=（城镇金融机构存款+城镇金融机构贷款）/城镇总产值。

根据《江西省统计年鉴1990-2010》、《新中国六十周年的江西（1949-2009）》、《中国农村金融统计年鉴（1979-1989）》、《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及有关统计网站，我们对1978年～2009年相关数据进行计算整理，并得到图1计算结果的趋势图。

一是全省金融相关率。从计算的结果来看，全省金融相关率基本保持逐步递增的态势。1978年，全省金融相关率为65%，1985年以后全国金融相关率就已经超出了100%，2003年上升至最高值206%，之后的几年有所下降，但是在2009年又回升到204%。

二是城镇金融相关率。相对而言，历年来的城镇金融相关率都是最高的。1978年，城镇金融相关率为107%，1990年为203%，1993年达到最大值356%，是1978年的3倍多，此后的年份保持较为稳定的态势，基本维持在230%以上。

三是农村金融相关率。总体上看，江西省农村金融支持的规模不断壮大，农村金融相关率也逐渐在提高。由图1的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因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1978年～1992年一直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后的4年略有下降，到了1997年以后基本上维持逐年增加的态势。然而，与历年城镇及全国金融相关比率相比，还是存在很大程度的差距，并且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差距有种逐渐扩大的趋势。

相关率的趋势图（%）

二、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滞后的制约因素分析

上文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的状态，并与同期全省和城镇水平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滞后问题依旧严峻。经验表明，如果一国或地区的金融业发展滞后，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其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这种滞后现状将会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利局面变得更为严峻，难以有效实现党中央关于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下文笔者将分别从六个因素予以分析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今后的解决途径。

第一，长期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处中部地区的江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具有较好的经济区位优势，所以新世纪以来，江西省经济呈现逐年加速增长的良好态势。2001年江西省GDP总量为2,175.68亿元，到了2009年GDP总量增加为7,655.18亿元，净增长5,479.50亿元；人均GDP也由2001年的5,221元增加到2009年的17,335元，净增长12,114元。然而，在经济逐步发展和改革这一进程中，江西省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依旧存在很多弊端，在全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排名一直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2009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排名中，江西省GDP总量位于第20位，人均GDP却只有27位。经济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和依托，没有好的经济水平，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农村贷款资金不足。由于农业积累资金不足，农业发展必然较多地依靠外部资金融通。然而，由于农业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弱质性和外部性等特点，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很难快速地得到提高，使得农业对外部资金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而一些商业性金融机构都不愿与剩余过少、风险较大的小农经济对接，逐步退出了县域以下的地区。表1显示了2005年～2009年江西省农业贷款总额及其在总贷款中的比重，我们发现各年农业贷款额在总贷款中的比重都没有超过12%。我们的一个经验判断是，长期以来江西省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金融发展的二元性，“三农”的贷款需求难以真正得到满足。

第三，财政支农资金比例下降。财政支农是支持农业和农民增收的最直接方式。然而，现阶段，江西省经济建设任务繁重，财政对农业投入不足一直是江西省农业发展的瓶颈。1980年，江西省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为3.55亿元，占财政总

支出（16.2701亿元）的比重为22.2%；1990年，

江西省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为7.718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50.7559亿元）的比重为15.2%；1996年，江西省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为17.9157亿元，占财政总支出（131.8475亿元）的比重下降为13.6%；到了2009年，江西省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的支出总额为203.4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1,562.37亿元）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为13.0%。

第四，农村地区资本形成不足。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把资本的增加作为国民财富的源泉。后来许多经济学家也都非常注重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罗丹的“大推进”理论都分别论述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目前江西省农村地区资本形成的不足，将会抑制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有效发挥。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8.8亿元，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3.7亿元，占总数的72.87%；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1亿元，仅占总数的27.13%；2000年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48.2亿元，

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76.2亿元，占总数的68.6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72.0亿元，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为31.38%）；但是，2009年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643.1亿元，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008.1亿元，占总数的90.44%；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35.0亿元，仅占总数的9.56%。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摆脱陷入“恶性循环”，关键是扩大投资、注入资本。因此，自身资本形成的不足将是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

第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尽管市场机制可以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但它也会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会导致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难以维持，从而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并破坏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因而，调节收入分配、减小收入差距、援助社会贫弱阶层就成为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是，在江西省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不满。1990年，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669.90元，城镇住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187.88元，是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的1.77倍；2000年，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2,135.30元，城镇住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5,103.60元，是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的2.39倍；2010年，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5,919元，城镇住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9,109元，是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的3.23倍。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江西省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在进一步的拉大。

第六，农户消费支出结构不合理。资料显示，长期以来江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不够合理。在总支出中，食品依然占着绝对比重，也就是说，江西省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仍然很高。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2000年～2009年在这10年中，大部分年份，江西省农民的恩格尔系数都在50%以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由此看出，江西省的农村居民生活依旧处于较低的水平。

三、优化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的政策建议

良好的金融生态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经济更快发展，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为当前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2011年《江西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现代手段装备农业、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实现江西省的农业现代化，必须以金融作为杠杆，金融机构要不断改善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按照这一具体要求，结合当前江西省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现状和特点，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加大财政支农力度。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往往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为脆弱但又很重要的产业。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给予农业各种补贴和保护。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农业财政支出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45%～95%，即使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也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0%[6]。前面分析的结果表明，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说明了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扭转。

其次，完善农村金融生态的法制建设。在道德风险的驱使下，金融机构容易过度承担风险，导致过多借贷等问题，因此必须完善农村金融生态的法制建设，逐步建立完整的农户资信档案，以最大限度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一，要及时的考察农户的最新动态，定期评定农户的信用等级，以建立有效的信息信用环境，节约主体间的交易成本，拓展社会经济交往和交易边界，保证交易的连续性和顺畅性；其二，还要加大诚信宣传力度，增强农民的信用意识，要从立法、执法方面推进农村金融法制环境规范化、制度化，尽可能减少呆账、坏账，降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以更好地实现由金融机构资金农户需求满足农村经济发展更好地还贷这种良性循环。

第三，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对农业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稳定器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农村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趋短化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意义更为重大。然而，一直以来江西省农业保险发展较为滞后，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2005年，江西省农业保费收入为0.17亿元，全国农业保费收入为7.0亿元，在全国农业保费收入中的比重只有2.4%；2009年，财政部联合地方省份的财政部门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农业保费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江西省农业保费收入增加至1.28亿元，全国农业保费收入增加到133.9亿元，但是在全国保费收入中的比重却下降到0.96%。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应尽快制定适合江西省省情的农业保险办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四，扩大金融支农资金渠道。①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拓宽农村金融市场融资渠道。完善的资本市场有利于资本集聚、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提高金融体系效率。针对实际情况，当前可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引水”功能，在农村金融机构中创建农业投资基金、农民技能培训基金、发行新农村国债等，通过对亟待发展的农业实行资本运作，以解决因财力有限而不能满足的资金需求的困难。②改革邮政储蓄机构只存不贷的制度困境，建立邮政储蓄资金的回流机制。长期以来，我国邮政储蓄机构施行的是“只存不贷”的政策，这使得农村资金的大量被抽走，当前江西省邮政储蓄机构要迅速完成角色转换，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功能由“抽水机”和“吸血器”变为“蓄水池”和“调节器”。

[参考文献]

[1] 周小川. 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N]. 金融时报，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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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朱 刚. 我国财政支农规模问题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1998（10）：76-79.

A Study on the Lag Condition, Causes and Resolutions

of the Rural Financial Ecology in Jiangxi Province

Zhou Caiy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East China Jiao Tong University，Nanchang330013，China）

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协调配合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分析

1、理论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理论依据主要源于两者在宏观调控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源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两种政策在运用方式和手段、传导机制、调节的侧重点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具有一致性和互补性。两者的政策目标一致，即防止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成效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密不可分，反之亦然；作用机制上都是通过调节社会资金而影响国民经济运行。但两者各有特点，财政政策更具控制性和时滞性，而货币政策更具灵活性。

2、协调配合方式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主要体现在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和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上。

（1）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政府通过直接投资、采购、转移支付、税收、补贴等手段来调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影响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同时中央银行通过利率、公开市场操作、银行准备金率和央行再贴现等手段，最终达到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目的。

（2）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通过直接增减公共支出和税收调节经济，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短期效果相对明显。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主要是通过利率变动影响企业的投资活动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时滞性明显，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

（3）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表现为两者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时各有侧重。财政政策要求政府运用税收手段，缩小各种收入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保持社会稳定，注重公平；而货币政策侧重效率，这种功能促使商业银行偏重从盈利目标考虑信贷投向，要求货币政策对信贷结构和利率的调节能大体反映市场供求变化，引导资源流向效益好的投资领域，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近年来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运用的实践及现状

1998至2002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将“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变为“双松”的组合方式。从2003年开始，由于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政府又决定将从2004年开始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稳健”的模式。从近些年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应用来看，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体现出以下新特点。

1、政策搭配的目标

新政策组合的核心思想是防止经济过热。财政政策的目标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与之相配合，货币政策的目的主要是适当回收流动性。在此阶段，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了向“双紧”过渡的趋势。这意味着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财政货币政策在更多的领域内有了配合的实践，例如以应对流动性问题、推进外汇储备管理改革为目的而发行特别国债的行为，以及调低利息税以引导储蓄资金流向等政策。

2、政策工具的协调

近期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央行票据大量运用，国债发行趋缓；“中性”税收工具的使用。由于国债管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接点，为了满足公开市场操作回笼基础货币的需求，近年来央行频繁发行票据进行公开市场操作。2004年，央行票据成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头号交易品种。而作为传统的政府支出的融资工具的国债逐渐发生功能上的改变，它更多是通过余额管理的手段调节流动性需求。税收政策的“中性”主要体现为优化税收制度，使税收对微观经济主体选择行为的影响中性化，减少税收的额外负担对微观主体行为的扭曲效应。

3、政策着力点方面的搭配

以往财政往往着重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进而提高社会总需求。而现在政策搭配要求财政政策将总量需求管理转向结构优化，货币政策则更多地负担起总量调控的作用。

首先，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推动经济增长同时，更加注重结构调整。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如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

其次，货币政策总体稳中偏紧，侧重于稳定经济，抑制流动性过剩、防止通货膨胀。（1）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2）央行调整了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了对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对住房贷款利率实行同档次的商业贷款利率。（3）信贷增长率也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

三、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难点

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必须以发挥自身的能力为前提，但是目前我国财政和金融都面临着一些困难，这种情况导致财政货币政策在协调运用过程中效力不足。

1、财政调控职能弱化，金融调控独木撑天

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其收支结构和规模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主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功能弱化，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所降低，导致财政调控缺少必要的财力基础，调控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双木（财政和金融）撑天，侧重点虽然交替变化，但双木撑天的格局一直未变。我国金融独木撑天并不是金融事业本身真正发达的结果，而是财政收入下滑和国有企业资金紧张衬托出来的。

2、金融状况不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待加强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银行经营问题，我国商业银行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巨大，在整个金融体系处于很不健康的状况下，货币政策会因此而丧失其调控的基础。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应该根据货币政策的变化，调整经营行为，并进而影响企业和公众的决策。但目前商业银行的处境使其难以作到这一点。银行“惜贷”现象的出现，可部分地由此得到解释。此外，金融状况的恶化，使资金需求和资金供给的错位难以扭转，甚至由此加剧。金融结构本应随着实体经济结构的变化而相应调整，但在有大量不良资产缠身的情况下，这种调整显得步履蹒跚，迟迟难以到位。这种现状导致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启而不动、控而不止的现象。

3、两大部门协调沟通不力

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是以一定的制度安排为基础的，由于我国对地方财政、银行的职责界定不明确，银行不时被当作了“第二财政”来运用。正因为职责界定不清，从而造就了财政、银行运作的“独立性”，两大部门更多的是站在本部门的角度，根据自己对当前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依据部门的调控机制来制定政策，缺乏部门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协商，常常导致掣肘，相互抵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财政和银行的调控目标错位。运用银行资金充当财政资金投资于基本建设来提高总量需求超出了银行的内在规定性，反而会导致银行不能充分发挥币值稳定的作用。（2）财政信用混乱。各地财政部门为弥补财力不足而多头融资，这部分信用活动游离于社会信用总量的监控视野之外，加剧了金融秩序的混乱。（3）政策性银行缺乏清晰的定位。由于来自财政和银行两方面对政策性银行的认识分歧，导致政策性银行资金运用潜伏着很大风险，资金来源得不到保证，其生存与发展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四、提高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效果的几点建议

从国际范围来看，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二者间的搭配框架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也是有所变化的。这说明作为一种制度供给的财政货币政策是特定地域和特定时间的产物，它受到一国的内外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制约。各国都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使其保持足够的弹性、动态性和前瞻性。

1、以制度化形式明确界定财政与银行的职责范围

国有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有主导和主体地位，它和财政都属于公共部门，目前我国财政与银行的职责划分既不合理，也不明确，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尽管法律也有“明确”规定，但制度化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过程和每一个环节，仅有原则性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明确界定财政与银行的职责范围，使二者各尽其能，避免出现双重管理和对责任的推诿现象。

2、完善政府债务的管理

要参照国际惯例，改变目前多头对外的外债管理方式，逐步对外债的举借、使用和偿还实行统一管理。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规范化管理轨道，中央政府要继续加强对地方债务的监管。同时要加强对财政债务风险的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实际的赤字率和债务负担警戒线，避免财政政策操作的盲目性。同时借鉴国际财政统计方法，全面准确反映财政现金流量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3、完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体制改革

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并要加强信贷管理，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要积极稳妥地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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