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计划
经济资本计划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资本；配置流程；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1-0052-03收稿日期：2007-12-05
一、经济资本概述
（一）经济资本的概念
经济资本的概念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密切相关，根据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的风险可以划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因承担上述风险所带来的潜在损失可以分解为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
预期损失是在一般正常情况下，银行在一定时期可预见到的平均损失。这类损失要通过调整业务定价和提取相应的准备金，从业务的收益中作为成本来扣减掉。非预计损失是超出预期平均水平的损失，银行必须有充足的资本金，保证银行在不利的情况下也能正常经营。非预期损失是真正的风险，它需由银行的资本来消化，这是由资本的功能和非预期损失的波动性所决定的。异常损失是指超出银行正常承受能力的损失，通常有发生概率极小但一旦发生损失巨大的特点。这是由不可抗力引发的，银行一般无法做出更有效的准备。
经济资本就是信用风险的非预期损失、市场风险的非预期损失和操作风险的非预期损失之和，实际上是非预期损失的另一种名称。与账面资本和监管资本不同[1]，经济资本不是真实的资本，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一种工具。经济资本与实际资本的比较，是银行确定风险边界的基础。经济资本，即非预期损失的计量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水平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支持。实务工作中可以结合商业银行信息基础和管理现状，采用内部系数法等方法计算经济资本配置方案。
（二）经济资本的应用
由于经济资本反映了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的非预期损失程度，因此，根据计量的非预期损失数额在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之间分配经济资本，既补偿了业务风险（即非预期损失），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考核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对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的业绩进行客观评价。在经济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考核评价指标主要有经济增加值和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计算公式为：
经济资本成本＝经济资本实际占用额×基础回报率
经济增加值(EVA)＝净利润－经济资本成本
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RAROC）[2]＝净利润/经济资本实际占用额×100%
与剩余利润和权益回报率（ROE）[3]相比较，经济增加值和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反映了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承担风险后的盈利能力，有助于引导分支机构树立资本约束观念。例如，某项业务的风险较大，则该项业务非预期损失较高，其占用的经济资本相应较多，即使该项业务能带来较大的利润，与其所占用的经济资本相比，其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不一定很高。
实务中，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的经济增加值与经济资本回报率，可以减少对低收益区域、项目的投入，将有限的资本投入到具有更具发展前景的区域和项目中，提高资本的整体收益水平并有效防范风险。对需要占用同样经济资本的业务，优先选择RAROC相对较高的业务。
二、经济资本需求及配置
（一）经济资本总量需求计划编制流程
在实际工作中，经济资本总量需求计划需要以业务发展计划等为基础编制，同时与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指标的账面资本管理紧密结合。业务发展计划、财务收支计划、风险控制计划及资本补充渠道等，均对资本充足率及经济资本总量需求产生影响。主要包括：
1.业务发展计划中的资产业务，在产生收益的同时增加了风险加权资产和经济资本占用。中间业务，通常不增加风险加权资产和经济资本占用，但可以通过增加收益的方式提高资本数额，进而提高资本充足率和RAROC。
2.财务收支计划中净利润将直接影响资本数额进而影响资本充足率，同时净利润与EVA和RAROC呈正相关。
3.风险控制计划中如预计不良资产增加，则将增加拨备提取数额，减少利润进而减少资本数额，降低资本充足率、EVA和RAROC。
4.如果资本补充渠道顺畅、来源较多，则可相对调低资本充足率目标水平，经济资本具备更大的扩充边界。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资本充足率或经济资本占用需要控制在某一水平，将对业务发展计划产生引导和制约作用（即业务种类、规模将受到资本充足率计划和经济资本占用计划的影响），对财务收支计划和风险控制计划提出目标要求（如净利润需完成某一目标值，中间业务收入占比需达到一定比例，不良资产率需控制在某一水平）。
（二）经济资本配置计划
经济资本在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间的配置方式有以下几种：
1.以业务发展计划为基础配置经济资本。直接根据分支机构、业务品种、业务发展计划数，计量出需分配给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的经济资本。该模式下，可以通过对比分析机构、业务品种所对应的经济资本、EVA和RAROC水平，验证资源配置（如贷款投放的区域策略）是否符合商业银行整体经营发展战略要求。
2.、以业务发展、财务收支等计划为基础计算出的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EVA或RAROC需达到某一目标要求，如低于该要求，则对业务发展、财务收支等计划进行调整修正。
3.对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的RAROC进行排序，优先选择RAROC相对较高的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配置经济资本，直至经济资本占用达到整体目标限额。实际上，经济资本和经济资本回报率确定后，对分支机构的净利润也会随之确定。
三、经济资本配置中的有关问题
（一）经济资本计量问题
经济资本体现了风险占用，需要计量模型定量化。基于信息基础和管理现状，目前国内商业银行主要采用内部系数法等方法计算经济资本，会导致风险程度不同的资产经济资本系数相同。从实用性和准确性看，经济资本计量是一个难点。
（二）经济资本配置计划定位问题
1.分支机构是否可以合理配置业务资源。从科学性与合理性角度看，经济资本、EVA和RAROC适合作为衡量分支机构综合经营成果的指标。当分支机构业务发展、成本控制、风险控制执行情况与总行设定的目标产生偏差时，能够在分支机构内部形成一个自我调整的机制，确保能够完成目标值。例如，分支机构可以在经济资本、EVA和RAROC的约束下对业务发展计划进行适当调整；不良资产率超过目标值时通过降低成本收入比或提高中间业务收入予以弥补。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要求分支机构必须完成总行下达的各项指标，实际工作中既缺乏弹性，也容易造成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而实际结果与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管理目标相悖。比如为了完成贷款任务而发放贷款，忽视风险控制，造成不良资产率上升，资产损失增大，利润下降等一系列不良后果。因此，如果假定分支机构可以合理配置业务资源，则下达经济资本配置总量、EVA和RAROC指标即可。
2.商业银行总机构业务布局对经济资本配置的影响。如果假定商业银行总机构对宏观布局有比较长远和深刻的认识，需要干预分支机构业务布局，那么，经济资本配置计划将无法成为主导计划，因为总机构保留了部分业务资源配置权利。问题的实质是，总机构、分支机构到底哪个层面更适合拥有配置业务资源的权利，或者是哪个层面更具备洞察力。从实务中看，总机构往往保留了更多的业务资源配置权利。因此，目前仅仅下达经济资本配置计划还不能完全满足经营管理的需要，必须要与业务发展等计划结合起来一并下达管理。
（三）经济资本与资源配置
经济资本实质上是经营风险的一种综合反映，更重要的是，经济资本与各种业务资源的配置权限紧密相联。在以机构管理为主的模式下，虽然机构对资源配置结果（如净利润、EVA等）承担责任，但并未拥有完全自主的配置权限，上级管理机构仍保留了审批、指导的权限。如实行事业部制，业务管理部门成为业务资源配置的主角，拥有配置权限，亦承担配置后的责任，符合权责对等原则，利于考核。对事业部而言，经济资本配置可以成为一项核心的、主导性的计划。但在事业部内部仍存在机构层级和资源配置权限划分的问题。
总的看，管理过程中需要借助指标，也应善于运用指标，但不能迷信指标，没有哪个指标是万能的。在侧重使用一个指标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指标背后的东西。管理不能简单化、完全指标化。净利润、权益回报率、剩余利润、经济资本、经济增加值、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的管理与考核，有其科学与合理的一面，但以哪个指标为核心，其背后都隐含着“谁最终拥有资源配置权限”这一问题，这与管理体制相关，也提醒我们需要客观、清醒地看待这些指标的用处。
注释：
［1］ 帐面资本，是根据会计准则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所反映出来的资本。监管资本，是商业银行根据当地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所拥有和发行的有合格的资本工具。
经济资本计划范文第2篇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产能过剩
经济思想形成至发展，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凯恩斯的《通论》等，无疑是经济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斯密强调万物自由，人在有需求时会主动进行商品生产与交换。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受到经济危机侵袭时，凯恩斯思想诞生于特殊时代，批判了以往的主导经济思想，认为经济要稳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公有制为制度前提，着重阐述了计划经济等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坚信政府必须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宏观调控，促织各部门协调发展。经济增长受到多方制约，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实现了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然而，21世纪后，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重。于是，引起众多专家学者思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有计划的推行市场经济发展，为何还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产业发展不平衡，在各级政府提出“产业转型”的口号时，市场失衡发展、产能过剩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本文首先阐述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而后分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实践。改革开放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思想如何引导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最后分析引起产能过剩问题的原因。旨在对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重新认识，对解决市场失衡发展、产能过剩问题提供理论建议。
一、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
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强调在全民公有制的前提下，有计划、公正合理的利用并分配社会资源。马克思的计划经济产生有两大背景，一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本质，建立一种共产主义经济模式。以人为本，人为地去支配社会资源，使其充分为人服务。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不良后果，对其引发的社会危机等深恶痛绝，认为引发的社会危机像瘟疫一样可怕。《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认为，人才是构成社会的主体。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锁存在的剥削者，应该剥夺他们的资产转为公有制，在公有制调节下，逐步建立个人所有制。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本及个人，都在规范地、按照整个社会的统一计划自觉地参与社会建设。但是，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过于“空想”，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所有物质资料归全社会共有，至少在未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时期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实践
据萨缪尔森证实，“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几乎所有国家中，政府的经济职能都在稳步增加”。新中国成立后，将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主导思想。实现全民公有制，合作公社、大锅饭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心中印象非常深刻。计划经济实现了物质、人力等生产资料公平分配，却导致了经济发展缓慢、人均生活水平得不到普遍提高的结果。整个市场缺失竞争活力，竞争活力的缺失导致了大量的滥竽充数的生产。社会生产按照计划进行，却因计划经济思想理论脱离了现实社会状况，计划失误等导致了大量的供需不匹配等经济现象，严重影响了企业或资本的流通。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只是在向人们预示一种共产主义蓝图，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终归会导致实践偏差。实践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来知道经济建设，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假定社会公有，假定人是道德至上的经济个体，这种脱离实际的假定，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在实践过程中的偏差，但不能因为时间偏差，就去否定理论的正确性。
三、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政府宏观调控，市场根据供需状况进行自主协调。这一理论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之路是正确的。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指的是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政府计划多一些，市场调节少一些；而私有经济或个体经济则是计划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针对某个地区经济发展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一些的省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宏观调控就要少一些，多一些空间留给市场调节。而西部经济发展较慢的省份，则需要胜负宏观调控力度大一些，通过扶持弱势产业发展、引进人才等政策进行整体规划，市场调节所占的份额就稍微少一些。近四十年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使经济走上全面快速发展之路。
经济资本计划范文第3篇
“一五”计划：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大教训
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一五”计划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同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一五”计划。
主要由于缺乏经验，“一五”计划编制和执行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教训诸如：在投资总规模方面偏大，形成紧张的平衡。在投资分配方面，重工业偏多，农业和轻工业偏少；制造业偏多，煤电运等基础产业偏少；内地偏多，沿海偏少；军用偏多，民用偏少。在贯彻勤俭建国和自力更生方针方面，利用原有生产能力不够，新建和改建的企业规模偏大，标准偏高：非生产性建设和城市建设规划也存在偏多和标准偏高的问题。在计划体制方面，中央集权偏多，地方权限偏小。在生产建设方面，发生了1953年的“小冒”和1956年的“大冒”；在改造方面，1955年下牛年以后，搞得过快。
“二五”～“五五”计划：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确立并进一步强化时期的三大教训
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共同特点是只有一个纲要式的文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计划，更没有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所以从完整的和法律的意义上说，三者均不能构成国家的五年计划。
第一，由党的讨论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二五计划的建议，是一个好文件。就“二五”计划建议的内容特别是指导思想来说，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
但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占了支配地位，从1958年―开始就把这个奸文件完全抛开。结果是．三年“”，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的影9向，使得1961年中国经济陷入了深重危机。接着在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搞了五年的调整(1961―1965)，又恢复和发展了经济。
第二，1964年5月，《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提出的“三五”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等。但是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也由于对国际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将“三五”计划的任务重新规定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1970年8月～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审议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提出：“四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改善布局；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等。
可见，“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有区别，但从他们的根本指导思想都是“左”的路线来说有共同点，给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第三，至于“五五”时期，由于“”更趋严重的破坏，连个独立的纲要式五年计划都没有。只是在1975年编制了一个包括“五五”和“六五”时期在内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千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直到1978年才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这个纲要也是在“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制定的。按照这个纲要的规定，到1980年，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农业方面，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显然，这是一个急于求成而又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从“二五”时期到“五五”时期(准确地说，是从1958年到1978年，但不包括其中的经济调整时期)，由于“左”的路线在党内占了支配地位，特别是由于“”和“”的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都受到了极大损失，并没有得到应有发展。
上述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直接相关的原因上说，首先是同计划编制中存在的诸多错误相联系的。主要是：1、盲目推行强速战略，以致造成经济多次大起大落。2、长期片面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以及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多年严重失衡。3、长期实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忽视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致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缓慢，经济效益低下。4、缺乏稳定而又科学的经济地区布局战略。从“一五”前期的重点建设内地，跳到1958年“”中工业布局遍地开花，1964年以后又集中力量大搞三线建设。5、盲目推行自给自足的封闭战略．企业搞“大而全”和“小而全”，地区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对外在很大程度上搞闭关锁国。6、严重忽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作用。7、根本缺乏社会发展的观念，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计划，致使就业、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积累成山。8、根本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以致人口增长失去控制，环境和生态受到严重破坏。9、在财政方面，除了总规模过大和过多向重工业倾斜等问题以外，国防战略费和对外援助费也都超过了国力。10、缺乏完整、稳定、科学的五年计划，加剧了发展的盲目性。11．法制不健全。没有制定有关编制五年计划的法律，这方面没有什么约束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使党规和国法破坏殆尽，使得包括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在内的一切经济工作都会受”左”的路线支配。
“六五”～“十五”计划：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的六大教训
从19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依据邓小平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先后相继地制定了从“六五”至“十五”的五个五年计划。
由于多种原因，“六五”至“十五”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中也存在不少教训。
第一，“六五”计划提出实行计为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沿袭了1956年党的的提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此有了重大发展，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但在“八五”计划中又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上述的1982年和1984年的提法。直到1992年才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其突出表现就是：早在“六五”计划就针对改革前由于急于求成，盲目追求经济增速，忽视经济效益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但在此后1984年、1988年和1993年还发生了三次经济过热。特别是1993年将“八五”计划的年经济增长率6％提高8％一9％，尽管有道理，并仍处于我们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约为7％一
9．5％)，但在1992年经济已经明显过热，而地方政府对计划指标层层加码还难以改变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无疑对这一轮经济过热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然，这三次经济过热与改革前发的多次经济过热相比较，其发生机制．严重性和后果都有重大区别。但就急于求成这点来说又有某些共同点。
第二，伴随改革的进展，部门和地区的局部利益得到了强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利益就成为阻滞改革和发展计划实施的严重力量。前者如垄断行业改革进展迟缓．这固然同垄断行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关，但同这些行业的局部利益的阻滞作用也有联系。后者如2003年下半年发生的经济局部过热，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追求地方局部利益的投资；中动。
第三，渐进式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尽管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也有负面影响。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发展空间，而无疑又是实施计划极严重的破坏力量。
第四，由于对某些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指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将它放到应有的战略地位，因而需要提高战略地位。比如要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在宏观调控中的战略地位。
这一点，是针对我国“九五”计划特别是“十五”计划对这个问题的某种忽视而提出的。在改革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六五”计划)第一编“基本任务和综合指标”中就有积累指标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在“七五”计划第一部分“主要任务千口经济发展目标”中也有投资指标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在“八五”计划第二部分“基本任务和综合经济指标”中也有这样的规定。但在“九五”计划中，在第二部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中仅有居民收入增长指标的规定，只是在第三部分“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部分才有投资指标的规定。在“十五”计划中，在第2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提出了宏观调控的各项预期目标，其中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目标”惟独没有投资调控的预期目标。只是在第25章论述宏观调控政策时，才在提出消费率预期指标的同时，也提出了投资率的预期目标。可见，在“七五”到“十五”计划中，投资指标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有每况愈下之势。这是值得推敲的。
就实践上来说，如前所述，改革前后我国多次发生投资膨胀，都成为每一次经济过热的带头羊。因此，很有必要将投资率与消费率一起列入国家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的预期目标。
第五，由于众多因素的作用，计划科学性欠佳，需要提高其科学性。比如要提高确定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的科学，哇。在改革以来制定的五年计划中，有关投资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只有“九五”计划比较切合实际。与计划规定预期目标相比较，其实际结果，城镇居民年均消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的年均增速只高0.8个百分点，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年均增速只低0．9个百分点。其余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或预期目标)与实际执行结果都相距甚远。即以行将结束的“十五”计划纲要而论，依据2005年上半年情况判断，居民消费率指标实际执行结果要低五个百分点以上，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要高10个百分点以上。
第六，促进计划实现的保证体系还很不健全，影响到计划的实现。因而要进一步建立这种保证体系。比如要建立实现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的保证体系。一是要建立长效实现机制。可以通过深化经济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建设节约型经济来形成这种机制。二是要建立预警机制。为此，要制定预警指标体系，还要依法授予国家有关单位(如国家统计局)定期预警信息。三是要强化监督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是财政委员会要着力加强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有关投资率和消费率规定执行状况的监督。还要加强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难以在制定计划时完全估计到，计划规定指标与实际执行结果发生差异是常有的事。而且，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为了削弱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的消极作用，国家计划指标定得低一些，也有积极意义。但为了有效发挥指导性计划的指导作用．总需力求提高计划指标的科学性。特别是像投资和消费这样的基本指标，它对国民经济其它指标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它的科学性如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它指标科学性。而且，在经济预测科学、经济信息和现代计算技术都很发达的条件下，把计划指标定得尽可能准确些．并不是什么苛求，而是大体上可以做到的事。
经济资本计划范文第4篇
一、印度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形成及特征
按照财产所有制形式，国民经济管理的微观基础为公有制、私有制和公私混合所有制，并由此形成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私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和公私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此外，资源配置方式也
是构成一国经济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有何种财产所有制形式。此外，资源配置方式。按照资源配置方式，传统经济模式可以分为计划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模式。由于市场经济内部政府对资源配置过程中干预的形式和程度的不同，于是形成计划管理模式和政策管理模式。
(一)印度混合财产所有制形式及其特征
独立后，印度经济中存在三咱主要财产所有制形式。一是以财产公有制形式为基础的公营经济。它主要是通过把殖民政府财产收归国有、大型私营企业国有化、财政政投资和利用外援兴建公营企业等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包括直属中央政府的司局级企业、依据议会通过的有关法令建立等我种组织形式。二是独立前就已存在并主要活跃在农业、零售业、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小型企业、乡村企业和家庭手工业等关系大众基本生活城要领域的财产私有制形式为基础的私有经济。三是主要由城镇企业工人集资建立的工作合作社和农村农民自愿组成的各作社购成的以财产集体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全作经济和少量外国资本参与的财产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合营经济。
印度混合财产所有制形式颇具特色。一是公营经济比重较低，但地位重要。直到20世纪80末期，公营经济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也只占4/1左右，但由于其在原子能、铁路、邮政、军工、石油天然气、银行金融、粮食储备等战略性领域占
垄断地位，在机器设备制造、电力生产与分配、航空运输、国际贸易等地位极为重要。二是私营经济比重较高，且作用重要。直到1986年，私营经济在全印劳动力就业总数中仍占90％，在全印工业产值中约占70％。活动领域也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农业及相关领域、纺织服装、国内贸易、服务业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可见，私营经济不仅规模较大，而且作用重要。三是政府重视对公营企业的领导与监督。印度许多公营企业实际为政府所有，政府对其主要运用指令性计划和直接控制的方法。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对其投资实行行政部门管理方式，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销往何外等均由政府确定；所需原材料由政府供应，财务受同级议会监督，其实为半事业性质的单位。政府与公营企业的关系基本上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四是政府注意对私营经济的指导与控制。在每个计划中政府总是规定其投资规模及其在计划投资中的比例；对其投资领域、投资地点、生产品种、生产数量、产品质量、产品价格及销售渠道等一系列问题，主要通过许可证法、工业政策等行政法令和经济政策实行控制，并通过价格、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加以引导，使其为计划规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服务。印度政府既注意对其发展的引导，更重视对其发展的控制。可见，印度经济管理模式既不是纯粹的公营经济形式也不是纯粹的私营经济形式，而是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形式；印度的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
（二）印度混合资源配置方式及其特征
独立后，印度在构成混合经济的基础上，坚持实行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利用经济计划配置重要生产要素；同时，也不放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注意利用价格、利率等经济杠杆进行资源配置。因此，印度实行了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资源配置方式，但更强调政府对市场配置资源行为的干预。一是经济计划配置资源。1950年印度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制订全国发展计划；同时，各地方政府要制订地方发展计划，甚至各经济部门也制订部门发展计划，从而形成完整的计划体系。重要的是，全国发展计划需经过议会审查批准，地方发展计划须经地方议会以及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批准。为加强对经济计划的执行，在印度中央政府内还设立了计划执行部。在每个五年计划文件中，要规定计划期内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包括公私部门、各政府部门和各地方政府的投资额等。印度这种把投资引入所希望的渠道的计划，不同于由市场力量决定资源分配的指导性计划。 二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独立后，市场机制继续在印度经济发展中起着显著的作用。印度不仅存在商品自由市场和期货市场，而且还存在证券市场，劳动力市场也逐渐得到发展。为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印度注意利用价格、税收、利率、汇率等各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三是政府参与资源配置。在决定政府财政对公营企业的投资数量、投资领域和投资地点等方面，印度政府拥有绝对权力；在限制私营部门的投资领域、投资地点和投资数量等方面，以及利用外国投资方面，对外资的投资地点、投资领域、投资比例等，印度政府也拥有极大的权力；印度政府也会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加以引导甚至给予一定程度的限制。如印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许多产品的价格实行国家控制的管理价格；对农业、小型工业、乡村工业、出口等优先部门按照优惠利率发放贷款，以扶持其发展。
印度实行经济计划、市场机制和政府参与等多种资源配置方式，且颇具特色。一是计划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明显。印度特别强调经济计划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中央和各邦政府内设立的经济计划机构，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政府机构，不仅制订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计划，而且还要制订部门发展计划；经济发展计划不仅要经过各级政府多次讨论，而且在批准前要交社会各界讨论；政府还专门设立经济计划执行机构――计划执行部，以保证计划所规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增长指标的实现。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限制。印度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依然受到诸多限制：各邦市场之间还存在某些隔离，完全统一的国内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石油天然气市场完全为公营石油天然气公司垄断；粮食等依然为政府收购，商品市场也不完善；劳动力市场不很健全，发展受到诸多限制，甚至连就业登记所也数量不多；资金市场、资本市场等也不完善，外汇市场甚至不存在。由此可见，印度市场体系尚待完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仍受到极大的限制。三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较大。长期以来，印度政府不仅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如对公营部门的投资，而且还利用劳动工资政策、收购价格政策、金融利率政策等等实行间接管理，不仅规定对部分粮食实行收购，而且还要求公营企业购买小型企业的产品；对一些重要的工业品实行管理价格，对重要服务价格也实行政府管理；各银行必须将其吸收存款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政府核准的债券，必须将放款的相当一部分给予农业、小型企业、乡村工业等政府规定的优先发展行业，对发放给优先部门的贷款必须实行低于通行利率的优惠利率。所以印度的资源配置方式既不是纯粹的计划配置的资源配置方式，也不是纯粹的市场配置的资源配置方式，而是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并存的混合资源配置方式，但更重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二、印度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调整
（一）财产所有制形式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但基本上没有触及财产所有制形式。只是从9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印度政府才逐渐触及财产所有制形式。一是缩小公营经济的垄断领域。80年代后期，拉・甘地政府对公营企业主要实行谅解备忘录制度，扩大其经营自；对病态私营企业不再国有化，不再扩大公营经济规模。90年代初期，拉奥政府实行的重要举措是，大幅度缩小公营经济垄断经营的领域，规定只有原子能、军工等战略性领域由政府垄断经营；对个别严重亏损的地方政府公营企业实行破产处理；规定其重大事务一律由董事会讨论决定；其可利用新增利润自行扩大生产门类，生产创新产品并利用所得外汇进口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等。90年代后期，瓦杰帕伊政府加速经济改革，减少政府对公营企业所持股份，对其逐渐实行私有化。2004年国大党执政后，私有化的步伐放慢。经过调整与改革，印度公营经济活动领域减少，相对规模有所缩小，但绝对规模仍在扩大。二是放松对私营经济的限制。80年代，英・甘地政府允许私营企业每年自动扩大5%的生产能力；拉・甘地政府允许私营企业在5年内自动扩大25%的生产能力。90年代初期，拉奥政府进行经济改革，逐渐取消对生产许可证的限制，大幅度扩大私营经济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取消反垄断法，使大型私营垄断企业的投资地点、投资规模等不再受到限制。瓦杰帕伊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私营经济的限制。经过调整与改革，印度私营经济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都进一步扩大了。三是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80年代，印度对外国投资的政策基本上没有松动。90年代初期，拉奥政府逐渐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瓦杰帕伊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不再要求外方必须转让技术，逐渐扩大外国投资的领域，提高外国投资的比例，有的领域甚至允许外商独资。外资参与印度证券市场的条件也逐渐放松。经过调整与改革，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混合而成的合营经济的规模增大了。四是进一步鼓励城乡合作经济，特别是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组织形式，使合作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因此，印度经济在调整与改革过程中，呈现出“公退私进”的状况，即公营经济的活动领域有所缩小，私营经济的活动领域逐渐扩大，但混合经济制度依然存在。
（二）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
尽管经过调整与改革，印度的财产所有制形式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但是印度却对资源的配置方式进行了重要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渐取消对企业生产的限制。首先放松对私营企业生产投资的限制，在允许其自动扩大生产能力的基础上，逐渐取消对其生产能力的限制，不再过问其生产多少；通过扩大其生产经营领域，减少对其生产什么的限制。拉・甘地时期，通过与公营企业签订“谅解备忘录”，扩大其生产经营自，对企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等不再干预，让市场更多地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二是逐渐放松对产品价格的控制。90年代初期，印度政府逐渐减少实行管理价格的商品种类，只对钢材、水泥等几种重要商品保持管理价格，其它商品价格都由市场决定；许多服务价格也放开了，只保留对铁路运费等重要服务价格的管理。对货币的对外汇率，也逐渐放开，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其升降。三是逐渐放松对资金来源的限制。各银行按照规定将其吸收存款用于购买政府核准债券的比例大幅降低，按照规定放款的比例也已大幅下降；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的来源限制减少了，企业可以到国内外市场筹集发展资金。四是逐渐放松对产品销售的限制。对公营企业产品销售的限制逐渐减少，让企业更多的产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销售；逐渐取消对公营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垄断，私营企业特别是外商合资企业可以涉足进出口贸易，从而逐渐放松对产品销售的限制。但是，印度的经济计划依然坚持下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依然存在；政府对商品、资本、劳动力等多方面的限制也依然存在。因此，印度只是在保留政府作用的同时，增强了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
不难看出，经过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调整与改革，印度的财产所有制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依然保持了公私并存的混合财产所有制形式和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资源配置方式，只是实行某些有利于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公私并存的财产所有制形式中逐渐扩大了私营经济的规模，并实行某些有利于市场发育的政策措施，让市场机制在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发挥更多的作用。
三、印度实行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原因
独立后，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印度形成了公私并存的混合财产所有制形式和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资源配置方式。经过80年代初期开始的经济政策调整和90年代初期开始的经济改革，印度只是减少了对公营经济的干预，放松了对私营经济发展的限制，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公私并存的混合财产所有制形式和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资源配置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剖析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国情，我们不难发现，印度所以一直实行混合经济管理模式，是由印度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关系及国际经济环境和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特点所决定的。
（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
经过独立后近60年的艰苦努力，印度社会生产力水平已大为提高。在印度农业生产活动中，抽水机、拖拉机、收割机等现代农业机械已经得到运用；在印度工业生产领域，大型数字化机床、先进仪器设备和计算机等也已广泛使用；在运输行业中，卡车、电动机车、大型轮船、运输机等的使用都已非常普遍；电灯、电话、电视机、洗衣机等现代文明产品，也已进入印度城市人民的生活。但是传统社会生产力在印度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依然广泛存在：牛耕地、人工收割、人工灌溉等传统生产方式在印度农业生产活动中依然随处可见；手工操作、手工作坊等在印度工业生产领域仍占有重要地位；牛车、人力车等人畜搬运方式在印度城乡依然常见；许多边远农村依然不能用电灯照明，更不要说使用电话等现代通讯工具了。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印度社会生产力水平依然呈现出多层次性。这种多层次的社会生产力，成为印度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基础，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合理性。
（二）社会生产关系的多样性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印度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性，也决定了印度社会生产关系的多样性。如前所述，在印度社会生产活动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财产所有制形式：既有纯粹的财产公有制形式和纯粹的财产私有制形式,也有工人农民形成的财产集体所有制形式和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包括外国投资）结合而成的各种混合财产所有制形式。多种财产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印度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实际上,在印度发展的每个领域，都存在多种生产方式。在印度工业生产领域，既有许多运用现代管理方式的大机器工厂，也有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手工作坊；在印度农业生产领域，有组织严密的现代化公司农场，也大量存在以农民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生产方式；在商业服务领域，虽然有许多按照现代管理方式建立的股份制公司，但也有大量以家庭甚至个人为经营单位的个体服务机构。因此，印度社会生产关系的多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印度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存在。
（三）社会政治关系的多元化
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多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印度社会政治关系的多元化。不同层次的社会生产力和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政治群体；同时，这些不同的社会政治群体，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不同层次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利益。印度还是世界上政党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印度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党和政治组织，既有代表大资本和中小资本利益的政党，也有代表工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利益的组织；既有代表知识分子群体利益的政党，也有代表失业劳动者群体利益的组织，还有代表各地区利益的政党和组织。这种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关系的多元化，也要求经济管理方式的多样性，以照顾各个层次人民的利益和各个地区的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政治稳定，为社会经济发展营造安定的国内政治环境。
（四）国际经济模式的多样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管理模式：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财产私有制形式的同时，实行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形成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但是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保留财产私有制形式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财产公有制形式，同时实行了社会经济发展计划，采用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渐形成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新出现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则主要实行财产公有制形式，并同时实行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形成计划经济模式。印度领导人认为，印度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也不能完全采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因此印度自然采取了混合经济管理模式，只是较多地偏重于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吸取纯粹东西方经济模式的长处，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纯粹东西方经济模式的短处。因此经过经济政策调整和经济改革，印度只是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长处，以抵消东方计划经济模式的短处，依然保留了混合经济管理模式。
（五）混合经济管理模式的互补性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看，混合经济模式本身可以互为补充，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一般说来，私营经济的基本动机是追求利润。发展私营经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但社会效益却难以实现；公营经济可以较好地实现社会效益，但由于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而经济效益较差。同时，利用经济计划配置资源，政府干预经济可以保证社会效益的实现，但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利用自由市场配置资源，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保证经济效益，但可能损害社会效益。因此，两者的混合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社会效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进经济效益。过去，印度强调发展公营经济，限制私营经济发展；强调政府干预经济，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虽然经济稳定增长，但是速度缓慢；虽然有一定经济效益，但是经济效益低下，从而使增加就业、社会公正等社会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印度在经济政策调整和改革过程中，放松了对私营经济的限制，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以更好地发挥私营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取消公营经济和经济计划，依然坚持混合经济管理模式，只是调整了二者混合的程度，利用二者的互补性，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更好地发挥经济效益。实际上，经过调整与改革，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了。
经济资本计划范文第5篇
一、“主、辅原则”和国企改革的起步
国有企业的改革，开始于党对计划经济体制某些统得过多过死弊端的深刻反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这是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的信号，直接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从1979年四季度起，杭州市开始在国有与集体企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和推行经济责任制的试点，到1981年，扩大企业自试点的范围增加到266个企业。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实行按利润提取企业基金，改变按工资总额提取企业基金的办法。对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实行利润基数部分留成和利润增长部分留成。企业内部的奖金分配也由评奖制逐步向记分计奖制、联产计奖制等形式过渡。企业自的扩大和各种形式责任制的推行，大大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面貌得到了改善，经济效益也有了明显提高。
改革的良好开局，验证了党对计划经济弊端的正确认识，也使党对市场调节的作用有了初步的认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开始改变过去只承认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观点，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次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主、辅原则”的提出，对于突破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重视发挥市场调节功能，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这一原则对改革实践指导作用的体现，从1981年起，杭州市开始进行利改税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1983年6月，对全市国有工业企业进行第一步利改税，即改变过去对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部由国家统收统支的做法，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税后利润再在国家和企业间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分配，实行税利并存。不久，又进行了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即在增设若干税种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
两步利改税和以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推行经济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改革，虽然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改变过去在生产经营管理上过分集中统一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的一些弊端，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它不但为企业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以调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探索的深入，提供了实践经验和思想基础。
二、“结合思想”和国企改革的全面展开
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前一阶段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成功经验，及时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推进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市把全面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作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抓，从简政放权、减税让利开始，落实企业自，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按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推行了企业承包经营制和租赁制，以及放开经营的试点和改革；并开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规模的个私经济，积极改变单一公有制经营的状况，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努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形成了一批企业集团。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使企业的经营机制有了很大的改善，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企业按市场要求自我发展、自主经营的能力有所增强。
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日益依赖市场，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这些变化促使党在理论上进一步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企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此后，邓小平又多次谈到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逐渐为全党所接受，并在党的十三大上得以体现。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而是把计划和市场都看成了同一层面的东西，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然而，1988年下半年，伴随着治理整顿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短暂起伏，尤其是1989年北京后，把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视为搞资本主义的观念又开始滋生蔓延，他们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经济界、理论界出现一股否定市场调节作用，否定市场改革取向的社会思潮。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绝不能重新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1990年12月24日，他在与中央领导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次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建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并把它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一项基本要求。1991年，在讲话中也多次强调，“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去办，决不能再动摇”。
杭州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指导全市的改革实践，在开展治理整顿，深化、完善和巩固已出台的各项基本措施的同时，采取了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继续推进企业内部改革，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促进生产要素进一步流动组合，贯彻搞活大中型工业企业政策、扩大放开经营试点等一系列促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从而一举克服了由于能源、原材料、资金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和市场疲软所带来的困难，使杭州国有大中型企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带动全市经济从滑坡走向正常发展，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经济快速高效发展高潮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到1991年，党在经济理论的探索上，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到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再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化；在企业改革的实践上，从减政放权、减税让利、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到全面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再到推行承包经营、进行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探索，使人们对市场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追求企业在市场中自主发展、自我经营的意识有了进一步提高。但直到此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尚未形成，国企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仍停留在对过去一系列企业管理手段和方法的修修补补上，没有触及到最根本的经营机制和产权制度。在改革中进行制度创新，在理论上，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理论的思想束缚，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企改革目标的明确
为了坚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市场改革取向，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对于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妨碍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特有东西的思想束缚。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对我们党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同年6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今后我们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的”。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了党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等方面，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不同的特点。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的理论阐述，集中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对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问题探索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正式确立。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杭州的国企改革开始走出管理手段改革的局限，迈入以转换经营机制为核心，逐步推进制度创新的改革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杭州市改革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中实行的用工、保险和分配制度，建立了劳动用工合同制、岗位技能工资制等制度；采取了诸如利用外资“嫁接”改造、实施出城进郊、优二兴三战略等改革措施，鼓励企业按经济规律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实现企业横向经济联合。同时，在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使企业内部形成一整套法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承包制未能彻底解决的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也日益走向成熟。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体系，从而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正式形成。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又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的国企改革进入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综合配套改革阶段，立足制度创新，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造成为这一时期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从1994年起，杭州按照分类指导、梯式推进、重点突破、逐步深入的原则，在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资本结构，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多渠道解决企业富余人员问题等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上进行探索，通过试点，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企业股份制改造上，我市从1992年起就开始股份制改革试点。1998年以后，结合贯彻中央《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为核心，以“股权多元化、经营者
持大股、劳动者身份转换”为主要内容企业股份制改造全面展开，大批国有企业，结合自身特点，采用破产、歇业、并购、拍卖、重组、债转股、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等形式，优化资本结构，推进企业改制。2001年，市属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国企改制219家，改制面达到97.78％，使长期形成的国有企业组织结构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但建立起与资本经营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系，而且使大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最终确立，促进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企改革“三年两目标”的初步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新世纪之初，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还很不完善，经济发展的体制不少，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市场竞争。
为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作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完善新体制的重大战略部署。《决定》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统筹”，提出了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决定》还就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垄断行业改革及财税金融、社会保障体系、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等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的建议，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行动指南。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成为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杭州市国有企业改革着眼于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控制力，通过联合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大投入等多种措施，积极支持企业做强做大，使国有资产向大型企业和主营业务集中。据统计，2006年市本级国有大型企业户数仅占总户数的8.9％，但国有资产占比为79.1％，实现利润占总利润的65％。在改革中，坚持把企业改革与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优化结合起来，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的优化重组，实现了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优化，表现为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收缩战线，持续向公益性及其他产业转移，提高了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到2006年底，竞争性产业所占国有资产比重从2003年底的79％减少到38％，公益性产业所占国有资产比重从2003年底的18％上升到61％。杭州市国有经济呈现喜人局面，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态势，有力地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2005年7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依法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市国资委成立后，根据“两级管理、三个层次、体系”的国资监管和运营体系改革思路，致力于实现政府两种职能分开、政企分开；根据“两个退出、三个收缩、四个集中”的思路，调整优化国有资产产业布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先后出台了预算管理、重大事项管理、资产评估、清产核资、企业内部审计、财务总监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初步形成了国资监管的政策法规体系框架，国资监管逐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
党的十七大以后，杭州市国资委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调优调强国有经济为目标，以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重点是促进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化国资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重组，培养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着力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据统计，2005--2010年，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总额从872.9亿元增加到1618.09亿元，年均增长13.14％；所有者权益从270.63亿元增加到602.32亿元，年均增长17.35％：主营业务收入从325.6亿元增加到758.48亿元，年均增长18.43％；净利润从7.2亿元增加到49.17亿元，年均增长46.85％；上缴税金从20.5亿元增加到36.87亿元，年均增长1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