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时代性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生产；现代教育；“教劳结合”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类的劳动分工是十分粗浅的、笼统的，教育基本上是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到了近代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为典型的“第二大(社会)形态”阶段，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人类劳动的体力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分裂、对立达到了顶点，人被视为完全不需要具备任何专门技艺的工具，人手的灵巧被机器的精确所代替，他只需被动地伺候机器的运转，在资本眼里，人仅仅是大机器工业中的一个活部件。马克思说道：“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再次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

自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学校教育又开始被要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与改良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谋生、糊口联系在一起。产业革命的发展，要求学校教育突破古代学校教育对原始社会广义职业教育的异化，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教育——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这成为近代学校教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职业教育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现代生产的客观规律，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技术为基础。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以机器生产形式代替了手工业的生产形式，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它使单个人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而使人类世代所积累的生产经验，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经验，即间接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了进行生产劳动，劳动者再也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直接在生产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而主要依靠间接经验。因此，通过专门的学校教育和训练，授以劳动者各种间接经验，就成了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手段。现代国家和有为政府就必须重视与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

其次，近代大机器生产和学校职业教育是同社会分工细化、专门技能技巧深化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革命以后，现代生产体系和技术分工基本形成，并在社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现代生产中的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不断出现，促进了技术革命，于是就对劳动者的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劳动者应该掌握一定的科学基础知识，具有符合社会规范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熟悉机器的结构、原理和操作技术。这同时也就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学校教育必须同现代生产活动相结合，传授生产中需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技巧，培养适应现代工业生产性质的操作型、技能型的实用人才。这就说明，现代职业教育是现代社会分工和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

职业教育打破了古代社会以来学校教育仅服务于统治阶级治国治民需要的局限，使教育重新回归于本初状态，即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服务。同时它也冲破了正规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时间和空间，直接为社会生产服务。就当时的职业教育具体形式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18世纪末出现的技术工人讲习所(MechanicsInstitutes)，如1799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生产科学仪器的工厂中开设的科学和数学夜校讲习班，对象是技术工人；二是政府强力推进建立的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批准开办的公共工程中心学校(1794)、综合技术学校(1795，即后来著名的巴黎理工学校)、德国虔信派牧师开设的“实科学校”(1708、1747)等。但马克思并不推崇这两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而是从工厂教育的实践中发现了未来教育的方向，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历史上最早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人是托马斯·莫尔，他在《乌托邦》一书中阐述了教育与农业、手工业劳动结合的思想。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勒斯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中提出建立“劳动学校”的想法，首次明确提出教育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主张。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劳动是儿童教育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适当的体力劳动能够促进人的智慧和道德发展。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主张并进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试验。

二

在19世纪初的英国，工厂生产中使用童工是普遍现象，童工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16小时，其体力、智力及道德备受摧残。1800年1月，29岁的欧文从岳父大卫·戴尔手里接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经理一职，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学说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工厂中实施了“通过改变环境来塑造人的性格，从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的改革计划。他将每天劳动时问缩短为10小时半，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工人子女开办公共学前教育机构，为6～10岁的儿童开办初等学校，为11～17岁的童工开办夜校，教授适合儿童年龄并且对未来生活有用的知识。1816年1月，欧文将他的工厂教育机构命名为“性格陶冶馆”。

由于欧文的示范作用，加上其他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英国议会先后三次通过工厂法，规定若干保护童工的措施，并附有童工教育条款。例如，《1802年工厂法》规定，工厂主应对童工进行读、写、算的教育；《1833年工厂法》规定，纺织厂14岁以下童工每天必须接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1844年工厂法》规定，8～13岁童工每周须在学校学习6个半天或3天，否则不得受雇。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他发现工厂教育制度中实践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是改造旧教育、促使人全面协调发展的唯一途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人的个性、才能和世界观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

二是马克思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揭示了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劳动同教育的早期结合，必然发展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的结合。

三是马克思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上。他们通过对现代工业生产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了现代工业生产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了物质条件。提出了客观的需求。

四是马克思直接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人的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优秀思想成果，确立了科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并且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工厂教育制度，从《工厂法》中看到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萌芽。

马克思十分推崇欧文在自己工厂中的教育实践活动。他在《资本论》中说道：“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我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它的基本原意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是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客观发展规律中预见到了未来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

第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指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亦即现代工业性质的生产劳动；所说的教育是家庭以外的教育，主要是指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学校形态教育。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的结合。 转贴于

第三，马克思所说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包括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包括科学知识同生产劳动结合，也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专门指出，技术教育与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

在以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学校形态职业教育出现之前，职业与教育是分离的：从事谋生糊口的职业劳动者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而从事传道授业的教育活动者也是一生一世都远离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颠覆了之前以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它第一次使职业教育建立在以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和新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既可以使学校教育获得社会实践的基础，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提高教育质量，又可以使生产劳动受到科学原理和智力活动的指导，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指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之间的互相作用问题。现代生产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现代生产使教育在体系结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教育第一次在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有了完整的体系，既“劳心”又“劳力”，并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合二为一。但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十分强调治“学”的正统观念，长期以培养治国的“接班人”为目的。不屑培养治“事”的“建设者”，所以，职业教育的地位十分尴尬，既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边缘位置。

21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对提高生产力，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以及对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作用，都得到各个国家的一致认可，都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马克思这句话的重点是强调教育的作用，强调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那么，职业教育对现代生产都有哪些作用呢?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职业教育起着传递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重要作用。科学是一种一般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没有物化的生产力。把科学物化在生产中就可以变为直接生产力。这种物化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把科学变为生产技术，物化在生产工具中，改革工具，革新技术；其二是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劳动者，使劳动者具有生产技术和能力，提高智力水平。职业教育是实施这两种物化的重要措施，是这种物化的最有效的形式。在现代职业教育中，人类长期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是经过有目的的选择、提炼和概括传授给学生的。同时，学生的学习又是在教师科学传授方法引导下进行的，因此具有较高的效率。这对于现代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现代教育所传授的某些部门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运用于生产中，转化为生产的一个条件，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短期训练在这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另一方面，现代学校教育还起着促进科学知识的联系、积累和发展，从而促进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如各类学校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学科，都不是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的知识结晶。在这一积累和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职业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和造就具有知识技能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直接参加了劳动力的训练和培养过程，不仅要为社会生产培养有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劳动后备大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和造就从事脑力劳动的专门人才，即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技术人员等。这些人将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马克思有一句重要的话：“充分发展起来的个人自身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里说的“反作用”，主要是指人通过学校教育，从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到训练成专门劳动力的过程。人通过教育过程的培养和训练，就会使自身充分发展起来，具有较高水平的劳动能力。

劳动教育时代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思想；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214-02

一、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思想

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是前苏联当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活动实践家，其劳动和劳动教育思想在他的整个教育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接受了马卡连科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如果不是劳动教育，那是不可想象的”这一观点，因此他认为：没有劳动的教育，至少是片面的教育；劳动与教育绝对不可分；劳动是全部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推动和促进人类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劳动教育是他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既十分重视劳动的作用，也非常重视劳动教育的重大意义。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劳动的意义。他认为：劳动首先表明人在外在世界发生作用，进而改变自然界，改变周围世界。在改变自然界、周围世界的过程中，人对它们有了认识，与此同时，外在自然界、周围世界又反作用于人主体自身，使人主体也可能都得到改变，从而认识自己。主体认识自然界、改变自然界的过程，也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改变世界的过程，而认识自己就是改变自我，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的过程，即改变或提高自身的精神状态，就是说人通过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对世界的认识越深刻，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他自己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感到幸福愉快；反之，对社会的贡献越大，精神上就越感到满足、愉悦，劳动便越成为一种自我需要，更愿意为人类作出无私的贡献，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使自然、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二）劳动教育的目的和任务。他明确指出：实施劳动教育，必须完成两个方面的最基本的目的即劳动的社会目的、思想目的。

劳动的社会目的，是通过劳动和通过劳动教育，一定为社会创造财富（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即劳动能带来经济价值。同时通过劳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素质，发挥学生的各种才能。

劳动的思想目的，指通过劳动、劳动教育改变人的思想面貌，丰富、充实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的道德素养及与之相关的审美情操，培养创造性的劳动态度，不仅把劳动看成生活之必需，而且使它成为人们一种生活享受和生活乐趣，劳动成为人们幸福和快乐的源泉。他认为：劳动教育的任务有两个方面：

1.使学生掌握熟练而完善的从事实际劳动和创造物质财富的本领。

2.要培养学生喜欢劳动、热爱劳动的情怀，激发他们的劳动意愿。只有在唤起他们热爱劳动、愿意劳动、渴求劳动的情感时，才有可能产生对劳动的积极、自觉的态度。

（三）创造性劳动：是其劳动、劳动教育理论的精髓。内容为：

1.创造性劳动要用足够的知识、充实的智慧、精练的才干去丰富劳动内容，完善劳动过程，提高劳动效率。

2.创造性劳动也要用新技术取代传统劳动程式，用机械代替单纯体力劳动，以此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

3.创造性劳动还要手脑并用，手脑结合，使劳动者在精神上得到提高。

总之，他的创造性劳动的内容的确非常丰富，也非常新颖，它是劳动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劳动教育理论的精髓所在。

（四）劳动教育的意义。劳动教育在他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劳动是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基础。在他看来，教育的任务还在于通过劳动要在学生心灵深处树立起为社会、为人民、为他人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崇高的道德品质，树立愿意为他人创造幸福生活的崇高思想和情操[1]39。

二、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

20世纪30、40年代以及50年代最初几年，由于过于强调劳动者知识化，而普通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高校输送合格的人才，50年代中期后，中学生数量急剧增加，而高校招生计划非常有限，而成千上万的中学生一是没有就业的思想准备，二是没有相关的就业技能，致使大批中学生到处游荡，成为游手好闲之徒，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很多家长、学生都鄙视劳动，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是一种耻辱，许多人不愿做普通工农劳动者。在此背景下，他提出了个性全面和谐发展思想，其核心就是“把青年培养成为积极的、能切实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劳动者’”[2]424，这样劳动教育思想便应运而生。

三、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启示

他的劳动教育思想不仅仅是获得劳动的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劳动的情感、创造性劳动的精神，今天对于我们的农村职业教育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培养热爱劳动的情怀，形成一种良好的劳动习惯，牢固树立终身服务三农的意识，坚定职教信念。

首先，我们应该加强对我们的农村职业中学、普通中学职高班的学生进行教育。第一,我们应抬起头来做人，应该树立起自己的自信心，职高生并不低人一等，在竞争残酷的年代，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广阔的农村可以发挥我们的才能、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第二，要培养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的感情，牢固树立终身扎根农村、服务农村的意识，要有一种稳定的职业心理，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都能成才，只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人人都可以成为行家里手；第三，当前，农村急需各种应用性、技能型的人才，那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热诚欢迎各位有志之士来此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其次，我们应该摒弃一些传统落后观念的影响，给我们各位家长洗洗脑，而实现却令人担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儒家文化的观念，早已走入千家万户”[3]29，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深入骨髓，“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而广大的农民习惯于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教育，轻视农业，鄙视劳动的思想还大有市场，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艰苦，这是目前的现实问题，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农民增收作出重要贡献的专家、学者、致富能人；同时加大农业科普知识的宣传力度，利用各种媒介加以宣传；还要教育人们牢固树立一种观念：种田并不可耻，并大有作为；学农并不意味着没有前途。

2.农村职业教育应该是平民教育、全民教育。当时，苏霍姆林斯基是针对升学与就业的问题而提出对所有中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以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他论述了劳动创造性与学习好现代科学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只有让学生在热爱劳动的思想基础上热爱科学，并掌握充足的知识、技能、技术基础，才能谈得上热爱劳动和发挥劳动的创造精神”[2]436-437。今天，我们农村职业教育对象应该是全民教育，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同时将技能培训与文化知识的补习有机结合，使学习者既能学习文化知识，又能获得生活、生产的实际本领。

3.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他说：“劳动教育应有明确的目的性、多样性、经常化、持续性、弹力性诸要求”。[2]437我们从中应受到一些启发，首先应明确我们农村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用得上、留得住、能吃苦的技能型、应用性的人才。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的宗旨是：服务三农。那么相关课程的设置应该符合当前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培训、城市化的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要求，而教学内容应该紧密结合当前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的实际情况，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解决他们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他们生产、生活中最需要什么，而相关的教学内容就尽量应该教什么，以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使他们能够不断懂科学、用科学，真正做到既能增产又能增收，同时必须持之以恒，经常化，而不是一时热血沸腾或者应付检查就做一下，应该作为一种制度坚持下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农业的快速、健康的发展。

再次，教学模式应该针对成人的特点，尊重成人学习的规律，可以仿照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教学模式，学校与养殖场、种植场、粮食加工车间等生产基地紧密结合，学校负责理论知识的传授，企业则负责学生的实习、实践教学，这样来共同培养人才；同时要尽量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力求新颖、有趣、灵活，可以采用现场教学、案例教学等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时间应尽量安排在农闲时候，集中培训与个别教学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不断增强其职业的适应性[3]28-29。

结束语

今天，三农问题是一个触及很多“肉食者”神经的敏感问题。因为它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把三农问题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也采取了一系列惠农的政策、措施，使农民逐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同时每年党中央、国务院都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以唤起全党、全国人民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也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政策，这对于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农民的增收均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农民普遍缺乏文化知识，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增产不增收；种粮成本不断攀升，农民种粮积极性锐减，摞荒现象十分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农民抗灾害的能力缺乏；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加大，导致辛勤耕作的农民心态不平，弃农经商或者外出打工的人数不断上升。总之，粮食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三农问题要想彻底解决，非一日之功，是一场持久战，限于国力，就目前而言，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就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这对于解决当地劳动力就地转移、提高农民素质、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均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杨跃.试比较我国颜元和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思想[J].新疆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5）.

[2]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外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3]杨跃.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启示[J].新疆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3）.

劳动教育时代性范文第3篇

多年来，劳动教育被边缘化，被排斥，从家庭到学校，人人都认为劳动教育与孩子成长没关系，因为考试没有它，升学不需要它。久而久之，劳动教育退出了学校教育的舞台。除非上级行政部门或有关单位来检查此项工作，学校搞点临时花样点缀一下，它的教育内容与实际功能已悄然消失。于是，一批又一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懒儿们成长起来了。于是，一批又一批到了而立之年的“80后”还在家务活中啃老。大家都知道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发展。也就是说，劳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因素，没有劳动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素质教育应该“以劳育人，以劳促体，以劳促智，以劳促素”。所以，让劳动教育回归，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与素养，形成劳动习惯，并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是素质教育的重点。

二、实践性是劳动教育的第一特性

劳动教育的第一特性就是实践性，没有实践就无法体现劳动教育的效果，所有劳动教育光说不做等于白说，光说不练等于没练。正因如此，教师和家长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选择适合的劳动项目，在实践中通过动脑、动手、动力、出汗、出智慧，最后，才能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也才能让学生在实践合作之中体验到相互合作所带来的快乐，更能在实践中体验到成功，体验到劳动的真正价值。实践是劳动教育的最好途径。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每一位家长都应该让孩子在劳动实践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当然，对劳动教育内涵的理解要宽泛。

三、教给孩子劳动方法让孩子会劳动

现在的孩子，由于长时间不劳动，没有劳动的意识、方法、技巧，所以教给孩子必要的劳动技能和劳动方法势在必行。劳动课和其他学科一样，要培养孩子观察、动手、动脑的习惯，最后形成劳动技能，提高素质。这里，劳动方法的学习掌握非常重要。所以，教师和家长要耐心帮助孩子掌握每一项劳动的方法，使孩子会劳动、巧劳动、动脑劳动、认真劳动、创新劳动。凡是劳动就要出力，凡是出力就会劳累，这是当下孩子最忍受不了的。怎样让孩子走出因身体不适而不想再劳动的瓶颈，是每一个教师和家长应思考的问题。要把劳动教育和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孩子在劳动教育中茁壮成长起来，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教育任务。

四、让劳动成为习惯，让习惯成为品质

劳动教育时代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本质

中图分类号 G7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28-0029-05

长期以来，“课程本质”的问题由于被视为课程论的逻辑起点而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课程领域的诸多学者也对此问题进行过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在已形成的研究及对已有研究进行的“再研究”成果中，研究思维转向的趋势初现端倪。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本质的探究也在职业教育学科成熟的趋势中趋于多元。本文拟求索于职业教育学学科内外，通过厘清课程本质理论发展的历程，结合职业教育课程的历史发展及本质特征，尝试重构现代职业教育课程的时代性意涵，并在研究范式转型的背景中分析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本质对课程理论和实践的若干规定性。

一、两级化约的课程本质探究

课程研究领域对于课程本质的探究可谓学派林立、异说纷呈，但总体而言呈现出两级化约的状态。“从‘形式教育论’与‘实质教育论’的对峙，到永恒主义、要素主义、进步主义、社会改造主义、存在主义课程流派的冲突，再到课程目标模式与过程模式的纷争以及后现代主义课程思潮对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批判等，关于课程内涵、内容、功能以及模式、方法的理解都呈现出排斥性与对立性品质。”[1] 依此，学界中的各种知识论、学科论、计划论、目标论、活动论、经验论等课程本质观亦呈现出两级分立的特征。这两种分立的特征追溯到哲学源头，都可以化约为“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两个领域，如图1所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种课程本质观在这两个领域往返更迭，体现了典型的线性“钟摆式循环”。

图1 课程本质观发展的“钟摆”

历史的钟摆最初处于科学世界的一端，以古典人文课程为代表，哲学始祖泰勒斯认为，应教授“离感觉最远”、“最普遍”、“人类最难知的知识”[2]，课程的本质是传授知识和训练能力。生活世界的课程本质观肇始于17世纪欧洲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潮，从卢梭经裴斯泰洛齐到福禄倍尔，都主张儿童要冲破成人化的知识性课程的束缚，以自主活动、探究来获得基于已有经验的自然生长，课程的使命不在于为其未来生活提供具体知识，而是在生活世界的感受中积聚新经验。但源自科学世界的“知识论”课程本质观随着历史的发展愈益受青睐。夸美纽斯“把一切知识交给一切人类”的理念传承到18世纪，在康德的批判主义认识论影响下，形成的“形式训练说”支持了科学世界的课程本质观，强化了知识论的课程本质。20世纪初上半叶，杜威继承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潮，设计活动课程使学习者更好地适应生活，服务社会。20世纪中叶，苏联卫星上天激起了全世界对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情，在美国出现了“学问中心课程”，重申了知识论课程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后，以范梅南、阿普尔、多尔为代表，课程转向生活世界中，重视人本主义“经验”的理解，关注个体体验，关注隐性课程。动态发展的课程在“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两个领域摇摆、徘徊。

二、职业教育课程本质的时代特征

课程本质是一个具有历史性起源和时代性依据的概念，职业教育课程本质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

（一）古代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

职业教育课程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当时生产劳动与生活实践合二为一，“劳动没有从生活中分离出来，人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时间或地点是特别留给工作的，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度过”[3]。“原先关于工作的观念都建立在家庭‘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每个人做自己的工作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4] 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承就是最初的教育内容，家庭是教育的组织形式，通过世代的口手相传来传递经验。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氏族中脱离出来的私人庄园不断扩大，生成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脱离生产劳动的闲暇奴隶主贵族建立学校，探索真理，获取知识，发展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自由艺术”，成为普通教育课程的起源。与此相对，奴隶阶层用于谋生的生产劳动仍然是职业教育的主要载体。生产力发展突破了家庭之后，古代学徒制产生，师傅在小作坊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对学徒的培训成为职业教育课程的起源。西欧中世纪手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形成，行会的出现使学徒制趋于规范化，古代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形成。

古代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本质是个体劳动经验的授受。来源于生活世界的古代职业教育课程，口手相传是基本的教学方式，家传世学及小作坊式的学徒培训是主要的课程组织形式。授受的是以个体劳动经历、体验为主的初级形态的个体职业经验知识，课程组织形式及内容因不同授受主体个人经验的不同具有独特性。同时，因劳动分工未分化，而使古代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活动综合化，体现为完整的、连续的工作体系。

（二）近代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

近代形态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源于新教工作伦理的革新及工业革命的需求。新教所提倡的“勤劳”、“节俭”美德确立了工作在世俗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工作上升为“好的生活”的核心。新教的工作伦理经过长期发展，促使经济理性冲破宗教掩饰从而求取自身发展的合法性，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从宗教束缚中挣脱出来，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巨大发展。工业革命促使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作坊，引起生产组织形式的根本性变化。在工厂制的工作组织形式中，生产流程被分解为几十道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分工加速了生产速度，机械化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手工制作者被排挤[5]。与此同时，古代学徒制的课程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近代形态的职业教育产生，并形成相对规范的职业教育课程。

近代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以“俄罗斯法”的技术教育新方案为代表，通过分析生产技术，把工作过程按生产顺序分解为几个要素，据此制订课程内容和教学计划，借助学校班级教学的组织形式，指导学习者掌握知识和技能[6]。强调效率和专业化的近代职业教育课程严密细致，符合生产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需要。

近代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本质是公共职业知识的授受。近代职业教育课程来源于工业革命的岗位分工，其基本的课程教学方式是“一对多”的教师讲授与学生实习相结合，工厂化的班级教学是其主要的课程组织形式。近代职业教育课程授受的是经过社会化和科学化筛选，作为相对普适和正确“公理”沉淀下来的公共职业知识，并物化为各种职业教育类教材、专著。公共职业知识授受的职业教育课程具有效率化、专业化、岗位化等特征。

（三）现代形态的职业教育课程

机器工业时代的专业分工和效率追求带来物质和经济的极大繁荣，但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反思。分工的精细化把生产过程和劳动市场分割为一系列环节，社会变成了环节社会，劳动者被限制在生产过程的某一环节中，工作过程就是单调机械地重复同样的活动，生产组织方式的目的仅是为了解决“人身材料怎样合并到这个客观机体（机器生产）”[7] 中的问题，劳动者的自我意识及劳动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在“工作至上”的职业伦理中被忽略。

现代职业教育课程的本质是现代职业伦理的价值追求载体。在对机器工业时代“工作至上”职业伦理及“环节社会”发展趋势的反思中，现代职业伦理的价值追求发生了转变，教育的课程价值及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随着组织社会的不断发展，分工带来的“环节社会”趋于融合。“环节社会的消失要求将个人意识从支撑他的有机环境和涵盖它的社会环境中解放出来。”[8] 因此，现代职业教育课程的价值不仅包括授予学习者谋生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应该包括促进社会整体超越“工作至上”职业伦理的目的。通过现代职业教育课程的授受，使得工作不再仅仅是人谋生的工具、生产的要素、创造财富的手段，而且，工作也是劳动者发挥智慧和潜能，满足归属需要、自尊需要、成就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是促进社会和谐、持续发展的载体。

现代职业伦理是超越“工作至上”世界的职业伦理，使人从职能割裂、机械操作的无意义工作中解脱，重新理解人与工作、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追求幸福的工作意义，厘定工作劳动与社会、自然整体和谐持续发展的目标。现代职业教育的课程本质即是这一价值追求的载体，通过课程的内容、活动、经验等承载现代职业伦理的具体规定性。

三、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本质的规定性

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本质是现代职业伦理的价值追求载体，通过课程内容、活动、目标等要素承载现代职业伦理价值对工作世界、职业定向、岗位能力的具体规定性。

（一）课程内容反映工作世界的状况及趋势

1.工作世界构成现代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参照体系

工作世界来源于生活世界，同时又受到科学世界的规制。工作起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与人的生活具有本源的、历史的统一[9]，人通过工作追寻生活的意义。但工作又是人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工作活动的对象、方法、过程、意义等都直接受到科学世界的规制，科学世界的发展推动工作对象从外在的有形物，转向无形的信息和服务，工作方法从手工劳动转向机械制造和信息传递，工作意义从谋生转向发展等等。与其他社会生活方式相比，工作世界处于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中介领域。

处于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中介领域的工作世界构成现代职业教育内容的参照体系。工作世界中的知识体系和行动逻辑来源于生活世界，同时又受到科学世界知识体系和学科逻辑的影响。工作世界的行动逻辑主要以生活世界中的经验以及策略方面的过程性知识为主，重点解决“怎样做更好”的问题[10]。但科学世界中涉及事实、概念以及归类、原理等陈述性知识在工作世界中的重要性地位并没有消失，也没有消失的趋势，而是融合到工作世界的知识体系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不应采取“告别式”的立场来彻底否定科学世界对工作世界的具体影响，也不需要采取“另立体系”的行动来重构和强化生活世界之于工作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将工作世界置于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中介领域，重在实现工作信念与立场系统的平衡与恰切状态。

现代职业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应纳入工作世界的逻辑中，拓展传统的课程视野，寻找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知识关联与分离的路线，以工作过程逻辑为中心，确定职业教育全新的课程内容定位，将陈述性显性知识和过程性知识有机融合到行动体系的内容构架中，通过课程内容重新序化的形式来充分凸显超越“工作至上”世界的行动逻辑。

2.现代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反映工作世界的变革要求

工作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相互作用及飞速发展，为工作世界创造了新的机会、挑战及不确定性，工作世界的变化趋势和节奏更加复杂。旧的工作领域持续改进，新的工作领域不断拓展。不断变化的信息通信技术、制造过程和工作组织形式导致了工作领域的技能精深化。传统的强调用体力劳动支持脑力工作的错位认识发生转向，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界限逐渐消失，传统的工作形式及为工作作准备的过程发生了变化。

不断变化的工作世界对劳动者提出新的要求。为了在变化中的工作世界实现可持续生计、增强个人能力并增加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发展的机会，劳动者应增强就业能力，学习适应工作世界变化需求的适切技能。这要求进入工作世界的劳动者拥有一系列知识、实践和社会技能，以及积极态度和能力的结合，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工作环境[11]。

现代职业教育是为个体进入工作世界作准备的教育，其课程内容反映工作世界的变革要求。首先，现代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紧跟工作世界的变化和发展，有选择地融汇科学理论知识和情境经验技能，并根据行动体系逻辑进行动态序化，充分涵盖工作世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其次，现代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包括对职业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习惯的传承，以及职业人格的自觉认同与塑造，充分反映工作世界所需的核心态度和精神[12]；再次，现代职业教育课程内容蕴含个体适应工作世界变化的能力要素，为学习者适应工作环境及发展职业生涯作准备，并为经济繁荣、环境保护与社会幸福的协调发展奠基。因此，现代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包括使劳动者成为生产性和负责任公民所必备的知识、能力、技能和态度，反映工作世界的状况和趋势。

（二）课程活动体现职业定向的标准与革新

课程活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课程活动包括课程组织、实施、管理和评价的全过程。狭义的课程活动则特指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学习活动设计，即由博比特、查特斯、塔巴等课程理论家所主张的课程内容设计的活动分析[13]。本文所分析的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活动特指狭义的根据课程内容所进行的学习活动设计。

1.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活动需适应劳动对象和职业标准的多元化

自从20世纪中叶开始，许多国家陆续进入阿尔文·托夫勒所言的人类发展的“第三次浪潮”阶段，“白领”和服务业人员数量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社会也从以生产为中心的时代逐渐过渡到以服务为中心的时代。

在以服务为中心的时代，传统的劳动对象和职业标准发生重大转变。在马克思看来，服务是一种劳动产品，是“不以物品资格但以活动资格供给的特别的使用价值”[14]，服务“不采取实物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15]。由于服务不能以普通的商品形式而只能以活动本身的形式进行交换，因此，服务对象的非物质化是服务经济时代的特征之一。同时，由于服务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同时进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往贯穿服务生产过程的始终，服务呈现无形性、异质性、不可贮存性等特征，无法使用统一的、量化的职业标准对特殊和复杂的服务岗位作出标准化的规定，形成服务的职业非标准化。

劳动对象非物质化和职业非标准化引起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活动设计的多元转向。劳动对象的非物质和职业非标准化要求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活动设计基于开放的学习资源，关注逻辑与直观、概念与经验、理念与意义、知性与感性的结合，凸显学习者的体验与交往，以“主题——经验——表达”的课程活动设计代替“目标——内容——评价”的传统课程实施过程。课程活动通过内容的综合、场所的综合、时空的综合、指导的综合，设计基于特殊工作情境的探究活动、表达活动和交流活动，从关注系统化、程序性的设计，转向融入情境化、人性化、道德关怀等因素的新型课程形态。

2.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活动需反映劳动工具及劳动组织的革新

现代社会劳动工具及劳动组织的革新速度加快。劳动工具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形式和劳动组织形式。劳动工具由简单到复杂、由简陋到精密、由劳动力到机械化的发展历程及其附着的知识与技能体现着职业的高级化发展趋势。而目前，人类已进入信息社会，劳动工具逐渐从机械化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知识逐渐取代物质生产资料成为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与此同时，更具创新精神的平等、合作和自由组合的柔性劳动组织将逐步取代存在依存关系、剥削关系的科层劳动组织[16]。劳动工具与劳动组织的革新对职业教育课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活动反映劳动工具及劳动组织的革新。其一，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活动的教学手段和用具反映劳动工具的革新。现代职业教育课程的“做中学”以“做”为中心，“做”的目的在于完成工作任务，完成工作任务要凭借劳动工具，因此职业教育课程活动设计的教学手段和教学用具必须与生产实际的劳动工具保持一致性，不能滞后于现实劳动工具；其二，现代职业教育课程活动组织形式反映劳动组织形式。职业教育课程活动模拟真实的职业环境，学习者在劳动组织形式中体验工作任务、人际关系、工作氛围和职业文化，从而达到课程活动设计的教学目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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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urriculum Essence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XIAO Feng-xiang1， LAN Jie1，2

（1.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2. Nann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Nanning Guangxi 530008， China）

劳动教育时代性范文第5篇

自1986年Romer提出了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2](EndogenousGrowthTheory)以来,人们开始把技术进步、政府支出、研究与开发(R&D)和人力资本(包括教育投入)当作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这不同于以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为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但是,教育投入是否可以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生产函数中,值得讨论。一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教育供求状况受该国资本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但更主要的是受国家的公共政策和人民的教育需求所左右。从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上看,它不是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不能在经济领域得到充分解释,但是它又对经济系统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而间接实现的,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是促使劳动力质量提高的源泉。各国学者用于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尺度有多种,其中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计算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产值的增长速度(Ye)占国民产值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e/Y),是比较受欢迎的方法,丹尼森、麦迪逊等美国学者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计算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基本模型如下所述:假设土地数量没有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抽象为资本(K)、劳动(L)和技术进步率(A),K、L可以相互替代,且能以可变的比例组合。又假设经济发展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都以其边际产品作为报酬,规模报酬保持不变。那么,在时间t范围内变化的中性技术进步的产出增长模型可以被构造为:Yt=Atf(Kt,Lt)同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为:Yt=AtKαtLβt考虑到教育因素对劳动力质量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投入成倍地增加,因此,可以把Lt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ot)与教育投入(Et)的乘积,这样,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t=AtKαt(LotEt)β,对该式两边取自然对数之后,再求时间t的全导数,然后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于是得:y=a+αk+βlo+βe,这里y代表年经济增长率,α为产出的资本投入弹性,k为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β为产出的劳动投入弹性,α+β=1,l0为初始劳动力投入的年增长率,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那么,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可以表示为:Re=βe/y。本文y为GNP的年增长率,e为根据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增长率。在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β为劳动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为资本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β系数值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美国数学家C.W.Cobb和P.H.Douglas根据美国20世纪初期20多年的数据推算出,α为0•25,β为0•75。

我国学者周天勇[3]分析了1953—1990年间我国国民收入的产出结果,得出α为0•8178,β为0•1093,α+β<1,说明这期间我国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小的,我国还处于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经济增长,并且规模收益呈递减趋势。目前,β系数的确定方法有三种:一是在市场经济充分竞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劳动力的工资率等于其边际产品,工资总额与国民收入之比就是劳动对产出的弹性。这是西方学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二是投入量比例法。用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作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的“替代物”,这种方法容易做到,但缺乏科学性。因为劳动的产出弹性是指一定时期内产出的变动率与劳动量投入的变动率的比率。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毕竟不是边际量之间的对比。三是时间序列回归法。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构造回归模型:lnY=lnA+αlnK+βlnL,分别求出α和β的数值。麦迪逊采用第一种算法,得出β系数值为0•7。为了增加计算结果的可比性,本文采用麦迪逊的β系数值[4],即β=0•7,也就是认为劳动对产出的弹性为0•7,即认为劳动投入每增加1%,产出增加量为0•7%。在我国,实际β值可能低于0•7。

二、计算我国高等教育的贡献率

由于最近几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各级教育年限的准确数据无法得到,所以,只能依靠我国1982年、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出我国1982年—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第一步,分别计算1982年、1990年从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用教育综合指数代表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投入量。根据1982—1990年间接受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差别,推断出中等教育毕业生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1•4倍,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2倍。这里也可以把1、1•4、2看作是接受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所提高的劳动力质量折算为劳动力数量的系数,而把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看作是权数,据此计算出劳动力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参见,根据我国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1982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308,1•81,0•035①;1990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98,2•13,0.075。1982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为E0=4•308+1•4×1•81+2×0•035=6•912。1990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为E1=4•98+1•4×2•13+2×0.075=8.112。第二步,计算起止年间人均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指数年增长率和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年增长率(e)。采用几何平均法,公式为:e=(E1/E0)(1/n)-1,其中,n为终止年与起始年之间的间隔年限。

按上述公式计算,我国1982—1990年间初等教育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828%,中等为2•056%,高等为9•995%,可见,高等教育指数增长速度最快,它对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应该最大,但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均教育年限在数量上很小,采用麦迪逊的算法,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不会大。我国1982—1990年间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e=(8•112/6•912)(1/8)-1=2•02%。由于工资的差别,进而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个人的天赋素质、家庭背景、勤奋努力程度等都会导致工资或个人收入的差别,只有一部分差别可以归因于所受正规教育的不同,而且,劳动力质量、素质、技能的提高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正规教育,因此,按照丹尼森等西方学者通行的算法,对于依据工资差别而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率(即由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量的增长率)用0•6做折算,于是,e=2•02%×0•6=1•21%。第三步,计算高等教育占年均总教育指数增长率的百分比②。高等教育所占的百分比为:Eh=5•45%。第四步,计算起止年间GNP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y)。以本国货币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率习惯上称之为实际增长率。设我国1978年GNP值为100,则1982年GNP指数为131•8,1990年GNP指数为274•0[5],1982—1990年间GN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y=(274•0/131•8)(1/8)-1=9•58%。第五步,计算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Re)。Re=βe/y=0.7*1.21%÷9.58%×100%=8.84%。第六步,计算高等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Rh)。Rh=Eh*Re=5.45%×8.84%=0.48%。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我国1982—199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9•58个百分点中,有0•847个百分点是由教育带来的,所占份额为8•84%,即这期间教育对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8•84%,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0•48%。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是非常低的。

三、国际比较

1•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高教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什么如此低?这是因为尽管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最快,但是劳动力人均受高等教育的年限非常小,因而三级教育比较而言,它对GNP年增长速度的贡献也非常小。另一位美国学者利用AngusMaddison(1987)提供的数据(如),采用相同的计算方法,对西方六国1913年至1984年间教育及高等教育对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作出估算[6],结果如所示。由于所采用的计算模型、方法、指标与本文的相同,因而计算结果具有可比性。从可以看出,我国80年代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只相当于除美国之外其它五国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水平,只高于德国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5•9%)。而高等教育的贡献率比美国40年代的水平还要低。在所列六国中,美国在1913—1984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美国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加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政策分不开。早在1940年美国高校在校学生数占同龄人口数的比例就达到了16%,是世界上率先进入高教大众化的国家。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非常低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劳动力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太低。从中可以发现,至1984年15—64岁人口中,人均受正规高等教育年限美国为1•62、英国0•42、日本0•59、德国0•31、法国0•90、荷兰0•58,而中国1982年为0•035、1990年为0•075,相差达到了10倍左右。与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相比,中国的GNP年均增长速度在80年代要远远高于它们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但是许多经济研究都表明,中国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规模,而不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因而还属于粗放式、以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增长模式。由于制度和结构的因素以及高教脱离社会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原因,科技知识和劳动力质量提高所发挥的经济作用十分有限,这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在整个80年代,我国高教发展严重滞后于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失去了与国内经济、与世界高教同步发展的良好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