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摘 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当前部分院校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缺乏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规范的意识，且实际运用能力也比较低。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而言，学习其是解决学位论文撰写乃至今后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问题，也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结合现状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课程，为加强研究生科学研究法训练提供了渠道。

关键词：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问题；训练对策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当前部分院校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缺乏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规范的意识，且实际运用能力也比较低。近十年来，随着研究生的招生和毕业数成倍增长，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日益成为研究生教育关注的焦点。中央从2011年秋开始在全国有关高校增设硕士生选修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研究生加强科研方法的训练提供契机。

一、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的主要任务

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为发展和完善社会科学理论在搜集和整理社会科学实践经验数据并开展理性思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1]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一直都比较缓慢，更新也比较滞后，特别是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方法训练严重不足，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性不强。

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是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提升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研究生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能力，提升论文写作的质量。研究生阶段的研究一般提倡实证研究，所以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实证研究方法训练，使教育对象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培养理论联系实践的意识，为以后的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为社会科学发展做出贡献。

二、研究生培养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系统给国家培养输送了数百万名毕业生，他们为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十年，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精英教育模式也逐渐向大规模教育模式发展，并且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大不如前，没有上升反倒下降。武汉大学的一项调查指出，导师们对于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价结果是：1.2%的人认为有很大提高，12.1%的人认为略有提高，25.2%的人认为基本稳定，45.4%的人认为略有下降，16%的人认为严重下降。[2]

首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研究生中的应用基础比较薄弱。一方面，一些硕士研究生的导师所掌握的资源不足，包括纵向和横向的课题经费问题，这样就不能给实证研究提供资金支出。另一方面，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处于分离状态，双方没能达成一种优势互补的和谐团队局面，研究多属于理论分析，而缺乏实证研究。其中部分导师自身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还不够成熟，有的甚至重理论而轻方法。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的欠缺。平时学习生活中在与同学交流时，大家对关于论文方面的方法问题表现出很茫然的状态，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知之甚少，这样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不会选题，对研究问题的确定性偏重于依赖导师意见，难以在专业方向的领域里提出感兴趣有价值且有能力完成的论题。有的题目命名就不能过关，假命题问题严重，学生不知道如何界定研究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命题，什么样的命题能激发读者兴趣，什么命题有研究的潜能等等。部分论文没有研究问题，研究的视角太窄，研究目的比较含糊，将研究具体化深刻化的能力不够。虽然不能说这些不足都是研究方法学习缺乏导致的，但是只要通过这方面的指导引导，是可以改善的，并减少研究生在论文写作中做无用功无效功。

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提升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对策

1.注重提高研究生选题能力。虽然研究方法不能解决研究生在自己研究方法上选择“合适”的研究题目，但在方法训练的时候，应该在初期理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接着通过实际案例，引导研究生意识到哪些是合适的选题或有研究价值的选题，同时给学生一定的自，让他们自己去鉴别、分析、讨论和思考。这样，在提高学生自主选题之前，首先学会鉴别他人的选题，还能了解自己研究领域的重要刊物和相关人物的文献。比如，对于我们教育科学院的研究生来说，我们可以多读教育学报，了解教育最新动态，知晓教育最近有哪些大事、哪些问题，这对于我们选题的帮助是十分大的，而且上面的数据也是权威可靠的。

2.重点解决研究规范性问题。科学研究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包括确定选题、设计研究课题、收集相关数据资料、陈述结果、安排论文结构等等，这些都有固定的格式规范要求，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初探者，不仅要清楚地知晓，还要严格执行。加强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重要的环节就是强调学位论文的撰写必须遵循学术规范。一是了解研究程序，每一步都要有理有据；另一方面，要加深对研究方法和方式选择的适切性确定，各种研究方法要如何结合使用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什么样的问题适合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等。训练过程中首要采用的应该是研究生论文的案例分析，通过这种方法能直接有效的找出研究生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方法欠缺点在哪里，并找到优势。从选题、研究问题、研究设计、研究分析、研究结论等方面分析研究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进行这样的训练，可以加深学生的直观理解和印象。总之，用研究生的论文进行指导训练是解决规范问题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3.注重实践训练，从做中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本科和其他阶段的学习是不一样的，研究方法的训练在深度及课时安排上不同之外，训练方法和侧重点也不一样，研究生阶段应该是掌握实际科研能力，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研究与论文撰写上，构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有效结合。所以，研究方法训练要特别重视实践活动训练。结合课堂上的实践并安排一定强度的课下实践任务，通过自身训练，让学生在做中掌握科学研究的规范与技巧，激发其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情。训练方式很多，可以是文献综述的写作、专题写作、调查问卷报告等，要重点关注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学生研究方式的运用、问卷调查的设计、写做技能等，要想提高这些能力，都要亲自操作后才能有深刻印象。

参考文献

[1] 林聚任，刘玉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22-24.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一、比较方法的概念

究竟什么是比较方法，对于这一问题有着多种的解释和定义，目前国际范围内较为认同的定义是，比较方法，是对两个或二者以上的事物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通过寻找比较个体之间的异同，来进行分析的研究方式。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当中，比较法也常常被称作是归纳法，在具体的操作使用上，会将具有表面具有相似性的物体进行排列，来分析其之间的差异，然而，这样的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比较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比较方法，也有了新的定义和运用，在新时期的比较方法中，更加注重对于不同文化和社会现状的异同进行比较，同时，比较也会分为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两大类。两种不同的比较方法，先后对不同事物之间的本质和历史变化规律进行了对比。在本文所进行的研究中，将会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进行运用，因而更加注重二者之间的结合，来分析社会发展的规律变化。

二、比较方法的作用

对于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而言，其往往较为隐蔽，难以直观的进行发现，因此需要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进行考察。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中，比较方法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和发展在众多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当中，同样广泛使用了比较方法，可以说，比较方法是社会科学在进行定性研究当中的首选方法。在比较方法的使用当中，其涉及到了对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比较，还有对不同社会组织之间进行对比，通过进行对比分析，使得大众能够了解认清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不同，如果没有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社会认识的高度和层次可能呈现出下滑的?B势，对于比较方法来说，其作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用比较方法形成科学概念。在社会科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人们通过利用自己对外界事物的发展认识，通过对不同的事物发展规律进行比较，得到事物之间的普遍结论，并对其进行总结和归纳，进而形成具有科学性的概念和解释，这也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由来。借助于比较方法，能够采取归纳的方式，发现不同事物之间所存在的异同，这样的方式能够公众理清事物发展的规律，避免因认识不足而导致思维方式上存在的误区。在过去，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比较方法并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渐渐在不同领域当中来进行归纳总结，借助于比较来得到相应的科学概念和结论。

其次，用比较方法形成因果关系。在早期的研究当中，人们认为归纳是一种人们通过对比寻求事物因果关系规律的方式，借助于这样的方式，能够揭示潜藏在事物之下的因果关系和变化规律。在过去的研究当中，由于研究不够科学，分析不够系统，对于归纳也无法科学合理的进行，久而久之，对于归纳的使用也渐渐从定性研究转向成为定量研究。然而，在后续的发展中，定量研究中采取归纳的方式往往会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复杂，其结果更为的低效，归纳又再次转向定性研究。

最后，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历史比较。在对历史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需要研究历史事件的发展规律和推动因素，因此必须采用比较方法来进行研究。借助于这样的方式，能够发现历史事件之间所存在的历史规律，进而能够通过历史贯通性来了解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同性，社会科学家从此方面入手有助于更为精确的掌握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规律，了解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态。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实证主义将社会现象当作纯粹客观的现象来测量分析，通常运用定量分析对经验事实作出客观的研究结论。长期以来，实证主义方法论一直占据主流位置，而人文主义方法论主张较多地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阐释或理解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强调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主动性和核心地位 。中国文明和思维方式具有其独特性和持续性，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着自己的解释和理解系统。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中国古代社会科学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和思考方式的研究传统。

一、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阶段可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古代自有文字的历史开始直到鸦片战争，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则由建国一直到现在。

陈志良在《论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逻辑发展和框架转换》一文中，以儒学传统为本，根据阐释儒家经典基础上的不同解释系统划分派别，从历史纵向将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分为子学、经学、理学和实学四个发展阶段。当然，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儒教传统为基准来划分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流变，仍未脱离传统的认知模式，其全面性还值得考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化中，尽管儒、释、道、以及诸子百家都曾对社会科学的研究起过这样或那样的指导和方法论作用，然而贯彻始终并占据主流的是儒家的指导思想。儒教传统影响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传统，故此不失为一种考察视角。

很据陈志良的划分，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四个阶段亦即诸子百家阶段，由春秋战国一直到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阶段；宋明理学阶段；明清实学阶段，它展示出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儒家为主线，融合佛教、道教、诸子、西学的一个缓慢发展过程，沿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思维路线发展而来。

二、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一）鲜明的主体性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具普世性，不可能真正做到“价值中立”。儒教传统影响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阶级性和道德评判意识。

1、民族性

首先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内向的民族性。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民族在长期征战之中，进行着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的深刻交融，但自始至终，代表封建儒教的中原文明始终居于主体地位。古代社会科学研究也在封建儒教主体性的不断确立过程中加深了汉民族思维方式的本土化。

儒教传统影响下的中华文明具有高度的内向性。内向性反映出的是保守的民族性格和冒险精神的缺失。当然，这并不代表绝对的逃避惯性。儒教的“此岸性”与一般宗教强调来世不同，儒家对彼岸的希望持否定态度，在祈祷时总是希望自己多子多福多寿，而不关心来世的命运。 这种现实、人世的生活理念，导致儒家未能给中华民族提供一套强大的个人生活方法论，也就不存在西方那种“胆大妄为”的“失败”。

2、阶级性

其次是政治本位的阶级性。这种政治本位深刻反映在“礼”的传统中，具有伦理本体论的宗法色彩。儒教传统注重形式主义，孟子所提倡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为儒家文化涂上了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中国人重视和追求礼仪，从如何提出问题、回答问题、拒绝建议，到拜访、馈赠、致敬、慰问、贺喜等都要遵循严格的礼仪形式。儒教强调时刻保持仪态，过度的激情表达则被视为失礼和粗俗。同时，儒学还把尧舜禹至周公的宗法思想和封建内容结合起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父权和君权相结合，“内圣”而“外王”，具有鲜明的政治本位特征。

3、道德价值判断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受传统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带有明显的道德化倾向。所谓道德判断，是主体依其特定的价值系统，以善或恶、正义或非正义、公正或偏私、诚实或虚伪等道德概念对人们的行为所作的评价。它主要通过社会舆论来扬善去恶，驱邪扶正，褒诚贬伪，借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对事物和人的认识与评价重点，往往不在于其真相的是或非，即不重事实判断，而重于对事物的好坏、善恶、诚伪的明辨，即重视价值判断。在价值判断的内容和方式上，则又是用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道德纲常为主体、为标准，主张心性的修养，以人格的自我完满、道德的自我完善为旨趣。这不仅可从古代思想家及其流派的主张中看出，更可从前述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传统心理中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传统中国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是道德评判。事实认识寓于价值判断之中，价值判断则以道德为依据，为道德评判所取代、所等同。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传统中国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形成的传统心理，有力地强化了中国哲学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伦理色彩，促进了以求善为特征的中国哲学以至中国文化的形成。

（二）丰富的阐释系统

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儒家不仅是一种学术流派，更是一门社会现象、人际关系、社会行为的解释系统，具有鲜明的解释学功能。

1、“天人宇宙论”图式

董仲舒建立两汉经学，提出天人合一目的论的哲学体系和名号理论。董仲舒进一步使社会伦常政治与天、地、人、阴、阳、木、火、土、金、水的运行结合起来，形成天人宇宙论图式，从而把天时、物候、人体、政制、赏罚等组成相生相克的“宇宙-人事”的结构系统 ，在这一结构中，形成了“天道-王道-人道”的特殊推理系统。这成为社会分析方法的重要系统特征。“天人宇宙论”图式下，天具有神学人个性和物质性的双重性，同时，“天地之性人为贵”，“天人合一”，形成了中国社会人事和分析中特有的人本分析法。

2、哲学中的逻辑思想

“逻辑”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应用广泛。中国古代哲学汇总有无逻辑思想，在引进逻辑学的早期就已有争论，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古代哲学中是有逻辑思想的。严复是比较早挖掘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学者，在他的论著和译著中，随处可见他对中国古代思想中“逻辑元素”的评论。比如，他认为，《易》中“本隐之显”与演绎法、《春秋》中“推显至隐”与归纳法具有相通性。再如，他认为《道德经》中“曲则全”、《中庸》中“致曲”、主席所谓“大处不行?K由小处不理”等与西方分析方法具有一致性。

梁启超认为《墨子》中含有丰富的逻辑思想。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是逻辑学应用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他对先秦哲学中的逻辑思想进行了较系统的挖掘。王国维则认为荀子提出的共名与别名是西方逻辑学上的类概念与种概念。中国古代虽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较为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但仍有相关的名辩内容，例如现为人熟知的《公孙龙子》中白马非马的逻辑命题。

然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逻辑思想方法不注重归纳、演绎的平衡发展，归纳几无人留意，至于枯竭；演绎过于昌盛，成为玄谈。由于不是建立在实验、归纳法至上，中国思想文化中许多结论都经不起推敲。墨子逻辑思想的产生与古代希腊哲学家芝诺逻辑思想的产生具有同样的原因，即都是为了辩论问题，但不同的是，自芝诺以后西方逻辑思想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而中国逻辑思想自公孙龙以后转向诡辩，从而走向式微。

（三）科学精神的探寻

在宋明时期的知识界，唯心主义的哲学成了显学，然而到了十七八世纪，先前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被大多数中国思想家公开地抛弃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逐渐进入到科学化的研究之中，展示出现代方法的曙光。

1、朴素的社会调查传统

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并不缺乏社会调查传统。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容，不仅涌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而且具有世界水平的丰富文化典籍，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对社会自身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古国之一。大禹治水划九州畴九鼎时，便进行过全国人口调查，计有13，553，923人，战国商鞅的《商君书》之处，要掌握一个国家的强盛，必须了解粮食储存数、人口数、壮年男子数、壮年女子书、老人数、儿童数、官吏数、士兵数、靠说混饭的人数、商贩人数、马数、牛数、草料数。历代王朝都有专门查访的衙门和官吏。

2、清初的经验论

继理学之后，在清代形成了这样一种风尚，即批评宋代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们皆为感性世界形而上学的在先性而辩护，并以此来支持他们的唯物主义观点，那些强调客观物质之重要性的二元论哲学家明确否认天理的存在。顾炎武强调空洞的教条不能替代世纪活动，他还指出优异之士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戴震也认古人是在实践活动中才获得知识的。中国的思想家逐步抛弃厌世的宗教神秘主义，远离抽象的概念而关切具体的事物。

实践理论只是一种朴素的认识论，一种很普遍的信念，即认为一旦思想置于事实之中，思想就会产生知识，然而在培根看来，科学的方法是从被经验证明了的实实在在的事实中得出归纳法，目的是要找出适用于无数事实的普遍法则。显然，囿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重演绎清归纳的传统认知模式，清初的经验论并非等同于科学，在更大程度上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探寻。

三、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再考察

（一）中国社会科学的原生困境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在漫长的思想演变过程存在着严重的原生困境，而中国人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双重的。首先是第一重困境。“五四运动 ”以来 ，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规范或西方人用于表达其自身意义的方式，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科学主义主导下的价值危机，或信仰的危机，或不思的危机，或意义的消失，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一重困境，是由西方传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原生困境。

目前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家较多地以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其在中国的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重要性，西方学术规范无法真正地表达我们中国人在自身更深层次上的感受，即便是受过正规西方学术训练的 “海归 ”们也不得不承认 ， 中国人所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意义很难用西方的学术规范表达出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二重困境，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困境。中国的开放与改革不仅引入 “西方危机 ”，并且延续了 “中国危机 ”，导致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双重困境。

（二）从传统中开掘现代价值

“任何史学家都无法摆脱在他生活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假设”。随着不同文明间的深入交往，由于文化异质而产生了令人困扰的处境――某一民族、社会的存活需要一种新的异质“真理”，此种“真理”或将否定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传统价值，为此他们会经历一种巨大的精神损失。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 随着我国国门打开并发展起来，社会科学体系从 1915 年新文化运动开始逐渐形成。然而回望历史，古代和近现代思想家们已经提出过许多包含社会科学因素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由此在我国传统学术和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内外交融中逐渐产生了我国社会科学。

在现代社会科学视域下，儒家思想的科学性虽然仍值得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完全丧失其原创性的智慧。从战国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再到明清史学，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走过的漫长道路，它历经各种方法、观念的演变。尽管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似乎这一演变显得太长和太曲折了，但是毕竟从其内在逻辑和框架中产生出走向现代的中介点和桥梁，因此回顾这一历史发展，并熟知它的历史阶段和方法转变，对于现代中国是十分必要的，这毕竟是在中国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方法系列，它积淀于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中，如果我们不将其反思出来做自觉分析，它还将无意识地起作用，只有走自觉反思的道路，我们才能充分发展我们民族思维方式中的优点，并避免和克服它的缺点和弊端，这两方面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都意义重大。

注释：

李志，潘丽霞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陈志良在，论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逻辑发展和框架转换[J].江淮论坛，1992（01）.

刘胜军著.管理的力量 中国挑战的制度求解[M].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06.

谭琦.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J].总载，2009（07）.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范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实证研究存在很多误解和误用，从方法论角度分析，出现了夸大主体理性、研究者脱离研究对象、体育社会系统被肢解、宏观研究的泛滥和研究方法华而不实等弊病。本文提出要以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批判这些弊端，并探讨对策。

实证主义思想最早由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提出。孔德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的研究方式，主张社会学要摆脱思辨哲学的羁绊，重视经验和感性资料在社会认识中的重要作用，恪守经验主义认识原则。在孔德看来，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它们都遵从同样的科学法则，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完全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孔德提出了三种实证的研究方法：观察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迪尔凯姆发展了实证主义思想，他提出“社会事实”概念，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研究的实证规则。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用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他率先把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经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实证主义一直提倡的面向社会事实、注重感性经验的传统正是社会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关键因素。实证主义发展至现代，不仅对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证主义思想传人中国虽有百年历史，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未形成一种稳健的研究传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的建立为时更短，实证主义的观念虽然在体育社会科学界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但是与其相关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远未成熟，真正基于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成果还为数甚少。另外，实证主义也存在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混同、轻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以及人的价值世界对社会研究的影响力、过度依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弊端，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此缺乏反思。再加上科研体制上的弊端和近年来不断强化的科研功利化趋势，致使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研究上步人重重误区。

一、夸大的主体理性

社会成员具有进行理性认识的能力。科研工作者由于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修养，所以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理性认识。然而，任何社会成员包括科研工作者的理性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形式的认识过程包括科学研究都要受到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科学文化发展程度、传统文化、社会关系和群体心理等社会因素的制约；任何形式的认识过程包括科学研究都要受到认识主体的人生经历、社会地位、动机需求、智能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等个体因素的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过程更加特殊：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既是体育过程的研究者也是体育过程的行动者，其所要研究的对象之属性其自身也同时具备，因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具有主客体统一性。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是研究活动的实施者，同时也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承载者；不仅要受理性原则的支配，同时也必然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制约。再精心设计的研究也难以摆脱各种微妙的价值预设；再高明的研究者也无法消除隐蔽的主观干扰。在种种看似合情合理的研究背后可能隐藏着很多难以察觉的偏见、误解、干涉和扰乱。所以夸大主体理性的做法是不理性也不客观的。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这一现象却极为普遍：科研被赋予神圣的使命，科研被视为超常的事业，科研成果被奉为权威产品；体育科研工作者经常以～种外在于体育的而且永远不会出错的力量出现，按照似乎可以脱离体育而存在的“理性手段”开展研究活动，制造各种要强加给体育的、犹如恩赐的科研产品；几乎没有体育科研工作者会在他的研究报告里主动声明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极少有体育科研工作者对自我主观世界给科研之影响进行深入系统的反思。这种夸大主体理性的现象可以看作是膨胀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实证主义误人歧途的重要源头。

二、脱离对象的研究者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是进行体育科研的群众载体。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主要来自高校。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和科研评价体制存在着一定弊端。对于来自高校的体育科研工作者而言，科研超越教学成为评价其工作业绩主要的甚至是惟一方面，而且重科研的数量轻科研的质量、重科研的规格轻科研的效益。科研演变成一种超越科学认识属性而更加强调利益博弈属性的社会活动。围绕着科研资源的争夺和配置，形成了与现有高校职称体系密切相关的利益阶层和利益等级。功利化的科研目的加上阶层化的研究队伍必然导致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与科研队伍阶层化密切相关的是一部分处于较高等级的科研工作者开始蜕变成“科研特权阶层”。姜达维指出：“体育科研逐渐成为一部分人的‘专利’，而这部分人往往并不直接参加体育实践，从而导致了研究与实践的脱离，并且往往是他们的压迫，将所有的体育科研完全纳入到这种规范的研究模式。”@体制的弊端造就了一班不从事科研的“科研工作者”，他们不从事科研实践却能尽享科研成果，不与研究对象接触，甚至完全不了解研究对象却能提出种种所谓对策干预研究对象生活。科研应该严谨笃实，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感性经验和感性资料搜集被这部分“科研特权阶层”完全抛之脑后。严格地说，在脱离研究对象的情况下搞出的“科研成果”是缺乏可信性的，是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

三、被肢解的体育社会系统

体育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的社会子系统。体育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将体育社会系统置于社会整体环境中才能认识其本质属性；体育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将体育过程置于人类历史整体进程中才能把握其发展脉络；体育是文化的体育，只有将体育现象置于特定的文化体系中才能揭示其社会价值；体育是鲜活的体育，只有将体育活动置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场景中才能洞悉其真相；体育是人的体育，它不仅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受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展现的外在身体动作，同时也是个体按照特定的价值体系建构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体育不仅服从因果律，也服从价值律。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要揭示体育之规律，也要诠释其价值。任何将体育机械分割、人为剥离的研究都有可能破坏体育自然情景下的因果关系和价值体系。

然而，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有不少研究是在极端实证主义范式下进行的，否认体育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本质区别，否认体育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否认被研究者主观世界对体育的影响，用一种外在于体育的、强加给体育的方式研究体育，从而导致肢解体育社会系统，扭曲体育社会因果关系，忽视对象价值体系。我国绝大多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基于主体价值体系的，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视为被动的客体，视为纳入自己研究视野的物化的因果关系综合体；而对研究对象而言，研究者是以高高在上的、异己的面貌出现的，并用某种外在于研究对象价值体系的方法寻找那些明明源自却又完全脱离研究对象之生活的所谓“规律”和“真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无法分享共同的价值体系。这种冷落对象价值体系的研究是一种貌似客观实质上非常主观的无根基研究，基于此种模式的研究成果是难以真正为研究对象造福的，甚至有可能干扰和破坏研究对象的原有生活。另外，此种主体中心论的研究模式也很容易忽视常人之体育。例如：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曾经长期忽视对农民和各种弱势人群的体育需求和生活的研究，有些学者谈到体育社会功能的时候动辄讲“增强市民体质”、“促进城市文化建设”，似乎体育对农民和农村是无价值和多余的。

我们认为研究者不应当以强加的逻辑臆断被研究者的属性，而应当首先用研究对象自己的方式理解其观念、行为和生活，重视研究对象观念、行为和生活体系之独特内涵和价值，强调对研究对象特有的语言文本进行诠释，以追求一种更加人本化、平民化和实景化的研究风格。这种研究风格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是极其需要也是极度缺乏的。

四、泛滥的宏观研究

宏观与微观是两种相对的研究视角。宏观研究视野比较宏大，包含对象比较繁多，涉及因果关系比较复杂，有助于发现全局性、普遍性和概率性知识，需要动用较多科研资源。微观研究视野比较集中，包含对象比较单一，涉及因果关系比较简单，有助于发现局部性、特殊性和典型性知识，需要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修养。

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对待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宏观研究比微观研究更有意义。单从考察范围来看，宏观研究当然大于微观研究，但科研工作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其考察范围之大小，而取决于其学术价值和实用效能，而此二者又主要取决于科研工作对事物规律及本质属性等揭示之程度。规律与本质往往不是浮现于共性切面表层的，而是潜沉于个性角落底部，没有对微观事物长期、深入、细致地探究是难以揭示的。从这一点而言，宏观研究并不比微观研究更有意义。另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体育之规律和本质，也在于诠释体育作为被研究社会成员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特定价值体系，而这一点是宏观研究缺乏兴趣或者无能为力的，却恰恰是微观研究的优势。

与以上观点相关的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科研选题上呈现明显的宏观化趋势。各种冠以“全国”、“省市”等宏大范围标志的课题和论文多如牛毛，而着眼于某一微型社区、组织、学校和群体等的研究则如风毛麟角。在各种宏观研究当中最为突出的是发展战略研究。发展战略研究具有如下特点：课题由政府部门；研究范围关乎全局；研究内容多由现状与问题、目标与需要(或趋势)、手段与对策几部分构成；研究周期一般在1—3年之间；如果研究成果被采用将对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产生影响。发展战略研究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有不断升温趋势。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发展战略研究存在不少弊端。首先，战略研究以及研究之后的政策实施是一项连成一体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而这个系统工程是任何个人或研究团体都无法掌控的。通常情况下，研究者只关注研究过程而很少会考虑政策实施过程，导致发展战略研究沦落为“政策论证式研究”或者“不负责任的研究”。其次，社会本质的呈现、社会规律的论证、社会政策的检验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研究者无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里用有限的资金和人力获悉被研究社会过程的全貌、机制和对策的合理性。再次，发展战略研究过程本身及以其为依据的政策都将影响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甚至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无论从伦理角度还是法律角度，研究者都不具备改变众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的权力。

研究者只能通过政府部门实施这一改变，但在不少国家，政府部门的这一权力也在遭受怀疑和挑战。最后，由于我国的发展战略研究多采用调查而不是社会实验的方式，所以研究者所提出的改变策略大多是未经实践检验的“设想”而已，无法保证其能给受众带来有利影响。

五、华而不实的研究方法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文献资料法、观察法、访谈法、实验法和数理统计法等独立研究方法的简单集合，而是以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多样的研究技术为支持的方法体系。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并非脱离具体时空条件和体育实践的抽象原则与规范，而是基于特定文化和价值模式以特定研究者群体为载体的知识体系。

在各种研究方法当中，观察法和实验法基于“实践出真知”这样一个实证主义和多数反实证主义者都公认的哲学前提和科学认知原则，以搜集第一手感性经验材料而见长，也是实证主义鼻祖孔德认为的最具实证精神、最能体现实证风格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很多经典研究是采用实地观察或参与性观察的方式进行的，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管理学和行为学的很多经典研究是采用实验法进行的，如梅奥等人的“霍桑试验”。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却出现了忽视观察法和实验法的不科学倾向。

邵伟德对1995～2000年《体育科学》载文所用研究方法统计分析后发现：问卷和访谈等调查方法是运用最为频繁的方法，约占总体资料收集方法的34．32％；实验法虽然也有较高比例，占总体收集资料方法的23．17％，但主要见于人体、动物与教育实验等类研究。不同学科在资料收集方法上也带有各自特点，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以访谈、问卷调查为主的研究模式。这一模式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一方面体现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对研究方法科学化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在实证研究道路上步人了误区：片面重视统计调查，忽视实验和实地研究，满足于表面感性资料的搜集，不能深入被研究社会过程的内部和底层。

另外，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青睐的问卷调查法，其实是一种只具有有限用途，而且饱受批评的调查方法。问卷就是一种由问题构成的测量工具，用于测量人们的行为和态度。但实际上，问卷无法直接测量行为，它只能测量人们对行为的记忆和陈述；在对态度的测量上，问卷胜过单纯的观察，但很难使调查者通过问卷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在调查指标的选取上，再精心设计的问卷也难避免调查内容肢解、撕裂的弊端；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问卷调查法要求被调查者具备一定的语言阅读能力，问卷内容也有可能与被调查者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或者造成书面语言、心理感受上的一种侵犯；在调查过程上，问卷调查需要严格地抽样，发放率、回收率和有效率都难以保证；在实际用途上，问卷调查法比较适合调查一些较表浅而单纯的指标，如总统选举前的民意测验等。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界，数理统计法和问卷调查法被提升到一个不应有的高度，就连博士和硕上学位论文，只要有足够样本量的问卷调查和大量的数据陈述就可以安然过关。这是值得忧思的。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