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重点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重新认识。海派经济学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和合理的经济思想，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从海派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假设着手，系统分析了海派经济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己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马克思在那个阶段得出的结论在今天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无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剖析的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问题，揭示的规律也是深刻，如何使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这是应当也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从历史方面还是从现实方面都比西方经济学更适应中国当代国情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类似于树叶和树干的关系，这也需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来为我所用。但是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这个时期，海派经济学者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和理论，认为马克思研究应当避免两个教条:一是照搬马克思义理论的教条，只讲坚持，不讲发展;二是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只讲吸收，不讲借鉴。

海派经济学就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与合理的经济思想，借鉴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努力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新范式。海派经济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海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己经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从海派经济学论坛第14次研讨会开始，程恩富、张薰华、顾钮民、周肇光、冯金华等代表人物就提出构筑‘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理论’夕平台的思路，其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其基本理论假设与理论核心是“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公有制高绩效论”等。他们认为，“新经济学综合”的创建，理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纵观历史，努力积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以实现某些理论原创，构筑新的马克思经济学平台。

一、海派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人的假设

西方经济学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增添机会主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旧“经济人”假设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经济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在社会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中，人都是作为主体出现。西方经济学在开始理论框架架构时，就率先提出对人的定义，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应当是完全理性与自私的，即经济人假设。但在这种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后来有的经济学家就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等其他假设，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还是以自私人为基础。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是整个社会历史向前进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强调的主要是团体的力量，即参与经济社会的人是社会人。海派经济学家对于人的假设则更加符合实际，它并不是揉合了两种学说的观点，而是根据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海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程恩福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其次，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再次，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见，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当然，海派经济学现在仍需要进行包摺‘新经济人假设’在内的多种合理假设的进一步创新和探究。

二、科学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口，自从马克思经济学诞生一百多年来，价值的决定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定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一个理论的前提如果是伪命题，建立在其上的理论构架就必定是错误，马克思坚持的是活劳动对价值的唯一决定，西方学者包括我国的很多学者则认为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多元论，西方经济学中的四位一体公式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虽然说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是科学，但马克思的分析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他所在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社会分工也远没有今天细致，也因此，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定义上就有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基于此，海派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程恩富教授首次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新观点，认为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具体表现在:

一是，生产有形和无形物质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仓储业、物质技术业，以及流通业等领域中的相关劳动。

二是，生产有形和无形文化、精神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文化(精神)商品的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文化技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园林和旅游等相关劳动，另外包括讲课、表演、解说和导游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

三是，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有关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有:美发美容、医疗卫生、体育运动、教育和沐浴等。当然这个新观点是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的，澄清了除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和科学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否自行创造价值的模糊认识，是在社会主义新形势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也是对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贡献。

对于程恩福教授的观点我是基本同意，还应补充一点，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如色情活动、活动也对活劳动的恢复有一定作用，但其并不能称为劳动，至少在现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下，其活动并不创造价值。再有，生产违法商品的活动也不可以作为价值创造劳动，因他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还有一项活动是否归纳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还值得研究，就是证券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虚拟经济活动中。对于这一类活动，根据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是不能称为劳动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就没有办法将其纳入其中，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股市是一个融资市场，没有股民的活动也就没有股市，没有股市企业的资本筹集将会耗费更大的成本，因此，炒股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节省了活劳动，节省的活劳动也就是其付出的活劳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应称为劳动，不仅是一种投机活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薰华教授认为劳动除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非常产劳动，还应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股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我们无庸赘述，是显而易见的，把炒股活动称为劳动也就有了一定的科学根据。

三、海派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海派”极为重视经济学重建中的方法论创新。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在当时也曾被视为学术的前沿和最新的工具，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3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他并没有采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方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了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的旧程式。

劳动经济学重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女性；劳动参与率；经济持续增长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58-02

0、前　言

劳动力参与率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它与劳动力供给密切相关。而女性劳动参与率则是指女性经济活动人口占女性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FLF-PR)，反映女性人口参与市场性劳动的程度，是研究女性劳动力就业状态的重要指标。各国的经济文化不同，女性劳动参与率也不同。在人口总量和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将为社会提供较多的劳动力供给，反之，则将减少劳动力供给。同时，由于劳动力供给与失业和社会保障密切相关，当劳动力参与率水平较高，过量的劳动力供给不能被社会需求所吸收，会使失业人数增加，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劳动力参与率水平较低，社会上将存在大量的非劳动力人口，他们主要依靠家庭及社会力量来供养和保证其基本生活，增加了社会保障的压力。当前在我国劳动力数量较多，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就业压力较大的现实条件下，过高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将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显然不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但盲目压低劳动力参与率又会带来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

文献综述：对于男女参与率的差距问题，李丽林通过分析1990年到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及两性劳动力参与率的资料得出：男女之间的劳动参与率差距越来越大，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大于男性。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姚先国从我国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参与率的稳定性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从1978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我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普遍扩大，包括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与此同时女性劳动参与率则明显下降。

蔡利用probit模型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估计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

在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李连勇及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的金剑，还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做了简要分析，得出：女性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是正相关的。发达国家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较低。但我国是个例外，因为与美国劳动部公布的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相对比，我国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平均比美国高10个百分点左右。显然，我国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超越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

1、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水平较高，但总体上比男性劳动参与率低

我国的劳动参与率整体水平比世界水平要高，比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日本和韩国也要高。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较高，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各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10％抽样调查资料计算的结果，我国2000年“五普”普查时点上劳动力参与率为76.82％，其中男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82.94％，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70.57％，男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比女性高12.37个百分点。

2、女性就业岗位需求与其就业技能“短缺”相关性

知识是培养人类活动能力和提高活动技能的重要基础，是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的思维活动成果，在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尤为重要。所谓知识经济，其实质就是高技术、高文化经济的积累和利用。在知识经济中，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内在的核心因素，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

根据男女就业率波动的动态分析，两性就业率的差异随着就业时间的推移不断缩小。女性就业率不稳定波动，其原因之一是低就业质量技能的凸显。在劳动力市场分化进程中，高素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女性的学历层次、知识结构、专业结构、综合素质，甚至于就读的院校等不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需求；女性的择业倾向与技能不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中的特殊性，从而产生格兰诺维特所言的匹配问题。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适应性定位调整中，部分高校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还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的新发展和劳动力人才市场变化的新要求。许多高校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多元化需求的变化错位，成为制约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因素。众多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调整只是单纯立足于学校自身内在结构变化，而不是面向劳动力市场需求，导致招生和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这种情形不仅使高校存在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岗位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差距，而且其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明显带有为城市服务的专有性指向特点，忽视了农村服务指向。这种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影响到女性的就业进程。

3、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高等教育如学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对高素质结构劳动力的需求，以及高学历者的较高工资收人等，造成女性就业年龄推后，女性青年劳动参与率下降。1990年，我国15-19岁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为67.05％，其中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70.52％；到2000年相同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为全国50.38％，其中女性人口劳动参与率51.74％，分别下降了16.67个和18.36个百分点。

4、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城市总体水平比农村低

比较城乡女性劳动参与率，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水平明显低于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第五次人口普查10％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2000年“五普”普查时点上城镇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为67.64％，其中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是59.30％；农村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为82.62％，其中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是77.78％。城镇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无论全部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还是分性别的劳动力参与率，均低于农村人口的相应劳动力参与率。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比，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直线上升，而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则明显下降。

5、结论和建议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劳动参与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比率范围内，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相较其他国家，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而且目前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城乡之间差别悬殊，这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5.1我国女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减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在考察人口因素时，主要考察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人们普遍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人口数量相对是固定的，因此人口质量的高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尤为重要。但实际上，被忽略的一点是，在人口数量一定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中投入的劳动力数量是不定的。劳动参与率越高，投人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数量相对就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反之，则会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劳动参与率下降可以缓解失业现象带给社会的压力，但是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一定时期内，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技术条件不能得到改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经济中的整体劳动力数量下降，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5.2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加重脆弱的女性社会保障系统压力

总体看来，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除了受社会客观原因影响以外，还受到女性主观原因的影响。首先，经济制度变革改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劳动力的配置由政府统一进行，只要参加工作就可以生存。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后，就业与否成了个人的选择，使劳动参与率自然下降。一些人自愿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在女性中表现明显，有人因为某些原因成为“职业家庭主妇”和“职业妈妈”；也有人因寻找工作太困难而放弃，被迫成为非劳动力人口中的一部分。其次，由于退休与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在为公众提供“安全网”的同时，也降低了一部分人寻找工作的积极性。最后。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也使女性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

劳动参与率与社会保障系统有密切关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保障体系也在转变过程中。针对女性的社会保障系统包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社会保障系统资源的严重不足，尤其是劳动年龄范围内女性主观原因的不参与就业，就会加重本来就不完善的女性社会保障系统负担，使这种再分配制度很难做到公平公正。

5.3我国农业女性化趋势日益突出

农村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在持续上升，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与贡献越来越大，农业逐步地女性化，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第一，农业女性化会影响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由于农村妇女逐步成为承担农业生产生活的主体，但其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于男性，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结构性文化水平降低。第二，农业女性化将导致农业劳动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由于女性大多从事非技术性劳动，男性多从事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因此，大量的男性劳动力转移出去势必影响到农业劳动技术的推广和利用。第三，农业女性化使得农业生产和日常管理相分离。这种情况不利于农村针对资源变化和市场条件做出及时有效的选择，易对农业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针对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建议采取以下措施调整：

(1)各级政府积极推行就业政策，改进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向就业困难的女性群体提供扶助，增强劳动者的信心，提高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

(2)鼓励各种就业方式，使就业渠道更加多样。如非正规就业方式，它是相对于正规就业方式而言的，正规就业方式实行全日制、月工资、固定工等，非正规就业方式与之不同，如弹性工时、非固定工作场所等。

(3)为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创造条件，降低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一是提高农村女性的科学文化水平，二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大量吸纳女性劳动者。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帮助低技能女性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参与尤其是到潜力巨大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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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车伟，吴要武，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现状、问题和对策[J]，中国人口科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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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重点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理论为基础，我们的经济实践活动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理论作指导，是一个关系社会和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展的要求。在具体实践中，劳动价值理论必然要遇到新的挑战和考验。劳动价值论是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也必须放到市场经济中去考察。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劳动价值理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因而也就成为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长期探究和争辩不已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即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实现了价值理论史上的重大革命。作者“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包括货币理论在内”。现在，我们要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一起，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史上最新的伟大创举。

因此，我们必须在认识、了解新的挑战和考验的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积极应对，才能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才能使劳动价值理论实现与时俱进并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去，才能使劳动价值理论成为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

一、劳动价值论面对理论和实践双重挑战的优势和不足

在我们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探索中，劳动价值理论面临着其他价值理论在理论学术方面、思想观念方面的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消极作用对劳动价值理论双重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优势，在应对挑战中发挥优势。又要分析存在的不足，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薄弱环节。

我们的优势在于：第一，劳动价值理论是科学的价值理论的集结。它是在批判和论战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和理论品质。第二，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原则。第三，我们拥有一支由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学者和从事研究、宣传工作的专业人员组成的专门队伍。第四，广大党员和公务员以及思想文化界的许多人士都是在社会公众中极具影响力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整体素质比较高，经过武装和发动就可以成为应对思想观念方面的“争夺战”和“保卫战”的中坚力量。这些优势条件为劳动价值理论赢得这场挑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根本保障。

而我们的不足则主要表现为：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知识和思想观点在传播和普及方面过于薄弱。在面临新的挑战和严峻考验的过程中，可以说除了我们的“专门队伍”以外，广大社会公众，甚至包括我们的“中坚力量”在内，很少有人知道和关心这场挑战的存在和结果。而一些非劳动价值理论的思想观念却不断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广大公众渗透着。因此我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要全面赢得这场挑战，关键在于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弥补过去的不足，使薄弱环节能够得到改善和加强。

面对来自理论和实践中的这些挑战和考验，我们必须让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优越性发挥出来。就是必须坚持用劳动价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坚持按它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办事，建立和完善既有社会主义特色，又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和运行机制，来规范经济活动的秩序。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防止和克服自发的盲目的行为，最大限度地限制其消极作用。

二、应对挑战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的策略

1．应对“取代论”的策略

有人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我们早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劳动价值理论显然已经过时了，因此主张以所谓新的价值理论来取代劳动价值理论。

对于这种“主张”或者说是“建议”，是在没有弄清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大的区别的情况下作出的错误判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基本规律。当他们“从这个基础出发进到资本”研究之后，发现并创立了揭露资产阶级残酷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

如果说劳动价值理论是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基本规律的理论，那么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劳动价值理论就不存在“过时”。马史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完全可以应用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中去。

2．应对“多元论”的策略

这里所讲的“多元论”的观点，是指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观点即劳动价值的“一元论”而不同的一些观点。

近年来社会上比较流行并对公众的思想观影响较大的“多元论”的观点主要是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都能创造价值的观点、“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和科学技术等知识要素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共同特征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同时又认为别的要素也能够创造价值；价值实际上是劳动与其他要素共同创造的。

“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费尽周折把“物化劳动”绕道成了创造新价值的劳动，并以此来证明新价值是这两种相同的劳动的物化，既表明了“物化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又标榜了这种观点归根到底还是坚持了所谓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而科学技术等知识要素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则借助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强劲东风。在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和贡献，在科学性劳动创造价值这两方面的掩护下，把以物的形成加入到生产过程的科学知识含量较高的机器设备、自动化设施甚至是“无人”工厂等都列入了价值创造者的行列，并断言这些东西将成为价值的主要来源。

劳动经济学重点范文第4篇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刘易斯拐点”的形成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其实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会将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无限劳动力供给。而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向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 “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是人追逐工作，即使不涨工资，劳动力也会源源不断地供给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是工作追逐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员工。“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的关系。“刘易斯拐点”的显现，是“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前兆。需要指出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着眼于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即依靠城乡之间的外部分工，来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目前我国已有2.45亿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这种转移的结果虽然也给农民带来增加收入的效果，但是，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还扩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即从1986年的1.7倍扩大到2010年的3.3倍）。客观地说，刘易斯在其所创立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即随着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必然会导致城乡劳动力比较效益的均衡，并没有被我国的实践所证明。这就涉及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质的差别。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被扭曲为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即把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财政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起步阶段，发展中国家既可以选择模仿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发展模式，又可以选择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如果是选择前者，就必须实行扭曲要素价格的财政政策。即依靠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使用价格、资本使用价格。并以此为代价承接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没有承接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国际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是不可能做到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揭示这么一条定律，就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而资本与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如果经济发展中仅仅有资本要素的积累，那么，不可避免地就要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趋于下降。相反的，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过程相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阶段的到来，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常规发展，还在于实行高积累的财政政策，和近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价格（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与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相联系的财政制度与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制度性的分割状态，在城市中表现为市民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分割。市民与农民工的划分，是客观上存在的城乡制度性差别在城市的复制。农民工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第三元。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农民工赖以形成和存在的制度基础。由于城乡分割的制度性差别，农民工即使与市民何出等质等量的劳动，其报酬和福利差别仍然相当大。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由于制度性歧视而造成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别上。据有些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市民的工资福利待遇约相差5倍左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除了尚未完全消失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还借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格局，把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强制性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延续。我国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为加快工业化提供积累。这种政策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从而也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这就为我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分工表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点是，同一个产品从研究、开发、生产到销售、消费等往往要通过数个国家的生产与经营环节。从产业环节看，高端环节主要集聚在发达国家，而产业的低端环节则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定货、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不从国外（境外）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和销售渠道，是很难迅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三来一补”正好把这三大要素送上门来。这些要素与我国廉价劳力、土地结合起来，形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它既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础，又强化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要从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中摆脱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况且，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当一部分资源还直接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当地方政府还担负着经济建设职能，即还没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相对于农村和农业，城市和工业是经济增长极，能够高效率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扭曲状态、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顺理成章的。工业化与财政支出的“双重城市偏向”以及“城市化先于农村”的发展战略，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一直处于刚性的胶着状态。我们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复杂性，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三、“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幼儿到80、90年代，就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辅以低抚养率就会带来高储蓄率，并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迅速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491万人，猛降到2007年的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逐渐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一倍以上。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就业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1999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扩大到160万人，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着，2008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文化教育程度（包括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体。但占绝大比重的低附加值企业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尖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

劳动经济学重点范文第5篇

我们所说的劳动价值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和劳动创造价值的系统学说。在马克思之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大代表人物——配第、斯密和李加图先后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科学成份的优秀成果。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这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完整体系。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学习和讨论，形成了一套相对明确和稳定的基本认识。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原来建立在传统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能否适应新时代新情况的问题，面临着对现实经济是否具有解释力和适应性的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传统认识的挑战，也包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本身的挑战。关于深化对劳动价值论认识的讨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提出和展开的。

  （一）现代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要求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服务业的比重较低，在整个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并围绕着物质产品生产过程而展开的，与物质产品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服务业部门基本上被排除在价值创造的考察范围之外。比如，将货运与客运区分开来，把前者列入价值创造的链条，而把后者列为不创造价值的部门，就是以物质产品生产为中心的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相比，现代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服务化趋势，服务业的生产和就业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全世界的平均数超过了60％，一些高收入国家超过了70％；服务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也大体上相当于这个水平。相应地，工农业生产所创造的价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从全世界范围看已下降到较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以物质产品生产为中心而将大部分服务业部门排除在外的劳动价值论受到了经济现实的挑战，深化对服务劳动与价值创造过程的认识，成为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科技革命引起的劳动形式和价值创造方式的变化要求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论所依据的生产方式是工业机器大生产，活劳动在运用生产资料生产物质产品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价值，生产资料则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价值转移，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流程很清晰。但是，现代科技革命大大地提高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出现了无人车间以至无人工厂，活劳动的耗费降低到最小程度，而物质财富及其体现的价值量却成十倍成百倍地增长，其中科技成果和专利技术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趋势，如何解释价值量高速增长的来源？如何认识科技、知识与新价值创造的关系？能否继续坚持和怎样坚持“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的一元价值论？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技和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以现代金融和信用制度为中心的经济流程的日益复杂化，尤其是随着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来临，现代社会的劳动形式与马克思所处的传统工业社会相比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科技型劳动、管理型劳动和知识型劳动（如教育行业的劳动）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认识科技型劳动、管理型劳动、知识型劳动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和特点，也是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一项新内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的分配模式的形成要求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产权主体多元化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除了外商投资经济之外，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日益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私营企业主的经营活动、收入来源的性质和特点，以及这些方面与劳动价值论的内容和要求的关系？

同时，随着分配体制的改革和激励机制的建立，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的格局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逐步定型和完善，并且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比例具有上升的趋势。这种新的分配模式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较快增长和增长质量的改善，因此得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但是，新的分配模式与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并不一致，如何进一步认识价值分配与价值生产的关系，以及当前经济政策与马克思有关理论的关系，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提出来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综上所述，当前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既包括对传统认识的再认识，也包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深化与发展。

  二、几个方法论问题

2001年以来，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在全国经济理论界热烈地展开，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和进展。但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还处于分歧明显、相持不下的状态。其中的主要原因，也许与研究和认识问题的方法有关。如果方法论问题不解决、不统一，对一些重大难题尤其是老问题的讨论将不能有效深入。

  （一）“完整、准确把握”与“深化和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的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包含丰富的内容，有严密的逻辑。从理论上说，我们在深化认识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不能撇开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去另搞一套，更不能在没有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意思的情况下就去胡乱深化。比如说，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劳动的概念与价值创造；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以及一系列范畴的定义和相互关系，我们必须在准确加以把握的基础上去展开讨论，分析哪些应当坚持，哪些需要扬弃，哪些需要补充、完善和发展，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样才能使讨论有效深入，达到深化认识的目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容易。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大多数基本范畴和内容，在理解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这些内容不是深化认识的主要问题；而对于一些长期存在争论、需要“深化和发展”的问题，要“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意思却有较大困难。问题在于，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在不同的地方根据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角度、方式和重点，因而在表述的意思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甚至很大的差别，从这些差别能引申出相当不同以至完全不同的判断或观点。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和《经济学手稿》等不同的著作中，而且存在于《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二、三卷（恩格斯整理）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深化”的讨论往往变成了对“理解”的争论。如果不同学者之间相互摆出了“深化”的依据，那么“理解”上的分歧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如果不同的学者只是将自己的理解作为暗含的前提去深化认识，则“深化和发展”的讨论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没有共同基础和共同语言的争论，显然难以取得有效的进展。

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某些长期有争论的问题，要是在“完整、准确把握”上不能达成共识，在“深化和发展”上就更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关键在于先解决“完整、准确把握”的问题。这不能以某一位学术权威的理解为依据，不能通过所有学者投票的方式来定论，也不可能依靠中央的政策去定调子，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来统一认识。因为我们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目的，就是为实践服务的。这就是说，如果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某些内容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并且都有相应的文献依据和有力的理论支撑，那么，应以最能解释现实，最适应实践需要的那种理解作为统一认识的依据，并以此为基础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而对于那种不能解释现实，不适应实践需要的理解，即使也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我们也不能以其作为统一认识的依据，否则等于给当前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设置了新的障碍。这可以说也是一种从“实事求是”原则出发的做法。这样，有利于将“完整、准确把握”与“深化与发展”的关系统一和协调起来。

  （二）如何对待马克思批判过的理论和观点

当我们从实际出发去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而对马克思的理论有所突破时，很容易陷入马克思已经批判过的一些所谓“庸俗价值论”。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一元价值论，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批判这些原有的价值论基础上产生的。例如，如果要承认物化劳动参与创造价值，就有回到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之嫌；如果强调使用价值或效用（包括商品质量）对价值量形成的作用，就容易陷入“效用价值论”；而要素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是过去长期受批判的。可以说在相当多的学者尤其是年纪较大的学者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所有试图脱离劳动一元价值论轨道的观点，都可以与庸俗价值论挂上钩。这也是每当有人从这方面提出新的价值论观点就会受到批判以至围攻的原因。

但是，要是马克思的一元劳动价值论受到实践越来越明显的挑战，我们应当怎么办？如何处理马克思的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关系？是不是马克思已经批判过的理论或观点就必然是完全错误的，就必然一点也不能再合理使用或吸取有益成份？实际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是在批判吸收以往经济学家多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又是一位严谨的著名学者，这种双重身份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具有双重特点：一方面，作为革命导师，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论是为了建立剩余价值理论，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将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作为著名学者，马克思又非常重视理论的科学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他的劳动价值论广泛地吸纳了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益理论和观点。马克思这种将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密切结合起来的优秀典范，是当前我们在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中应当认真学习的。

我认为，应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正确地认识马克思当年批判庸俗价值论的历史动因，在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中勇于合理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成果，跳出动辄将多元价值论与庸俗价值论挂上钩的认识论误区，从而拓宽我们研究问题的视野，真正将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发展推向深入。马克思当年曾深刻地批判过私有制，而现在我们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还通过宏观经济政策鼓励和引导私营经济的投资和发展。从这一点看，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长，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和资源配置的优化，借鉴和应用一些“庸俗价值论”的有用理论和观点，又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

  （三）划清界限的方法是不是科学的方法

在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中，还存在着另一种与“批判方法”相类似的障碍，就是强调要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庸俗价值论之间划清界限，包括划清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的界限、与供求价值论的界限、与效用价值论的界限，等等。划清界限的方法，在我国改革前曾经是一种长期被滥用的方法。从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划清与五类分子以至“臭老九”的界限，到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从划清无产阶级理论与资产阶级理论的界限，划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庸俗经济学的界限，到完全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封闭起来，将西方经济学的新的理论进展拒之门外。这些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界限所带来的影响，是众所周知和教训深刻的。好在2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不断推进的历史大潮，特别是党中央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决定所推动的实事求是精神，已经将那些人为设置的一道道界限冲刷得所剩无几。在这种条件下，难道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发展还要受什么界限限制吗？

我认为，所谓“划清界限”的方法，恐怕不是科学的方法，不是好的方法，不是正确的方法。列宁指出，联系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反映客观现实的理论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试图通过划清界限来割断联系是不可能的。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而难以划清界限，那么，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适应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各种（“庸俗”）价值论之间也是具有必然联系而难以划清界限的。我们不但不应该强求在二者之间划清界限，而且需要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从而使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结果达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

  （四）从实际出发与理论和政策的关系

第一，要根据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去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也需要在实践中发展。我们要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不适应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内容，或理论与实践有矛盾的方面，去丰富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包括突破马克思的一些理论框架，部分否定或扬弃马克思的有关理论。例如，要扩大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范围；要肯定服务劳动、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重要作用；要理清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关系，明确各生产要素如何参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只有从实际出发，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发，才能使我们的讨论具有针对性，抓住主要内容，重点突破，提高深化认识的效率，有效地达到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目的，并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第二，要处理好理论研究与服务于政策的关系。经济理论要为经济政策服务，当前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也要实现这个要求。但是，经济理论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经济政策却有渐进性和可调整性的特点。因此，经济理论可以而且应当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不能完全随着经济政策的需要亦步亦趋，那样表面上是围绕着政策需要去发展理论，结果反而会落后于政策的需要，不能适应经济政策调整推进的要求，出现临时抱佛脚，匆忙找理论根据的情况。经济理论应当有超前性，完全可以比经济政策走得更远。

从这个角度看，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发展，应当加大突破的力度，有些探索和创新也许需要跳出马克思的逻辑框架，摆脱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的束缚。否则，再过五年十年，可能又要根据政策的需要再度来深化和发展理论。比如说，对生产要素或物化劳动是不是参与创造价值的问题，从而高科技和知识产权在价值创造中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就很可能是这样。

  三、当代劳动有哪些新特点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劳动理论是价值理论的基础。劳动的两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决定了商品的两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劳动的性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决定了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劳动的形式（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决定了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劳动转化为价值的必要性；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决定了价值量创造的多少；劳动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价值的本质属性。因此，理解劳动是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

现代科技革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范围扩大和发展程度提高，使当代劳动的内容、形式和结构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使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条件下，只有认识当代劳动的新特点，才能在此基础上去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当代劳动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服务型劳动的种类多、比重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调节范围的扩大，使很多服务型劳动从原来的物质生产部门中分离独立出来并实现了产业化，同时，现代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的需要又导致了很多新兴服务业的产生和形成，这两个方面使现代服务业部门不断扩张，仅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并要求各成员国之间相互开放的服务贸易部门就达到150多种之多，  而细分化的各种各样的服务型劳动就更是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需求结构的变化使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比重大幅度下降，而从事服务业的劳动比重大幅度上升。1965年，全世界低收入国家中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只占13％，高收入国家中为48％，而到1990年，世界高收入国家中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达到64％，而从事工农业的劳动力下降到只有36％，这种趋势在最近十几年来还在进一步发展。

在社会总劳动中比重越来越大的服务型劳动，既参与了社会财富即使用价值的创造，也参与了社会价值如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创造。并且，这些服务型劳动已经成为全社会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科技型劳动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商品价值的创造已经由马克思时代的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这是有道理的。生产过程中科技型劳动的比重和作用上升而一般性劳动的比重和作用下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不断地加强着这种趋势。科技型劳动包括科学研究、发明和应用过程的劳动，技术创新、技术应用和技术服务的劳动包括企业内部的科技劳动和为社会服务的科技劳动。随着现代生产过程中科技水平的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的上升，不仅科技人员劳动的比重和作用在迅速增长，而且一般生产者的劳动中的科技劳动含量也在不断增加。就是个体农民所从事的农业劳动中，科技劳动的含量也已经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科技型劳动既比一般性劳动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和价值，又带动或促进了同一生产过程的相关劳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这些劳动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创造了较多的价值量。

第三，管理型劳动在经济运行和增长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以信用为中心、以金融和信息技术为工具的现代经济运行过程的日益复杂化，大大地拓宽了管理型劳动的内容和范围，增强了管理型劳动的重要性。所谓管理型劳动，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管理型劳动，对于企业经济、部门经济和国家经济的运行和增长起着重大的作用。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当代的管理型劳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社会总劳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不断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运行规律和调节特点的基础上，管理型劳动的质量，直接影响着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部门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

管理型劳动不仅参与了社会财富和价值的创造，而且与科技型劳动一样，也能够带动其管理下的相关劳动提高生产率或工作效率，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量。

第四，劳动社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程度大大提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中的劳动，主要是指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有关的劳动，而将家务劳动、自给自足和自我服务的劳动排除在外。但是，在当代社会中，很多个人事务和家庭事务的劳动社会化，形成了社会性产业；这些劳动转变为有偿性服务，成为一种商业化行为；同时，作为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劳动，又形成了市场供求关系，产生了竞争和价格机制，实现了劳动的市场化配置。发达国家中家政服务、服务和中介服务的高度发展，就是个人和家庭劳动社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将出现这种趋势。

个人和家庭劳动的社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使这些劳动成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扩大了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的社会劳动的范围。

第五，从事精神产品生产和社会发展事业的劳动的比重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社会文化进步，使社会需求结构中的物质需求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精神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比重大幅度提高，为适应和满足这些需求的增长，当代社会劳动中从事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以及其他社会发展事业的劳动的比重也大幅度上升，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劳动中有一部分直接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需的，还有一部分则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协调运转和国民经济的有效发展。

  四、为什么劳动要转化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