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第1篇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第2篇

摘 要:西方文论同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直接体现语言学的内容。语言学的发展也深深影响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本文关注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主要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阐释诗歌文本的理论,和叙事理论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来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发展.

关键词:结构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文学批评;发展

[中图分类号]:G6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5-0172-01

1.引言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关联紧密。结构主义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开创性的理论,它质疑学科研究的现状,改变学科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力图建立科学化,独立化的人文研究。“结构主义通常是指一批以法国人为主的思想家的观点,他们在本世纪50、60年代受费尔迪南一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把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运用到了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上。” 而结构主义所强调的不是某一时期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学科领域出现的理论新变而是这些理论新变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就是借用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促使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形成一股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分析文学问题的批评倾向。雅各布逊、热拉尔・热奈特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原则。人们把这些理论主张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联系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雅各布逊等人的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运用,还在于其理论主张对文学理论新原则的创建以及开创了文学批评研究的新学科。这些结构主义文论所阐释的理论方法与原则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之间有复杂的转化和发展。本文致力于从结构主义文论的阐释诗歌文本理论,叙事理论来研究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发展。

2.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阐释诗歌文本理论中的发展

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影响,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的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种文学科学。雅各布逊用文学材料来开拓语言学的新领域,创建语言学诗学以弥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漏洞。索绪尔认为语言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异与对立,用他的话说:“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他们的最确切特征是,他们不是别的东西。”这一观点启发了雅各布逊对诗歌语言功能的研究。雅各布逊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做了重要的发展,在他的《语言学与诗学》中提出了对等原则理论。

言语的诗歌功能就是在言语展开的线性过程中,把对等原则从具有聚合关系的选择轴投射到具有组合关系的组合轴。对等原则所生成的诗歌文本具有明显的对称、对偶,诗歌文本正是通过突出表现语音之间、韵脚之间、想象之间的相似点,使语言变得丰富复杂。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与雅各布逊所描述的语言运用上的相似性与邻近性是相连的:相似性对应聚合关系,邻近性对应组合关系。雅各布逊还进一步将索绪尔的理论与传统修辞学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建立在相似性关系上的语言符号选择是隐喻;邻近性关系上语言符号选择是转喻;诗歌以相似性为主突出的是隐喻,而散文以邻近性为主突出的是转喻。他把隐喻和转喻看作是语言的基本运作模式,并以隐喻和转喻为基础建立诗学分析的普遍模式。

雅科布森通过对组合聚合关系的改变来研究文学的诗性功能。他认为诗歌语言正不具有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性,而是注重语言自身。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揭示诗句的组织特点。这一思想在现代对现代结构主义文本分析中具有启发意义。

3.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叙事理论中的发展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分析叙事,寻求叙事规则,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但这种运用带来了叙述本身特质与结构主义理论的融合: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开创了新叙事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首先就是分析单元从符号向话语转换。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确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对共时性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系统作了要素的切分与结构的分析。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只适用于语言的封闭系统之内,适用于它的语音层和单词层。而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以划分叙事单元为基础。但与语言学理论以语词符号为基本单元是不同的,叙事分析中所划分单元大于语词符号。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是从普罗普1928年《民间故事形态学》对民间故事深层结构的分析中开始的,以功能作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功能就是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人物的行动。后来热奈特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叙述话语。叙事分析都是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无论功能、神话素,还是陈述、话语都是大于语词符号的要素单元。他研究叙事与故事,叙事与叙述,以及故事与叙述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结构关系越出索绪尔语言的范围,是个体的话语结构。他所说的结构不仅依赖具体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涉及社会生活背景。他所说的叙事分析离开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进入话语世界。

叙事分析从语言结构发展到话语结构,适用了分析对象带来的变化。最初的叙事分析是适用的是个体性和创造性相对较弱的民间故事和神话等文本;而成熟的叙事分析适用的是个体性、创造性相对较强的现代叙事文本。叙事文本的个体性、创造性特点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而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研究对象从符号扩展到话语、从语言结构发展到了话语结构。

4.结论

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结构主义文论重视对文学自身的研究,突出文学的语言意义,关注对作品语言和文学形式的研究,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原有的特点,形成了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转化,它并不是直接借用语言学的模式从而失去文学批评应该有的文学审美特性。相反,它是以关注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为方向的,通过阐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和分析叙事文本的非语言学个体性、创造性形成叙事学原理。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基础理论,它促成了文学批评的成熟与独立。

参考文献:

[1]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P29

[2][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M],商务印书馆,1980年:P128,P163

[4]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巴尔特:叙事学研究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等值翻译;模式;立体语言学;系统论;等级;层次

研究翻译理论，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是在一定语言学理论指导下，依据一定的语言学模式进行的。王东风先生说，“毫无疑问，翻译首先是一种语言活动。因此，要想对这一语言活动进行客观的分析，就离不开分析语言的科学———语言学。

中西翻译研究的差距首先就发生在这一层面上。”目前我国的译学研究大都是在传统语言学理论或结构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研究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不足。而等值翻译理论所依据的，则是一个新的语言学模式，称为立体语言学模式，该模式运用一般系统论对语言系统进行立体综合的考察和分析，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本人认为应当采用等值翻译模式来构建我们的翻译模式，本文从下面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等值翻译的立体语言学模式

1. 普遍语法模式是翻译模式的基础

等值翻译理论为实施等值翻译提供了一个翻译模式，而翻译模式的提出是建立在普遍语法研究的基础上的。不同语言的言语形式的等值转换是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人类的思想感情内容是普遍的、相通的，而且是因为人类不同语言有共性存在，也就是有普遍语法存在。运用乔姆斯基生成语法总公式:PG= a·UG(PG是不同语言的结构，即特殊语法。a是特殊语言的特殊经验参数，是不同语言的个性。

UG是不同语言的共性，即普遍语法。) 于翻译学，翻译的本质就是出发语言(Source language) 与归宿语言(Target language) 之间参数的对比及其转换，而任何一种语言的参数体系(a) ，根据乔姆斯基生成语法总公式: PG = a·UG，是要由语言的普遍语法模式(UG) 来决定的。

2. 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的结构系统综合吸收当代语言学各派的语言模式(包括传统、结构、功能和生成各派的模式，其中还包括狄克的功能语言模式，韩礼德的系统语法模式和派克的法位学模式，最后还包括社会符号学( Social semi2otics) 的模式) 的合理内核，提出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简称立体语言学模式) 的初步设想，把语言符号系统的结构，按等级(音素、词素、词、词组、句、超句体、篇章) 和层次(表层、修辞层、深层) 纵横切分成具有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 Syntagmatic andParadigmatic Relationship) 二十一个语言平面。根据翻译研究的需要，可以简化为十五个语言平面，其序列关系列表如下:

层次

等级A 词级B 词组级C 句级D 超句体级E 篇章级

1. 深层　A1 词级深层B1 词组级深层C1 句级深层D1 超句体级深层E1 篇章级深层

2. 修辞层A2 词级修辞层B2 词组级修辞层C2 句级修辞层D2 超句体级修辞层E2 篇章级修辞层3. 表层　A3 词级表层B3 词组级表层C3 句级表层D3 超句体级表层E3 篇章级表层

3. 语言是由人脑控制的社会交际信息符号系统从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观点看，语言是由人脑控制的社会交际的信息符号系统。语言既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为语言是由人脑控制的表达意思的发音功能，是人类思维活动的工具。语言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语言是联结人类社会关系的韧带，是人类社会交际活动的工具。语言是人类社会交际的信息符号系统，这种信息符号系统能够运用和反映人类最丰富的经验系统和知识系统。俄罗斯谜语:“不是蜜，能粘住一切。”其谜底就是语言。这就是说，语言之所以能够描述、记载人类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是因为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最复杂的信息符号系统，语言是人类创造精神文明的符号工具。人类与动物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人能制造物质文明的生产工具和创造精神文明的符号工具。这两种工具的制造和运用又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完全符合系统论的观点，把语言看成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中各级语言因子的子系统(音素、词素、词、词组、句、超句体和篇章) 的组合关系，完全符合系统论的整体性规律:即系统整体功能产生新质，大于各个子系统部分功能的总和，这就是说:篇章系统大于超句体子系统功能的总和;超句体系统功能大于句子子系统功能的总和;句子系统功能大于词组子系统功能的总和;词组系统功能大于词子系统功能的总和。用符号逻辑公式来表示，这是一个体现内包关系( Inclusion) 的集合(Set) :A < B < C < D < E(读成: 词集合内包于词组，词组集合内包于句，句集合内包于超句体，超句体集合内包于篇章。) ，而语言的生成过程则是:词集合生成词组，词组集合生成句，句集合生成生成超句体，超句体集合生成篇章(或活语) 。因此语言系统不是语言因子的算术相加，而是语言因子的代数集合。

4. 各派语言学模式合理内核的大综合

传统，结构和生成语言学对语言的微观领域

———句以下(包括句) 的语言规律研究得较有成效。

立体语言学运用系统论的整体性规律和综合性规律，把语言的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辩证地结合起来，把语言看作微观和宏观统一的系统。当代各派语言学的各种语言模式反映了语言系统中某一等级某一层次范围内的客观实际。例如格语法(Case Gram2mar) 根据句子的语义，以谓语动词为中心，按施事格、受事格、目的格、工具格的线性序列来研究句子，反映了语言系统中句级深层的语义功能。系统语法和话语言学根据句子的实义表达切分为主位(Theme) ———已知信息和述位(Rheme) ———未知信息，按主位和述位、话题(Topic ) 和评述(Comment) ，对此信息焦点(Contrastive focus) 和末尾信息焦点(end —focus ) 这样的线性序列来研究句子和超句体，反映了语言系统中句级和超句体修辞层次的语用功能。传统、结构语言学的主语、谓语、宾语的线性序列反映了语言系统中句级表层的句法(即句子成分的符号关系) 功能。生成语言学按深层、表层这样的序列，动态地研究句子怎样从深层按转换规则转换到表层，揭示了人脑的语言机制，揭示了人脑语言微观的心理运算，揭示了人类思维系统与语言系统的辩证关系。社会语言学研究人类语言系统的宏观领域， 研究语言与社会交际活动的关系，反映了人类语言系统中超句体和话语篇章的实际。当代科学正进入大分析、大综合时期，语言科学也不例外。

各派语言学的兴起，反映了对复杂的语言系统从各级、各层次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在这同时，对各派语言学成果进行综合的工作也在进行。例如夸克(Quirk) 等人的新著A Grammar of ComtemporaryEnglish ，立足于传统、结构语法，对功能、生成语法进行一定吸收，这是企图综合各派的初步尝试。而立体语言学采取跟他们完全不同的方法，不是采用立足于某一派吸收其它派别成果的方法，而是用辩证法和系统论，对各派语言学成果进行系统综合，把各种语言线性序列的研究，看作是反映语言系统各级、各层次范围内的相对真理，对各线性序列进行立体综合，把语言系统纵横切分为十五个语言平面。这样就不再单纯按语言的自然线性序列来研究语言，而是按十五个互相管辖( Goverment ) 、互相制约(Binding) 、互相转换(Transtormation) 的语言平面，立体地研究语言。

5.“语言形式是三个层次”的假说

立体语言学吸收生成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语言的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把语言的思维性与交际性、结构性与生成性、模仿性与创造性结合起来。立体语言学还吸取美国科学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Peirce 1839～1914) 关于“一切人类经验可以由符号(sign) ，所指(Referent) 和所释( Interoretant) 的三角形关系来表达”的学说，并且吸收莫里斯(C.W. Morris) 根据这个语言哲学学说建立起来的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 的三大组成部分(即语义学semantics 语用学Pragmatics 和符号关系学Syntactics)的学说，从语言系统的全部实际出发，提出由思想内容决定的语言形式有三个层次的假说。与生成语言学主张“语言有深层、表层两个层次”不同，立体语言学主张语言形式有三个层次: (1) 语言的内在形式，是与思维直接联系的语义结构层次，即语言符号所表达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皮尔斯符号三角形关系中的(Referent) ，也是生成语言学中语义深层。

(2) 语言的外部表现形式，是语用修辞层次，即人们怎样运用语言符号达到交际最佳效果的层次，相当于皮尔斯符号三角形中的( Interpretant) 。立体语言学认为，语言系统中在深层(即语义层) 与表层(即语符层) 之间，客观上还有一个修辞层存在。修辞层是最广义的语用层次，是在语言深层结构的基础上，根据情境和题旨，输入言语个性特征(包括文体特征和风格特征) 的层次。(3) 语言的外在形式，是语符表层，即表现语言符号约定俗成关系的层次，相当于皮尔斯符号三角形关系中的(sign) ，也是生成语言学中的语符表层。

二、立体语言学模式的三大特点

立体语言学吸收了生成语言学关于语言系统层次转换的研究成果，同时具有与生成语言学不同的三大特点:

1. 立体语言学认为在语言深层(即语义层) 与表层(即语符层) 之间有修辞层(即语用层) 存在，没有这个层次，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言语的丰富多彩的变化，就无法得到解释。生成语言学只管造句通不通，合不合语法(即符合不符合语言符号约定俗成的法则) 的问题，但语言交际的实际还要管实际交际效果好不好，得体不得体(即话语对交际场合和语言环境的适切性Appropriatenens) 的问题。语法问题和语用问题在实际语言交际活动中是不可分割的，只是为了研究方便才孤立起来加以分析罢了。乔姆斯基一方面提出要研究人类的语言机制———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又排斥研究个别人的言语行为，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人类的语言能力是通过个别人的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个别人的言语行为的个性特征，表现在特定情境、特定题旨下用词造句的个性风格上。这种个性风格是因人而异的，世界上没有用词造句完全相同的人，这是语言的个性。修辞层(即语用层) 就是体现语言的个性特征的层次，而人类语言系统的实质是语言的共性(语言能力) 和个性(言语行为) 的统一。

这样，立体语言学模式就成为综合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的模式，既可以用来分析共时性的(Syn2chronic) 语言体系，又可以用来分析历时性的(Di2achronic) 言语行为，是静态的语言和动态的言语辩证统一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Tytler ) 的翻译原则(出自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Translation) 和中国严复的“译事三难: 信达雅”。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语言系统的语义、语用、语符三个层次的本质了。如泰氏第一原则， “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和严氏的“信”，都涉及语义层次(深层) 问题。泰氏第二原则，“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和严氏的“雅”都涉及语用层次(修辞层) 问题。泰氏第三原则， “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和严氏的“达”，都涉及语符层次(表层) 问题。

严氏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认识到信达雅(用现代语言学来解释，即语义语符语用三个层次) 是人类语言系统的共同本质(共性)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也就是说，三者不但是单语交际(如写文章) 的本质，而且也是双语交际(如译事) 的本质。“信、达、雅”标准提出以来，从者如流，经久不衰，其原因就在于它抓住了语言三个层次的本质。

2. 生成语法的深层、表层概念只适用于句子，而立体语言学认为五个(或七个) 语言因子却有三个层次的转换问题。例如:从立体语言学的观点看，词汇学(Lexilogy) 不再单纯研究词的表层(音位学和形态学) 和深层(词义学) ，而且还要研究词的修辞层(修辞学) ，更要研究三个层次的动态转换关系，例如研究词义通过语用修辞而发生变化，从指称意义(De2notation) 转化为内涵意义(Connotation) 等。从立体语言学的观点出发，词组(包括短语) 的研究也将从词汇学分离而独立成为词组学，惯用词组(包括成语、惯用语和俗语等) 不但要研究其结构(表层) 和语义(深层) ，还要研究其修辞功能(即语法词组的总体修辞效果) 。句法学要综合研究句义、句用、句法三位一体的规律，要充分吸取生成语法关于生成转换规则和原则的研究成果，研究句子三个层次的相互转换的规律。立体语言学还要扩大话语语言学的成果，除研究超句体的语义结构(深层) 和句群结构(表层) 外，还要研究超句体的修辞结构(修辞层) ，更要研究三者之间的转换关系。

在词、词组、句、超句体四个语言因子等级三个层次十二个语言平面的基础上，吸取文艺学(特别是文艺符号学) 和美学的成果，研究篇章的深层结构、修辞结构和表层结构，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系统。

篇章深层的语义结构包括篇章的主题思想形象和思维模式;篇章修辞层的语义结构包括言语的表现风格和文体;篇章表层的语符结构包括篇章的音韵、节奏、格调和布局。

由此可见，对作品篇章语言系统的分析，是语言学与文艺学的结合部。从欣赏理解作品的角度看，从作品的语言系统入手，理解分析作品反映的审美心理系统和社会生活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对作品篇章语言三个层次转换的分析，是语言学的终点和文艺学的起点。从创作(在翻译上是表达) 作品的角度看，从社会生活系统和作者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心理系统出发，生成作品(或译作) 的语言符号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对作品篇章语言三个层次转换的构思，是文艺学的终点和语言学的起点。文学语言学是语言学与文艺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也为描述文学语言系统提供了较科学的模式。

按照这个立体语言学模式，修辞学的本质和内容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修辞的本质是语言因子从深层和表层转换过程中输入言语个性特征(文体和风格) 的中间层次。这个中间层次实质上就是语用层。这个层次的功能是:根据情景和题旨，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选择最合适的语言符号，达到交际的最佳效果(用最经济的语言符号传达最大信息量) 。立体语言学认为修辞学是广义的语用学，这样把古老的修辞学与语言学的新兴学科语用学从本质上联系起来了。用语用学对口语(会话和话语) 修辞的研究成果武装修辞学，纠正了古老修辞学注重研究书面资料的偏颇。运用交际功能语言理论和生成转换语言理论研究修辞学，对修辞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对修辞学的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同时，把修辞学看成语用现象，就是把人类一切书面创作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和科学写作活动)都看成是一种通过语言符号传达信息的社会交际活动，这样就必然把口语交际活动和书面交际活动统一起来，大大扩大了语用学的视野，丰富了语用学的内容。从局部到全局，语言因子每一个等级都有修辞层存在。因此，修辞学的内容将由词汇修辞学(修词学) 、词组修辞学、句子修辞学(修句学) 、超句体修辞学和篇章修辞学五个有机部分组成。篇章言语表现风格不是词汇修辞、词组修辞、句修辞和超句体修辞的算术相加，而是这些组合因素的代数集合，也表现为层层内包关系的集合:A2< B2< C2< D2< E2 ，读成:词汇修辞内包于词组修辞，词组修辞内包于句修辞，句修辞内包于超句体修辞，超句体修辞内包于篇章言语表现风格。

31 生成语法强调语言系统内部的人脑的语言机制是语言结构从深层到表层转换的动力。这个人脑的语言机制在管约论中是作为七个互相制约原则系统表现出来的，这七个原则系统包括X———阶标理论X———bar theory 、题元理论θ———theory 、格理论case theory、管辖理论government theory 、约束理论binding theory 、界限理论bounding theory 和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 ，这个原则系统决定语言层次之间转换规则系统(按管约论主要a ———移位规则) 。当然，这些原则系统和规则系统需用各种特殊语言系统的实践(如英语、汉语、俄语等) 来加以证实或证伪，并进一步加以修正。翻译涉及两种语言系统互相转换的实践，也能对这个原则系统和转换系统加以验证。

立体语言学认为语言系统层次之间转换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语言系统的外部，是为社会交际系统决定的人脑的心理系统(包括思想系统) ;另一方面就是来自语言系统的内部即生成语法所强调的人脑的语言机制。这种由七个原则系统表现出来的语言机制，实质上体现了语言的思维逻辑关系，不过有的是有语音形式的显性关系(如格语法表现的关系) ，有的是没有语音形式的隐性关系(如空语类表现的关系) 。第一种动力是超语言系统的外部动力，是社会交际的特定情况下的特定的语言意图。说话人(言语行为的实施者) 根据说话的情境(场合和对象) 和题旨(目的和宗旨) ，从大脑库中选择词项，插入X 阶标结构中，反映述谓成分与参与者的关系，形成表达事物运动关系的语义结构。再进一步根据情境和题旨，运用大脑中储存的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运用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方法，调整词汇、词序、句式，创新运用修辞格和辞格，输入言语交际的文体特征和风格特征，转换成语用结构。

至于第二种语言机制，它是语言系统固有的内部动力，依靠这个动力，按照由七个原则系统驾驭的移位———a 等转换规则，使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转换成约定俗成的语符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的信息通过转换映射到语符结构中来。立体语言学在语言层次转换的动力问题上，坚持外部语言因素的动力和内部语言机制因素的动力的综合，坚持交际情境与题旨和语言机制的原则系统的统一。

立体语言学认为在层次转换中除了生成语法重点研究的由语言机制内部动力决定的语法移位以外，还存在由情境与题旨外部动力决定的语用移位。

语法移位是强制移位，不移位不符合约定俗成的语法习惯(如英语中的NP ———移位和汉语中带被动记号的NP ———移位) 。移位后留下的语(trace) 不能补上语音式，否则不合语法。语用移位是选择移位，是根据交际情景和题旨，按主位(已知信息) 和述位(未知信息) 、话题和评述、对结比信息点和未尾信息焦点进行移位调整，这属于消极修辞范畴，对词序、句式进行修辞调整，达到“意义明确、伦次通顺、词句平均、安排隐密”(《修辞学发凡》) 的目的。强制移位的限制条件是句法条件，包括语迹条件、约束条件和领属(Subjacency) 条件，语用移位的限制条件是语用交际条件。立体语言学的层次转换的动力观，可以全面地解释语言系统的丰富多彩的变化，可以较好地揭示语义、语用、语符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等值翻译理论的翻译模式

这个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也为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翻译模式，使翻译成为立体地研究原作与译作在十五个语言平面上等值转换关系的科学、技巧和艺术。

1. 等值转换的序列等值翻译要求做到译作与原作等值，就是要争取做到译作与原作中有各级语言因子之间，以及各级语言因子内部的各个层次之间的等值转换。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之间在十五个平面中的等值转换的关系，根据立体语言学语言系统序列，也可以列表如下:

等级

层次　AE 词级等值BE 词组等值CE 句级等值DE 超句体等值EE 篇章等值1. 深层AE1 词级深层等值BE1 词组深层等值CE1 句级深层等值DE1 超句体深层等值EE1 篇章深层等值2. 修辞层AE2 词级修辞层等值BE2 词组修辞层等值CE2 句级修辞层等值DE2 超句体修辞层等值EE2 篇章修辞层等值3. 表层AE3 词级表层等值BE3 词组表层等值CE3 句级表层等值DE3 超句体表层等值EE3 篇章表层等值

这种等值转换的序列纵横两种类型的关系。

第一种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用集合公式表示是AE

第二种关系是层次间的映射(Mapping) 关系。生成语言学把句子深层、表层的层次转换看成按转换规则的映射，即层次转换了，深层的语义要映射到表层结构，表现为表层的逻辑式(参加Katz ———Postal假说，即语言层次转换不改变语义。) 。立体语言学认为深层语义结构，通过修辞层语用结构，映射到表层语符结构，是使表层结构丰富多彩的关键。在翻译等值转换中，这种层次映射关系。可以用映射公式表示为:fA :A1E —vA2E —vA3E ，fB :B1E —vB2E —vB3E ，fC :C1E —v C2E —v C3E ，fD :D1E —vD2E —vD3E ，fE :D1E —vD2E —vD3E。读作:各级语言子系统的语义集的等值转换，按转换规则映射到语用集的等值转换，再从语用集的等值转换映射到语符集的等值转换。这个等值翻译基本公式Ⅱ是等值翻译原则的基础，是实现形似神似辩证统一的科学基础。

等值翻译基本公式Ⅰ与基本公式Ⅱ可以合并为:A1E —A2E vA3E < B1E —B2E vB3E < C1E —C2E vC3E

2. 等值翻译的本质应用

乔氏总公式PG= a·UG于翻译学。则出发语言( Source Language ) 系统的总公式是:PGs =αs·UG，即出发语言系统等于出发语言的参数系统乘普遍语法系统。归宿语言( Target Language)系统的总公式是:PGT =αTUG，即归宿语言系统等于归宿语言的参数系统乘普遍语法系统。出发语言系统集合PGs 和归宿语言系统集合PGT 具有共性———普遍语法UG。按照符号逻辑的公式，出发语言系统与归宿语言系统的交集为普遍语法系统。用公式表示为PGs ∩PGt = UG。∩交集(intersection) 的含义是某些成分同时属于两种不同的集合。用图形表示为:

PGs = asUG aT = PGs这个公式的含义在于，它揭示了翻译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发语言的言语系统和归宿语言的言语系统的参数对比和转换，达到两种语言的言语系统的翻译转换。这个公式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当PGs ] PGT时，则as·UG ] aT·UG，所以as ] aT。这个等值翻译基本公式Ⅲ，是实施等值翻译技巧的科学基础。在等值翻译模式中，参数系统的对比和转换，也同样体现在下列序表中。

等级

层次　A 词级B 词组级C 句级D 超句体级E 篇章级1. 深层asA1] aT A1 asB1] aT B1 asC1] aT C1 asD1] aT D1 asE1] aT E12. 修辞层asA2] aT A2 asB2] aT B2 asC2] aT C2 asD2] aT D2 asE2] aT E23. 表层asA3] aT A3 asB3] aT B3 asC3] aT C3 asD3] aT D3 asE3] aT E3

参数体系也表现两种的关系:第一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aA

< aB< aC< aD< aE 即词级参数内包于词组级参数，词组级参数内包于句级参数，句级参数内包于超句体参数，超句体参数内包于篇章参数;第二种是层次之间的映射关系aA1 —vaA2 —vaA3 ，aB1 —v aB3 ， aC1 —v aC3 ， aD1 —v aD2 —v aD3 ， aE1 —vaE2 —vaE3 ，即各级语言系统的语义参数，按转换规则映射到语用参数，再映射到语符参数。应该指出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从语言层次来看，表层参数最大，修辞层较小，深层最小;从语言等级来看，词级参数差别最大，词组次之，句级再次之，超句体更次之，篇章最小;篇章深层参数差别趋于零。(因为aSE1-aTE1= 0 ，所以，aSE1= aTE1) 出发语言的参数系统和归宿

系统的参数系统的对比是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Linguistics) 的研究对象，也是翻译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对比语言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同，后者着重比较语系相同或接近的各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前者则着重对比互译语言之间的特征。

翻译涉及两种语言的交际活动:出发语言的言语信息通过语法控制装置等值地转换成归宿语言的言语信息。这个语法控制装置就是语言学黑箱，通过黑箱两端输入信息(原文) 与输出信息(译文) 的对比，通过黑箱入口输入语言的参数系统与黑箱出口输出语言的参数系统的对比，可以揭示出语言学黑箱中直接观察不到的语言规律，即人脑的语言机制，也就是普通语法模型。把上述交集公式PGS ∩PGT= UG代入语言学黑箱得出:

输入信息出发语言参数入口语言学黑箱归缩语言参数出口输出信息

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型正是在吸取当代语言学各派的合理内核，通过翻译实践，大量对比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以及出发语言参数和归宿语言参数的基础上，得出的假说。这个假说要通过语言习得、言语交际和翻译的大量实践的证实或证伪来加以检验和修正。更要通过人工智能(计算机、机器翻译和人机对话) 的应用来加以验证。

总之，翻译的本质就是研究出发语言和归宿语言之间十五个语言平面中十五对参数的对比及其转换规律。翻译这种言语活动就是具体研究调整原作与译作言语各级、各层次之间的等值转换关系，以达到全篇章等值转换的最佳效果。

3. 等值翻译模式的渊源

立体语言学等值翻译模式也吸取了国外各种翻译理论的部分。例如这个模式吸取了J ·C·Catford在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中提出的把语言分成各级研究等值转换的思想。该书把语言分成语法、词汇、语音和词形等层次，分成句、短语(意群) 、词、词素等等级，来研究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之间的等值转换规律。此外，还吸取了如下观点:“翻译的等值关系是经常变化的。意译直译和逐字译与语言等级有关。一般说来，某级缺乏等值成份，就在较高一级确定等值关系。”这个模式还吸取M·A ·Halli2day 的系统语法(Systematic Crammer) 关于翻译理论要研究语言环境和上下文的思想。这个模式还吸取了Eugene A·Nida 关于翻译四种研究方法(即语文学研究方法Philological Approach ， 语言学研究方法Lin2guistic Approach ， 交际理论研究方法CommunicativeApproach 以及社会符号学研究方法Social semioticApproach) 的思想，以及运用生成语法于翻译过程，提出在语言的深层结构里进行过渡翻译的设想。这个模式还吸取了前苏联Л·с·вархуπров在《语言与翻译》中提出的翻译要突出微观语言学(包括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 领域进入宏观语言学(包括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交际功能语言学和话语语言学) 的思想。此外还吸取了关于较小语言单位的等值服从较大语言单位等值以争取尽可能大的等值思想，以及翻译理论要考虑超语言因素的思想。

这个翻译模式还估计到前苏联翻译界中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之间的分歧，并吸收了我国翻译界中的传统的文艺学派(包括语文学派) 与语言学派所作出的宝贵贡献。长期以来，翻译界中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原因之一是语言学派提不出一种语言符号模式，能够包括文艺作品语言符号系统微观和宏观的全部结构因素:等级、层次和功能。同时也是因为文艺学派也不能提出一个文学语言模式，来分析作品的全部艺术内容。

最近半个世纪语言学和文艺学研究成果的发展，在客观上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立体语言学等值翻译模式揭示了出发语言的言语系统转换为归宿语言的言语系统的全部语言因素体系，把宏观的语言因素和微观的语言因素动态地辩证地综合起来，把语言符号系统同心理系统(包括审美心理) ，心理系统与现实系统辩证地综合起来，把思想艺术内容同语言符号各个层次的转换关系系统地结合起来，揭示出在文学翻译中艺术对比领域的终点就是语言对比领域的起点，艺术等值转换同言语等值转换可以在这个翻译模式中得到统一。这个模式为综合翻译中文艺学派的成果和语言学派的成果，提供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

总之，这个翻译模式不是一个封闭性体系，而是一个开放性体系，揭示了人类语言最普遍的共性，比较全面地反映翻译语言活动的全部复杂性。这个模式对语言系统的结构、等级、层次的分析可以随认识的深化和应用领域的不同而发展，能够继续不断地吸取今后对语言现象和翻译现象的各种新发现。21世纪的中国翻译研究需要科学，需要系统的方法论，需要多学科的横向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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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ida ，Eugen A ，1969 ，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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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贾德霖. 思维模式与线性序列[J ] . 外国语，1990.

[8 ]王东风. 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J ] . 中国翻译，1999 ，

(1) .

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不可译性；先验；必要条件；聚合关系；组合关系

Abstract: The paper differentiates two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empirical and the transcendental， and argues for the latter as the way to theorizing translation. Theory involves four necessary conditions. The author pides these conditions into two main groups – linguistic and extra-linguistic – and argues that the linguistic conditions are logically prior to the extra-linguistic conditions. In the light of modern linguistics， the linguistic condition or the structure is a priori and refers to the paradigmatic relations of linguistic signs. The possibility/impossibil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one linguistic paradigm into another shapes the problematic of translatability/untranslatabi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poem “Jing Ye Si” reinforces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 with untranslatability as its focus.

Key words: untranslatability; transcendental; necessary condition; paradigmatic relations; syntagmatic relations

1.

理论反思

1.1 先验与经验

面对翻译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方法，最后又将呈现出两种虽可互补但性质迥异的成果。

问题之一：如何在句段层面尽善尽美地完成两种语言之间的话语转换？问题之二：一切翻译如何是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第一个问题关注翻译行为本身 (translation performance)。此“行为”与索绪尔的“言语”(laparole)或一般所谓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相对应。这是一个经验性(empirical)问题：一旦跨越了经验之界，就是非法的。第二个问题不关心“如何将一段话语翻译得更好”等技术性问题，而是要追问：使一切翻译成为可能/不可能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它与经验相关，但不等于经验。其性质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 (transcendental)。

第一个问题和涉及的方法，与常识相通，而且实用价值显著。正因为此，这种淡化了认识论维度的翻译研究，如同缺乏科学性的传统语法一样，仍然充当着课堂教学的主角。通过翻译的成果，也可以从翻译行为中抽象出几条乃至几十条训律，当做“理论”来讲授。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它对技能训练的关注。但是，技能训练与理论思考毕竟是两回事。一旦混淆，此进路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此弊端可称之为“从经验到超验的飞跃”：一方面，每一次翻译行为，都是一次语用事件，既不可重复又不具备普遍有效性；另一方面，对尽善尽美的追求，又往往驱使经验行为膨胀成对超验的追求 (transcendent inquiry)。熟知的案例是所谓“信达雅”三字经。这个念了近百年的经，隐含了一个不合法的哲学认识论假定：我们可以超越自身的经验界线，在语言和语境两个方面同时进入他者的世界。其政治和伦理学蕴含是将异质归约为同一(reduction of the Other to the Same)。这种“从经验到超验的飞跃”，既是对意识形态嬗变的回应，也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在翻译研究中的折射。从唐代佛经翻译到如今，一千三百余年了，汉民族的翻译研究一直执着不懈且洋洋得意地在“经验 —— 超验”这个怪圈中徘徊。①就研究的主体而言，文学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之间几乎没有区别，审美和认知混为一谈。这种严重匮乏先验意识的智性传统，正是近代科学认识论未能在汉语文化圈中生成的根本原因。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往往用经验来理解先验，然后通过各种渠道直奔超验。文学/文化批评如此，翻译研究亦然。经验当然要研究。但是，无先验则无理论。

第二种性质的问题和理路，要探索那些逻辑地先在于一切翻译行为同时又是任何一种翻译行为都无法摆脱的基本要素。它感兴趣的是“科学”，不是立竿见影的“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最关心的不是如何描述和说明某一个家族的某一种遗传现象，而是要探讨一切遗传现象如何是可能的这个先验问题。他们为这个逻辑地先在于一切遗传现象的必要条件取了一个名字“基因”，然后再通过可控制的实验去证明它的存在 —— 从先验假设返回经验证明。同样道理，翻译理论不是教会学生如何去从事具体的翻译活动并获得优质的译文，而是要解释翻译本身如何是可能或不可能的。在这个先验的问题框架内，不容许出现任何超验的问题，如“上帝存在”、“终及关怀”、“信达雅”等等。

立于认识论和现代语言学基础之上的翻译理论，只涉及 “临在性”(immanent)领域。②它要探讨这些临在性领域，如何影响和决定了翻译的行为。对其中任何一个临在性领域的全面关注，都可衍生出一套相对独立的翻译理论；但是，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涵盖其它临在性领域内的所有问题。这些临在性的、逻辑先在的必要条件，大致区分如下：

A.

原文语言(source language)和译文语言(target language)的结构，即：符号与符号结合并构成系统的特定方式。

B.

使原文和译文能被各自社会接受的写作成规和阅读成规。成规是多价性的；认知、伦理、审美都包括在内。

C.

写作/翻译发生时的社会文化上下文。它指向特定的意识形态动因。此动因必然影响创作和作为再创作的翻译行为并在原文/译文中再显。

D.

原文产生时那种特殊的个人化的情景，即：一种绝对不可重复的语用事件，其中包括了创作者个人才智的闪耀和对社会文化上下文的独特回应。此语用事件，又必须通过译者在另一社会文化上下文中的想象来重构，从而导致了另一个语用事件。重构的可能性，是建立在头一个语用事件的不可重复/必须重复这个悖论之上的。

显而易见，上述四类必要条件全部都逻辑地先在于一切经验性翻译行为，同时又对后者施加决定性影响。先验进路，必须分门别类地瞄准上述不同的临在性领域，提出各自的理论框架。另外，按分析法而不是综合法，③上述四种必要条件的先验程度也不一样。从第四往第一倒数，逻辑的先在性不断增强，其理论的涵盖面也不断拓宽。最具先在性的，便是语言的结构问题。追到底，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将取决于这么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性转换是可能的？在什么意义上，则是不可能的？通过翻译行为而出现的理解/误解之共生现象告诉我们，可能/不可能同时存在。研究不可译性，出于方法论和主题的需要，当然会悬置可译性，但不等于否定后者。无论侧重可译性还是不可译性，最基始的翻译理论仍然是研究结构转换问题的理论。这也是本文反思和个案分析的焦点。

1.2 区分两类必要条件

上述第一种必要条件即语言结构，为语言共同体全部成员分享。作为结构，它是一种抽象的形式，没有具体的内容，却为所有的内容（包括敌对的内容）提供了逻辑先在的运作机制。此条件，可称为语言的必要条件(linguistic necessary condition)。后三种必要条件涉及具体内容，与特定意识形态发生关系。它们不是“语言性”的——非语言结构的，却又与语言性纠缠在一起。三者可并称为非语言的必要条件(extra-linguistic necessary conditions)。

在研究语言翻译问题时，一定要区分语言的必要条件即语言结构(la langue)和那种包含形形色色非语言要素同时又“寄生”于语言结构的所谓“语言”(le langage)。后者就是常识所指的“语言”，它总是与非语言的必要条件纠缠在一起，使“语言”这个概念处于一种“未经审视”(unexamined) 的状态。符号学的实际创始人叶尔姆斯列夫指出：一定要先弄清语言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然后再进入涉及哲学、文学、社会、逻辑、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内的各种语言问题(Hjelmslev， 1963: 5-8)。70-80年代的语用学转向，将研究的重心投向各种非语言的必要条件。但是，不能为了语用而悬搁结构，更不宜抛弃“语言结构”(la langue)而返回“语言”(le langage)。因为这无异于重拾19世纪的语言观。文化人类学内的结构主义神话批评和后现代的社会语用学就是这样做的。④顺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开辟的共时语言学理路，我们甚至可以追问：英美语言哲学所言的“语言”，是指la langue还是指le langage？（英语中无langue和langage之分，只有一个词language。）我以为是指后者。那么，这种“集物理、生理、心理、逻辑、社会学等等为一体”的“语言”(Hjelmslev， 1963: 5-6)，又如何能将意义、指涉、真理等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呢？同样道理，忽略了语言结构的先在性和结构转换的可能性/不可能性，一切翻译理论都会有违初衷地被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非语言学问题冲淡乃至消解自身的理论目标，从而失去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

当然，语言的必要条件和非语言的必要条件，不能绝对分立。但是，两者之间的范式性区别和语言的必要条件之先在性必须坚持。综合了两类必要条件的翻译理论，至今尚未出现。笔者以为不可能，并视之为诗学乌托邦终极关系之非法套用。所谓“全面地整体地看问题”，并不等于将问题的全景都能同时纳入视域，而是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持视角的局限性，明白其边界线大致在何处。各种翻译理论之间的互补，有助于克服单一理论的局限性。但是，互补不等于否定各种理论之间存在的逻辑先在性强弱之别。研究语言翻译，首先要研究语言的结构。语言结构的转换，是一切翻译理论无法回避的基始问题。

1.3 警惕翻译理论的误区

假“翻译”之名的言说数不胜数，却不一定与翻译理论相关。语言哲学家奎因在《词与物》一书中提出“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Quine， 1998， Chapter Ⅱ)。有论者视之为对翻译理论的重大贡献(郭建中，1999；冼景炬，1993；方万全，1993)。其实，奎因要探讨的是内涵或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外延或指称的不确定性(陈波，1998：120)。从表面看，他编的那个故事（假设），似乎涉及了语用事件的不可重复/必须重复之悖论，于是进入了上述四种必要条件中的一种，因而有助于某一种翻译理论的确立。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四种必要条件，对翻译行为来讲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这与分门别类的研究并不矛盾。从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抽象出来的理论，要靠另外三个来为它设限划界。反观奎因的翻译观，其出发点是译者对原文语言一无所知，而只能在各种不同的语境或情景中去猜测“Gavagai”这个词，结果引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之说。排除了最基始的必要条件，哪里还有什么翻译理论可言！奎因要打掉“意义的心灵论”，同时又要证明在言语行为中指涉对象的不确定性。其贡献，与翻译理论所言的两种已知语言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硬扯进来，只能增添莫须有的混乱。

翻译理论的另一误区是玩“提喻”(synecdoche)的游戏，即：以部分代全体。典型案例是解构主义对翻译“再创造性”的极度张扬。有论者尊之为一种新的翻译理论（陈德鸿、张南峰，2000）。解构策略的线索并非“不确定”，而是非常清楚：在质疑“我注六经”之可能性的同时——即推翻“信”的原则，将 “六经注我”的不可避免性推向极端，以“再创造”来消解不可重复/必须重复的悖论。此悖论，其实是一种“二律背反”(antinomy)，因此不可以通过等级二元的重建来消解。换言之，即便在语用事件之“重构”这个问题框架内，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合法性就已经颇成问题了。然而，此翻译“理论”并没有到此就收手。它的最终目标是以“再创造”或“六经注我”为武器，去颠覆先在的语言结构，瓦解先在的写作/阅读成规，批判先在的社会文化上下文。这实际上是以“再创造”的名义来替代实乃消解其它翻译理论的可能性：“提喻”游戏的活用典范。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为我们揭示了“提喻”的政治含义和权力意志。不过，解构主义又认为“提喻”虽有暗渡陈仓之虞，但在话语实践中却无法清除。先指出某种“过失”及其不可避免，然后又凭此“过失”去横扫一切，其雄辩之力有如“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种翻译研究中出现的虚无主义反乌托邦倾向，与追求完美秩序的“信达雅”乌托邦追求一样，都是反认识论的。在哲理层面，两者均涉及本体和终极关怀问题，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可以承担积极的先锋批判的使命，但无法替代认识论探索和翻译理论之建构。德里达和奎因之言可以启发思考；就翻译理论而言却不足为据。中国学界对此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从乌托邦转到反乌托邦只有一步之遥。它对“经验——超验”的民族文化心态有先天的吸引力。

1.4 作为语言结构的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

何谓语言结构？国内文学/文化批评界热衷的话题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这是通过误读后结构主义而造成的常识性错误。符号无法单独存在；单个“符号”肯定不是符号。结构即系统。在索绪尔那里，语言结构是指水平的组合关系和垂直的聚合关系之间的互动(Saussure， 1960: 128-129)。“意指活动”(signification)就在此互动中发生。它仅仅承担了结构所具有的必要条件，从而在方法论上可以合理地悬置经验性言者/写者和各种非语言的必要条件。如言及“沟通(communication)或翻译的全部问题，则一定要考虑被悬置的其它要素。敝于此，就会视语言结构这个必要条件为充分条件乃至充分且必要条件，从而导致不合法的语言（结构）决定论。

在索绪尔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组合和聚合，哪一个是逻辑先在的呢？索绪尔语焉不详。在北美，坚持笛卡儿“普遍心智”(the universal mind)的乔姆斯基一直盯住句法问题即组合段。另外，从洪堡特(Humboldt)，中经波尔斯(Boas)，萨丕尔(Sapir)，一直到沃尔夫 (Whorf)，几代语言学家们共同建构了一套“语言相对性”理论(linguistic relativity)，已成为文化相对主义的语言学支柱。他们的分析，也是集中在句段即组合段(Gumperz & Levinson， 1996)。

索绪尔的直接继承人和语符学创始人叶尔姆斯列夫却将上述显性的组合段重述为“语言的过程”(process)，而逻辑上先在于此“过程”且使后者成为可能的隐性的聚合关系，则称之为“语言的系统”(system)(1963:9，39)。分析法的贯彻，使叶尔姆斯列夫发现：语言结构或曰“系统”是指聚合关系；组合/聚合的互动，实际上是聚合关系隐性选择在显性的组合层面之“现实化”(realization)。他指出：“没有一个系统支撑的过程，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没有过程的系统，却不是不可想象的。系统的存在，没有预设一个过程的存在。系统的出现，不必依靠过程的发现。” (1963:39)当今著名符号学家艾科(Umberto Eco)也持相同立场(1979:9)。当然，叶尔姆斯列夫并非断言在言语活动中，系统可以独立存在。他是通过分析法找出了逻辑上最具先在性的关系结构，以便揭示出语言深层的运作机制。

偏重组合关系或句段，是因为在各种欧洲语言之间，聚合关系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其差异性。它们有共同的形态学 (morphology)和音位学(phonemics)就是相似性的证据。这也是印欧语言家族得以成立的根据之一。一旦进入东西方之间的语言对比研究，麻烦就大了。我们知道，本世纪之前的汉语研究并没有如今的“语法”一说。文言文书面语连标点符号都不需要。《马氏文通》之后，中国人参照外来的模式建构了一套描述汉语组合关系的句法规则。此诠释性的抽象，反过来又成了规范现代汉语“过程”的依据。这种相当西化的句法，与古汉语/文言文的句法形成鲜明的反差，再加上词义的变迁，结果古汉语似乎成了另一种“语言”。说它是另一种“语言”，是基于以下表面的观察：如果仅仅就组合段和语义而言——这正是当今西方 “语言相对性”理论的关注点，其“语言能力”（乔姆斯基）是绝大多数当代汉族人所不具有的，反倒是一些汉语讲得结结巴巴的少数西方汉学家能进入其中且如鱼得水。另外，简体字和繁体字之别，使海峡两岸的青年一代在读起对方的文字表述时总会有不顺畅之感。那么，又如何解释汉语是世界上唯一尚存的古代语言呢？几千年不散的汉语共同体之根基何在呢？一旦按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路，视聚合关系为真正的语言深层结构，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无论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繁体字还是简化字，都是同一个聚合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化”而已。几千年的历时态演变在组合段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而聚合段却依然如故。这在世界语言史上是罕见的奇迹。鉴于此，在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对比研究中就不应将注意力集中到句法。否则，就会落入西方语言/文化“帝国主义”的套路。遗憾的是，我们的汉语语法教科书大多重句法，轻形态学。原因很简单：汉语没有欧洲语言意义上的形态学特征(如：前后缀等)。殊不知形态不仅指视觉/听觉可察的形态，更指抽象的形式，即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形成力”(a shaping force)。没有诉诸视听的形态变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形态。另一方面，少数语言学家在句法的框架内走极端，鼓动向古汉语的句法回归，将语言学家置于语言立法者的地位。西化的汉语句法，也是汉语的句法。语言历时性演变的结果，不应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宣泄的对象，更不能将人文性终级关怀和本体论引入汉语语言学，偷贩不合法的超验问题。⑤究其学术视域之弊，是没有认识到什么才是汉语的结构问题。

1.5 汉语的聚合关系

汉语的区分性特征，语言学界已有共识：调位的(tonemic)、单音节的(mono-syllabic)、表意的(ideographic)。它们涉及音、形、义；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涵盖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从这三个概念入手，也可以进入汉语的结构问题（王宾，1997）。就翻译理论和结构的转换而言，有些可能的含混需要澄清。

首先，三个概念的提出，完全是以欧洲语言为参照，分别对应于音位、多单节和拼音。这条思路不仅包含了原型/变体或中心/边缘等级二元先入之见，而且在实际操作时也有诸多不便。譬如，单音节词（语素）虽是汉语的最小表意单位，但现代汉语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节和三音节词，而西语中也不是没有单音节词。重叠之处，并不等于语言结构的相似，因为结构问题与每一个词内的音节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不重叠之处，又何以能说明结构的差异呢？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要尽量避免使用暗含了原型/变体等级二元式概念。只有同时平等地适用于不同语言系统的范畴或曰“元语言”，才能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关键。组合和聚合才是中西共用的“元语言”概念。

其次，音位是区分意义的最小单位，调位不是。为什么？因为汉语普通话四声中的每一声往往都包括了几个尚未区分开来的单音节词（语素）。这个由不懂汉语的英国语言学家琼斯(Daniel Jones)提出的概念虽被中国语言学界认可，却问题多多（克拉姆斯基，1993）。要想检验很容易：将一段汉文用第一声从头念到尾，看看汉族人能否听懂。调位和音位都属于聚合段，但是调位的独特作用不在于区分意义。全为一个“形成力”，调位不仅决定了汉语平仄和韵律，而且使几乎每一个汉字（语素）都成为一个同音异义词(homophone)。各种歇后语，还有相声艺术，均可从同音异义词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这在印欧语言中是罕见的现象。不可译性，在此处几乎是绝对的。唐诗的格律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如何能转译成西语呢？

最后，“表意”是指方块字不直接表示语音，仅用来记录一个词从而使它代表独立的意义。这与方块字的外形特征无关。国内批评界有人接过“语言学转向”的口号，侈谈方块字外形如何高明，将其与某种抽象艺术的关系当成语言学的结构来发挥，犯了常识性错误。⑥汉文字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全部方块字的整体，而是由方块字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整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与方块字的字形本身无关。

调位带来的不可译性毋庸赘述。下文的个案分析将集中在表意文字的形态学特征——不是汉字的外形，而是基于汉字之间结合方式的结构问题。此特征并不玄妙。它是指：汉语的字词（语素）本身无人称、时态、语态、语气、性、数等变化；它没有冠词，也缺少西方语言意义上的情态动词；没有前缀和后缀从外形上来显示词性和词义的变化；等等。正是这种“不在场”(absent)形态学特征，产生了一种任何西方语言都没有的特殊的形态学建构力。以英语 love为例，此动词性词位(lexeme)在其聚合段内包括了love/loves/loved/loving以及相应的助动词／情态动词搭配。通过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则之挑选，其中一个语素(morpheme，被视为词位的变项)进入组合段，与其它一些通过法则从各自聚合段中挑选出来的语素在水平方向上结合，便有了短语，句子和语篇。反观汉语的“爱”，由于没有上述英语的形态学之分，从声音到外形都是“爱”，即：担当了词位（一般）／语素（特殊）的双重功能。其后果之一，是每一个词（语素）在组合段的词性／词义，不像英语那样受到来自聚合段的较严格的逻辑约束，常常可以在不变词序的前提下，改变词性／词义，从而读出不同的句段含义来。文言文可以无标点符号和断句的多种可能，原因就在于此。不变词序的反面是随意改变词序，其极端的案例是汉语的回文诗。⑦标点符号的引入和句法理论的西化，掩盖了上述汉语的形态学特征。揭示这些熟视无睹现象的重大意义，就论证了汉语/西语之间结构转换的不可能性。

2.

个案分析

2.1 作为共时性文本的《静夜思》⑧

汉语文本数不胜数，为什么挑选《静夜思》？确定典型个案的标准是什么？在什么意义上《静夜思》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文本？

在语言问题的框架内，典型性就是共时性。共时/历时的划分不是以时间的跨度为参数，而是以研究的性质为依据。可将三千年作共时处理，从中抽象出基本稳定的共同要素；也可将三个月作历时处理，详细描述其间的细微变化。同为共时性进路，时间跨度不同，抽象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同。从先秦到当代，汉语共时性的最基始成分是由调位性和表意语素形态学特征共同组成的聚合关系。内化为语言共同体的行为自觉，就叫做汉语的“语言能力”。当然，先秦以降的历时态演变，虽然没有触动聚合关系，却在句法、词义、词形等方面留下了永久的印迹。因此，先秦汉语的共时性和现代汉语的共时性不可等量齐观，可以分开来做语言学的“知识考古”或者“谱系分析”。但是，不存在福科所言的“断裂”，因为聚合关系即语言结构未变。另外，语言学的共时性，不仅指文字语言，也指声音语言。不考虑声音语言的共时研究，不被语言学认可。最后，对共时要素的抽象或描述，要返回言语实践中受到检验，而唯一的检验权威就是语言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说到底，语言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不是形而上哲学或文学创作；任何先验假设，都要返回经验实践去取得合法性。共时性的上述方方面面，就是挑选个案文本的标准。

《静夜思》的句段和语义对当代读者不构成任何理解上的困难。这就意味着：除了稳定的聚合关系之外，它的组合段以及语义都经受住了从唐代至今的种种历时性嬗变的考验，至少可视为一个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的汉语共时性文本。其次，一个文盲或学龄前儿童在听到朗诵此诗时，可凭其语言能力当下把握它的意义。这就在相当大程度上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第三，由于上述两个事实，对《静夜思》的结构分析——这是不可译性的根据，可由汉语共同体内任何一个成员按照其语言能力来检验。语言共同体不同于文学或其它学科的共同体。后者由精英组成，前者无精英/大众之分。笔者的结构分析，如果与读者的语言能力相悖，错在笔者。由此又得出《静夜思》的第四个典型特征：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语言/文化文本而不是一个狭小的文学精英文本。语言是大家共有的，语言翻译研究不能以文学翻译为主导。

为论证不可译性，先陈列《静夜思》原文和一种大致符合英语写作/阅读成规的英译文：

静夜思

Thoughts on a Silent Night⑨

床前明月光

Before my bed is a pool of light;

疑是地上霜

Can it be frost upon the ground?

举头望明月

Eyes raised， I see the moon so bright;

低头思故乡

Head bent，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2.2 “静夜思”句段的不可译性

如前所述，一个句段中每一个词（语素）都隐含着一个垂直的“未出场”的聚合关系。每一个聚合关系，都涉及一连串的词（语素）。在言语活动中，各聚合段遵循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则，各自筛选出一个词（语素）“出场”，在水平面组成句段。与“静”相关的英语词silence/silent/silently属同一聚合段。在该聚合段内，三者的区别清清楚楚。当其中一个按语言法则进入句段后(如：英译文中的silent)，另外两个便处于隐性状态，即“不在场”。汉语句段中的“静”同样隐含着一个垂直的聚合关系，其中就包括了“静”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可是，即使在该聚合段内，三者从语音到形态都完全一样。这一形态学特征，是所有汉字共有的。英语形态学规则，使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合乎英语语法的句段中将名词silence读成副词silently。错读将破坏语言的法则。如硬将silence改为silently同时又不违背语言法则，那就要调整词序，重组一个句段。重组就意味着对各个聚合段“出场者”的再挑选和再组合。易一字而动全句，其实是指聚合段之间关系的调整及其在水平句段的投射。与之相反，由于汉字（词）没有欧洲语言的形态区分，所以当名词“静”被读成副词 “静”时，句段中的其它字（词）就有可能与各自所属的聚合段内的“不在场”者调整关系，重派“出场者”却又不改变原句段的词序。通俗讲就是重新“断句”。当然，这种不改变词序的“断句”自由并不是无限的，仍然受制于汉语约定俗成的法则。但是，其自由度却是欧洲语言无法企及的。鉴于此，“静夜思”句段的不可译性就凸显出来了。

“静夜思”可视为一个无标点的“文言”句段，有五种可能的“断句”。它们是“静”、“夜”和“思”所属的三个聚合段在水平的句段层面的五种可能的关系组合。五种可能如下：

1） 视“静”为形容词，“夜”则为名词；两者构成一个形容词组，作定语来修饰名词“思”。结果：静夜（形）+思（名）。

2） 将“思”读成动词，定语“静夜”旋即改变性质，成为副词性状语。结果：静夜（副）+思（动）。

3） 视“静”和“夜”为两个副词，修饰动词“思”；全句段为“静思”和“夜思”之合并。结果：静思+夜思。

4） 将“夜思”读成一个名词性词组，“静”则为形容词。结果：静（形）+夜思（名）。

5） 将三个字全读成名词，即“静·夜·思”。结果；静（名）+夜（名）+思（名）。

五种可能的“断句”表达了五种句段的含义(sense)。无论取哪一种，都不会与全诗的内容冲突。五种可能严格局限在结构分析的框架内，因此超越了与时空上下文相联的一切非语言的必要条件，其性质内在于汉语结构之中。其不可译性可从两方面展示。

首先，五种水平的组合关系及其生成的含义(sense)，在英语中必须由五个分立的句段来表达。在翻译过程中，取其中一个可能的“断句”，就是对其它四个的否定，同时也被后者否定。换言之，A与非A之分，已渗透到英语的结构中，前文转引的英译《静夜思》无论怎么修改也无法将五个句段压缩成一个。

另一方面，在包含了五种可能的“静夜思”句段中，形/副/名词的自由转换和彼此间关系的重组，实际上使得事物的状态（名）、性质（形）和活动方式（副）处于互动互换的过程中。在欧洲语言内，状态/性质/方式属不同的范畴，虽然彼此间形成关系，但各自的属性一定要区分。一旦像“静夜思”那样彼此替代，就会呈现出不同意象(images)的混杂交织，从而使每一个意象既“在场”又“不在场”，或曰“有无相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种审美和哲理的效果，能通过翻译再现吗？

解构主义或许会以此为据来证明解构式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分延”说(difference)。我以为不可。作为一种阅读策略的解构主义，要解构内在于欧洲语言的逻辑成规，⑩然后从中读出“意义的不确定性”。“静夜思”的非逻辑性是由汉语的结构决定的，不是解构出来的。意义的确定和不确定，首先是由语言系统决定的。对于汉语读者来讲，“静夜思”句段根本不存在“意义的不确定性”问题。另外，“静夜思”句段的五种可能“断句”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译性，可以接受语言成规的检验。解构的结果刚好相反——彻底冒犯了语言成规。最后，解构要将语言共同体熟悉的东西彻底地“陌生化” (defamiliarization)。笔者对“静夜思”不可译性的分析，则要将我们视之为当然的东西条理化，明晰化。

2.3 主/客关系的不可译性

与写作/阅读一样，翻译一定会涉及行为的主体、客体以及他们所处的时空上下文。这也是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的热门话题。存在于语言之中且依靠语言来表述的哲理，要返回语言本身来接受审视。比较哲学提示的差异，往往可从语言的不可译性中找到根据。鉴于此，笔者应顺语言学理路，视“主体”(subject)或 “自我”(self)为时空中的“指示语”(deixis)。涉及主体和时空的指示语很多，最基始的是人称代词和作为时间/地点的副词“此时”(now) /“彼时”(then)，“这儿”(here)/“那儿”(there) (Lyons， 1977:275-276)。于是，哲学形而上学问题就转化为人称代词在时空中的关系问题。提问的方式也就改变为：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摆脱“我”、 “他”等人称代词的限定约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超越那些已经范畴化即语法概念化了的时空关系（时态等）所划定的界线？这可不是本质主义哲学的化简归约，而是分析法的追问。本节只讨论主/客关系的不可译，时间问题待下一节处理。

《静夜思》无人称代词“我”。主语人称代词之“缺席”，是古汉语中常见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已沉淀在现代汉语的“语言能力”之中。否则，此诗会冒犯当代汉语阅读成规而令人不堪卒读。“缺席”的合法性从哪里来？它来自人称代词聚合段所具有的灵活性(即：可以“在场”，亦可以“不在场”）以及此聚合段与其它聚合段在水平组合层面的运动。它对意指活动 (signification)的影响是双重的。

首先，作为观念的“我”，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无须进入思维的领域。浪漫主义运动的“自我”和哲学意义的“主体”从意识中淡出。后结构主义或许会称之为“非中心化的主体”(a decentered subject)。不过，汉语的阅读成规不会从《静夜思》中读出“作者之死”（罗兰·巴特）。李白的主体性，已通过心理/形体动作而弥漫在主体与他物的关系之中。这个未出场的“我”，绝对不是“文本”中的一个既无神性又无人性的功能性纽节，而是所有关系的汇聚点。孟子“天下皆备于我”在汉语和儒家学统内其实是指“天下关系皆备于我”。“我”者，“不在场”的中心也。这与德里达批判的那种身处结构之外又要控制结构运作的“先验所指”(Derrida， 1978)，完全是两码子事。德里达笔下的“不在场的中心”，是本质主义哲学观的“中心”，它预设了一个独立于外部世界的自在自为的“主体”。西语人称代词“我”与“他”之分，则是主/客之分最基始的语言前提；“提示语”概念的提出，也只不过将此二分置于时空上下文之中。反观《静夜思》，主语人称代词的 “缺席”，排除了独立存在之“主体”的可能，读者只能从主/客关系中体察到作者的存在。这种主/客在认知或审美心理过程中的合一，则由汉语的结构提供了最基始的必要条件。包括塞尔(Searle)在内的一批著名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模式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该语言共同体的非语言行为，包括视觉艺术 (Gumperz & Levinson，1996:32)。“决定”一词也许有语言决定论之嫌，但“影响”是肯定的：汉语的审美成规，使我们从一幅无人在场或者人形极不惹眼的传统山水画中读出人之精神的“在场”。诗画一体的艺术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方才日渐式微。

另一方面，当《静夜思》进入汉语读者视域时，决定其接受方式的各项要素中，最稳定亦最基始的仍然是写/读共有的语言结构。与作为客体的诗相遇的另一个“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不会出场。“我”与“他” 是相辅相成的，无此即无彼。既然在阅读的当下把握中，不会有“谁在思”或“谁思乡”之类的问题出现，读者之“我”也就无须登场。“我”/“他”同时排除的直接后果是李白与无数读者之间实际存在的时空距离在阅读中消失。这种主/客合一的经验性心态，是心理学问题，也是形而上哲学问题，但首先是语言结构问题。论证“人/天合一”汉语文化传统的人生追求，不宜从哲学概念和命题中去找根据，而必须返回精英/大众所共有的语言。当然，当我们企图从李白的传记资料中去寻找解释的“权威性”，当我们按泊来的理论去思考《静夜思》如何“反映”或“再现”了客观世界，这时，“他”就出现了，“我”也同时登场。主/客在时空中的二元对立在意识中升起。

《静夜思》文本中的主/客关系如何传译？英语的结构和意义的生成方式，能允许译文中主语人称代词“I”不在场吗？更麻烦的是：哪一个词（语素）可以从特定句段中退出（省略），不是由该句段本身来决定，而是取决于该句段中每一个在场的词（语素）所从属的众聚合段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费尽脑汁重构一个“I”不在场的英译，也还要面对动词的形态问题。人称和动词形态是绑在一起的。（在有“性别”区分的法语、德语等欧洲语言中，人称之分几乎与所有其它词的形态绑在一起。）动词单数第三人称形式预设了“他”；英译文中的动词形式预设了作为行动主体的“我”。在汉语阅读过程中，《静夜思》内五个动词的形态特征不预设“我”/“他”之分。一旦从阅读转入翻译，与人称和主/客相关的问题统统返回意识领域。翻译，就是改变原文中的主/客关系。

2.4 时间意识的不可译性

如果说主语人称代词的缺席在汉语叙事中是相对的，那么动词时态无形态学区分则是绝对的。沉淀在《静夜思》字里行间的汉语时间意识由此而生。

何谓“时间意识”追问“何时”(when)。“何时”要凸显一个语用事件的时间上下文。在时间之中来追问一个语用事件在“何时”发生，又构成另一个语用事件。严格讲，我们只可以谈过去和未来，因为“此刻”瞬息即逝。英语动词时态的形态学区分，再现了英语共同体的时间意识。这是语言结构本身对“何时”的追问和回答。使用语言的人，即使在具体的言语行为中没有直接提出“何时”的问题，语言结构已经将问题和答案置于言者的意识或下意识之中。不同的语言系统，呈现出不同的时间意识。

汉语动词无形态学区分，逻辑先在地排除了语言结构本身在句段层面对“何时”的西语式追问和回答。汉语共同体的成员在阅读《静夜思》时，不仅“谁在思”？而且“何时在思”的问题也不会进入思维和审美过程。在汉语结构中生成的时间意识，已将“过去”和“将来”凝缩在此刻当下的阅读活动之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又将“此刻当下”撒播到“过去”和“将来”。在一千多年的时间跨度内，数不尽的读者带着汉语特有的时间意识，在《静夜思》这个小小空间内来来往往，各自的身份又因主/客分野之淡出而无须界定。此现象大致可描述为：无限的时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示，有限的空间又在时间中扩张，从而为每一位读者提供了他/她身在其中的“无限的时刻”(a timeless moment)。这正是语言结构的张力和魅力之所在。表面看，此现象类似后现代文化批评所言的“时间的空间化”(the spacialization of time)或“超空间”(hyperspace)：过去/未来化为特定空间的一刹那。其实不然。造成西方后现代社会“时间空间化”的原因，是认知的“零碎化”(fragmentation)，“时间的断裂”(temporal disconnection)，“神经质的崇高”(hysterical sublime)，乃至“精神分裂或毒品式的语言”(schizophrenic or drug language) (Jameson，1995; Kellner，1989)。透过上述扑朔迷离的后现代言说方式，可依稀窥见西方先锋派文人在试图破坏语言和文化成规的过程中如何同时又承受了破坏带来的阵痛痉挛。《静夜思》“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同时进行，不是对语言成规的破坏，而是由语言结构提供了可能。这里只有在自然语言之中的整体性，连续性和美学的崇高。此外，西方后现代批评家杰姆逊(Jameson)对“时间的空间化”批判，恐怕与英语的时间意识以及他本人的黑格尔历史观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关联。

如果以上分析言之有据——语言之据而非哲学思辩和诗歌的想象，那么谁又能反驳《静夜思》时间意识的不可译性呢？

2.5 “思”的心/脑关系不可译

在“思” 的聚合关系中，不仅有名词“思”和动词“思”，不仅有动词“思”的各种可能——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思”，而且还有与“思”的语义相近或相异从而可在句段层面取代“思”的其它表示动作/性质/状态的词（语素）。前者在聚合段内没有语音和词形的区分；后者（如：“想”、“忘”等）则因语义和词形的区分而减弱了翻译的难度。可是，一旦对“思”作一番语义学考察，并与英语中可能的对应词（语素）加以对比，就会发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静夜思》英译的 “思”取名词“thought”，悬搁了动词的“思”。这已经是对不可译性的遮蔽。再往深追探，英语的“思”在其聚合段内包含了一个表示情感的词（语素）。在此聚合段内，think/thought与feel/feeling之间的形态学区分是清清楚楚的。

汉语“思”是这样吗？“思”是理智行为还是感情活动？“心思”能作理智/情感二分吗？汉字“思”由“田”和“心”两个字合成。词源学研究或许会从中引出心/脑合一的假设。共时性研究当然不能以此为据，而是要考察词源学/发生学揭示的现象在经过数千年历时演变之后是否仍然存在。我以为仍然存在。现代汉语的常用表达方式“我心里想”便是有力的佐证。此句直译成英语“I think in my heart”就莫名其妙了。转换为结构分析，可以认为：汉语“思”在其所属的聚合段内，或强或弱地将英文的think/thought和 feel/feeling凝缩为一个词（语素）。于是，区分心/脑、理智/情感的两种词（语素），在聚合段内失去了形态学的区分。语义学只告诉我们“一词多义”；语形学即结构分析则告诉我们“一词多义”如何是可能的，尽管后者要通过语义分析的渠道才能进入结构。将《静夜思》译成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时，我们无法避开汉语“思”的形态学特征带来的问题。

德国汉学家顾彬(Wulfgang Kubin)在《关于“异”的研究》一书中辟出专门一章来讨论《静夜思》与德国诗人艾兴多夫《月夜》的区别。他先将“静”锁定为形容词，然后将全诗的基调理解为“冷静的陈述”。这也就为“思”定了性：与脑与理智相关的语言符号。然后，他又以准数学公式为工具，来证明《静夜思》的审美意蕴如何不同于欧洲浪漫主义传统（顾彬，1997）。如果按此基调将《静夜思》译成德文，恐怕会将英译本中尚可找到的情感成分涤洗得一干二净。与之相反，英译本添加了一些汉语原文中没有的饱含情感的表述：“多么明媚”(so bright)，“一池月光”(a pool of light)，“为乡情所淹没”(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这些由译者编造的意象，是为了满足接受美学所言的英语读者的“期待视域”。对一个汉语读者来讲，“思”既没有华兹华斯 (Wordsworth)所要求的“强烈情感的自发漫溢”，也不讲究18世纪新古典主义推崇的“巧智”(wit)。原文中只有传统水墨画似的“虚”（地霜）和“实”（月光）的对衬。在西方智性传统中代表了思想和理智的“头”，曾两次按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的行为模式运动（“举头望”和“低头思”），似乎为 “冷静的陈述”提供了根据。其实，在虚/实的画面中，“头”的两次运动只不过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到文化符号的过渡：明月（实）暗喻合家团圆，地霜（虚）暗喻清冷孤寂。心/脑或理智/情感在虚实对衬的画面中阴阳互动，使“思”的清醒（理）和冲动（情）不显痕迹地揉合在一起。这个由语言结构提供了必要条件并获得文化符号学支撑的意境，又如何能转换成欧洲语言呢？

3. 小结

本文没有建构任何可具体操作的翻译理论，而只是通过“不可译性”的论证来确定翻译理论的性质和边界。科学认识论的宗旨是为人类认知能力设限划界；翻译理论亦然。

本文首先区分了翻译研究中经验和先验两种进路，认定只有后一种进路才能通向翻译理论。本文又区分了先验进路涉及的四种必要条件，并进一步区分了语言的必要条件和非语言的必要条件，认定前者为最基始最具先在性的条件。笔者顺应现代语言学理路，认为语言的必要条件即结构指向了语言符号的聚合关系。《静夜思》个案分析表明聚合关系转换的不可能性从而论证了不可译性。

在哲理层面，不可译性与康德意义的“自在之物”相关。乌托邦翻译观要进入“自在之物”并认识和把握“自在之物”。反乌托邦的翻译观则不承认“自在之物”，只有现象界内的不断地“再创造”。从诠释学角度审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均属“过度诠释”。 11 任何一种翻译理论的建构，只有恪守认识论立场，才能避免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两种极端。在文化批评实践中，不可译性与“他者”或“另类”(the other)相关。将“他者”归约为“同一”(the Same)，遂有文化帝国主义；极端文化多元论则将异类文化的“他者”视为“我”的不断创造。一元论和多元论的共同点是：以规则的含义——普遍规则或独特规则，来宰制作为经验个体的“他者”。文化多元论既可以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入侵，又可以为本土的专制主义辩护，其秘密就在于此。本文未加阐述的第四个必要条件涉及到语用事件的不可重复和不可译，对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有重大意义：每一个人及其经历的每一个语用事件，都是一个“他者”，要承认和尊重其不可译性。语言结构和个人化语境，在四个必要条件中分属最稳定和最不稳定两端，不可译性则是它们的公分母。

注释

1 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在此之后约十年内公开发表的重要论文，可参见《翻译新论》，杨自俭等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新论所收的论文大多注重翻译行为，先验意识尚弱，尽管乌托邦色彩已淡出。

2 “临在性”乃海外新译。中国大陆通常译为“内在性”，易引起误解。“内在”与“外在”相对；“临在”与“超验”相对。“临在”的通俗解释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每一处；因此，它与经验相关，但又不等于每一次经验。老子的“常道”，就是一个临在性概念。“超验”指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上下文。传统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上帝既是超验的又是临在的。笛卡儿之后，超验维度不断被削弱。认识论和语言学只涉及临在性问题，不讨论超验问题。终极关怀或乌托邦，因处于人类经验之外，是理性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提出的问题，已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所以也归于超验。康德的“物自体”（“自在之物”）属超验范畴。黑格尔之后的本体论打掉了“物自体”，为偷贩超验开了方便之门。

3 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含义是清楚的。分析法则不然。近代认识论之后的“分析法”，康德有一个界定：“分析法和分析命题完全不同。分析法的意思仅仅是说：我们追求一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既定的，由此上升到使这个东西得以成为可能的唯一条件。在这种方法里，我们经常只用综合命题。……不如把分析法叫做倒退法更好些，这样它就同综合法或前进法有所区别。”倒退法又称“回溯法”。康德用分析法追出“先验范畴”；索绪尔用分析法追出“语言”（la langue）。寻找必要条件的先验进路，采纳的是分析法。参见康德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译文，p.33，商务印书馆， 1997年。

4 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认为：神话(myths)同时兼有“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非历史性” (ahistorical)和“历史性”(historical)等双重性质，从而在第三个层面自成一体。这就引入了非结构性问题，返回到集历时和共时为一体的lelangage，而他的神话分析却又集中在结构(LeviStrauss， 1955)。如果说作为一个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原则时出了偏差而受到责难(Culler，1975:40- 45)，那么，利奥塔(Lyotard)的后现代社会语用学则公开抛弃了“语言结构(la langue)，理直气壮地返回“语言”(le langage) (Lyotard，1980)。

5 申小龙.当代中国语法学[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6 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J].文学评论，1996，（4）.

王树仁.喻柏林.传统智慧再发现（上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7、25、28、29.

7 刘逸生.诗的七巧板结构[N].羊城晚报，1997-12-14（17）.所举之例可归于“部分改变词序”，其中涉及杜甫的《日暮》，常建的《落第长安》，李商隐的《锦瑟》和《无题》，柳宗元的《渔翁》，杜牧的《清明》等。叶维廉在《中国诗学》[p.15， p.27-p.28，三联出版社，1992年中引用了近人周策纵的旧诗，则是“彻底改变词序”的“字字回文诗”.五言四行共20个字，排成一个圆圈；从其中任何一个字读起，顺不同方向，按五言四行断句，获40首格律诗。任何句法理论都无法解释回文诗之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回文诗的灵活性来自汉语聚合关系结构的独特运作方式。

8 在《汉语思维/审美问题的语言学探究》和《重返结构》两篇文章中，我都引用过《静夜思》。本文再次引用该诗作个案分析，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前两篇文章从句段展开再涉及聚合关系，没有突出聚合段的先在性。另外，《重返结构》多次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调情”，对结构问题的正面阐述未能理直气壮。本文对当代批评理论反认识论情结的再批评，也是对前两篇文章的反省。

9 转引自许渊冲.Song of the Immortals [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4.

10 德里达在“Letter to a Japanese Friend”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此立场：“All sentences in the type ’deconstruction is X’ or ‘deconstruction is not X’， a priori， miss the point， which is to say that they are at least false. As you know， one of the principal things at stake in what is called in my text ‘deconstruction’， is precisely the delimiting of ontology and above all of the third-person present indicative: S is P.”转引自Christopher Norris. Derrida [M]. Fontana press， 1989. 20-21

11 艾科(Umberto Eco)对“过度诠释”的批评，实际上预设了作为“自在之物”的文本之存在。卡勒(Jonathan Culler)为过度诠释的“辩护”，也没有否定“自在之物”。艾科的符号学理论和卡勒的文学批语理论，都采用了认识论先验进路，有别于乌托邦/反乌托邦的“过度诠释”。参看Stefan Collini主编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三联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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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言 文化 外语教学 文化素质培养

二十世纪之前，“文化”基本上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二十世纪初，不少语言学家已经认识到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曾经指出，语言是描述人类经验与对世界认识的方式，同一语言社区的成员有着共同的、系统的信仰和理念，它们决定了社区的结构，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因此，语言与文化紧密相关。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的涵义系统地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后来，一些人类学家又修正了泰勒的定义，补充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当今在信息时代的推动下，“文化“已经成为了一个跨学科的领域。目前，人们对文化的定义较普遍的说法是：文化是社会群体的行为，它与交际密切相关，受社会准则的制约，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社会生活方式的体系，由有形与无形两种形式构成。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目前普遍流行的观点是：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同时变化与发展的关系。正如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所说，离开了语言，人类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离开了文化，语言也就失去了内容与意义。语言与文化互为条件与互相依存，它们在互相影响与互相作用中共同发展。因此，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文化体现在语言之中。既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学习的过程便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语言背后潜藏的文化内涵让每一个语言学习者不可忽视。这是因为“语言的理解受特定文化经验的制约，如果语言学习者的社会文化与所学语言的文化差异过大，学习者就会在社会和心理方面与目的语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在语言处理过程中，记忆和输入的操作过程就会受到限制。”所以有意识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能力和跨文化意识显得十分重要。

二、文化与外语教学的关系

文化的载体可以有多种形式，但语言无疑是最主要的形式。语言的内容涉及文化的各个方面。语言的教学不可能脱离文化而进行。因此外语教学与学习当然会起到促进跨文化交往的作用。

第一，外语教学包含了文化渗透，多样化在语言教学与学习中得以协调。外语教学的材料当然是语言符号组成的内容，语言的内容包含文化的方方面面，文化知识也在不知不觉地为语言学习者所接受。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习者会接触到各种英语变体所承载的文化。对所有的文化类型都能够客观而公正地接受与辨别，是英语语言教学者和学习者应当具备的语言观的一部分。而理解和接受目的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反过来会促进语言的教学与学习。原因有二：首先，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理解和接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即掌握了语言的表现；其次，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容会激发语言学习的兴趣和思考，从而促进语言的应用。总之，文化的渗透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无处不在，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使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并坦然接受。

第二，文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语教学。这种影响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从外语的角度，文化作为语言所承载的内容会使语言教学者必须在充分地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教学。教学的方式也必须符合所承载的文化的习惯。而从母语的角度来讲，语言学习者和教学者又必须深刻地认识文化之间的差异，并能很好的转换语言角色，这样才可以深刻理解语言所表述的意义，并将其内化为自己所能灵活应用的工具。

三、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素质教育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素质教育既包含目的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输入，也包括对于目的语与母语之间文化差异的充分认识和理解。在外语教学中强调文化教育，有利于培养语言学习者的文化意识，使之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达到深入思考，有所提高的目的。对于不同学习者，文化输入的内容和方式也应有所不同。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使学习者在语言学习的同时，知识面得以扩充，从而引起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不仅对学习语言有帮助，更对学习者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大有裨益。当然，在外语教学背景下的文化素质教育也应遵循适度相关的原则，不能够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