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方法
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实证主义将社会现象当作纯粹客观的现象来测量分析，通常运用定量分析对经验事实作出客观的研究结论。长期以来，实证主义方法论一直占据主流位置，而人文主义方法论主张较多地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阐释或理解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强调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主动性和核心地位 。中国文明和思维方式具有其独特性和持续性，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着自己的解释和理解系统。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中国古代社会科学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和思考方式的研究传统。
一、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阶段可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古代自有文字的历史开始直到鸦片战争，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则由建国一直到现在。
陈志良在《论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逻辑发展和框架转换》一文中，以儒学传统为本，根据阐释儒家经典基础上的不同解释系统划分派别，从历史纵向将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分为子学、经学、理学和实学四个发展阶段。当然，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儒教传统为基准来划分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流变，仍未脱离传统的认知模式，其全面性还值得考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化中，尽管儒、释、道、以及诸子百家都曾对社会科学的研究起过这样或那样的指导和方法论作用，然而贯彻始终并占据主流的是儒家的指导思想。儒教传统影响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传统，故此不失为一种考察视角。
很据陈志良的划分，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四个阶段亦即诸子百家阶段，由春秋战国一直到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阶段；宋明理学阶段；明清实学阶段，它展示出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儒家为主线，融合佛教、道教、诸子、西学的一个缓慢发展过程，沿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思维路线发展而来。
二、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一）鲜明的主体性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具普世性，不可能真正做到“价值中立”。儒教传统影响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阶级性和道德评判意识。
1、民族性
首先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内向的民族性。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民族在长期征战之中，进行着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的深刻交融，但自始至终，代表封建儒教的中原文明始终居于主体地位。古代社会科学研究也在封建儒教主体性的不断确立过程中加深了汉民族思维方式的本土化。
儒教传统影响下的中华文明具有高度的内向性。内向性反映出的是保守的民族性格和冒险精神的缺失。当然，这并不代表绝对的逃避惯性。儒教的“此岸性”与一般宗教强调来世不同，儒家对彼岸的希望持否定态度，在祈祷时总是希望自己多子多福多寿，而不关心来世的命运。 这种现实、人世的生活理念，导致儒家未能给中华民族提供一套强大的个人生活方法论，也就不存在西方那种“胆大妄为”的“失败”。
2、阶级性
其次是政治本位的阶级性。这种政治本位深刻反映在“礼”的传统中，具有伦理本体论的宗法色彩。儒教传统注重形式主义，孟子所提倡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为儒家文化涂上了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中国人重视和追求礼仪，从如何提出问题、回答问题、拒绝建议，到拜访、馈赠、致敬、慰问、贺喜等都要遵循严格的礼仪形式。儒教强调时刻保持仪态，过度的激情表达则被视为失礼和粗俗。同时，儒学还把尧舜禹至周公的宗法思想和封建内容结合起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父权和君权相结合，“内圣”而“外王”，具有鲜明的政治本位特征。
3、道德价值判断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受传统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带有明显的道德化倾向。所谓道德判断，是主体依其特定的价值系统，以善或恶、正义或非正义、公正或偏私、诚实或虚伪等道德概念对人们的行为所作的评价。它主要通过社会舆论来扬善去恶，驱邪扶正，褒诚贬伪，借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对事物和人的认识与评价重点，往往不在于其真相的是或非，即不重事实判断，而重于对事物的好坏、善恶、诚伪的明辨，即重视价值判断。在价值判断的内容和方式上，则又是用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道德纲常为主体、为标准，主张心性的修养，以人格的自我完满、道德的自我完善为旨趣。这不仅可从古代思想家及其流派的主张中看出，更可从前述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传统心理中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传统中国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是道德评判。事实认识寓于价值判断之中，价值判断则以道德为依据，为道德评判所取代、所等同。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传统中国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形成的传统心理，有力地强化了中国哲学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伦理色彩，促进了以求善为特征的中国哲学以至中国文化的形成。
（二）丰富的阐释系统
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儒家不仅是一种学术流派，更是一门社会现象、人际关系、社会行为的解释系统，具有鲜明的解释学功能。
1、“天人宇宙论”图式
董仲舒建立两汉经学，提出天人合一目的论的哲学体系和名号理论。董仲舒进一步使社会伦常政治与天、地、人、阴、阳、木、火、土、金、水的运行结合起来，形成天人宇宙论图式，从而把天时、物候、人体、政制、赏罚等组成相生相克的“宇宙-人事”的结构系统 ，在这一结构中，形成了“天道-王道-人道”的特殊推理系统。这成为社会分析方法的重要系统特征。“天人宇宙论”图式下，天具有神学人个性和物质性的双重性，同时，“天地之性人为贵”，“天人合一”，形成了中国社会人事和分析中特有的人本分析法。
2、哲学中的逻辑思想
“逻辑”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应用广泛。中国古代哲学汇总有无逻辑思想，在引进逻辑学的早期就已有争论，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古代哲学中是有逻辑思想的。严复是比较早挖掘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学者，在他的论著和译著中，随处可见他对中国古代思想中“逻辑元素”的评论。比如，他认为，《易》中“本隐之显”与演绎法、《春秋》中“推显至隐”与归纳法具有相通性。再如，他认为《道德经》中“曲则全”、《中庸》中“致曲”、主席所谓“大处不行?K由小处不理”等与西方分析方法具有一致性。
梁启超认为《墨子》中含有丰富的逻辑思想。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是逻辑学应用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他对先秦哲学中的逻辑思想进行了较系统的挖掘。王国维则认为荀子提出的共名与别名是西方逻辑学上的类概念与种概念。中国古代虽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较为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但仍有相关的名辩内容，例如现为人熟知的《公孙龙子》中白马非马的逻辑命题。
然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逻辑思想方法不注重归纳、演绎的平衡发展，归纳几无人留意，至于枯竭；演绎过于昌盛，成为玄谈。由于不是建立在实验、归纳法至上，中国思想文化中许多结论都经不起推敲。墨子逻辑思想的产生与古代希腊哲学家芝诺逻辑思想的产生具有同样的原因，即都是为了辩论问题，但不同的是，自芝诺以后西方逻辑思想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而中国逻辑思想自公孙龙以后转向诡辩，从而走向式微。
（三）科学精神的探寻
在宋明时期的知识界，唯心主义的哲学成了显学，然而到了十七八世纪，先前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被大多数中国思想家公开地抛弃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逐渐进入到科学化的研究之中，展示出现代方法的曙光。
1、朴素的社会调查传统
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并不缺乏社会调查传统。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容，不仅涌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而且具有世界水平的丰富文化典籍，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对社会自身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古国之一。大禹治水划九州畴九鼎时，便进行过全国人口调查，计有13，553，923人，战国商鞅的《商君书》之处，要掌握一个国家的强盛，必须了解粮食储存数、人口数、壮年男子数、壮年女子书、老人数、儿童数、官吏数、士兵数、靠说混饭的人数、商贩人数、马数、牛数、草料数。历代王朝都有专门查访的衙门和官吏。
2、清初的经验论
继理学之后，在清代形成了这样一种风尚，即批评宋代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们皆为感性世界形而上学的在先性而辩护，并以此来支持他们的唯物主义观点，那些强调客观物质之重要性的二元论哲学家明确否认天理的存在。顾炎武强调空洞的教条不能替代世纪活动，他还指出优异之士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戴震也认古人是在实践活动中才获得知识的。中国的思想家逐步抛弃厌世的宗教神秘主义，远离抽象的概念而关切具体的事物。
实践理论只是一种朴素的认识论，一种很普遍的信念，即认为一旦思想置于事实之中，思想就会产生知识，然而在培根看来，科学的方法是从被经验证明了的实实在在的事实中得出归纳法，目的是要找出适用于无数事实的普遍法则。显然，囿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重演绎清归纳的传统认知模式，清初的经验论并非等同于科学，在更大程度上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探寻。
三、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再考察
（一）中国社会科学的原生困境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在漫长的思想演变过程存在着严重的原生困境，而中国人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双重的。首先是第一重困境。“五四运动 ”以来 ，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规范或西方人用于表达其自身意义的方式，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科学主义主导下的价值危机，或信仰的危机，或不思的危机，或意义的消失，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一重困境，是由西方传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原生困境。
目前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家较多地以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其在中国的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重要性，西方学术规范无法真正地表达我们中国人在自身更深层次上的感受，即便是受过正规西方学术训练的 “海归 ”们也不得不承认 ， 中国人所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意义很难用西方的学术规范表达出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二重困境，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困境。中国的开放与改革不仅引入 “西方危机 ”，并且延续了 “中国危机 ”，导致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双重困境。
（二）从传统中开掘现代价值
“任何史学家都无法摆脱在他生活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假设”。随着不同文明间的深入交往，由于文化异质而产生了令人困扰的处境――某一民族、社会的存活需要一种新的异质“真理”，此种“真理”或将否定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传统价值，为此他们会经历一种巨大的精神损失。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 随着我国国门打开并发展起来，社会科学体系从 1915 年新文化运动开始逐渐形成。然而回望历史，古代和近现代思想家们已经提出过许多包含社会科学因素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由此在我国传统学术和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内外交融中逐渐产生了我国社会科学。
在现代社会科学视域下，儒家思想的科学性虽然仍值得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完全丧失其原创性的智慧。从战国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再到明清史学，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走过的漫长道路，它历经各种方法、观念的演变。尽管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似乎这一演变显得太长和太曲折了，但是毕竟从其内在逻辑和框架中产生出走向现代的中介点和桥梁，因此回顾这一历史发展，并熟知它的历史阶段和方法转变，对于现代中国是十分必要的，这毕竟是在中国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方法系列，它积淀于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中，如果我们不将其反思出来做自觉分析，它还将无意识地起作用，只有走自觉反思的道路，我们才能充分发展我们民族思维方式中的优点，并避免和克服它的缺点和弊端，这两方面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都意义重大。
注释：
李志，潘丽霞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陈志良在，论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逻辑发展和框架转换[J].江淮论坛，1992（01）.
刘胜军著.管理的力量 中国挑战的制度求解[M].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06.
谭琦.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J].总载，2009（07）.
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作为学科名称，“音乐考古学”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虽然目前经常使用此词，但会造成误解。首先，不能总以为有一个特定的“音乐”概念存在，这对于无文字资料的社会尤其如此②。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一种特定的音乐概念可能已经存在，但其概念原理和音乐美学通常是未知的。当今诸多社会表明，歌唱和舞蹈可以理解为“音乐”的组成部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希腊术语mousikē的本义，即“缪斯的艺术”，这其中也包括诗歌)。其他社会甚至没有使用音乐和舞蹈的同义词：阿兹特克人跳舞时“祈祷”或“伴随着脚步歌唱”，然而器乐和声乐则被看作cuicatlamatiliztli，即“歌唱的艺术”③。“声音的考古学”④(或“声音考古学”⑤)是一个更客观的、可替代的名称，但很少被使用。其次，有些研究资料未必是考古学的。从文献资料来研究音乐传统，基本上属于文献学(旧大陆)或民族历史学(新大陆)，因为许多音乐传统植根于历史之中，所以民族音乐学和民族志的资料可以象考古发现那样做相关研究。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提出更好的可替代的学科名称，作为“音乐考古学”⑥的变体，“考古音乐学”⑦的名称曾受到过批评性的讨论⑧。有时也见到其他的名称，如“古乐器学”⑨、“民族音乐考古学”⑩、“音乐文献学”(11)或“考古声学”(12)，它们与音乐考古学的某些特殊材料和方法有关，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研究领域。“考古舞蹈学”(13)或“舞蹈考古学”与音乐考古学研究密切相关，但一般不将它视为音乐考古学的分支。
然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对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架构予以讨论(见下文)但对该领域研究理论的探讨却相当缺乏。这是不正常的，由于理论是研究方法的基础，所以需要高度关注。这一问题，直到最近才受到学科发展史研究的较多重视。在本文中，我想讨论音乐考古学方法论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研究的一般范式，并附加一些与人类学学科有关的理论思考。在我看来，民族音乐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与这些理论思考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将有助于构成方法/理论的背景，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架构
在所有已提出的音乐考古学研究范式中，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受到推崇(14)。大家均赞同，音乐考古学由一系列多学科的方法或分析模式所组成，其具体方法则由研究主题所依赖的资料所构成。如前所述，这些研究资料具有多样性，它包括与音乐相关的发现和涉及音乐的历史记载，有时甚至是依然存活的音乐传统。由人类过去的遗物可知，这些资料在类型和内容方面均存在个体差异。重要的是，为获得实证性的结果，所有资料均应考虑以互补的方式加以比较。换句话说，这些资料均应予以同等对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分析方法的多样性还表明，最佳的研究结果乃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所获得。
已有的研究范式显示，音乐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会有所不同，这主要基于应用的资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总体目标上，可从音乐知识(包括“文化知识”、“乐器学知识”、“律学知识”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声音(16)，也可从音乐表演(17)到音乐文化(18)。根据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见下文)，以及上述音乐考古学的定义，我将研究的总体目标界定为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异，体现在音乐考古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对过去的音乐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后者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阐述(19)，随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过进一步探讨。虽然大多数音乐考古学家倾向于研究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包括与依然存活的音乐文化做比较，但后者仅作为一种辅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家虽然对考古和历史问题感兴趣，但更倾向于研究现状并探寻其中尚存的过去的踪迹，从而将历史科学作为辅助的研究方法。两者的出发点都是有价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对其交互关系的探究目前则所见不多(见下文)。
如果将现存的所有资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范式。这可用一般的范式来表示(见图)，并可作为世界范围内个体研究的结构框架。这个范式由两个同心圆围绕总体目标构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为独立研究的课题。外圈联结着四组音乐考古材料(发声器、音乐图像、音乐文献资料以及存活着的音乐传统)，内圈是一些主要的学科，分析模式通常即从中产生(音响学、乐器学、考古学、音乐图像学、民族音乐学、民族历史学和文献学)。
音乐文献资料 文献学 音响学 发声器 乐器学 民族历史学 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考古学 音乐图像 存活的音乐传统 民族音乐学 音乐图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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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况各自不同，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结果也具有不同的意义，重要的是每种方法要针对不同的个案研究。最为全面的研究结果只能在每项资料具有足够的信息时才能获得(23)，这意味着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赖的是特殊的原始资料及其互补性。材料经常是残缺不全的，但也要作为研究的课题，因此以一种或几种方法去处理它们通常是不够用的。音乐传统的年代越久远，研究就会变得越困难；文献资料越丰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础就会越好(24)。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和阐释的可能性确实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遥远的、仅遗留有极少物质资料的音乐文化时尤其如此。
音乐考古学研究与民族音乐学
比较音乐学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前身，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已出现。十分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历史科学(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来受到严厉批评的假设和臆断之外，它与音乐考古学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标。在研究的课题领域中，比较音乐学家重视音乐的起源，他们认为这在当今所谓的原始文化中可以进行考察，并可从单线进化朝着“文明的”方向来分析音阶构成和乐调体系(26)。20世纪60年代早期，作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历史问题包含其中，民族音乐学被视为音乐人类学(Alan Merriam)，重点研究音乐在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在音乐与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过音乐和乐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这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历史科学如考古学和民族历史学的研究目标来说，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有价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学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乐和社会形态是特定文化认知过程的产物，在音乐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之间具有牢固的联系。根据这种理解，音乐文化依赖于人类组织和声音模式，声音的生成是有组织的相互作用的结果(28)。Blacking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是研究文化结构及其音乐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文化与人为组织起来的声音是相互依存的。近来推断，对音乐结构的社会文化关联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认研究文化样式与音乐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为音乐从未与它的创造者的个人经验相脱离，音乐的创造者深入地参与到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进程之中(30)。
当探索民族音乐学对音乐考古学的适用性时(31)，两个学科间的一项重要结构差异便显现出来。音乐考古学最明显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声机的发明为转折点)，过去的所有音乐都消失了。然而，音响考古学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这个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决。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乐谱形式，它们很难被解读，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译(多数例子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有关)。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仪式歌曲和圣咏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历史文献中，表演实践、演奏技术乃至音响风格都是相互关联的(从不同程度的主位与客位角度观察)。现存的描述显示了乐器的种类和特有的演奏姿态(遵循着不同的艺术习俗和规则)，乐器的发现至少能帮助我们重建创作音乐的构成元素(例如基音频率、和声、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拥有大量的音乐考古材料，结果仍是有限的，因为在大多情况下，过去的音乐在节奏和旋律结构方面均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见下节)。
另一方面，音乐表演和与其产生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考古学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课题。事实上，有时会有丰富的研究材料。从有关音乐发现的考古学背景，到大量的图像和文献记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过去的音乐文化。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研究课题，由于资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异，会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尽一致，但从研究目标来看，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是一致的。就音乐考古学而言，在将过去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面貌呈现在面前的同时，过去的声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够得到复原。
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20世纪60年代早期，传统考古学受到所谓新考古学的挑战，新考古学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传统考古学将出土文物的描述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Binford和其他人转向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模式，将物质文化的解释作为一种考察手段，而不是局限于物质的形态范围(32)。从考古人类学(Lewis Binford)引发的问题，关注考古学人工制品的生产技术以及它们的特定社会文化功能。即便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但这种方法对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适用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公认(33)。依我来看，新考古学有两种方法对于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研究至关重要，即：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民族考古学
如果将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的比较作为有价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学则是通过对当今民族事象的研究，来了解过去的文化样式。Hodder定义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考古学与民族志器物如各种工具的形制比较(关系类比)；过去与当今技术处理相似性的比较(形式类比)(34)。在民族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历史研究法，当具备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条件时，直接比较便成为可能，而一般比较法则无需这样的链接即可构建其相似性(35)。当对不同文化资料的解释做多样性考察时(36)，应用民族志类比方法来理解考古资料的主观风险便可降低。
民族志类比方法对音乐考古发现的解释相当重要，这说明它与民族音乐学研究关系密切。确实，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可以作为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桥梁，但在探索它们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获经验并不多。直接历史研究法在众多个案研究中得以应用，如西班牙统治前的美洲音乐文化与当今美洲土著音乐传统的比较(37)。但间接的比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猎采集社会与史前音乐文化的比较(38)。
尽管音乐考古学的解释有其优长，但与后世时间跨度较大的文化做比较研究仍然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对音乐传统做时间跨度和历史深度的考察，在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中是最具挑战性的分析研究。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常常是静态的，音乐考古学的解释反映出这种问题，在原始材料不足时尤其如此(39)。少量乐器或图像的发现，并不一定代表一种特定的音乐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文化内部和跨文化之间长久的交互作用，文化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不过，即使像乐器那样的器具，在很长的时间 内可能会保留它们的形态，且很可能被吸收和植入新的环境之中，因此会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功能和意义。一种特定的乐器形制可以传留数千年时间，如东亚的琴筝类乐器和东南亚的弓形竖琴。但用这些乐器演奏的特定音乐以及特定的表演背景和含义，均可能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化。在追索音乐传统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中，对文献和图像资料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关注过去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义方面尤其如此。
实验考古学
实验考古学研究旨在运用复原和重建古代生活样式的手段，并通过与过去的比较，来从事考古学研究(40)。与民族考古学方法相比，它基本上不是诠释他者(如依然存活的原住民文化)；相反，考古学家转而成为行为人，通过他或她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比较实验的价值。在被称为模拟实验的方法中，研究者发现了一系列与过去的经验类似的技术变革。常见的研究课题是，使用原始工具和技术对考古发掘物进行实验性的复制。对古器物使用方式的重建即其显例，如旧石器时代的燧石工具，能够发出与劳动相关的特殊而有节奏的声音。一些燧石拥有动听的石制板体乐器的音响，即使它们不具备音乐功能，但在过去至少应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显然，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在音乐考古学研究中是适用的。有关音乐考古发现的乐器学和声学研究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如今在音乐考古学中更是必不可缺。有两种分析方法最为常见：第一，复制品和“仿真模型”的实验性制造；第二，复制品的实验性演奏，或如果可能的话，演奏发声器原器。这两种方法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发声器的实验性复原，往往是实验性演奏的前提。实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通常是与乐器制造商和音乐家共同合作来实现的。
实验制作过程提供了精确的乐器学信息，其所需前提条件往往是对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对材料的产地、处理以及工艺的考虑，常使用直接目测观察和考古测量的方法(光谱学、X光照像技术、材料研究，等等)。这些分析还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识，以及制造完成后乐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迹。此外，也能够了解乐器独特的声学原理。实验方法还可通过仿真模型得以实现，即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必使用原材料来复制乐器(如气鸣乐器)。
对古乐器或其复制品的试奏，能够考察乐器的演奏技巧，并能显示特定乐器的音响性能(若几种乐器发现于同一考古环境当中，或图像中描绘的是一组乐器，就要考虑它是独奏或合奏所用)。发声器在保存状况较好且可演奏的条件下(如陶响器、陶笛、螺号、陶号、石制板体乐器，等等)可以用作实验研究，而乐器残品以及不宜演奏的乐器(如古代弦乐器)则需以复制品来进行实验研究。与此相关的是音响空间和音响性能的研究，其中声学模化软件和3D应用程序也被应用。
如上所述，演奏姿势和技巧以及出土乐器的声音特性，都能通过实验来加以重建和检测。当涉及气鸣乐器(例如带指孔的骨笛、排箫或螺号)以及成套的体鸣乐器(如编磬和编钟)时，重建其音列也是可能的。然而，实验性的演奏在音乐考古学中属于最困难的研究方式，因为我们往往并不掌握过去音乐的特殊结构及其重要信息。再者，虽然文献与图像资料的有关信息有一定价值，但即使在演奏姿势方面，从特定发声器的人体生理学角度看，也会限制其演奏技巧和声学性能，因此其真实性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笛子为例，实验性演奏的结果不能视为特定音阶或调式的证据，因为不是所有的指孔可以均等地使用，并且还可通过呼吸控制技术以及指孔的部分闭合等来改变音响(41)。例如，如果只是给出乐器尺八(同上)，人们可能完全不晓得日本尺八音乐，这同样也适用于旧石器时代由禽鸟骨和猛犸象牙制造的笛子，这只不过是采用了最早的考古学案例而已。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复制品上奏出与公元前33000年乐器同样优美的旋律。事实上，正如Nettl用一些显著的例子所论证的那样(42)，重建古代音阶体系以及其它音乐构成要素，仍然带有很大的推测成份。只要有相当数量的考古材料，即可通过定量分析，来帮助获得验证的结果。然而，在大多情况下，发声器的声学研究并不能揭示出过去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方面的足够信息。在声音的再现技术产生之前，过去音乐的音响全都消失殆尽。
以往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制造乐器并用来发音的问题，较之过去音乐的构成问题，在音乐考古学中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学研究中的局限，属于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臆测或即兴发挥。显然，这样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乐家的想象，它相当于对音乐史的艺术化阐释，只是简单反映了目前我们对过去音乐的看法。
本文译自Arnd Adje Both. "Music Archae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9(41): 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释：
①我基本采用两个早期的释义：“通过古物遗存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Olsen 1990: 175)，“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考古学”(Lawson 2004: 61)。
②Blacking, John. "Ethnomusicology and Prehistoric Music Making." In Hickmann, Ellen, and David W. Hughes. E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usic Cultures: 3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330-331. Bonn: Verlag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88.
③Both, Arnd Adje. "Aztec Music Culture." In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 ed. special issue, The World of Music 2007(49)/2: 91-104.
④原文为：archaeology of sound，译者注。
⑤原文为：sound archaeology，译者注。
⑥原文为：music archaeology，译者注。
⑦原文为：archaeomusicology，译者注。
⑧Hickmann, Ellen. Aims, Problems and Terminology: Current Research in European Archaeomusicology. Ed. Graeme Lawson. Cambridge Music-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Cambridge, 1983; Vendrix, Philippe. "Archéo-musicologie ou musico-archéologie." In Otte, Marcel. Ed. Sons originelles: Préhistoire de la musique. 7-10.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4.
⑨Megaw, J. V. S. "Problems and Non-Problems in Palaeo-Organolo gy: A Musical Miscellany." In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ed. J. M. Coles and D. D. A. Simpson, 333-58, Leicester, 1968.
⑩Olsen, Dale A. Music of El Dorado: The Ethnomusicology of Ancient South American Cultur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
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学科互涉 美术史学 考古学 关系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时代，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学科互涉”的性质，形成了美术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此学科兼具美术学和考古学两方面的特点，对美术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方法论和结构，探讨二者之间的渗透和交叉关系，对各学科的研究边界进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物学对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影响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较为明显的是，二者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学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习惯，中国古代存在着“玉府”等收藏古物的专有机构；外国的皇族对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当时古物学发展的动力。
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真正开始交叉渗透的时间是在18世纪中期，温克尔曼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其著作《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针对美术的发展历史。该学者在编写的过程中，从美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促进民族发展的古物和记载美术史的古物文献展开了研究。正是因为该学者将古物学和美术史学、考古学结合起来，才发现总结出美术的发展历程，促使了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成熟，温克尔曼也因此被称为“美术史学之父”和“考古学之父”。无论是温克尔曼的称谓还是其著作的特点，都向我们反映了一个信息：美术史学与考古学之间都受到古物学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联系。
二、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和了解
不同学科之间跨越了边界之后就会产生互相渗透，即产生我们所认为的“学科互涉”。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渗透是必然的，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叉主要体现在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等方面；学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学科相关的社会和技术问题；与其他学科产生的渗透和交叉性；学科内外的定义等。美术史和考古学学科互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的认知方向和知识体系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美术史学，在对相关的方法和对象进行论述和解释时，都涉及大量的说明和阐释，此特点表明了人文学科的鲜明特点。若根据研究对象来进行划分，美术史学属于美术学的范畴；若根据研究体系来看，美术史学又属于历史学。在美术史学的发展中，人类的审美情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较为浓烈，理性认识的实现也需要通过感官来进行。我们可以将美术史学的研究实质归结为：通过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风格来认识美术家或者是史学家的思想感情，从而探索其中蕴含的发展规律[1]。
与美术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考古学直接强调理性在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的发展，通过分类描述遗留的物品来对古代社会的存在形式进行研究，并研究遗留物品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相关的功能，此外，对遗留物品的发展和改变进行研究和分析，能够了解古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关发展的具体意义。无论是探索背后的规律还是直接将理性思想运用于分析和调查中，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的发展和研究都是将探索和研究物质世界作为主要的研究途径和方向来实现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产生的交叉
考古学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研究地层和器物的类型。20世纪中期的考古学主要局限于单纯的研究和记录，核心的研究思想和内容就是对地层以及器物的类型进行研究和总结。直到1960年之后，丹麦的著名学者克里斯丁在对古典的器物进行研究时，融入了情境，并对器物的装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不仅对考古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对美术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之后苏秉琦也利用了美术的图案分类将美术的写实与写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学中。
在美术史学中也有考古学的渗透，例如，广泛应用于年代和类型的研究方法同样能够为美术史学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对美术的风格进行研究时，法国的夏皮罗采用了层析法进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层析分别是对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间的关联进行的研究，与考古学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学科互涉的现象都非常普遍，外国学者温克尔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学科互涉。在我国的古代，学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为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2]。
（三）研究对象的渗透和交叉
从研究对象来看，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渗透。美术史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美术的作品以及美术作品的创作者，尤其是在对古代的美术作品进行研究时，涉及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属于考古学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考古学和美术史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画、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艺品等等。对人类古代遗迹进行研究和保存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学科结构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术史学与考古学在自身的学科结构等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若根据美术史学的学科性质来进行分类，可以分成历史和艺术等方面的课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大类：美术基础实践，主要是指对美术的基本技能进行的练习和创作等，目的是加强素描、绘画等基本的美术技能；美术史论，是指对美术的历史和评论等方面的学习，目前出现的课程分类主要包含文物的保护以及鉴定、艺术作品评论、艺术作品鉴赏、文艺理论等方面，其中的文艺理论课程和文物相关的课程都与考古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关数据表明，美国早在20世纪中期就开设了多种美术和艺术史课程，涉及的范围也较广，初步统计已经达到了800种。这些新设立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并设立的，为学生学习文物的维护和修复提供了一定的美学基础[3]。
从考古学的结构出发，除了对基本的文物展开研究之外，对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术知识。此外，考古学涉及社会、文学、美学等多个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种其他学科，例如地质学、建筑史学、体质人类学、医学等，对多个学科的发展都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学就包含在美术史学中。因此，二者在结构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4]。
三、美术考古学的形成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学科互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就目前而言，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时，已经涉及了大量的美术史学的资料和方法。同样的，美术史学家在对美术历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使用了考古学中的大量资料，各专家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广，概念也越来越宽泛。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实践，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交叉渗透已经促使一个新的学科形成，即美术考古学。该学科是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广泛全面的研究内容、对象以及方法论。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的渗透和交流会越来越频繁，信息化的发展为学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今的学者必须利用好各种有利的条件，加深对各个学科边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进各学科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贾玉平.从“学科互涉”看美术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06）：88-95.
[2]侯妍文.浅谈美术考古与环境艺术之联姻[J].美术大观，2013（08）：71.
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文物大系；里程碑
王子初，中国首席音乐考古学家、著名音乐史学家、乐律学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史学会名誉会长、东亚音乐考古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唱片总公司艺术顾问委员会艺术顾问、中华文化信息网顾问，并在中国音乐学院、郑州大学、苏州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山东艺术学院等诸多大学担任客座、兼职或名誉教授。
在20余年的音乐考古研究工作中，子初先生不仅在学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而且在学科建设、科研队伍的培养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拟分为6个方面做述评。
一、子初先生小传及成果述略
1948年12月12日，子初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曾用笔名王婴。早年就读于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中学，1968年高中毕业。1969年3月，赴江苏生产建设兵团。1972年回乡，在无锡县长安乡务农。1973年9月，入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学习，师从陈洪先生等诸位老师学习小提琴、和声等课程。1976年1月，任教于江苏省苏州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科，教授和声、作曲、中国音乐史及部分器乐等课程。1985年9月，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导师为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主修中国乐律学史。1988年7月，以《荀勖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研究》一文获硕士学位，并留院工作至今。
子初先生主要致力于中国音乐史、中国音乐考古学、乐律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学术成果极其丰厚，目前发表论著600余万字。其中，撰写著作23本：专著4本（《荀勖笛律研究》、《音乐考古》、《中国音乐考古学》、《残钟录》）、合著3本（《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文物与音乐》、《看得见的音乐──乐器》）、主编16本（《中国音乐文物大系》10本、《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6本）。100余篇，音乐考古学方面如《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出土编镈的乐学研究》（《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1期）、《音乐测音研究中的主观因素分析》（《音乐研究》，1992年第3期）、《刘半农的清宫古乐器测音研究与中国音乐考古学》（《音乐艺术》，1992年第1期）、《珠海郭氏汉宗庙编磬研究》（《文物》，1997年第5期）、《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述略》（《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石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2期）、《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1期）、《新郑东周祭祀遗址1、4号坑编钟的音乐学研究》（《文物》，2005年第10期）、《河南叶县出土编镈》（《文物》，2007年第10期）、《鸿山乐器五说》（《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等；乐律学方面如《也谈王朴律》（《交响》，1987第1期）、《荀勖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研究》（《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1期）、《朱载堉和中国历史上的异径管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等。出品光盘4张，如《曾侯乙编钟》、《中国音乐史教学参考图库》等。
子初先生多次参加古乐器的研发、复原和乐器展览的策划工作，如作为主要专家参与国家大型项目“中华和钟”的课题论证、造型和音位设计、铸造到验收的全过程。编钟的主要结构和钟型为子初先生的设计方案，他独立设计了其中“中华和钟”配套编磬的全部形制数据、音位结构和图纸。“中华和钟”于2000年1月1日用于国家世纪庆典，获同志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除了丰硕的著述和古乐器研发、展览以外，子初先生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与社会活动。他曾在多所大学和文博单位讲学，如上海音乐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国立艺术学院等；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如中国音乐史学会历届年会、“亚洲传统乐器讲习研讨会”（1996年，伊朗德黑兰）、“国际音乐考古学会第三届年会”（1998年，德国米契尔斯坦因）、“国际东亚音乐学研讨会”（2007年，韩国永同）等；多次接受国家媒体专访，如2001年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主持“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山东章丘洛庄乐器群”的鉴定工作，另外还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鉴宝》等栏目的采访。
子初先生的很多著述在学术界获得广泛影响，多次获部级奖项：如《汉龠再解》一文获“第一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三等奖，《荀勖笛律的律制研究》一文获“第二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三等奖，《荀勖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研究》一文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8卷本）丛书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的最高奖项“荣誉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12卷本）丛书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之《湖南卷》、《内蒙古卷》获“河南省2006-2007年度优秀图书”一等奖等。
二、子初先生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子初先生的学生都知道，他将事业视为自己的生命，而《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以下简称文物大系）则是子初先生生命中最重要、最核心、最灿烂、最耀眼的篇章。从1987年的一期工程立项至今，文物大系已经走过25个春秋，目前出版了16本19卷，收录文字近400万字，各类图片1万余幅。这套大系几乎倾注了子初先生所有心血。
1987年，在时任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先生的斡旋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作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以黄翔鹏先生的名义立项。1988年7月，子初先生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毕业，分配到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史研究室。子初先生参与文物大系的编撰工作，并承担了湖北省卷的主编工作，完成了湖北音乐文物普查，足迹遍及湖北全省的18万平方公里，考察了湖北10余市、70余县和8个地区的绝大部分文博单位。在编定《湖北卷》的同时，子初先生起草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工作条例》以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音乐文物命名法》、《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音乐文物分类方法》等一系列文件。其后，项目的《北京卷》、《甘肃卷》等开始按此“体例”相继开展工作。
1996年10月，文物大系的第一本——《湖北卷》终于面世！由于有了经费的保障，至2001年年底，一期工程的10本12卷（湖北、北京、陕西、天津、上海、江苏、四川、河南、甘肃、新疆、山西、山东）全部完成并出版。1997年12月，在I期工程12卷初步完稿以后，子初先生又申请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期工程）项目，被批准为国家“九五”艺术学科重点项目，计划再出版10本。在子初先生的多方协调下，项目继续获得了国家财政部数百万经费的支持，为项目的全面完成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目前，Ⅱ期工程已经出版6本7卷，分别为《湖南卷》、《内蒙古卷》、《河北卷》、《江西卷》、《续河南卷》、《广东卷》、《福建卷》。
从子初先生硕士毕业参与大系工作，到后来主持这个项目，至今已经25个年头了。从文物大系第一本《湖北卷》的普查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等文件的撰写，从编撰指导思想的统一到终端成果的确立，从项目经费的筹措到后期图书的出版，其中凝结了子初先生多少辛劳、汗水和心血！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收录最齐的一部恢宏巨著，其出版后获得了诸多部级奖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99年9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Ⅰ期工程）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2006年5月，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总排名第一；2008年12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期工程）之《湖南卷》与《内蒙古卷》，荣获“2006-2007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著名音乐史学家修海林先生这样评价文物大系：“这项成果的完成，代表着中国音乐考古学开始走向成熟，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并且将对中国音乐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产生持久的影响。”《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使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产生了戏剧性的飞跃发展。
目前，在总主编子初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文物大系仍在继续编撰、出版。除了已经面世的19卷之外，还有至少15卷需要编撰；且由于地下的音乐文物不断出土，有的省份已经出版了续卷。可以想象，多年之后的文物大系将会有40、甚至50余卷，其规模将何其雄伟、壮观！毋庸置疑，《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不仅在中国音乐考古发展史上，而且必将在中国音乐历史的浩瀚长河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子初先生与《中国音乐考古学》
《中国音乐考古学》一书，于2003年8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十章，收录文字50余万字。子初先生倾半生所学，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该学科领域内的相关知识，系统阐明了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厘清了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其学术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厘清音乐考古学学科中对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认识。
2002年12月，在武汉音乐学院成立了“中国音乐考古中心”。但是在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一些与会学者对于音乐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仍存在着比较模糊的认识，甚至对音乐考古学这一学科是否成立也表示怀疑。本书的第一章即详细阐述了有关音乐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该学科的定位、性质、研究对象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子初先生明确指出：音乐考古学比起一般考古学来，有其鲜明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研究对象上。以美术考古为例，美术考古研究的对象直接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美术作品本身，而音乐考古的对象却不可能是音乐作品本身。理由很清楚：其一，音乐艺术是音响的艺术，其以声波为传播媒介。表演停止，声波即刻平息，音乐也不复存在。其二，音乐又是时间的艺术，真正的音乐只能存在于表演的刹那间，古代的音乐作品只能存在于表演当时的瞬间。作为音乐考古学家永远无法以看不见、摸不着的某种特定的声波为研究对象，也无法将早已逝去的历史上的音响为其直接研究对象。一些古代的乐谱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反映音乐作品的部分特性。从根本上来说，乐谱只是画有特定符号的纸或别的什么材料，它与音乐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音乐考古学无法以音乐作品为其研究的直接对象，故也有学者认为对音乐考古学的学科性质难以探究，充其量只能称其为“乐器考古”或“音乐文物的遗存考古”。这种观点主要是出于对考古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偏颇。考古学定义告诉我们：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音乐考古学作为以古人音乐活动的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对象，并以此为据了解古人的音乐生活，从而阐明人类音乐艺术发展的历史和规律这样一门科学，是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纳入专业考古学学科行列的；同时这也是为何将“曲调考古”应改称为“曲调考证”的原因。
第二，系统而详细地阐述音乐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方法。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中既有一般考古学的方法，也有作为一门专业考古学的特殊方法。该书在第九章分为五节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如田野考古方法、音乐考古学断代方法、音乐考古学测音方法、音乐文物命名方法、音乐文物分类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子初先生在20多年文物大系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对于音乐考古学的工作和研究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其中，有关音乐考古学断代方法的研究，是子初先生多年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子初先生指出：“对编钟（保存比较完好的编钟）音律音阶的测音研究，可以知道编钟是处于音阶发展的某个阶段上，其结果可以用来作为断代的依据。当然，这把断代的标尺是比较粗疏的，但它也与编钟的音梁结构、调音手法的断代意义一样，往往是十分可信的。因为编钟音律音阶的设计和实施，是编钟铸造中的核心技术之一；这些异常专业的技术，即便在先秦，也只有极少数的工匠掌握，自此失传了2000余年。可以相信，古来很难有人能造这样的假。”
第三，全面、系统、翔实地阐述音乐考古学相关知识和理论。
该书论述的内容丰富、系统、全面而翔实。如第一章论述了有关音乐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该学科的定位、性质、研究对象，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同时还概括地介绍了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史和现状。第二章至第八章，是该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按照历史朝代的顺序，对各历史时期（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所见音乐文物均作了分类叙述与研究，这是在目前国内音乐史著作中绝无仅有的。书中涉及音乐文物60余种，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古代音乐文物。第九章阐述有关音乐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最后一章收录了子初先生在音乐考古学方面具有代表性的4篇专论，分别为《礼乐重器镈的发掘与研究》、《晋侯稣钟的音乐学研究》、《珠海郭氏汉宗庙编磬研究》和《且末扎滚鲁克箜篌的形制结构及其复原研究》。
第四，站在学术的最前沿，吸纳最新的音乐考古资料和成果。
子初先生始终站在学术的最前沿，将一些最新的音乐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收录其中。如第二章第二节中关于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论述，是目前所见音乐著录中最为翔实的。又如，第六章把2000年挖掘出土的山东济南章丘洛庄编钟（19件）和编磬（107件）也收录在内，填补了以往音乐著作中汉代编钟、编磬研究的空白。
子初先生的《中国音乐考古学》一书，作为目前有关这一学科的第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填补了中国音乐考古学、乃至中国音乐史学上的空白，对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具有显而易见的开创意义。
四、子初先生与东亚音乐考古学会
东亚音乐考古学会于2009年10月25日，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的“第二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上正式成立。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子初先生宣布正式成立“东亚音乐考古学会”。该学会由韩国著名音乐学家权五圣先生在2008年10月，于“第一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韩国首尔）上首倡。按照学会章程，在“第二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上选举出了第一届理事会，共计8名。经理事会决议，学会设3名会长，中、韩、日三国各一名。2011年10月12日-16日，在权五圣会长的主持下，在韩国首尔举办了“第三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2012年10月，将由子初会长主持，在苏州举办“第四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东亚音乐考古学会的成立，是21世纪中国音乐考古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五、子初先生与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
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考古学；数字技术；教学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学多学科发展趋势的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等为主的3S技术，现代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在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兴技术的引领下，考古学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成果。[1]与此同时，考古学科本身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转型。这种转型突出地表现在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目的上，之前以物质文化史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古代人和社会的全面研究。不仅如此，考古学田野操作的方式也在不断变革，发展到今天，田野考古已经成为一门精细化操作的学科。从研究资料、获取资料的技术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阐释理论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等不同层面，考古学逐渐从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科学体系。[2]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和操作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展示手段的革新，相应的，在专业教学领域也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考古学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入，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学实践也不断推陈出新。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考古专业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学科的转型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教学方式的转变，同时，考古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新时期的考古学必须着眼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许多高校和研究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课堂、田野和实验室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成立实验教学中心和教学实践基地等，近几年一些单位大力推行的实验室考古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重要特色之一，着眼于新时期考古学科的发展，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要进行适当的改变。教学观念的转变体现在考古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无论是课堂、实验室还是时间基地，要将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念贯穿到专科教学的整个过程。专业课的教学必须紧紧把握住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势，从课堂教授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夯实基础，将学科发展的新应用和新实践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同时，在教学的同时也要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采用启发和引导的方式，学生大胆接受和尝试新兴技术和新事物，引导大家动手参与实践，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在实验室教学中，伴随着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业的迅猛发展，一些单位成立数字考古实验室或者GIS考古实验室，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引入实验室教学，通过动手操作和实景展示来培养学生的兴趣，推动专业教学方式的转变。在传统的教学中，文科实验室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仅经费缺乏，师资力量也是严重不足，这既与学科的设置有关，也跟教学理念密不可分。数字考古实验室的建立，为专业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此外，在数字考古教学的推广过程中，一些公司与考古文化遗产机构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拟教学软件，让学生在娱乐中体验考古学的魅力，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特色所在，新时期的考古专业教学，除注重基础能力的培养外，也要大力引进新兴技术和手段，将日益精密的考古学研究落到实处。无论是勘探调查、考古发掘还是后期的资料整理，都要将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同新时期的新趋势结合，普及和推动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数字化发展方面，数字化采集已经发展成为新时期考古学的主流，包括调查、钻探和发掘信息的集中管理、遗址和遗迹成图、三维扫描与虚拟重建等技术已经引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新兴技术的复杂性和知识储备的不足，实践教学中已经出现了部分学生对新兴技术不适应、理解和掌握难度大的现象，这既与传统的学科设置和划分有关，也同现行的田野工作状况有关。目前在一些工地新技术的运用上，多数采取了聘请专业公司的方式，学生缺少实践和操作机会，这也是以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建国.考古测绘、遥感与GIS[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杨瑞霞.数字环境考古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13.
[2]《考古学概论》编写组.考古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