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经济学导论范文第1篇

(一)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路径的可能性

罗素曾经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2]作为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交流通过对异域教育资源多种形式的利用,能够对国内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由于教育交流的形式多样,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考察以对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成果的译介为目的的隐蔽式教育交流的影响。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之所以能够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其可能性取决于如下三个条件:1.国内教育学科的发展陷入困境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逐步陷入困境。“”前,受前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我们对近代以来形成的各门教育学科进行改造,只留下了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少数领域,其他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等被取消。“”爆发后,教育研究更遭灭顶之灾,教育学成了“语录汇编”,外国教育史被视为“毒草”,中国教育史被斥为封建主义的“黑货”,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也被取消,“教育学科濒临绝境”[3],形同废墟。但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展开,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教育实践的变革呼唤理论指导,教育学科的重建势在必行。2.国外教育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国内教育学科面临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学科在国外得到了蓬勃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夸美纽斯、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单数”形式的教育学逐步解体,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统计学以及教学论等分支学科产生,教育学“复数化”。二战以后,社会变革加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高度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教育学科继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新的教育理论如结构主义教育理论、终身教育思想、全民教育思想等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教育未来学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纷纷产生;在教育自身领域,高等教育学、职业教育学、课程论、德育论等相继独立。这样,教育学科“形成为有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独特的、有50门之多的科学学科群”[4]。3.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打开由于政治的原因,1949年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在对外教育交流领域执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主要同前苏联以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交流,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封闭政策。因此,前苏联的教育理论对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中苏交恶以及的爆发,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几乎完全关闭,研究和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已不可能,这使得我们对世界教育学科的发展隔膜甚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尘封多年的国门打开,出国留学迅速扩大,多边及双边教育交流频繁,全方位对外教育交流局面逐步形成,国外教育实践经验和教育理论成果得以大量引进国内。在此背景下,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成为可能。上述三个条件决定了隐蔽式的教育交流能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

(二)教育交流为教育学科的重建蓄积了丰富的外部思想资源

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路径,主要是经由译介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提供外部思想资源实现的。要在废墟上重建教育学科,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教育学科发展经验是学者们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初,在《教育研究》编辑部举行的“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教育科学”的座谈会上,学者们纷纷提出:繁荣教育科学首先就要放眼世界,了解国外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新的教育科学体系,发展了许多新的教育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工艺学、教育环境学、学校管理学”,但“我们缺乏对七八十年代世界教育科学理论方面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的了解”[5],一些新兴的教育学科“几乎还是空白,不要说系统的科学著作,就是有分量的论文也不多见”,因此,“对一些新兴教育学科的研究,则要解放思想,敢于引进,善于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创造性的研究和应用”[6]。为此,当时主要的教育刊物以及一些教育专著纷纷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发展资料,为国内教育学科的重建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域外思想资源。此处拟简略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时期———《教育研究》等主要教育刊物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发展资料的情况,展示教育交流为国内教育学科重建蓄积外部思想资源的状况。

1.《教育研究》对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介绍

《教育研究》是我国教育领域的权威性刊物,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创刊于1979年,正当我国当代教育学科重建的关键时期。创刊伊始就将开展教育交流、研究国外教育作为宗旨之一。在创刊号的《编者的话》中,编者明确提出:“我们要推动教育科学前进,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并使教育研究本身现代化,就必须打开关闭多年的门窗,流通流通空气,让外边的风吹进来。”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该刊发表了不少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发展的资料。据初步统计,1979年至1985年,《教育研究》共发表了13篇有关国外教育学科发展的论文,分别介绍了国外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情况。如1979年第3期,发表了张人杰的《教育科学中的几个新领域》,文章指出:“国外的教育科学,也已经突破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史、各科教材教法以及比较教育这一传统框架。就我们视野所及,近年来还有教育经济学、教育工艺学、教育人类学、教育未来学等。即便有些领域,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由来已久,但近年来已有新的发展,国内除了偶有几本译著外,对此几乎不闻不问。”[7]作者在文中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国外教育工艺学、教育未来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状况。有学者统计,从1979年到1987年,在《教育研究》所刊发的论文中,涉及到众多新的教育分支学科,包括: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工艺学、教育工程学、教育法学、教育评价学、教育卫生学、教育未来学、比较教育学、学科教育学、教育文化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教育语言学等[8]。这表明《教育研究》在研究、介绍新的教育学科方面,视野开阔,蓄积了大量的思想资源。

2.其他刊物对国外教育学科的译介

除了《教育研究》以外,其他的教育刊物尤其是以研究介绍国外教育为宗旨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文章。据笔者对当时的《外国教育》、《外国教育资料》、《外国教育动态》等三种主要研究国外教育的刊物所作的统计,1978年到1985年间,三种刊物共发表了39篇有关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情况的文章,涉及多个教育学科领域,包括:(1)介绍国外教育社会学的10篇。如:新堀通也著、钟启泉译的《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外国教育资料》1979年第3期);吴小平的《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概述》(《外国教育动态》1985年第6期)。(2)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9篇。如:梁忠义的《西方教育经济学述评》(《外国教育》1981年第5期)。(3)介绍国外教育哲学的5篇。如:R.D.范斯科特等著、蔡振生译的《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外国教育动态》1980年第6期)。(4)介绍国外比较教育学的6篇。如:朱勃的《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外国教育动态》1981年第4期);吴文侃的《比较教育学和它的研究方法》(《外国教育》1981年第1期)。(5)介绍国外教育工艺学的2篇。如:高列夫译的《教育工艺学的课题与实践》(《外国教育》1980年第1期)。(6)介绍国外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未来学的各1篇。如:吴小平的《西方教育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外国教育动态》1984年第2期);刘范等的《国外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外国教育》1981年第2期);周南照的《西方“教育未来学”述评》(《外国教育》1983年第4期)。(7)其他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文章4篇。如:托斯顿•胡森著、求实译的《最近二十五年教育理论概观》(《外国教育》1980年第4期)。可见,以《教育研究》等教育刊物为阵地,通过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为我国教育学科的重建积蓄了大量的域外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在我们缺少对国外教育学科发展的了解而又急需重建我们的教育学科的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对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的文本考察窥见一斑。

二、教育哲学重建的教育交流路径

(一)我国教育哲学的重建

教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西方。1886年,美国教育家布莱克特(A.C.Brackett)将德国教育家罗森克兰兹(J.K.F.Rosenkcranz)的《教育学的体系》(1848年)译成英文,易名为《教育哲学》,标志教育哲学诞生。在我国,杜威1919年来华讲演后,“教育哲学”一时成为“显学”,高校普遍开设教育哲学课程;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编撰自己的教育哲学著作,教育哲学得到初步发展。1949年后,由于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我国高校教育哲学课遂告取消。当然,有关教育哲学的探讨并未完全放弃,比如,196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白恩斯(H.W.Burns)和白劳纳(C.J.Branuer)合编、瞿菊农译的《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一书,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内部发行”资料。不过,总的来看,在“”结束以前,我国的教育哲学实际上处于停废状态。我国当代教育哲学的重建始于70年代末。1978年,教育部修订高师教育系课程计划,选修课中列入了教育哲学课程。1979年,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学者们提出了重新开设“教育哲学”的建议。从1980年开始,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陆续重开教育哲学课。在教材建设方面,1982年,黄济编著出版的《教育哲学初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教育哲学著作。此后,更多专著不断面世,我国教育哲学得到恢复和发展。

(二)教育哲学重建的教育交流路径透视

1.教育交流对国外教育哲学发展资源的蓄积

由于1949年以后的30年间,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基本被取消,对国外教育哲学的发展又缺乏了解,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吸收和借鉴国外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是恢复和发展教育哲学的有效途径。为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报刊杂志刊发介绍国外教育哲学的论文,有关国外教育哲学的论著也陆续出版。论文已如上面所介绍,在著作出版方面,如: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陈友松主编《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罗伯特•梅逊著、陆有铨译《当代西方教育理论》(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等。通过论文和专著,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为教育哲学的重建提供了外部资源,奠定了影响教育哲学重建的坚实基础。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我国教育哲学的文本分析加以证明。

2.国外教育哲学的资料成为我国教育哲学文本写作的重要内容

检视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教育哲学著作,国外教育哲学的发展历史无一例外地成为文本写作的重要内容。(1)黄济编著的《教育哲学初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章“绪论”对教育哲学在国外的产生以及“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流派”进行了简介,作者还将乔治•奈勒(GeorgeF.Kneller)的《教育哲学导论》(《Introductiontothephi-losophyofEducation》,1967)中的部分内容以《现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简介》为题收为附录,介绍了现代西方主要的教育哲学流派。(2)傅统先、张文郁著的《教育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导论”对教育哲学在西方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了简单介绍,第三编以“当代西方教育哲学的新发展”为题,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教育哲学发展的新趋势,评介了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等教育哲学流派的基本观点。

3.国外教育资源为我国教育哲学研究提供了思考的路径

这一点可以从教育哲学著作注释中的国外文献引用情况进行分析:(1)黄济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213处注释,国外文献有60处,占28%。外国文献比例虽然不太高,但作者在文本中对教育职能、人的发展、教育目的、知识与教学、道德与德育、美学和美育等教育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都立足于评介国外的相关主张之上。(2)傅统先、张文郁著《教育哲学》,全书共有278处注释,国外资料123处,占44%。另外,在每章后面所列参考书中也包含大量国外教育文献,如:伯克(CliveBeck)的《教育哲学与理论》,杜威的《价值论》、《教育中的道德原理》,柯尔伯格和梅耶的《发展是教育的目的》,赞科夫的《和教师谈话》、《教学与发展》,皮亚杰的《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奥苏伯尔的《教育心理学》,加涅的《学习的条件》,布鲁纳的《教育过程》等。注释或参考文献大量引用国外教育资料,这表明国外教育资源成为作者思考教育哲学问题的路径之一。

4.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体例受到国外教育哲学研究的启发

以黄济编著的《教育哲学初稿》(1982年版)为例,作者通过考察国外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体系后,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张。

(1)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

为了明确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作者首先考察了国外的四种观点:第一,德国的泡耳生(Paulsen)、克里克(Krieck)以及美国的巴格莱等认为教育哲学是综合教育科学的知识而成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学问;第二,德国的梅瑟耳(Messer)、波德(B.H.Bode)等认为教育哲学是根据价值论来讨论教育价值的学问;第三,德贺夫(DeHover)等认为教育哲学是从哲学的观点论教育,更从教育的观点论哲学的学问;第四,奈勒认为教育哲学是寻求从总体上去了解教育,并协调各个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分歧很大,共同点是把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当作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在分析国外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各种观点后,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作一些根本的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9]。作者的这一结论,当然不是对国外观点的照搬,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域外观点的不同程度的吸纳与借鉴。

(2)教育哲学研究体例的确立

作者首先对国外教育哲学研究的两种体例进行分析:第一类,以讲教育哲学流派为主,讲流派时兼讲教育中的主要问题;第二类,以讲教育中的根本问题为主,讲问题时兼述各个教育哲学流派的主张。第二类又分为两种:一是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而论及教育;二是从教育的基本问题出发上升到哲学,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价值、课程与教材、教学法等根本问题,提到哲学高度加以分析,如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就系此类体系。在进行上述考察后,作者明确提出:“我们也主张采用第二种体系,就是从教育的基本问题出发,提到哲学的高度,从方法论上去做一些根本的探讨。”[9]为此,作者提出《教育哲学初稿》要讨论教育的社会职能、人的发展与教育、教育目的论、知识论和教学、道德论和道德教育、美和美育等基本问题。在此,作者有关教育哲学研究体例的确立无疑受到了国外教育哲学的启发。对教育哲学的简单文本分析可以肯定:隐蔽式的教育交流通过引进国外教育哲学的相关资料,在我国当代教育哲学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教育哲学研究领域,国外教育因素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致有学者批评我国的教育哲学“引进介绍国外的东西多,体现中国特色的研究少”,因此,更“应该立足于我们今天的时代,从现代化建设对人的发展需求出发,以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为目标,去进行理论的创新和探索”[10]。

三、教育经济学建立的教育交流路径

(一)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建立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教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教育如何适应并促进经济建设的要求为教育经济学的生长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在此背景下,通过对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译介,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国内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共同体逐步形成库恩(ThomasSammalKuhn)认为: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community)“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培养自己的接班人”[11]。共同体是科学知识增长和科学革命的基础。在我国教育经济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教育经济研究会筹备组成立;1980年9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召开教育经济学研究交流会;1984年10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宣告正式成立,初步搭建了库恩意义上的共同体,成为教育经济学建立的重要标志。2.教育经济学研究专著出版教育经济学研究专著出版是该学科建立的又一重要标志。1982年,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筹备组出版我国当代第一本《教育经济学论文集》。1983年,杨葆火昆等编写的《教育经济学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是我国当代第一本教育经济学专著。据统计,1980年到1992年,我国学者编撰写作的教育经济学专著达30余部[3]。1992年后,又有一批教育经济学著作陆续出版。主要有:厉以宁著《教育经济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王善迈主编《教育经济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靳希斌编著《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范先佐著《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等等。共同体形成、专著出版,表明教育经济学在我国初步建立。回顾我国教育经济学科的建设之路,教育交流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教育交流对国外教育经济学资源的蓄积

由于教育经济学是在国外首先发展起来的,因此,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成果是建设我国教育经济学的重要途径。1978年7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教育经济学》,率先介绍西方教育经济学。此后,报刊杂志相继刊发有关国外教育经济学的文章,影响较大的如:厉以宁的《技术教育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邱渊的《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教育研究(丛刊)》,1979年12月)。前者所提供的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成为当时国内学者论证教育与经济关系的重要依据;后者则首次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教育经济学科的发展历史,提出了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体系的初步意见,明确主张“引进国外有关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资料,通过分析,设法掌握其中的基本经验,并尝试提出改进研究方法的意见,作为我国教育实践问题的参考———可能是大有裨益的”[12]。除了论文介绍,翻译出版西方教育经济学著作,是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又一途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教育经济学著作。重要的如:日本文部省调查局编、梁忠义译的《日本的经济发展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希恩著、郑伊雍译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舒尔茨著、曹延亭译的《教育的经济价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E.科恩著、王玉昆等译的《教育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舒尔茨著、蒋斌等译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经济研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1990);MartinCarnoy著、闵维方等译的《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等等。通过刊物介绍、译著出版等方式,隐蔽式的教育交流将国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引进国内,为教育经济学的建立蓄积了丰富的外部思想资源,提供了影响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可能性。

(三)教育交流对我国教育经济学建设影响力的文本考察

为分析隐蔽式的教育交流对我国教育经济学建设的影响,本文以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为个案进行文本分析。邱渊是国内较早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学者,他于1979年发表的《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是国内第一篇系统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论文。因此,教育交流通过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从而一定程度地影响到他所著的《教育经济学导论》是可以理解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注释大量引用国外教育经济学文献从该书的注释来看,隐蔽式教育交流的作用明显。全书共有注释174处,其中,引用国外教育经济学的资料96处,其他国外资料30处,国内文献资料48处,国外教育经济学的资料占注释的55%。另外,作者在该书每一章后都列有阅读参考文献,这既可以看作是作者向读者推荐的延伸阅读书目,也可以看成是影响作者写作的思考路径。从所列阅读参考文献来看,国内的著作或论文25种,国外的文献资料56种。可见,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对作者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国内文献。2.国外教育经济学资料成为著作的重要内容有关国外教育经济学发展的资料成为该书文本写作的内容。如:第一章“绪论”,对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以及主要教育经济学著作进行述介;作者还将《国外本学科综述性著作内容大纲选录》、《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及近况》作为该书的“附录”。3.文本结构受到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启发该书共12章,除“绪论”外,分别是:“教育的人力资源和实物资源”、“教育资源的财力条件”、“教育结构的经济效能(上、下)”、“教育的经济效力”、“教育的经济效用”、“教育成效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教育成效的分配和影响”、“教育成效与教育投资的比较”、“教育发展计划及其编制”。上述主题,主要围绕教育的资源、教育的效能、教育的效用、教育计划等展开。这种结构作者是怎样构思出来的呢?首先应该肯定,作者结合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所作的独立思考,是上述研究结构提出的主要路径。同时,国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证据有二:(1)作者在该书的“附录”中,列举了8种国外教育经济学著作的体例结构,以资比较。这种以附录形式出现的对国外教育经济学著作体例的不厌其烦的介绍,除了为读者提供广阔的域外视野外,也在不经意间为该书体例的合理性进行无言的辩护。(2)该书的上述结构,在作者1979年发表的《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及现状》一文中已基本确立。此文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文章,作者当时就对国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构十分关注。他仔细介绍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教育与经济》的结构、韦锥(J.E.Vaizey)为泛英大百科全书所写的“教育经济学”词条的结构、苏联教育界对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意见。通过对上述资料的分析,他主张“在目前的研究过程上,不妨就以上的代表性材料,从求大同存小异中,看出目前比较公认的教育经济学的大致内容”。为此,他提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构应该包括:教育的经济条件、教育的经济效能、教育的经济成就以及教育计划[12]。可以清楚地看到,邱渊在《教育经济学导论》中所采用的结构,同他在论文中的主张如出一辙,其思想渊源不证自明。注释中大量引用国外教育经济学资料、文本写作中嵌入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内容、文本的研究结构受启于国外教育经济学的体例,这表明,隐蔽式的教育交流对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语言经济学导论范文第2篇

1．在初级计量经济学教科书中，只有本书对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进行了认真而又圆满的讨论……它无须过分严密的推导而对复杂的计量经济思想进行了清晰而又直观的表述。2．……伍德里奇完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许多基本计量经济学概念和问题时常都迷失在错综复杂的数学公式之中，但本书总能给出非常直观的解释。因此，我建议所有的学生和应用计量经济方面的研究者们都能把此书作为常备参考书。3．我曾以为，市场上不可能还有另外一本计量经济学教科书的立足之地，但我吃惊而又兴奋地看到，我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伍德里奇的书采用了全新的方法，对现代实践、总列数据和工具变量的强调都颇有见地。4．让第一学期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就与实证研究齐头并进的时刻到了，我完全同意，不用微积分和太多的数学，也能培养出一流的实证计量经济学家。本书与我过去几年在哈佛大学曾讲授的一门深受学生喜欢的课程十分相似。5．本书使我讲授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的努力减到最小。我很喜欢它提供的数据可直接利用，体系自圆其说。这本书能为我处理许多学生的“刁难”，所以使我给本科生和低年级研究生讲课不再那么困难。6．此书为计量经济分析工具提供了很好的直觉。对计量经济学而言，本书是简明地包含如此丰富内容、解释如此广泛内容的最简单教材。我无比坚定地推荐这本教材。7．只须具备初级统计学知识，就能享受这本书。就我所看过的书来看，这是最好的一本，这一本书就能让你学会初级计量经济学。而且，它还讨论了许多最新的专题（如联立方程、综列数据和时间序列等）。综观全书，作者十分强调经济直觉，而不是过多地强调数学证明。作者深知读者需求，坚决避免使用技术性的计量经济语言和矩阵表述。这种品质使此书成为经济学家最好的计量经济学教材。8．本书对我们所做的假定及其原因和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给出了

精辟的直观解释。它使现实世界中的数据与如何从中得到解释建立了必要的联系。对计量经济分析感兴趣的人一定要拥有这本书。我认为作者为许多计量经济学教材所缺少的东西架起了一座桥梁。9．这是一本介绍回归分析和综列数据的优秀教材。因为我不想成为一名计量经济学家，所以我需要一本立足现实、内容广泛的书。这本书真棒！学习一学期计量经济学，也能成为应用计量经济学家——评伍德里奇教授的《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初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和经验（实证）研究者所想象、所应用以致所解释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的经验研究者总能随时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新近进展，而教学总是滞后于这些最新进展。但总体看来，绝大多数经验研究仅仅使用了初级计量经济学中的一部分工具而已。于是，通过学习一个学期的计量经济学，就能对计量经济学有直观明确的理解，并完全胜任应用计量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成为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情。伍德里奇的新著《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便以此为取向，并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大多数教科书在陈述和解释其假定时，都因图方便而忽视了现实的选择，而对例子作过于简单化或欠妥当的处理。本书则强调学习计量经济学最好的方法是应用，从一个应用计量经济学家的角度学习计量经济学，不仅使学生能对计量经济学有直观认识，而且是学习的过程生动有趣，并能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到有些假定所代表的含义。这些都比通过数学或理论推导所给出的结论更有影响。计量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计量经济学的教科书只能给学生描述一下计量经济学的概貌，要让他们掌握回答重要的应用研究问题是徒劳无益的。本书的出版证明了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本书突出应用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传统教科书总是试图包揽一大堆有用无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本书则对每个专题中许多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检验方法和步骤都尽量放弃，而强调对阅读期刊文献和从事基本经验研究有用的内容，同时把已表明有明显用途的较新的专题放进书中，比如：导出对未知形式的异方差（或序列相关）保持着稳健（robust）性的检验统计量，利用多年数据进行政策分析，或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遗漏变量问题等。2．本书中的假定都是在为了得到某个结论而必须时才引入，这样做便于对每一假定的含义进行仔细的、直觉的讨论；为什么该假定是必要的。例如，应用研究者和理论家都知道，为了证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无偏性，并不需要全部高斯—马尔可夫假定。而几乎所有计量经济学教科书都在证明最小二乘法的无偏性之前，就引入全部假定，使学生感到一片混乱；还比如混合（pooled）横截面、纵列数据（paneddata）和工具变量法的利用，这在传统教科书的框架下是不可能进行介绍的。3．本书所用的方法是统一的：所有的估计量和检验统计量，均可利用少数直观而又合理的估计和检验原理而获得（当然，也都可以严格推理得到）。这和动辄给出一组无关的“计量经济学步骤”的处理方法相比，形成了对照。从少数的基本估计原理推出现在通用的大部分计量经济学方法，一来能减轻学生的负担，二来使他们对获得的结果有一个牢靠的理解，而不至于把这此结果看成什么神秘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比如书中对多元回归分析的处理，是把对计量经济模型中误差或干扰的性质的讨论，同不可缺少的条件期望这一工具结合起来，而在陈述和解释假定时，完全放弃了非随机的或在重复样本中加以固定的回归元假定。在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城市研究、教育学、会计学、金融学和市场营销等使用非实验数据的学科领域里，熟练的应用研究者不会按照固定了的回归元那样思考问题，因为那是不合实际而又误入歧途的做法。相反，观测不到的误差和观测到的解释变量究竟有什么关系，才是贯穿本书的讨论焦点。4．全书一贯强调“其他条件不变”的含义，目的是要学生尽早地认真考虑实际应用。比起现有的教材，本书对各种数据结构的政策分析相当重视。对一些实用专题，诸如利用变量以达到其它条件不变的效果，以及对含有交互作用项的模型求其偏效应的标准误，也都作了简要的处理。5．本书含有大量例题，许多是取自或受受启发于应用经济学或其他领域的最新、最有影响的作品。其中，大多数的数值计算都可以利用书中所附的数据集加以验证。作者费时多年收集了这些迎合学生兴趣的数据集。6．便于学习和理解。每章都包含一些边学边问的问题，并在附录中给出了答案，这些问题可以督促学生及时反思。每章也都含有许多例题，其中有些取自最近中的案例研究，但都根据作者的个人判断，在无损于其要点的情况下作了分析上的简化。章末的习题和计算机作业题侧重于经验（实证）练习，而不是复杂的推导。要求学生根据他们所学，仔细地加以理解。计算机作业往往是课文中的例题加以扩充。文中利用了ASCII版本的60多个数据集，从而适合于计算机作业扮演着重要角色。所有数据集，连同有关本书的其他信息，均可以从得到。7．本书的一个独到特色，是它有一个广泛的词汇表。当学生为应付考试或者阅读用到了计量经济学方法的经验研究论文时，表中的简短定义和描述将为他们提供一份有用的复习材料。本书所需要的数学仅限于初级的微积分、概率统计和矩阵代数足矣，故适合于大多数本科经济系作为一个入门课程而讲授（第1篇：横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第2篇：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添加一些专题，可放在一个高年级讨论班上作为启发创始性经验研究的课程来安排。若包含第3篇高深专题中某些专题的最新进展，如综列数据方法、工具变量法、限值因变量以及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等，则可作为硕士研究生教材。本书在陈述假定时所采取的方法，对所有应用领域的博士研究生都会特别有用，而且对工具变量和综列数据方法的处理，又特别着眼于来自劳工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经济学以及政策分析方面的最新应用。读完全书，顿感耳目一新，与古扎拉蒂的《基础计量经济学》相比，立即使我联想到经济学初级教材上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与萨缪尔森《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只是本书对古扎拉蒂教科书的冲击要更猛烈、更彻底，并迫使那本传统教材立即重版，改动的痕迹很明显受到本书的重大影响。与曼昆一样，年轻的伍德里奇1986年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洛杉矶分校，随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友艾春荣博士当时正好在MIT攻读计量经济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并随堂听了他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并三年被评为年度优秀研究生教师。1991年受聘为密歇根州立大学计量经济学教授，并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工作至今。本书的组织方法和编写取向在计量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现代应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对当今应用计量经济学家时常面对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讨论，同时又通过现实的经验研究使得学生感觉到经验研究可以接近并富有趣味。在学习计量经济学的过程中，不再是枯燥的数学推导和抽象的解释，而是在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中，感觉到计量经济学的有用和有趣。

语言经济学导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举学导论》；刘海峰；科举学；综合性专学

Abstract:“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isabookbyProfessorLiuHaifeng,whoconcentrated14years''''painstakingeffortonthe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theorysystem.Thewholebookcontainsabout490,000charactersandeighteenchapters,notonlydiscussestheimplication,contentsandstructureofthestudyofKeju,butalsodeeplycommentsthetheoryofthiscomprehensivespecialstudyfield.Thecharacteristicsofthebookcanbesummarizedinfiveaspects:big,true,theory,newandbeauty.Thebook,“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s",whichcameoutinAugust,2005,isasuppercultureforthecivilserviceexaminationsystem''''scenturysacrificesentertaining.Atthesametime,italsohasestablishedonemimicpointfortheKejudiscipline,andstructuredafundamentaltheoreticalplatformanddevelopmentframeforthe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

Keywords: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LiuHaifeng;studyofKeju;comprehensivespecialstudy

科举制废止百年之际，伴随着“科举学”作为课程进入大学课堂与“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正式召开，凝聚刘海峰教授十四年心力的《科举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也映入学人的眼帘。全书约四十九万言，辟有十八章分别界定科举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围与目的，叙述科举学史、科举史，探讨科举的起源、科举的存废、科举的东渐、科举的西传，介绍科举人物、科举法规、科举术语、科举文献，从政治、教育、文学、社会、文化、地理六个学科视角剖析科举。此书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着力为科举学构建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细品全书，其特色可以概括为“大、实、理、新、美”五个方面。

一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领域。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专学，它至少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并且其资料繁杂、分布范围殊广。因此，综论性的科举学专著一定要有一个大的视野。非大视野不足以囊括广阔的研究范围，非大视野不足以统摄丰富的研究史料，非大视野不足以整合丰硕的研究成果。《导论》一书以大视野对科举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走出了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局面。

大视野下的科举学，需要一个大的结构来驾驭。《导论》的结构是由总到分。前三章是科举学元研究，为全书行文奠定了基调，统摄全书。第四到第六章是科举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科举的概念、起源、演变、评价做了一个扼要的交代，为读者更深更好地理解下面各章打下基础。第七章到第十八章是分述，其中六章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研究，这六个学科均为科举学中最重要、成果也最为丰硕的学科视角，另外六章研究了科举学中六个基本的问题，人物、术语、文献、法规使科举以整体的面貌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东渐论与西传论则充分体现了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专学。

科举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理论体系。此书力图提纲挈领地论述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进行学说的锤炼和理论的锻造，为科举学打造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以促进科举学走向成熟和完善［1］(P6)。所以，本书在资料剪裁上体现为一种大境界，主要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科举知识或研究科举制度，而是探讨科举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说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1］(P2)。相对于其他独立的科举专题研究，本书在一定意义上着力打造科举学的“纲”，所谓纲举目张，科举学的成熟能够为具体的科举问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背景依托，进而促使整个科举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二

学问贵在一个“实”字。科举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实”为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作者接受过十年正规的历史学训练，谨守学问之道，时刻保持一种实实在在的学术态度。《导论》一书虽视野开阔、规模恢弘、着力于理论的构建，但均坚持论从史出，而非以论带史，更不以论代史。作者总是运用微观的史料来严密论证其宏观上的论点。论点的得出，力求建立在所能发现的全部材料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非以是否符合先验的“论点”而定取舍。

要在科举研究领域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成果，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考证功夫。《导论》一书仅列出的参考文献就有中外文论著592部（篇），附录中所搜集的包括中外八国的论著568部（篇）文献也多有参考引用。参考的文献不仅有近人的研究专著、论文，更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不仅包括正史、会典、登科录、题名录、碑录，还涉及诗集、日记、笔记小说、回忆录。若获取资料尚勤，则鉴别资料尚智；取材广博、资料宏富可凸显出作品的厚重，材料真实、恰当方能使作品经受时间的考验。作者细致入微的考证功夫在破解进士科的创立时间时表现尤为明显，作者从正反两方面四条途径进行考证：第一，指出今本《隋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进士科的直接记载［1］(P89)；第二，列举最接近隋代的《旧唐书•薛登传》、《旧唐书•杨绾传》、《通典》、《选举典》等大量可靠史料，这些史料明确表明，炀帝始建进士科；第三，使用“消极性质的史料”推定进士科创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第四，对于有学者依据房玄龄举进士及其生卒年月而得出进士科始于开皇年间，作者首先通过两《唐书》中的具体事例说明，直到北宋年间，进士与秀才互用的例子还很多，进而提出《唐摭言》作者不以大名鼎鼎的唐初宰相房玄龄作为隋代进士例证的反问，来说明房玄龄可能并非进士出身，最后指出研究也不能以个别否定一般。

研究结论的表达也要老老实实，坚持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既不能少说一分以保进退，更不能多说一分附会“论点”，博求异说。例如，关于科举西传是否成立的悬案，刘海峰教授自1991年始先后赴英国、日本，新发现邓嗣禹《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中未涉及的文献近50种，结合邓文加以研读、斟酌，在得到“明确指出英美等国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得出“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1］（P395）的结论。关于乡试录取率的问题，作者指出并无确切记载，而且不同地方的录取比例也不相同，然后在占有相关原始资料以及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从现有的文献来看，顺天和应天府的中式比例较高”的结论。如果作品在最后的结论表达上出现问题——或者已有铁证而不敢得出明确的结论，或者缺乏足够的论据、严密的论证而仓促得出结论，以致事后出现“硬伤”，实为可惜。

三

有充分的考据，学问才有根据而不流于空疏。考据是一种特别的功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但若在考据上兜圈子而不能有进一步的工作，则至低限度，这种人是难得有什么思想可言的［2］。“研究”不能局限于事例的罗列、资料的堆积，也不能拘泥于古今中外名人名家各种“理论”的排列组合，而是要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解读出令人信服的意义。考据必进至义理才能开拓其心胸，才能使考据不致落空，真正的“研究”须落脚于义理且离不开义理的阐发。《导论》一书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着眼于理论的探究，通篇贯彻一个“理”字。阐发义理要求作者跃出故纸堆、逃离“大拼盘”，更不能甘于人云亦云，即要有“疑”的特质。《导论》一文疑“废科举后社会表面十分平和”［1］(P109)、疑“书院反科举的特点”［1］(P177)、疑“八股文一无是处”［1］(P217)，等等不胜枚举。

严耕望认为：做研究，要善于对资料进行挖掘，善于理论的提升。《导论》体现出作者善于提炼总结的才智，能够读出资料的空白处，能够通过具体事件找出彼此间的联系，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对前人的成果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而总结出科举学中的一般规律。其中以比喻来描述科举发展脉络乃至影响最为出彩：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了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方许多过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1］(P110)。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已成为历史，研究历史如何还其本来面目乃至古为今用？这需要占有详赡可信的资料，更要有知今通古的智慧。史料不可能完整表达历史，史料本身也不能自动活化为历史。就研究目的而言，鉴古固然可以知今，但就研究方法与策略而言，知今却有助于通古。一个人越了解现实社会的一些问题，也就越容易认识历史上相似问题的真相，在一定意义上，古与今是互补为用的［3］。《导论》一书多次借助对现代考试尤其是对高考的理解，来更清晰地阐述历史上的科举制。例如以现代社会的高考制度所能达到公平的程度来理解科举的公平性进而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以高考作文客观评分之难作为解释八股文长期存在的考试学依据，以“”期间废除高考前夕将其“妖魔化”来比附清末科举的舆论遭遇，都体现出作者用“常识”手段来解决“知识”问题乃至“理论”问题的睿智。

四

创新程度是判断作品价值高下的关键标准。在二十余年科举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的这一新著把科举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导论》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可以说科举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1］(P16)。作者通过对科举不断深入的研究，发现“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4］。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着力挖掘科举制的积极成分。本书在就以往科举能否选拔真才、科举与清末官场腐败、科举与中国科技落后、妇女不能参考非科举之错等问题抒发新见的基础上，又论证了“科举对中国文学繁荣的促进作用”［1］(P206)、“科举制并非统治者愚民的产物”［1］(P217)、“科场案是制度与人发生冲突时解决矛盾的典型表现”［1］(P280)等新的论点。

对一本开拓性的学科专著而言，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并重，对于地位重要、文献众多、价值甚高而又被历史偏见充斥的科举学而言更应如此。本书一方面探究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学科价值、科举学的架构、科举学的旨趣等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科举活动和科举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1］(P29)，科举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P64)，科举制的总体评价［1］(121)，西方文化与科举制的关系［1］(P273)，同年进士的政治学研究［1］(P5)，举人、秀才、童生的宏观群体考察［1］(P19)，科举文物的考古学研究［1］(P26)，科举的经济学研究［1］(P30)等重要问题。

学科建设离不开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导论》一书的贡献还在于方法论上的开拓。由于科举学研究的广博性，其研究对象是已有任何学科所无法包容的［5］。本书作者引入了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科举学，把科举学的研究分为内学研究和外学研究，内学研究就是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而外学研究就是与之密切联系的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的研究［1］(P26)，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涵。鉴于科举为“学”，作者引入了系统论的观点，统合概括各学科独立和分散的科举研究成果并兼顾各学科无法独立研究的边缘和交叉地带，不仅使各学科的科举研究成果会通，而且根据原先不同侧面的平面图像，重构一尊立体的雕塑［1］(P2)。以“大科举观”统整已有的科举研究成果，使科举学研究产生飞跃，达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五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字的优美畅达可以提高学术专著的影响力。文字的表达有四个层次：文从字顺、词能达意；运用自如、文字流畅；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妙笔生花、出神入化。流畅是文字之美的基础，妙笔生花则是文字之美的最高境界。《导论》一书是建立在扎实考据基础上义理与辞章兼具的力作。本书虽是着力于理论构建，但作者能喻善譬使全书通俗易懂，诗文的适当引用令文字产生一种优美的韵感。文章不厌百回改，如此精致的文字既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中文功底，也离不开作者潜心细致的打磨。

本书在理论构建之余，还给人们奉献了一席知识的盛宴，充分彰显了知识之美。它不仅能使研究科举的学者对一些科举公案与热点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普通读者也能籍此对科举知识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作者向读者清新明快地剖析了科举的变迁；简练精要地介绍了科场条例、考试程式与内容；分门别类地讲解了科目、名位、贡院规制等科举术语；条分缕析地梳理了秀才、举人、进士、状元等科举人物；饶有趣味地展示了试帖诗、策论、八股文、状元戏、才子佳人小说等科举文学；兴致盎然地解说了饮食、游乐、社交、建筑、科名崇拜等科第风俗。作者还将题名录、登科录、朱卷、闱墨、试卷等科举文献与东亚诸国科举的概况作为科举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读者分享。做学问要力求深入、力求专精，但其思路应清晰可见，表达应练达易懂。相比时下诸多令专业人员也常难窥其堂奥的玄“学问”，刘海峰教授的《导论》使读者毫无滞碍晦涩之感，尽享思维之乐趣。他带领着读者出入一系列科举的“迷宫”，有赏心悦目之畅快，而无晕头转向之苦恼。作者通过“平淡”的语言，尽显科举学的迷人之处：在谈到科举制废止的仓促时，作者说，那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那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1］(P109)。谈到八股文极端形式主义，作者云，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这是一个人才选拔中的千古难题［1］(P116)。谈到科举考试内容的局限，作者道，这些古典人文知识毕竟和社会生活实际相隔甚远。为选拔少量的从政人才，却诱使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成天埋首钻研复杂精细的八股文考试问题，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因此八股文越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测验选拔功用，同时也就越造成全民族才思的浪费，或许八股文的长期盛行确有助于提高中国人的智力，但到清末，西人日为有用之学，而中国人仍沉迷于八股迷津之中，对近代社会而言自然是弊大于利［1］(P204)。科举学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在作者的“轻描淡写”中清晰地刻入读者的脑海，使读者尽享理论之美。

作为第一本“科举学”专著，本书难免有些许缺憾。政治、教育、文学、哲学、社会是与科举关系最为密切的五个方面，限于精力、资料与学科背景的制约，“哲学”在本书中没有专章论述；“政治”虽辟有专章，但与其它各章相比，论述略显薄弱。科举学的广博性也决定了全能且均衡发展的“专家”很难出现。总体而言，本书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工作规模恢弘、组织严密、且有创获，在精细中而能见其大，是一部“充实而有光辉”学术力作［6］，为科举学的学科建设确立了“原点”。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荫麟.中国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导读：7-10.

［3］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106.

［4］刘海峰.知今通古看科举［J］.教育研究,2003，(12)：61.

语言经济学导论范文第4篇

学问贵在一个“实”字。科举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实”为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作者接受过十年正规的历史学训练，谨守学问之道，时刻保持一种实实在在的学术态度。《导论》一书虽视野开阔、规模恢弘、着力于理论的构建，但均坚持论从史出，而非以论带史，更不以论代史。作者总是运用微观的史料来严密论证其宏观上的论点。论点的得出，力求建立在所能发现的全部材料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非以是否符合先验的“论点”而定取舍。

要在科举研究领域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成果，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考证功夫。《导论》一书仅列出的参考文献就有中外文论著592部（篇），附录中所搜集的包括中外八国的论著568部（篇）文献也多有参考引用。参考的文献不仅有近人的研究专著、论文，更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不仅包括正史、会典、登科录、题名录、碑录，还涉及诗集、日记、笔记小说、回忆录。若获取资料尚勤，则鉴别资料尚智；取材广博、资料宏富可凸显出作品的厚重，材料真实、恰当方能使作品经受时间的考验。作者细致入微的考证功夫在破解进士科的创立时间时表现尤为明显，作者从正反两方面四条途径进行考证：第一，指出今本《隋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进士科的直接记载［1］(P89)；第二，列举最接近隋代的《旧唐书•薛登传》、《旧唐书•杨绾传》、《通典》、《选举典》等大量可靠史料，这些史料明确表明，炀帝始建进士科；第三，使用“消极性质的史料”推定进士科创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第四，对于有学者依据房玄龄举进士及其生卒年月而得出进士科始于开皇年间，作者首先通过两《唐书》中的具体事例说明，直到北宋年间，进士与秀才互用的例子还很多，进而提出《唐摭言》作者不以大名鼎鼎的唐初宰相房玄龄作为隋代进士例证的反问，来说明房玄龄可能并非进士出身，最后指出研究也不能以个别否定一般。

研究结论的表达也要老老实实，坚持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既不能少说一分以保进退，更不能多说一分附会“论点”，博求异说。例如，关于科举西传是否成立的悬案，刘海峰教授自1991年始先后赴英国、日本，新发现邓嗣禹《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中未涉及的文献近50种，结合邓文加以研读、斟酌，在得到“明确指出英美等国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得出“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1］（P395）的结论。关于乡试录取率的问题，作者指出并无确切记载，而且不同地方的录取比例也不相同，然后在占有相关原始资料以及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从现有的文献来看，顺天和应天府的中式比例较高”的结论。如果作品在最后的结论表达上出现问题——或者已有铁证而不敢得出明确的结论，或者缺乏足够的论据、严密的论证而仓促得出结论，以致事后出现“硬伤”，实为可惜。

二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领域。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专学，它至少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并且其资料繁杂、分布范围殊广。因此，综论性的科举学专著一定要有一个大的视野。非大视野不足以囊括广阔的研究范围，非大视野不足以统摄丰富的研究史料，非大视野不足以整合丰硕的研究成果。《导论》一书以大视野对科举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走出了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局面。

大视野下的科举学，需要一个大的结构来驾驭。《导论》的结构是由总到分。前三章是科举学元研究，为全书行文奠定了基调，统摄全书。第四到第六章是科举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科举的概念、起源、演变、评价做了一个扼要的交代，为读者更深更好地理解下面各章打下基础。第七章到第十八章是分述，其中六章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研究，这六个学科均为科举学中最重要、成果也最为丰硕的学科视角，另外六章研究了科举学中六个基本的问题，人物、术语、文献、法规使科举以整体的面貌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东渐论与西传论则充分体现了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专学。

科举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理论体系。此书力图提纲挈领地论述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进行学说的锤炼和理论的锻造，为科举学打造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以促进科举学走向成熟和完善［1］(P6)。所以，本书在资料剪裁上体现为一种大境界，主要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科举知识或研究科举制度，而是探讨科举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说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1］(P2)。相对于其他独立的科举专题研究，本书在一定意义上着力打造科举学的“纲”，所谓纲举目张，科举学的成熟能够为具体的科举问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背景依托，进而促使整个科举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三

有充分的考据，学问才有根据而不流于空疏。考据是一种特别的功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但若在考据上兜圈子而不能有进一步的工作，则至低限度，这种人是难得有什么思想可言的［2］。“研究”不能局限于事例的罗列、资料的堆积，也不能拘泥于古今中外名人名家各种“理论”的排列组合，而是要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解读出令人信服的意义。考据必进至义理才能开拓其心胸，才能使考据不致落空，真正的“研究”须落脚于义理且离不开义理的阐发。《导论》一书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着眼于理论的探究，通篇贯彻一个“理”字。阐发义理要求作者跃出故纸堆、逃离“大拼盘”，更不能甘于人云亦云，即要有“疑”的特质。《导论》一文疑“废科举后社会表面十分平和”［1］(P109)、疑“书院反科举的特点”［1］(P177)、疑“八股文一无是处”［1］(P217)，等等不胜枚举。

严耕望认为：做研究，要善于对资料进行挖掘，善于理论的提升。《导论》体现出作者善于提炼总结的才智，能够读出资料的空白处，能够通过具体事件找出彼此间的联系，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对前人的成果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而总结出科举学中的一般规律。其中以比喻来描述科举发展脉络乃至影响最为出彩：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了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方许多过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1］(P110)。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已成为历史，研究历史如何还其本来面目乃至古为今用？这需要占有详赡可信的资料，更要有知今通古的智慧。史料不可能完整表达历史，史料本身也不能自动活化为历史。就研究目的而言，鉴古固然可以知今，但就研究方法与策略而言，知今却有助于通古。一个人越了解现实社会的一些问题，也就越容易认识历史上相似问题的真相，在一定意义上，古与今是互补为用的［3］。《导论》一书多次借助对现代考试尤其是对高考的理解，来更清晰地阐述历史上的科举制。例如以现代社会的高考制度所能达到公平的程度来理解科举的公平性进而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以高考作文客观评分之难作为解释八股文长期存在的考试学依据，以“”期间废除高考前夕将其“妖魔化”来比附清末科举的舆论遭遇，都体现出作者用“常识”手段来解决“知识”问题乃至“理论”问题的睿智。

四

创新程度是判断作品价值高下的关键标准。在二十余年科举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的这一新著把科举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导论》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可以说科举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1］(P16)。作者通过对科举不断深入的研究，发现“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4］。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着力挖掘科举制的积极成分。本书在就以往科举能否选拔真才、科举与清末官场腐败、科举与中国科技落后、妇女不能参考非科举之错等问题抒发新见的基础上，又论证了“科举对中国文学繁荣的促进作用”［1］(P206)、“科举制并非统治者愚民的产物”［1］(P217)、“科场案是制度与人发生冲突时解决矛盾的典型表现”［1］(P280)等新的论点。

对一本开拓性的学科专著而言，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并重，对于地位重要、文献众多、价值甚高而又被历史偏见充斥的科举学而言更应如此。本书一方面探究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学科价值、科举学的架构、科举学的旨趣等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科举活动和科举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1］(P29)，科举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P64)，科举制的总体评价［1］(121)，西方文化与科举制的关系［1］(P273)，同年进士的政治学研究［1］(P5)，举人、秀才、童生的宏观群体考察［1］(P19)，科举文物的考古学研究［1］(P26)，科举的经济学研究［1］(P30)等重要问题。

学科建设离不开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导论》一书的贡献还在于方法论上的开拓。由于科举学研究的广博性，其研究对象是已有任何学科所无法包容的［5］。本书作者引入了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科举学，把科举学的研究分为内学研究和外学研究，内学研究就是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而外学研究就是与之密切联系的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的研究［1］(P26)，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涵。鉴于科举为“学”，作者引入了系统论的观点，统合概括各学科独立和分散的科举研究成果并兼顾各学科无法独立研究的边缘和交叉地带，不仅使各学科的科举研究成果会通，而且根据原先不同侧面的平面图像，重构一尊立体的雕塑［1］(P2)。以“大科举观”统整已有的科举研究成果，使科举学研究产生飞跃，达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五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字的优美畅达可以提高学术专著的影响力。文字的表达有四个层次：文从字顺、词能达意；运用自如、文字流畅；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妙笔生花、出神入化。流畅是文字之美的基础，妙笔生花则是文字之美的最高境界。《导论》一书是建立在扎实考据基础上义理与辞章兼具的力作。本书虽是着力于理论构建，但作者能喻善譬使全书通俗易懂，诗文的适当引用令文字产生一种优美的韵感。文章不厌百回改，如此精致的文字既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中文功底，也离不开作者潜心细致的打磨。

本书在理论构建之余，还给人们奉献了一席知识的盛宴，充分彰显了知识之美。它不仅能使研究科举的学者对一些科举公案与热点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普通读者也能籍此对科举知识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作者向读者清新明快地剖析了科举的变迁；简练精要地介绍了科场条例、考试程式与内容；分门别类地讲解了科目、名位、贡院规制等科举术语；条分缕析地梳理了秀才、举人、进士、状元等科举人物；饶有趣味地展示了试帖诗、策论、八股文、状元戏、才子佳人小说等科举文学；兴致盎然地解说了饮食、游乐、社交、建筑、科名崇拜等科第风俗。作者还将题名录、登科录、朱卷、闱墨、试卷等科举文献与东亚诸国科举的概况作为科举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读者分享。做学问要力求深入、力求专精，但其思路应清晰可见，表达应练达易懂。相比时下诸多令专业人员也常难窥其堂奥的玄“学问”，刘海峰教授的《导论》使读者毫无滞碍晦涩之感，尽享思维之乐趣。他带领着读者出入一系列科举的“迷宫”，有赏心悦目之畅快，而无晕头转向之苦恼。作者通过“平淡”的语言，尽显科举学的迷人之处：在谈到科举制废止的仓促时，作者说，那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那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1］(P109)。谈到八股文极端形式主义，作者云，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这是一个人才选拔中的千古难题［1］(P116)。谈到科举考试内容的局限，作者道，这些古典人文知识毕竟和社会生活实际相隔甚远。为选拔少量的从政人才，却诱使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成天埋首钻研复杂精细的八股文考试问题，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因此八股文越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测验选拔功用，同时也就越造成全民族才思的浪费，或许八股文的长期盛行确有助于提高中国人的智力，但到清末，西人日为有用之学，而中国人仍沉迷于八股迷津之中，对近代社会而言自然是弊大于利［1］(P204)。科举学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在作者的“轻描淡写”中清晰地刻入读者的脑海，使读者尽享理论之美。

作为第一本“科举学”专著，本书难免有些许缺憾。政治、教育、文学、哲学、社会是与科举关系最为密切的五个方面，限于精力、资料与学科背景的制约，“哲学”在本书中没有专章论述；“政治”虽辟有专章，但与其它各章相比，论述略显薄弱。科举学的广博性也决定了全能且均衡发展的“专家”很难出现。总体而言，本书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工作规模恢弘、组织严密、且有创获，在精细中而能见其大，是一部“充实而有光辉”学术力作［6］，为科举学的学科建设确立了“原点”。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荫麟.中国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导读：7-10.

［3］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106.

［4］刘海峰.知今通古看科举［J］.教育研究,2003，(12)：61.

［5］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J］.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2)：70.

［6］严耕望.怎样学历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67-68.

语言经济学导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性新发展观民族经济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反映了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趋势的加速和经济文化联系的日趋增强。“全球化”涵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综合互动的演进过程，并与“本土化”交织叠合共存并进，尤其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无法割裂，这就为积极应对提出了要求。影响本国全球化的另一要因是秉持怎样的发展观，这关系到民族性的保持和国家发展的趋向。相关研究已有多种，问世的成果亦如雨后春笋。（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化”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并非今天才出现，中华民族曾对世界做出积极贡献，现在也并不是只能被动待“化”！（2）

一

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也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这种“差异共生”现象的较好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然而，无庸讳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历程中有着不同境遇和利益落差，后者的发展以弱化本土的民族性内涵为沉重代价的实例并不乏见。劣势就会失去“话语权”，其民族经济文化必然面临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但历史发展并非“线性”趋态，如世界经济进入“滞涨”或“不况”时期，中国经济却能克服各种困难包括从天而降的灾难，保持高速增长——这说明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不是绝对的。中华民族在WTO框架下不仅要顺应全球化发展，同时应当光大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有着数千载光辉历程迄今依旧绵延赓续的中华文化，必将在全球化的时代显现其强劲的生命力。

关于“民族”这一概念，学界有着多种界定，笔者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的，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这可以说是宏观层面；二是指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也特指少数民族，这可以说是微观层面，即如今一般讲的“民族地区”、“民族经济”、“民族干部”等。不过，“民族经济”一词在特定语境下也有其他含义，如讲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这就是指中华民族而非少数民族经济了，故而注意语词或概念的历史语境与特定指向很重要。本文即是在上述两个层面上使用“民族”概念的——相对于世界各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而谈本土的区域经济、民族经济时，则专指少数民族。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实而言，除了“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外，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重要问题。以往谈不平衡多指城乡、区域等的差别，笔者认为此外民族经济的反差也是制约中国发展和应对全球化的“瓶颈”！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虽少，但分布地区却占全国面积的63.72%，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及沿边地区。由于历史等原因形成民族交错居住的基本格局，即使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民族自治地区，其他民族所占比例也很可观。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这里的回族只占回族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他回族人口则分布在全国97.3%的县市。据统计我国跨越国界而居的民族就有33个，内陆边境线上多是民族地区。（3）

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这正是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区域。国务院曾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时全国八百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当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40%，而他们的总人口还不足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学者指出：“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加封闭，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原因之一。(4)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发生一些改观，但总的趋势还没有变化。据中国科学院的系列研究报告，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及“生存支持”、“发展支持”、“环境支持”、“社会支持”、“智力支持”等系统的各种排序中，民族地区基本都还处于倒数地位。（5）再一项较为重要的系列研究，是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据此,民族地区基本都属于“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也多落在后位。（6）上述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统计分析的实证方法，具体数据或许尚可推敲，但基本状况和趋势大抵可信。注重和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以量化数据来验证规范分析。

然而，迄今各种研究基本都是以“区域”而非“民族”为基点。当然任何民族都必须生活在具体的区域内，而我国多民族错综杂居的状况决定了同一区域中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当区域经济融聚着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活动而表现为一个总体过程时，不同民族的状况及其变革就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的特征与发展的要素，不加区分笼而统之必然出现若干问题。在全球化大潮中，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隔绝、规避，而不同的民族文化与经济生活及其发展历史与现状，都决定了不应“一刀切”。所以经济变量的分析尤其是“新发展观”在诠释民族经济时，要重视民族文化诸要素，以寻求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发展道路，民族经济研究日益重要。

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民族自治地区只能在区域经济中呈现其一些特性，而在非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研究中，民族的因素大抵不在考虑范围；即使是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研究中，对于不同民族的经济进行分别的研究也是不多见的。从而不难看出“区域”的概念（即使是民族自治区域）并不能准确反映“民族”的经济文化特质与实况，反而在同一个民族相对集中聚居的不同区域，会显现其民族经济文化的鲜明特色。这样一来，无论从现实区划或经济布局还是从研究对象或立论基点来看，经济研究包括区域经济研究的体系与理论方法都面临着创新的时代要求。

尽管区域经济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大体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以“区域”为基点，不能凸显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由于单纯研究“经济”，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直接影响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模式的选择。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不便于深入到区域中民族经济的差异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正是在这种区域性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对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却与当地的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落后成为反差共存体。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或经济“脱贫”，包括对民族地区不断加大投入，但对于民族经济本身的变革以及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关联还注重不够，采用的主要是行政性方式而非市场性的。近年来虽也鼓励民间投资，如“光彩工程”或外资引入等（主要针对西部地区而非民族经济本身），但与中国已加入WTO的现实要求之间差距还很大。因此，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这也有利于分析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或不同区域中同一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面临问题。

二

笔者曾就“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作些思考，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指特定区域（可能是民族自治区，也可能是跨越行政区划的同一民族聚居区，还可能是非民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的民族经济，有别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即民族自治地区）经济。（7）以“民族”而非“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是深化中国经济研究的一条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仅仅注意区域失衡忽视民族差异，其代价将越来越显见。但界定“民族经济”是困难的，达到共识更不易，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却不等于说不必或不能界定，需要努力朝着基本概念的明晰化、共识化迈进。

愚见也受到前人启发，民族经济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受到有识之士重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20世纪80时代就发表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关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意见》、《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等论文，他认为民族地区经济研究是从“地区”角度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可归属于“地区经济”范畴；他注意到这些地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实际，提示民族地区经济包括多民族的经济生活在内。（8）这就点出了一般区域经济研究的缺憾，推动了民族经济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上也有所突破。可惜至今“主流经济学”并未对此更多关注，而是民族学研究者正式提出并开展民族经济学的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就是在80年代展开的。那时已有许多成果问世，198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标志着学科的兴起，也经历了学术积累和学理探索的过程。1979年9月，施正一先生首次提出创建“民族经济学”分支学科，此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奠定了这门新学科的基本框架。（9）20多年来，许多学者从基本理论、学科建设、实地调查、开发战略、现代化进程以及WTO与我国民族经济等角度展开探索，若干有份量的成果包括专业教材陆续问世。（10）特别是，作为一门跨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据统计，民族经济学科90年代培养硕士生180多人，博士生21人，博士后1人，外国留学生10人（11）一批含硕士、博士在内的专业人才队伍逐步扩大，并形成了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为重点的科研群体。此外，还有学者开展“经济人类学”研究，这也是民族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注意到这可能与日本学者栗本慎一郎的同名著作有关，栗本的书提供了许多相关的西文文献和理论方法，他将“文化人类学中的经济人类学”作为一章的标题，其本人是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出身，良好的知识结构为该研究奠定了基础。（12）另外，近年我国已有一些专门研究某一民族经济的著作面世，这也是一种创新探索。（13）

进入21世纪以后，科研的深度、广度都有较大提升，龙远蔚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成果《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颇具代表意义。此研究不仅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史前提；而且针对民族经济研究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探讨，提出了许多新见，将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就现状来看，民族经济研究主要是民族学的拓展，个别为经济学的延伸。以往传统的民族学研究中经济似乎并未作为独立的门类开展专门性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民族经济逐步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可持续发展、反贫困、城镇化以及加入WTO之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走向等等问题的研讨，进一步推动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借助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从而以民族学和经济学交叉为特征的新兴学科——民族经济学，无疑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的特殊价值，这也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虽然80年代以来“民族经济学”作为正式学科名称被收入许多工具书，（14）但至今在学科的名称概念、基础学理、学科性质、理论体系、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上还都存在不同认识。尽管经济类工具书有的将其作为经济学分支，而学科的现实归属为“民族学”二级学科，研究者多立足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基础与科研视野。不过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4版）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分支学科专设类目，说明了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20年多来的发展逐渐成熟。（15）此外，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本质上是属于经济科学的。”（16）那么，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理特性或学科归属怎样更合理？其新兴交叉性学科理论价值到底何在？其发展趋势又将如何?。

有学者提出，“民族经济学就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集团与单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及居住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规律的一门科学。”并认为其主要应研究“民族经济生活、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族经济生活的比较研究、民族经济政策、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规律等。”这有其道理也还有讨论的空间。（17）笔者认为：首先，民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次，它也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但即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也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学。因为主流经济学中尚无其应有地位，而传统的民族学中也大抵不包括民族经济的独立研究，因而它具有若干创新的学理价值。然而，民族经济学并非经济学和民族学的简单“交叉”或“揉和”，而是在更高层面的整合、创新与生成；同时这还关涉到再一个方面，就是文化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可能更恰当，这三者主要是前两者构成了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并整合成更高层面的新的学科领域。从经济学研究角度看，“民族经济学”即是以“民族”为特定对象的分支学科，其涵有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跨学科性质，这也正是新世纪学术创新的重要特征之一。当今“显学”经济学中，有关民族经济的研究还很薄弱，至多在区域或贫困等研究中有所涉及。我国经济学基础理论仍以西方为主，而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更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拓进，还是我国文化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其理论意义十分重大。

仅就经济学而言，国人可能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较大，如张培刚等前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些基础研究应重视，因其具备丰富和深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意义。研究中国问题只靠西方理论不够，应注意从研究对象本身提炼出与规律性、理论性的成果，并上升到理论经济学层面。西方理论方法并非不能用，西方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经济学理论确有若干基础性、普适性价值；但研究非西方国家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否则就会“方榫圆凿”，忽视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特性行不通。此外，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民族经济研究还较薄弱，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经济学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分支并很有发展前景。“中国经济学”是几代人投身的学理探究，如王亚南、许涤新以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前辈学者等都付出过艰苦的努力。（18）笔者近年力倡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民族经济学无疑是中国经济学术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值得认真总结研究。

三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的民族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由于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从而五彩缤纷斑斓多色，不能也不应强求一致。“民族共同体”包括特有的民族文化、习俗传承与特殊的经济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等，这也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所在。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特征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到先进民族和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为本民族经济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发展。因而在民族问题上经济文化的关联性尤为突出，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这些都积淀成为民族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这就是笔者多年来反复重申的“经济文化一体性”。（19）坦率地说，笔者对于民族经济问题的关心，即源自最具这种“一体性”或“关联性”的专业——经济思想史的学理特质。

诚然，“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与“文化现代化”或“全球化”相伴而行，也同“本土化”、“民族化”交织互动。在WTO框架下，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有“全球化”的牵引，也有保持其民族特性与传承的需要。在全球化大潮冲击之下，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如何发展民族经济、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进步，是必须认真研究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正如经济学中“短线决定论”所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不能只看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现代化是不完善的。在全球化大潮中，地区也好、民族也罢必将卷入时代的巨流。如果不使民族区域和区域内的民族两者的经济文化都能适应发展而又保持民族特性，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很难良性、健康而全面地发展，而且区域经济还会导致新的“非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消除民族个性的“同化”，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与保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经济特性之间应当能够走出并存互促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本身，而且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以至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都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脱离了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难有重大的突破。

“新发展观”要求我们不能只看经济数字不顾社会及自然和谐，只讲发展不谈代价。笔者认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并以之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是两大沉重代价，一是文化价值的失衡，包括道德、情感、观念、习俗等；二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包括资源、物种、植被、气候等。当“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之后，文化失衡问题似乎还未提升到“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强调“新发展观”，关键应当将上述两大代价限制或降减到最低，不可偏废；而民族经济学与这两者都直接相关，从而具有促进和践履“新发展观”的学理价值，这也就赋予了对这门新兴学科特殊的时代意义。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民族经济的关系十分紧密，因为西部不仅是落后地区，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这也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契机。开发必须注意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不能不考虑民族经济文化自身的个性与特点，不加区别的“开发”很难成功，更难健康发展，这已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千年发展史所证明；用同一个模式来“开发”不同的民族或区域，不是我们应当选择的。正如强调生物多样性一样，也不应忽视民族经济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化，这在“全球化”、“一体化”时代尤为重要。笔者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以西部开发为中心分析了以往发展模式的缺憾，，探讨“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必须注重区域与民族发展非均衡的差异与代价，提出联系民族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我国秦汉以来漫长的西部开发史，特别是1949年以来三次开发高潮进行重点分析，提出应结合民族经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来考虑西部开发问题，并试图通过探寻具体实施方略的可行路径，诸如将西部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等，以促进大开发进程中民族经济文化的整合与创新。（20）

在全球化的今天，西部大开发、民族现代化都不能忽视历史的经验教训。无论是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还是新发展观的理论阐述，都不能仅仅驻足于注重生态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忽视民族经济文化的传承性与多样性，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密不可分性。正如人类文明大体可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类一样，人的需求在衣食无忧之后，精神与文化需求必然提上日程；而对于精神及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挑战“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同样为民族经济学提供了发展空间。相关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2004年4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新发展观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许多学者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笔者以“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价值与新发展观”为题，陈述了一些认识引起关注。（21）

综之，中国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然而任重道远。正值“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契机，加之“新发展观”的理论倡导，成为民族经济学研究新的发展机遇，这也是中国步入“全球化”进程的有力应对。

注释：

（1）主要如厉以宁等主编：《经济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治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巨流图书公司2001年版；胡鞍钢主编：《全球化挑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庞中英主编：《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刘康：《全球化民族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华孔子学会、云南民族学院编：《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等。

（2）笔者曾就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从一个角度个案研究《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学术界》2004年第5期），提示中华民族传统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论文产生较大反响。

（3）参见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234页。

（4）参见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5）此系列研究集中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自1999年起每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册主题各异的成果报告，迄今已经出版《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7册，可资参考。

（6）此系列研究同样集中了多学科的学者，并置中国于世界现代化的比较之中进行考察，自2001年起每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册主题各异的成果报告，迄今已经出版《中国现代化报告》5册。2004年报告的主题是“地区现代化之路”，注重不同地区现代化的差异与特点，可惜尚未正式研究民族现代化问题。

（7）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论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兼及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中国社科院学术交流委员会编：《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呼唤》，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等。

（8）于光远论文分刊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第1集，宁夏出版社1983年版；第2集，1984年版；第3、4集合刊，1987年版。

（9）主要有施正一：《关于创建民族经济学新学科的几点意见》，1980年1月24日《光明日报》摘发，收入《施正一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发展我国民族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民族经济学研究》第1集，宁夏出版社1983年版；《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等。

（10）著作主要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曹征海、马飚：《起飞前的战略构想——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李文潮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童浩：《民族经济学》，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施正一：《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陈虹、哈经雄：《当代中国经济大辞典·少数民族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施正一主编：《民族经济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文长：《中国经济发展的B面——经济发展与民族利益的整合》，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黄万伦、李文潮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教程》，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竹青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开拓与发展:民族经济学2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杜发春主编：《民族经济发展论纲》，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施正一总主编：《民族经济学与西部大开发论坛》，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显人主编：《加入WTO与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等。相关论文更多，不赘。

（11）参见施正一、张丽君：《民族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中国民族》2001年第6期。

（12）如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施琳：《经济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东洋经济新报社1979年初版。此书影响很大，到1990年第17次印刷，并有王名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

（13）见傅波等：《满族经济与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王剑峰：《桑植白族：经济与社会结构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陈献国主编：《蒙古族经济思想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等。

（14）如中南财经大学编：《经济科学学科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王慎之等编著：《经济学新学科概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马洪等主编：《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全书》，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王培智主编：《软科学知识辞典》，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李行健等主编：《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韩寿根等主编：《学科大全》，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李忠尚主编《软科学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素秋等主编：《当代经济新术语》，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等。

（15）古玲：《“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增设民族经济学类目及思考》，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

（16）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7）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另外如马丽娟：《再探民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可参考。

（18）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奖）；〔YETan,EtymologicalStudiesofCHINESEECONOMICS,SocialSciencesinChina(EnglishVersion),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中进一步考察此问题，这也是海内外的最初探索，专著即出。

（19）关于“非经济因素”，笔者发表了《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发展——现代化主体简论》，《理论信息报》1989年7月17日等；有关“经济文化一体性”问题，有拙作：《经济文化一体性的理论思考》，〈沿海企业与科技》1997年第2期、《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财经论坛》1998年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