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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学范文精选

语言文字学

语言文字学范文第1篇

我国原本有良好的学术评论传统,且都是指名道姓的。例如1935年唐兰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自序中说:“在本书里不免要批评到许多学者的错误。这里面很多是著者所敬服的前辈和密切的朋友。就如罗振玉先生,他对于著者的学业,曾有不少的鼓励。他的一生著述和搜集材料的尽力,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甲骨学可以说是他手创的。但他那种考释文字的方法是著者所不能完全同意的。……郭沫若氏曾告诉我‘昔人有一字之师,今人有一语之敌’。不过,治学问而不敢明是非,还成什么学问。学问本只是求真理。我们找出自己过去的不是,指摘别人的不是,同样,也愿意别人指摘我们的不是”(见该书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第11—12页)。这是何等可贵的学风啊!

王力在《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所刊文《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曾批评著名的语言学家傅东华。非常遗憾的是,可能是由于的大批判严重损坏了批评和批判的名誉,以致后我国语言学界很少展开学术评论,尤其是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即使有星星点点学术交锋,读者也如堕五里云雾,不知是针对谁的哪本书而发。这十分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破就是立”固然不对,但“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塞不流,破中有立”还是合乎辩证法的,应大力提倡。在这方面,夏渌教授专为批评康殷对汉字源流的种种错误解释而写的厚达493页的著作《评康殷文字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夏书出版以前,《光明日报》等报刊曾发文,对康书进行了不少无原则的宣扬,该书竟成了市场畅销品,使不少读者从康书得到错误的知识。遗憾的是同外国相比,学术批评的著述在我国少得可怜。当然,我们充分肯定夏先生十年来带头写学术批评专著的功劳,并不等于说夏先生对每个字的解释都无懈可击,我们也不应对批评者提出这种苛求。

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开展学术评论和批评方面,我们要向外国学习。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曾指名道姓地批评美国的社会语言学家,说他们所做的工作类似收集蝴蝶标本。[①a]他们也指名道姓地对乔姆斯基进行了反驳[②a]。美国著名语言学家H.阿斯勒夫、C.F.霍凯特(1916—)、R.A.霍尔(1911—)都比乔姆斯基大十几岁,照样对乔姆斯基的著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①b]

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人用种种理由反对进行学术批评,其中之一是长辈不宜批评晚辈或相反,晚辈不宜批评长辈。还有人认为,无名小卒不应批评名人,因为我国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这些错误观点严重影响了我国开展学术批评,不利于学术进步,因为学术只有在交锋中才能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还有人认为批评文章没有学术价值,这也是不对的。上面提到的霍尔写了一本著名的书《语言学和伪语言学》(JohnBenjamins出版公司,1987年),它就是霍尔进行学术批评和评论的12篇著名论文的汇编,在国外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对待批评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在其名著《哲学研究》的前言中坦率地说:“自从我在十六年前重新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以来,我不得不承认我在第一本书里所写的东西中的严重错误。在弗兰克·拉姆塞逝世前两年的时间里,我和他作了无数次谈话,他批评了我的想法。他的批评帮助我认识到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之深是我很难估计的。这些批评是强有力的、确定无疑的。不仅如此,我还要感谢本校教师斯拉法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思想所作的不间断的批评。我要为这本书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感谢这种激励。”(见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第145页,三联书店,1988年。)

要开展学术评论,除开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外,首先要大力开展的应是对不良学风进行严厉的批评。学风的好坏是关系学科存亡的大问题。在学术观点上尽可各抒己见,甚至可以从始至终坚持各自的观点,但是在学风问题上是绝不能让步的。尤其是现在已蔓延成风的抄袭剽窃现象,如不刹住,以假乱真,假作真时真亦假,一般读者分辨不出是非,假的著作竟然不断获奖,致使有人觉得这是条获取名利的捷径,这将给严肃的科学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甚至会坑害一代乃至数代青年人。

有人为自己的抄袭行为辩解,说“我抄袭时出版法还没有颁布”。这条“理由”不能成立。早在1920年梁启超在叙述清代的学风时,曾谈到清代正统派的学风的特点,其中有两条是:“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②b]198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言漫话》刊登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已故研究员王伯熙的文章《抄袭剽窃,文败名裂》,其中指出“汉朝人因循抄袭的陋习就已经相当严重。”他举了两个例子:晚清的一个会元和一个翰林因抄袭别人的文章虽然一时获得非分的名誉,却终于文败名裂。王文中引了韩愈(768—824)的话“维古于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可见早在唐朝就有人谴责剽窃,哪里需要等出版法才能认识到剽窃是恶劣行为呢!上引唐兰著《古文字学导论》引言中也指出:“坊间虽罗列着许多……论著,多数是那班一知半解,或竟全无常识的人所剽窃抄纂的,这当然不会有一贯的理论”。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谭永祥在其《修辞精品六十格》(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1994年山西第一次印刷)中揭露《修辞学纲要》(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抄袭他的《修辞例说》《修辞新格》(连同原书的错误);他并引用台湾龙应台女士的话:“温柔敦厚做人或许是好的,但做事、做学问,却是极度不可取的。”谭永祥在其“《修辞新格》增订本后记”中指出:该书“十五个新格,就被《修辞学纲要》抄去了十个,包括新格的名称、定义,连同例句和解说全都‘照单全收’”。不过《修辞学纲要》多次提到谭永祥新立某某格,所以性质同全面剽窃还是有所不同。

《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61—262页的一段,第262的一段连其脚注⑦⑧(在该书第311—312页)原封不动地抄拙文《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第204—207页);该书第257—260页第2节“成语的文化背景”大段抄南开大学中文系向光忠教授的《成语与民族自然环境、文化传统、语言特点的关系》(刊《中国语文》1979年第2期第135—139页),均未注出处。这个责任当然主要应由该章节的编写者担负。该书对前人关于语言和文化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是该书的优点。[①c]

许威汉的《训诂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虽然在后记中注明“因为它是用为教材的,为讲述方便(?),引用陆宗达先生、周大璞先生等著作及其他有关训诂论述中不少例说,未能注明出处,特此说明”;但实际上,抄袭的远非例说,也远不限于陆、周二人。例如,许书分论第一章“训诂术语”第47页、60—64页从内容到文字表述及例子都抄自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所作《谈训诂学术语的定称和定义》(刊《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全不注出处。许书第133—135页关于词义引申的类型只是提到“兹略参照陆宗达的说法”;其实,许书关于词义引申的分类及部份例子基本抄自陆宗达和王宁合著的《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许只字不提此书和王宁,是不好的。[②c]《光明日报》1995年11月1日发表的程黧眉的文章指出:“偷别人的作品与偷别人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要想写出好作品,首先要有好的品德;否则,东抄西抄毁了自己的文,也毁了自己的人。”这是很有道理的。李广田说:“人失真,无人格;文失真,无风格”(见《李广田散文》第1卷第10页,1994年)。针对目前的学风,最后二字可改为“文德”。

不良学风的第二种表现是伪科学不仅渗透到自然科学领域,也渗透进语言文字学。武汉大学中文系夏渌教授给我的信中写道:“东北出版了李蕴的《象数文字学》,并有名家作序,誉为‘另辟蹊径’,但实际是把《说文》解析某一字的字数,主观定为该字‘仓颉造字’的‘天机神数’,他得此天机,能破译全部甲骨文、金文。

“山东某大学某教师,吹嘘得到了‘破译甲骨文的密码’,从而认识了全部甲骨文。传媒广为宣传。

“把算命拆字的迷信和‘军事密码’之类的不相干的东西,套到古文字学科上,大搞神秘主义,以欺世盗名,报上竟大加宣扬,出版社竟准备逐一出版。本是人民群众造字,何来‘象数’和‘密码’?甲骨文三分之二以上,是未见于《说文》的,何得以《说文》有的某字字数,作为解开甲骨文的‘数字值’和‘密码’”。

“卖假药、假酒害死人,社科领域搞唯心主义的假科学,流毒青年和群众,同样害人不浅,该谁来管?社科领域也存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问题,‘打假’的问题。”“文科、社科组织既涣散,学会组织也不够严密,四川成都青羊宫的假《周易研究》为名算命诈骗案就是典型事例。神秘主义、蒙昧主义的东西,往往打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幌子,真假难辨,受害者惑于国家单位的支持,名人的吹嘘,‘国王的新衣’往往能风行一时,无人揭穿。学术界正气得不到扶持,歪风邪气插上名利的翅膀,如虎添翼,得心应手。实际上也存在一个社科研究的体制问题,领导和监督的问题,公开讨论的场所问题。”

语言学界的伪科学最恶劣的表现是徐德江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错误百出的书和他在《汉字文化》上发表的一些同样是错误百出的文章。对此我已在拙文《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驳云林[出版徐德江坏书的科学出版社的责编王人龙的化名]的一些错误观点》(刊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教学》1995年第2期)和《不要胡批索绪尔——评徐德江书文的一些错误》(刊大连外国语言学院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4期)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蜚声给我的信中指出:“学术界的骗子等于盗贼,与出版社串通一气,是贪污腐化的一个变种”。天津师范大学外语部英语副教授顾钢在读到我的上述两篇批评徐德江和王人龙的文章后给我来信,指出:“现在学术界不是有没有骗子的问题,而是骗子有多少的问题。目前,急功近利的社会思潮孕育了一批骗子,其中不乏学术骗子。与别的骗子相比,学术骗子的隐蔽性和危害性都更大。他们往往拉大旗作虎皮,把质量低劣的‘学术’作品推向社会,骗取名利。在学术骗子中,靠剪刀浆糊欺世盗名的骗子自然可恨,那些自我标榜有‘创见’的骗子更加可恨。他们传播错误的观点,贻误一代青年。过去几十年才造成一个大师,而今天似乎一年就可以出许多大师。学问似乎越来越容易做,因此对这种毒化学术界的骗子必须给予毫不留情的鞭挞。”

不良学风的第三种表现是自我吹嘘和互相吹捧。自我吹嘘最恶劣的事例是自封为教授的徐德江,把他错误百出的观点自我吹嘘为“徐德江公式”、“徐德江学说”、“徐德江理论”。对此我已在拙文《80年以来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回顾和反思》(刊《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4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徐德江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将这种吹嘘进一步升级。徐德江在他任实际主编的《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第33页借法国一名汉语教师白乐桑之口,吹捧在巴黎举行的第27届国际汉藏语和语言学会会上他的连文题到内容都错误百出的发言《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言》[①d]“对汉语、汉字理论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其实,巴黎会议上一百余人都不屑于听他的发言,只有四个人参加轮到他发言时的会议:两个是分组会议的主持人,一个是台湾的学生,一个是我。我是专为批评他的发言而参加该分组会的。(详拙文《学术讨论时不应谩骂——兼评〈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的几篇文章》[①e])。接着徐又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3期第49页自我吹嘘,说:“他……的论著……代表着当代[②e]汉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遗憾的是,类似的无原则吹捧并非个别。海南大学教授鲁枢元的《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在语言学方面错误百出,严重歪曲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思想,还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我已写了两万五千字的长文《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必须首先掌握语言学理论》(刊《北方论丛》1996年第5期),对该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该书责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白烨尽管在该书序言中说他读该书稿时,带着挑剔眼光,却根本没有看出这些错误,相反在该序中吹棒鲁枢元具备“真诚的治学品格”,该书“是一部在角度上、立论上、语言上都卓有特色的好书”,“很光彩耀人”,并称赞鲁君在“语言学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称他为“理论家”。

《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发表的韩少功致鲁枢元的信,竟吹捧鲁的错误百出的《超越语言》为“快餐式的十全大补”“有里程碑意义”。

申小龙的自我吹嘘也令人作呕。他居然说“中国文化语言学……对汉语的本体论和研究方法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系统的新学说”(见他为他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丛书》[实际只有四本]写的总序)。苏新春竟赞同这种自我吹嘘(见戴昭铭主编的《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北方论丛》丛书,1994年]第27页)。1995年10月5日《光明日报》第七版以首篇位置发表胡以申的文章,也对申小龙的所谓“文化语言学”进行了无原则的吹捧,说他“在‘文化语言学’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我在拙著《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38—39页等著述中早已多次指出,从语言看文化,是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古生物学和词与物等学派早已研究过不知多少遍的老课题,因此,提出“文化语言学”这个新术语,并不等于开创一门新的学科。即使就我国来说,现在这些所谓“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拓者所谈到的许多内容也早已是我国的训诂学著作探讨过的问题。例如,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三章就详述了“《说文解字》中所保存的有关古代社会制度、生产、科学、医疗学的资料”。陆著《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年)也有专节“通过训诂了解和研究古代社会及其科学文化”。因此,申小龙等将所谓“文化语言学”称作“新学说”,这就像俄谚所述,无异于“发现了已被发现的美洲”。

不正学风的第四种表现是一稿多投。申小龙数年内出了20多本书,有一些是大同小异的内容(包括抄袭他人著作的部份)经过重新组合或改头换面,用不同的书名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

关于学风,我国朴学有良好的传统,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已故张舜徽教授在其《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前言中有一段话谈到乾嘉学派中“有的学者,甚至将毕生的心思才力,投入一部书的深入钻研。当时朴实治学的精神,形成了风气,各效所能,写出了不少专著,留下了丰富成果,给予后来研究古代文字和整理文献遗产的人们以莫大的方便。这种成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湮没。”反观我国现在个别中青年,可能是受我国目前商业界出现了一些暴发户的影响,急功好利,写书和写文章,往往粗制滥造,信口开河,甚至抄袭剽窃,不以为耻,反倒批评别人“急功近利”(见下引《中国文化语言学》第166页),并且用一些歪理为这种行为辩护。例如申小龙在《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65—167页)居然反对“立论(要)无遗漏地寻找经验材料的‘证实’”,鼓吹“‘痛快’、‘偏颇’之论往往是至理名言,真知灼见”,“一些新思想的提出,其意义并不在于考据(?),而在于振(申误作“震”)聋发聩”;申甚至“鼓励冒险”,活脱脱地流露出一种急于求名的心态。《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陈冬生等三人的文章《树立科学的现代争鸣意识》竟然同意这些谬论,将它奉为“科学争鸣意识”。

近年来,在开展学术批评方面起了良好带头作用的刊物有《中国社会科学》《福建外语》《外语学刊》《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湖北大学学报》《现代外语》等。《北方论丛》虽然发表了大量文章,对申小龙进行无原则的吹捧,但也发表了一些批评他和其他人的文章。根据不精确的统计,在语言学和文字学方面发表批评文章最多的刊物是《福建外语》和《北方论丛》。遗憾的是某些语言学刊物对上述种种不良学风几乎是不闻不问,仿佛身居世外桃源。这只会助长语言学界的这股浊流继续泛滥。没有强大的学术批评,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徐德江的错误百出的所谓论文竟然收进《小学新实验课本·语文》的“教学指导文选”(见《教学实验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09页,1994年),流毒甚广。后果之二是台湾新学识文教出版社竟要求购买申小龙的全部著作的版权(见申小龙:《语文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前言”第10页)。这只会影响我国大陆的语言学声誉。《光明日报》1995年10月12日第2版的头条新闻“艺德建设是文艺界的重要课题”。我觉得,这一精神同样适用于语言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

从这些年来上述种种乌烟瘴气的弥漫,我们应得出深刻的教训:学风的衰败,固然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在学术界的反映,另方面也因为我国大学教育中仅注重知识的传授,严重忽略了文德和学风的教育。建议我国大学将宣传出版法、遵守出版法、尊重他人劳动作为大学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或者在大学德育中包括上述内容。要使全体教师和学生认识到,著述(包括毕业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中的抄袭和剽窃行为,其性质如同考试作弊,是应受到严厉的制裁和处分的。

徐纪敏在《科学学纲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1,493页)指出:“科学家的业绩表明,道德之光常常燃起智慧之火,而一切道德堕落的人必将走上与真理相违背的道路,从而毁灭他科学的生命”。

这些年来不正学风蔓延,除当今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外,有关出版社也有一定责任。他们中的某些人或不熟悉语言学专业,或审稿不严,或一窝蜂地就相同的选题(如“文化语言学”)向同一个中年作者约稿,致使他不得不走上剪刀加浆糊的错误道路。

(二)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中外古今偏废任何一方,都可能给我国语言文字科学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唐兰在上引《古文字学导论》(第28—29页)上说:“近来学术界有一种风尚,崇信异国人所做的中国学术研究,而把自己的专门学者看成‘东家丘’。异国人的治学方法,可以钦佩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他们也有所短。即如语言和文字两方面,语言声韵是他们所能擅长的,文字训诂却就不然。有些人瞧见异国人对语言声韵研究得很有些成绩,就去推崇这一类学问,因之文字学就不被重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这是很有道理的。遗憾的是他的这些话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加之陈伯达一度推行错误的“厚今薄古”的方针,以致我国在一个时期曾将传统语言学,尤其是文字学和训诂学的研究打入冷宫。打倒,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局面才有所改变。这个教训值得深刻记取。然而,对我国传统语言学,包括训诂学的重视还是很不够的。我国和北师大最早的博士生导师、被誉称为章太炎黄侃学派奠军、学富五车、著名的国学大师陆宗达教授(1905—1988)所著《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和《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年)是打倒以后出版的最早的两部传统语言学著作,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复兴,起了很好的带头和推动作用。《说文解字通论》在痛斥污蔑《说文解字》为“尊崇儒家,反对法家的典型著作”之后,用一章篇幅客观地指出了《说文解字》的巨大成就和局限性;因此这两部书培育了打倒后的几代学人,是高等学校传统语言学的重要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我本人从中受益极深。正是受这两本书的启发,我才得以发表七篇“比较词源学”的论文。

厚今薄古的思潮至今仍有反映。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语文建设》1995年第8期用显著位置发表的文章“语言文字工作的旗帜”。该文正确地呼吁进一步推行简化字、推广普通话、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正确地批评了反对这一方针的个别人,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人“在选择第二语言、第三语言时,汉语排在第五位、第六位”,[①f]这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但与此同时,该文说:“现代化既有建设力量,又有破坏力量……回想近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几次前进,是不是破坏呢?白话文就破坏了文言文,横排就破坏了竖排,挡都挡不住。现代化也是一种革命,它是不买你的帐的。你死抱着国粹,它就把你扔掉拉倒,什么国粹都没了。……用简化字还是用繁体字,是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谁影响谁的问题。我们先进,为什么要向落后看齐?”在我看来,这段话有以下几点欠妥:(1)后,白话文只是取代了文言文作为广泛使用的书面语言的地位,并没有破坏文言文。白话文是文言文的继续,二者之间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有许多相同的部份,前者从后者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至今文言文还是中学、特别是大学,尤其是中文系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钱钟书还用文言文撰写了有很大学术价值的四卷巨著《管锥编》。不学文言文,就无法研究、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的文化;即使是当今的文人学士,不学文言文,就无法从根本上提高运用书面语言的能力。现代优秀的白话文作家,几乎无一不具有深厚的文言文功底;(2)横排与竖排只是印刷排版的问题,同“中国语言文字的几次前进”是两回事,何况现在横排并没有破坏,也没有必要破坏竖排。我国大陆的图书固然绝大部分改为横排,但报纸的标题既有横排,也有竖排,可见竖排并未被破坏。(3)什么叫“国粹”?《现代汉语词典》对“国粹”的解释是“旧时指我国文化中的精华(含有保守或盲目崇拜意味)”[②f]。笼统地说“谁死抱着国粹,它(指现代化)就要把你扔掉拉倒”,很容易挫伤至今仍在学习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许多人的积极性。也许该文所说的“国粹”是指繁体字?那也很不妥当,关于这点,下面我即将谈到;(4)说“用简化字还是用繁体字,是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或把繁体字说成是“国粹”,很不恰当。一是我国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人至今还在广泛学习和使用繁体字;二是同志1992年12月14日明确指示“海峡两岸的汉字,当前可各自维持现状(指台湾可继续写繁体字);……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写繁体字,还是写简化字,应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可以悉听尊便”;因此把用繁体字说成“落后”、“国粹”,很容易伤害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使用繁体字人的感情。何况台湾尽管政治上落后,其经济和技术在某些方面并不落后,我们还在不断地引进台资,因此笼统地说“我们先进,为什么要向落后看齐”,似乎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对台政策。

另一方面,对待外国语言理论至今也有人持排斥态度。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1)申小龙竟然断言:“西方语言理论及其方法基本上不适合汉语的文化特征”(转引自戴昭铭主编《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第24页,《北方论丛》丛书,1994年,哈尔滨)。且不说“汉语的文化特征”的涵义不明;其实,申小龙自己的实践同他的这一见解也是相左的。他的《语言的文化阐释》(上海知识出版社,1990年)大量抄袭了国人介绍或翻译的外国人的著述。

(2)《修辞学习》1995年第2期发表了拙文《修辞学在西方认知语言学中有跃居首位的势头》,接着该刊第3期发表了复旦大学教授宗廷虎的文章《汉语修辞学21世纪应成为‘显学’——读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札记》。我们的这些论断是根据西方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现状做出的。看不到原著的读者不妨参看《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3期所刊赵艳芳的文章《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上述说法绝非信口开河。《修辞学习》同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显学”问题的思考》。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讨论,是好事。遗憾的是该文给宗文扣上了“把老祖宗丢在一边”“凡事‘言必称希腊’”“以洋律中”等莫须有的帽子。宗廷虎在其《再论汉语修辞学21世纪应成为‘显学’》(刊《修辞学习》1995年第5期)已对该文进行了正确的反批评。我国对外开放、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不到二十年,我们对外国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包括修辞学理论)不是知道得太多,而是太少太少,因此上述帽子很不合适,不利于在宏扬祖国语言文字科学优良传统的同时,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把我国的语言文字科学推向前进。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言必称希腊”,是针对当时的教条主义者照搬外国革命经验,不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用那时的批评针对我国今天的语言科学研究现状,很不恰当。

此外,从根本上说,笼统地反对“以洋律中”,是不正确的。世界上的语言虽然有民族特色,但是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语言的共性通常大于个性,这正是不同语言均可互译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详见前面提到的拙文《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必须首先要掌握语言学理论》)。在修辞方面,共性更多。我们所知的语言都有共同的辞格就是明证,只是辞格的表现方式往往因语言而异。关于语言中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于全有的文章《语言研究的个性和共性与文化语言学的价值取向》(《语文研究》1995年第3期)说得很好,可参看。关于语言研究中的各种关系,王宁教授给我的信中说得很好:在当前语言文字研究中,“忽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导研究,把现实与历史对立起来的有之;把国内与国外对立起来的有之;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的有之;把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的也有之(按后一对立是申小龙观点的主线——伍)。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杨自俭教授在《山东外语教学》1995年第1期所刊《关于语言研究的几点想法》说得也很好:“语言研究要处理的关系主要有外国的和中国的,历史的和现在的,理论的和应用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在处理这几种关系上我赞成走中庸之道,就是说要两者并重,或者叫两手抓。我们所走过的弯路、所犯的错误,差不多都是偏离了中庸所造成的,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真理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学的进步依靠处理好矛盾双方的关系”。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沈家煊给我的信中写道:“目前某些从事汉语研究的人有过份强调汉语特点的倾向,对语言的共性注意不够。有些人甚至认为汉语是十分特殊的语言,跟世界上其他语言都不一样,西方已有的语言理论对汉语根本不适用,使研究者误入歧途。这是一种很狭隘的观点,既不利于汉语研究的发展,也不利于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对国外已取得的成果借鉴不够,过分强调汉语的特殊性,用西方语言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种老生常谈来代替严谨的科学研究。这是在走回头路,不是前进。”

可能是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曾经实际上推行过闭关锁国的政策,也由于我国汉语界的许多教师和研究工作者不能阅读外语原著,以致我国语言学界某些人仍对外国理论采取排斥态度。而且,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在一部份人中间,越是外语不好,越有排外情绪。当然,我国有些懂外语的人在介绍国外理论时有时没有选择精华,深入浅出,结合汉语实际,致使有些人觉得外国理论深奥,高不可攀,也有一定责任。其结果是现在海外华人(包括从大陆移居海外的学者)在借鉴外国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方面,有些人已走在大陆前面。在我国大陆出版的他们的著述有:(1)美籍华人屈承熹著:《历史语法学理论与汉语历史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2)美籍华人戴浩一、薛凤生主编:《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同上出版社,1994年);其作者大部分为美籍华人;(3)南开大学石锋编《海外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文出版社,1994年,其作者大部份是我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移居海外的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叶蜚声教授给我的信中写道:“适用于汉语分析的国外新理论,一般总是在国外首先试用。各国都有研究汉语的队伍,以华裔学者占多数。他们的研究动态和成果,往往为我们所忽视。他们身在国外,最了解国外的新理论,并且抢先使用于汉语,他们的著作反映出哪些理论适用于汉语,如何应用,成效如何。了解这方面的动态对我们有直接的参考作用。必须有专门的单位加以关注,每年作出综合的介绍。”

造成上述后果的原因很多。除大陆人材流失这一客观原因外,另外的原因是大陆部份学者认识上有上述偏差,我国大学中文系对外语和学习外国语言学理论不够重视,外语系则很少传授我国传统语言学知识,以致这两个培养语言学工作者的主要部门都有偏废一方的缺点。杨自俭教授在为《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增刊》所写的“写在前面的话”中也正确地写道:“从全国看,外语教师普遍不注意提高自己的中国语言文化水平,很多人不懂得,中文水平上不去,外语水平也不易上到较高水平的道理;学中文的教师普遍不注意提高外语水平,很多人不懂得恩格斯所说:‘要了解本族语言的材料和公式,就必须追溯这些材料和公式的形成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一不顾本族语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各种活的和死的亲属语言,那末,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9页[我根据德语原著,对中译文作了订正——伍铁平])”。他在亚洲翻译家论坛论文《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中建议:“改造现有的中文系和外语系。在中文系提高外语的要求,在外语系提高中文的要求,都要突出中外文写作训练”。

值得大声疾呼的是,如果我们不正确处理好中外古今的关系,如果不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听任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懂外语的知识分子大批地或流向外企,或流向国外,或不得不大量兼任业大、夜大、函大、电大等基础课程,没有时间从事必要的科学研究,难以提高业务水平;加之离退休人员增加,脱离教学与科研工作,从事非专业性工作;其结果,不仅海外华人的研究水平有可能超过我国大陆,外国人对汉语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也可能超过我国。例如,美国的白一平(自取中文名,英文名W.H.Baxter[1949-]著有922页的巨著《汉语音韵学手册》[①g](MoutondeGruyter出版社,1992年),独联体的C.A.斯塔罗斯金博士(1953—)著有724页的巨著《古汉语音韵系统构拟》(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9年)。我没有读到国内外对这两本书的评价。不论如何,外国人能写出这样大部头的著作,其中总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没有看到国内这几十年出版过篇幅这样大的音韵学专著,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愧的。

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据韩国来我校学习的博士生说,韩国教师的地位和待遇都很高,学生尊敬和爱戴自己的老师如同对待自己的父母,因此韩国人以当教师为荣。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派到我国学习的人数极多。仅北师大就有七十余人。除十几人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学习基础汉语外,其他都在中文系学习汉语语言文字学或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或民间文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种大规模地派留学生出国(均自费)的做法,必然大大提高韩国的学术水平。以人口比例计算,韩国派出的留学生的数目,比我国不知要超过多少倍。

(三)大力提高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文化水平和外语水平。

举几个例子说明现在大学教师知识水平滑坡的现象:

(1)有位大学教师在其《超越语言》中将俄国教育学家乌申斯基(1823—1870)误作“苏联教育心理学家”;该书还有许多有违语言学常识和其他常识的错误。另一位研究人员在其《当代跨学科语言学》中则将乌申斯基误作苏联语言学家。还有一个著名大学英语系获硕士学位的讲师多次将“不可救药”写成“不可救要”。

(2)有位大学的副教授在其译著《列维-斯特劳斯》中将英法之间的“多佛尔海峡”误译为“多佛尔大街”。申小龙在其《语言的文化阐释》第209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上原封不动地重复这一错误。两个出版社的编辑都未发现这一常识性的错误。

这类知识性错误也见于科研机关和出版社中的高层次知识分子的译著中。例如:(1)有位研究人员所译的杰利·罗杰瑞(自取中文名)的《汉语概说》,至少有20%以上是误译,而且加进了译者的一些原则性错误论断(如说“汉语方言是不同的语言”;“汉字不合国家改革的需要”),糟踏了外国学者的一本好书。详见拙文《翻译科学著作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刊《外语与翻译》1995年第4期)。

(3)《拉丁语汉语词典》(1988年,第400页)将拉丁语的penis(阴茎)译为“男性成员,男会员”,因为该词典是翻译《拉俄词典》的产物,在俄语中мужскойчлен(阴茎)中的член有“器官”和“成员”二义。这种种被人们传为笑柄的错误都说明我国现在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素质下降。这类常识性的错误在前的出版物中较少出现,[②g]所以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大力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文化水平和外语水平。

鲁迅在《二心集》中说过:“语法的不精密,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句话说,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语文教育,包括语法教学,是提高人们整个文化素质的重要环节,万万不可忽视。现在社会上不少名流写文章,经常不区分语言和文字,就是因为缺乏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因此现在有些大学、特别是业大、夜大、电大、函大的外语系,又将语言学概论课程砍掉,是极不妥当的。

参考文献:

①a详《许国璋论语言》第197—206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

②a见戴尔·海姆斯《论交际能力》等论文,中译文刊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①b阿斯勒夫的批评见于他所作《语言学史和乔姆斯基教授》(刊美国《语言》杂志1970年第3期)。霍凯特批评乔姆斯基的学说“误入歧途,引入大量中世纪的僧侣哲学,致使语言学工作者舍本逐末,劳而无功”(见霍凯特为其《现代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写的序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计,1986年)。霍凯特和霍尔还有专著批评乔姆斯基,见后。

②b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①c该书内容方面也有一些错误。例如第261页上说:“西方语言,如印欧语系和阿非罗-亚细亚(闪-含》语系的语言,属于屈折型语言。这一类型的语言有着丰富的前缀和后缀”,这不对。第一,印欧语系中包含亚洲一些语言,不全是西方语言;闪-含语系的语言主要在非洲;第二,屈折语的典型特征不是有前后缀,这是分析语和粘着语也有的特点;第三,印欧语中的现代英语不属屈折型语言,而属分析型语言。

②c到了许威汉主编的《现代语言学系列》中的第二本书申小龙的《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6—205页,申只字不提许抄自陆、王书的许多段落、而仅提许,于是把陆、王的首创权都错误地归功于许了。

①d申小龙在上引《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第226页上居然肯定性引用徐德江的荒唐言论“文字是书面语言”。

①e刊《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②e请注意,连“中国”二字都没有,大概自认为是全世界的最高水平吧!

①f这对过高估计汉字和汉语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人,不失为有力的反驳。

②f其实这个解释并不全面,至今人们仍用“国粹”一词,而且有时用于褒义。如《语文建设》1995年第10期所刊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程祥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章,题目是“五洲华人弘扬国粹(指‘绝对求偶’)的盛举”。

①g原文是handbook。顺便说一下,有些英文词典对此词注为“smallbookgivinguseful

语言文字学范文第2篇

摘要:解构主义是对逻辑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想的反叛,它为当前学术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解构主义视角下观察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优良传统。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必须破除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同时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优势,以多元的研究方法,从汉语的事实出发,走汉语言文字学自主创新的道路。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12]何九盈.汉语三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256. [13]王宁.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自主创新[M]∥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7-27.

语言文字学范文第3篇

一、加强领导,将语言文字工作落实在学校的制度建设中

自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以来,我校积极贯彻执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大力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进程。学校成立了一把手校长总负责的语言文字工作领导小组,各处室通力协作,各司其职,形成语言文字工作管理网络。在具体操作上,把语言文字工作列为学校的一项重点工作,做到工作前有计划、工作中有落实,阶段后有总结。学校分管领导每年召开专门会议,认真学习上级有关语言文字工作文件精神,专项研究布置工作任务,研究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制定细则,组织培训,实施测试,增强了全校教职工做好语言文字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为推动全校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我校还制定了《盐城市第二小学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盐城市第二小学语言文字工作实施奖惩细则》、《盐城市第二小学师生用语用字规范》等规章制度,为我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全校在职教师100%参加普通话培训测试,达标率为100%,学校将通过普通话测试作为教师资格认定的必要条件,作为教师聘任、考核、选拔、晋升的必备条件。

二、加大宣传学习力度,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学校利用小号手广播站、小号手电视台、橱窗、升旗仪式、黑板报、主题班会等各种渠道和方式,多管齐下,大力宣传语言文字规范化,在全校师生中达成共识,掀起热潮。校园内有固定的宣传语言文字工作的标语、张贴画,校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等公共场所都设有使用规范语言文字的指示牌。

教师队伍是学校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只有充分抓好教师的语言文字工作,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水平的整体提高。我校认真组织教师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汉语拼音方案》、《江苏省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等法律及规章制度。学校领导把这项工作用为提高学校现代化管理水平、树立学校良好形象、提高师生文化素质的重要工作来抓。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活动,增强了全校教职工语言文字法规意识,进一步明确了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提高了我校语言文字工作依法管理的整体水平。

三、提高师生语言素养,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卓有成效

学校积极搭建舞台,提升师生语言素养。结合每年全国“推普宣传周”活动,学校精心规划、科学组织,开展形式灵活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教师演讲比赛、课文朗读比赛,学生课文、诗歌朗读比赛,教师“三字一话”比赛,学生书法比赛、“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为主题的征文比赛,以“讲普通话、写规范字”为主题的电脑小报、手抄报比赛,使师生在不断历练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提升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我们还努力将工作引向家庭、社会,通过教师之手,牵动学生的小手,拉动家长的大手,使普通话由校园语言迈向社会语言。

学校在丰富的文化传承中积淀,在积极的实践创新中发展,从而使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我校在市级教师演讲比赛中,多次荣获得一、二等奖;学生在演讲类比赛中,获市级比赛奖6名,在征文类比赛中,获全国一等奖6名,省级比赛奖29名,在书法类比赛中,获全国奖17名,省级奖35名。

四、结合办学实际,将语言文字工作融于教育教学管理的全过程

在教学流程管理的各个环节中,我们都注重语言文字的规范。我校将用字规范化作为提高素质教育质量的一个方面,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并明确要求:教学过程中必须讲普通话、写规范字,除书法作品外(倡导学生硬笔书法作品使用规范汉字),不得书写繁体字、异体字,尤其不能出现错别字。学生要学习使用普通话和能正确识别、书写常用汉字,学生作业、考卷等要用字规范。为更好落实此项规定,学校加大了监督检查力度,通过定期不定期检查,引起全校教师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过程中,既培养了教师严谨的教风,又养成了学生一丝不苟的学风。

在教育活动中,学校每学期举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推普周专项活动,师生互动,人人参与,形成系列。学校把说普通话、写规范字作为学生行为规范教育的重点并形成学校特色。为了整治不规范用字,师生共同参与,在校园、社区开展“啄木鸟”行动,将学校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优势向社会辐射。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学校的用语用字环境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在校园里设置了造型别致的语言文字规范永久性宣传牌,与优雅的校园环境相衬相映,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时时处处追求语言文字应用的品位和规范。

五、努力实践,形成特色,将语言文字工作向学校的各个领域渗透

就教育的功能而言,学校责无旁贷地担负着语言文字教育的任务,肩负着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职责。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小组依据“把提高学生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要求纳入培养目标和课程标准,纳入学校的工作日程和常规管理,渗透到德育、智育、美育和社会实践等教育活动中”的精神,从依法治教和加强素质教育的高度,在已有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积极探索,努力实践,形成特色,构建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平台。

(一)课堂——学习语言文字的生动乐园

小学阶段是孩子较为系统地学习语言的开始,听说读写是一个人能不断学习、求得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和能力。课堂是语言文字学习的主要阵地,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强调拼音的使用、笔画的规范,强调遣词造句、标点运用、行款格式的准确,因为这些都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元素;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强调讲标准的普通话,写规范的汉字,因为现代高素质的人应具备的长于言辞,善于表达,才思敏锐,敢于创新的素质,都需要有准确精当地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来支撑。近年来,我们在各科教学中力图通过多元、开放的学习和评价,来实现对语言文字工作新内涵的解读。我们通过分阶段有序地测试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让学生在学习的经历中体验语言文字的魅力。我校根据低年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尝试先识字后写字,通过扩大识字量达到提前阅读的目的。我校连续多年在低年级实行“听说测试”,全校教师与学生们一对一地进行零距离的语言接触。测试的内容丰富而多样,有时抽读生字卡片,有时选读短文发表看法,有时听一个故事片段,看一个动画镜头,进行复述、质疑,有时展开想象,合理续编故事。到了中高年级,试卷内容力求体现选择性、开放性、拓展性,还要有儿童的趣味性。在落实基础知识的同时,我们还融入具有时代感的实用性试题,如新闻分析、诗歌创作、表述个性化的座右铭、整合多篇文章进行归纳等等。学生体验到语言学习的内容是丰富的,展现自我能力的多元学习是快乐的。学生在充满童趣的实践中切实地提高了说普通话、用规范汉字的能力。

(二)校园——感受语言文字的美好天地

我校的校园环境优雅舒适,是文化底蕴丰富的学习天地。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都是学生感悟生活、学习语言的活教材。

我们组织低年级的孩子为学校写爱护花草树木的提示语,在中高年级的学生中征集对于“快乐”的个人箴言,征集“校园十大景观”的文字介绍,让学生以自己的眼光去找寻、去描绘校园的不同景致。在青绿的草坪上、在整洁的小路边,你会看到这样天真的话语:“留下你的微笑,不留你的脚印。”在宽敞的走道里,“好心情是我们的财富,快乐是我们的加油站!”的标语让你心动。在每一个教室门前的展板上,孩子们都为自己的班级取名,自豪地亮出他们的班级目标。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营造附小人文环境的生动氛围,孩子们用他们充满个性、洋溢童真的语言文字来优化自己的校园。

(三)综合活动——运用语言文字的广阔空间

在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领域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语言文字教育资源,我们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力求开发和活用这样的资源,创造性地开展综合性活动,拓展学习领域,突破学习时空,让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生活,多方面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朗诵、讲故事比赛、书写比赛、“啄木鸟”行动是我校规范语言文字工作的传统项目,另外,各年级从学生的不同年龄特点出发,还开展了各种特色活动:在与信息技术整合方面,学校组织在校园网班级网页中出版班级作文集、个人文集,让学生参与各类话题的在线讨论。在社会实践方面,学生手捧自办的学习小报在校门口、社区、公园开展“义卖”活动,将义卖所得,捐献给希望小学。在探究活动中,学校引导学生进行“二小在盐城市区知名度的调查”,结合数学统计知识完成了小型报告,学生得到了珍贵的学习体验。在对串场河考察的活动中,学生发起了写“一封家书”的倡议,使课堂上的知识在生活中得到了真实的锻炼。学校还组织学生去新华书店读书买书,感受书香浓郁的学习氛围。学校还举办了“小鬼当家——学做主持人”的活动,学生兴致勃勃地考察了电视台,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学习与锤炼语言的机会。此外,《小号手报》的文字撰稿、小号手广播站的“古诗吟诵会”、小号手电视台的“课本剧场”、小记者团的“采访实录”、小礼仪队的“我当小小接待员”……这些都是我们二小学生语言文字学习的舞台,也是附小语言文字工作充满童趣的亮丽风景线。通过丰富多样的综合活动,学生规范了言谈举止、体验了真实生活、形成了交往能力、提高了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水平。

语言文字学范文第4篇

1、部级、省级播音员、主持人要达到什么普通话等级?

2、根据97年省语委文件,对普通话不达标的师范生如何处理?

3、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词语的标准是什么?

4、我省普通话测试包括哪些内容?

5、规范异读词的标准文件是什么?

6、社会用字的含义。

7、社会规范用字包括那四个方面?

8、学校在推普工作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

9、应该如何处理招牌、字号上的不规范汉字?

10、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

11、机关在推普工作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

12、《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中年代、月份、日期的表示方法

13、(判断正误)《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普通话。”

14、(判断正误)规范社会用字的重点是抓城市用字。

15、(判断正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普通话水平测试必须有3名省级测试员和2名部级测试员方有效。

16、(判断正误)所有面向大众的示意性文字都是社会用字。

17、(判断正误)根据有关规定,企业字号不符合规范的,必须在醒目位置放置由规范字写成的招牌。

18、(判断正误)省级播音员、主持人的普通话必须达到一级乙等水平。

19、(判断正误)姓名中的繁体字可以保留。

20、(判断正误)各级语委是主管语言文字工作的职能部门。

21、(判断正误)广电部门应该在推广普通话的活动中起示范作用。

22、(判断正误)城市语言文字工作的重点是机关、学校、广电系统和窗口行业。

23、(判断正误)江苏省普通话测试包括读单字、读词语、判断、朗读、说话五项。

24、(判断正误)学校推普的重点是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和中小学。

抢答题

1、对违反社会用字的单位个人的处罚方法。

2、“薄弱”(bo)、(bao)

3、国家对教师的普通话等级有什么要求?

4、请说出政府对社会用字管理的具体方法。

5、平翘舌音区分指的是什么?

6、规范汉字的三个主要依据是什么?

7、《工商……84号令》规定的广告文字所指的范围是什么?

8、《工商……84号令》规定的广告不得出现哪5种情况?

9、请说出5部有关推普的法律法规。

10、请说出《义务教育法》关于推普的规定。

11、“三季度”中的“三”用汉字还是用阿拉伯数字?

12、请说出《汉语拼音方案》中隔音符号的使用规则。

13、请说出“冠心病”的读音。

14、请说出《异读词审音表》颁布的部门、年月。

15、请说出“挨打”的读音。

16、请说出江淮次方言声母方面与普通话的主要区别。

17、y、w是不是声母?

18、请说出《工商……84号令》对使用外语的有关规定。

19、ü为什么有时可以省略两点?有时不行?

20、“开花结果”的“结”是阴平还是去声?

21、请说出《汉语拼音方案》字母表读音

22、请说出“凹”的笔顺和笔画名。

23、《汉语拼音方案》的内容有哪几部分?

24、“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拼音缩写是什么?

25、“了解”的“了”是“liao(望)”的简化字吗?

26、请说出“供奉”的读音。

必答题(集体回答)

注音:怙恶不悛、博闻强识、返璞归真、自给自足、着急、着落、好着呢、着数、含英咀华、莘莘学子、沆瀣一气、悄无声息、病入膏肓、不着边际、插科打诨、乘人之危、粳米、苏打、狙击、滂沱、宁愿、呕吐、夹袄、曲折、捉襟见肘、暴虎冯河、为虎作伥、心宽体胖、锃光瓦亮、振聋发聩、自怨自艾、越俎代庖、、良莠不齐、怆然涕下、响遏行云、从中斡旋、丢三落四、觥筹交错、犄角之势、汗流浃背、咬文嚼字、锲而不舍、按捺不住、一蹴而就、戛然而止、无耻谰言、量体裁衣、民脂民膏

听写题

由读音写汉字:张皇失措、各行其是、炙手可热、竭泽而渔

写字(很难!特别注意每个笔画的细部、笔画之间的关系):驯马、车辆、妇女、邻居(尤其要注意“女”做偏旁时的准确写法)

风险题

注音:应届、妥帖、请贴、乌拉草、强迫、切削、诸葛亮、盖丽丽、那英、令狐冲、冼星海、繁钦瓜蔓、鸭绿江、溃脓、露天、炮烙、忖量、拖累、累赘、连累、硕果累累、罪行累累

按《正词法》拼写:泰州市、三环路、第九弄、中山南路

按笔形排序:劝、予、书、毋、以、允

填写:①象像(万更新、形文字、照、图、话、好);②订定(立、阅、核、协、);③倍备(增、受欢迎、感亲切)

先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再对错误内容加以说明或改正。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普通话。”(错,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社会推广普通话工作,重点是抓好城市。

声调符号标在音节的主要元音上。

先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再对错误原因加以说明或改正。

全国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是南方方言区。

凡申请建立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的部门和单位应具备4名以上部级或省级测试员。

《汉语拼音方案》里的字母都是英文字母。(错,采用的是拉丁字母)

先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再对错误原因加以说明或改正。

社会用字的范围大致包括计算机用字、出版印刷用字、影视屏幕用字、城镇街头用字四个方面。

为了大力推广普通话,就必须禁止和消灭方言。(错,推广普通话,并非要禁止和消灭方言)

学校普及普通话的目标是实现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

先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再对错误原因加以说明或改正。

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是合格教师的一项必备条件。

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未参加普通话培训的人员,一律不得参加测试。(错,允许参加测试)

《汉语拼音方案》中字母“v”只用来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和方言。

先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再对错误原因加以说明或改正。

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测试小组必须由3名省级测试员或2名部级测试员组成。(错,必须有3名省级或部级测试员)

凡面向社会公众的示意性文字都是社会用字。

按照《汉语拼音正词法》要求,动词和宾语要分写。

先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再对错误原因加以说明或改正。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姓名中的繁体字可以保留。(错,不能使用繁体字)

由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联合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共收入7000个汉字。

各级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是政府主管语言文字工作的职能部门。

先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再对错误原因加以说明或改正。

我省规定公安干警的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三级甲等以上。

新时期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推广普通话。(错,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

按照《广告语言文字管理暂行规定》,广告中不能单独使用汉语拼音。

先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再对错误原因加以说明或改正。

在城市开展语言文字工作的重点领域是党政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和主要服务性行业。

当前我国关于普通话异读词法定的读音标准是《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普通话轻声是第五个声调。(错,轻声是普通话四声的变调或普通话只有四个声调)

语言文字学范文第5篇

1.1“意义”与内涵以模型理论(model-theory)为基础的逻辑语义学试图用集合、函项这类纯集合论的概念去解释意义。由此,逻辑上所假定的语言表达式的内涵是否可以和意义等同起来,这一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逻辑语义学的理论基础是否牢靠。具体讲,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把它们同世界或世界中的实体相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具有复杂的形式。例如,一个谓词和世界中能够被它称谓的实体的集合相联系。如果要在逻辑语义学中避免假定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实体,方法之一就是假设“如果一个人是讲表达式的外延,那么就可以避免讲表达式的意义”(Frege1980:134)。然而这样做就意味着必须把具有相同外延的非同义表达式(non-synonymousexpression)如“现任美国总统”和“奥巴马”看作是相同的,这就相当于把表达式的内涵和意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了解一个表达式的外延并不必然地包含着了解它的内涵,因为非同义表达式可能具有相同的外延。

反之,如果一个人知道一个表达式的内涵,也并不意谓着他一定知道这个表达式的外延,例如,我们完全了解表达式“是聪明的”的意义,可是并不确切知道谁是聪明的,谁是不聪明的。换言之,了解一个表达式的外延必须知道两点:表达式的内涵和现实世界中的事实。这可以说是用内涵规定外延的尝试。用外延来解释内涵的概念可以把内涵看作一个“外延决定原则”(extension-determiningprinciple)(Allwood1977:183)。这个原则是一个考察可能世界并找出一个表达式外延的规则。然而,把内涵等同于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项会产生很多困难。例如,模型论语义学(model-theoreticalsemantics)一般不会碰到这样的困难:假定有某些逻辑上可能的世界,在那里司各特(W.Scott)没有写《威弗利》,那么作为两个名词短语‘司各特’和‘《威弗利》的作者’的内涵的函项由于并不是对所有主目都有相同的值,因而彼此不同。然而,假如我们换一个弗雷格(1980:67)的例子:数学表达式“3+1”和“2+2”虽有相同的外延(“Bedeutung”)即“4”这个数,但有不同的内涵(Sinn)。隐藏在这背后意思是,“3+1”和“2+2”表现了获得相同结果的不同方式或程序。可是,如果像算术中对一个真值为真的语句所通常认为的,“2+2=3+1”是一个逻辑真理,那么“2+2”和“3+1”的值在所有逻辑上可能的世界里都是相同的“4”这个数。换句话说,表达式“3+1”和“2+2”相当于从可能世界到数的相同的函项,因此必然具有相同的内涵。概言之,如果我们把内涵理解为从可能世界到实体的函项,那么逻辑上相等的表达式就表现为具有相同的内涵。这一结论显然就不再支持弗雷格内涵是获得外延的途径的观点。学术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出很多方法,比如,Car-nap(1947)认为,语言上的同义(linguisticsynonymy)不应该定义为模型论意义上的内涵同一,而是应该包括他称之为内涵同构(intentionalisomorphism)的某种较强的东西。如果某种“组合表达式”(constituentexpressions)具有相同内涵,并且它们也同样是由具有相同内涵的成分构成的,那么由这种组合表达式构成的语言表达式就具有相同的内涵。可以看出,这一观点接近于弗雷格用Sinn所表示的意思。

1.2“意义”与真值条件在语言学中,把意义转化为“真值条件”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很多从事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研究的人对“语句S是真的,当且仅当……”这一观点非常熟悉,然而,很多语言学家一听到“‘Snowiswhite.’当且仅当‘雪是白的’……”,就立即表示反对并指出,“真同语言学研究毫无关系”,并且,“说明哪个语句是真的,哪个语句是假的,不是语言学家的任务”。这种反对事实上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语句的真值和一个语句的真值条件。说明一种语言中哪些语句实际上是真的确实不是语言学研究的任务;然而说明语句为真的条件,即这个语句在何种条件下是真的就须要考察语言的意义问题。如上文所述,假设我们把一个语句的内涵看作一种原则,依据这种原则,我们可以在每个可能世界中赋予这个语句以真值,并且希望我们的理论具有某种“心理实在性”,即语言表达式所描写的成分在某些方面与出现在语言使用者的心灵中的东西相对应。

如果事实如此,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赋值于一个语句以作为它的解释,以及在了解一个陈述(statement)的实际表述时我们所做的,这二者之间是否具有任何相互关系。以语言表达式具有真值条件为基础,我们可以期望当听到一个陈述句时,就可以观察这个世界并对在这个世界中这个语句是真的还是假的进行考察。我们甚至还须要想象一下,当这个语句是真的时候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并且,如果我们认为说话人是值得信赖的,我们可以相应地改变我们所想象的世界的观念。这样,似乎在真值条件语义学(truthconditionalsemantics)中关于语句的解释和语句的了解过程之间并不是十分符合的。虽然如此,逻辑学家对这一点还是做出了相应的研究。其中,这两个观点是值得借鉴的:“把可能的语言或语法作为抽象的语义系统来描写,因而符号是与世界的各个方面相联系的”,以及“关于心理的和社会的事实的描写,因而这类抽象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是由个人或人群使用的系统”逻辑语义学只讨论第一个问题,而关于语言表达式的运用问题则与它无关。按照Lewis的观点,“混淆”这两个问题“只能引起混乱”。当然也有人反对这一观点并认为,相关研究只有从语言符号使用的研究中进行抽象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应该把语言作为联系符号和世界各个方面的一种系统来研究。事实上,逻辑语义学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明确说明应该怎样对一个简单表达式的意义进行解释;相关研究仍然沿袭了传统逻辑学中的观点,这就使得意义看似很抽象。然而逻辑语义学对传统逻辑的发展就在于,它对语义问题研究的推进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从简单表达式的解释获得复杂表达式的解释的方法。这可以说是形式对语言意义研究的最重要贡献。正因如此,“我们不应该希望逻辑语义学确切地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下雨了’这样的语句是真的;但是它能告诉我们在这个语句和它的否定‘没下雨’为真的各自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关系”(Allwood1977:188)。

2逻辑与自然语言分析

以对语言意义的形式转化为基础,逻辑学研究构造了形式语言,它是进一步分析自然语言意义的工具。随着谓词逻辑的局限性逐渐暴露,逻辑对于自然语言分析的适用性曾经一度遭到质疑,这直接导致了与形式逻辑相对立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2.1作为工具的形式语言我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构造自然语言语句的逻辑具有“隐性特征”。这就意味着,如果要把只关注语句形式的演绎规则加以形式化,就不能用自然语言为这些语句构造这些演绎规则公式,而必须构造一种用以翻译自然语言的“形式语言/理想语言”(李洪儒2006:29)。弗雷格与罗素都曾明确提到,这就是创立形式语言的主要动机之一(Frege1980,Russel1995)。隐性结构的概念在乔姆斯基的转换语法中也很受重视,这是因为在转换语法里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间的区别对于构造转换规则具有重要作用。在乔姆斯基的“标准理论”(standardtheory)(1965)中,一个语句的深层结构是处在底层的语法结构,它决定这个语句的语义解释。标准理论所带来的语义研究热潮导致了生成语义学派的形成。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Lakoff,McCaw-ley,Postal,Ross等。这些学者认为,语句的深层结构同它的“语义表现”(semanticrepresentation)(Lakoff1987)是相同的。这种“语义表现”与谓词逻辑中的公式非常相似。进一步讲,Lakoff等人所提出的“语义表现”和“语义解释”具有显著区别。一个语义表现是显示一个语句的意义的方式,而不是意义本身。因此,一个语义表现实际上往往是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式。特别是当我们把谓词逻辑中的公式看作英语或其他人类语言的表达式的语义来表现的时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表现也是一种具有自己的语法和语义的语言———谓词逻辑语言中的表达式。换言之,同语义表现和表层结构形式有关的规则必须由解释语义表现的规则来补充。由于把语义表现没有歧义看作区别语义表现和表层语法结构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可以说,当我们提供语义表现而不管它们的实际语义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一种无歧义的语言就被创造出来了,这种语言不是为一个语句提供语义解释的最后结果,而仅仅是中间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此,应该遵循的过程是“语法结构———无歧义语言中的表达式———语义解释”。此处可能产生的疑问是,中间步骤是否完全必要,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语法结构———语义解释”的简单模式来代替。

事实上,语义解释规则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而使一个语句具有不同的输出。对于中间步骤这一问题,可以提出几种可能的解释,比如,语言表达式的语义分析要求能够建立形式演绎规则(Carnap1947)。本研究认为,使用一种无歧义语言从根本上是因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某种论及语义解释的方法,从而必须构造一种无歧义的语言来达到这一目的。这是因为“语义表现”或无歧义语言中的表达式仅仅是一种具有辅助作用的工具性设计,它们本身并没有独立地位。在使用这种形式语言时,我们须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无歧义语言的语法范畴,即“语句”、“谓词”等,和语义解释的范畴,即“命题”、“属性”等概念混为一谈。在后来的逻辑语义学研究中,把形式语言作为赋予英语语句以语义解释过程中的一个中间步骤,这已经被蒙塔古在他的一些论文中所验证并使用。在他的著作中,无歧义的形式语言的辅助性质,即工具性被十分清楚的展现出来。

2.2谓词逻辑的局限性自然语言研究的不断发展引出这一问题,即由谓词逻辑所构成的形式语言作为辅助自然语言分析的语义模式并不完善。因为一阶谓词逻辑常常被看作一种古典的逻辑系统,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对自然语言中的某些区别在谓词逻辑中有无相应的体现作出判断,并且进一步思考这些区别是否具有语言意义上的相关性。相关研究早已发现,只有少数自然语言的“语句联接词”(并列连词)和“量词”(数词、表示量的形容词等)可以直接翻译到谓词逻辑中。并且很多研究已经证明,对“所有女孩子都是漂亮的”这类语句的形式化始终存在着一些疑问。其中主要有,自然语言的主要词汇类别(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的区别没有在谓词逻辑中得到确认;专有名词被译为个体名词;普通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则合在一起作为谓词。有些逻辑学家和生成语义学的支持者主张,这既是谓词逻辑的一个优点,也是传统语法的一个缺点。然而词汇类型显然是在语义上具有相关性的。怎样才能掌握它们中间的区别,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此外,普通名词的次类(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在谓词逻辑中也没有对应的部分。一般来说,带有物质名词的语句很难用谓词逻辑的语言加以公式化,例如:①GoldisscarcethesedaysbutIboughtsometoday.还有一些词类在逻辑中甚至完全没有相应的部分,如从属连词、介词以及各种副词等。除了语义相关的词类对应上的空缺,谓词逻辑最严重的局限大概就是它只能讨论直陈句,命令句和疑问句则完全排除在系统之外,因为这些类型的语句在言语活动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它们不是用来传达关于世界的知识的。

虽然逻辑学领域相关研究已经作出了建立“命令逻辑”和“问题逻辑”(Montague1974)的努力。但是,相关研究在如何正确处理这些语句的类型上产生分歧。有些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把这类语句作为特殊类型的直陈句是可能的,并且,这种尝试将有可能赋予这些语句以真值条件。一个广为流传的理论与“假说运用”相关。按照这一理论,所有语句都应该有底层结构,在底层结构中最高级别的从句(clause)是说话人说出的关于他正在进行的言语活动的一个陈述;例如,一个命令语句可能具有底层结构“我命令你S”。然而,陈述句的意义就是我们在一般情况下所了解的意义,有些很难解释其真值条件。例如,很难设想这样一种情况,虽然②a里的一个语句可能是真的,同时②b是假的,但是二者还是在意义上有明确的区分。②a.这只玻璃杯是半空的。b.这只玻璃杯是半满的。另外,还有人提出直陈句语义的哪一方面可以看作真值条件也是存在分歧的。我们可以提出③和④这类表示价值判断的语句,而这类语句通常无法判断真假。③没有结婚而发生性关系是不道德的。④弥尔顿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虽然谓词逻辑具有诸多局限性,但是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现在仍然力求扩展谓词逻辑,或者建立更加适用于作为自然语言的语义模式的其他系统。当然,对于他们的工作到底能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以及逻辑语义学的基本概念是否适宜于处理自然语言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3自然语言逻辑研究“语言逻辑”一词最早出现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只是前期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逻辑主要针对理想语言而言,并不是此处所讨论的“自然语言逻辑”。目前,学术界普遍把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蒙太格语法作为自然语言逻辑诞生的标志,这大概是因为蒙太格在范畴语法的基础上,采用模型论方法构造自然语言的语义解释,开创了全面系统运用现代逻辑工具研究自然语言的方向,即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研究方向。也有学者认为(夏年喜2004),最先明确提出建立自然语言逻辑的是美国当代语言学家Lakoff在Lin-guisticsandnaturalLogic(1989)一文指出,“自然逻辑,一种为自然语言建立的逻辑,其目标是表达所有可以在自然语言中加以表达的概念,说明所有可以用自然语言做出的有效推理,而且结合这些对所有的自然语言进行适当的语言学描述”。然而,无论以哪位学者的研究为开端和标志都不可否认的是,运用现代逻辑工具研究自然语言在逻辑学界、语言学界已成为一种时尚。由于和数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形式语义学已经处于逻辑学、语言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研究的交汇点。这使得自然语言逻辑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用价值。在形式逻辑不断受到质疑的同时,逻辑学界和语言学界共同展开对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因此可以说,“自然语言逻辑是逻辑学和语言学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产物,是介于现代逻辑和形式语言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既不同于通常意义下的逻辑学,不属于纯逻辑;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下的语言学,不属于纯语言学。但它蓬勃发展的态势、强劲的生命力,却是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其他分支所不能比拟的”(夏年喜2004:28)。目前,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成果。就国内学术界而言,首先提出研究自然语言逻辑的是周礼全先生。在他的倡导下,一批学者埋头于相关研究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马佩(1987)《语言逻辑基础》、胡泽洪(1991)《语言逻辑与言语交际》和(1995)《语言逻辑与认识论逻辑》、张惠民(1995)《语言逻辑辞典》、周晓林(1999)《自然语言逻辑引论》。邹崇理(1995)《逻辑、语言和蒙太格语法》、(2000)《自然语言逻辑研究》和(2002)《逻辑、语言和信息》不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国外自然语言逻辑,尤其是逻辑语义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尝试性地对汉语时态范畴做出形式语义学处理。

3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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