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治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创新 治理体制 平安 社会环境

一、人性化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根基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不断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对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活力也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矛盾涉及各行各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迫在眉睫。尽可能通过对话、沟通、协商等人性化、法治化的方法协调利益矛盾，通过制度的公开、公正的落实和执行让矛盾无生长的土壤。

二、法制化建设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有力保障

从社会管理到现在提出的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次很大的创新，代表着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念上的很大转变。管理一般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的、垂直的、单向的管理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侧重权力的单向性，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

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将法治化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于法治化手段具有其他任何治理手段无法比拟的权威性，是国家意志的真实体现，是确保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力量，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是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在当前社会转型、矛盾复杂的新时期，唯有法律才能成为调节关系、规范道德、消除矛盾、维护秩序、实现和谐的有力保障。强调以法治化手段推进社会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要求我们善于用法治精神引领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运用法制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福祉，为百姓办实事，让老百姓有法可依，依法治理，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让人民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实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平安和谐的中国宜居环境。

三、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必然动能

随着信息网络的突飞猛进，现代化管理工具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据悉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借助现代化网络运行平台，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不正之风现象，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

社会环境治理范文第2篇

2007年我国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农村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倡导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而要鼓励、引导农民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实现农民、政府、企业等农村社会环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协同治理，就不能不提到社会资本概念。社会资本是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他把社会资本理解为“对人们获取价值效益有着直接影响”的“非经济的社会关系”。继布尔迪厄之后，帕特南把社会资本进一步解释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要素。信任是人际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的黏合剂，是促成社会之中分散和孤立的个体达成合作的一个必备因素；关系网络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处于同一个关系网络中的成员会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趋向于合作；规范的意义在于“使成员们在相互之间的日常事务中获取的总体福利得以最大化”。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之中，社会资本是不可或缺的组织要素，它可以组织农村社会成员参与到环境治理过程之中，使政府、村民、企业等环境利益相关者之间树立信任，建立沟通网络和合作机制，实现更高和更广泛层次上的合作，弥补政府单向治理的缺陷，是更人性化和更灵活有效的辅助管理手段。四、农村环境治理中社会资本的功能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发挥着如下几种功能：

社会整合功能

我国农村社会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这和我国农村社会的社会特征有关。中国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一种“熟人社会”，以血缘关系、熟人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基本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当代农村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家族、亲属、熟人等关系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仍然是重要的关系网络基础，而其中潜在的信任、互惠是整合农村社会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社会的环境治理中是不可或缺的积极要素。

组织与协调功能

在农村社会的环境治理中，丰富的社会资本状况可以促进村民对环境治理的参与和合作，可以有效地解决人们在环境博弈中的利益冲突，减少摩擦，弥补政府单向管理的不足。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自我组织和正式与非正式规范的凝聚，社会资本可以将分散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进行共同的环境利益诉求；也可以协调内部成员之间的环境利益冲突和摩擦。

规范功能

社会资本的规范要素的存在可以促使人们在遵守环境保护规则方面形成默契和互惠。尤其是非正式规范，在农村社会中起到相当大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作用。这种农村社会中的“软”规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在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潜在影响下，依其对所处社会生存环境的理解而做出的行为选择。良好的规范状况意味着农村社会成员彼此之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信任感，对共同认同的潜在规范都能主动服从，自我约束。环境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很容易发生“公用地悲剧”现象。在缺乏正式的制度约束和国家强制力维护的状态下，社会资本恰恰可以填补这个空间。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调控手段，可以通过村民舆论、村风民俗的约束力，使违规的村民承担失去信用与声望、失去良好邻里关系和社会交往的风险，主动遵守环境规则。这种潜在的社会规范在村民自治状态下远比政府号召更具有效力。

促进沟通和参与的功能

政府和村民之间是否构筑起良好的关系网络和沟通平台，对于农村环境治理效果有重要的影响。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良好的关系网络同时意味着沟通机制的畅通、多方参与、伙伴关系和高信任水平。政府是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和治理行为的决策者、组织者。政府在村民中的口碑与受信任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状况和信任环境。政府和村民之间是否建立了良好的环境利益协调机制、环境信息沟通网络对于农村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就普遍情况而言，我国农村社会村民与政府之间尚未形成良好关系网络和沟通、合作机制，政府的信任水平总体上不高，相应地政府的社会资本状况并不乐观。这些问题都制约着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五、社会资本视野下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展望在2005年国务院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指出我国目前“环境治理机制不完善、公众参与水平有待提高”等弊病，倡导从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向现代模式跨越。这也开启了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利用社会资本，发挥社会资本功能的脚步。

1．在农村环境治理中注意培育和利用社会资本，防止社会资本流失。利用社会资本因素构建起农村社会的环境合作网络和参与机制，使环境治理从各自为政到形成“合力”，达到协同合作的效果。

2．培育农村社会的环保网络和环保组织，促进农村社会成员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水平。政府应有意识地推进农村环保组织的发展，促进这些农村环保组织以合作的姿态发挥作用，维护农民的环境权益。

3．增进政府和农村社会各环境利益相关者就环境问题的沟通和合作，实现良性互动。要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效果，就必须促使农村环境利益相关者彼此间形成一种关系密切、渠道畅通的沟通网络和横向交流平台。通过这些平台培育政府在农村社会中的信任环境，建立起良性互动的机制，实现农村环境的合作治理。

4．加强对农民环保价值观念的教育。要充分利用宣传工具，向农民普及环保知识和环保观念，同时也应积极维护农民的环境权益，增加农村环境治理过程的透明度。

在我国，近几年已经开始注重利用社会资本这种“柔性”手段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的效果。在很多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环保民间组织开始兴起。例如江苏姜堰市罡杨镇，2007年在政府牵头下成立的乡村环保非政府组织，在乡镇企业排放、污染督察、环境矛盾调处与协调、污染整改落实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使环保量大大降低；在浙江滕头，人们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村级环保机构———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这个组织对引进的企业和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充分发挥了公众在环境决策的力量，也使滕头村赢得了“全球生态500佳”、“世界十佳和谐乡村”的声誉；在厦门PX项目事件中，政府和当地民众充分沟通协商，最终促成了这一环境问题的圆满解决。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把环保要素纳入村规民约中，使之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一个必要考察方面。

社会环境治理范文第3篇

一、社会文化环境的改造

陕甘宁边区历来就是一个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地方。革命前，由于浓厚的封建残余在这存在着，不仅经济上较其他地区落后，而且社会风气、社会习俗等方面也落后于其他地区。20世纪30、40年代陕甘宁地区在中华民族这块古老而又饱经沧桑的大地上，巫师、术士、阴阳神官猖獗、迷信盛行;妇女的社会、家庭地位极其低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所面临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因此，党在建立政权以后对上述弊端进行了综合的治理，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崇尚科学与反对迷信

几千年来，由于科学的不发达，人们无法解释自然界中的某些现象，如:生老病死等，就认为存在神的力量。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级统治者、封建家族的族长、家长宣扬各种神权思想，以便禁锢人们的头脑来维护其统治地位和权威。即使是20世纪初，皇权统治结束以后，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神权观念仍然强烈地制约着平民百姓的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如所说:“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这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2］31缺医少药，贫穷落后的陕甘宁地区更是如此。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指出:“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3］

因此，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起就把打破这条枷锁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之一。党在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后，在加强生产建设以动摇封建迷信存在的社会基础的同时，从边区人民的实际思想水平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人民群众进行相信科学，反对迷信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陕甘宁的边区政府把宣传科学知识，增强群众的科学意识，培养科技人才作为反对封建迷信的一个重要措施。“边区旧社会遗给我们的产业、愚昧和贫穷而外，最使我们苦恼的，是不讲卫生。……老百姓除跳巫拜佛外，从不知道卫生医药是为何事。”［4］234为了宣传科学常识，延安科技工作者出版了大量的科普读物，仅1942年至1944年就出版了《司药必携》、《解剖学》、《耳鼻喉科学》等医药卫生读物和宣传材料就达七万八千二百余册。并且通过对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神秘现象”的解释来对群众进行科学教育。

2.揭露封建巫神巫婆为主要内容的迷信活动，用医疗科学知识来反对封建迷信活动。“边区群众中的迷信现象，现在比从前少多了，但是还不能消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5］119边区的生活落后，缺医少药，也是封建迷信活动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生病找巫医而不是真正的大夫。对神官巫神，政府一面进行劝诫教育，一面发动群众揭露其骗人伎俩、进行批判并强制他们参加生产劳动。群众了解了那些巫神巫婆的伎俩以后自然就不会再相信他们，也就使那些靠欺骗群众为生的巫医神汉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同时，进一步改善边区人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在实际行动中用科学的医药知识来反对封建迷信。“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或者是个分区送人来延安学习，或者是延安派人去训练，我看都可以。”［5］119从而，边区政府则通过开展用医疗科学知识反对封建迷信的活动在当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二)倡导树立新的婚姻观念

20世纪初，虽然中国社会兴起了自由平等的新婚姻观，但由于陕甘宁边区闭塞的地理环境和落后的经济状况导致了这一地区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极端困难，所以这里妇女的地位以及人们的婚姻观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以前陕北流行的婚姻形式主要有:包办婚、买卖婚、童养婚、入赘婚、转房婚、招夫养夫婚等，无一不是牺牲妇女的幸福。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以后，开始大力促进边区婚姻风俗改革，不仅包括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还包括她的宣传与实施。

1.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破除封建落后的婚姻观念的法律法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建立以后就先后制定了《陕甘宁婚姻条例》(1939年)、《陕甘宁边区贩卖婚姻惩治办法》(1942)、《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1942年)、《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3年)等法律法规。这时的婚姻条例法规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确立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废除包办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和童养婚，消除旧的封建婚姻形态;规定了初婚的年龄、结婚的生理条件提出了要求;对离婚条件和离婚后子女抚养及财产和债务分割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军人的婚姻问题作了规定等等。如1939年4月4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中规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俗名站年汉)。”［6］221同时条例具体对结婚、离婚、婚姻与子女及财产关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些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婚姻观大体上相似。#p#分页标题#e#

2.通过文化宣传教育来提高妇女意识，树立新婚姻观。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很落后，绝大多数劳动群众都是文盲，尤其是妇女。边区政府成立以来，妇联等组织动员民众，开展了冬学、识字班、夜学等活动，进行扫盲教育。一度形成妇女学习文化的高潮。妇女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宣传、教育妇女接受新婚姻观。边区政府还通过其它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宣传新的婚姻观念，批判传统婚姻。其形成主要有:利用报刊杂志进行宣传;通过秦腔、秧歌等文艺演出的形式来宣传;利用极富陕北地方特色信天游形式来传播新的婚姻观;充分利用外来知识女性的新思想对改变当地妇女的陈旧婚姻观念等等。

二、社会治安环境的整治

(一)锄奸剿匪运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土匪作为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与发展既与其他历史时期的土匪有相同之处，又有其自己的特点。造成边区土匪问题的主要因素:一是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自然灾荒、人口与土地之间比例失衡等。另一是由于农民破产，国家分裂，政局动荡，官吏腐败，军阀混战以及外敌入侵等。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由于以上原因导致农民的生活异常贫困，很多人因此走向“落草为寇”的道路。但是由于国家受到反动派统治和外敌入侵，一部分土匪与他们勾结起来，对根据地的政权以及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剿锄，维护边区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环境下敌人破坏我党我军与边区政府的阴谋，已逐渐显得严重，今后必更严重，大大增加了我们锄奸斗争的重大性。”［7］

陕甘宁的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土匪问题的解决。针对实际，领导军民制定、采取了一系列的标本兼治的政策和策略。

1.明确锄奸剿匪的主体，提高广大干部群众政治意识，力求减少各种工作失误。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锄奸方面，我们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锄奸运动。每乡建立了民众锄奸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领导十个以上的锄奸小组，每个小组平均有十个以上的锄奸组员。目前边区统计有七百个以上的锄奸委员会，将达九千个锄奸小组，包含十万多的锄奸组员。”［6］1261939年3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民众锄奸委员会组织条例》中规定:“民众锄奸委员会为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之民众抗日团体。”［6］181同时培养和造就具有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进行锄奸剿匪的重要条件，这样才可以真正认清大大小小的不同匪群，正确划分，区别对待。从而能改造的进行改造的，要消灭的就有消灭。既注重政策的原则性又注重策略的灵活性。同时也强调“锄奸政策以镇压众人皆恶之少数最反对分子为原则，极力避免多杀人。除政府外各机关团体不得自由捕人罚人”［7］。

2.做好移难民、灾民的救济工作，从源头上遏制土匪的产生。土匪属于流民阶层，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又是难民或灾民。成为土匪不是他们初衷，当为生活所迫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成为专靠掠夺社会财物的土匪，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抗战爆发不久后，全国各地的大批难民流入边区，为此，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救济灾民难民使他们不至于陷入饥饿死亡，或沦为盗匪。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难民灾民问题就是切断了一部分土匪的来源。

3.严厉打击和惩处各种盗匪，积极拓展各种渠道进行武装剿匪。1937年10月1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规定了抗日自卫军的任务之一，配合保安队或单独负责消灭汉奸、土匪，搜索零星匪徒，捕捉侦探。［6］15边区政府于1939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草案)》，制定此条例的目的是“本条例为肃清盗匪，巩固后方治安，保护人民利益而制定之。”［6］492指出了构成盗匪罪的条件以及处罚等等。1939年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草案)》把剿匪与抗击日寇侵略，反击顽固派的武装进攻相结合。经过边区军民的齐心协力，到1943年，边区的土匪已全部肃清。

(二)禁烟禁毒运动

自近代社会以来，陕甘宁三省区一直是我国鸦片的主要产地之一，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鸦片的种植面积远远超过了粮食的种植面积。因而种植、吸食鸦片是旧社会给边区留下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边区政府和广大军民积极地开展了禁毒工作，粉碎了日伪的战术，遏制了的传播与发展。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禁烟进度举措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边区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加强对禁烟禁毒的领导和管理。1942年1月14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随后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规定:“禁烟督察处设处长一人，承办边区政府之命，领导分处执行边区鸦片以及鸦片代用之查禁事宜。”［8］45由财政厅副厅长兼任督察处处长。督察处设禁烟督察处和禁烟督察分处，禁烟督察处下面有设秘书室、第一科、第二科、督察队;禁烟督察分处设分处长一人，承督察处长之命及地方行政长官制监督，执行该分处所辖境内之查禁事宜。

第二，制定和颁布一系列禁烟禁毒的法规法令，使得禁烟禁毒活动有法可依。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禁烟禁毒法令，主要有:《陕甘宁边区禁烟度条例(草案)》(1941年)、《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禁烟的布告》(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1942年)、《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分处组织规程》(1942年)、《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修正办法》(1942年)、《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队服务规则》(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查禁鸦片烟苗的命令》(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查获鸦片奖金办法》(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缉私工作的命令》(1943年)等。截止到抗日战争胜利约有十余个，通过这种政府立法的形式来对禁毒进行依法治理，反映出边区政府对禁烟禁毒工作高度重视以及在管理手段方法上的成熟与完善。

第三，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禁烟禁毒政策的宣传教育活动。概括起来主要是在对严禁种植、买卖、贩运、吸食、注射烟毒及在查获鸦片中舞弊等行为的宣传教育，对禁止帮助、庇护、吸食、注射、买卖和贩运烟毒，禁止抗拒禁烟禁毒职务之执行的宣传教育，对查缉和奖励查获烟毒者、举报人等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使边区民众彻底认识到的危害性，自觉地抵制和远离。从而促进了边区政府禁烟禁毒工作的顺利开展。#p#分页标题#e#

(三)对社会不良职业的整治

社会不良职业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不良职业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主要指依靠违背社会发展和公共道德的求生和获利的从业方式。社会不良职业的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并对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产生极大的危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不良职业主要有:娼妓、、种毒贩毒、巫神巫婆、媒婆、二流子、高利贷等等。其中较为严重的是种植或贩卖烟毒、巫神巫婆和二流子。针对各种不良职业的特点，边区政府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其全面进行整治。1942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九条规定:“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与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与团结教育的政策。”［8］

1.发展生产运动，保障农民的生活，为整治不良职业提供坚实地经济基础。最明显的就是对于鸦片种植者的整治，农民种植鸦片也是为了生存，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有利于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减少了禁烟禁毒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鸦片的种植者，种的少了，卖得就少了，同时吸的也会减少。同时还可以防止形成更多了二流子。

2.配套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从制度上铲除不良职业的土壤。陕甘宁边区颁布的与整治不良职业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查获鸦片暂行办法》、《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军民诉讼暂行条例》等。

3.结合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变革社会不良风气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对不良职业的正确认识，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以二流子为例，为“鼓励二流子转变，帮助订生产计划与适当解决生产困难，因此如最有成绩的32年(1943年)，全边区原有二流子6400余人，转变者达3300余人”。［1］

三、社会生态环境的保护

陕甘宁边区的黄土高原在历史上曾有过大片的森林，草原分布也很广泛。但自明朝以后森林草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进入近代以来尤为严重。边区政府成立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数量较少，整体生态环境就很脆弱，但局部地区生态良好。此时边区人口为200万，随着边区成为抗战的指挥中心，边区人口急剧增加，1937年到1945年边区人口净增40－50万。又由于后来进入抗战的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的军事包围和封锁，是陕甘宁边区面积不断缩小，人口压力更大。为了根据地人民生存的需要大面积的开垦黄地，使森林和草地的面积不断减少，由于当时自然灾害较为频繁，对根据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社会环境治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企业管理 环境管理 协同机制 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我国在环境管理方面都采用了以政府为核心的机制，环境管理的主体较为单一，管理模式也较为粗放，政府、企业与社会在参与环境管理方面明显存在力量不集中、政府的协同效应无法充分发挥、企业的环境行为约束不到位、社会对环境协同管理的认知薄弱等问题。可以说，我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大众在企业环境管理方面都忽视了协同机制的重要性，即未能充分意识到“1+1+1>3”的效应，在环境协同管理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性缺陷。

协同管理机制：企业环境管理的创新机制

协同管理，就是在企业探索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企业与政府、社会大众之间的共同协作，从而争取协同管理的整体效应大于各部分效应之和。在企业环境协同管理中，主要突出各个运行主体之间进行平等、自愿地协作。政府在某个特定的管理过程中可能占据主导作用，但是政府的这种主导作用并不是简单地发号施令，而是与企业、社会大众等主体共同管理环境问题。在对环境进行协同管理的过程中，企业的环境管理主体主要是依托内外部各个组织之间的协同，通过规范化、统一化的网络结构，将环境管理系统中的无秩序的要素进行重组，从而使各类要素的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协同的组织状态。

企业环境管理协同机制包含三个层次。企业环境管理的协同机制是政府、企业、社会三者共同进行管理的机制，因此这种机制是由政府的环境管制、企业的环境规范管理、社会的共同认知三个层次所体现的，这三个层面共同作用，对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力。

政府的环境管制，是企业环境管理协同机制的宏观方面，从操作的层面而言，也就是政府对环境的监督和管理。这种机制重点包含宏观的环境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行业运行的强制性环境标准等。政府的环境管制，主要是采取明令禁止、奖惩结合、引导扶持等途径，对企业运行过程中的环境行为进行合理的规制。在我国的企业环境管理协同机制运行过程中，政府环境管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企业运行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企业将规模做大和环境管理完全地分离开来，企业的环境问题无法自发地以市场机制来解决。因此，要切实搞好环境问题，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动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的监督管制，对企业遵循环境原则和履行环境业务产生外部作用力；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该积极执行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更加注重整体利益。在政府与企业互动环节下，政府部门应积极鼓励企业改革环境管理机制，逐步增强源头治理，实行更高标准的环境管理标准，降低环境管理过程中的成本，让企业成为环境管理的先锋者。

企业的环境规范管理，就是按照企业内部共同的环境价值观和期望值，将各类环境规范内生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活动中去，使企业自发地落实好环境的管理。企业的环境规范管理，属于企业环境管理协同机制的中观方面，主要包含两个含义，一是环境价值观，二是环境保护的行为规范。总的来说，企业的环境规范管理，主要有两大功能。第一，规范了企业的行为。在这种机制下，企业将环境管理与企业组织的经济活动有效结合起来，以企业自身发展需要为前提，主动落实好环境管理任务，从而扭转原有的末端环境治理和过度依赖政府的传统局面。第二，提升了环境协同管理的效率。企业通过主动参与环境管理，可以进一步削减甚至避免滥用资源、破坏环境的粗放式行为，更好地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环境规范管理中的作用。

社会的共同认知，属于企业环境管理协同机制的微观方面，但它却在企业环境管理的协同性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企业环境管理协同机制宏观方面与中观方面之间的协同，都必须依托微观方面的协同而达成。社会的共同认知，重点包含社会对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共同理念、价值观、行为实践等。当前，我国社会居民对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诉求日益提高，健全企业环境管理协同机制也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问题。目前，美、日、澳等一些发达国家都采取了主动适应社会大众的环境利益诉求方式来改善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实现该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三者共赢。我国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提升公众环境利益需求在环境管理中的重要性，以人为本加强环境协同管理。

企业环境管理的协同机制创新路径

建立企业环境多元化管理主体机制。企业环境的协同治理要求建立多元化主体管理体系，包括生态环境伦理机制、政府对企业环境的管理机制、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环境的管理机制、公众对企业环境的参与机制、企业环境法制机制等。企业环境的治理是由多元化的主体结构和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即我国企业环境协调治理应坚持以企业为管理主体，以政府为主导、以非政府机构和公众为参谋，并以环境法律为依据，以生态环境伦理等为支撑。由于企业环境治理具有多元化的管理主体，这些管理主体之间既有合作关系，也存在竞争关系。企业环境多元化管理主体机制打破了原有的政府为核心的管理格局，发挥出其他主体在企业环境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与权威性。

优化企业环境协同治理的环境规则。企业环境协同治理的环境规则是企业环境管理的前提和基础。然而，政府是环境规则的最终颁布者，政府的意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环境规则的制定。研究表明，环境规则的制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非自愿性的环境规则，主要通过环境经济政策与控制性规则强制执行；另一类是自愿性的环境规则，企业具有主动性，可选择是否参与，通过企业自身规则或政企合作等方式制定环境规则。为了优化企业环境协同治理的规则，可从多方面入手，在环境规则下实现企业的自愿参与行为。进一步优化企业环境协同治理的规则，就要对当前的环境法律与相关规章制度进行重新梳理，消除与环境法律相矛盾或相冲突的内容，同时增加环境协同治理的相关内容，完善企业环境管理体系，根据现行情况动态调整企业环境协同管理的规则。

创新企业环境协同治理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效监管与制约机制是企业环境协同治理的强大动力。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公众都有监督制约的权利。首先，要培育社会大众的环境意识，政府不仅自身要做好监督企业环境的工作，而且要引导社会公众参与企业环境协同治理。为此，政府必须建立健全企业环境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参与企业环境协同治理的监督。其次，各级政府要强化企业环境的审计工作，建立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的企业环境报告与环境审计听证制度等。完善企业建设项目的环评与规划的环评制度。最后，政府要建立企业环境监督举报机制与舆论监督机制，强化生态环境制度与公益环境诉讼制度，发挥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的监督制约作用。

培育企业环境协同治理的市场机制。企业环境协调治理也需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来调节企业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实现“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为了提高企业环境质量，必须培育企业环境协同治理的市场机制，处理好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企业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要强调企业、政府、市场之间的平等、自愿与协作关系。一些环评项目也可以通过招标由私人或第三方部门来执行，政府应放松对企业环境的刚性管理，让企业环境管理更具弹性，让企业获取更多的自与选择权，按照市场机制来调整企业的环境策略。企业要主动参与企业环境治理，配合政府部门的工作。政府应主动为企业提供环境技术与政策上的支持，让企业主动参与环境治理。

（作者单位：中国矿I大学（北京）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社会环境治理范文第5篇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环境对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运行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多维性、复杂性和开放性是其主要特征。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特点以及所处客观环境的特征，可以把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分为个体心理环境和群体心理环境两个方面。

（一）个体心理环境

个体心理环境包括个体认知环境、个体感情环境和个体意志环境三个方面。

1.结合认知失调论，实现认知和谐。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其认知结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准确认识学生的认知水平，寻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与学生认知结构的最佳契合点。

2.结合情绪理论，培养积极情绪。情绪的动机唤醒理论是一种将情绪视为唤醒动机、并维持动机水平的理论。同样的教育内容会因为受教育者的不同情绪状态而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甚至逆反的心理反应，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创设能让学生赏心悦目、充满激情的心理氛围，使学生获得满意、愉快的积极情绪体验。

3.结合成就动机理论，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借鉴成就动机理论，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让学生确立合理的成就动机，并为了达到成功而付出努力克服困难。高职院校应让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学生的内在需求，并通过意志活动为其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持，使学生能够自觉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

（二）群体心理环境

群体心理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的另一个方面，对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

1.社会促进。高职院校学生在群体的背景下，自我意识的提高会刺激其追求群体的认可与赞赏，在群体中他们会进行自我调整，对于熟练的工作他们会表现得更加出色，对于陌生的工作则会产生干扰作用。因此，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利用群体心理效应下的社会促进作用，引导学生树立合理的竞争意识。

2.从众。个人在群体中会潜移默化地受到群体的压力，从而在认知、情感、意志以及行为等方面都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行为倾向，即从众行为。因此，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在提高群体凝聚力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克服群体中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使群体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

3.服从。凯尔曼提出了精神与行为转化的三个阶段，即服从、同化和内化。如果学生在行为阶段表现为服从规范，教育者可通过恰当的方式引导学生进入认同态度阶段；再适宜地加以强化则可能进入同化的价值观阶段；价值观继续得到强化则可能进入内化的信念阶段，此时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受教育者思想中稳定的组成部分。

二、社会心理学运用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优化的措施

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就是要充分利用心理环境中的积极因素，并将心理环境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使各种心理因素形成合力在整体上发挥作用。

（一）个体心理环境的优化

1.培育良好的人格。人格的培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既受到先天生物遗传因素的影响，又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应在掌握人格形成规律的基础上，优化学生的认知环境、感情环境和意志环境，积极培育和发展学生良好的人格，减少和消除学生身上存在的消极人格因素。

2.塑造正确的角色。刚步入大学的学生正从一种角色向另外一种角色转变，准备踏入社会的学生也为角色的转变做准备，这两个时期都特别容易导致角色冲突，出现迷茫、惊恐、矛盾的心理状态。因此，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使两个时期的学生都能在思想上具有角色意识，进而在实际中把理想角色和现实角色联系起来，实现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统一。

（二）群体心理环境的优化

群体心理环境对个体心理环境具有制约作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群体环境的优化应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等方面努力。

1.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必然会与其他人发生交往关系，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首先要加强人际沟通，努力营造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能够进行双向互动的心理沟通环境；其次要增强人际交往能力，在群体活动中锻炼学生的交往能力；再次要学会自我角色调适，引导高职院校学生应学会正确定位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位置。

2.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大众传媒舆论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因此，一方面要利用典型事件和人物树立榜样，另一方面要发挥新闻评论的导向作用，把握舆论的正确方向，引导学生正确观察生活、解读社会，培养全局观念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