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方文学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肯珀斯观点；东南亚文明；印度化

以英国肯珀斯为代表的一些欧洲东南亚史学工作者在论及古代东南亚文明时，往往冠以“印度化”的名称，用于指明“这一地区古代文明属于印度古文明的范围”[1]。这种被称为“东南亚古代文明印度化”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有其一定的理由，在古代东南亚文明范围的某些区域，例如爪哇、占婆、吉蔑和马来半岛，也确实发现了受古代印度文明影响的若干例证。但是，当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时就会发现：就总体和本质而言，东南亚的古代文明是东南亚的，表现出强烈的本地特征和鲜明的个性，而不是移植于印度的，更不是“印度化”的。本文试图以有关史料和实况为基础，结合西方学者的“印度化”观点进行分析，粗略地探讨一下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几个问题。

1 史前时代东南亚文明并非来自印度

在东南亚史前时代文明起源问题上，持“印度化”观点的学者认为[2]：该地区的古代文明是印度移植、输入而产生的。以肯珀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作如是观，影响所及，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学家在论述早期文明起源时也往往从“古代印度文明”开始作为卷首语，将本国历史认定为“开放于古印度文明土壤上的一支绚丽花朵”。

“印度化”观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古代隶属于印度文明范畴的锡兰山地部族“维达”型文化形态，在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几个地区——琅勃拉邦、暹罗北部、马来半岛大部和苏门答腊东部沿海地区都有普遍发现。于是，这种“印度文明”范围内的所谓“维达文明”是东南亚古代文明植根于古印度文明的一个证据。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过于武断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十九世纪末发现的人类学上的人种维达人，并不等同于古代东南亚文明的创造者；其次，锡兰某一山地部落的“维达文明”没有证据表明整个东南亚古代文明与其构成了“子文明”与“母文明”的隶属关系，“印度化”观点至今无法为我们排列出两种文明之间发展顺序的时间表；第三，考古学对锡兰“维达文明”的发掘并不能证明其足以代表整个东南亚古代文明。相反，我们有理由认为：远离东南亚的锡兰维达文明与东南亚文明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东南亚古代文明不是古印度范畴的。在印尼爪哇发现的属于地质年代中的更新世早期和中期的莫佐克托猿人和爪哇猿人化石、在梭罗河流域发现的昂栋人化石都足以证明：创造古代灿烂文明的东南亚原始居民可以追溯到由爪哇人进化而来的某一支智人。中石器时代东南亚古代文明的遗迹分布之广泛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大量的以单面加工为显著特征的石器和在日常劳动中普遍使用的骨器、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陶器并非来自印度的当地文明。从不可知的遥远年代起，东南区的土著居民们已经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独特的、绝非来自印度的本地文明。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个问题，即东南亚古代文明起源的东亚背景，由于这一问题不在本文的范围内，兹不赘述。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迹似乎又给“印度化”、“印度文明输入论”提供了新的证据：发现于印度支那和印尼海岛的矩形石斧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南岛语系的传播范围大致相符。持“印度化”观点的学者对此的解释是[2]：“原始马来人”从西方的印度越过布拉马普特拉河流东来，在传播南岛语系各语支的同时也就将矩形石斧文化传入了东南亚。但是，正如现代人种学的研究不能完全取代、等同于古代实际情况一样，语言学对今天存在的语言做出的某些分类（姑且不考虑这些含糊不清的分类法是否科学）也同样不能代替考古学的权威解释。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考古发掘业已证明：以矩形石斧文化为代表的东南亚新石器文化遗迹主要集中于占婆、“交趾支那”、柬埔寨等广大地区，考古发现的石器工具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东南亚的先民们已经能用美丽的雕刻装饰木屋，制造精美的陶器，生产某些纺织品。另有证据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东南亚土著居民已能根据季节的变化种植水稻，而水稻的种植是东南亚古代文明有别于印度古代文明的特有的一个显著标志。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水稻种植历史最早不超过公元前十世纪。拥有这种新石器文明的东南亚先民，在航海和造船技术方面已都有较高的技术，他们已能在季风和信风的季节里，利用世代积累起来的航海技术和天文导航知识进行海上航行，这非常便利于东南亚各文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传播。另外，作为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巨石文化”——通常是雕刻成祖先的肖像的巨石像；具有当地原始宗教意义的庞大的“魔石”；保藏死者头骨的石槽；墓葬标志的石冢；由长形石板建成的墓地石室或具有纪念性、象征性，或精细雕刻具有写实性、装饰性。以老挝查尔平原的“石缸”文化为典型的巨石文明在东南亚的各区域广泛分布，至今散发着古老文明的巨大艺术魅力，而在同一时期或前一时期的古代印度却找不到相类似的实例。显然，仅仅以语言学上的一个巧合性因素来试图证明古代东南亚文明来源于印度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东南亚地区青铜器、铁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一种以印度为中心的见解。欧洲的一些学者认为[2]：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征服原地居民，促成了原来的土著居民离开本土，或通过海路，或经由陆路陆续来到东南亚，将原有的印度此种文明移植到新居住地。然而，迄今为止，这只是一种找不到证据的假说和推测。印度不能等同于殖民时期的古代希腊，东南亚陆地和海岛也不是古代印度什么“殖民时期”的“海外殖民地”。有些国外学者将古代印度商人在东南亚的经商活动比之于一场“移民浪潮”，更是将古代正常的海商贸易混淆于文明的大规模传播和输入，缺乏起码的事实根据。

总之，在经历了自身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东南亚古代历史即将迈入国家产生的门槛之际，土著居民已创造出了绝非输自于印度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史前时代的东南亚文明是一个按顺序发展演变而来的有机整体，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文明并非来自印度，它具有其本身的显著特征。

2 印度文明影响时代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并非是“印度文明”

诚然，在东南亚古代历史上产生国家之后的公元后的几个世纪中，东南亚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国家确实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在建筑艺术、式样、风格，宗教传播，王朝的称号、排列方式乃至社会生活的某些具体方面体现出来。肯珀斯等国外学者据此认为[1]：在印度文化影响时期，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已经“印度化”，持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甚至使用了“外印度”、“大印度”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观点我们同样认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少是片面的。我们认为：即使是深受印度影响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并不是前者的全盘翻版和印度文明“在海外的延伸”，而是经过当地居民对印度文明加以改造之后，以本地固有的文明为主体，依然具有鲜明的本地特征。

我们以肯珀斯等学者认为最能体现“印度化”的几个古代区域来分析一下。扶南是古代东南亚最早出现的国家之一，关于?x陈如到扶南后与当地“女王”柳叶通婚的传说，被“印度化”观点的学者认定为扶南是由印度王族或王家支系的?x陈如在东南亚建邦立国，从而导致了在印度文明“灌输”下东南亚始有国家和文明的起点，有的学者[1]为了给这种观点寻找根据，力图在对音上证明扶南古代王朝世系与印度古代某王朝之间的对应和继承关系。但是考古学已充分证明扶南最早的国家遗址纯粹是东南亚型的，丝毫找不到印度同一时期文明影响的痕迹。在稍后的公元九世纪?耶跋摩和其继承人因陀罗跋摩一世时代，正是印度教在东南亚广泛流行时期，“受印度文明的影响”，建造了著名的巴孔庙和洛利寺。在肯珀斯等人称为“印度文化的典型代表”的罗卢奥斯建筑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地固有文明的特征：在印度教建筑的外在形式下，却并非供奉着湿婆等神像，而是将两位君主的父母、祖父母等祖先石像高踞于祭殿正中[3]，它们正作为东南亚史前时代即已流传下来的祖先崇拜的一个典型例子。公元十世纪的古代柬埔寨正是这个国家古代文明的辉煌时期，以国王为首的王族成员和高层僧侣阶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出于祭祀的需要而修建了许多神殿，殿中的许多神像也曾被冠以印度神话中神祗的名称，如湿婆、毗湿奴、吉祥天女、雪山女等，但具有嘲讽意义的是这些具有印度神灵称号的神像在体形和面貌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古代吉蔑人，而且这些显然脱型于现实生活中的王室成员和吉蔑僧侣的神像上都镌刻有其原型人物的姓名[3]，在印度文明的外壳下展示着古代吉蔑帝国统治集团的权力体系。这种习俗和特征，不仅在古代柬埔寨，而且在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广为流行，与其说它显示了东南亚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祖先崇拜与印度文化的结合，不如说是当地居民对外来文明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本地需要。在古代缅甸，历史的真实面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即使在印度文明强烈冲击的时代，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明仍然是以其本地固有的传统为内部核心和最终归宿的：蒲甘王朝是缅甸历史上以“印度文明覆盖”而“著称”的，阿奴律陀国王统一国家期间曾征服直通，而发动这场征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取得据信珍藏于直通的“巴利文三藏经”，这件事被“印度化”观点的学者们称之为古代东南亚君主们“主动吸收、依附印度文明”[1]的一个典型例证。但是，事实上统一后的蒲甘帝国所流行的佛教，却并非纯粹的外来文化，而是以根深蒂固的那迦崇拜和纳特崇拜为基础的。作为东南亚和缅甸固有文化传统中主要成份的“纳特”，是当地原始宗教中的神灵，从史前时代即已广泛流行下来。传说中认为全缅甸有37个重要纳特，他们以居住于布波山上的摩诃祗利兄妹为首领。纳特崇拜是古代东南亚固有的万物有灵论和亡灵崇拜的具体表现，所以阿奴律陀征服直通要求取得佛经只不过是为了使战争师出有名的借口，统一后的蒲甘佛教始终是以当地原始宗教为核心的。这可以从缅甸这一时期佛教的教义、仪式上清楚地看到，甚至许多佛像的外貌、面容都是“纳特式”的。在印度教、佛教等印度文明盛行的年代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充分证明了东南亚本地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强大的融解和改造能力。阿奴律陀们绝不是为引进外来文明而引进佛教，而是为了将此种适合自己统治的宗教外壳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因此，正如在缅甸所发生的情况，印度文明包括宗教，在东南亚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被改造、利用的差异。在阿奴律陀的继承人江喜陀时代，被誉为与埃及罗塞达石碑同样重要的“江喜陀石碑”，其铭文的文字、内容更是与供奉这一碑铭的佛寺毫无关系。本应记载佛经的石碑却用骠语、缅语和小乘佛教的巴利文记载了江喜陀王征战四方的文治武功，这种用佛寺的碑文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让天国为人间唱赞歌的行为，无疑是印度文化充其量成为东南亚文明的一种承载工具，为东南亚当地实际生活服务的例证，这种情况在印度文明所及的古代印度尼西亚也十分明显。爪哇岛的婆罗浮屠是夏连特拉王朝时期古代人民艺术才能的精华和集中表现，从外表上看确实深受印度古代文明的影响：直通塔顶的走廊两边墙上所刻浮雕，是大乘佛教经典的图解，雕塑的风格仿效笈多时期印度的古典形式。从宗教观点而言，婆罗浮屠的整体形成了那烂陀寺教教派所传佛教的“一部动人的、有说服力的经书”[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乘佛教经典图解的大量的、数以千计的浮雕内容却并不是真正描绘了经卷内容和佛本生故事，爪哇的古代艺术家们在采用印度宗教、建筑形式时已经对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他们的发型、面部、服饰、背景图案已不是印度式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当地、当时特征的爪哇式的[4]，实际上提供了古代爪哇社会生活和习俗的一幅生动图景。浮雕中那些传统的人物形象也经过改造，刻画得很有生气，冲破了古印度同一题材构图的旧形式而颇具人情味。离婆罗浮屠不远的曼杜陵庙、沙里陵庙、普劳桑陵庙和由于某种不可知原因而未完工的西巫陵庙，至今仍屹立在日惹附近的克杜平原上，“印度化”的观点认为这些都是“印度移民浪潮的产品”[4]，但是至今并没有找到发生过这样一次移民浪潮的证据。事实上至少可以使我们对这一点确信不疑的是：这些宏伟的建筑外表上诚然是湿婆教庙和佛教寺庙，但绝不等同于印度的寺庙。这些宗教纪念物不但是由爪哇石工和雕匠所建造的，而且同爪哇本地的宗教思想和仪式有高度紧密的联系。在古代爪哇（在古代被称为“印度化”的东南亚其它地区也是如此），当一个统治者将自己的统治扩展到一个新近征服的地区时，就着手建筑一座“陵庙”（巨大的纪念物）以显示自己的武力之强大。在陵庙内供奉的并非印度宗教诸神，而是他生前愿被认为与之同一、而他死后与之合为一体的那个神灵。很显然，有着湿婆教和佛教外形的陵庙，实际上是显示统治者大君主地位的外部标志。统治者一旦由于某种原因被迫放弃王位而“献身”于宗教生活，修建宗教建筑以“积功德”时，也并非真正醉心于印度的文化，他们往往将古代印度宗教的神灵改名换姓，代之以自己的王号或姓氏，实际上成为其在位时期的“文治武功”的记载。说到底，婆罗浮屠、曼杜陵庙等古代印度尼西亚文明的典范给我们留下的是夏连特拉山帝王朝在历史上走过的踪迹，又何论“印度化”的“例证”？这种情况在另一些所谓“印度化”的国家中也很普遍，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评述。总之，即使是印度文明影响表现最为强烈的宗教、建筑方面，“印度化”、“大印度”、“外印度”的观点也是片面而缺乏根据的。

3 劳动人民创造的文明是“印度化”时代东南亚文明的主流

如前所述，东南亚古代上历史上确有一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印度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究其原因，首先是古代东南亚宫廷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第二，也是古代东南亚与印度文化之间文化、文明相互交流、影响的结果在东南亚地区的反映，相信随着历史学、考古学的进展，有关东南亚文明对印度文明的影响也会日渐清晰。我们要说明的是：不存在着肯珀斯等学者所说的单方面的、移民浪潮覆盖下所造成的东南亚地区的纯粹的“印度化”时代。我们还要说明，即使在所谓“印度化时代”（我们在很谨慎的程度上借用这个词），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的主流仍然是当地人民创造的东南亚自身的文明。

封建时代东南亚各国史料往往侧重于宫廷王朝的活动，而对普通人民创造文明的主要方面——生活、生产则很少记载，即使偶尔涉及也往往语焉不详，这对我们在此方面作出比较全面的描述是一个很大困难。但是，通过对普通人民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零星记载，我们仍然能够得出结论：即使古代印度文明对东南亚地区有所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也主要限于上层统治集团的狭小范围和涉及于建筑、文学、宗教等方面，而构成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体部分仍然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具有鲜明的东南亚本地特征。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东南亚劳动人民创造了与其它人类文明相比毫不逊色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进入国家建立的阶段之后，当各国统治阶级醉心于用印度文明的外在形式为自己服务时，缅甸人民在中部干燥地区建立了被称为“人类奇迹”的皎克西水利灌溉系统，它对于以后相继崛起的蒲甘文明和阿瓦文明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菲律宾碧瑶附近，劳动人民开辟了被后人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巴纳韦梯田，但令人费解的是，肯珀斯等人却将菲律宾排除在古代东南亚的范围之外又未见说明其理由。在爪哇，拉巴扎和锦石两地之间辽阔平原上灌溉系统密如蛛网地广泛分布，其设计之精巧、规模之宏大令现代人们惊叹不已，这一水利工程对于谏义里、新柯里沙、满者伯夷等强大王国的连续兴起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吴哥时代，柬埔寨人民修建的高度发达的供水系统，其水利灌溉农田功能的意义大大超过“印度化”观点认定的“为人们在吴哥寺祭祀神灵”[1]的供水饮用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古代的这一水利工程，也就很难产生伟大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吴哥文明。在肥沃的稻田中，人们使用驯养的水牛耕作田地，还种植茂密的竹林、棕榈和各种果树，以捕鱼作为副业。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种以水稻、水牛、竹子和小艇为特征的文明，其意义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统治集团所热衷的神庙、祭祀、石碑、陵墓的意义。东南亚人民在悠久的历史中，栽培了许多作物，后来传流于世界各地，对全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棕榈科树木的载培始于古代东南亚，它们的浆液被用于制糖和酿酒，叶子被用于覆盖竹层的屋顶，还可用于书写，这在古代中国古籍史料中被多次提到。而作为古代东南亚历史记载的重要来源的中国史籍却从未提及过古代印度文明对东南亚人民普通文明的影响，中国史籍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东南亚本地特征的文明图景，这对于我们指出“东南亚文明印度化”、“印度文明输入论”的片面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

古代东南亚人民在种植区域种植了大量的椰子、香蕉、木瓜和芒果。马鲁古群岛和班达群岛上大量人工种植的丁香、肉豆蔻，爪哇西部和苏门答腊南部种植的胡椒、龙脑、松脂和安息香等，都是中古时期国际贸易，特别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而且也是东南亚古代各国对外贸易的独特产品。在印度尼西亚古代特有的蜡染法“巴提克”印出的花布，不仅以色彩古朴、具有强烈的装饰性和象征性而闻名于世，而且图案的式样也与充满宗教气息的印度图案毫无关联，是东南亚人民抒发自己情感的一种独有形式。古代印尼的皮影戏，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当地普通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这是东南亚古代文明不同于印度文明的又一个显著标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古代印度是一个种姓制度典型发展的国家，也是一个妇女地位非常低下的国家，如果历史上东南亚文明确如肯珀斯等人所认定的有“印度化”、“大印度”时代，那么这两项印度社会独有现象就应在东南亚古代有明显的反映。但古代东南亚却找不到迹象可以印证它采用了印度那种具有特殊章规和礼仪的真正的种姓制度。古代东南亚妇女相对印度妇女而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在古代柬埔寨、爪哇的宫廷中都有关于妇女充任高级官员的记载。这一切可以表明：印度文明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统治者和宫廷有关的狭窄范围内，而古代历史记载将注意力集中于宫廷、宗教、陵墓、神庙、王朝世系、王号等诸因素又易强化“印度化”观点的影响，实际上，印度文明对广大的东南亚普通人民的影响，对社会深层的影响是远远低于这一估价的。欧洲学者的“印度化”观点是应该打上一个问号的.

参考文献：

[1] kenpath c，from the mother，ancient south-east asian

civilization and india[m]．london：1992．2，9，11，

12，15，6．

[2] heekeren，the bronze-iron age of south-east asia[m]．

new york：1992．6，13．

[3] lemay r，concise a．history of buddhist art in

south-east asia[m]．cambridge：1988．4，5．

古代东方文学特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古希腊；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古希腊和古华夏分别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两个源头，因此古希腊体育与中国古代体育有着迥然不同的形态和价值体系。从体育发展的历史来看，体育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

二、分析比较

1.古希腊体育的竞争性与中国古代体育的等级性

地理环境是不同民族体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古希腊与中国古代各具特色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两个民族不同的文明和民族性格，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体育文化的发展。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海运交通便利，商业较为发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国民的生产关系向契约形式转化，致使森严的等级制度失去了繁衍的依托，从而为民主、宽松的政治制度奠定了诞生的基础。古希腊体育中的赛跑，其特征就是参赛者不论地位高下、年龄长幼，一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同等的条件下跑完相等的距离，最后以成绩显示谁之优劣。

与古希腊所不同，古代中国的四周是高山、沙漠和当时条件下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一个封闭的状态，而内部的回旋余地又相当的广阔，是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文明为宗法等级制度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加强致使任何不遵循等级差别的文化因素不得产生，否则就是对等级制的冲击，也是对专制统治的不稳定因素。

2.古希腊体育的健美性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养生性

在同海上风浪搏斗的过程中，勇敢的希腊海员们充分感到自身力量的重要性。于是肌肉发达、身体健美的形象便成为古希腊人崇拜的偶像。与古希腊体育繁荣相对应的是古希腊高度发达的哲学与科学。古希腊的哲学家用数学的方法研究动物和人体的结构，这就使得古希腊体育有着特殊的发展轨迹和审美价值。在古希腊的体育雕塑中，雕塑家们对运动员形体美的把握，已经能够科学地运用数学上的“黄金分割”和解剖学原理，体现了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水平。

与古希腊所不同，中国古代体育的形成与定型借助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当时的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人必须与大自然保持协同才能维系生命，维持健康。因此，在中国古代体育中，养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养生体育建立在宏观观察和直觉经验的基础理论之上，与建立在以分解、分析方法为主体的实验科学基础之上的古希腊体育大相径庭。

3.古希腊体育的身体教育与中国古代体育的道德教育

古希腊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的民族。古希腊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宗教社会。古希腊宗教特有的神人同形同性特征与城邦公民职责相结合，陶冶了古希腊人独有的人格意识。他们把“自我”视为一种客观化的认识对象，从多方面去论证“人”，他们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注重体育在育人方面的作用。古希腊体育中尊重人的个性，追求多样化与矛盾性的文化特征，可以激发民族的扩张力、创造热情和冒险精神，有利于体育教育中对人的个性培养和发挥，然而却缺乏中国式的谦恭待人、稳健温和，易导致物欲主义、享乐主义和个性的过分扩张。

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给中国古代体育打上了深深的“道德教育”烙印。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其主旨精神始终是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与古希腊文化的出发点是根本对立的。古希腊文化强调从个人出发，个人与集体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状态。而在中国古代，由于传统伦理价值观的作用，单一的个人显得毫无意义，仅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求善与道德的一个特征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他人带来否定作用。而古希腊则不同，它是通过竞赛，以其双方形成的胜负结果来肯定胜利者，否定失败者。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孕育了不同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品格，从而形成了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各具特色的传统体育个性。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个人修养和道德性，促进了以身心和一、动静结合为特征的东方传统体育形式的发展，然而却削弱了体育的竞技性；

古希腊民族崇尚人的个性，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公平竞争，对现代竞技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易导致个性主义的膨胀。

参考文献：

［1］颜绍泸．世界体育史研究中的误区：东方体育．体育文史，1990（3）.

［2］谢凌宇．略谈中西方传统体育的个性特征．体育与科学，1990（5）.

古代东方文学特点范文第3篇

Abstract：Basisthelastwordoftheanthropologystudy,CombineprogressofthechineseancientworksresearchandArcheology,Thistextthink:TheoriginaloftheformationChinese,maindirectsourceshouldbeCentralAsia,SoutheastAsiaisjustpartofoforindirectsource.AncientmankindfromCentralAsiaenterSoutheastAsiawhobehaveSundadontytooth,thesecrowdenterthesouthofChinaorcircumfluenceentersCentralAsiaandcontinueenteringnorthernChinaandnorthAsia,aberrancebecomehumanwhobehaveSinodontytooth.Henceforth,thesecrowdfromnorthernChinaandnorthAsia,continuouslytransplanttoeastChinaandsouthernChina.Atthelaterperiod,becometheEastAsiamongoloidoftherealmeaninggradually,bealsotheChineseofnow.

关键词：中国人、源流；NRY、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古籍学；中亚、东南亚；中国北方

Keywords：Chinese、Headstream；NRY、PhysicalAnthropology、Archaeology、AncientStudy；CentralAsia、SoutheastAsia、NorthernChina

一、古人类的遗传学研究

1.1、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的研究

金力先生等研究认为：[1]汉族的根源在中国北方。南方汉族是北方汉族向南方迁移扩散的结果。

然而，[2]文又认为：东南亚群体中的单倍型几乎涵盖全部中国和东亚的特异单倍型，因此东南亚可能是早期由非洲迁来的人群进入东亚的第一站，从那儿开始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这一发现与线粒体DNA单倍型分布相符。

这里，[1]文与[2]文就形成一个严重的矛盾：形成汉族的古老原始人群，从东南亚起步，经中国南方越过长江进入中国北方，难道是一个不剩的整体迁移吗？如果不是，那么沿途遗留在东南亚、中国南方的原始汉族人群，其父系基因库就大可不必从北方汉族获得，换句话说，若按[2]文，则南方汉族当今的父系基因库，完全可以是未迁移或遗留在当地的原始汉族人群所有。

因此，若[2]文结论成立，[1]文的研究结论，学术价值就要大打折扣。

对此，杜若甫、肖春杰先生相关的遗传学研究[6][7]，基本否定了[2]文。

本文研究认为，形成中国人的原始人群，主要的直接的源头还应是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只是部分的或间接的源头。从中亚地区进入东南亚地区并形成巽它型齿的古老现代人人群，在进入华南或回流中亚转而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北亚的过程中，异化为中国型齿人群。此后，中国型齿人群在中国北方、北亚地区不断向东、南方向迁移、融合，在较晚的时期，在中国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东亚蒙古人种群，即当今的中国现代人种群（包括汉族）。（此注：本文作者认为，东南亚及澳洲古老人群，之所以主要选择绕道中亚向其它地区迁移扩散，是因为这些古老人群，本身就是通过中亚来到东南亚及澳洲的，其绕道中亚的迁移扩散行为，只是动物的一种本能性“回流”行为的表现。）

为了清晰地看到这个过程，下面首先来看YCC3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已知类型在全球的地理分布图（见下图，取自[3]）。

从图上，我们清晰地看到：

1、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N、Q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和美洲人群中出现，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2、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J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南亚部分地区（如印度西北的Punjab人）有，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3、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较高频率出现的C类型，高频率出现在澳洲、东南亚和北亚、北美洲，但在台湾人中却没有；

4、藏族人群、日、韩人群中高频率出现的D类型，只在中亚哈萨克人群和北亚蒙古人群中有，却不见于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也不见于东南亚人群；

5、在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低频率出现的K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一定频率出现，而在东南亚、澳洲人群以较高频率出现，在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中，则没有K类型；

6、东南亚人群中较高频率出现的F类型，在蒙古人群、朝鲜人群中都有，但在中国大陆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人群中，却没有发现；

7、中国北方汉族和东亚其他人群、东南亚人群及太平洋人群中高频率出现O类型，然而，中国北方汉族和东北亚其他人群的O类型，在内容上和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的O类型，有着根本的差异。

[1][4]研究发现，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Y染色体单倍群频率分布非常相近，尤其是具有M122-C突变的单倍群(O3-M122和O3e-M134)普遍存在于我们研究的汉族群体中（北方汉族在37-71%之间，平均53.8%；南方汉族在35-74%之间，平均54.2%）。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出现的单倍群M119-C(O1)和M95-T(O2a)在南方汉族中的频率（3-42%，平均19%）高于北方汉族（1-10%，平均5%）。而且，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单倍群O1b-M110,O2a1-M88和O3d-M7,在南方汉族中低频存在（平均4%），而北方汉族中却没观察到（此注：[1]文中的O3-M122、O3e-M134、O1、O2a、O1b-M110、O2a1-M88、O3d-M7，分别对应着[4]文中H6、H8、H9、H11、H10、H12、H7，是对O类型标示的两种符号系统）。

以上对中国北方汉族及其他东北亚人群的NRY类型分析的结果，可以肯定：中国北方汉族出现的单倍群类型，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有着非同源的明显差异，因此，不能按[2]文简单推论“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而应该考虑中国北方汉族是多源流迁移形成的。

1.2、其他遗传学研究

[6]杜若甫、肖春杰先生根据38个基因座（此注：ABO、MNSs、Rh、P、Diego、Duffy、Kell、Kidd、Lewis、Lutheran等红细胞血型,白细胞抗原系统中的HLAA、B、C、D,酸性磷酸酶、腺苷脱氨酶、腺苷酸激酶、酯酶D、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谷丙转氨酶、乙二醛酶、葡萄糖磷酸变位酶-1、磷酸葡萄糖酸脱氢酶等红细胞酶,A-抗胰蛋白酶、补体第二、三、四、六、七组分,备解素因子B、血清A-球蛋白、结合珠蛋白、免疫球蛋白Gm因子与Km因子、转铁蛋白等血清蛋白质,以及血型分泌型、和盯聍类型、苯硫脲味觉等。其中MNSs与Rh都以一个基因座来对待,而以各单倍型频率作为基因频率。）的基因频率,对我国各地的汉族人群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及各族的人种归属进行了分析。认为,全国各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可分为南北两大群,南方各地汉族及各族间的遗传距离都比北方要大；长江以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北方蒙古人种,长江以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南方蒙古人种。且南、北汉族均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血缘相近,而南、北汉族间的血缘却很远。这说明,长期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很多血缘交流。

[7]对中国人群中38个基因座的130个等位基因的频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绘制了主成分分布地图和主成分综合地图。结果显示，汉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反映了南方蒙古人种与北方蒙古人种间遗传结构差异的梯度变化，而其第2主成分分布则反映了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间的基因流动。中国少数民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与汉族中的第2主成分相似，而第2主成分分布则与汉族中的第1主成分相似。当将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基因频率放在一起分析时，所得出的主成分分布基本上与少数民族的相似。中国人群基因频率的第3、4主成分的分布则可能反映了古代某些地区人口骤增而向外扩展的历史事件。中国人群基因频率主成分综合地图明显地显示出：在亚洲的南、北方蒙古人种间有一明显的分界线——长江。猜测：如果中国现代人确实起源于非洲，则南、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在进入亚洲以前已经分开，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自非洲或中东沿海岸向东迁徙、扩展、直至东南亚,然后折向北，至华南，再直至长江，甚至可能有一段时间曾占据过长江以北的一些地区。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则在帕米尔以北地区自西向东，直至东北亚,再扩展至美洲、日本等地,同时向南，直至长江。在近二三千年内，北方蒙古人种才不断向长江以南扩展、渗透。

综合[1]、[3]、[4]、[5]文及[6]、[7]文的研究，构成本文的研究推断如下。

推断1：M168位点下突变出的C类型，应是最早出现在东南亚、澳洲的现代人群，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台湾）原生少数民族中，没有出现C类群，韩国、日本C类群的出现频率也远低于中国北方汉族及北亚其他人群，因此，可以推论，其迁移路线不是沿中国海岸北上，而是绕过青藏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并在这里，向北亚、北美洲迁移，其后，北亚的C类型，向南迁移，进入中国北方；

推断2：D类型在中亚形成，一支通过北亚直接迁移到东北亚地区，另一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青藏地区；

推断3：J类型在中亚形成，迁移进入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

推断4：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K类型，在中亚形成，主要部分迁移进入东南亚、澳洲，部分迁移进入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

推断5：在中亚，M214位点下突变形成的N类型，向北进入北亚、北欧地区，在较晚的时期，北亚的N类型南移，进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

推断6：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Q类型，在中亚形成，向北进入北亚、北美，在较晚的时期，北亚的Q类型南移，进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

推断7：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R类型，在较晚的时期，从中亚地区沿天山山麓进入中国北方；

推断8：在东南亚，M214、M175位点下突变形成O类型人群（此注：金力先生又将O类型下的各单倍群分别标记为H*，如中国北方汉族中的H6、H8、H9单倍群，中国南方汉族中的H6、H8、H9、H11、H7单倍群）

我们来看O类型人群各单倍群的地理分布图（见下图，取自[4]）。

推断8.1：在东南亚，M175位点下形成的H9单倍群，分为两条路线迁移，一条沿第四纪大冰期距今最后一次冰期的中国沿海（包括海床），向北直到华东沿海地区和日本列岛，另一条同C类型人群的迁移路线，绕过青藏高原，进入中亚，并在这里向北亚迁移，形成北亚人群（如布里亚特人）中的H9单倍群；

推断8.2：在东南亚，M175位点下形成的H6单倍群，其主体部分，绕过青藏高原，从东南亚回流到中亚，并继续迁移，越过帕米尔高原，沿天山山麓进入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在这个迁移过程中，H6突变形成H8单倍群；留在东南亚的另一部分H6单倍群，则进入华南，并向华东迁移，突变形成H7单倍群，直到长江口附近地区；

推断8.3：在华南、东南亚部分地区，H9单倍群继续突变形成H10单倍群；

推断8.4：M175、M95位点下，H11、H12单倍群在东南亚、华南地区形成，和H10单倍群一样，这两个单倍群相应的人群，基本没有大范围的迁移活动；

推断8.5：在较晚的时期，北方的H6、H8人群南下，越过长江向中国南方扩散。

通过上述研究推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从东南亚、中亚、北亚分别进入中国地区的NHY各类型现代人群，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和复杂的融合过程，最终形成中国现代人群（包括汉族），这就是形成中国地区现代人群的多源流过程。

下面，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考古研究、古籍研究的最新成果，验证上述研究推断的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

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2.1、刘武先生的研究

刘武等人研究认为：[8]对柳江、山顶洞、资阳、丽江等主要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头骨化石及1114例全新世以来不同地区现代中国人头骨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柳江人头骨绝大多数特征的出现情况位于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只有极个别特征与现代人不同；柳江人头骨具有的低眶等特征也可见于其他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说明柳江人化石上保留有少量常见于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原始特征，但与其他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尤其是山顶洞人头骨相比，柳江人显得要现代的多；柳江人与山顶洞人之间头骨形态特征的差异以体现头骨原始性及粗硕强壮程度上的差别居多，而个别特征差异或许与气候环境适应有关。我们认为：柳江人在形态进化上与现代中国人已经非常接近，他们之间的差别非常小；柳江人与山顶洞人头骨特征表现上的差异主要反映了他们之间在演化程度上的差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自的生存环境；现有的形态学证据不大可能为柳江人较早的时代提供支持。

生活在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和南方人类的体质特征已经呈现出与现代中国人一致的种族群体及地区特点。此前研究指出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共有许多原始特征，但在一系列头骨特征的表现上有明显差别。而其中的一些差别与现代中国人南北之间的差别基本一致。以此作为现代中国人南北两大类型可以追溯到更新世晚期的证据。

研究显示柳江人及山顶洞人除具有一些可能属于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原始特征外，其余特征中的相当部分很可能是现代人类共有的，不具有种族或人群特异性的。由于我们对其中具体的细节还不是很清楚，因而目前不能排除柳江人及山顶洞人属于尚未完全分化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可能。同时我们也倾向于同意Brown的观点，虽然若干学者都使用了原始蒙古人种的概念，但迄今对这一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态特征并没有严格规范的定义。因而，对柳江人在现代东亚人群形成与分化上的作用尚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尤其将其归入现代蒙古人种南亚类型需要更多的证据予以支持。

[9]许多研究都指出，在同一人群内，更新世晚期人类较后期人类具有更多的人群内部变异，而这些变异说明更新世晚期人类，较全新世现代人类具有更多的原始性特征，分化程度低。这些变异可能反映了更新世晚期人类具有较高程度的异质性(heterogeneitv)。而现代人类人群内部变异较小的同质性(homogeneity)倾向很可能出现在全新世。

2.2、外国学者的研究

ChristyG．Turner，YoshitakaManabe，DianeE．Hawkey等外国学者研究认为：

[10]Manabe和Hawkey的比较观察，支持由Turner(1985)所做的最初评定的可靠性，后者使用C．A．B．Smith的多变数平均歧异量测定(MMD)(BerryandBerry，1967)，认为山顶洞人头骨的牙齿实际上与中国型相同，而不可能是晚旧石器时代或近代欧洲人的齿型。

山顶洞人与古印第安人(中国型齿)之间的MMD=-0．159；山顶洞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中国型齿)的MMD=-0．080；山顶洞人与苏联的旧石器晚期克罗马农人和马耳他人的MMD=0．205；与现代西北欧人的MMD=0．617(Turner，1985)。

实际上，山顶洞人的牙齿不太明显地保留着某些巽他型齿的性质，如同古印第安人那样(Turner，1985)。

结论是：3具山顶洞人头骨的牙齿与中国型齿型相一致。假如这些化石最终属于从110O0~30000年之间比较老的年代，那么中国型齿可能由巽他型齿演化而来。

柳江人与山顶洞人牙齿的不同，与“在亚洲北部巽他型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型齿的模式（Turner）”一致。中国齿型与晚更新世和欧洲(简化)现代人牙型的显著不同，有力地证明了东北亚人与土著美洲人的密切关系。

2.3、其他研究

潘其风先生认为：[11]在更新世晚期的原始蒙古人种代表(柳江人和山顶洞人)中已出现南北异形的现象﹐到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发展为不同的地方变异类型。黄河流域主要接近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其中的中﹑下游地区居民的体质还表现出某些接近南亚类型的特征；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居民﹐比华北地区更明显地接近南亚类型。

朱泓先生认为：[13]“……现代各人种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群体混血的结果，而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才是他们自身体质特征的真实反映。”例如，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类型进行对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组颅骨材料中均含有较多的接近现代南亚人种的因素，同时也与东亚人种具有某些相似性，但我们恐怕不宜将其视为南亚蒙古人种与东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再如，我国华南地区出土的若干组先秦时期人骨标本，如广东佛山河宕组、广西桂林甑皮岩组和福建闽侯昙石山组均表现出一方面与现代南亚蒙古人种比较相似，另一方面也具有与赤道人种接近的特点。考虑到在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化石上也具有类似的性状，因此这些所谓的“赤道人种”特征的存在，未必就意味着在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中一定存在着与赤道人种的混杂，更为可能的是他们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祖先那里承袭下来了某些原始性状的结果。东北地区先秦时期居民中也同样存在着此类现象。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先秦时代居民中存在着可以区分的两个古代人种类型的群体。但不管是古东北类型居民还是古华北类型居民，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高颅类型，而高颅这一性状正是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因此，如果把上述两个古代人种类型视为现代东亚人种形成过程中诸多来源中的两个重要源头的话，当不致有太大的错误。

[14]实际上，与东北地区一样，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先秦时期居民也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古代人种类型：古华北类型和古东北类型，到了汉代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型，即西伯利亚类型。

古华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高颅窄面，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时还常常伴有中等偏长而狭窄的颅型。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十分明显，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他们或许是现代东亚人种的一个重要源头。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广有分布，应该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原始土著，其中心分布区可能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的长城沿线，如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朱开沟早期青铜时代居民、毛庆沟和饮牛沟的东周时期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组居民等就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就目前的资料而言，该类型的居民也辐射到西辽河流域，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古东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点是颅型较高，面型较宽阔而且颇为扁平，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之间的接近程度也比较密切，所不同的主要是颧宽绝对值较大和较为扁平的面形，或许反映出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某个祖先类型的基本形态。该类型居民在东北地区先秦时期的分布相当广泛，应该是东北地区远古时期的土著类型，至少也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古代土著类型之一。该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就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在本文所研究的内蒙古长城地带范围内，属于古东北类型的先秦时期居民的代表有：大南沟等“后红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居民、大甸子第二、三分组居民、水泉墓地的一部分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I组居民等。

现有的古人种学资料表明，从汉代开始，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人种地理分布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中主要是增加了一种新的种族类型因素，即西伯利亚人种类型。其特征为短颅、阔颅、低颅、阔面和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三道湾汉代鲜卑居民、南杨家营子拓拔鲜卑居民、朝阳东部鲜卑居民以及豪欠营、山嘴子等辽代契丹族居民都属于此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属于西伯利亚人种类型的这些古代居民均为游牧民族，而这种具有短而低的颅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古人种学资料中至今尚未发现（仅在崞县窑子墓地中出现了一例属于长颅与低颅相结合的“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这应该是一种外来的人种因素。

[15]江苏南京北阴阳营组具有蒙古人种的性质，并且在基本体质特征上与当地的现代人最为接近。

江苏常州圩墩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较为近似。

浙江余姚河姆渡组居民一方面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蒙古人种性状，可基本上归入南亚蒙古人种范畴，另一方面又具有一些接近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性状。在古代对比组中，河姆渡居民与我国华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河宕、甑皮岩等组颇为相似。

福建闽侯昙石山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人种都比较接近，但在面部特征上的各项数值更接近南亚人种。

广东佛山河宕组与现代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人种群有较多的接近成分，但其仍应属于蒙古人种的南部边缘类型。

广东增城金兰寺组既具有比较明显的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同时也拥有某些与赤道人种可以对比的性状，其多数特征与华南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居民基本一致。

广东南海鱿鱼岗组在种族类型上可能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华南人类型。

广西桂林市甑皮岩组头骨被认为具有接近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性质，但比现代南亚种族的颅型更长，还具有较大的面宽和更大的鼻宽。这种低面、阔鼻和长颅特征在我国华南地区古代居民中很具代表性。

重庆巫山大溪组居民可能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但同时在某些种系特征上又显示出与南亚人种近似的倾向。

湖北房县七里河组的主要种系成分应接近东亚蒙古人种，此外，或许也含有某些与南亚类型相似的体质因素。

河南淅川下王岗组颅骨的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比较接近。与其他古代对比组相比，下王岗组和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比较相似，因此，研究者认为居住在丹江上游的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与黄河下游的居民应是同属一个种族类型的古代居民——古代华北人。

从现有的古人种学材料来看，南方地区的先秦时期居民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系类型。第一个类型以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东南海鱿鱼岗、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颅骨组为代表，或许还包括了广东增城金兰寺组。该类型居民的主要种系特征为：长颅型、低面、阔鼻、低眶、突颌、身材比较矮小。他们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华南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包括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有所不同。在现代对比组中，他们一般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如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大洋州的现代土著，如美拉尼西亚人等比较接近。此外，该类型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那里。目前已知的材料显示，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可能是以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即浙、闽、粤、桂一带为主要分布区的。鉴于上述情况，建议将该种体质类型命名为“古华南类型”。

根据古史文献记载的民族分布地望，“古华南类型”可能代表了广义的“古越人”的种系特征。至于该古代类型与现代华南地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妨暂且做如下大胆的推测：由于中国历史上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大量的北民南迁乃至侨置郡县，致使南方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北民南迁的压力迫使一部分“古华南类型”土著不断向更南方向的东南亚一带以及太平洋诸岛屿迁徙，因而对这些地方的现代人种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南迁的北民与当地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

南方地区先秦时期第二个种系类型可暂且称之为“古中原类型”，其典型代表是河南淅川下王岗组，此外还应包括江苏南京北阴阳营和常州圩墩两组居民。该类型分布的中心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一带仅系此类型分布区的外延部分。该类型中心分布区内的典型代表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居民。“古中原类型”在近代对比组中与华南近代组最为接近的事实或许暗示出他们应该是南迁北民中的主要种系成分。

四川巫山大溪组和湖北房县七里河组代表了该地区第三个种系类型。该类型的基本体质特征为：偏长的中颅型，中等的头高和头宽，长高比例的正颅型和宽高比例的中颅型相结合，狭面、低眶、中等的鼻宽。由于属于该类型的古人种学资料太少，目前我们对其分布范围还无法得出比较清晰的概念。前些年，笔者曾依据现有资料的分布情况，将该类型命名为“峡江地区类型”。[40]对于该类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尚有待于相关古人骨材料的新的发现。从现有材料的分布地域上看，这一类型或许与巴人的起源有关。

以上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也无不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三、考古、古籍研究的研究

3.1、考古研究

[16]在仰韶文化发现近60年的时候，研究者关于仰韶渊源的探索有了较多的共识。最主要的收获是，认为不同地区的“仰韶”有着不同的来源。这个认识是在80年代初形成的，至90年代后，基本为学术界接受。杨肇清先生在总结20世纪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时，说“仰韶文化的源与流的问题也已大致搞清，仰韶文化早期各类型各有其来源”，具体说半坡类型源自大地湾一期文化，大河村类型源自裴李岗文化，后岗类型源自北辛、磁山等文化。

将分布在陇东一关中一陕南一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它们或可合称为典型仰韶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将这个区域一度划属仰韶早期的北首岭下层类型归入前仰韶文化；将周边分布区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年代相当的遗存，与中心区明确区别开来，分别命名为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下王岗文化等。

[17]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共74个，在许多聚落群中都有庙底沟类型遗址，能确定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有21个。在这21个聚落群中有17个都有特级聚落或一级聚落；有2个聚落群中没有特级和一级聚落，只能把二级聚落作为龙头遗址；还有2处聚落群中连二级聚落也没有，但是庙底沟类型遗址的数量占优势，所以仍可确认是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这21个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分布在西安辖区和榆林辖区各1个，铜川辖区2个，咸阳辖区4个，渭南辖区5个，延安辖区8个，陕南3个辖区没有，宝鸡辖区的聚落群中多有庙底沟类型遗址，但目前还不能确认以它为主体。这21个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除榆林辖区1个外，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东部和陕北南部(主要是延安辖区)，从大范围看已经联结为一个整体。

[18]半坡文化晚期至庙底沟文化时期，是秦岭南北二侧古代居民向周边地区迁移的重要时期。从芮城东庄村到蔚县三关、从陕县庙底沟到淅川下王岗，承半坡文化之继而发展起来的庙底沟诸文化，沿汾河—桑干河、丹江一伏牛山的二条文化迁移与融合线路，不正与徐旭生先生所主张的黄帝和炎帝的东进路线完全一致吗

[19]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这是两类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

[20]据最近学者们的分期研究，半坡文化最晚的遗存仅见于渭水上游地区，表明了该文化逐渐向西退缩的总趋势，这应当反映着庙底沟文化兴起于东方并向西扩张，逼迫半坡文化退守西北一隅的事实。

[21]不仅“随枣走廊”分布有半坡类型文化遗存，在长江以北的整个湖北境内，都有半坡类型的踪影。李绍连先生以“江汉地区仰韶文化”来概括仰韶文化而且主要是半坡类型在长江以北的传播和影响，他说：“从陶器群看，江汉仰韶文化基本上属于半坡类型而同时含有一些庙底沟类型的因素”，比如半坡类型的直口杯形器纽的器盖，在大溪文化中常见，特别是在长江边上的宜都红花套遗址，出土有半坡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残片。他认为“江汉地区的仰韶文化内涵单调，不仅基本是半坡类型的东西，而且从陶器群看，没有早期遗存，迄今发现的都属中晚期遗存，这可能是仰韶文化由中原往这里扩展时经历了一段时间所致”

[22]岱海地区的早期农业开发,是由中原地区向北移民垦荒完成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在岱海乃至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分布比较普遍,其中以王墓山坡下遗址最为典型。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对外的影响空前扩大,在黄河流域很大的一个范围内都发现了花瓣纹彩陶等，其中主要通过岱海地区对东北地区红山文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大司空类型文化系统与红山文化系统融合，又产生海生不浪文化。

[23]岷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类型，仰韶晚期类型的居民是沿白龙江流域南下，过松潘草原，进而到达今茂县、汶川、理县等地。

[24]白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第一期阶段与渭河上游及西汉水流域的同时代文化差别不大，都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到了第二期阶段，其文化面貌与渭河上游、西汉水、乃至黄河上游流域的同时代文化也基本一致，均属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发展到第三期阶段，白龙江流域与渭河上游、西汉水以及黄河上游流域的同时代文化仍然大同小异，以共性为主，可以归入以大地湾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当中，即通常所说的“石岭下类型”。但到了第四期阶段，甘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生了分化。东部以泾渭区为中心，通过常山下层文化发展为东部齐家文化；中西部以河湟区为中心，通过马家窑文化发展为西部齐家文化。在白龙江下游的秦岭谷地发展成以大李家坪三期遗存为代表的具有强烈地方特点和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而白龙江上游的甘南高原则分化为马家窑类型，其后的文化面貌尚不清楚。西汉水流域此阶段的文化序列也不是很清楚，但可能更接近于渭河上游地区。

通过以上考古研究，可以看到，新石期时期中国核心文化——仰韶文化的产生、发展与演化，完全印证了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3.2、古籍研究

本文作者对《山海经》进行了十余年研究，发现《山海经》是具有很高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的中国史前唯一古籍，其所记载的史前人文地理资料，与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初期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地理、气候、植被、人群分布的最新科研成果，高度一致（此研究已著《探讨中国史前人文地理的重要手段方法》，另文发表）。

《山海经》记载的人文地理资料，也完全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3.3、最新考古证据

[25]2007年04月03日出版的国际知名学术刊物《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披露：中外科学家最近完成了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田园洞人类化石的研究，发现了一批距今大约4万年早期现代人化石，这也是迄今在欧亚大陆东部所测出的最早的现代型人类遗骸，化石表明：很难相信现代人类只是简单地从非洲向东方扩散，特别是在欧亚大陆东部发现的稍晚的古人类带有相似的混合特征。田园洞的化石指示存在从其西方和南方来的基因流。

“田园洞的化石指示存在从其西方和南方来的基因流”这一研究结论，恰恰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四、本文结论

在上述诸学科的研究充分支持、印证的基础上，本文作者认为：本文的上述研究推断，作为本文的最终科学论断，可以成立。

参考文献

1、BOWEN1,2,HUILI1,DARULU1,XIUFENGSONG1,FENGZHANG1,YUNGANGHE1,FENGLI1,YANGGAO1,XIANYUNMAO1,LIANGZHANG1,JIQIAN1,JINGZETAN1,JIANZHONGJIN1,WEIHUANG2,RANJANDEKA3,BINGSU1,3,4,RANAJITCHAKRABORTY3&LIJIN1,3.GeneticevidencesupportsdemicdiffusionofHanculture[J].16September2004，Nature431,302-305

2、李辉、宋秀峰、金力.人类谱系的基因解读[J].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7月31日，总第4期

3、MarkA.JoblingandChrisTyler-Smith.THEHUMANYCHROMOSOME:ANEVOLUTIONARYMARKERCOMESOFAGE[J].NATUREREVIEWS，GENETICS，AUGUST2003，VOLUME4

4、LiJinandBingSu.NATIVESORIMMIGRANTS：MODERNHUMANORIGININEASTASIA[J].NATURE

REVIEWS，GENETICS，NOVEMBER2000，VOLUME1

5、斯宾塞·韦尔斯，杜红译.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M].东方出版社，2004年5月版

6、杜若甫，肖春杰.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与流[J].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7、肖春杰，杜若甫，L.L.Cavalli-Sforza，E.Minch.中国人群基因频率的主成分分析[J].SCIENCEINCHINA，2000Vol.30No.4P.434-442

8、刘武，吴秀杰，汪良.柳江人头骨形态特征及柳江人演化的一些问题[J].人类学学报，2006年8月，第25卷第3期

9、刘武，何嘉宁，吴秀杰，吕锦燕.山顶洞人与现代华北人头骨非测量性特征比较及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一些问题[J].人类学学报，2006年2月，第25卷第1期

10、ChristyG．TurnerⅡYoshitakaManabeIDianeE．Hawkey.周口店山顶洞人齿列[J].人类学学报，2000年11月，第19卷第4期

11、潘其风，韩康信.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J].文物考古

12、朱泓.体质人类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01

13、朱泓.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J].文物季刊，1998年1期

14、朱泓.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代种族[J].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15、朱泓.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种族[J].人类学学报，2006Vol.25No.2P.87-101

16、王仁湘.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J].考古，2003年第6期

17、许顺湛.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的启示[J].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18、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J].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19、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2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

20、薛新明，宋建忠.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J].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

21、李绍连《试论中原和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22、田广金，唐晓峰.岱海地区距今7000一2000年间人地关系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9月，第16卷第3辑

23、陈卫东，王天佑.浅议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J].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

古代东方文学特点范文第4篇

曹正曾谈到历史上“扬琴抑筝”,“重雅轻俗”的倾向。实际上,“雅俗”区别与社会地位的区别息息相关。琴人皆为“士”即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他们文化水平高,他们的音乐也就“雅”了。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筝乐就被称为“俗”了。艺术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重要内容,古筝在新中国获得新生乃历史之必然。早在建国前的东北鲁迅艺术学院时期,山东鱼台人张哲鸣就在此传授筝艺。曹正于1950年应聘到该校,在更名后的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沈阳音乐学院前身)设立古筝专业。1953年经曹正举荐,山东赵玉斋到东北音专任教。此后全国高等音乐院校才相继设立古筝专业。1953年河南派曹东扶应音乐研究所之邀,赴京演奏录音,1954年到河南师专教授古筝。1955年中央音乐学院邀山东张为昭到校教授古筝。1956年再聘曹东扶执教。1956年浙江王巽之在上海音乐学院主持古筝教学。1956年潮州派苏文贤到沈阳音乐学院任教。1958年后受聘广州音专。1958年山东金灼南在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古筝,后来定聘山东艺术学院。1959年客家派筝人罗九香到天津音乐学院任教。1960年曹东扶去四川音乐学院执教。曹正于1964年从沈阳调入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另有潮州派筝人郭鹰,山东派筝人高自成先后于1952年、1955年进入上海民族乐团、总政歌舞团任专职古筝演员。郭鹰同时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沈阳、西安各音乐院校兼职教学。高自成于1957年调西安音乐学院任教。至此,古筝艺术已全方位地进入专业音乐行列。民间筝人进入高校后,他们深感自身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这方面,赵玉斋是有代表性的,他以极大的毅力勤奋学习,将师傅口传的筝曲、擂琴曲两百余首整理成谱,同时学习音乐理论和西洋乐器。他学习钢琴的请求得到李劫夫校长的支持。

他发现钢琴的演奏原理与古筝相似,试将钢琴的一些演奏技巧用于古筝演奏,将山东筝曲《老八板》改编成《四段锦》:在这首乐曲中采用了钢琴的和音方法,初试成功。他在《庆丰年》的创作中,又采用了左右手交替和多声部演奏手法。全国音协主席吕骥给予了高度评价。音乐评论家李凌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古筝演奏革新者》的文章,认为“《庆丰年》的诞生,结束了古筝单手演奏的历史。为古筝演奏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后来,赵玉斋、曹正、高自成、韩廷贵等筝人都先后晋升为教授。民间筝人没有“文人相轻”的习惯。高校的学术空气,促进了全国性的筝艺交流。各校或相互兼课,或相互借调。为筝艺热情奔走的曹正是个典型,几乎各地都有他的弟子。1956年9月潮州派筝人苏文贤到沈阳音乐院讲学,把南派筝艺带到北方。他与赵玉斋共同编辑有南北两派乐曲的筝曲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苏文贤向赵玉斋学习新的演奏技术。传为南北交流的佳话。这一时期中,有几次重要的艺术活动,对古筝艺术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

1、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出席人数达3500人。历时月余。在音乐周期间,赵玉斋演出了《庆丰年》,高自成改编的山东筝曲《高山流水》获创作演奏一等奖。曹正、曹东扶、罗九香、刘天一、苏文贤等都参加了演出。总政歌舞团到中南海献演,演出结束后,等中央领导接见演员。握着高自成的手亲切地说:“中国的民族音乐内容很丰富,要做好继承发扬工作,要古为今用。”通过他们精湛的演奏,加深了人们对古筝的理解,对各高校纷纷设置古筝专业不无影响。

2、1960年2月,中国音协邀请山东派筝家赵玉斋、高自成,广东汉乐客家筝人罗九香,河南派筝家曹东扶等五人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专场音乐会。吕骥邀请时在北京的音乐界知名人士观摩。演出后,由音乐史家杨荫浏主持座谈,大家一致认为:“真是一次古筝名家大会师”。中国音协将这次演出、座谈情况进行了报道,影响巨大。

3、1961年8月,在西安召开的高等音乐院校古筝教材会议,讨论了各校的古筝教材,交流了教学经验,进行了学术研究。会期15天。全国筝家大都到会。有广东音专的罗九香、苏文贤:沈阳音乐院的曹正、赵玉斋;四川音乐院的曹东扶;上海音乐院的王巽之:河南艺院的王省吾:西安音乐院的高自成、周延甲。山东艺术学院的金灼南因病未到会,送来教材。会议由曹正主持。会议对古筝教学的高、中、初级教材进行了规范:对弹奏指法进行了审定,进行了演出交流活动。人们发现山东、河南两省地域相联,民情相似,筝曲风格相近。后来,两派筝家联合编创了十首曲子,定名《鲁、豫大板套曲》。演奏时采用两台筝,一台奏山东乐曲,另一台奏河南乐曲。两台筝演奏的复调音乐,是一次成功的创新。可惜乐曲没有保留下来。会议期间,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巽之带来古筝教程以及浙派筝曲与演奏技法。得到与会者的赞许。对于用五线谱记谱的做法,也得到了代表们的肯定。其后三十年,阎爱华编著的第一部《线谱古筝教程》问世。王巽之在教材建设、教学研究和实践、严谨的治学态度、高水平的教学质量等方面,起了示范作用。老一辈的古筝艺术家,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做了大量踏实的基本建设工作,为古筝艺术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成果在60年代以后逐步显现出来。

二、六十年代初——第一批高校培养的古筝人才走向社会

经过五十年代的耕耘,在六十年代前后,各高校古筝毕业生,先后走向社会,至“”前夕,各校培养出的古筝艺术专门人材约百余人。他们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外音乐文化,特别是他们综合各派筝艺的优点,形成了各自的风格。他们一部分到专业演出团体,一部分留校,一部分到群众文化团体。从此,古筝艺术在更高层次上返回民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阶段。在这阶段中,高校停止招生,到处组织文艺宣传队,军队大招文艺兵,音乐上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大都被吸收进去,在此导向下,孩子们的家长纷纷谋师求教,广大古筝弹奏者大都参与了传播筝艺。虽然多数专业演出团体停止业务活动,但还有些演奏家继续演出活动,不仅钢琴家殷承宗、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在公演,刚进入专业团体的古筝演奏家项斯华、张燕燕等也都在从事演奏活动,王昌元的《战台风》几乎天天广播。高校恢复招生是1973年开始的,活跃在城乡的文艺骨干,于是有机会进入高校。他们经过系统学习,80年代初相继登上音乐舞台。如果把50年代从事筝艺的人作为第一代,60年代的高校毕业生中的筝人作为第二代,那么,80年代的高校毕业生就是第三代筝人。其中已有人获得硕士学位。

三、八十年代学筝人数迅速增多九十年代古筝热潮逐步形成

第二代筝人,二十年后,已在影响一方。北京的邱大成、李婉芬,沈阳的尹其颖、阎俐,西安的周延甲,四川的何成育,广东的陈安华,武汉的丁伯荃,福建的焦金海,浙江的姜宝海、王刚强,南京的涂永梅,上海的何宝泉、孙文妍,以及专业演出团体中的潘妙兴、郭雪君、李贤德、王昌元、项斯华、范上娥、王莉、张燕燕、金振瑶等,都已成为各地古筝名家。有人说,五十年代全国筝人不过千人,时过半个世纪,学筝人数已有几十万人。随着教育改革和向素质教育转变,学校中音乐课比重增强,对古筝的需求不断增大,传授筝艺的部门大量出现,高校及附中、附小,普遍增加了招生名额,培养了一批少年儿童,他们在各种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群众性古筝普及教育蓬勃发展。1992年由上海东方古筝研究会创始的古筝考级活动,逐渐推向了全国。确切的学筝人数很难统计,从每年考级人数连续成倍增长来看,学筝热潮令人振奋。筝艺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1980年12月,由曹正倡议,首建“北京古筝研究会”,并亲任会长。还聘郭鹰、丁鸣任顾问,会员几乎遍及全国。90年代初,会员达百余人,其理事遍及海内外。1983年徐州复建1947年曹正在徐州创建的“彭城筝社”,后改名为“徐州古筝研究会”。沛县组建“大风筝社”。

1988年西安由高自成、周延甲倡议,组建了“西安秦筝学会”。出版了学会会刊《秦筝》,对交流信息起了积极作用。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在豫、鲁、浙、粤等地相继建立了古筝研究学会。山东在筝乐之乡的郓城创建了“齐鲁古筝乐馆”,旨在从儿童开始培养古筝艺术接班人。随后,在山东音协指导下,成立了山东古筝研究会。在姜宝海、王刚强等人努力下,建立了杭州“武林筝社”及“武林筝研究室”。96年成立“浙江省古筝研究会”。河南由梁毅夫与曹东扶的女儿曹桂芬为核心,建立了“中州古筝学会”。广东以陈安华为首建立了“广东汉乐古筝会”。潮州、澄海地区成立了“澄海潮乐研究会”,于1993年专门举办了“澄海县,93中国古筝,潮乐艺术节”,并出了会议专刊。在赵玉斋率领下建立的“东北地区,北国古筝学会”其实更早一些。并于1991年将开展群众性古筝学习活动较好的朝阳市命名为“古筝名城”。还举行了“中国古筝艺术研讨会”。历史名城扬州市在古筝家张弓的努力下,成为了古筝艺术普及较早的地区,并有南方古筝之乡的美称。作为潮州派和浙派活动中心的上海,成立了“东方古筝研究会”,南京建立了“金陵古梅筝馆”和“南京少儿古筝协会”。湖北建立了“楚天筝会”。台湾以古筝前辈梁在平为会长建立了“台北古筝研究会”等等。对指导古筝普及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间,对古筝艺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几件事,应特别予以说明。

1、北京古筝研究会自1980年成立以来,在20余年中,对全国古筝艺术活动起了联络枢纽和指导中心的作用。全国各地古筝社团的组织活动都与他们的热情帮助相关。首倡古筝艺术“要从娃娃抓起”,对普及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上海成立“东方古筝研究会”,名誉会长为上海音乐学院江明院长,会长为上海音乐学院何宝泉教授,会员基本上都是专业演奏家、教育家、理论家和作曲家,还有海外港台的古筝家。研究方向着重于提高。首届年会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研究了高校的四年制教学大纲:对筝曲创作及演奏技法进行了学术探讨:首次拟定古筝考级章程。实践证明,普及与提高是相互促进的。

2、扬州自1986至2000年连续举办四届“中国古筝学术交流会”,对一种民族乐器进行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持续投入,为历史上所少有。第二届交流会还专门就“现代筝曲创作”进行了研讨,对新作品的不断涌现,起了促进作用。

3、1991年7月在辽宁朝阳市召开的“中国古筝家、传统筝曲交流研究会”,出席三百多人,以“敬业乐群,敬老尊贤、尊师重艺、奖掖后昆”为指导思想,提出“茫茫九派流中国,天下筝人是一家”。给赵玉斋、高自成、台湾梁在平、马来西亚陈雷士等人颁发“荣誉证书”。对有成就的年轻人授予“表扬证书”。

4、1993年的“中国古筝、潮乐艺术研讨会”,全国筝界名家大都应邀出席。潮州、澄海是著名的侨乡,潮筝、潮乐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东南亚流行很广。应邀出席的海外华侨及港台地区的筝人颇多,对扩大对外交流,把古筝推向世界有其特殊的作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性古筝比赛评奖活动、考级活动等都对形成古筝热起了推动作用。所有以上活动都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在中国音协的指导和文化部门密切合作下进行的。中国音协的老领导吕骥、孙慎、文化部老领导周巍峙、音协书记冯光钰等大都亲自到会指导,热情支持。

四、曲目创作与演奏技术的快速发展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古筝演奏基本上是左手以润饰为主,取音为辅。右手以取音为主,润饰为辅。演奏技术相对稳定。从新中国成立,才进入了新的阶段。筝人进入高校,加速了筝人自身知识更新的进程。前述之赵玉斋《庆丰年》首开先河。王巽之在《将军令》一曲中,创造了左手快四点的密集弹奏和右手长摇的手法,将右手弹出之音,从点发展成线。曹东扶《闹元宵》采用了大幅度的急速划弦,连续性托、劈及密摇相结合的技法,与左手豫派筝的滑音、大颤融会贯通。

70年代,出现了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战台风》用左手拇、食指捻压弦,右手摇指的扣摇手法以及快速点弹与扫摇手法的结合,使风声、雨声、劳动号子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进而使用刮奏手法从筝码右边转到筝码左边的无序音高上,在协和与不协和的音响之间相互交替,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雪山春晓》在委婉动听的藏族音调中,运用了右手长摇结合左手大琶音分解和弦的手法,将冰雪融化,万物复苏的自然景观与人民群众喜迎新春的崭新面貌展现了出来。表现龙梅、玉荣两位小英雄的筝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几乎汇集了以上所述各时期的古筝演奏技法,如表现流水动感的双手连贯琶音:左手按吟、右手长摇的马头琴的歌唱;左手的欢快节奏与右手活泼流畅的快四点旋律相结合;运用扫摇、快四点、双手连抹等技法表现暴风雨的来临。

80年代的新作《侗族舞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天京抒怀》、《木卡姆散序与舞曲》、《茉莉芬芳》、等都对古筝的表现能力有所丰富。练习曲也在向科学化发展,如《肖邦黑键练习曲》。快速演奏指法以及四指轮弹和以手腕为主的悬桩长摇法用于《井岗山上太阳红》、《打虎上山》中,得到了令人振奋的效果。

90年代以来,古筝创作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黔中赋》的演奏以运用扎桩摇和悬桩摇的交替手法而成为亮点。加上左手轻压规定音区的琴码右侧弦,右手同时向上划弦的手法,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木叶舞欢快、活泼富有节奏感的打击乐声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在这时期中,作曲家们参与筝曲创作,增强了创新力度,他们突破传统五声性调式的局限,吸收了日本琉球调式、都节调式的色彩,借鉴了梅西安人工调式的经验,自行设计了许多新的调式,甚至创造了全新的“下方小三度加上方小二度”的调式色彩,每个八度分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是一个大三度音程,在每个环节上都可以演奏同主音大小调的调式。新的调式色彩和多调性连环叠置的定弦方法,促进了演奏技法的变革。如《幻想曲》(王建民曲)、《箜篌引》(庄曜曲)、《溟山》(王中山曲)等。在这些筝曲的定弦中,就为转调准备了条件。不同音区还采用不同音列,使不同音区演奏不同的调式色彩成为可能,既有对传统调式色彩的偏离,又有对传统调式色彩的回归。音程的变化又为新的音乐语言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在不断达到过去做不到的创作意向的同时,人们逐步认识到,新的调式色彩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同时期内,更多的还是用五声音阶定弦法创作的筝曲,如《秦桑曲》、《临安遗恨》、《铁马吟》等等。《秦桑曲》把握住了陕西派古筝善抒情的特点,充分发挥了“碗碗腔”音乐缠绵细腻、委婉迷人的表现力。以密集的摇指奏出自由的引子,在思念性的中板部分,采用秦筝传统的左手大指和中指、名指交替按滑筝弦的手法,恰到好处地奏出了带“徵调”的变徵和清角,生动地体现了秦地风格。二拍子与三拍子的交替出现,颇富咏叹性质,如泣如诉,亲切感人,细腻而生动地揭示了怀念亲人的复杂心情,乐曲后半段的快板,清晰利索,激情满怀,一气呵成。结束部分,左手连续上行琶音的五声音阶模进,横跨三个八度的宽阔音域,配合右手持续而清亮的高音摇指,由慢而快,弹奏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大有“一声长在耳,百恨重经心”之感。《香山射鼓》取材于与唐代大曲有渊源关系的西安古(鼓)乐,以《柳青娘》为基调,与《月儿高》、《香山射鼓》等四首曲牌联缀而成,描绘了幽静的山谷,高耸的庙宇,虔诚的祈祷,深情的低唱的音响画面。技法上保持了秦筝传统,也吸收了潮州筝特有的“勾搭”技巧。在长音摇奏由ff的强度渐弱到ppp时,作了一个短暂的休止,似乎寻求“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此曲在快速的双手演奏中,嘎然而止,好像仿效“珠联千拍碎,刀截一声终”的唐代复终止式。《临安遗恨》写的是岳飞被害这一千古遗恨,以宏大的结构,强烈的戏剧性冲突与细腻的音乐语言,显示了古筝这一古老乐器的超常的表现力。在筝与钢琴的配合中,通过悲愤与哀怨,激情与温柔,跌宕起伏的对比,将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对命运的悲叹,对人生的领悟,对奸臣的愤慨,对戎马生涯的向往,对亲人的思念,对人民的鱼水之情,这一切综合而成的崇高意境深深地净化着听众的灵魂。《铁马吟》一曲更多地运用了鲁派的传统技法。风格刚健而含蓄内在。丰富的内涵耐人寻味。

古筝重奏作品的增多,说明人们注意到发挥古筝在群体中的表现力。古筝琵琶二重奏《大浪淘沙》、《水乡高歌》、《春江花月夜》、:古筝与高胡二重奏《渔舟唱晚》:古筝高胡三重奏《丰收之歌》:古筝二重奏《满江红》;古筝与蝶式筝二重奏《春之海》;古筝四重奏《采蘑菇的小姑娘》、《步步高》、筝合奏《丰收锣鼓》、《瑶族舞曲》、《伊犁河畔》、《百花引》、《拔根芦柴花》等等,基本上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建国以来的创作曲目,大体分属三个时期,50年代为第一时期、60-70年代为第二时期,80年代以后为第三时期。作者大体分属三种类型,一是老一辈古筝家,二是后来培养的古筝家,这两类作者的作品,传统性强,有创新,创新程度似有局限。第三类是专业作曲家,其作品最有创新力度。时代性强,也有传统韵味不足之嫌。2000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龙音杯”中国民族乐器(古筝)国际比赛后,北京《音乐周报》11月16日发表题为《筝韵新声,人才辈出》的述评:“近年来古筝演奏艺术的进步,尤其是技巧发展迅速,演奏人才辈出,新作品层出不穷。”“筝界的演奏技术,演奏技巧已进入全新阶段”,“技高一筹的青年专业组,大多数选择的是90年代至今,以快速为表现手段的新音乐风格的作品。这使得演奏新作品的选手成为快速技巧能力的比赛,”“当代筝曲的优美音色和个性特色,应该如何发展?筝曲的发展自50年代以来,一直走的是创新、发展的道路,而传统筝曲在传承与流派梳理方面的工作则较少。”文章确实切中肯綮。古筝艺术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确实也该冷静地思考一些前进中产生的问题。

五、结束语

古代东方文学特点范文第5篇

边疆考古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和基础内容。此外，边疆考古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补充民族史研究，甚至与其部分重合；边疆地区相对“原生态”的人文景观和民俗事项，还可以成为民族考古学实践的重要载体。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或据地域、或依时代、或按专题展开，基础虽然薄弱，成就却是斐然。虽然不能说已经发展为某种学科体系，但是已经具备许多共性因素，也出现许多共性问题，因此有必要整体性地阐明中国边疆考古的若干基础认识。

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

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有一个逐渐形成和稳定的过程，历史疆域与现实版图有出入。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领土疆域概念形成较为晚近，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应当如何界定？周伟洲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①，是我们考虑这一问题的前提。

疆域有盈缩，现实版图和任何历史截面都不可能反映历史边疆的动态发展过程。例如，西北朝鲜和越南北部红河平原曾经较长时期置于中原王朝的郡县体制，蒙古高原、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贝加尔湖至巴尔喀什湖方向曾经较长时期纳入中原王朝的羁縻体制，而中原王朝在新疆、青藏高原、台湾岛、海南岛和南海诸岛等地实施行政管辖的时间也不划一。更遑论“中国”概念（文化意义或疆域意义上）形成之前的远古时代（新石器时代）和上古时代（夏商周）的情况。还需要考虑，地理边疆和文化（政治、社会）边疆的不同内涵。

我们将中国历史边疆划分为既是历史过程（时间结构）又是空间结构的四个轮廓②。秦并天下，疆域拓展至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西汉至明清稳固控制的本土地域一般在此范围，大致介于中央政权边疆治理体系中直属体制与羁縻体制的过渡地带，称为“基础轮廓内圈”。前清版图大致介于羁縻体制与藩属体制的过渡地带，除蒙古高原外，基本在现今版图内，称为“基础轮廓外圈”。“基础轮廓内圈”以内，自夏商至东周中原诸侯渐次开疆拓土，战国时期燕国进入辽西辽东、赵国占领河套平原、秦举巴蜀、楚国扩展至潇湘和吴越，构成秦汉帝国之前中国历史边疆的“萌芽轮廓”。“基础轮廓外圈”以外，现今版图以外的一些地区，与中原政权曾经存在藩属或者羁縻甚至直属关系，或者与内附部族乃至中原政权联系密切，而且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往往在国境内外均有分布，不能断然割裂，我们称为“外延轮廓”。

综合考量历史边疆和现实版图的学理基础、国内国际学者约定俗成的研究内容、现实国际政治和历史边界问题的敏感性，以及“海疆”概念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中国历史边疆“四个轮廓”的地域空间在不同历史截面上表现出地理和文化（政治、社会）属性的边疆特征，与中国边疆考古研究涵括的地域范围基本相当，这一区域就是兼具共时和历时双重属性的历史边疆地区，而不仅局限于现今版图的边境省份。大致包括：1、东北三省、内蒙古及冀北、晋北、大西北（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和陕北）、、大西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广西一部）。2、中国海疆的两广、江浙、福建，以及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3、不在现今版图，但是中原王朝曾经较长期占据或羁縻的地区，诸如西北朝鲜、红河平原、蒙古高原、琉球群岛等地。由于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文化区和历史民俗文化区的伸延，这一范围与行政区划会有一些出入。

边疆考古研究的方法和视野

作为考古学的基础研究方法，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普遍得到运用。文献史料对边疆民族的记述较简略，“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将“遗存”与“人群”挂钩，是边疆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内容。民族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也较突出。

将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的活动时间、地域和文化习俗与考古遗存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加以对比来确定族属，或者通过文化因素分析与族属清楚的基点遗存相比较来确定族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基本内容。但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结论却往往不统一。正确认识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在“族”的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是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基础前提。文化人类学基础于“族群边界”的“族群认同”理论兼顾了族群集团“情境认同”和“根基认同”的双重属性，在操作层面适宜比较弹性地分析文献记载的人群集团和“考古学文化”的各种复杂情况，开阔了“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的思路。而且“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未必以确定族属为终极目标，也应该将族群的构建过程纳入研究范畴③。

“民族考古学”的概念和定位在国内外都有分歧，我们将“民族考古学”定位于一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大致有以下内容：第一，从考古学目的出发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观察，及其形成的田野记录（民族志）。第二，考古学材料与民族志材料的类比推理，从而建立起从物质遗存推断人类行为的关系法则。第三，民族学（人类学）材料和理论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普遍借鉴和启发，包括从器物功用研究到社会文化系统研究的各个层面。汪宁生、李仰松较早时期在云南等地进行的研究有许多成果④，王明珂从牧区环境、畜种构成、季节迁移、辅助生计（农业、渔猎、劫掠、贸易）着手讨论汉代匈奴和西羌的游牧经济⑤，更是耳目一新。我们提倡考古学者参与对边疆现代族群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调查，以新视角对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再阅读，当有新理解和新启示。

体质人类学研究古代居民的种族（中国边疆各地出土的古代骨骼材料表现出与现代东亚、北亚、东北亚、南亚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不同程度的相似性状）、性别、年龄和骨骼发育情况，近些年来又发展出考古DNA、古代病理、古代居民食谱等研究领域，对于讨论古代边疆族群的种族构成和交往融合、人口和社会结构、生计模式等有很大帮助。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对人类活动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至为巨大，在边疆地区尤其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边疆居民的经济文化类型。例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生态学背景，华南和东南沿海气候与环境变化与遗址地貌及其空间利用情况相关联。因此，以地貌、植物、动物、土壤、气候、海侵等内容为研究对象的“环境考古学”在边疆考古研究中作用突出。

中国边疆地区与西伯利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海东诸国存在考古学文化交流，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上，边疆地区恰恰成为与域外考古学文化碰撞交融的核心地带，这或许可以称为“中外文化交流考古”。边疆地域辽阔，我们相信水下（沉船）考古和GIS（地理信息系统）在边疆考古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区

考古学文化分区是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张忠培语）的研究环节，同时也是研究内容。宏观范围（指全国范围而不是某一地域内部）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较短时段上进行，如俞伟超将西汉前期墓葬分为六区⑥；一种时代跨度较大，如王仲殊将秦汉时代的中国分为划分为九区⑦。理论上讲，后者应当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是对不同历史截面的分区情况整体考量后的通盘表述。前者反映出相对共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比较精细；后者还能够反映出历时性的考古学文化结构，更能够看到历史长河冲涤中沉淀下来的稳定文化因素和区域文化特征，较具整体观和历史观。不过，任何两个历史截面的考古学文化分区都会有所出入，因此时代跨度较大的考古学文化分区往往只能概括性地表述。

1980年代初苏秉琦将史前诸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⑧，影响至为深远。徐萍芳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分区与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区在内容和方法上均有不同，指出“在秦汉以后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墓葬（包括葬式和葬俗）的分区占有重要位置”⑨。中国边疆地区一般分为东北、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甘青、西南、华南、东南沿海、新疆和等几个考古学文化区，这只是粗线条的。各考古学文化区的具体范围及其历时性的伸缩情况，各文化区内的亚区划分等，均有待于深入和细化，尤其是各考古学文化区的渊源、文化特征、发展道路和文化关系有待于归纳和总结。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块块”（“区”）与“条条”（“系”）结合起来，“在追本溯源时要考虑文化的分解与组合，以及这种分解和组合有关的社会发展阶段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其中关键性的突变”⑩，因此提出许多有洞透力的整体性认识。比如，“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是“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又如，“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二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11}。

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的确立以及区域特征和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是个渐进的过程。以东北文化区为例，苏秉琦“曾多次强调东北地区渔猎文化的个性，及其在史前时期直至满族起源过程所起的特殊作用，并逐步将东北区从整个北方区中区分出来”，并将其范围“扩大到‘白山黑水’至‘两个海’（指从环渤海到环日本海）、‘三个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四方’（中国、朝鲜、日本和俄罗斯）；时代从清开国上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燕亳’，这已是从更为广阔的东北亚地区古文化的发展来考虑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了”{12}。这一认识过程，还在继续。

边疆考古学文化带

考古学文化带可以跨越若干考古学文化区和自然地理单元，文化特征、族群结构和经济文化类型具有过渡性状，还具有民族走廊和文化通道的性质。但是也存在某些相对稳定的共性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存在更主要是古代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结果。

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这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其经济形态自古以来时农时牧，不断发生变化”{13}。童恩正认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从大兴安岭、阴山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至横断山脉构成一条环绕中原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古代居民以畜牧和半农半牧为主{14}。“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汉武帝凿空西域以后被隔为两截，东北段与“北方长城地带”有很大重合，西南段民族学上习惯称为“藏彝走廊”。

我们认为在中国南方边疆还有一条“珠江地带”。“南方珠江地带”以农耕与渔猎采集的交错或并重为经济特征，是中原农耕社会的生态边界，是“百越”集团与华夏集团的接触地带，古代居民的体质类型表现为东亚蒙古人种与南亚蒙古人种的宏观分野和融合，也是中原王朝较为稳定的行政边界。“南方珠江地带”可以理解为一条海疆文化带。

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南方珠江地带串连起边疆诸考古学文化区之间的联系，也构成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边疆考古学文化带的历史意蕴，还远未被发掘出来。

边疆考古研究的学术内容

边疆地区的各个考古学文化区都有丰富而具体的学术课题。在宏观层面，诸如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和游牧文化带的形成、新疆考古学文化复杂结构的形成过程、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出现及原始畜牧业的发生、“藏彝走廊”南迁族群及其在东南亚的分化路径、华南地区在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方面的地位、东南华南沿海与“环太平洋文化底层”的关系等基础性的学术课题已经纳入视野且有所突破。在更宏阔层面，“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地位和贡献”是具有全局视野的重大课题。涉及领土疆域的国际性学术课题也有许多，我们需要心态开放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提倡平和公允的学术讨论。

边疆大部分地区现今族群（民系）分布仍然较复杂，社会发展程度不及内地，边疆考古研究的成果可以为边疆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支撑。中国边疆考古和边疆史地研究，有必要突破学科藩篱，措意边疆民族和边疆社会文化发展，这其实都是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内容。（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导；本文系中山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珠江流域的文明进程与民族互动”研究成果）

注释

①邢玉林：《1989～1998年中国古代疆域理论问题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②郑君雷：“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0年12月（总第311期）。

③郑君雷：“文化人类学的族群认同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

④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李仰松：《民族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⑤王明珂：“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一分，1993年。

⑥⑨徐萍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2期。

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秦汉考古”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⑧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⑩苏秉琦：《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0～51页、第92页。

{12}郭大顺：“东北文化区的提出及意义”，《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