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范文第1篇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属于SSK流派的有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巴黎学派等。一般来说，爱丁堡学派是SSK流派中发展最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科学知识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决定的?按传统的看法，自然界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实证主义者认为来自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自然科学知识；反映论者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反映。而社会建构论者则否定或贬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界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社会性地构造出来的，在这一构造过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会建构主义确实把对知识社会性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思想渊源、理论来源和社会背景进行探析。

一、SSK产生的思想渊源

知识社会学是随着社会学的出现而产生的。“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来的，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先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赫克曼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也给出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所有人都对把自然科学列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的可能性持有异义，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长期脱节。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知识)，它根本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如宗教、意识形态等)，它明显地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被称为“知识二分法”。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及科学知识便以其效用性、严密性、权威性而在人类社会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学主义者看来，科学几乎是全能的和有益无害的。正是由于这种科学观，传统的社会学家也赋予了科学的特殊的地位，传统知识社会学不去关注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仅仅限于非纯粹知识的研究，如知识社会学研究早期代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的社会决定”的思想，也从社会角度把思想解释为一种反映在宗教、合作机构等集体表现之中的集体现象。他认为知识是同社会秩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种需要才从社会聚合的基本原则中产生出构成集体表征结构的精神范畴。但是关于科学知识能否进行社会学研究时，迪尔凯姆认为，有关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是可能的，但这一研究比对其他的学术活动领域的研究有较为有限的形式。原则上，我们可以说明社会发展如何带动了科学的出现，我们可以研究科学共同体是否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能够使科学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见、成见和学术歪曲；我们也可以分析科学专家的少数派观点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们难以对科学知识提供社会学的解释，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真实科学的，是独立于社会环境的。

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德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舍勒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了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范文第2篇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就包含着这种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许多不同的主体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去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的。每个主体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施展出来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这种合力对于每个主体来说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人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它们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得丰富多彩，纷繁复杂。

其次，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事件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或对较多同类历史事件作共时性比较。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分析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这也是许多理论家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种最终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长时间的不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才能发现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在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再如，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并不是说价格在任何一个个别场合都与价值是一致的，而是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看，在总的平均数中，价格近似地符合价值。“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4]

各种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更为复杂多样，这就使得历史事件呈现出种种偶然性。但是，在这众多因素中，又存在着基本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它使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

所以，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范围越小，时间越短，就会发现偶然性的作用越大；相反，考察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观察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上述情况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恩格斯指出：“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5]

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之中，它是在各种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它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所以，黑格尔说：“例外的东西证实了常例”[6]。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没有否定人们在现实中进行选择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规律不具有直接现实性，不是既成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它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前或之外的某种先在之物，预成之物。恩格斯在谈到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实质时指出：“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7]列宁也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

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哲学家认为，社会历史不存在普适性和重复性的规律，只有根据统计规律可能算出的趋势，而“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9]，而在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施塔姆列尔等人的著作中，“趋势”被描绘成完全不确定的、模糊的、主要与偶然性相联系的发展过程。把趋势和规律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否认对社会历史作出预测的可能性，这是根本错误的。

把握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处理具体的历史事件时，就可以让我们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抓住机遇，有效地进行主体选择。同时，又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确定自己行动的目标、方向，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单义决定论的线性相互作用与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社会历史规律不是某种预成的、前定的东西，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双向运动的结果，是客体条件制约与主体对客体条件超越的统一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一方面，规律表现出客体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创造活动不能违背条件的制约及条件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规律表现出人的历史活动的主体选择性、创造性和历史超越性。

客体条件制约着主体活动，制约着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趋势。但是，这种制约不是严格的单义决定论，它给人们的活动提供的并不是通向未来的单一的、别无选择的道路，而往往是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这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为人们的活动规定出相应的可能性空间。客体条件作出的规定，既具有消极的含义，又具有积极的含义，就其消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限定着人的活动；就其积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提供了主体活动的条件和基础，使人们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活动。

在客体条件规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主体能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和创造活动，并不断通过创造性活动而超越已有的客体条件，创造新的客体条件，创造出历史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过去并不能完全决定现在，现在也并不能完全决定将来。因为客体条件虽然是人活动的基础，但并不严格地限制人的活动。很显然在同样的客体条件下，不同的人会从事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客体条件下，人们也可能从事同样的活动。因此，客体条件的制约只是为人的选择和创造规定了一定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违背了客体的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就失去了基础。而在这个范围内，人则能充分发挥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因而在同样或相似的条件下，不同的人、集团、民族或国家所从事的历史活动，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他们活动的结果会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在同一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特点，可能建立起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起不同的政治体制，这都是主体选择的结果。可见，客体条件虽然对主体有制约作用，但并不排斥主体的选择和创造，而只是将选择和创造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都是相对的。客体条件的制约不应理解成为为主体活动设置绝对不变、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应理解为一种条件性限制，即仅仅提供了从事活动的客观条件。如果活动离开了条件作基础，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没提供条件并不等于给主体活动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主体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事与之相适应的活动，但活动的结果却不仅仅是客体条件的简单再创造。相反，从总体上，人类每一次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而每一次活动又都可能创造出新的客体条件。正因为如此，主体的历史活动既受客体条件的限制，却又可能超越条件的限制。这种超越，就是主体的历史创造。

以上论述表明，承认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并不必然否定主体的选择性和创造性。既然如此，更不能以客体制约性为理由而将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选择性和创造性对立起来。因此，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统一，不应理解为规律预先独立存在、人的活动只是实现规律的手段和工具，而应理解为规律本身就是在人的主体活动与客体条件的制约和超越中形成和实现的。

三、客体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客体的客观性是理解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一个方面。以前，我们对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理解不仅仅只局限于从客体的客观性去理解，而且对客体的客观性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那就是只把客体看作是在主体之外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事实上，客体是纳入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相对于主体来说，它并不是绝对外在的。如果只是把客体理解为感性现实，理解为直观的形式，表面上看是突出了客体的客观性，但这实际上是把客体限制在直观范围内，从主体中排除了它的本质——活动，把主体能动性限定在抽象的感性领域。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否定事物的现存形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创造出新的劳动产品。客体正是在人的活动、人的实践中确证了自己的客观性。

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客体的客观性，而且在于主体的客观性、对象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论述：“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0]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主体——人的本质中如果不包含客观性的东西，人就不能客观地活动。正因为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客观的现实的自然存在物，所以，“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这与黑格尔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活动是根本不同的。

要全面、准确理解社会历史规律，仅仅把握它的客观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人的活动即历史过程的主体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性，这是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它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社会历史，从客体方面、从外在表现来看，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史，是生产方式的运动史，也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史，但从主体方面、从其内在本质看，却是人的活动史，社会历史规律本质上只能是人的活动规律。但人们却往往只从客体方面、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来理解社会历史，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活动本质。离开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社会历史过程就只能是一种无主体的抽象，社会历史规律当然也就成了无主体的规律。这样，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被抹杀了。

人们在说明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时，往往将规律归属于某种过程，例如在具体阐述社会历史规律时，尤其在阐释其客观普遍性时，虽然承认历史过程有主体（指承担者），但却认为历史过程的主体不是人，而是一些客体因素，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某些物质因素和物质关系。这一理解忽视了“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1]的观点，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犯了同样的错误——将主体选择排除在社会历史规律之外。

我们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者，没有从“现实的人”这一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据，而是在社会历史之外寻找社会历史发展根据。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之所以有内在规律，是因为潜藏在社会历史之中，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根据的精神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12]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历史规律在逻辑上先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而存在的，人们只要遵循这种理性和精神的要求，就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样，黑格尔就把人及其活动看作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导致了人与历史的分离。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辩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13]。黑格尔不懂得社会历史本身是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和创造性的活动的结果，也否定了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因果性、规律性，更不能揭示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从社会历史本身中寻找社会历史规律的根据。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人的活动是受意识、目的和动机的支配，而动机背后还有动因。人的活动的动因，既包括客观条件，也包括主体方面的因素，是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们活动的动因固然要受客观物质条件制约，但在同样条件下，人们却并不一定形成相应的、唯一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

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根据，即人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探究历史活动规律当然就要从目的入手。作为目的动机形成根据的因素，除了客体条件以外，就是主体因素，而从根本上决定着动机和目的并使之得以实现的主体因素，显然是人的需要和能力，正是主体的需要和能力，内在地驱动着人的认识和实践，从而内在地推动着整个人类的发展。

正是从客观性和主体性两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马克思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黑格尔思辩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只有阐明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才能理解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的统一。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对社会历史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也无法回答历史非决定论的诘难。

四、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

“现实的人”之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他是从事实践活动的；而实践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双向运动过程。社会历史规律作为人的活动的规律，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展开和实现的。那么，要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要理解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从共时性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来看。在同一实践活动过程中，同时发生着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过程，即人和环境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主体的客体化，即对象化过程，它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选择性、主体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4]也就是说，人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对客体的强大的物质塑造力和精神塑造力的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是客体的主体化，即非对象化，这是指客体以其客观性、对象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存在限制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并以客体的本质和各种形式的规定性以及本质之间的联系——客观规律制约着现实的人的活动的性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成。客体条件本来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但只有重新纳入人的实践活动它才作为客体条件制约人的活动（客体主体化），并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再度物化为新的客体条件。

这种连绵不绝的主客体双向运动过程，从主体角度看，就是主体能力不断增强的人的发展过程；从客体角度看，则是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和更新的生产方式的运动。这两个过程是在实践（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基础上统一的、同一的。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阶段性）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说明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选择性和规律的客观性问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

一方面，历史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历史中的一切物质条件（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17]人类本身作为自己历史的“剧作者”，这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8]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要受到前人所创造的既定的历史条件（客体）的制约，这些历史条件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9]这样，就必然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20]马克思在这里说的难道不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么？

对每一代人来说，他们都只能在既定的客观的前提条件下从事历史活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直接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传统、习惯、风俗等，都不能自由地选择，而只能接受下来作为自己活动的起点。这就决定了每一代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决不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创造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阶段性来看，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又是自己写就的剧作中的“剧中人”，他们在舞台上的活动要受到自己创作的剧本的制约。

这样，社会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每一代人继承前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积极成果，把作为自己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的活动加以消化、吸收、扬弃、创新，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下一展的新的前提条件的过程。“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21]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创新过程，使社会历史呈现出进步、发展的趋势。如果只看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会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制约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不懂得历史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性也是前人活动的结果，看不到每一时代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超越客体条件，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条件，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相反，如果只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讲阶段性，笼统地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就会看不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会陷入把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原动力的历史唯心主义。

【参考文献】

[1]陶德麟．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77.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10.

[3][5][7][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97,733,745,585,532.

[4]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95.

[6][12]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68,18.

[8]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70.

[9]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9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

[1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08.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15][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5,123.

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范文第3篇

    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与生产力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系的问题。为了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着作中,对于诸如生产力发展(即经济变革)与阶级斗争(即政治变革)在历史中的作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都有过反复的论述,在理论上是最早讲得很明确的。这方面最早的经典式的理论概括,见于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序言》中阐述的观点,不断加以丰富、发展和补充。他们在后来发表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是恩格斯晚年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这些通信大多是为解答当时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疑问而写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鲜明性,议论周密,思想深刻,例如,在谈到只摘引有关经济条件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时,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一封通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在另一封信中,恩格斯写道:“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以上这些论述讲得非常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世界历史进程中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两者作用的关系时,始终坚持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上层建筑包括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也要起不同的作用。但是不管它们所起的作用在一定时期有多么大,都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是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起作用,因而归根到底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绝不能离开这个基本观点。既然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变动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归根到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又强调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并且把阶级斗争称之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直接动力”、“真正动力”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决定作用”和“推动作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中,我们发现他们谈到历史发展的问题时,不仅讲到“动力”,而且讲到“动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早期着作中,他们就开始提出历史的动力问题。在1859年恩格斯向德国读者介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着名原理时,使用了“动因”一词,提到历史上的每次行动“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在后期的着作中,对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动因”加以分别论列,似乎更为常见。例如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写道:“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后来在1892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一词的科学含义时,将“伟大动力”和“终极原因”两者并列提出来:“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经济条件是历史发展的动因,这是说,它们是历史发展的根本条件,是本原,是第一性的东西,所谓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就是指此而言,正如存在决定意识一样。这种决定作用具体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是阶级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决定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从一种经济形态演变为另一种经济形态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状况的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但是,不管生产力或经济条件具有多么大的决定性作用,它只能不自觉地、不自主地对历史进程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们自己,历史的发展要靠社会的人的实践改造活动。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历史的运动总是通过不断提出和追求自己的目的的阶级的人来实现的。这样,阶级斗争就不能不成为实现社会变革和经济改造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说它是阶级社会中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众所周知,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十分冷静地客观地估计了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但却从来都不是经济自发论的崇拜者,相反,他们极其重视阶级斗争、革命暴力在历史中的伟大作用。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把暴力比之为历史发展的助产婆,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这句名言启示我们,新社会孕育于旧社会的母体之中,如果在旧社会的母体中根本没有孕育有新社会的婴儿,那么,不管多么高明的助产婆,也不可能催成一个新社会来。这个形象的比喻,划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暴力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革命暴力论的界限;划分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论同杜林的暴力论的界限。社会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都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新的经济因素是社会物质生产的经济规律起作用的产物,不是单纯的暴力的产物。如果在旧社会的母体中没有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出现并趋于成熟,单纯的革命暴力只能引起改朝换代,而不能造成真正的社会革命。这句名言也告诉我们,新社会尽管孕育在旧社会之中,但是它却难以自发地诞生,而要有暴力这个助产婆来帮助催生,以缩短新社会诞生的时间。新阶级一旦通过革命掌握了政权,可以利用上层建筑反过来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以巨大推动。以上两个方面,表明了“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两者的辩证关系。

    二、从资产阶级革命看阶级斗争和经济变革的相互关系

    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质上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两者之间的内在的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在阶级社会里则是处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之中;同样,阶级斗争的发展,政治斗争的进行,也总是处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之中;发展经济的斗争总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形式,而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总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下面我们以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例,粗疏地来探索一下阶级斗争和经济变革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1.历史上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经在封建母体内基本成熟的条件下发生的,这是一般的规律。但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母体内不够成熟的条件下,由于国际条件的具备,例如整个时代潮流的变化和国际援助的存在,有些国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也可能提前爆发革命。但新的经济条件成熟的程度,归根到底决定革命暴力对旧的社会经济阶构和旧阶级打击到什么程度,以及新阶级所建立的新国家机器和各种制度适应新社会到底需要到什么程度。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比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要成熟得多,从而也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比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要成熟得多,从而也决定了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比英国革命彻底得多。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影响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欧洲在19世纪中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高潮,拉丁美洲也被卷入革命洪流。由于这个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要薄弱得多,尽管独立运动打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印记,却显示出很大的不彻底性,独立以后长期不能走上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道路。这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依靠暴力可以摧垮旧制度,但仅仅依靠暴力却不能建立起新制度。2.革命暴力加速历史进程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资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主要在于用疾风暴雨的方式打碎封建旧基础,消除封建旧垃圾,以解放生产力。在法国大革命中,7月14日、9月2日这些光辉的战斗日,是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里程碑,没有这些战斗日就不可能迅速摧垮旧制度,不可能把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的斗争进行得这样彻底。3.资产阶级要在政治上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单靠政治革命的完成,还必须有待于经济革命的完成。把资产阶级革命描绘成似乎是一次打击完成的,以为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就牢固地掌握了政权,经济的高涨就会立即到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只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开始。英国资产阶级在17世纪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革命结束之后,长期同新贵族分享政权,而且处于次要地位。只有18世纪后期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了英国工业生产和贸易面貌的巨大变化。工业革命的胜利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工业革命又作用于政治生活,带来了19世纪中期英国的议会改革和谷物法的废除,从而才保证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最后胜利。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各国的前资本主义残余才逐步全部消灭。

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6(b)-0034-01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它对中学历史教学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贯穿于中学历史教与学的整个过程。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经常运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有:共性和个性、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量变和质变、前进性和曲折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等等。本文例析共性和个性、矛盾发展的不衡等性这两个唯物主义原理在历史教学的运用。

1 个性和共性原理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个性和共性是反映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个别和一般、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范畴。个性是指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现象,也就是把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特殊性。共性是指同类事物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也就是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现象。个性和共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任何具体事物既具有其个性,又体现出同类事物的共性,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个性和共性的原理要求我们在历史教学中既要从共性之中把握个性又要从个性之中把握共性。

从共性之中把握个性,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不同点。历史具有时空性,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都出现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由于各民族、各地区情况的不同,条件的差异,使得历史的发展具有其各自的特殊性。正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条件的变化,决定了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必然具有其个性特征。培养学生从共性之中分析个性的意识和能力,引导学生从分析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状况入手,分析当时社会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和所存在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差异和不同。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革命,同样是建立资产阶级,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状况的不同,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①在革命领导者方面。英国是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成联盟,共同领导革命;法国则是由资产阶级独立领导。②在革命动力方面。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先与人民群众联合,然后与斯图亚特王朝妥协,再与封建贵族合作,革命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特征;法国的资产阶级自始至终都是发动和利用人民群众的革命来推动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特征。③在建立资产阶级方面。英国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法国建立的是民主共和制。教学中,注意指导学生从个性之中把握共性,归纳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共同点。人类社会的历史具有规律性。自然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不例外。

2 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复杂矛盾体系的矛盾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之间和矛盾的各方面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既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在矛盾双方之中又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别。主要矛盾是指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着决定作用的矛盾;次要矛盾是指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矛盾的双方也是不平衡的,其地位和作用也是不相同的,其中一方是主要的,另一方是次要的,这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原理要求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分析社会矛盾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分析社会矛盾尤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存在,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类社会永远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大到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小至每个具体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具体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因此,历史教学应该突出社会矛盾的分析,全面理清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使命。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的矛盾错综复杂,有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新军阀间的矛盾、内部抗日派和投降派之间的矛盾、围绕对中国的争夺英美和日本之间的矛盾等;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使这一时期面临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

在分析社会矛盾时,尤其要注意把握每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对历史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认识和把握了每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就能理解和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例如,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对于历史事件要从两个方面去认识,既看主要方面又看次要方面;切忌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只顾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否则就会陷入片面性和一点论。例如,评价宋辽“遭渊之盟”,既要看到对北宋屈辱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有利于边境安宁、民族融合的另一面。对于英国的圈地运动,应从其对农民的掠夺性和有利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两个方面去认识。

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前；社会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所以，他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第三个阶段”，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部系统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著作，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片断和论述。2008年是这部伟大手稿产生150周年，学习和重温手稿中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论述，可以指导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现时代的基本特征。

一、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超越了历史；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必然又会被超越。他说：“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一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3]所以，马克思在手稿里特别论述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式的论述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线，由生产力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马克思认为，无论人类最初的迁移时代还是终于定居下来，像古代东方亚细亚自然形成的氏族和部落都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第一个前提。“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4]单个人的财产是无法同共同体的财产分开来的，个人仅仅是公共财产的占有者。共同占有土地成为原始时代或人类社会上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如同罗马、希腊和犹太人那样以城市作为农民即土地所有者的居住地，属于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公社组织的基础，既在于它的成员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也在于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由家庭组成的公社组织，公社财产即公有地，是和私有财产分开来的。公社成员的身分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他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看作就是土地，同时又看作就是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为了保卫公社财产，同时也为了保卫公社成员自己的耕地，由许多个家庭组成的公社又是一个军事组织。像中世纪的日耳曼那样以劳动的个人即自给自足的公社成员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为特征，是所有制的第三种形式。在这一发展形式中，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并且只有当它被当作公共占有物来保卫，以不受敌对部落的侵袭时，它才表现为财产。所以，事实上，每一单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

马克思说：“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发展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5]马克思以罗马为例，奴隶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的集中、交换、货币关系、对殖民地的征服，等等，都在破坏原有的和传统的经济形式。马克思认为，“旧共同体的保存包含着被它当作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坏，这种保存会转向对立面”。[6]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必然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同时又是旧形式的破坏。以生产力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各种因素的成长和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带动新形式逐渐取代旧形式。例如，因为人口增长引起向外扩张和征服殖民而产生奴隶，而奴隶的出现则改变了共同体的原来的社会结构，出现贵族与平民、奴隶与奴隶主，等等。再比如，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都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也都会破坏共同体旧有的经济条件。马克思说：“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变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7]

马克思从人类劳动条件方面对历史进行考察，人们最初是在自然形成的基础上从事劳动，后来，这个基础被扬弃，原有的基础逐渐转变成为对于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人群的过于狭隘的基础，经济形式就将发生变化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8]

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仍然以考察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变化为主线，论述自然形式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必须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方面是自由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即没有个人财产，只好出卖自己的劳动；劳动者也摆脱了自然的和宗法的依附关系，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有出卖自己的劳动的自由。另一方面是资本，不是以追求使用价值而是以价值增值为目的。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生产条件是以促使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的。就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来说，第一，是历史上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劳动者已经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已经不能自然地以土地为劳动条件来谋生。第二，劳动者是生产工具所有者的那种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已经不能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手工劳动者那样使用自己的简单的劳动工具和依靠自己的技艺谋生。第三，劳动者没有生活资料的储备。劳动者已经不能像历史上土地所有者在生产前就储备了新的一个生产周期的生活消费品，城市中行会师傅也具备了自己和徒弟的生活资料。第四，劳动者的依附关系的解体。劳动者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劳动者属于自由人，可以自己决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工人和资本家的交换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双方都得到一个等价物，工人得到的是货币，资本家得到的是对工人的某一种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工人得到的货币是补偿和保持其天天都需要的生命力，这是需要每天都必须以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才能维持的一种活动。资本家得到工人的劳动力以后，就可以合法地支配工人从事某种生产劳动，而且能够支配其生产出补偿购买工人劳动力的同等价值和这个价值以外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如果维持工人整个工作日的生存，假使只需要半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家在价格中只支付了半个工作日，也就是说，他在交换中对后半个工作日什么也没有支付。使它成为资本家的，不是交换，而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交换就得到了物化的劳动时间及一定量的价值。因此，价值之所以得到增加，只是因为获得或者创造了一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剩余价值绝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因而不会起源于流通，他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它维持生命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

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者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造就大工业，逐渐把全部农村纳入到不再是生产使用价值而是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中。资本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是理解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进步的最为核心的内容。马克思曾经向恩格斯解释说：“资本向地产的转化同时又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9]传统时代地产所有者向租地农场主转化、农民向雇佣劳动者转化，社会最后变成仅有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基本阶级。资本在一个国家站稳脚跟后，其无限扩张的本能和冲动必然要求向国外发展。世界贸易是资本的世界市场。资本向国外发展和建立世界市场，同时也把固有的矛盾和危机带到海外和世界市场。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资本的作用。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在于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的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而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社会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种生产和交换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比它更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自然界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一切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的目的都是要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的限制。马克思接着说：“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0]

马克思科学评价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11]

三、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

在马克思的时代，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多如牛毛。这些社会主义都会拿出许多改良社会的方案，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但是，从不设想未来是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接受并共同遵守的一份宝贵遗产。黑格尔说：“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正因为如此，它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神才知道彼岸的东西在哪里，或者可以说（其实我们都能说出），这种彼岸的东西就是在片面的空虚的推论那种错误里面。”[12]为了与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主义。

但是，马克思一生的斗争和追求，可以说就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对未来的认识问题上，不是预料和推测，而是通过对现实的科学批判。1843年，刚刚投入革命斗争和科学研究的马克思就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3]马克思逝世后，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给恩格斯写信要求为其准备创办的《新纪元》杂志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基本思想。恩格斯回答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14]恩格斯摘抄的这段话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过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细节。马克思为了不引起误会，在其著作中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概念时，即使像《共产党宣言》那样经过反复推敲的严肃著作，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极为模糊的语言以表述其逻辑关系。个别情况下，马克思会使用“联合体”或“共同体”[1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用过“自由人联合体”[17]。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的工人运动越来越多地把自己争取政权的斗争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才把马克思的有关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思想统称之为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和发展概括为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次出现的三个阶段，并用“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8]来概括社会主义。手稿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全面发展的个人、共同劳动和自由个性，则是理解社会主义的几个关键词。下面介绍比较集中阐述的一些段落。由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许多相关的论述都属于文献史上第一次出现，有的甚至于是马克思唯一的一次论述，笔者尽可能使用马克思的语言。另外，文稿属于手稿性质，主要是记录作者的思想过程，难免凌乱和重复。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成的一种经济关系，当这一经济关系还没有产生和没有达到一定的阶段的情况下，是不会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说，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有大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炸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19]社会主义需要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点以后，“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用暴力消灭资本……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20]。

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蒲鲁东要资本、不要资本家，幻想保留交换制度却消灭货币的荒谬性时指出，“在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不是任意的事情，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发展为前提”。[21]马克思接着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已建立在全面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2]

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交往的普遍性和世界市场，都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资本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都成了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的基础。马克思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3]

马克思批判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时指出，包括资本前在内的那些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社会一个共同的局限是，资本决不能全部被使用，总要有一部分资本固定起来，丧失价值，不生产。马克思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这些限制，还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以前的那些已经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但是这些限制并不是生产本身的规律。一旦交换价值不再成为物质生产的限制，而物质生产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那么，这全部历史及其痉挛和痛苦也就终止了。”[24]

与资本的生产不同的是，共同劳动一开始就是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资本生产是以单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出发点的，是建立在以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和市场等等为媒介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一般劳动。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共同性生产是基础和前提，单个人的劳动必须一开始就不是特殊劳动，而是一般劳动或社会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一开始就构成一般生产的环节。马克思说：“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形式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它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在这里，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不再存在了，代之而建立起来的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25]

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进步也为社会主义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社会劳动量，劳动成为社会财富的尺度。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和增加剩余劳动，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自觉和强制性的动力。科学巨大发展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也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26]“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7]

四、结束语

第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完成。手稿中有不少关于未来社会的语句和段落，但是，没有一条是马克思特意论述未来社会的。这些论述，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某个方面而得出的结论或观点，都是为剖析资本主义或者为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观点服务的。

第二，马克思一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特征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未对这个问题给予过专门的研究。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有关论述并不是系统的、逻辑的和连贯的。而且，马克思讲述这些论点的目的主要地还不是为了传达有关“自由人的联合体”或社会主义的信息和认识，而是为了更透彻地理解和分析资本的特征与本质。所以，即使把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当作是对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的规定，其中仍然缺乏前提和环节方面的许多条件。所以，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应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世界观的高度概括上来把握。

第三，马克思以考察劳动的客观条件和劳动关系为主要依据，把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相互衔接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从原始人类以自然占有土地等自然条件和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氏族或部落开始，发展到像日耳曼那样以家庭和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都属于人类利用和适应自然条件为特征的历史。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不可逆转的发展，从第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内部生长出以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为特征的社会阶段，这就是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与人类最初完全依赖于自然所不同的是，这个阶段中以物（经过人的劳动创造的）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克思把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统统称之为第三阶段。

第四，马克思特别地强调和多次论述了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为第三阶段创造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内部生长着否定它的因素，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这些因素和条件不是别的，是资本内部生长出来的先进生产力、全面的交往关系、经济组织和社会机构，以及自由发展的个人和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条件如具有现代意识的观念和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等等。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但它具有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方式和生产阶段所具有的力求全面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在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的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这种趋势既是资本所具有的，又是与资本的本性对立和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较高的层次并最终导致其解体。由于新阶段的社会因素生长于资本内部，所以，这一解体过程和解体条件也是自然发生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也用“地雷”、“炸毁”、“暴力”等词汇，却又说“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

第五，马克思通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形成了“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28]的研究顺序。这是研究的理论逻辑，也是资本发展的历史逻辑。资本在一个国家的形成和取得胜利仅仅是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本来就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之中。资本用自身的历史证明了它的崇高。资本一直在生产和交换的范围方面追求一个更高的境界，以实现其固有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资本的伟大文明已经超越了人类以前所表现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要求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马克思认为，资本冲破国家的界碑，扩展到全世界，使整个世界连成一片，同时也把资本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也扩展到全世界。那时，才是资本的总危机和资本的解体，才是工人阶级的胜利。资本在其早期阶段，最先在欧洲一些国家产生的同时就开始了寻找世界市场的历史。但是，资本主义创造世界市场的过程不仅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时期没有结束，在马克思的时代没有结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结束。目前，资本的世界市场体系还没有形成，全球化的趋势仍在行进的状态中。

第六，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人类历史的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不仅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全面交往的社会关系为前提，而且是以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在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个人全面发展、共同的社会生产和自由个性是其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是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都是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由资本关系发育和形成的，“隐蔽地存在”并不断地成长着的。当所有这些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100年前的俄罗斯和50年前东欧国家，都还属于以小农为主的农业国家，不用说绝大多数国民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联系，就是国内资本主义市场也尚未形成。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国家的剧变，远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理论的失败，那充其量不过是一次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但是，即使如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苏东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时期内培育和生长了许多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物质与精神条件。

第七，马克思揭示的社会主义和有关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的理论是从人类大历史的视角提出来的。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时，人类已经有了几十万年的历史，仅有据可考的文明史也有数万年。马克思把这样长的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而马克思在世时历史也仅处于第二个阶段。所以，这样的历史时期不是以20、30年为单位计量的，甚至于也不以100、200年为单位进行计量，这是一个大时代的概念。我们还处在资本改造旧世界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继续成长和社会主义因素发生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主义成分迅速成长和资本主义为自己的解体培育物质和精神条件的时代。

历史正在实践马克思的理论。

参考文献

[1]关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J].马列著作编译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

[2]马丁尼古拉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看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黑格尔的关系[J].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

[3]A科甘.〈资本论〉的初稿——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的出版（摘译）[J].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2).

[4]王锡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珍贵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简介[J].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117).

[5]梁中堂.马克思主义和现时代[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6]刘永佶，梁中堂.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内在和客观规律的要求[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5）.

注释：

[1][17]马克思.资本论[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2、11.

[2][3][4][5][6][7][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上)：104，458，472，485，494，494，497.

[9]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2日）[A].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31.

[10][11][18][19][25][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上):393，287，104，106，119，221，218-219.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0.

[13]马克思.“德法年鉴”的书信[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416.

[14]恩格斯.致朱泽培卡内帕[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9）：189.

[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273.

[16]联合体、共同体，是马克思时代被广泛运用的两个词汇。马克思就常用它们泛称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或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