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指数范文第1篇

企业家信心指数与企业景气指数，是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温度计”。而2010年三季度云南省企业家信心指数与企业景气指数的双双止跌回升，充分显示云南省经济发展情况在经历一个短暂的“瞌睡”之后，继续强势上行。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依然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制度，依法对云南省开展的景气调查显示，三季度随着云南省旱情持续缓解，旅游旺季的到来，企业家信心指数和企业景气指数同时止跌回升，分别为129.8、126.5，比上季度回升4.2点、6.5点。预计下一季度云南省企业家信心指数及企业景气指数还将保持上升态势，预计分别上升0.6点、1.9点，为130.4、128.4。

一、 企业家信心指数止跌回升

三季度云南省企业家信心指数止跌回升至129.8点，较二季度回升4.2点。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企业家信心指数略有下降外，其余六大行业均有所回升，其中建筑业回升幅度最大，回升16.7点，为139.7，处于较为景气区间。受暑期旅游人数增多影响，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分别回升11.1点、11.3点，分别为115.3、125.6。工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也分别为127.1、134.3、118.9，较上一季度上升2.4点、0.7点、4.9点。

从企业注册类型来看，除股份合作企业较二季度下降3.6点，处于景气临界点，联营企业与第二季度持平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均有所回升，三季度分别为137.8、121.6、127.2、139.2、118.1、133.3、160.9，较第二季度上升1.5点、8.1点、3.9点、10.6点、5.3点、9.5点、11.5点。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企业家信心指数继续上升，为167.2，上升9.2点，处于较强景气区间。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止跌回升，分别回升至130.7、122.3，回升2.4点、4.5点。

二、企业景气指数全面回升

三季度，受房地产、建筑业企业景气指数回升，暑期旅游旺季到来，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止跌回升拉动，云南省企业景气指数回升6.5点，为126.5点，处于较为景气区间。

从企业注册类型来看，除外商投资企业景气指数较二季度下降4.1点外，国有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升幅度较大，较上季度分别上升10.2点、17.9点、13.7点。集体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分别上升8.1点、6.0点、3.2点、4.8点。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景气指数持续上升至179.6点，较二季度上升14.9点，中型企业为125.1，上升1.4点，小型企业为119.5，上升9.0点。大型企业逼近非常景气区间，中型企业处于较为景气区间，而小型企业则处于相对景气区间。

分行业来看，三季度行业景气指数同时回升，其中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回升幅度最大，分别回升16.7点、18.9点，分别为123.6、123.3，均回升至较为景气区间。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分别回升4.7点、7.1点、8.4点、5.9点、7.4点、5.4点。

（一）工业企业订货增加，产销两旺。三季度云南省工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20.0，较二季度上升4.7点，处于相对景气区间。产品订货景气指数为112.9，较二季度上升11.3点，国外订货景气指数为101.3上升0.4点，自2009年一季度以来，从较为不景气区间持续上升至微景气区间，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20.2点。生产总量景气指数为118.9，上升9.8点，产品销售和产品销售价格景气指数分别上升7.9点、9.4点，为124.9、108.2，其中产品销售景气指数处于较为景气区间。随着企业产销增加，企业盈利（亏损）变化景气指数回升8.0点，为116.4，处于相对景气区间。

（二）房地产业企业景气指数止跌回升，销售情况略有好转。受国家和地方一系列严厉调控政策影响，房地产业景气指数二季度出现大幅下跌。三季度随着房地产企业商品房销售情况有所好转，企业景气指数止跌回升，为123.0，回升7.4点，处于相对景气区间。

商品房销售量有所增长，销售价格景气指数略有下降。商品房预售、商品房销售景气指数虽然有所回升，三季度分别回升4.5点、6.9点，为92.4、89.7，但仍处于不景气区间。商品房销售价格企业景气指数继续下降，为134.4，较二季度下降1.7点。

新开工情况略有好转，但企业完成投资情况不容乐观。新开工情况、房屋竣工景气指数较二季度回升1.3点、1.7点，土地开发、完成投资情况景气指数则较二季度下降3.1点、13.0点，分别为87.4、92.8，仍处于不景气区间。

商品房销售量增加，企业资金情况有所好转。三季度房地产业流动资金、企业融资、货款拖欠景气指数分别为83.9、70.7、114.9，分别较二季度上升7.4点、3.5点、3.6点，但流动资金、企业融资仍处于较为不景气区间。

（三）建筑企业工程合同增加，资金情况有所好转。三季度云南省建筑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33.1，较二季度上升7.1点，处于较为景气区间。其中工程合同企业景气指数为105.2，较二季度上升6.1点，回升至景气区间。建筑工程量景气指数上升1.0点，为131.3，处于较为景气区间。新开工工程量景气指数则较二季度下降1.8点，为107.0。受雨季到来影响，三季度建筑业企业工程进度景气下降7.2点，为130.5。而随着房地产企业资金情况的有所好转，建筑业企业工程款拖欠景气指数回升至94.0，回升16.1点，企业流动资金、企业融资景气指数为96.0、80.7，分别回升15.9点、13.0点。企业盈利（亏损）变化景气指数上升2.4点，为102.0，回升至景气区间。

（四）受暑期旅游旺季到来影响，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景气指数大幅回升。三季度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景气指数分别为123.6、123.3，回升16.7点、18.9点。

社会服务业服务预订景气指数上升23.6点，为102.8，步入景气区间。旅游客源景气指数上升42.0点，为109.7，回升至景气区间。业务量大幅增加，业务量景气指数为113.9，上升25.0点。

住宿和餐饮业业务预订和业务量景气指数均为108.9，较二季度回升28.7点、33.1点。营业收入景气指数上升33.1点，为107.8点，盈利（亏损）变化景气指数回升25.3点，为101.0.。

三、企业综合生产经营情况

（一）企业生产总量企业景气指数继续回升，为119.6，上升8.5点。其中工业企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上升9.8点，为118.9，工业中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上升22.6点，为144.8，处于较为景气区间。制造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较上一季度上升9.2点，为114.6。受雨季到来影响，部分采矿企业矿洞存在滑坡等安全危险，采矿厂开工时有间断影响，三季度采矿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下降36.9点，为85.8点，处于相对不景气区间。

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总量景气指数大幅回升。三季度分别为113.9、108.9、136.4，分别较二季度上升25.0点，33.1点，20.7点。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则较二季度下降4.3点，为152.3，仍处于较强景气区间。

（二）企业盈利（亏损）景气指数全面回升，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重回景气区间。三季度云南省企业盈利（亏损）景气指数为114.4，上升8.7点。其中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回升22.3点、25.3点，为105.6点、101.1，均重回景气区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回升14.9点，工业回升8.0点，其余四个行业也均有不同程度回升。

（三）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拉动产品订货景气指数明显好转。三季度为111.3点，较二季度上升11.8点。行业中除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较二季度下降2.3点外，其余七大行业均有不同程度回升，社会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回升幅度均在20点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回升13.3点，工业回升11.3点，建筑业、房地产业也有所回升。

（四）劳动力需求和固定资产投资略有好转。三季度云南省劳动力需求景气指数为107.9，上升2.9点。固定资产投资景气指数为117.5，上升4.6点。

（五）企业融资情况仍无明显好转。企业流动资金、货款拖欠、企业融资景气指数分别为93.3、106.7、81.0，分别回升4.1点、1.1点、0.1点，除货款拖欠处于微景气区间，流动资金和企业融资景气指数仍处于不景气区间。

相关链接

企业景气调查是对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进行监测和预测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统计调查方法，它是通过对企业家定期进行问卷调查，根据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形势和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判断和预期来编制景气指数，是预测经济发展趋势的一种调查方法。这种调查方法最早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目前国际上有50多个国家开展此项调查。我国的企业景气调查制度建立于1998年，企业景气调查包括行业，即：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

景气指数介于0和200之间，如果计算出的景气指数在180以上，经济运行属于非常景气；〔180-150〕为较强景气区间；〔150-120〕为较为景气区间；〔120-110〕为相对景气区间；〔110-100〕为微景气区间；100为景气临界点，〔100-90〕为微弱不景气区间；〔90-80〕为相对不景气区间；〔80-50〕为较为不景气区间；〔50-20〕为较强不景气区间；20以下为严重不景气区间。由于景气调查具有预警预测的作用，被形象地比喻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温度计”。

经济发展指数范文第2篇

一、经济发展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根本前提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社会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经济的发展。人民幸福与否，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有现实可能，提升人民幸福指数才有根本前提。虽然物质富裕不一定幸福，但贫困肯定幸福指数不高。历史事实证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由于物质资料的缺乏，根本满足不了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生存条件，就会相互争夺生活必需品，社会就会处在严重的对抗和冲突之中，就会产生社会动荡，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拥有物质财富的程度，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努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防止因为强调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而忽视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必须牢固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当然，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福祉。经济增长用GDP来衡量，而GDP仅是一个流量指标，并不反映一个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福祉的提高。社会福祉则是一个存量指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形和无形财富的持续积累。它包括居民所能够使用的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甚至可以包括人的幸福感、满足度。

二、提升人民幸福指数要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幸福指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利于社会财富稳步增加，有利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没有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发展，就不会有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感、满足度的增强，可见，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对于提高幸福指数至关重要。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福祉转化度较低。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众从经济发展中所得到的福祉相比中国要高。由于经济高增长带来的社会福祉转化度一直很低，如果经济低增长，社会福祉就更低。因此，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过分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热衷于追求GDP，而轻视或忽视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致使中国获取等量的GDP却需要耗费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源和能源，经济发展已出现资源能耗“瓶颈”制约，可持续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过去那种单纯追求速度、盲目扩大数量的发展转变到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方式上来；必须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上，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快速发展。

为此，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优化经济结构

只有结构优化才能实现良性发展，而调结构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等。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有序推进三次产业的演进升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调整方面，应把有效扩大内需作为第一拉动力，使内需成为推动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并使内需、投资和出口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协同带动作用。

（二）统筹协调发展

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三）注重社会公平，共享发展成果

在“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实施几十年后的今天，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发展潜力、保持发展连续性的必然要求。

三、可持续发展要求以人为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其思想基础的核心要义是：人类是自然界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具体的发展形态，作为自然界这一无限发展的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的世界是一个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有限发展系统。人类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基础上，人类由此来获得自身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坏这些基本条件。只有在有限的发展条件下，人类运用科学的技术与手段去开发自然、保护自然，并通过竞争和协调机制，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共存，从而谋求自身的持续发展。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同时人的发展又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可持续发展理论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其实质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这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统一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归结于人的全面发展，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落实好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尊重和发挥好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作用，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全部工作的优先位置，在经济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使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政治民主不断进步，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逐步提高。

经济发展指数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指数经济,创业,创新

以“指数”形态集聚的经济发展，是随着块状经济在空间上的规模化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块状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早在上上个世纪欧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从事经济指数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了（比如说至今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道·琼斯指数，1884年开始编制）。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逐步成为最为基本的资源配置制度，在东南沿海一些区域，市场经济更是发展得相对充分和成熟，块状经济成熟为区域经济的一种重要载体。由此我国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一些区域，也就表现出一些与发达国家共同的，属于市场经济较高历史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发展特点和经济规律，即由“指数经济”集聚的经济发展的基本特性。事实上，在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市场经济已经跨越了“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历史阶段，“指数经济”正以一种强劲的势头，发挥出其作为市场经济最新成长阶段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生产力”［1］。

一、“指数经济”：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市场经济的最新发展

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充分的区域，江、浙、粤三省的市场经济已经跨越了“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历史阶段，“指数经济”闪亮登场，并且成为其继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领先优势的社会基础。

浙江省的指数经济型态首先是由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策动的。在商务部相关领导的直接领导下，2006年10月22日，第一期“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隆重登场。“义乌指数”包括价格、景气及其相关单项三种指数，它由200多名指数采集员每天对市场内3832个代表品的单价和成交量，每月对定点商位的库存、商品毛利率、资金流动、商户信心等数据进行采集，采样范围覆盖了小商品城篁园市场、宾王市场、国际商贸城等3个专业市场，20多条专业街，4300多个商位，涵盖了17大类68中类100小类1006细类的商品。所有数据信息输入预定的软件系统，通过既定的程序运算，最终得出周、月的价格和景气等系列指数［2］。此外，作为我国的指数大省，浙江省还有另外三个指数，分别是余姚“中国塑料价格指数”、绍兴“中国柯桥纺织指数”和海宁“中国经编指数”。其中“余姚指数”由“中国塑料仓单价格指数”和“中国塑料现货价格指数”构成，用以反映塑料价格的指数［3］；“绍兴指数”则用以全面反映中国轻纺城纺织品内外贸易销售价格变化趋势和绍兴县轻纺城产业发展状况及景气程度的由一整套指数构成的指数体系，它由价格指数、景气指数、外贸指数以及订单指数四部分构成［4］；“海宁指数”包括产品指数和企业50指数两个指数，用以反映经编类产品价格的指数［5］

广东省和江苏省在指数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是广东省指数经济的典型代表。“深圳指数”由一个综合指数、四个板块指数（主要包括电子元器件、手机、数码产品和IT产品等）和50项分类产品指数组成。指数的产生严格遵循“价格指数设计、数据采集与处理、指数分析处理系统、指数、指数运维管理”等六大理念系统构建，通过华强北电子市场价格指数网、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大厅、华强北商业街多个LED大屏幕及多家媒体，每周一公开［6］。江苏省的指数经济由由“盛泽指数”为代表。2007年11月24日，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为“中国·盛泽丝绸化纤指数”的按下水晶球。“盛泽指数”主要反映盛泽及中国东方丝绸市场上化纤面料、化纤原料价格、丝绸纺织品价格变动以及相关企业景气波动，主要由价格指数景气指数、盛泽50指数和流量指数四大模块组成。其中化纤面料、化纤原料价格指数按天，丝绸纺织品价格指数按周，丝绸、化纤、市场景气指数以及反映盛泽地区50家最大规模织造企业规模和经济效益变动的盛泽50指数，都按月［7］。

以这些专业市场指数为代表的指数经济的成功运作，显示出浙、粤、苏三省市场经济发展显然已经有别于其他区域，“指数经济”已经成为上述三省进一步领先于其他省市的一种重要的软实力。

二、“指数经济”：市场经济成长的历史新阶段

相对于其他省市来说，浙、粤和苏三省出现的“指数经济”现象显然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现象，因为“指数经济”的形成至少在原有的市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一）“指数经济”的概念

从上述几个专业市场指数成就的区域发展中可以看出，“指数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历史阶段上，资源的配置不仅超越了资源本身的约束，也超越了使用的约束，转而服从于一个现代资讯体系的协调和指挥，由此组合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资讯体系，就是基于一定规模、一定领先程度的专业市场而形成的“指数体系”。通过专业市场指数，掌握产品定价话语权，从而形成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的资源整合。因此，由这种指数资讯体系组合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就形成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最新历史阶段——“指数经济”。

也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这种“指数经济”对实体经济过程的良性推进作用，才在现实意义上成就了浙、粤苏三省经济社会的强势发展，甚至自然也就奠定了三省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指数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指数经济”所以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良性的推进作用，是因为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高级型态，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掌握产品定价的话语权，进而形成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的资源整合与创新。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最早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直接单一的生存需要，而且任何需要都是依靠自身的劳动去获取，没有任何交换的现象。但随着生产力的水平的发展，人们的劳动产品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基础上产生了剩余，同时，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重要结果是分工，从最开始的畜牧业和农业分工，到后来发生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分工的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人们在长期从事自己所在领域的劳动时，日积月累的经验，让一些人在自己从事的领域中比另外一些人更加的熟练，亦既生产效率更高，当然也就意味着在一些别的领域中比别人生产效率更低，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一些人在某种产品上有剩余，而在另外一些产品上则存在不足，甚至是完全没有的，这种不均衡的现象是物物交换的基础。在氏族公社时期，一开始的物物交换是局限于氏族内部，然后逐渐突破范围，氏族之间的交换也出现了，由此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事实上，随着氏族公社制度的瓦解，这种不均衡的现象更加普遍化了，再加上原本就存在的不同氏族由于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分工状态，“市场经济”的时代也具有了更加广大的社会基础。

由于交换的制度基础——市场制度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式的差异，在此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可以划分为“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阶段。在商品经济阶段，很多的交换是偶然发生的，并没有一个主观的计划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阶段，商品交换还仅仅是单纯的物物交换，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交易媒介——货币还没有出现，随着商品交换的逐渐扩大和分工，以及商品经济重要的交换媒介——商人的出现，产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这是商品经济的较高阶段。

在商品交换正常化促使产生了固定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之后，商品经济也就进入了价格经济的时代。所谓价格经济，是指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准则和基础，一切物品的交换是以价格为依据的。这样有了价格这个数字化的标签，让商品的交换变得简单，大大促进了商品的交易，同时又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价格经济阶段，人们生产的目的已经绝对不再是为了单纯满足自身的需要了，更多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润了，许多单纯为生产产品并通过销售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专业作坊和工厂应运而生。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注入了许多人的主观目的性和计划性，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都有了预先的安排和计划，在人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操作下，为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货币的出现让商品交易的范围大大扩大了，整个生产和交换过程就不再完全局限于“原产地”的范畴，经济活动的半径因为规模化生产而达成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的极化效应而几何阶数地扩展了，这也是浙江省义乌市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8］由此可见，只有进步到“价格经济”，市场经济才算真正地嵌入于我们人类的经济生活。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类的经济历史长河中，相对于“商品经济”来说，“价格经济”尽管在时间上相对短暂，甚至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其人类经济生活的贡献却非常巨大，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是“商品经济”难以企及的。

这种时间与财富的反向效应在“指数经济”上进一步扩张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股票指数的出现，指数的概念第一次进入现实的经济生活，但有了指数并不等于进入了指数经济，“指数经济”的实质是对专业市场优势的进一步强化和固化，而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就是通过其掌握产品定价话语权形成对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资源的内向式集聚。在这里，作为“价格经济”经济基础的块状经济与专业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继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过程的核心环节已经由“生产制造”过渡到“非制造环节”，也即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格局是“一点在里，两头在外”，也就是说，上述的7个环节我们基本上只是占据着“生产制造”这样一个低端的环节，而其他6个高端的环节则都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据，由此造成了郎咸平所谓的“两只秃鹰现象”：“这两只冷血秃鹰，一只名为产业资本，另一只叫做金融资本。它们联手占据着整个产业链的高端，而将大量低附加值的制造部分丢在中国”，“这两只秃鹰从高空冷冷地看着你慢慢流血的身体，一旦你露出弱点和疲惫，它们就会一啸而下，把你吃得干干净净，尸骨无存”，“在它们强有力的控制之下，中国制造业每次通过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辛辛苦苦创造1美元价值，同时就要为美国创造9美元的财富。

我们越拼命地流血制造，它们就越加富有，而这两只秃鹰的控制力量也就更强”。要改变这种书面，唯一的路径是继续稳定地占据着“1”的生产制造环节，然后逐渐由“1”而“6”的过渡和超越。［9］“指数经济”的实质就在于奠定了一种经济基础，由此可以稳步实现这种由“1”而“6”的过渡和超越战略。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商品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早期形态，为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但是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程度上都是非常有限的。在价格经济阶段，由于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加入了人的主观目的性和计划性，形成了浙江经济中块状经济与专业市场的强势发展；“价格经济”的低端品性只有通过“指数经济”，实现经济过程的“非制造环节”转移和过渡，才能最终实现整个经济过程的高端品性。

三、浙江省对“指数经济”战略作用的主观利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价格经济”的阶段性推动作用使得浙江省经济发展具有了全国领先的地位。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一个问题是，浙江省的“价格经济”更多地延续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格局，更多地具有低端的品性，因此各种各样“成长的烦恼”严重地困扰着浙江省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然而，比较幸运的是，“指数经济”在浙江省的率先形成显然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提供了大好的契机，事实上，浙江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双创战略”已经在无形中比较有效地把握住了这种大好的契机。

（一）拓展“草根经济”的创业空间

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是浙江省“草根经济”最为核心的力量，也是浙江省能够建设成为“市场大省”最为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些中小企业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之所以能够占有如此大的份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超低的价格，也就是所谓的薄利多销，一个挂件几分钱，一个发夹几毛钱。这种经济模式在表面上看来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其支付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激励的市场恶性竞争严重地影响了整体的生存环境。然而在“指数经济”的背景下，由于定价权的回归，各种商品可以以更为合理的价格交易，或者说是更为有利于卖方的价格成交，这大大化解了浙江省各大专业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买方垄断困境，由此压低价格的“买方”因素逐渐趋向弱化，最终形成相对比较稳定并且有所提高的交易价格。在价格得到相对提高并且稳定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必然得到改善。

在此情况下，草根经济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一种的横向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因为价格的稳定和相对提高将吸引越来越多的草根力量加入到创业队伍中去，进而形成了更为广泛的的草根基础。由此也就自然地实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业富民”的发展战略。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草根经济的横向发展趋势，注定了其不可能形成一种纵向的发展过程，也即一个草根性质的企业因为其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不会因为价格的稳定并且有所提高而发展成为大企业，因为在此情况下，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会被很多人模仿，从而大大减弱了其成为大企业的机会和条件。由此可知，一个“草根企业”不可能仅仅因为具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就可以成长为“大树企业”，“小草”成长为“大树”的关键因素不在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是在于核心竞争力发生飞跃，特别是由低价的横向扩展升华为创新性的纵向突破。

（二）强化“大树经济”的创新动力

与“草根企业”的发展路径有所不同，在“指数经济”的背景下，大型企业，特别是其中一些以产品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纵向的发展战略，也既通过加强研发能力，同时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性产品，这样也契合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新强省”发展战略。

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城等通过指数的而成为各自领域的世界交易中心，通过观察其指数的变动，可以看出国内乃至全球相关产品的价格运行趋势，这让其在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大大提高。同时，指数的，可以引导企业的战略决策，如当指数走低时，企业应该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状况，产品是否已经变得不再那样受欢迎，从而应该开发出更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这样的局面必然有利于研发能力的加强，最终会在国际市场中占据权威地位，成为市场标准的制定者。因此，指数经济为大型企业带来的好处在于提供了稳定的市场环境，形成了更加有利的新产品研发，直至奠定制定产品标准的市场环境，从而最终奠定其产品研发及其标准制定的核心竞争优势。当一个企业从事新产品研发，甚至拥有制定市场标准的权利时，其所面对的是一种高端市场，这样的一种情况，决定了它拥有“撇脂定价”的特权，通过这种特权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垄断高价”，这种价格特权所获得的“垄断利润”能力又反过来促使企业具有更大的决心和能力研发新产品，也具有更强的心态和资格制定产品标准，最终推动这些大型企业达到企业的最高境界，也即达到与“草根经济”相对应的“大树经济”。

当然，这种新产品研发和标准制定是最为典型的创新行为，而且是最高层次的自主性的技术创新行为。因此“指数经济”可以推动大型企业更强的创新动机和能力，也就是说，“指数经济”是推动浙江省委省政府“创新强省”发展战略的一种有效的运行机制。

（三）与“双创战略”形成叠加效应

不难看出，这样两种企业的两种发展路径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指数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最为巨大的提升作用。草根经济的横向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树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推力，而大树经济的纵向突破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经济活力并提高了经济发展的品质，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决定了浙江省区域经济可以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可持续地强势发展。

这种以“草根经济”的横向扩展和“大树经济”的纵向突破核心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无疑是与浙江省提出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双创战略”相吻合的，草根经济可以“创业富民”、巨木经济则是“创新强省”。因此，在“指数经济”的引导下，浙江省的“双创战略”可以在“草根经济”的横向扩展和“巨木经济”的纵向突破过程中得到完全实现。

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为发展背景的饰品行业的良性循环，是在“指数经济”引导下实践浙江省委省政府“双创战略”的典型案例。据有关媒体报道，目前义乌拥有饰品生产企业近5000家，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从业人员15万人，2006年行业销售额120亿元，其中出口额80亿元，出口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饰品行业之所以可以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草根经济”的横向推动力与“巨木经济”的纵向拉动力有机结合。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中，作为饰品行业龙头企业的新光公司以新产品研发和产品标准的制定为核心竞争力，其每天一百多个新品种的饰品研发能力决定了它始终能够占据饰品的高端市场，由此通过“撇脂定价”战略（在众多饰品企业的产品以几块钱来定价的情况下，新光公司的饰品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甚至有上千元单价的出口定单）而获得企业发展的利润空间，最终奠定其在饰品市场中的全球主导地位。与其有所不同，大量的一般企业则作为饰品行业的“草根”而存在，因为超强的模仿能力而奠定其所具有的超低价格的核心竞争力（也正是因为如此，新光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往往也只有一两个星期的市场发展空间），由此奠定饰品行业的繁荣发展。在这里，“草根经济”和“大树经济”是一个共生共长的生态联系链（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为了优化这种共生共长的生态联系链的成长环境，只要在形式上能够避开新光公司的知识产权范围，新光公司在主观上并不刻意打击其他饰品企业对其产品的模仿甚至抄袭），其中，新光集团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竞争力决定了其在市场中的高端地位，而大批量中小企业主的创业激情则支撑了饰品行业的强势发展，由此构成了饰品行业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中创业、市场、创新、繁荣四大元素之间的良性循环体系，而这四大元素也就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双创战略”不可或缺的实现路径［10］。

参考文献

1 王 枫,田 萍. 中国指数高调登场[J].华人时代,2008(2):48-51.

2 蒋剑辉,苏为华.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解读[J]. 中国统计,2007(1):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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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浙江指数经济添新翼,海宁经编指数[EB/OL]./zhxww.net/zhnews400/zh1/zhejiangnews/200810/20081015163326.htm.

6 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亮相高交会[N]. 世界电子元器件,2007,11:115.

7 冉 霞. “盛泽指数”引来关注潮[N]. 江苏纺织,2008,3.12&19.

8 黄中伟. 产业集群的市场结构分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2):27-31.

经济发展指数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区域经济；生态发展；和谐度；综合指数

 

    a comprehensive and evaluative study of the degree of harmony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es and eco-development 

                       

    [abstract] as a long-lasting pursuit theme of present tim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y and ecology is a large, interactive and mutual influencing system constructed by a series of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hains, and links between these chains. it is the organic conformation of four levels of the degree of regional economies, of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regional ecology, of relativeness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es and ecology, and of diffusion of pollution in regions that are the starting point and pathway to construc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degree of harmony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es and economy. furthermore, the degree of harmony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es and ecology is not moving-less but changing all the time.

    [key word] regional economies；eco-development; degree of harmony；comprehensive index 

   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生产经营活动，而生产经营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和经济社会背景的环境下进行的。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并决定着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因而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当今世界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既是一个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更是一个急需深入探索的重要实践范畴。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是否和谐？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程度怎样？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运行性态如何？以往人们大多只是根据生态环境的质量水平来进行单方面判断，既缺乏科学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又缺乏判断操作上的准确性和可行性，其判断结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不高。本文试图以区域经济发展度、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度、区域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四个层面的有机整合为切入点和推进路径，就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初步探讨。

1.  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涵义和特征

1.1  300多年来的“工业文明”，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也导致了目前全球环境的严重污染和全球资源的严重锐减。当今人类，一方面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高度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忍受着前所未有的恶劣生态环境。自从联合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以来，世界各国都迅速作出积极的反应，一致表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要求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趋于和谐，才能可持续发展；背离和谐，便不可持续发展。

1.2  所谓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影响经济与生态发展各种因素的总和，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等诸多方面，通过经济链、生态链以及经济与生态联动所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联动的庞大系统。

1.3  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其运动变化具有5个特性。

1.3.1  综合性。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中所面临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反映。

1.3.2  整体性。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所面临的与其生存和发展高度相关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修复等诸多方面优劣程度的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总体评价。

1.3.3  层次性。它是由多层次构成的，既包括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水平，也包括生态保护与修复的规模和效率水平，还包括区域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水平。

1.3.4  过程性。它贯穿于经济与生态发展的全过程，即这一运动过程中的每一个时点都存在着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程度问题。

1.3.5  运动性。它是运动变化的，即随着经济与生态发展运动时空的位移变化，与之相并行交替的经济与生态发展及其质量优劣水平的也随之发生变化，既有可能变强，也有可能变弱。

2.   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2.1  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可以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来表示。所谓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是指一个特定区域范围内报告期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之间所结成的和衷共济、相互适应、协调运行的良好状态关系的程度。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越大，表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越和谐；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越小，则表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越不和谐。

2.2  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通过统计指标来反映，而统计指标的设置又必须服从于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运动变化的特殊规律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究竟应该选取哪些指标，建立什么样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才能既有利于计量评价，又有助于严密监测和科学决策，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现实课题。我以为，综合评价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应当遵循以下6项原则：

2.2.1  客观性。设置的评价指标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运动变化状况的现实特征。

2.2.2  完备性。从整体出发，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包括空间完备性和时间完备性，空间完备性是指评价指标体系要成系统，应包括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主要方面；时间完备性是指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要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运行现状，更要反映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运行态势。

2.2.3  科学性。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指标都应具有确定的、科学的深刻内涵。应该根据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内在联系，选择含义准确、便于理解、易于合成计算及分析的具体、可靠和实用的指标，以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反映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应当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由局部到整体，由复杂到简明，在科学分析和定量计算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对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水平的直观结论。

2.2.4  系统性。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是一个由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指标和指标系统并不是一个静止和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因此，在选择和确定具体指标来构建指标系统时，要综合考虑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程度的整体性、动态性和系统性，既要选择反映和衡量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又要包含反映各个系统相互协调指标；既要有反映和描述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系统状况的静态指标，又要有反映和衡量系统质量改善和提升的动态指标。

2.2.5  可比性。评价指标既便于进行纵向比较，也要便于进行横向比较；既要可用以进行时序比较分析，也可用来进行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分析。这就要求在选择指标时，必须考虑到指标的延续性、综合性和关联性，同时考虑支撑分析和预测的可能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统计资料及其含义，参考统计年鉴和其他相关年鉴及文献，选用范围和口径相对一致的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

2.2.6  实用性。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指标体系应该简单明了，所要求的数据资料能够及时、正确、完整地取得，计量评价上要简便易行。指标数据的选择、获得、计算或换算，必须立足于现有统计年鉴或文献资料，至少容易获得、计算或换算，并采取国际认可或国内通行的统计口径，指标的含义必须十分明确，便于有效地进行定量的分析和评估。

2.3  根据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特殊规律性及综合评价指标的设置原则，综合评价和反映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指标体系，应包括经济与生态两大领域的四个层面（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经济发展度、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及其若干分支项目的和谐指数系统（见表1）。

表1          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评价指标体系表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区                   域                   经                     济                   与                             生                           态                         发                                展                                      和                                谐                                              度

 

 生态                       保护                       与修                复度

 

 植被损毁率（逆指标）

 

水土流失率（逆指标）

 

水质污染率（逆指标）

 

食物污染率（逆指标）

 

酸雨率（逆指标）

 

飘尘覆盖率（逆指标）

 

有害气体覆盖率（逆指标）

 

水资源缺乏率（逆指标）

 

自然灾害率（逆指标）

 

单位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逆指标）

 

单位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逆指标）

 

单位工业产值固废排放量（逆指标）

 

“三废”治理率（正指标）

 

经济            发展                     度

 gdp增长率（正指标）

 

人均gdp（正指标）

 

人均gdp增长率（正指标）

 

单位土地面积gdp（正指标） 

 

单位土地面积gdp增长率（正指标）

 

经济与              生态关              联度

 生态保护和修复投入增长率（正指标）

 

生态保护和修复投入占gdp比率（正指标）

 

绿色gdp占gdp总量比率（正指标）

 

周边区域          生态恶流             度

 周边区域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逆指标）

 

周边区域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逆指标）

 

周边区域“三废”治理率（正指标）

 

 

3.   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评价方法

3.1  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评价指标权重

确定指标权重就是对各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价，指标越重要，其权重就越大。权重一般要进行归一化处理，使之介于0与1之间，各指标权重之和等于1。主观赋权法是一类根据人们主观上对各指标的重视程度来决定权重的方法，主要有两两评分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客观赋权法就是依据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律或规则进行自动赋权的方法，主要有主成分析法、熵值法、多目标规划法等。这里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

设n个评价u1,u2,…,u4的相对重要程度依次为ω1,ω2,…,

                               n

ωn，0＜ωi＜1，i＝1,2,…,n，且∑ωi＝1，则称ω＝（ω1,ω2,…，

    i=1

ωn）t为u个评价指标u1,u2,…,un的权重向量。

为了确定n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由评判者（多人背靠背的方式）将n个评价指标进行两两对比，建立判断矩阵＝（aij）n×n，aij是评价指标ui与uj对于评价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程度之重要性的比例标度，其取值按下列各种情况处理：

若ui与uj同等重要，则取aij＝1；

若ui比uj稍微重要，则取aij＝2；

若ui比uj较明显重要，则取aij＝3；

若ui比uj明显重要，则取aij＝4；

若ui比uj很明显重要，则取aij＝5；

若ui比uj非常明显重要，则取aij＝6；

若ui比uj极端明显重要，则取aij＝7。

显然，判断矩阵u满足aij＝1/ aij，aij＞0，i,j＝1,2,…,n。

当判断者的判断确实真正反映各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时，矩阵u满足aik·akj＝aij，i,j,k＝1,2,…,n，此时称u为完全一致性矩阵。将u的任意一列归一化后则为所求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ω，

  n               n

如取a的第一列归一化得ω＝[a11/（∑ ai1），a21/（∑ ai1）  ,…,an1 

 i=1           i=1

   n

/（∑ ai1） ]

 i=1

3.2  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分指标达标系数值的量化计算

计算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四个层面(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u1、经济发展度u2、经济与生态关联度u3、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u4)共24个分指标的达标系数值。

根据评价指标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u1的13个分指标u11,u12,…, u1i（1≤i≤13）的达标系数值h1i,其方法为：

若u1i为正指标（其值越大越好的指标），记u1i的基准值（即取u1i所有可能取值中之最大值）为u01i，则h1i＝u1i/u01i；

若u1i为逆指标（其值越小越好的指标），此时u1i的基准值u01i取u1i所有可能取值中之最小值，则h1i＝2－u1i/ u01i；

若u1i为适中指标，取值越靠近其最优取值u01i（称为u1i的基准值）越好，则h1i＝∣1－（u1i－u 01i）/ u 01i∣。

为防止个别指标特好或特差，导致评判结果的不合理性，特别约定0≤h1i≤1。

同理，可以计算出经济发展度u2的5个分指标的达标系数值h2i（1≤i≤5）、经济与生态关联度u3的3个分指标的达标系数值h3i（1≤i≤3）、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u4的3个分指标的达标系数值h4i（1≤i≤3）。0≤h2i≤1，0≤h3i≤1，0≤h4i≤1。

3.3 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四个层面得分系数的量化计算

采用通常的加权合成评价法，分别计算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四个层面评价指标（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经济发展度、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的得分系数。

3.3.1 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层面的得分系数h1。

mi

h1= ∑ω1i h1i       （1≤i≤13）

    j=1

式中，h1表示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层面的得分系数，ω1i表示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层面的1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h1i表示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层面的1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达标系数值，0≤h1≤1。

3.3.2 经济发展度层面的得分系数h2。

mi

h2= ∑ω2i h2i       （1≤i≤5）

    j=1

式中，h2表示经济发展度层面的得分系数,ω2i表示经济发展度层面的5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h2i表示经济发展度层面的5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达标系数值，0≤h2≤1。

3.3.3 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层面的得分系数h3。

mi

h3= ∑ω3i h3i       （1≤i≤3）

    j=1

式中，h3表示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层面的得分系数,ω3i表示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h3i表示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达标系数值，0≤h3≤1。

3.3.4 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层面的得分系数h4。

mi

h4= q ∑ ω4i h4i       （1≤i≤3）

      j=1

式中，h4表示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层面的得分系数,ω4i表示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h4i表示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达标系数值，q表示周边区域生态污染对评价区域的扩散系数, 0≤q≤1,0≤h4≤1。

3.4 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指数计算与分级

前面所述的4个层面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经济发展度、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从4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反映有关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整体的状态特征。如果要总括揭示和反映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整体的运行状况，还需合理设置各项指标的比较标准，将各项指标与比较标准进行对比，并将结果进行综合。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指数构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整体状态的评判模型，即：

h＝ω1h1+ω2h2+ω3h3+ω4(1－h4)

其中，h表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指数；ω1，ω2，ω3，ω4依次表示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经济发展度、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的权重系数，且ω1＋ω2＋ω3＋ω4＝1；h1，h2，h3，h4依次表示生态保护与修复角度、经济发展度、经济与生态关联度、周边区域生态污染扩散度的得分系数。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综合指数h的数值越大，表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状态相对越好，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越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综合指数h的数值越小，表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状态相对越差，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越弱。

为了便利地将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状态的综合指数应用于综合评判和管理决策，有必要根据综合指数，对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状态的等级进行粗分处理。可以将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状态划分为7级：综合指数h＝1（通常不会出现），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完全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85，1]，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很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70，0.85]，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较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60，0.70]，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基本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45，0.60]，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较不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30，0.45]，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很不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0.30]，则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处于完全不和谐的状态。

4.   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性态的综合评判方法

所谓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性态，是指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在运动变化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量变状态之特征。区域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具有运动变化之特征。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随地都在运动变化着的。那么，一个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的和谐程度究竟是向好的或更好的方向运动变化，还是向差的或更差的方向运动变化，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判断？我认为，应该建立判断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性态的数学模型，据此来进行定量评判。 

判断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运行过程中量变状态的特征，具有以下数学模型： 

p＝ht/ h0                                                                    

式中，p表示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的综合指数；ht表示报告期的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h0表示基期的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 

公式的经济意义是：当p＝1时，表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在运行中其程度没有变化；当p＞1时，表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在运行中其性态从差的（或较好的）向着好的（或更好的）方向运动变化；当p＜1时，表明在运行中其性态从好的（或较差的）向着差的（或更差的）方向运动变化。

本文研究所完成和揭示的是关于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及其综合评判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将基本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实证研究分析并据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刊物所允许容纳的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就本文所提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综合评判中国及其各区域经济与生态发展和谐度中的具体应用以及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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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热带地理，1999，2：171～178．

经济发展指数范文第5篇

1.1宏观框架的确定

本文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内涵和概念准确理解的基础上，首先把握新形势下科学发展的本质，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子系统必须有机统一，协调共进。基于此，本文认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在第一级层次上首先区分为两个维度，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维度，经济发展维度下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三个要素层次，而社会发展则包含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两个要素层次，具体宏观模型框架如图1。

1.2参考指标和核心监测指标确定

目前众多国家官方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指标来源于多种统计口径，且基本零散分布于各个统计范畴，使本应密切关联的人口发展统计指标愈显割裂，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复杂性和有机统一，导致众多评价指标间又必然存在极强的关联性，因此目前学界在诸多评价指标的逻辑归属上仍然存在争议，给实际评价指标选取带来了较大难度。本文主要依照指标选取的合适性可测得性原则，首先在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各层次下确定参考指标。在核心指标层面，由于涉及的参考指标众多，指标间也存在着较大的重叠性，因此文章侧重指标选取的代表性原则，使用分层聚类中的变量R聚类手段最终选取能够有效反映数据总体特征的代表性指标变量。由于单纯的统计分析可能会导致各指标的逻辑归属出现偏差，因此本文在R聚类时并没有将所有变量一起代入进行聚类，而是依据实际评价指标的理论逻辑归属，将指标变量分批代入选取代表性指标，在代表性指标定量选取的原则上，遵循国内外通用的指标代表性和可测得性标准，在反复征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共最终确定在10个核心指标最终构成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模型。

2模型应用

2.1数据收集和标准化

本文以四川省为例，在确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收集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并进一步结合专家意见和因子分析确立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各纬度、要素和监测指标的权重，在基于指标体系应用的基础上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状况进行实证评价。首先，在构建的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评价模型基础上，采集2000～2011年四川省相应指标数据（表3），为消除不同数据间的量纲影响，进一步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4。数据标准化采用公式为：正向指标:Zi=Xi-XminXmax-Xmini=1,2,3,⋅⋅⋅⋅⋅⋅⋅,n负向指标:zi=Xmax-XiXmax-Xmini=1,2,3,⋅⋅⋅⋅⋅⋅⋅,n其中，zi为数据标准化值，Xi为数据原始值，Xmax为原始数据组中最大值，Xmin为原始数据组中最小值。进而对指标进行赋权，在层次分析基础上，采用专家意见法对人口发展系统的纬度和要素进行赋权，进而结合主成份分析对各核心监测指标进行赋权并归一化，各阶段赋权情况见表5。在此基础上，代入表4和5相关数据求得四川省2000～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各要素发展指数和总体综合值如表6。

2.2协调度测算和评价

本文考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主要针对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其协调性状况通过计算经济发展综合值和社会发展综合值的协调度指数来客观展现，计算步骤如下：（1）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测算首先将经济发展综合值和社会发展综合值分别记为两个评价函数f()eco和f()soc，然后计算二者协调系数：C=éëêêêêêêêêùûúúúúúúúúf(eco)×f(soc)æèçöø÷f(eco)+f(soc)22k（1）其中k为调节系数；其次计算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F=αf(eco)+βf(soc)（2）其中α和β分别代表两个要素的权重；最后计算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指数：D=C×F（3）最终将表5和表6相关数据代入公式（1），（2），（3）即可求得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指数如表7。（2）发展协调度评价本文根据协调系数和协调度指数值区间，采用5分法将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状况具体划分等级，协调度指数区间为0～0.1处于严重失调；协调度指数区间0.1～0.4为轻度失调；协调度指数区间0.4～0.6为过渡发展；协调度指数区间0.6～0.9为协调深化；协调度指数区间0.9～1为高级协调。依据这一标准，进一步将2000～2011四川历年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水平进行了分类评价如表8。

3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通过模型的应用发现，2000～2011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指数在0.42至0.88之间，其经济社会发展在自“十五”起已经摆脱失调状况，向协调发展过渡，而2004年以后则进一步开始协调发展深化，但至2011年仍未达到高级协调阶段。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趋势上看，在2000至2006年间四川经济社会协调度指数呈平稳增长态势，在2008年左右出现了一次较为明显的波动，但此后也展现出一个快速上升的势头。总体而言，模型应用分析的结论与四川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较为吻合。

3.2相关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