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资源配置效率；农户模型；不完全市场条件；要素需求；要素供给；农村土地市场；市场均衡条件

中图分类号：F224.0；F30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30001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与此同时收入增长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收入来源多元化、市场化和非农化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盛来运，2005）。按出乡务工3个月以上口径统计，2004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1.18亿人，在乡镇企业就业人员1.36亿人，剔除重复计算部分，估计非农产业的农民工人数大概在2亿人以上（韩长赋，2006）。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由于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过短，并且在转让过程中的约束过多，因而不能形成稳定的租赁关系，导致土地转让的规模很小，并且出现了耕地“抛荒”现象。熊祥强等（2006）对重庆市忠县三汇镇的调查发现，该镇土地抛荒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6.2%，其中常年抛荒和季节性抛荒分别占62%和38%。董晓波（2007）的调查表明，安徽省2002年土地抛荒面积为895.323千公顷，约占粮食播种面积的1%。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后劲不足。在农村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从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正面临工人短缺的境遇，很多民营企业为招不到员工而发愁，不少工厂由于工人不足而被迫减产，甚至停产。“民工荒”是我国劳动力就业供需方面出现的新矛盾，将对我国经济，尤其是沿海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农民是否愿意从事非农业劳动，主要取决于农业工资水平和非农业工资水平的差异。“民工荒”现象的出现，表明二者的差异在缩小甚至出现了倒挂。因此，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

在理论模型方面，Rosenzweig（1978，1980）在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基础上建立了体现劳动异质性的一般均衡竞争市场模型，研究了土地重新分配对工资的冲击效应，并利用印度159个行政区1960到1961年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理论分析认为，在一定的假设下，由于的财富和闲暇的作用的反向变动，局部对工资的冲击是不确定的；而实证分析表明从大农场到小农场的土地重新分配显著提高了农村工资水平而使无地农户受益，但同时扩大了工资的性别差异。姚洋（2004）的模型则在农民劳动异质性的基础上考虑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并讨论了在没有土地租赁市场和土地租赁市场具有不同活跃程度时农户行为的变化。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利用农户模型进一步研究不完全市场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以期能为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决策提供参考。

陈训波：农村土地流转与资源配置效率二、完全市场下的农户决策与资源配置

由于农民的收入较低，进城的农民工拿的是低工资，干的却经常是高风险、高危害、超长工作时间的工作，可以看出农民的目标主要是追求收入。因此，后面的分析均假设代表性农户决策时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生产时则表现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农户有两种初始禀赋，劳动时间L0和土地Z0，并且在土地不变时劳动相对过剩。

假定土地只生产一种产品，具有二阶连续可导、严格凹的生产函数ef（L，Z，K），且满足：f″ii0；i，j=L，K，Z。其中，L代表农业生产使用的劳动，Z代表土地，K代表资本；e表示农户家庭组织生产的能力，由农民的个人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决定。用r表示资本投入的单位成本，P表示农产品的价格，w表示工资水平，R表示土地租金水平，且都以农户消费品的价格表示。农户可能的收入来源有三种：从事农业生产的利润、务工收入和土地租金收入。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时，农户决策的最优化如下：

其中i的取值为1、2、3，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和土地；j的取值为1、2、3，分别代表工资、利率和土地流转价格。

由上述分析，有命题一：影响农户决策的三个价格变量w、r和R的其中之一变化时，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量将同时反向变动。

三、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农户决策与一般均衡分析

1.不完全市场下的农户决策

假定农民可以兼业，Lf表示农户在农业部门的家庭劳动时间，Ln表示农户在非农业部门的劳动时间。要素可以流动，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为简化分析，假设农村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的；而土地市场和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的，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Cn表示农户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成本，C（M）表示租出或租入农村土地的成本，并假设农村土地和劳动的交易双方具有相同的交易成本；M表示土地交易的自由度，且满足C′（M）

假定土地只在农民之间流转。用Zr表示农户租出的土地，Zh表示农户租入的土地，则农户拥有的总土地为Z= Z0+Zh-Zr。用Lf表示农户投入自己土地的劳动，Lh表示农户雇佣的农村劳动，Lr表示农户向农村劳动市场提供的劳动，则农户投入生产的总劳动为La= Lf+Lh。

设θ（e）为农民在非农业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且θ′（e）>0，则农民在非农业部门就业时，可以获得的工资水平为θ（e）（wn-cn）。

农户的家庭收入最大化问题为：

根据一阶条件，农户劳动的配置情况如下：

（1）非农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当θ（Wn-Cn）>max{Wa，pef′L}时，非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农户生产的边际收益，农户将选择向非农业部门供给劳动。

（2）农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当Wa>max{θ（Wn-Cn），pef′L}时，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非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农户生产的边际收益，农户将选择向农业部门供给劳动。

（3）农业部门的劳动需求：当pef′L>Wa时，农户将选择以工资水平Wa雇佣劳动进行生产。

根据一阶条件，农村土地的配置情况如下：

（1）当R-C（M）>Pef′Z时，农户将出租土地；

（2）当Pef′Z>R+C（M）时，农户将租入土地；

（3）当R-C（M）≤Pef′Z≤R+C（M）时，农户将自给自足，既不租入土地也不租出土地。

2.劳动力市场均衡分析

记a=Wa1Wn-Cn，则θ（e）>a时，农民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实得工资高于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工资，反之则农民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工资高于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实得工资。

（1）农户的劳动边际收益曲线与非农业部门实得工资水平线的交点方程求解如下：

由pef′L=θ（e）（wn-cn），有e1θ（e）=wn-cn1pf′L。

记e=g2（L，K，Z，P，cn，wn），可得L = g-12 （e，K，Z，P，cn ，wn ），其中g-12 （.）为g2（.）的反函数。

记e*2为农户使用全部家庭劳动L0进行生产的边际收益恰好等于非农业部门工资水平时的生产效率值，则e*2=g2（L0，K，Z，P，cn，wn）。

（2）农户的劳动边际收益曲线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线的交点方程求解如下：

由pef′L=wa，有e=wa1pf′L。

记e=g1（L，K，Z，P，wa），可得L=g-11（e，K，Z，P，wa）。

记e*1为农户使用全部家庭劳动L0进行生产的边际收益恰好等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时的生产效率值，则e*1=g1（L0，K，Z，P，wa）。

在人多地少、土地相对稀缺时，只有生产效率较高的农户才能保持较高的劳动边际收益，从而使用较多的劳动量。一般来说，非农就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生产。为简化分析，假设生产效率为e*1的农户能在非农业部门获得比农业部门高的工资水平，即θ（e*1）>a。同时假设：e，e*1，e*2∈[emin，emax]，则不同类型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可以总结如表1：表1不同类型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情况

家庭e的取值区间1家庭劳动1农业劳动需求1农业劳动供给1非农业劳动供给[e*2，emax]1L01g-12-L01010[e*1，e*2）1g-111g-12-g-11101L0-g-11[θ-1（a），e*1）1g-111g-12-g-11101L0-g-11[emin，θ-1（a））1g-12101L0-g-1210注：g-12（.）和θ-1（.）分别是g2（.）和θ（.）的反函数

（3）令φ（e）为e的概率密度函数，根据上表，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分别为：

LAD=∫e*2θ-1（a）（g-12-g-11）φ（e）de+

∫emaxe*2（g-12-L0）φ（e）de

LAS=∫e*2θ-1（a）（g-12-g-11）φ（e）de+

∫θ-1（a）emin（L0-g-12）φ（e）de

由LAD=LAS可得均衡的劳动量和工资水平（L*，W*a）。

农村向非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总供给为：

LNS=∫e*2θ-1（a）（L0-g-11）φ（e）de

3.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均衡

（1）农户的土地边际收益曲线与土地租入成本线的交点方程求解如下：

令PefZ ′ = R + C（M），则e = R + C（M）1PfZ ′。

记e = R + C（M）1PfZ ′ = h1 （R，C（M），P，L，K，Z），则Z=h-11（e，R，C（M），P，L，K）。

记e*h为利用自有土地生产的边际产值刚好等于租入土地的价格的农户的效率，则e*h = R + C（M）1PfZ ′（Z0 ） = h1 （R，C（M），P，L，K，Z0 ），效率比e*h更高的农户会有土地需求。

（2）农户的土地边际收益曲线与土地租金收入线的交点方程求解如下：

令PefZ ′ = R-C（M），则e = R-C（M）1PfZ ′。

记e = R-C（M）1PfZ ′ = h2 （R，C（M），P，L，K，Z），则Z=h-12（e，R，C（M），P，L，K）。

e*r表示利用自有土地生产的边际产值刚好等于土地的租金收入的农户的效率，则e*r = R-C（M）1PfZ ′（Z0 ） = h2 （R，C（M），P，L，K，Z0 ），效率比e*r低的农户会有土地供给。

根据上述分析，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供求情况总结如表2：表2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供求情况

家庭e的取值区间1家庭类型1土地供给1土地需求[emin，e*r）1土地租出1Z0-h2（e）10[e*r，e*h）1自给自足1010[e*h，emax）1土地租入101h1（e）-Z0

（3）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分别为：

ZD=∫emaxe*h（Z-Z0）φ（e）de

=∫emaxe*h（h-11-Z0）φ（e）de

ZS=∫e*remin（Z0-Z）φ（e）de

=∫e*remin[Z0 -h-12 （e）]φ（e）de

由ZD=ZS，可以得到土地流转市场的均衡租金水平R*和均衡土地租赁交易量Z*。

四、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1.土地市场改革（即M增加）对农户家庭资源配置的影响

按照土地市场的三种家庭类型和劳动力市场的四种类型进行组合，共有12种可能的家庭类型，下面按对土地的需求类型分三大类进行分析。

（1）需求土地的家庭：土地市场改革将减少土地的实际租入成本，按照前面对农户决策的分析，农户作为要素需求方时将增加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下同）需求，作为要素供给方时将减少要素的供给。

（2）土地自给自足的家庭：对于前后都处于自给自足的家庭，改革对其没有影响。而一部分原来属于土地自给自足但效率较高的农户经过改革转变成土地流转市场的需求方，从而增加对所有要素的需求；一部分原属于土地自给自足但效率较低的农户转变为土地流转市场的供给方，从而增加土地和劳动的供给，减少对资本的需求。

（3）供给土地的家庭：土地市场改革将增加土地的实际租金收入，此类农户作为要素需求方时将减少对要素的需求，作为要素供给方时将增加要素供给。

命题二：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活跃程度提高将使供给土地的农户减少要素需求，增加要素供给；使需求土地的农户增加要素需求，减少要素供给；而对土地自给自足的农户没有影响。

由于供给土地的农户生产效率较低，而需求土地的农户生产效率较高，由命题二可以得到命题三：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活跃程度提高将使资源由效率低的农户向效率高的农户转移，从而提高农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

2.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对土地流转市场均衡的影响

参照姚洋（2004）的方法，可以证明：

由上述两式有命题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活跃程度提高使得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土地供给曲线和土地需求曲线同时右移，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增加，并且将增加均衡时的土地量Z*，即dZ*1dM>0。

五、结论

本文在农户劳动的异质性和土地相对稀缺的假设下分别分析了不同市场条件下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农户的行为决策方式和资源配置效率。分析发现：（1）在完全的市场条件下，单一要素价格的变动将使农户对所有要素的需求反方向变动；（2）在不完全的市场条件下，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将提高土地市场的完善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使资源由效率低的农户向效率高的农户转移，从而提高农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3）土地市场完善程度越高，均衡时的土地交易量越大。

参考文献：

董晓波.2007.耕地抛荒问题的实证研究[J].技术研究（8）：104106.

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第2篇

分析师的头脑风暴

2015年3月26日，在农产品市场形势例行的月度会商会议上，36位农产品市场运行的守夜人――农业部市场分析预警分析师，面对起伏不定的市场走势，正在为“农民怎么想、加工企业怎么看、后市价格怎么走”焦虑地争论着，反复协商也没有结果。不知是谁提起了对产业团队的羡慕，引起与会者的普遍共鸣，一个联动上下游、组建团队的创意应运而生。此后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酝酿，逐步完善的建设方案渐渐浮出水面。这个设想得到了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并最终确定为“全产业链农业信息分析预警试点”。

思路有了，说干就干。2015年5月22日，市场与经济信息司以农业部办公厅名义印发了《全产业链农业信息分析预警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动员省级农业部门按照农业部市场分析预警的运行模式，用“花钱买服务”的方式遴选省级分析师和生产、流通、加工领域的基层信息员，与农业部农产品分析师紧密对接，形成上下游联动的完整团队。试点行动正式启动。

《方案》印发以后，得到了各省（区、市）农业部门市场信息处同志的共鸣，大家认为试点方案确实解决了本处室开展农业信息分析中“缺人手、缺信息、缺规范”的问题，并克服手段缺乏、时间紧张等种种困难。经过遴选，共选出了36位省级分析师、33名会商分析师、968名基层信息员，形成了稻谷、小麦、玉米等18个品种1061人的全产业链信息分析预警团队。很多省级农业部门市场信息处的同志，为了确保人员队伍质量，亲自登门邀请有经验的专家担任本省省级分析师，对基层信息员一个个打电话核实参与意愿和种养情况。

打造“信息分析预警管理平台”

1061名人员报上来了，怎么管理、怎么实现信息共享？具体负责试点工作的李淞淋博士脑子里始终装着这个难题。2015年7月，在武汉，她用断断续续的无线网浏览着某市场信息咨询网站的食用油月度报告，当看到这些报告数据实现了网络直采、报告编写实现了电脑自动生成时，一个通过电脑软件实现人员智能管理、信息实时共享、报告自动编写的创意脱口而出，引起了同行其他同志的浓厚兴趣。两个半小时的行程，没顾上喝水集中兴奋讨论的四个人，生生完成了开发一个“全产业链信息分析预警管理平台”的初步设想。

顶层设计有了，剩下的是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谁来建？建成什么样子？权限怎么分配？数据怎么传输？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详细设计。但时间不等人，不能让省级农业部门推荐的这1061人干等着，更不能让全产业链农业信息分析预警试点就此搁浅。农业部信息中心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挑起了重担，中心领导协调工程力量、审核设计方案，钟永玲、徐伟平先后两任分析处的负责同志亲自带领团队昼夜赶工，平台框架很快成型。由于这个信息平台设计功能多、分析报告自动生成要求质量高，软件编写工程量很大，徐伟平、张欢两位同志带领工程师工作到很晚并每周编送工程进度报告。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生猪、牛羊肉、蔬菜等8个品种首席分析师不厌其烦地配合工程师逐字核对、逐项校对。工作很辛苦，但大家都没有怨言，只为一个目标――尽快让全产业链信息分析预警团队高效运转起来。目前“全产业链农业信息分析团队管理系统平台”已初步完成了总体框架设计，并实现了稻米和小麦两个品种月度分析报告的自动生成，且已全部实现8个试点品种月报的电脑自动生成，将在2016年上半年全部实现分析师团队管理、团队内部信息共享、月报信息定点推送、基础数据智能分析等现代信息分析功能。

敬业忙碌的分析师

在14个试点省（区、市）农业部门和部农研中心、信息中心、中国农科院信息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试点品种全体分析师的共同努力下，2015年9月14日，“农业部全产业链信息分析预警”第一批试点正式启动，8个品种16名首席分析师、36名省级分析师、33名会商分析师、968名产业信息员拿到了盖有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章的“证书”，从此分析师团队更加忙碌起来。稻米首席分析师在试点正式启动前就召集团队启动了工作，小麦首席分析师抓住关键农时连续会同省级分析师到主产区调研，玉米首席分析师徐伟平在玉米价格大幅下跌关键时期组织团队开展综合会商，大豆、棉花首席分析师紧盯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进展，生猪首席分析师主动应对年中猪肉价格上涨，牛羊肉首席分析师深入研究稳定市场的政策措施，蔬菜分析师创新性引入卓创资讯等社会咨询企业，形成了全面布局、全产业链联动的工作格局。

更加权威的市场守望者

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第3篇

网络化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对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市场信息的流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网络技术应用于农业经济已成为农业发展的里程碑，为农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农业经济；网络化；农产品；市场；农业经济分析方法

农产品生长周期较长，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瞬息万变，因此农民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了解市场的需求，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其与市场需求相一致。同时，利用互联网还可以有效缩短买卖双方的距离，提高农产品的流通速度，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我国农业生产受政府的指导，这就需要政府各项决策都要保持正确，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因此，各级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掌握各种农业信息，以网络为支撑对农业进行指导，正确引导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由此可见，在网络环境下，农业经济的发展更具便利性，发展速度为快速。

一、网络环境对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运用网络技术是知识型农业的必然要求

相比于传统资源型农业，知识型农业主要依托于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从而推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目前，发达国家多数已步入知识型农业发展时期，在知识型农业发展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其重要特征；我国农业还以资源型农业为主，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较低。因此，在网络环境下，要推动网络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使其向知识型农业转化。

（二)运用网络技术降低农产品市场交易风险，增加农民收入

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信息及市场需求变化较快，但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这就导致农民的生产活动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给农产品交易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十分突出，这充分说明了信息匮乏的消极作用。因此，在网络环境下，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加强与市场的联系，有效减少流通环节，简化交易程序，通过网络掌握更真实、准确的市场交易信息，从而降低生产的盲目性，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三)运用网络技术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网络环境下，农产品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给我国农业带来了严竣的挑战。在现代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网络已成为信息传递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网络掌握最新的信息，才能在农业生产和交易中掌握主动权。目前，农产品在网上的交易量不断增加，这就说明：谁掌握了先进的网络技术，谁就能在农产品竞争中获得优势，从而更好地参与到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中。

（四)运用网络技术是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有效手段

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科技术的支撑，这就需要加快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使一些农业科技成果无法在农村有效推广。因此，在当前网络环境下，要充分利用网络加快对农业技术、农业知识的传播，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推广普及农业知识，全面提升农民的整体技术水平，更好地解决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二、网络环境下农业经济发展的要点分析

（一)网络环境下开展农业经济分析的要点

1.转变分析思维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经济都是由果及因，即根据当前农业经济发展现状来倒推出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然后对其进行分析，再得出具体解决方法。这种分析方法有利于开展理论研究，但农业经济分析更重视数据分析，而且分析结果也需要直接作用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这样，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对现阶段农业经济现实问题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所以，在网络环境下，需要转变传统分析思维模式，确保农业经济分析的科学合理，以便于更好地解决当前农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2.转变分析立场。在传统农业经济分析工作中，往往是凭借分析人员的主观学识分析、总结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并得出结论性建议。这种分析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结论受分析人员自身分析能力和水平影响较大。但在网络环境下，网络信息资源更注重信息的真实和客观，真实客观的信息是研究的基础和依据。

（二)网络环境下开展农业经济分析的具体方法

1.均衡分析法。大量的农业经济发展数据显示，农业经济发展被某一变量控制，当这一变量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持平，且改变其他的农业经济发展条件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不产生任何1影响时，便可以将这种变量作为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利用均衡分析法找到促进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2.动态分析法。运用动态分析法，可以分析和梳理农业经济发展数据，总结出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性变化特点。研究对象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某一段时间，找到农业经济中的主要影响因素，正确判断出农业发展的趋势。

三、结语

互联网的出现，使我们步入了网络时代，其对经济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为农业提供了广阔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环境，加快推动了农业技术改革，使市场信息更为畅通，促进了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卢志国.对农业经济网络化发展的思考[J].农民致富之友,2013(6).

[2]田甜.浅析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商业,2011(5).

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产品物流；模式；第三方物流

中图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1-0055-03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大力发展农产品物流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推动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产品物流是以常温物流或自然物流形式为主，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损失很大，尤其是对物流时间和技术要求较高的生鲜农产品来说，这种损失更为明显。因此，对生鲜农产品物流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为了进一步剖析农产品物流过程及其运行效率，本文以农产品物流模式为切入点对农产品物流相关研究进行理论探讨和分析，从而为农产品物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国外农产品物流模式的研究

目前，国外发达国家比较典型的农产品物流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美国的超市主导型；另一种是日本的农协组织下的批发市场主导型。在美国和日本，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通过各自的物流模式到达消费者手中，因此，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是对其运行效率以及改进方法进行探讨分 析。

P.J.P.Zuurbier认为美国约有3/4的水果和蔬菜是通过超市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并从供应链的角度对美国、法国和荷兰的零售商及中间商进行了研究，认为垂直协作是提高效率、减少成本的措施。Cook认为随着美国零售业的不断发展，拥有配送中心的大型超市在购买生鲜食品的过程中不再需要批发市场作为中介，而是从供应商手中直接获取，生鲜食品从产地经过配送中心直接到零售商。日本学者正认为，近年来日本的流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型贩卖店铺和配送中心的物流模式正在逐步发展起来，以批发市场为主的物流模式以及价格形成机制都需要进行改革。江端一成认为由于生产规模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等原因导致了农协组织下批发市场的功能正逐步减弱，提出大型超市与生产者直接交易的市场外流通模式，从而降低流通成本。

美国和日本的农业协会组织都很发达，在农产品物流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美国产地市场比较集中，单个农场主的生产规模大，以美国为代表的农产品物流模式流通渠道短、直销占的比例较大，因此物流效率更高，物流成本更低；而日本的农产品需要经过二级或二级以上的批发市场才能到达零售商，物流成本相对较高。从日本农产品物流模式的发展变化来看，减少物流环节、实现农产品直销逐步取代批发市场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我国农产品物流模式的现状分析

农产品物流涉及物流主体、物流场所以及物流渠道三个方面，对于农产品物流主体和物流场所的认识，国内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而对于物流渠道的认识，由于学者们对处于主导地位的核心企业（或组织）的认识不同，所以产生了一些分歧，构建了不同的物流模式。

从我国农产品物流的现状来看，由于批发市场具有开放性、低成本的进入与退出等优势，以批发市场为主导的农产品物流模式占据了主要地位，大部分的农产品都是通过批发市场到达消费者手中。张闯、夏春玉通过对这种渠道中权力结构的分析，认为由于农户规模小、数量众多等问题的存在，造成了这一渠道的低效率运行。而刘东英等则认为物流主体低组织化程度和低物流综合能力这一特征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以批发市场为依托的随机型物流链是目前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提高效率的最佳选择。随着我国“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了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逐渐形成了以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组织形式，因此出现了以龙头企业主导的物流模式。这种物流模式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了整个渠道的收益，而在此基础上引入合作社这个中介组织则进一步提高了运行绩效。

不论是现行的以批发市场为主导的物流模式还是龙头企业或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共同为主导的物流模式，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产品物流效率低下、损失巨大的问题。因此，发展现代化的物流模式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李晓锦、范秀荣提出建立专业化的物流体系，物流中心的兴建则是迈向专业化的第一步；宾幕容、周发明提出应该推进农产品连锁超市经营；而李季芳认为引入第三方物流企业，则能完成生鲜农产品从生产到配送的一体化，使生鲜农产品真正“生鲜”。

以上几位学者将我国农产品的物流归结为几种简化形式，对农产品物流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使更多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入分析和讨论。以批发市场为主导的农产品物流模式是我国现行的主要模式，也是最初级的形式，批发市场的集散作用仅限于本地，由于销地批发市场远离农产品产区，物流环节过多，信息反馈不及时，造成了农产品损耗严重；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出现了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物流模式，这种模式替代产地批发市场的部分职能，直接进入销地批发市场、加工企业等下一个环节，减少了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提高了物流效率，但是这种模式仍存在一些弊端，农户在与企业谈判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其利益容易受到侵害，同样，企业也不得不经常面对农户的违约行为，因此，合作社等中介组织的加入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完善。结合现代物流理论以及国外的实践可知，现代化的物流模式如超市连锁经营、物流中心、第三方物流等将是农产品物流发展的未来趋势，专业化的物流主体促进了流通与生产的分工合作，降低了流通成本，提高了流通效率，有利于实现物流标准化，有利于生鲜农产品以高质量、低价格送达消费者手中，从而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

三、基于各种理论对我国农产品物流模式的分析

由于我国现行制度的安排，造成了农产品物流主体多元化、物流渠道分散的现状，进一步加剧了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的损失和浪费。因此，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各种农产品物流模式的产生都是最优的选择结果。黄祖辉、刘东英提出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对农产品物流问题进行研究，指出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是目前我国农产品物流的基本制度安排。罗必良等认为，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农产品流通组织体制是一种适宜的组织制度安排。李晓锦、范秀荣认为，农产品物流中心同批发市场一样采用三方规制结构也是一种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用来分析一切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根据，因此，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对农产品物流模式研究的文献也不在少数。蔡荣等从交易费用的视角和供应链管理理论对当前我国果蔬市场存在的几种模式进行效率分析，提出了新型果蔬市场流通模式。

一些学者也从供应链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李季芳认为提高供应链效率的办法是培育核心企业以替代目前的批发市场，提出通过第三方物流企业整合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还有少数学者运用网络组织理论、有向图理论、渠道行为理论等对农产品物流模式进行了分析。如夏春玉等人从网络组织的角度来研究农产品流通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农产品流通的过程中，由于存在复杂多样的契约和关系而使各个流通主体形成了一种特殊组织模式――农产品流通网络组织，这种模式能克服市场组织的风险性以及企业（科层）组织的教条僵化。

与国外农产品物流模式的研究相比，我国学者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这些研究仅仅是对我国现存的物流模式进行简单描述或对某种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对于这些模式的比较也仅仅是定性分析，缺乏严格的定量分析，无法证明哪种模式是最有效率的、最适合当地农产品的发展。其次，对于具体农产品的研究，也只是细分到果蔬、生鲜这样的概念，由于我国农产品种类繁多，南北差异显著，不同的农产品也应该具有各自的物流模式。再次，国外物流企业的技术装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目前已经形成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化物流装备技术格局，而对于我国农产品物流中核心企业的研究则很少涉及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及信息系统的运用。最后，国外的农产品物流研究已经将第三方物流企业作为独立的物流主体纳入物流体系中，而我国的研究中则鲜有涉及，关于农产品第三方物流的理论还不够深入，缺少理论基础。几乎所有的文献都是通过建立第三方物流的必要性等宏观角度进行分析，而不是从交易效率和交易费用的理论角度提出需要构建农产品第三方物流模式。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农产品物流模式的探讨和分析，认为我国农产品物流主体与国外发达国家基本一致，都包括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但是，我国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损耗严重，其运行效率与国外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是环节过多的物流模式造成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超市主导型农产品物流模式通过配送中心实现农产品直销，提高了物流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而物流同样比较发达的日本也在朝这个趋势发展。发达国家直销的物流模式是在生产规模化、大型连锁超市及配送中心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且普遍运用了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了电子商务平台。从我国农产品物流发展的现状来看，不论是生产者、中间商还是零售商都不具备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能力，不能成为农产品物流模式中的主导者。因此，对于农产品物流来说，应该尽快发展专业的第三方物流，建立高效的第三方物流模式，通过第三方物流减少物流环节和交易成本、提高物流效率。最终提升农产品品质，增加农民收入。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P.J.P.Zuurbier.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the Fresh Produce Industry：A Mile to go[J].Journal of Distribution Research,1999,(3)：20-30.

[2]正•こうのすただし.青果物取引の相化と格形成の[J].林金融,2004,(9):22-33.

[3]江端一成.青果物卸市の能分化のについて[J].食品流通研究,2002年冬号(No.2).

[4]张闯,夏春玉.农产品流通渠道:权力结构与组织体系的构建[J].农业经济问题,2005,(7):28-35.

[5]刘东英,梁佳.中国的生鲜蔬菜物流链:观察与解释――以河北省乐亭县蔬菜物流系统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7,(8):47-55.

[6]周立群,曹利群.农村经济组织形态的演变与创新――山东省莱阳市农业产业化调查报告[J].经济研究,2001,(1):69-83.

[7]李晓锦,范秀荣.农产品物流体系的规制及其专业化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06,(8):43-46.

[8]宾幕容,周发明.农产品连锁超市经营的成本效益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07,(6):44-46.

[9]李季芳.我国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思考[J].中国流通经济,2007,(1):17-19.

[10]黄祖辉，刘东英.我国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与制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05,(4):49-53.

[11]罗必良,王玉蓉，王京安.农产品流通组织制度的效率决定：一个分析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00,(8):26-31.

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超对接；契约模式；市场竞争程度；溢出效应；平台使用费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3.14

中图分类号：F323；F224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3-0064-06

1引言

目前商务部、农业部等部门正大力推动农超对接，积极推进大型连锁超市、农产品流通企业等直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接。合作社的发展进程中要考虑的问题包括：作为社员的农民（从事农产品专业生产或营销的专业农户）能否成为专业合作社的利益主体，他们在合作社中的经济利益是否能得到维护，他们获取的剩余能否增加，他们是否是合作社的资产所有权、控制决策权和受益权主要拥有者[1]。农超对接主要有超市+合作社、超市+专业合作联社、超市+批发市场+合作社、联合直采和超市直营等联盟化对接模式[2]。但从实施情况看，影响农超对接成功有许多因素：农户参与的意愿主要包括投资成本、谈判成本、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等交易成本的影响[3]；交易费用影响着农户契约的选择[4]；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平均效率水平较低[5]；合作社在物流配送、包装分级、供货规模等方面的能力较弱[6]；不同区域环境造就了不同的行动者，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不同的形成路径[7]；农村合作社的内部治理结构演化的复杂性[8]。韩国明等分析了农超对接模式对超市的影响，并提出了最优化对策[9]。Jang等研究了美国小规模农户加入合作社前后的博弈模型，分别在理论上从农户收益、产量、合作社规模等多个视角证明了小规模农户加入合作社后实现更大收益的可行性[10]。Michelson等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农超对接供应链运作模式现状，并以尼加拉瓜地区的沃尔玛超市与农户签订合约为分析实例，得出农户提供农产品的平均价格显著低于传统渠道下的平均销售价格，农户选择农超对接契约的主要原因是不愿承担过多风险[11]。陈通和廖青虎探索了我国的公司+农户型订单农业模式，并从理论上构建了报童模型的分析框架，研究认为，保底收购+随行就市+利润返还机制能够实现农产品供应链系统的Pareto改进[12]。凌六一等在随机需求和随机产出条件下，分析了不同风险共担契约下的农产品投入和供应链各成员的利润问题，结果表明恰当的风险分担合同能够有效增加供应链各成员的利润[13]。但斌等在可控农产品生产商努力水平下和不可控外界天气假设下，通过构建农产品供应链的随机利润模型，对比分析了不同模式下农产品生产商的最优化决策，认为风险分担+回购契约模式能够有效地协调供应链[14]。温修春等研究了不同契约形式下的农产品供应链剩余权的分配问题[15]。

农超对接主要解决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以及“卖难买贵”等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与超市之间可以签署两种类型的契约。一种是分销契约（模式1），即超市以固定的批发价格从合作社采购农产品，超市自主决定销售价格；一种是平台契约（模式2），即合作社利用超市提供的平台直接销售农产品给顾客，合作社决定售价，但必须将一定比例的收益作为平台使用费支付给超市。在农超对接模式下，合作社的农户和超市的收益高低则取决于合作社与超市的契约。契约模式和超市如何收取平台使用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超对接能否成功。与其他商品比较，农产品价格较低、所占场地较大、管理复杂，超市为了增加收益，必须要提高农产品售价，这与农超对接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以往文献多从交易费用、物流体系完善等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市场竞争程度、农超对接对传统农产品销售渠道的溢出效应以及超市所收取的平台使用费等角度，分析其在分销和平台契约模式下对市场均衡结构的影响和市场均衡结构的模式如何演化，研究结果对选择哪一种契约类型的决策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策略。

2需求函数

假设订单的完成是无成本地运送到客户，忽略其在不同契约中的差别。合作社与超市之间的契约模式选择，除了要考虑农产品特性之外，更多要考虑市场竞争程度和溢出效应等。

21合作社+超市模式下超市的需求函数

为考虑市场竞争程度对契约模式的影响，考虑一个合作社C通过两个超市（A和B）出售农产品。分销契约下超市（A和B）以固定的批发价格w从合作社C采购农产品；平台契约下，合作社收益的一定比例（α）作为平台使用费支付给超市。令qA和qB分别表示合作社在超市A和B的农产品销量， pA和pB分别表示在超市A和B的农产品价格。由于超市的市场定位不同，有的存在相互竞争，有的不存在竞争。考虑到顾客的重叠性和竞争的事实，使用部分竞争模型，令β∈[0，1]表示两个超市之间的竞争程度，则超市的需求函数为：

qA=11+β-11-β2pA+β1-β2pB

qB=11+β-11-β2pB+β1-β2pA

该需求函数满足市场竞争增加时价格下降，与经典的顾客效用函数U（qA，qB）=qA+qB-（q2A+q2B+βqAqB）/2一致，顾客通过选择qA和qB来最大化其净效用。如果β=0，表示超市在它们各自的市场中是垄断的；如果β=1，则表示超市之间是完全竞争的。假设合作社仅通过两个超市A和B出售农产品，合作社在超市的总需求为：qC=qA+qB。

22传统渠道的需求函数

为考虑合作社+超市的溢出效应对契约选择的影响，假设合作社还有一个传统销售渠道。在没有进行农超对接时，以单位价格（为方便起见，令其等于1）出售农产品，需求为Q。农超对接影响传统渠道的销售，主要是由于农超对接模式下超市销售量的变化导致传统渠道销售量的增加或减少，其溢出效应用τ表示，则合作社在传统渠道的销量为Q+τqC，从传统渠道获得的收益为1・（Q+τqC）。当τ1时，表示合作社更乐于免费赠送农产品，本文设τ∈[-1，1]。假设Q足够大，农超对接不会影响现有传统渠道的价格。合作社的收益πC是从超市获取的收益πS和传统渠道获取的收益之和，即πC=1・（Q+τqC）+πS。

3不同契约下的市场均衡结果及比较

31分销契约下市场均衡结构

令q1A、q1B、p1A、p1B分别表示合作社在模式1下通过超市A和B出售农产品的数量和价格；π1A、π1B表示超市的收益；π1C、πC分别表示合作社从超市A和B获得的总收益和包括传统渠道在内的总收益；wA、wB表示合作社给予超市A和B的批发价格，w*表示均衡批发价格。

博弈过程如下：超市从合作社以固定的批发价格购买农产品，合作社以固定的批发价格向超市收费，超市决定是否接受合作社的批发价格或选择一个外部的交易对象，最后超市确定零售价格。本文假设没有外部合作社可选择，则合作社C的收益为：πC=Q+τq1C+w1Aq1A+w1Bq1B。等式右边的前两项是从传统农产品销售渠道获得的收益，后两项是从超市获得的收益。超市A和B的收益分别为：

π1A=q1A（p1A-w1A）

π1B=q1B（p1B-w1B）

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该子博弈问题，可得均衡批发价格为：w*=（1-τ）/2。均衡批发价关于溢出效应是线性减少的。均衡价格和数量分别为：

p1A=p1B=3-2β-τ2（2-β）

q1A=q1B=1+τ2（2-β）（1+β）

均衡收益为：

π1A=π1B=（1-β）（1+τ）24（2-β）2（1+β）

π1C=1-τ22（2-β）（1+β）

πC=Q+（1+τ）22（2-β）（1+β）

可以看出，πC、π1A、π1B是凸函数，是τ的递增函数；π1C是凹函数，在τ=0处取得最大值。

32平台契约下市场均衡结构

令q2A、q2B、p2A、p2B分别表示合作社在模式2下通过超市A和B出售农产品的数量和价格；π2A、π2B表示超市的收益；π2C、πC分别表示合作社从超市A和B获得的总收益和包括传统渠道在内的总收益；αA、αB表示超市A和B收取的收益分享比例，α*表示均衡收益比例。

博弈过程如下：超市首先公布平台使用费αA、αB，合作社决定是否选择超市A或B或两者都选择。一旦合作社决定选择哪个超市，再确定零售价格。如果合作社选择A和B两个超市，则合作社的收益为：

πC=Q+τq2C+q2Ap2A（1-αA）+q2Bp2B（1-αB）

超市的零售价格为：

p2A=（1-β）（（1-αA）2β-（1-αB）βτ）4（1-αA）（1-αB）-（2-αA-αB）2β2+

（1-β）（1-αA）（2+β）（1-αB+τ））4（1-αA）（1-αB）-（2-αA-αB）2β2

p2B=（1-β）（（1-αB）2β-（1-αA）βτ）4（1-αA）（1-αB）-（2-αA-αB）2β2+

（1-β）（1-αB）（2+β）（1-αA+τ））4（1-αA）（1-αB）-（2-αA-αB）2β2

如果某超市的使用费过高，合作社可能决定不通过该超市销售农产品。例如，与超市A相比，如果超市B收取的使用费太高，则合作社决定仅通过超市A销售农产品。这种情况相当于超市B通过设定价格使得通过超市B销售的农产品数量为零。合作社的收益为：

πC=Q+τq2A+q2Ap2A（1-αA）

超市A的收益、零售价格和销量分别为：

π2A=q2Ap2AαA

p2A=（1-τ/（1-αA））/2

q2A=1-p2A

对超市B来讲，当其设定价格p2B≥1-β（1+τ/（1-αA））/2时，其销量为零，即q2B=0。而超市A的零售价格由合作社确定，不依赖于市场竞争程度。合作社从超市A所增加的收益弥补了在超市B没有销售的损失。

平台契约下的均衡结构是合作社通过两个超市销售农产品。对于超市收取的平台使用费，存在唯一对称的均衡，即：αA=αB=α*。α*=1-13β（β-2τ）+K13+β4+6βτ-4β3τ-3τ2+4β2τ2K13，其中K=33

（1-β2）τ2（β6+2β3（5-3β2）τ+3（9-11β2+4β4）τ2+4β（3-2β2）τ3+τ4）+β6+9β3τ-6β5τ+3（3-2β2）2τ2+β（9-8β2）τ3，均衡价格和销售量为：

p2A=p2B=1-α*-τ2（1-α*）

q2A=q2B=1-α*-τ2（1+β）（1-α*）

因为价格是由合作社设定，均衡价格不直接依赖于市场竞争程度。τ对零售价格有两层影响：当τ增加时，直接影响导致价格的下降；间接影响是通过α*来影响，即α*增加时，进一步导致价格的下降；α*减少时，导致价格上升。τ对价格的综合影响是这两种效应的组合，直接效应总是比间接效应占优，价格总是下降。

合作社和超市的均衡收益为：

πC=Q+（1-α*+τ）22（1-α*）（1+β）

π2C=（1-α*）（（1-α*）2-τ2）2（1-α*）（1+β）

π2A=π2B=α*（（1-α*）2-τ2）4（1-α*）2（1+β）

与价格一样，τ对合作社的总收益也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当τ增加时，直接影响使得收益增加；另一方面，当τ增加，α*增加时，合作社的收益可能实际减少。因此，合作社收益是溢出效应的非单调函数。

33均衡结果分析

分销契约和平台契约下均衡时的价格和销量，如图1和图2所示。图1τ确定时超市价格与竞争程度的关系

图2τ确定时超市销量与竞争程度的关系

从图1可以看出，在绝大部分市场条件下，最低的价格在平台契约下得到。从图2可以看出，两种模式的超市销量互有高低。导致该结果的因素主要有两个：首先在平台契约下双重边际效应减少，超市更有效率。其次，平台销售的价格比较低。因为给定α，更高的价格意味着合作社更多的支出（即更高的边际成本），同时销量更低。为了抵消这个损失，合作社降低价格以避免付给超市更高的平台使用费，同时取得更高的销量。

4影响契约模式选择的因素分析

从超市的角度，每种契约具有不同的渠道效率和定价权力。在一个特定的市场条件下，除溢出效应和竞争程度外，超市喜欢效率更高的渠道或者增加它们的定价权力。渠道均衡结果是对这些因素的权衡。下面讨论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如何选择契约模式。

41溢出效应对模式选择的影响分析

假设市场竞争程度β不变，令β等于02、04、06、08，均衡时，超市收益以及合作社由于农超对接而增加的收益随溢出效应变化的情况如图3和图4所示。图3β确定时超市均衡收益与溢出效应的关系

图4β确定时合作社均衡收益与溢出效应的关系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当有溢出效应时，合作社和超市的动机存在差异。合作社想从两个超市获得最大的收益，同时，超市也想最大化实施农超对接所取得的收益。

当溢出效应τ

当溢出效应τ>0，且刺激效应比较高时，合作社想通过增加超市的销售量来刺激传统渠道销售，所以合作社可以降低分销契约中的批发价格，从而降低超市的价格，其损失由传统渠道销售的增量来弥补。

与分销契约相比，平台契约下的超市效率更高。如果没有溢出效应，超市通常选择平台契约，均衡结构为平台契约模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最大化所有超市渠道的收益，比分销契约的超市收益更高。当溢出效应增强，由于通过分销较低批发价格的农产品获得更高的收益，超市选择分销的意愿增加；由于合作社降低平台销售价格，平台契约下收益较低。在平台契约下，当失去定价能力的影响大于渠道效率的影响时，分销契约是均衡时的契约类型。

以上分析表明，合作社与超市签署契约应该考虑新的渠道对传统渠道的影响。当同质性比较高时，平台契约允许超市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合作社通过超市销售，从而获益于超市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当刺激效应足够大时，分销契约帮助超市充分利用合作社的激励措施，通过增加超市销量驱动传统渠道的销量。

42市场竞争程度对农超对接模式选择的影响

下面讨论不同契约均衡结构随β的变化。在不同的溢出效应条件下，均衡时，超市收益和合作社由于农超对接而增加的收益随市场竞争程度变化的情况如图5和图6所示。

图5τ确定时超市均衡收益与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图6τ确定时合作社均衡收益与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

从图5和图6可以看出，当市场竞争程度增强，超市的偏好从平台契约转向分销契约。如果溢出效应是正的，超市可选择不同的契约。当溢出效应较小时（τ025）采用分销契约。

从图3至图6可以看出，在市场竞争和溢出效应适中情况下，两个超市可以通过选择两种不同的契约以减少超市之间的竞争，比采用相同的契约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从合作社来看，当超市和传统渠道存在互补作用和市场存在适度零售竞争时，平台契约可能更好。如果忽视这个事实，可能错误地选择分销契约，将导致收益降低。

43溢出效应和市场竞争程度对平台使用费的影响

平台契约下，竞争程度更高是否意味着较低的使用费？更高的刺激效应是否使得超市收取更高的使用费？溢出效应以及竞争程度等各种因素如何影响超市收取平台使用费？平台契约下超市收取的最优使用费α*随τ和β的变化情况如图7和图8所示。图7β确定时使用费与溢出效应的关系

图8τ确定时使用费与竞争程度的关系

从图7和图8可以看出，当溢出效应比较小时，合作社需在超市的收益和传统渠道的收益间做出权衡。当溢出效应增强，超市需要提供激励措施使得合作社通过它们的平台出售商品。可以通过设定较低的平台费用，合作社通过平台销售一件商品而得到更高的收益。当τ>0且比较大时，合作社关注更多的是对传统渠道需求的刺激，而不是从超市获得的收益，所以溢出效应较大时，合作社可以通过降低在超市的价格来刺激传统渠道的需求。为了避免激励措施的错位，超市不是降低平台的零售价格，而是减少平台费用，使得合作社获得更多的收益。当零售竞争程度较低时，刺激效应是适中的，均衡时合作社从平台契约获得的收益比分销契约更高。在减少平台使用费的情况下，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比分销契约的情况更好。

命题1：超市收取的使用费是τ的非单调函数。当τ增加时，平台使用费增加直到合作社更多地考虑超市产生的溢出效应而不是从超市得到的收益。当溢出效应足够高，且τ>（1-α*）α*β/（1+α*-β2），使用费随着τ的增加而开始减少，即α*/τ≤0。

证明：在平台契约下，均衡时，即αA=αB=α，则超市A的收益函数对平台费用比例的导数为：

dπ2Adα=（1-α）3+（-2+β2）τ2+（1-α）τ（2β+τ）-（1-α）2β（β+2τ）4（1-α）3（-1+β2）

在最优收益比例α*处，有：

φ=-（1-α）3+（2-β2）τ2-（1-α）τ（2β+τ）+（1-α）2β（β+2τ）4（1-α）3（1-β2）=0

根据隐函数理论，则有：

α*τ=-φ/τφ/α=

-2（1-α）（α2β+τ-β2τ-α（β-τ））2（1-α2）βτ-2（2+α）τ2+β2（（1-α）2+3τ2）

在α、β、τ的参数域内，分母总是大于0。当τ≤（1-α*）α*β/（1+α*-β2）时，α*/τ≥0；当τ增加并超过（1-α*）α*β/（1+α*-β2）时，分子开始变负，从而α*/τ

同理：

α*β=2（1-α）（τ（1-β2+α）-αβ（1-α））（4+2α-3β）τ2+β2（1-α）2-2（1-α2）βτ

由于分母总是正的，α*/β的正负取决于分子。当τ≤0，分子总是正的，表示α*对β是单调减少的；在τ>0情况下，当β≤（（1-α）2α2+4（1+α）τ2-（1-α）α）/2τ时，α*/β>0，否则α*/β≤0。所以，当溢出效应足够高，即τ>（1-α*）α*β/（1+α*-β2）。使用费随着τ的增加而开始减少。

考虑两种特殊情况：

（1）没有溢出效应：当传统渠道和超市功能独立，没有溢出效应，即τ=0，则α*=1-β2。当竞争程度增加，超市会降低使用费，平台使用费单调减少。

（2）垄断情况：当超市在各自的市场中具有垄断性，即β=0，则平台使用费为：

α*=1-27τ2+33τ4（27+τ2）23-3τ2327τ2+33τ4（27+τ213

该α*对于τ是非单调的。当溢出效应增加，超市收取更高的费用。当没有溢出效应时，费用达到最大值（等于1）。当τ进一步增加，费用开始降低。从命题1可知，超市收取的平台费用和市场竞争程度β之间的关系受到溢出效应τ的影响。当τ≤0，平台使用费随着β的增加而减少；当τ>0，平台使用费是β的非单调函数。

5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合作社+超市模式下合作社与超市的契约模式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①合作社与超市签署契约应考虑到对传统渠道的影响。当τ0，即刺激效应足够大时，分销契约帮助超市充分利用合作社的激励措施，通过增加超市销量驱动传统渠道的销量。②当市场竞争程度β增加时，超市的偏好从平台契约转向分销契约。如果溢出效应充分为正，超市可选择不同的契约。③均衡平台使用费α*关于β的非单调特性是竞争效应和刺激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β增加，即市场竞争增加，且τ0，平台费用先增加，后减少。由于τ>0，刺激效应和竞争效应同时起作用。当β增加，合作社愿意降低价格来拉高需求，价格的效应变得更强，需求减弱。由于刺激效应的存在，超市预见到价格的下跌，将通过增加平台费用来获得收益的更高份额。当刺激效应不足以补偿损失时（即竞争效应大于刺激效应），竞争效应开始显现，α*随着β的增加而减少。从上面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合作社和超市应该更关注新的渠道对传统渠道的溢出效应和降低农产品的市场竞争程度，使合作社和超市双方更愿意采用合作社+超市模式，农产品要走品牌化发展道路，超市也可以与合作社一起建立农产品的超市自有品牌；在政策引导方面，为了降低农超对接环境下超市平台使用费，政府部门可以采取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的措施，从而进一步降低农产品价格，从政策层面引导合作社和超市有意愿采取有力措施实施农超对接。

参考文献：

[1]张晓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J].管理世界，2009（5）：89-97.

[2]熊会兵，肖文韬.农超对接实施条件与模式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1（2）：69-73.

[3]刘晓峰.农超对接模式下农户心理契约的构成及中介效应分析[J].财贸经济，2011（2）：69-74.

[4]黄祖辉，张静，Kevin Chen.交易费用与农户契约选择[J].管理世界，2008（9）：76-81.

[5]黄祖辉，扶玉枝，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7）：4-14.

[6]李莹，杨伟民，张侃，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5）：65-71.

[7]刘婷.不同环境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路径探索[J].农业经济问题，2011（2）：16-25.

[8]马风棋.农超对接模式对超市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0（9）：4959-4960.

[9]韩国明，田智文.乡镇集市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化分析[J].软科学，2012（6）：43-47.

[10]Wooseung Jang，Cerry M Klein.Supply Chain Models for Small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J].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2011（190）：359-374.

[11]Hope Michelson，Thomas Reardon，Francisco Perez.Small Farmers and Big Retail：Tradeoffs of Supplying Supermarkets in Nicaragua[J].World Development，2012（2）：342C354.

[12]陈通，廖青虎.“公司+农户”型订单农业供应链旁支付激励机制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4）：54-57.

[13]凌六一，郭晓龙，胡中菊，梁.基于随机产出与随机需求的农产品供应链风险共担合同[J].中国管理科学，2013（2）：5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