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环境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耦合度；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态势；边疆山区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59-05

1引言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1］。当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配合得当、互惠互利时，为良性耦合；反之，相互摩擦、彼此掣肘时，为恶性耦合［2］。从协同学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或称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3］。目前，国内对“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进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颇为丰富。许多研究人员利用现代系统理论体系，建立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来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状态和规律［4~5］、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演进态势［2，6］、区域系统耦合状态［7］、城乡耦合地域空间演变规律［8］以及资源开发中的耦合效应［9］等内容，其理论和方法在区域层面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该系统的稳定性、可控性决定着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否实现，因此，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已成为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10］。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建立于资源环境系统之上，并与之发生耦合关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能量与物质循环方式对资源环境产生胁迫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环境效应又通过降低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而对其产生约束作用。在这种双重机制作用下，如何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土地总面积38.32万km2，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复杂，是一个典型的低纬度高原山区省份，固有的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尚不发达。1949 ~ 2005年，全省总人口由1595.00万人增加到4450.40万人，增加了2.79倍；经济规模（GDP）由8.93亿元增加到3472.89亿元，增加了388.90倍。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 041.79元，相当于1990年的4.20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265.90元，相当于1990年的6.11倍，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城镇化水平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同时，云南又是一个人地矛盾比较突出的省份［11］，资源减少、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较为突出［12~13］。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4~16］：云南省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低，土地资源承载力始终处于超载状态，这对区域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极为不利。因此，研究识别云南省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态势，对协调未来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处理

遵循建立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动态性及系统性原则，结合云南省区域状况，构建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状态评价指标体系（表1）。为统一各指标量纲与缩小指标间数量级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式（1）、（2）中，xij表示第i年j项指标值，x′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max(xj)为第j项指标最大值，min(xj)为第j项指标最小值。当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式（1）进行处理；而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好时，则采用负向指标计算式（2）进行处理。

采用专家咨询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每个准则层及指标层的指标因子的权重值（表1）。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本文从1991 ~ 2006年《云南统计年鉴》［17］、1991 ~ 2006《中国统计年鉴》［18］、1991 ~ 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以及1990 ~ 2005年《云南省环境状况公报》获取1990 ~ 2005年原始数据，并进行处理和计算。

2.2 系统耦合状态评价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李崇明等［20］提出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 与的协调程度（后有研究人员称为耦合度［3，7，21］），模型如下：

公式（3）中，为两系统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为各指标权重。鉴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二者间的交互胁迫关系，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复合系统来考虑，显然与是这一复合系统的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该复合系统的演化方程可表示为：

公式（4）、（5）中，A、B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社会经济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的演化状态。VA、VB分别为二子系统在受到自身与外界条件影响下的演化速度。在整个复合系统中，A与B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将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与VB的函数，即V=f(VA,VB),这样就可以VA与VB为控制变量，通过分析的变化来研究两个系统间的协调耦合关系。

由于整个系统的演化满足组合S型发展机制，可以假定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协合关系呈现周期性的变化，这样在每个周期内，由于V的变化是VA与VB引起的，可以把VA与VB的演化轨迹投影在一个二维平面(V经济发展初期，不受资源环境限制，资源环境不受经济影响，发展只受自身因素影响。此状态下，只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其发展能力无限提高，资源环境始终不变，是一种理想状态。

良性发展阶段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开始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此状态下区域社会经济提升速度快于资源消耗和环境变化速度，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产生一定的胁迫作用，但处于可接收范围内，两个子系统向着良性状态发展。

分水岭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此种状态下，资源环境刚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两者变化速度相等，系统处于由良性状态向不可持续演变的临界点，为系统状态演进的分水岭。

不协调发展阶段

资源储量制约经济发展速度，资源环境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此状态下，高度重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明显增强，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不足，系统向着不可持续状况演变。

系统崩溃阶段

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的影响下达到极限，在经济增长极限值要求下，资源增长呈现无穷大趋势。此种状态下，过度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完全忽视自身支撑能力的提高，系统处于一种无限消耗阶段，面临崩溃的危险。区域系统将有两种演进方向：一是两系统间的矛盾不可协调，走向崩溃，因这种情况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二是人类采取一系列政策、技术、工程等措施，及时调控系统运行状况，引导其进入螺旋式上升阶段，实现系统的高级协调共生。

3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状态分析

3.1 系统耦合度计算

根据表1及公式（1）～（3）可计算出云南省1990～2005年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结果如图2所示。然后依据f(x)和g(y)进行非线性模拟，首先计算A与B、VA与VB，其结果为：

3.2 结果分析

（1）从社会经济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来看（图2），1990～2005年，云南省f(x)和g(y)均呈上升趋势，除在1996年和2001年之后有所波动外，两者基本同步增长，但在2003年之前g(y)>f(x)，f(x)不断逼近g(y)，表明云南省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逐年增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强。在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内部关系中，相比之下，经济发展大大超前，而环境保护则滞后得多。2004年之后f(x)>g(y)，说明在社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有所缓解。同时，在1996年、2002～2004年，g(y)下降趋势下，f(x)仍能获得相同速率的增长，这表明，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环境的投入不但不会降低其发展速度，反而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

图4 1990～2005年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耦合度

（2）从VA与VB变化情况看（图3），两者大致可看作“U”型曲线，两系统处于同步变化状态，1994年之前VA>VB,1994年之后VA

（3）从耦合度α的变化情况（图4）并结合表2分析，近15年以来，1990～1993年α处于39°～42°之间，为协调发展状态，1994年突破45°成为系统发展的分水岭，之后均处于50°～84°之间，2001年更高达83°。α经历了先下降（1990～1992年）后上升（1993～2001年）再下降（2002～2005年）的过程，尽管近4年来呈快速下降趋势，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状态有所提高，但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在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以牺牲生态环境和资源高消耗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4未来发展态势分析

近年来，云南省在环境保护和治理、降低能耗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2005年，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达1.4%，相当于2000年的1倍；1990～2005年，“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以年均27%的速度增加；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相当于1990年的4倍多；2005年，万元工业产值耗能、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万元GDP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万元GDP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元GDP工业废水产生量均有所下降，吨能创造工业产值和吨能创造生产总值也有极大提升。这些因素的促进下，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呈下降趋势。

尽管如此，云南省未来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胁迫和约束双重机制加强，二者协调发展仍面临巨大压力。可以预见，云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胁迫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5年以来，由于过度追求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上马，加之人口压力不断增大，致使区域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严重，区域土地、水、矿产等各种资源供给日趋紧张，区域综合支撑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而历史上对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所欠的旧账越积越多，形成累积效应，并以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效应表现出来，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

（2）长期以资源开发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粗放的发展模式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素质不高、技术落后，云南省在国际、国内区域分工中处于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经济增长主要靠过度消耗资源和加重环境成本的方式来实现。以能源消耗指标为例，在1990～2005年，云南省万元工业增加值耗能（规模以上）以年均5%的速度下降，2005年为3.55吨标准煤/万元，仍高于全国2.59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且在“十五”期间呈波动状态，下降极其缓慢。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以5.9%的速度下降，2005年降为1.73吨标准煤/万元，高于全国1.22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云南省在通过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方面面临不小压力。

（3）“三废”排放量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资严重不足。根据2005年《云南省环境公报》，SO2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大气污染防治面临较大压力，昆明等6个城市空气污染加重，15个开展降水酸度监测的重点城市中，11个城市出现酸雨。云南省77条主要河流的150个监测断面中，水质在Ⅲ类以下的断面达42%。1990～2005年，废水排放总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8.05亿t，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年均8.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6646.08亿标立方，工业固体废弃物以年均5.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4661.49万t。与此同时，“三废”处理能力却提高不大，例如，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仅为35%，远低于全国57%的水平。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年均增长4.7%左右，2005年达1.4%，略高于全国1.3%的水平，但远远低于云南省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水平。生态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入不足加大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

（4）全省总人口将继续增长，加之云南为边疆山区多民族省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各项建设起步晚，对环保设施和技术投入欠账较多，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交通、能源、水利等各项建设将大大加快，必然加大对资源环境胁迫强度，这已是难以逆转之势。

（5）环境保护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受自然灾害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较严重。一方面，云南省自然条件差，全省山地、高原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94%，盆地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6%，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资源富集但开发利用成本高，各类用地受到限制，环保工程措施投入大，技术要求难度高。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影响也较为严重。以农业生产为例，在1952～2005年间，全省农业自然灾害总受灾面积达4745.99万hm2，年均受灾86.29万hm2，占年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0.28%。1996～2006年，因自然因素（洪水、地震等）和某些人为因素造成的灾毁耕地共计达4.88万hm2（年均因灾毁而减少耕地0.49万hm2）。此外，云南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1999年以来，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36.9%，土壤平均侵蚀模数达1340t/km2・a。以金沙江流域为例，全流域年均水土流失直接经济损失相对量达4427.4元/km2・a，其中坡面侵蚀损失3247.6元/km2・a，重力侵蚀损失1179.8元/km2・a［22］。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云南省未来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5结论

（1）从系统理论思想出发，对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系统进行耦合态势分析，以识别系统协调发展状态，对今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评价结果表明，自1994年突破分水岭以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近10年，耦合度均在50°～84°之间。尽管2002年后呈下降趋势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但其速度极其缓慢，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其滞后效应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将越显明显，系统间的胁迫约束机制加强，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极不协调状态。

（3）分析表明，未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仍将面临一系列的重大挑战，系统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的难度大，达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同步协调发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因此，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明确区域科学定位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同时加大环保资金和技术投入，特别是重视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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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智国（1977－），男，云南武定人，汉族，讲师，主要从事生态安全、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环境友好性评价；环境商品；林达尔均衡；碳减排；环境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03080）

作者简介：孙睿（1974-），男，山东济宁人，博士，重庆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能源经济及管理、电力信息化研究；况丹（1989-），女，重庆江津人，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能源经济研究；常冬勤（1989-），女，四川宜宾人，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能源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2；F0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001-06收稿日期：2013-09-18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在能源约束和环境容量约束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不断提高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程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课题，也是世界各国，不论发展阶段和贫富，都正在面对和思考的紧要问题，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和紧迫。

现代社会中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Grossman 等（1995）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研究了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关系。发现因人们对环境质量偏好的改变，环境污染水平由前期粗放发展时期的递增趋势转为递减。对应的年人均收入水平拐点为4900美元。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相关变化规律，环境质量最终会随着产业结构与社会环境治理能力改善而提高。国内学者研究证明，EKC理论对刻画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包括碳排放）变化间的关系也是适用的（黄颖 等，2009；陈德湖 等，2012；黄勤 等，2012）。2012年我国人均GDP水平达到6091美元，已经步入应重视环境质量改善的生态文明建设阶段，亟待转型。

面向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应考虑环境作为社会福利要素和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现有对经济与环境产出相互影响机理的理解，大多认为将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分解为负向经济规模效应、与收入水平相关的正向削减效应，以及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的“倒U型”结构效应的解释框架（Panayotou，1997）具有较强说服力。其他还有环境技术决定说、包括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等在内的制度效应论（李国柱，2007）和社会资本影响说（赵雪雁，2010）等。也就是说，环境的改善程度实际上一定程度反映着社会经济、制度等转型的程度。

除单纯技术手段以外，社会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解决思路主要是实行环境税费政策，或者环境产权化及市场交易政策。1990年代美国SO2排放权交易制度和2003年欧洲针对温室气体的ETS体系的成功运行，证明了环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和有效的。环境市场化的理论以Coarse、Croker和Montgomery等为代表，其思想是基于有限环境容量界定环境资源产权，通过排污权市场交易实现污染的有效治理，且成本配置效率明显优于环境税费政策手段。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将环境产出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附属产品――负的非期望产出，然后将其社会负收益或正成本通过内部要素化而纳入经济分析框架。

但是，环境从传统作为纯公共品到成为商品的前提，是基于对环境资源稀缺性认知，而由人们约定的可使用有限环境容量，并将其生态价值经济化。但负期望产出的现有理论假设，隐含意味着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环境污染负产出。以促进环境商品化和全社会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优化的环境改善程度与适度的经济增长组合，最终服务于可持续发展。

二、现有环境商品理论及其不足

作为分析前提，首先应明确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社会责任和环境商品的差别。作为社会责任的环境保护，要求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所要求的基本环境资源容量，不能商品化，主要通过相对刚性的环境保护政策实现。而环境商品化和环境市场的目的是降低、优化社会环境保护成本和提高配置效率，也就是说环境商品化是针对处于基本环境保护要求之外的环境容量部分，即剔除最低环境容量后，将其余环境容量纳入环境市场，形成环境商品，并依靠市场定价和调节供需关系。

作为自然资源的一部分，环境商品当然可视为某种生产要素，并且，具有可交易的财产性质，主要确认方式有环境使用权、环境产权、准物权，或特定形式金融衍生品等。同时，由于环境改善能够给人们直接带来正效用，环境商品又具有产品市场一般商品的特性。但是，环境商品具有高度同质性，即客观上任何人所感受到环境变化效果和机会都是相同的，具有典型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是说，环境商品兼具一定的公共品属性，社会中所有人都会因环境改善而获得主观效用的增加，无论是否为环境改善付出了必要的直接成本，“搭便车”将是环境最终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所以，从社会生产而不是消费角度入手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更为可行。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污染作为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且边际产出为正。或者，作为具有负价值或负效用的非期望产出，环境污染通过边际负效用化纳入社会效用函数。环境价值主要通过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损害价或基于厂商的减排成本进行估算（魏楚 等，2011）。但是，环境污染的正边际产出观点隐含着经济增长必然以环境损失为代价，而环境消费的边际负效用或产出的负价值论也与效用非负的基本经济学假设相悖。吴琦等（2009）的实证研究持类似的理论观点。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环境产出不仅指降低非期望产出的“主动”环境生产，还应包括不破坏或不过度开发现有环境资源的“消极”环境生产。现有理论对此并未给予充分解释。

环境要素论（李利军 等，2013）反映了将生产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基本思路。但是，采用要素市场理论分析负效用环境商品的供需，增加了理论分析的复杂性。从环境核算实现角度来看，环境并非社会生产微观主体――企业生产过程的直接必需，企业作为独立经营主体并没有将其要素化的内在激励。环境要素化要求对环境资源进行事前价值评价，而环境资源的多样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有效核算的难度和成本都很高。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归根结底，环境破坏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后果而不是前提。通过环境治理而改善环境，以及重视现有环境资源存量的保护，本质上都是环境生产，其成果为社会全体成员消费且表现为整体效用的提高。将环境资源作为投入要素，难以反映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环境质量的偏好，环境资源相对更为稀缺的情况，以及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环境资源存量的差异。因此，在环境经济分析中，主张环境的产出论观点更符合实际和便于更统一规范的理论解释。

三、环境友好型社会生产的均衡分析（一）环境商品概念及其特性

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要求纳入环境产出因素，建立社会“环境-经济”复合产出目标。假设社会总产出由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构成，社会总效用由经济收入和环境容量决定。经济产出是指除环境以外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以货币化价值表示；环境产出是指现有环境容量的保持和提高，或环境损失情况的好转，如污染物的减排，并且，环境生产具有资本密集性、技术密集性和弱处置性。在此基础上，对环境商品和环境市场相关概念、特性及其内涵作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首先，对环境商品及其内涵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外生社会最低环境容量为QL（如图1），由环境监管机构设定、依法监管和强制执行。在QL左边，环境容量的价格不由环境市场形成，意味着，如果企业超出该限制排放，将根据环境管制要求采取收取惩罚性排污费或法律赔偿弥补其造成的环境损失，或者，企业须为满足环境管制要求自觉进行最低限度的环境治理投资（如QLB）。

根据定义，环境商品的基本特性表现为：环境商品的需求曲线D向右下倾斜，当环境容量无约束或趋近于无穷大时，环境需求价格J趋近于零；当接近Q=QL时，环境需求价格J趋于无穷大。因此，环境商品需求曲线可采用渐进于最低环境容量线和环境容量轴的拟双曲线形式描述。环境商品的供给曲线S是位于QL右边的部分。供求实现的市场均衡为（J*，Q*），环境交易收益由环境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分享。

（二）面向产出的林达尔均衡分析

根据环境经济学分析，在技术水平和要素投入水平一定条件下，通过市场定价和交换可实现全社会“经济-环境”生产的林达尔均衡配置E（Q*，P*）（如图2），并对应存在唯一的最优价格体系。该均衡配置就是给定技术水平上环境友好性最优的生产配置。根据此原则，社会生产目标是追求相对社会“环境-经济”资源最优配置的“合意”目标，即寻求逼近林达尔均衡的路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单纯在径向距离上逼近经济生产前沿面（即ACB）。

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ACB仍呈凹性，经济产出P和环境产出Q的边际转换率递减，意味着在“经济-环境”产出决策中经济产出最大化与环境产出最大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需对两者及其相应要素投入方向和数量进行权衡。

出于分析简便的目的，定义经济产出表示为货币价值的非环境产出；与传统经济-环境分析中将环境产出表示为取值为负的社会非期望产出不同，本文从环境商品化角度，将环境产出定义为：根据基期单位经济产出的污染物排放量（即排放强度）和当期实际经济产出得到的减排量，与当期实际减排量之差。不失一般性，假定社会持续进行环境努力，则一旦基期及相关参量确定，后续各期的环境产出非负且递增。反之，则意味着社会环境产出低于最低减排要求，不能再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改善。

在此意义上，QL≥0，就是根据由环境管制机构设定的当期最低减排量或最低环境产出水平。根据社会发展要求，环境基本标准会逐步提高，表现为QL的右移，实际生产可能性空间缩小为QLBC区域。

显然，在同一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林达尔均衡配置E*具有性质：ρh=ρe=ρ=1。射线OE*上DE*区段内（D为OE*上环境产出为QL的配置）所有生产配置都满足ρb=ρh/ρe=1，是环境友好性最优的社会生产扩张路径。

为便于QLBC对区域内各DMU（决策单元）生产调整策略进行分析，根据其“环境-经济”产出特性，可将实际生产可能性空间分为I区（即区域E*FC）、II区（即区域E*Q*QLF）和III区（即区域E*BQ*）（如图2）。由前述分析，易得各区域DMU产出配置特性及相应调整优化策略。其原则是：在提高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的同时，保持两者生产的均衡性，使得社会生产尽量趋向“环境-经济”生产扩张线进行。

基于环境方向产出距离函数的DEA生产效率测度理论，以及前述理论分析，从水平、结构和动态效率三个维度，出于指标设计的完整性考虑，在结构维度纳入污染物排放强度，提出评价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的指标集（如表1）：表1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及其效率评价指标

指标1计算公式1含义

水平指标1经济产出水平指数1ρe=P1P*，ρh∈（0，1]1用以评价当前经济生产相对最大经济产出的水平1环境产出水平指数1ρh=Q-QL1Q*-QL，ρe≥01用以评价当前环境生产相对最大环境产出的水平1社会生产综合水平指数1ρ=ρhρe，ρ∈（0，1]1采用Fisher指数方法构造，描述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协调程度，用以综合生产和环境两个方面评价社会生产水平结构指标1环境友好性程度指数1ρb=ρh1ρe，ρb≥0 1用以评价环境友好性的程度1环境产出强度1ρEI=Q1P1用以描述与单位经济产出相对应的环境产出水平，环境产出强度越高，说明社会经济产出对环境的影响越小，环境质量水平越高1污染物排放强度1ρCI=C1P，C为污染排放总量1单位经济产出的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程度直接评价指标，有必要给出动态效率

指标1环境技术效率变化率1TEpen（t，t+1）=Qt+11Qt1用以评价不同期间之间环境产出的变化情况1环境技术进步率1TEtp（t，t+1）=Ptρt+11Qt・Qt+！1Pt+1ρt1/21用以评价剔除经济投入因素影响后，技术进步因素对环境产出贡献的变化率1环境绩效变化率1TEen（t，t+1）=Qt1Pt+1ρten・Ptρt+1en1Qt+11/21用以评价技术不变条件下，不同期间经济产出规模变动对环境产出影响的程度，受投入规模、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四、我国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评价――以“碳减排”为环境产出这里，以基期碳减排强度和当期GDP计算的碳减排实物量作为社会环境产出，以GDP价值量作为经济产出。按照我国碳减排承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基准，2015年碳排放强度将削减17%，2020年将削减40%～45%，利用以上产出/投入指标体系对我国2020年前的“环境-经济”生产配置进行分析，评价其环境友好性程度。

（一）数据准备

本研究采用各国碳排放量数据是基于参考方法（reference approach）测算的数据（IEA，2012）。按照前述定义，将第t年环境产出定义为：Qt=ρ2005c・GDPt-Ct，其中，ρ2005c是2005年基期碳排放强度，GDPt是第t年国内生产总值（经济产出），Ct是当年实际碳排放量（其中，包括居民终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首先，按2005年不变价对2005年～2012年国内GDP历史数据（国家统计局，2013）进行换算，然后参考采用2013年～2018年的GDP及增长率预测数据（IMF WEO，2013），利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得到2019年和2020年预测增长率及GDP总量。2020年我国GDP总值将约达719647.75亿元人民币，实现相对2010年GDP总量“翻一番”的战略目标。2012年后增长率趋于平稳，符合我国现阶段“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相应，按照2015年和2020年目标碳排放强度，以及2015年、2020年GDP预测数据，可得2013年～2020年各年环境产出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以基于2020年碳强度减排45%承诺目标测算的环境产出和前述GDP预测值为我国2020年目标 “环境-经济”均衡产出，满足ρEI=1。

（二）我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评价

在此基础上，基于2005年～2010年碳排放量、GDP、环境产出数据，以及2015年和2020年经济环境产出预测值，按前述指标体系测算得到社会产出环境友好性评价结果。可知，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乃至2020年，相对经济产出水平，我国环境产出水平仍较低，环境改善速度缓慢。总体上，2015年及以前我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缓步提高，2015年后碳减排或环境产出任务压力将很大。

由各环境技术效率指标分析进一步可知，2007年～2010年我国总体环境技术效率逐步平稳提高，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2020年前，我国正处于全面迈向小康社会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时期，同时也将面临调整经济结构和实施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任务。结合前述规范和实证研究结论，以碳减排为例，对今后阶段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当前我国环境质量和环境生产水平差距较大，要继续保持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双增长，但应更加重视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提高社会环境产出，加大碳减排力度。由于国际碳减排谈判仍在进行当中，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将受到更大的减排压力，有可能要求我国承担更高乃至强制性减排义务。为了更好甚至超额实现碳减排任务，应合理安排和调整现有碳减排计划，即使保持当前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技术进步相关政策措施及力度，提高2015年前的碳减排量也是完全可行的。这可以为后期实施更高减排留有余地、缓解后期减排压力和应对可能的更大减排压力。

2.将环境因素纳入主要社会发展目标，建立社会“环境-经济”生产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建立针对地方、产业和企业等的多层次环境考核机制；重视促进碳减排的制度体系建设，包括将碳强度减排承诺转化为绝对碳减排量或正环境产出指标，细化分解到地方和重点排放企业，纳入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其中，为方便分析评价，本文所提出的“正”环境产出指标可以2005年为参照且标准化，得到2005年前历史年度的相应环境产出指标；以典型社会生产（产品）过程为重点，逐步试点和推广基于生命周期和产业链的环境排放评价及管理制度，将环境产出目标和碳减排任务落到实处；对高碳排放地方和企业重点监控；实施碳排放“可计量、可监测、可追溯”制度、严格环境考核等。

3.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实施促进碳减排的环境政策。包括适时开征碳税；积极促进和保障国内碳配额出口，建立企业间碳配额出口协调机制，保护我国碳出口收益；建立包括国内自愿碳交易、总量限额交易等形式多元化的环境市场体系及相应法律法规，逐步建立自主明确的国内碳价格市场形成机制；依法明确最低碳减排标准，对超标排放企业采取行政乃至法律强制手段，加大超排处罚力度等措施；建立针对各主要产业部门生产过程及终端品的环境标准和能效标准。

4.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生产调整路径，加大环境治理和碳减排投入，大力促进能源节约。按照低碳要求改善能源结构，降低高碳能源（主要是煤炭）比例和提高低碳能源（如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比例；调整经济结构，降低高排放高耗能产业比重，提高低环境排放和高经济产出的产业比重，特别是第三产业比重；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制度，提高低碳能源利用率，优化社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环节的能源利用及其碳排放；改善环境管理，提高碳减排设施利用率，提高各种终端产品的环境技术标准，提高用户能效水平；提高环境机构管理效率和技术水平。

5.重视碳减排技术研发、利用和扩散，鼓励环境管理制度创新。采取措施加大碳减排技术研发投入，以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及产品创新；加大力度学习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重视环境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在国际碳减排谈判中，呼吁和促进发达国家加大先进环境技术及碳减排技术的转移力度，降低国际间环境技术价格和转移成本；建立与发达国家关于环境技术及碳减排技术的有效合作和转移机制，有针对性根据我国社会“环境-经济”生产特点进行技术创新和推广。

6.重视现有环境资源的保护，大力增加森林等碳汇资源和建立碳汇管理制度。建立国家及地方生态环境保护区制度及法律保障体系，保护现有特别是中西部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少受破坏；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区的国家转移支付机制，采取促进其积极发展低排放和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政策和措施；学习国外先进环境管理经验，破除“先发展，后治理”的落后经济发展观念。

7.加强环境保护舆论宣传，提高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倡导形成环境友好型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应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目标，过渡到追求“环境-经济”协调的具有环境友好性的“合意”目标，指出了现有环境生产要素理论解释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基于给定最低环境容量的环境“正产出”的理论定义，分析了环境商品的供需特性。其次，基于林达尔均衡对社会“环境-经济”产出的配置优化策略进行了理论分析，从水平、结构和动态效率角度，提出了评价社会“环境-经济”产出及其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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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MAN G M， KRUEGER A B.1995.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0（2）：353-377.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范文第3篇

作者简介：陈伸星，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3-013-02 

随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正式施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又上升了一个高度。一方面人类在享受征服自然才有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同时面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解决冲突的一种方法是把环境资源纳入市场管理的范畴，环境法的经济分析是指用经济学的观点考虑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改善现行环境法基本制度，破解矛盾，找出一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能协调发展的路径。 

一、环境法经济分析的动因 

（一）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 

1.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行为的负外部性，是指人们的行为给社会和其他个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负外部性包括生产的外部性和消费的外部性。例如，汽车排放尾气，以及工业企业排放“三废”等留下的难降解垃圾，对周围环境都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根据科斯定理，在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时，人们会自发的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所以，私人市场就解决了外部性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科斯定理难以应用到生活中。所以政府通过管制、征收庇古税等公共政策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政府在制定各种税收标准和税收额度时，要经过前期大量地调查和摸排，才能明确地知道企业、周遭环境的大量信息，从而确定排污者的边际个人成本、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社会效益。如果政府在以上这些事项的所付出的成本大于预期的收益，那么政府便不会那么积极，甚至是不作为。更何况，政府的权力那么大，没有第三方的监督，极易滋生腐败和寻租行为，或是企业与政府勾结，出现“政府失灵”现象 。 

2.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在经济学中，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以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共有资源和自然垄断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清洁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水、野生动植物等是典型的共有资源。在我国，共有资源是属于国家集体所有，但是集体这个概念是很难确定主体的，那么共有资源是不具排他性的。也就是说良好的环境是每个人都可以享用的，同样环境破坏的成本也不需要违法者个人承担 。1968年，美国哈丁教授的文章《共有地的悲剧》深刻地阐述了因为外部性的存在和人们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致使共有资源的衰竭：当一个人使用共有资源时，他就减少了其他人使用这种资源的机会；因为这类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开发 。这样以牺牲环境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最终加深了环境和经济的矛盾。 

3.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经济模式。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大量开采资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种套路以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为代价，是不可循环和不可持续的。虽然我们在大量开采资源，但可悲的是，资源的利用率却非常低；而且，像纺织这种高污染的产业，遍布各地的小作坊比正规的大企业所占的比重更多，小作坊由于它地点隐秘、乱排污、成本低，再加上环境执法人员短缺，很难管理。现在，在人类掌握了改变自然的科技技术后，开始肆无忌惮得践踏环境和自食恶果，不改变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态，环境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二）环境法经济分析之优势 

传统环境法学者在研究环境法时，受到了部门法研究范式的影响，造成了环境法在我国的发展艰难。运用法律经济学对环境法进行经济分析不仅能拓宽环境法发展的视野，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也要求在环境法中应用经济分析。运用法律经济学对环境法进行研究有如下的优势： 

1.引入效率观念。在法律价值中体现效率观念，在分配和使用资源领域可以全面推动价值极大化方式。 

2.突破了传统环境法学研究部门范式的瓶颈。在经济学研究中，常常会用到量化的、数据的、实证的分析，同样地，运用这些研究从逻辑与事实量方面实现环境法在选择、优化和合理配置资源时实现帕累托最优，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3.调动企业自主治理污染的积极性。效率高的法律制度能促使排污者根据市场规律来选择没有外部性的生产方式，使排污者可以有选择的余地，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企业“对抗式”的敷衍治理。 

二、我国现行环境法基本制度的经济分析 

我国的环境立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近40多年的发展，环境法制度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并呈体系化的发展趋势。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目前的环境法制度体系，不完备的方面还较明显，距市场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例如，近几年的雾霾问题和多地PX项目与当地居民造成的冲突等问题都亟需环境法制度切入解决。立足于目前的基本事实，本文就环境法中几项基本制度切入对其进行经济分析。 

（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条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的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 。而环境影响经济分析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经济分析一直都很薄弱，有些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只强调规划或者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反倒是其次。建设项目或者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一般都是可行的，很少项目会因为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而审核不过关的，被评估方也很少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单位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实施环境保护措施。在我看来，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经济分析和单纯的项目费用效益分析是不同的，费用效益目的主要是计算后期除去成本后能获得的经济上的收益，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是核算规划或项目实施后的环境成本和效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书或环境影响评价表中应当加入经济分析专章，制定出能与目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并轨的环境影响经济分析学习指南和分析导则 。

（二）排污收费制度 

排污费属于环境税的一种。环境税包括环境消费税、资源生态税和污染控制税。在我国，向水体、大气、海洋排放污染物和产生环境噪声等的个人或单位需要按照各类防治法的规定向相关行政单位缴纳一定的排污费 。庇古的《卫生经济学》写到：“环境问题的主要经济根源是外部效应，为了消除行为外部效应，就必须对该类排污单位征收一定的税收或者费用。”上文提到的排污费也可称之为庇古税。排污收费制度有很好的实践操作性，易于推行，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排污收费制度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具体体现，排污单位考虑到经济利益，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减少排污，改进生产技术，淘汰落后的技术和设备，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益。另一方面对煤炭等资源纳入征税范围，加重重污染型企业的负担，促使他们改进技术，否则可能面临的就是停产停业等处罚措施。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经济分析 

环境公益诉讼，即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根据法律的特殊规定，在环境受到及有可能受到污染或破坏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私人权利或环境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裁判并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2）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环境保护法》只对可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做出了规定，对个人以及政府公权力部门并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按理来说，真正遭受环境污染之果的是公民个人，公益诉讼的推动主体应该是私权利主体，在我国却变成了检察院和环保公益组织。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下，诉讼活动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诉讼的预期收益。实践中，政府公权力部门、环保公益组织 、公民个人都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必须要考虑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益。这些主体的诉讼效益大于诉讼成本的情况下，才会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意愿。诉讼成本包括机会成本、显性成本、隐形成本和错误成本。机会成本包括诉讼当事人和参与人放弃其它诸如和解而选择上诉到法院的经济成本。显性成本值得是诉讼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差旅费、案件费、法院审理案件和鉴定费的成本；隐性成本包括诉讼过程中消耗的人力物力和所占用的司法资源。错误成本指的是在法院判决错误的情况下所遭受的损失 。效益等于收益减去成本。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当效益>0时，这种投资才是有回报的；当效益≤0时，人们是不会选择这种投资的。环境公益诉讼的效益主要有环境生态恢复、环境损害赔偿、其他效益等。而不同的原告主体，效益的具体形态又是不同的。在实践中，如果诉讼预期效益>0，那么当事人当然会选择诉讼方式来维权；相反，则会选择其他非诉讼的方式维权。 

综上所述，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是很具体的，而效益则很抽象。公权力部门、环保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必须经过反复的效益分析，才能最终决定是否提起诉讼。同时，复杂的效益核算对于普通公民来讲是很抽象和专业的。目前的环境公益诉状制度设计缺少量化的激励办法，环保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提起诉讼的积极性是非常低的。为此，可以借鉴美国的奎太法则，比如环保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后一旦胜诉，可抽取一定百分比的污染损害赔偿金，以此补偿前期付出的成本，或是环保行政部门根据发现和惩治违法行为的数量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报酬制度。 

三、结语 

从目前我国环境治理的成果来看，环境法作为一部独立的部门法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但是，我国环境法体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和缺陷，本文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现行环境法的一些基本制度进行了经济分析，提出了质疑和给出了一些建议。解决环境问题并不是说只能通过国家干预就能成功的，相反，国家只需保持适度的干预，重点放在引入市场机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和环境资源权属制度；推动社会公众力量参与环境管理，比如积极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影响评价。只有这样将政府干预、财政手段、金融手段、市场交易相互结合，环境、社会和经济才能协调发展。 

注释： 

张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12. 

王紫零.环境保护——一种法经济学的思路.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4，6（4）. 

[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37. 

张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5. 

刘嘉，张敏.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经济分析探讨.华东经济管理.2011，25（11）.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分析研究方法

经济是创造价值、转化与实现价值的结果。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含有特殊性质的学问，同其他学科存在一定不同之处，自然科学的实质是精确性、稳定性，例如制造炮弹，必须严格控制各项数据、操作的准确状态，并且自然科学的参数都是可控制和实验的。但经济学却是不同的，一方面，经济学不仅仅要对研究的对象作出系统的分析，同时还要研究人的假设行为，所以研究现代经济学的过程是一项系统化、复杂化的工程。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经济学家受到大众的批评，严重的更是指名道姓。这里存在两个原因：一是被批评的经济学家能力有限，另外一个是评估后的某些因素无法预测，即使判断准确，但由于社会大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学家的判断。

一、研究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经济学是一门具有一定特殊性质的学问，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社会经济现象及人们如何进行经济上的利弊取舍的基础性学科。目前我们国家缺少资源，人类的欲望却非常大，正因为资源和欲望基本矛盾的存在，才出现了现代经济学，迫使人们作出经济利弊的取舍，通过经济学，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最大程度地需要来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现代经济学通过使用科学的方法手段，综合各种经济分析工具，收集数据、通过实验观察数据、形成经济学理论的步骤，全面探索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现象，因此现代经济学是一门具有特殊性质的科学，代表经济系统分析框架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这种全面的分析，不但分析了理论的形式，同时也为考察经济数据工作提供了工具。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明确分析并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和其研究方法是复杂的。只有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其研究方法，才能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解创新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理解现代经济学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及不同的人的经济行为、不同制度下的各类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其中的不同学派、不同理论本身就说明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正是由于不同理论采用了不同假设和模型的设定，才使得它们能够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并能在接近理论假设的经济环境下，给出合理的推断和科学的预测。

不同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环境可以产生不同的经济框架理论，但是却是相同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互相联通的，不存在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特殊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相反，不同环境下的不同经济问题却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却可以用来解决，同时经济学理论还可以用来研究相同时间、同一地区内的相同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就目前来看，各个地区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问题都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基本经济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比对，从而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的魅力所在。只要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同时分析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就可以研究不同地区、不同风俗文化下的经济问题及现象。事实证明：现代社会经济行为准确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在过去的二十几年，许多分析方法不仅仅在现代经济学中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延伸到其他学科，如人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

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复杂，解决问题的方式类似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这就难免不与人打交道。解决现代经济学的问题，首先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和民风，即了解需要进行沟通的人以及人的生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权衡经济利弊，决定解决问题中所需使用的相对应规则，争取达到最好的解决效果。

现代经济学是通过按照其基本分析框架来研究经济现象和人类经济行为以及人们是怎么进行经济利弊取舍的。这种经济学分析框架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首先，提出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或经济现象，由经济学家确定研究基本方向，然后尝试通过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解决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会出现经济衰退以及不同周期现象？面对此现象政府需要实施怎样的经济政策缓解经济衰退的局面？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距特别大的国家？市场制度是如何运转的，它有什么优点？ 市场会不会控制失灵？如果失去控制，会是何时，通过何种方式解决实控问题；如何只需要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那么是产权明晰还是通过政府干预或是其他解决办法？反观中国的经济学家所面临的则是解决如何改革现有的金融体系、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等问题等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问题。

以上的问题看起来研究的方向各不相同，但研究这些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却是相同的，都是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经济环境的界定、行为假设、制度安排、均衡经济结果、评估比较。可以说，只要掌握了这几个组成部分，更容易掌握现代经济学。

（一）界定经济环境

分析经济框架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界定经济环境，界定经济环境即处理经济问题时，先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周围环境或背景，从实际问题出发，对经济环境作出界定。经济环境指经济人的特征，现代经济社会制度环境及经济信息结构等组成。经济环境可以界定为两个方面：首先包括对经济环境进行客观描述；其次是对经济环境进行刻画。前者属于科学，后者属于艺术。客观的描述经济环境，得到准确经济结论；刻画经济环境，市论证简单化灵活化，运用好这两方面，就可以界定好经济环境。

描述经济环境：是指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进行描述，是界定经济环境的首要步骤。一个合适的经济理论可以准确描述研究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但由于不同地域存在经济差异，所以得到的理论一般不同，经济环境描述的越准确，得到的经济结论就越准确。

刻画经济环境：在准确描述经济环境的同时，应该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的基本特征，抓住经济问题的本质。界定经济环境包括很多方面，把所有情况列举出来，就可以真实描述经济环境；如果简单罗列一些情况，会出现忽略经济问题重点，无法看清问题本质。

（二）设定行为假设

设定行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第二个基本组成成分。这个假设非常重要，指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作出假设。经济理论有没有价值，能不能让经济快速地发展，重点在于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能够代表大多数的行为方式。

一般来说，在给定的规则下，每个人将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取舍。面对不同类型的参与者，每个人思维以及行为方式都不同，所以采取的游戏规则也不相同。如果你面对的是做事老实、诚恳的人，你和他的相处或者说游戏规则就会比较简单，不需要设计游戏规则；但如果你面对做事狡猾、没有诚信可言的人，你和他的相处方式会做出很大改变，游戏规则会复杂很多，需要小心应付，与他相处会花费很多的心思和时间。研究人们是如何作出取舍的、确定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对经济环境的界定有很大的作用。

一个符合现实的人类行为假设是，人是自私的，追求自己的利益。利己性假设不单单适用于个人，对国家、集体、家庭、政治家等也适用。人们通常说国由国的利益，集体有集体的利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假设符合现实的情况，即使是错误假设，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相反，如果利用其它的利他性假说，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对人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也是特别重要的。你相信一个人，但这个人却做出欺骗你的行为举止，只要一想到，把一个自私狡猾的人看作是一个单纯的人，以后和他一起做事，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会明白假设错误的严重性。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法律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一些严格的财务制度，防止有私欲的人随意挪走公家财产。

（三）给出制度安排

给出制度安排是指游戏规则，也是现代经济学中的第三个组成部分。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实际情况，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游戏规则。当实际环境或情况发生变化后，游戏规则也会作出相应调整。游戏规则的变化会对经济效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同的游戏规则会影响个人行为方式，不同的权衡取舍也会导致不同结果的产生。

（四）选择均衡结果

选择均衡结果，即做出权衡取舍的选择，找出最佳结果，也是现代经济学中的第四个组成部分。一件事往往存在许多可行的方法，人们在选择时，往往选择最佳的方法。在给定的经济环境中，遵守游戏规则，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作出相应的反应，在许多可行的方法中权衡取舍，在具有多重选择的情况下，选定的结果的过程就叫做均衡结果。对于利己的人和利他的人来说会选择不同的均衡结果。

（五）进行评估比较

进行评估比较，即对经济制度安排和取舍后的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作出评估比较，也是现代经济学中的第五个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和中国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现象很像，一个人从学校走向社会实习岗位，需要一段时间总结过去学习心得体会，并将社会环境同学校生活进行比较。

三、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是由以上五个基本部分组成的，如何把它们有机的结合到一起，就必须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界定及选择方法。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立研究平台、构建经济参考体系、给出度量标准及分析工具并注意经济理论适应范围，区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重要性，弄清数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关系及区别等。

（一）研究平台、参照体系和给出度量标尺

首先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经济研究平台，并建立合理地经济参照体系，给出度量标尺，研究任意一项学科的基本步骤都包括提供经济研究平台和建立参照体系，不但对经济学建立发展起重要作用，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提供研究平台和建立参照系有利于简化问题思考方式，合理建立现代经济学的评估标准，抓住问题产生的本质。

研究平台：研究平台是由现代经济学中经济理论和某些原理共同组成的。是指当经济现象形成后，需要弄清楚每一个因素产生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或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研究某种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影响。

参照系或基准点：指的是理想经济状态下，参照系可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同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

度量标尺：尽管存在的许多假定可能与现实不符，但它们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作为进一步的参照系。这些参照系的作用不在于准确的代表现实情况，而是在于建立一些理解现实的标尺，为进一步理解现实提供参照系。

（二）分析工具

对经济现象的分析，除了以上的内容还不够，还需要有分析工具，不但需要定性分析，还需要定量分析。

（三）经济理论的作用、一般性与相对性

经济理论能够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和行为；也可以对特定的经济环境、经纪人的行为方式、经济制度等进行科学的预测，并指导现实中出现的经济问题，第二个作用比较重要。

经济理论的一般性：从以上的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可以看出，经济学每个理论都是由一组关于经济环境、行为方式，制度安排的假设并以此导出结论所组成的。所以成为好的理论就必须具有一般性，越具有一般性，解释能力就会越强，有说服力。

经济理论的相对性：当经济学理论具有一般性时，有研究过程也会注意到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即使理论一般化，也一定具有相对性。在讨论经济现象和情况时，避免一项理论通用于各种环境，必须要考虑到它的适用范围，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只有记住理论使用边界，才不会轻易下结论，否则就会错用某个理论，导致错误的结果产生。

（四）经济学语言和数学语言的相互转换

学经济学是要为社会服务的，所以，就应该将技术语言转换成通俗语言，使一般人也可以理解。

四、结束语

正确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才能够很好的理解现代经济学基本含义和适用范围。本文讲述了五个基本组成部分同时，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要注意区分现代经济学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重要性，理解经济理论的一般性和相对性，同时，还要注意将技术语言转换为通俗语言。学习现代经济学，不但要了解其基本原理，还要学习它提出、思考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有利于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的作用其实也就是帮助人们处理日常事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经济学一项是“庸俗”的科学。

（作者单位：陕西省宝鸡文理学院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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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环境分析范文第5篇

现代环境经济学从总体上说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的拓展和运用，因此大部分环境经济学家属于新古典学派。当然，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们在政策方法上并不一致，广义地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称为干预学派，其出发点为“市场失灵”，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亚瑟·庇古等人为代表。第二类，主要关注“产权”的建立和分配问题，通常称为“芝加哥学派”，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为代表。在这两类政策主张中，迄今为止还是干预学派对环境政策的影响更大。

不过，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环境政策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主张是不恰当的。把环境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的观点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完全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其结果会适得其反，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害将有增无减。例如，新古典对所有环境影响都能通过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因为有许多环境影响是不可逆或有限可逆和不确定的。另外，环境问题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伦理和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即使接受新古典关于环境影响可以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但这类交易中的价格也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资源配置的正确价格问题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例如，按照伦理学观点，自然资源不可逆转的退化，对赖以生存的后代子孙来说其代价是无限的，而且现实早己说明，这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后果不是例外而是常例。更一般地看，新古典方法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本身就值得商榷。有些作者指出，功利主义回避了人的需要差别问题，忽略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影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新古典理论仍然似乎是经济学家们唯一可行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种在主流经济学思想之外的可行的方法来更好地体现环境问题的特征。目前看来，比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更有效地进行环境分析的方法是制度经济学方法（也称演化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方法）。在通常情况下，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围更广、包含的变量更多（货币的、非货币的），更侧重于整体性和演化性。米勒对制度经济学方法的特点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制度经济学是演化的、整体的、跨学科的和非预言性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冲突而不是协同，关注损害而不是效率，关注不确定性而不是完全知识。他们一致反对把市场机制看作为无偏见的资源配置和分配机制，并一贯坚持认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和利益之间存在差别。特权与权力的客观存在和滥用与分散的单个个体行为相比，会形成一种利益中心。” （miller，1978）

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经济问题争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看，似乎确实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环境问题方面提供了更加丰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卡帕、加尔布雷斯和米善等制度经济学家对现代环境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期这方面作出贡献的制度经济学家有布罗米雷、施密特、苏特保坶以及斯旺内等。然而，尽管制度经济学方法提出了与新古典方法不同的见解，但迄今为止制度经济学文献还主要集中在对新古典方法的批判而不是提出建设性意见上。新古典方法尽管其前提假设和研究方法都成问题，但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一贯的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借此决策者可得到某种看似“客观”的决策依据，这是新古典方法得以占据环境问题研究主流地位的重要法宝。因此，很明显仅靠批判还不足于取而代之，即使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也如此。制度经济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要想取代新古典方法，必须提供一种为决策者所用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才行。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回答以下问题：

1、制度经济学家在提供更有建设性意见建议必须做些什么？

2、在环境问题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制度经济学要提倡的环境政策理论基础是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安排如下：首先，概要介绍制度经济学方法。主要描述制度经济学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一般研究范式。其次，描述制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运用，主要讨论前面讲到的制度方法主要特色在环境问题运用上的作用，回顾总结现有的制度经济学家从理论角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考虑，特别是卡帕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他为制度经济学在环境经济问题分析上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研究框架。第三，通过与新古典方法的比较，阐述用制度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政策意义。最后是总结。本文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与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方法不足相比，制度方法这种非传统的方法涵盖的面更广，制度方法确实能够提供一个比新古典的环境问题分析方法更丰富、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概述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传统的静态均衡价格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代表人物要数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米契尔（wesley c. mitchell）。这三位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跨越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也是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克拉克（j.m. clark）、阿亚雷斯（c.e. ayres）和加尔布雷斯拓展和运用了制度研究方法。分析“古典”制度学派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他们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都很不一致。凡勃伦主要关心经营中的权利关系以及消费者行为心理，康芒斯感兴趣的是从法律基础角度来分析经济系统，热衷于制度安排（私有制）的重要性和演化性质研究，而米契尔专注于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集中精力搞实证研究（他也是美国nber的创始人）。实际上，不仅是美国制度学派，其它的制度学者在研究主题、方法和重点方面也各不相同，要一两句话说清楚他们的共同特征并非易事。

正是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制度主义并不代表一种单一的精确定义或统一的理论体系、方法或研究程序，甚至认为压根儿也不存在这样一场标新立异的经济学运动。但无论如何，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有这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自称为制度主义者，并认为他们在追求经济学中的同一目标，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不存在一些共同的原则。因此，米勒（miller, 1978）指出：“制度经济学……虽然方法和重点表现特征迥异，但显然有一种共同线索，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把他们联结成为一个学派。”要完整地分析描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原则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是对制度经济学“共同线索”的粗浅概括：

1、制度经济学把经济看成是一种演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均衡过程。因此认为经济中的累计因素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2、制度经济学家喜欢用开放式模型，并以此联结社会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要素。因此制度经济学即使在讨论某个特定经济问题时其模型也是整体性的。

3、制度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总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变量，包括经济的非经济的变量都考虑在内。

4、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因此，市场也不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的解。为此，他们强调对市场产生强大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的重要性。

5、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学科间开放的，广泛吸收和接受其它科学的成果。

6、制度主义是其研究方法的标准，并认识到经济分析中价值的重要性。

7、制度主义者赞成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需要，因此也对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干预表示赞同。

8、在方法论的偏好方面，制度主义者一般选择使用描述性模型（模式模型），反对新古典的预言性模型；把制度作为分析单位，反对新古典的个体消费者或企业最大化方法；接受行动主义心理预期，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主观主义心理预期（个人主义）。

二、环境经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基本原则

制度经济学家面对特定的研究主题在方法和重点上会有所差异，因此对问题的定义和政策建议有时也会持不同观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上也不例外，制度经济学家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上有时会采取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制度研究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一些共同原则和主张。

1、作为演化过程的环境经济问题：累积因素和共同演进原则

在制度主义提倡的演化方法中，累积因素原则是经济研究的核心。把这种概念运用到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位制度经济学家卡帕，他在凡勃伦和缪而达尔的基础上在环境问题研究中首先运用了累积因素原则，他把这项原则定义如下：“累积或循环因素原则强调，社会过程表现为受经济的和非经济诸多变量的交互影响，在其共同结果下导致系统偏离平衡和均衡状态。事实上，社会过程不是所谓的自动自稳定化趋势，而可以说是服从于一种社会惯性，这种惯性使系统朝着初始推动的同一方向移动。”（kapp, 1965）根据这种观点，他认为环境经济研究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引起物质和社会环境突变的因果关系过程。虽然卡帕认为物质因素在因果关系过程中非常重要，但他更强调社会因素在因果链中的作用。特别地，他强调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关系对理解环境突变因果关系过程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指出：“只注重物质因果链或脱离问题发生的制度框架孤立地看问题只能得出不完全甚至错误的结论。简单地说，因果链既是一种物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kapp, 1970a）

既然环境问题是物质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共同结果，因此卡帕认为要特别关注这两个过程的相互关系。他强调指出，假定自然物质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结构并由特别的法律来监控，任何不遵守有关法律的人类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虽然可能对这种行为会依法判决和处置，但这种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已既成事实。因此，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依赖性。与卡帕一样，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斯旺内（james a. swanney）也认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必须基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共同进化的认识基础上。（swaney，1987a）。为此，斯旺内提出“可持续共同演进”原则，即“在发展路径或知识运用上，应避免对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兼容性造成严重威胁”。可持续共同演进清楚表明环境系统的演化与发展路径的相关性。可持续演进原则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在环境问题研究上的直接运用，许多制度学家采用这种思路来研究环境问题。因此，很显然，在卡帕之后，制度经济学家们对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关联性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环境研究方法的核心观点之一。这一点与新古典方法形成鲜明对照。到目前为止，新古典方法还很少注意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在其经济分析中还在继续构建静态均衡模型。

2、作为开放系统的经济：社会与生物种群的相关性

根据社会和生物种群相互关联的观点，许多制度经济学方法可运用到环境问题研究上。首先，制度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过程描述为一个开放系统，认为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制度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立论基础是：生产和消费可能性完全依赖于当前可用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而当前和今后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又受到当前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这种观点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分析价格形成过程时把经济看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即企业销售商品和服务，然后对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支付报酬。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过程看成为一种封闭系统的观点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米尔和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也不同。古典经济学也认为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同时，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争论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限制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是卡帕（1950,1963）关于社会成本的研究，他首次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对环境所产生的长期不利后果问题。总之，制度学家把真实世界经济看成为一种开放系统，这种系统为了发挥功能必须从环境中吸取资源并把大量的废物又转嫁给环境。

3、多维度思考：环境问题分析中的货币和非货币因素

对生态与经济系统循环关联性的认识也意味着制度经济学方法涵盖更广泛的环境问题分析变量，既有货币的也有非货币的变量。这一点对注重整体性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家来说是共同的，他们强调多维度而不是单维度思考。因此，制度经济学认为环境问题中的众多相关因素中往往是非市场特点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虽然这类因素难于进行价格量化和测量，但仍然必须纳入到分析中。在这类“非市场”因素中通常提到的有人类、社会关系、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源等等。这一点上，应注意的是虽然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接受这类变量的重要性并把它们纳入其分析中，但他们倾向于把所有的变量简化为货币形态，因而其提倡的仍然是单维度方法。而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分解策略，分别观察货币和非货币影响，反对把所有因素或影响都简化为某种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对成本收益分析和诸如显示性偏好或表述性偏好等估价技术并不抱多大希望。对此，卡帕（1970a, 1970b）进行了简要评价。在他看来，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环境突变原因的高度差异性和不可比因素，以及环境控制收益的差异性和不可比性，很难对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他认为决策者应寻找市场价值之外的其它方法来评估环境问题。他认为环境决策具有明显的政治特点，反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来帮助决策者决定最合适的环境政策选择。换句话说，卡帕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既不能对环境变化的社会成本进行正确评价，也不能对环境控制措施的社会收益进行有意义的衡量。更进一步，制度学家认为把所有因素或影响简化为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必须用分解策略来代替，也即货币和非货币影响要分别加以分析而不能混为一谈。例如，瑞典制度经济学家彼得·苏德保坶（soderbaum，1987）提出用环境影响综述和各种系统分析方式来替代成本收益分析等合计方法，在他的许多文章别推崇“位置分析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他把非货币影响描述为“流量”（相对于时段而言）和“存量”或“位置”（相对于时点而言）。在一般条件下，位置分析的主要目标是揭示决策情形的所有冲突而不是以一种无异议的途径“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价值观结论也会不同。因此“这种方法的结果对价值和伦理都是开放的”（soderbaum, 1987）。

4、市场背后的环境经济问题：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对环境政策的重要性

通过供给和需求来进行市场分析是新古典方法的核心。但按照整体性方法，制度经济学者不同意把经济分析简化为市场分析，反对市场能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观点，而一贯强调对市场反应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在分析环境经济问题时采用更广泛的方法，强调所有种类的社会规则都潜在相关，这些规则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只是一种重要但特殊的情形。制度学者把市场看作为一种有用的分散机制，但他们不同意接受市场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解决之道的假设。（bromley, 1985）。在这种保留意见的背后，在制度经济学家眼中市场不是资源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的中性机制，相反，它在很多重要方面会发生偏离。主要是由于市场受既存势力控制，因此交换条件只是谈判者既有优势的反映而已（miller, 1978）。货币和非货币成本与收益总是依附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新的制度和博弈规则意味者不同的成本收益分配。（bromley, 1989）。

这样，在环境政策方面，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问题。在制度研究方法中，“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博弈规则、权力关系等对资源的控制。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赞成认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者常常表示怀疑。例子之一是关于效率的制度经济学观点。新古典把效率表述为与价值无关的概念，制度经济学家则认为效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本质上与价值有关的概念（swaney, 1987b）。因为效率的计算依赖当前的制度安排结构，而后者决定了什么是成本以及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按照布罗姆雷的说法，“没有孤立的效率政策选择而只有在各种可能的制度设定前提下的效率政策选择。选择一种效率结果也同时是选择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方式。问题不是有没有效率，而是对谁有效率？”（bromley, 1989）。因此，有些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评估环境政策的结果提出质疑，因为新古典方法没有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而是把分析建立在特定制度设定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理论更适合于环境政策评估，因为它提供了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确实，按照制度理论，为了解决问题应改变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利益目标。在环境经济学中，这意味着用于监督环境资源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关注环境问题的目标更新也必须相应作出调整。卡帕在分析环境突变的主要原因时也认识到社会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强调，认为市场活动对环境总是有益的想法是危险的。特别地，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决策习惯有一种“固定化”趋势，漠视诸如空气和水污染的负面效应，常常把它们看成是决策单位的“额外”因素（kapp, 1970a）。因此，任何经济单位为了减少其活动的环境负面效应，必然要提高运行成本，或必然降低其边际利润和盈利能力。然而，在按照投资利润最大化原则运行的决策系统中，对任何经济人而言，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会想方设法把视为“额外”的污染治理成本转移给其它经济人或作为整体的社会来承担。

沿着这种思路，卡帕认为社会成本是企业一般不考虑在内而对其它社会成员造成损害的成本。他指出（kapp，1965）：“社会成本概念是生产活动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有害影响，它们在企业成本中没有反映因而往往为私人决策所忽视。也就是说，社会成本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由私人行为产生的，往往转嫁给其它部门、第三方或整个经济社会承担的有害后果。社会成本表现为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损失，会或快或慢地以其它部门的生产成本提高反映出来，会因为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而额外增加的开支。”因此，卡帕定义中的社会成本很接近于外部性的概念，与一般经济学家把社会成本定义为“总的社会机会成本”相比，卡帕的社会成本是社会机会成本扣除私人成本之后的部分。卡帕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成本是市场活动的直接和系统性结果，它不仅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同时也对工人和其他人产生危害（kapp, 1970b）。卡帕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对市场活动具有强大影响，特别是权力对市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转嫁给谁来承担具有决定性影响。

5、环境经济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考虑到自然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以及在环境问题分析中涉及众多变量（货币和非货币），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单个学科都不能独自胜任环境变化因果过程的研究，必须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担当此任。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制度经济学一直相信在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优势，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尤其如此。对此，有些学者把制度经济学提倡的跨学科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提倡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方法进行了对照。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可以划分为许多分支，在“其它情形不变”的假定下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研究一个变量。因此，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可以与其它经济学和政策领域合理区分开来。关心环境问题并提出合理的环境政策建议是环境经济学家的事，其它经济学家勿庸多虑，原来干什么就干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倾向于整体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则强调学科间的联系，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相互间都有交叉。苏德保坶认为，经济学家应力求在专业知识和综合性的跨学科知识方面进行平衡。在环境问题研究上，按照整体研究观点，各学科要相互渗透，要考虑到环境政策和交通政策、能源政策、食品政策等的相互交叉关系（soderbaum, 1992）。早在苏德保坶之前，卡帕就强调在环境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对此各传统学科从各自特定的目的出发所进行的孤立研究远不能揭示其内在运行规律。任何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或公共卫生专家，都只接受了本学科的训练，只熟悉本学科范围的狭窄概念和理论，都不足于从总体上厘清和解决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因果关系，因而必须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kapp, 1970a）。

6、环境经济研究的立场问题

另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十分强调的是所谓“研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问题。这个观点主要出自纲纳·缪而达尔。缪而达尔认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描绘成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但在经济研究中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制度学者看来，在方法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天真的实证主义者”，经济学家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隐含的价值判断，并在研究中把所包含的公众利益揭示出来，使非专家的决策者（如政治团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经济学家应根据不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意识形态从多角度加以分析研究。这是制度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研究环境问题方法的立场。作为一种更加规范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制度经济学认为应该对当代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进行伦理判断。

7、环境政策的社会控制需要

最后，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共同观点是需要对环境政策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这一点与制度经济学反对由市场来解决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按照制度经济学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之所以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至少有以下两点理由：首先，社会是个有机组织，即社会从需求总量到个人要求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社会附加到自然资源和环境上的价值不仅仅是所有个人价值的总和。社会要比任何个人的预期寿命长得多，作为整体的社会其价值与个人的价值一般来说是不一致的。另外，基于个体偏好汇总的方法可能意味着种群和生态系统不同特点的消失。第二，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下，权力的分配对个体而言既不可能是平均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环境问题的市场方法只能反映社会当权者的利益，而当权者的利益与希望保护环境的人的利益往往并不相同。

三、制度经济学的环境政策主张

在概述了环境问题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之后，接下来分析这种方法对环境政策的意义。这里并不是研究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特定政策，而是试图提出并讨论制度经济学在构建环境政策上的理论基础。

总的看来，制度经济学构建环境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关键是在外生决定的偏好函数下经济人最优选择问题，因而基本上提出的政策基于对个体的激励和约束措施。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是，通过可计算的货币激励和约束，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会改变其行为，使环境退化和资源损害降低到最优水平。换句话说，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建立经济激励和约束措施使得环境服务的使用者把其行为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内。这种政策主张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对这类政策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例如，有些学者指出，环境政策只建立在奖励和惩罚基础上忽视了个体的正直、守信和围绕其身边的社会关系等因素。换句话说，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定义表示怀疑。认为人的动机并非是完全自利的，其合作和利他主义也并非只是在效用最大行为基础上产生的。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利的，因而基于金钱和经济激励的政策手段是环境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类政策通过道德价值诉求的补充会更加巩固。实行促进社会承诺和诚信等文化价值的政策能有效补充基于经济激励措施的环境政策（hodgson, 1997）。另外，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另一项政策主张即“污染者付费”原则，就是污染者承担排污费用，直至其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停止排污。其政策缺陷也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批评，特别是在把他人不可让与的权利和保护子孙后代不受长期环境损害影响的权利考虑到环境政策分析中时，上述政策缺陷就更加明显。制度经济学反对把功利主义作为环境政策的唯一基础，而倾向于站在环境变化对人类生活潜在影响的科学依据基础上，讲求人和自然的平衡（swaney, 1987b）。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相关性和脆弱性，为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采取小心谨慎的保护性政策。制度经济学家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观效用上，而是提倡对社会过程进行科学调查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很明显，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依据个体的欲望总和提出环境政策，而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应通过科学分析和公众讨论来制定环境政策。为此，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创始人卡帕提出了基于“人类必要需求”概念的环境和发展政策主张。他强调应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需求角度重新设置公众行动的指导方针，应按照人类必需的物质要求来利用资源而不是按市场导向来运用资源。他认为可制订出符合环境最大容量限制或可接受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客观标准，通过这类安全限制，来决定对环境和人类构成威胁的活动的类型和程度。卡帕承认，这种“社会最小值”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状态，也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然而，它为改善决策提供了某种操作性标准或指标。在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成本和收益情况下，这种操作性指标比按照市场成本与收益分析而形成的“最优解”要好的多。卡帕认为，一旦诸如最大污染浓度许可水平等安全限制体现到决策的政治过程之中，就能将其纳入到更广泛的生产函数（或物质投资模式）中，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明确投入规模和生产技术，并按照所谓的既存最小需求来确定产出规模（kapp, 1970a）。

上述“人类必要需求”方法要求某种形式的“制度调整”以确保环境和生态保护、恢复与延续。为了实施基于人类必需要求的环境政策，有必要调整当今社会与自然环境保护不相容的某些行为方式，以确保关系到人类生存繁衍基础的生命支持系统不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基于凡勃伦的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两分法，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某种“制度调整原则”。特别是福斯特（foster, 1981）提出了以下三项原则：1、技术决定性原则；2、相互依赖性原则；3、最小错位原则。福斯特的原则描述并推进了制度结构调整，特别是对技术引致型的社会结构调整问题更有用武之地。在福斯特的研究中，假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技术改变。这样，他提出的制度调整原则也主要倾向于帮助社会根据技术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斯旺内对此提出异议，他强调环境变化（无论是自然或人为因素）也同样会影响到制度结构，因此，在技术改变情况之外，还有环境引致型因素（swaney, 1987a）。所以，斯旺内在福斯特的三项原则之外，又提出了第四项原则，即“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用于强调生态环境不是给定和静止的事实。根据斯旺内的看法，在环境政策方面，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提出了某些特殊的政策目标和方针。

特别地，他认为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发展要求：1、对个人、利益集团和企业进行特殊的环境教育；2、为了弄清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3、为刺激和响应知识更新并相应地引起行为调整，需要一种更加灵活和敏感的制度结构（swaney, 1987a）。在这些建议中，显然新知识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快速渗透对巩固环境政策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dietz和van der straaten (1992)拓展了斯旺内的分析。他们指出，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怀疑和抵制，在环境政策上新知识和新观念不见得会被采纳。因此，在环境问题上平衡各种社会势力应引起环境经济学家的更多重视。这一点对环境政策制度经济学方法相当重要，因为它强调了制度经济学在社会层面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基于生态和经济问题，也要考虑社会问题。

五、总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