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理论
经济学的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关系
任何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实践结果的考量。然而，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很多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偏差，关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最终导致了经济活动中出现了问题，怎样把握理论经济学和实际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促进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已经成为了各经济活动开展的重要方向。
一、理论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又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主要内容是阐述与经济学有关的一些基础性概念和基础原理，探究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规律，理论经济学是学习其他拓展类经济学科目的基础，是经济学当中的一般理论。理论经济学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种是宏观的，另一种是微观的经济学。一般在书本上或者大学校园内所学习的课程，如西方经济学史等，都是包含在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之内的。
二、应用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主要是针对一些金融经济活动来说的，主要探究各个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规律，还对一些经济活动所形成社会效益进行分析的一门学科理论。应用经济学会涉及的部门会比较广，会涉及到一些基础性生产部门，如农业、工业以及建筑行业领域等，应用经济学有许多的分支，因此应用经济学适用范围非常广，同时它还可以进一步去补充理论经济学的内容，充分发挥它的实用性作用[1]。
三、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两种概念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理论与应用就像是哲学范畴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根据哲学理论的学习，我们了解到了任何一项理论的研究都是离不开实践的检验的，也只有通过了实践检验后的理论才是符合发展规律标准的具有价值的理论，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关系。经过大量的研究资料结果表明，只有将理论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将应用经济学付诸于实践，这样的经济学研究才会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在应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在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中都会有所体现，而有了理论作为基础，对于经济活动会有一个初步的理论认识，这样在经济活动中就会更容易发现问题，从而能够更好地去解决问题，为经济活动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2]。例如，在现代企业当中的管理经济学，它就是在基本经济学的基础上的实用型经济学，并且还融合了管理学内容，对于企业的经济管理活动有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布局，一些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对管理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领域中，还存在着一些偏激的观念，有的人认为理论比较重要，而有的人则认为实践比较重要，还需要从源头上树立正确的经济学理念，不仅要重视理论型的经济学知识，更要重视该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的金融交易活动中所应用的情况，不要一味地追求经济活动项目所带来的金钱价值，它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也应该考虑在经济学管理范畴之内，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结合实践，将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系的概念都融合都在实际的金融活动当中，转变人们落后老旧的观念。不过在国内研究中，很多领域都存在着轻视理论的现象，关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观点比较少，长此以往下去必将影响到经济学的整体发展趋势，经费资金的短缺固然是影响理论研究的重要因素，但是应用经济学研究的浅尝辄止，敷衍应付也是经济学理论研究进程步履维艰的现状情况，怎样扭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发展现状，顺应市场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今经济学研究者所面对的重要课题。必须要以理论经济学作为企业经济发展的指导纲要，将应用经济学作为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不必一味地纠结于二者之间的区别，而是要在实践过程中将二者进行融合发展，在问题解决中不断创新思维形式，让理论的东西更加具有实践性的意义和价值[3]。
四、结语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实践是理论的保障。理论经济学的学习可以为应用经济学的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没有理论的东西作为依据，很多实践性的应用都是无从谈起的，在当今市场的大环境下，必须要掌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转变过去错误的思维方式，使二者所包含的内容都能够融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去。
作者:朱建朋 杨旭明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邱海平.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2012年的新进展及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J].经济纵横,2013(2).
经济学的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府规制 可竞争市场前沿理论
一、规制经济学的起源
规制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并在实证领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或社会公共机构如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社会或经济干预管理，具体指规制机构以自然垄断规制和市场进退规制为主要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产品的价格、服务的质量等方面进行干预。 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新规制经济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等。本文拟就规制理论的演进进行简要的概述，力图使人们对规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构建根植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规制经济学理论上的准备。
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
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规制理论的最初理由，在规制理论领域居于正统地位。该理论认为，规制发生的原因是存在着市场失灵，涉及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规制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种作实证理论的规范分析(a normative analysis as a 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纳，1974)。该理论把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看成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应，它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规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众对市场做出无成本的，有效的计算，使市场规制过程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维斯库斯(1992)提出自然垄断的永久性理论和短暂性理论，认为应当动态的对待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
但是，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还存在许多缺陷。1、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范分析的前提是对潜在社会净福利的追求，然而却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追求是怎样进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规制并不必然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出现或与垄断市场结构有关(波斯纳，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兰德(1962)的研究表明，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
三、规制俘获理论
该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规制的供给是应产业对规制的需求(立法者被产业俘获)，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制机构逐渐被产业控制(规制者被产业俘获)。
它是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发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们认为：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它能使社会福利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转移；规制的参与双方都是理性的，通过选择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规制的供给与利益集团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适应，通过规制，利益集团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经典论文《经济规制论》首次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规制的产生，将规制看成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由规制的需求和供给联合决定。
佩尔兹曼(1976)进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论，他证明了最优规制价格处于利润为零时的竞争性价格与产业利润最大化的垄断价格之间。立法者、规制者不会将价格定为使产业利润最大化得以实现的价格。最有可能被规制的产业是那些或具有相对竞争性或具有相对垄断性的产业。在竞争性产业中生产者将从规制中大量获益；而在垄断产业规制中消费者将从规制中获益。
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的公共利益范式，将经济人假设引入到对政治家的分析中，将规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贴近现实，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四、新规制经济理论
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对规制经济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规制经济理论。他认为，规制机构利用规制手段保持规制企业的垄断地位的目的在于设立一个租金，以便让规制企业来夺取这个租金，通过这种方式，规制机构希望从企业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报。由此可见，规制为规制机构创造了寻租的场所，其实质就是创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丰、泰若尔以信息不对称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论作为分析前提，正式将新规制经济理论融入到主流规制经济学中，该理论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引进信息不对称，建立起规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变了传统规制理论只注重需求方，而将供给方作为“黑箱”处理的缺陷。他们认为，对规制收买的正确分析必须考虑信息的不对称，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受规制企业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没有影响规制的激励。在拉丰，泰勒尔看来规制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应批判是否存在规制俘获的威胁，而是如何针对规制俘获设计一套相应的规制机制，以减少或避免规制机构被规制俘获的可能。
五、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
在litterchfld(1983)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激励性规制实践在英国开始产生，90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80年代中期开始，Baron和Myerson(1982)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规制理论，规制经济学在委托一一理论，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theory)和引入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将激励理论和博弈论应用于激励规制理论分析后，规制经济学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峰。
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以刻画最优规制为目的，设计激励机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使现有运营商充分考虑其成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被称为以业绩为基础的激励规制。其次，赋予运营商更多确定收费服务的自由度，从而使运营商更加趋于商业原则经营。这种价格更接近拉姆士价格结构。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特许投标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区域间比较竞争理论价、格上限规制理论等。
经济学的理论范文第3篇
一、关于什么是时
我国目前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既然是新的发展阶段，就要有标志性的东西。这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把握什么是时的关键。我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个标志性的东西有两个：一是入世的挑战，二是新经济的挑战。这对我国来说是进入新世纪的两场深刻的历史性革命，从而开辟了新的发展阶段。
入世对中国来说不是简单的对外贸易问题、对外开放的程度问题，而是要上升到一场革命的层面上去理解，是一场深刻的体制革命。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是什么？我们一直在探索。加入WTO以后，按照WTO的规则，我们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上要逐步与国际接轨。这样一来，首先参照系出来了，如按照透明度原则，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就要发生改变，过去许多很难废除的与市场经济不符的法规、图章一下子取消了；按照国民待遇原则，过去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就必须开放了，等等。其次是时间限制也出来了，按照规则，我国要在5年的过渡期内逐步接轨。这样，改革的方式就要从过去的渐进式转向激进式。三是入世对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就使改革的动力从过去的内部动力转向内部动力与外部压力的结合，而且外部压力会越来越大。可见，入世所带来的体制革命使我国的改革出现了全新的特点。
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初见端倪，预示着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已经来临，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我国仍未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而且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必须面对新经济或知识经济的挑战，所以我把其概括成中国要在一个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样一个三元经济的框架里面去发展。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能迅速赶上去的话，中国1840年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现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以及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就有可能重演。所以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发展环境受到巨大的约束和挑战；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在资本、劳动力素质、技术、管理、产品、品牌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的情况下，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新经济更是难上加难。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很多人讲，中国的企业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比，人家的好比是航空母舰，我们的顶多只是一个小舢板，如在平均资产规模等方面，我国大型企业与世界500强相比，有约100倍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和人家在世界市场上、甚至在入世后的国内市场上竞争。所以新阶段新格局讲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竞争局面下，在非常不利于我们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三元经济的发展战略就会改变过去二元经济的发展战略；入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也会改变有限开放下的发展战略。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而成为新的发展阶段的新特点和需要解决的全新课题。
二、关于什么是进，进什么？
既然我们把入世带来的体制革命和新经济带来的产业革命看作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变化，那么，就要依据这一新特征、新变化所产生的新要求，解决什么是进，或进什么的问题。我认为，从主要的方面来说，什么是进，就是要处理好以下六大关系。
1.与国际接轨同中国特色的关系。加入WTO后我们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要和国际接轨，这没有疑问。但这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照搬别国的现成模式，虽然市场经济并不具有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但它的形成仍然是在特殊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下。这里就要考虑中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和国际接轨，如果放弃自我，完全按照美国或日本的模式，最后只能是死亡一条路。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沿着别人的模式完成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所以中国特色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改革的模式、发展的模式是什么？过去我们讲中国特色关键的问题是公有制问题，那么加入WTO后国有经济的比重、定位以及职能是什么？这些东西都值得探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几乎都有数量不同的国有企业，他们对国企的定位、国企的职能，应该说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有共同的一面，但也有差别的一面。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建立国有企业既有市场经济一般的要求，但还要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它对国有经济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特殊性在哪里？例如，日本和韩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迅速工业化的时候，他们的国有企业的数量是不断提升的。为什么他们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实现现代化以后才开始民营化？这就需要作很深入的研究。又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果简单地理解与国际接轨，就把西方已经证明是成功的企业制度移植到我国就行了，其实不然，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移植到东方文化背景下能否成功，仍然是一个需要验证的问题，在华人社会，至今还没有一个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成功的案例。再如，企业管理，我们通常都在说要引进西方的管理，但外资企业甚至成功经营跨国公司的老总们到中国来经营企业却往往是不成功的，这正是外资企业纷纷更换中国人做老总的基本原因。因此，与国际接轨并不是照单全收、照章办事。第二，入世与国际接轨，也不是简单地服从和遵守。国际规则，特别是WTO的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制定的，我国加入WTO，并不是简单地服从，而是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我国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在WTO的原则框架下，寻求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运作模式也是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2.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的关系。我们和国际接轨后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引进西方经济学没有问题，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学的发展包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但在引进的过程中怎样处理好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关键。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西方已有的理论框架往中国套，指出中国的不足，然后提出政策建议。实际上这又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那就是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两个僵化：既不能僵化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僵化地教条地理解西方经济学。引进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创新，引进是手段，创新即建立中国经济学是目的。如果没有引进，就谈不上消化、吸收、创新；因为毕竟西方经济学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我国离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有10年的时间，不成熟的实践就不可能孕育出成熟的理论。但如果只有引进，到此为止，那就是食洋不化，也就不会有中国经济学。所以如何去创立中国的经济学，即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正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核心所在。
3.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发展是我国经济生活的两大主题，但这两大主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彼此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实行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我国一直把改革放在中心的位置上，即是用改革统揽全局，用改革促进发展这样一个基本思路，应该说这是非常成功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入世挑战和新经济挑战的来临，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初步建立，发展的问题就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战略安排上就需要适时地从以改革为中心转向以发展为中心，这在“十五”规划里已明确地讲到这一点，即把发展作为主题，把改革作为发展的动力，和科技并列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可是目前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随着我国改革与发展主题地位的互换，中国经济学就要从过去的“改革经济学”转换为“发展经济学”，当然这个发展经济学是一个大发展的概念，而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所以，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就不再是改革的框架或制度变迁的框架，而是发展的框架。但是，从发展框架来看，由于新经济所带来的产业革命，以往被推崇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二元经济理论或发展模型也将失去足够的解释力，取而代之的将是三元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新经济或知识经济）的发展模型或理论框架。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主线将发生历史性的改变。创立三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将是中国经济学的巨大创新，也是经济学的一个顶尖课题。
4.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是三元经济理论框架中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应该说，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出现将对传统工业、对整个一套经济体制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悲剧发生的原因就在于无视西方兴起的工业革命，从而没有完成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所以现在对新经济革命的出现，中国如果跟不上这辆战车的话，那1840年的悲剧就可能重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就面临着双重的任务：工业化和信息化。这实际上就是要探讨我国在三元经济的框架内如何去完成发展，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都是探讨的二元经济的发展，即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关系，而现在则要把新经济部门加入进来，在这三个部门之间如何完成劳动力的流动、资本的流动；如何重新认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市场实现、政府作用；如何推进金融制度的创新、企业制度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等等。通过这样一些研究，揭示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工业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先导的运行机制，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互动中实现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5.城乡关系。毛泽东曾强调中国的头等大事就是农民，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我国经过50多年的发展，其中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农民、农村、农业即三农问题又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不足，是导致我国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现在的农民问题是中国走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的问题。在这个新的起点上，中国必须解决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民问题中国的经济永远没有出路。所以说句不好听的话，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消灭农民”。那么，如何消灭农民呢？如何来构架城乡之间一个新的通道？这就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核心问题或首要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推行“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在这“三化”中关键的又是“农民市民化”，但农民向城市转移又受到我国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制约，因而如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首要前提。
6.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过去我们理解的科学技术往往就是自然科学，而不包括社会科学。所以江总书记针对这一状况，最近多次讲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创新。把社会科学提升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上，关键在于要探索社会科学如何成为生产力，如何在生产力方面发挥作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还要提出一个理论转化的问题。我认为“社会科学如何转化为生产力”是目前一个最新的课题。我们提出的很多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经营技巧等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通道转化为生产力、变成真正的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其实与自然科学是一样的。科学技术如果只是一种理论、一个专利放在那里，而不产业化、市场化，同样也不会转化成生产力，从而也就不是生产力。同样，社会科学如果只有理论创新，而没有创新成果的转化，也不会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成果如何转化、如何产业化、如何市场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是社会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非常关键的一点。
三、关于如何进？
面对经济学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出现的一系列全新课题，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就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如何推进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即如何进，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价值观的问题，即从理念上把握三个方面：第一，“三个代表”中讲的始终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认为非常重要。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发展，不发展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如何进的问题首先就是要确立生产力标准。就是说，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是胡进，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要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规范。某项创新可能在某个地方某个点上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话，这个创新就是不可取的了。这就是说，生产力标准是有限制的、有条件的，并不是在任何一个事情上、任何一个小的地方上、任何一个局部上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而是必须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二是经济改革的支持度。谁来支持改革，这是改革的动力源泉问题。只有让大多数人支持改革，改革才有可能向前推进，也才能取得成功。要让大多数人支持改革，改革的理论与改革的政策就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三是谁来发展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是谁。只有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协调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关系，才有可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参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第三个问题是文化。我强调的是适合于中国文化的东西。因为任何的理论创新都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包括西方的经济发展、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的成功经验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东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去创新，如果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本不接受就没法创新。当然，文化本身也需要创新，但创新并不意味着否定，它还有一个继承的问题。我坚信：中国文化永远不会被别的什么文化所同化。所以，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必须要考虑到中国文化的适应性，防止一些水土不服的东西。
其次，解决如何进的问题还要明确落脚点。落脚点我觉得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解决的不是别国的问题，而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学的理论范文第4篇
我深深地有感于这部文集中所反映出来的这样一种倾向，即哲学家们与经济学家们的发言互有误解。我敢肯定，哲学家们多少会有这种印象：经济学家们在回避那些他们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即影响并进入私人政策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判断问题。而且，哲学家们使用价值判断一词的意思，并不是指相对交换价值。他们指的是“道德”或“伦理”价值。在我看来这些哲学家们是正确的。为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回避“他们的”问题，从而为消除这一隔阂做点贡献，我将讨论三个要点：（1）这一回避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2）这种矛盾的现象，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种趋势：将这些所谓的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用以回避对政策结论方面的分歧的说明；（3）市场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是发展价值判断的一种机制，而不仅仅是价值判断的反映。1．经济学中价值判断之缺乏。内格尔教授在其评论中已经提出了这一点，而且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如何实现；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研究这些目标的好坏问题．然而，经济学的确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首先，没有任何目标是真正充分限定的。它们常常部分地反映在其结果之中。第二，我们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我们的全部价值观念。正如我尊敬的老师，弗兰克·H·耐特通常所说的那样，尽管我们都一再重复着“degustibusnonestdisputandum”，但实际上，我们却将时间花在对其他小事的争论上去了。而且，这种讨论是相关的但富有成效的。其目的在于弄清我们的价值判断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否是内在一致的。这正是艾罗的重要的、且具有根本性的著作的贡献所在，同时这也是一些被称作福利经济学的著作的贡献所在。而且，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他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无价值”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椎崇。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地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有时也许还会影响到他所得出的结论。而且。正如人们已经提出的，他的结论又会反作用于他的价值判断。然而这并不改变下面这种根本观点，即原则上，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判断——尽管这次会议用了这样的名称。2．把所谓的价值判断作为借口。我深深地感到：在许多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议中，大部分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分歧，并不反映着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而是反映着实证经济分析方面的分歧。我已经多次发现：在混杂的人群中——即在如今天这样既有经济学家又有非经济学家的人群中——在座的经济学家们（尽管起初人们趋于认为他们代表着广泛的政治观点），倾向于与非经济学家相对而结成联盟。但是，常常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将发现他们自己与非经济学家们站在一起。他们可能会就一些尖锐的问题而在他们之中展开争论，但当他们所面对的是外行人的世界时，这些分歧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即使在经济学界当中，这一点也同样适用。近些年来。保罗·萨缪尔逊与我经常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即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应给予的相对侧重问题。这一分歧并不反映——我相信保罗·萨缪尔逊也会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在基本目标或是在相当接近的目标方面的任何差异。它所反映的是我们在所接受的、关于货币及财动（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变动（作为另一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各种尝试性假说方面的差异。我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最低工资比率问题。这个例子也会导出同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对这一问题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不谈，那么，最低工资比率的赞成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决不是关于目标的分歧，而是关于结果的分歧。双方面都希望看到贫困的减少。那些象我一样，反对最低工资比率的人预测：这些法律的结果是使得人们失业，从而增加贫困；但那些赞成最低工资比率的人却预言这些法律将减少贫困。如果他们在结果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他们将在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分歧不是一种道德方面的分歧，而是一种科学上的分歧，是一种原则上可以为实证证据所解决的分歧。为什么处于同种文化之中的人们在政策判断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大致都属此类呢？在我看来，原因就是艾罗及博尔丁在他们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为避免“不可能”原则而对在基本价值观念方面的一致意见的需要。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真正的”分歧。政策方面的分歧反映了预测方面的大部分分歧这一事实——或者是我称之为事实的这种现象，为下面这种广泛的趋势所掩盖：即将政策分歧归因于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责问一个人的动机，常常要比回答他的辩论，或迎战他的论据要容易得多。通过把与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视为要想取得“坏”目标的“坏”人，我们可以缩短进行分析及收集证据的艰苦过程，而与此同时，又可以赢得公众义愤与道徳热情对我们的观点的支持。我特别有感于1964年总统选举期间这种方法所产生的诱惑力。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大部分人民群众，几乎断绝了合理讨论的可能性，他们拒绝认识这种可能性；即塞纳特·戈得华特可能与他们拥有同样的目标，只不过是在他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判断方面是不相同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在断言：所有的政策分歧都归因于实证分析方面的分歧。有些政策分歧的确明显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解释留作最后一着，而不是作为最先一着使用的话，那将有助于实现达成合理的一致意见这一大业。我还要说明的是：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他们关于客观情况的预测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微妙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无可奉献，有的只是一些老生常谈。3，市场在发展价值判断中的作用。我的第三个要点与博尔丁的文章联系得更为紧密一些。博尔丁将“精心计算的盈亏”作为经济交换的本质，他对于经济交换的局限性的看法，与J·M·克拉克在其著名的论述中所如此恰当地予以概括的下述观点非常相似：“对不带偏见的理性的无理性的热爱，夺去了生活的乐趣。”博尔丁最后还讨论了为完成市场交换（按照狭义的定义）所必需的一体化制度。虽然博尔丁的论述是如此之合理且如此之重要，但它们仅限于经济分析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截然不同的方面），是市场作为很多人在共同价值的建立中自愿合作的一种手段所具有的作用，而不论这些共同价值是市场上的交换比率，还是博尔丁所提出的一体化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与狭义经济下的情况相比，“交换”与“市场”有着远为广泛的含义。我的论述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初看起来与狭义经济构成物一样的东西的更为广泛的关联上去。博尔丁强调的是市场交换的报酬特征。这一特征恰恰是一项交易成为自愿的必要条件。除非交易的每一个参加者都能够得到某种他认为比他放弃的东西更为值钱的东西，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进入交易的——如果那种不能使交易双方获利的交易得以发生的话，那么交易的参加者则必须受到强制。在一“自由”市场中，参加者必须‘心悦诚服”，这与“受贿”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交易要想发生，参加者的价值观念必须是有差别的。如果A先生有X物品，而B先生有Y物品，同时双方都认为X物品优于Y物品，那么用X物品来换Y物品的交易永远也不会发生。唯有当A先生认为Y物品的价值高于X物品的价值，而B先生认为X物品的价值高于Y物品的价值时，用X物品换Y物品的交易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A与B两人都从用X换Y的交易中得到了好处，那么，除非受到了第三方的阻碍，否则的话，这一交易将得以发生。正如这个小小的例子所说明的，交易的本质是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协调一致；是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一致意见的取得。与用所有的X来交换所有Y的一次易活动不同，如果我们将X与Y看作是可分割的总量，而且交易是逐渐进行的，那么，A先生与B先生之间的交易将继续下去，直到在边际点上，两人对仅存的X或Y都赋予同等的相对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通过交换而取得了关于价值的一致意见。然而，这种一致仅在他们之间交易的现存点上才是成立的。尽管交易的结果是使得A先生拥有（比如说）大部分的Y，而B先生拥有大部分的X，但他们俩人对于早先的这些交易都是非常满意的。如果引入其它的参与者，那么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也就拓宽了：通过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亦将在边际点上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念。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需要有意见的分歧才会存在赛马，而且对结果下赌注的机会，使得意见的分歧成为共同满足的源泉，而不是争端的契机。同样的分析直接适用于自由言论及自由讨论。同样，言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拥有听众，正如售卖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买主一样，这仅意味着寻求听众与买主的机会。在思想市场上，只有当讲者与听者双方都能获利时，交易才会发生。同样，交易要想圆满完成，通常要求意见的分歧。很少有什么经历比与一个在一切方面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看法的人进行交流更为乏味的了——尽管在一切方面意见完全一致这种概念明显地只是一种不存在的、理想的模式。我们中甚至没有谁能与自己完全一致。自由言论的本质与自由交换的本质一样，在于参与者的双方获利。希望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得的同时，它使得我们得以协调我们的分歧。实际上，我不应该说“与自由交换一样的自由言论’，因为自由言论是自由交换的一个特例。类似地，我们来考虑一下学术自由，或者追求人们在研究与写作方面的智力兴趣的自由，如果将知识分子引入产品与劳务市场的那种分析，也应用于这一领域，那么，很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反对这样的自由．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使每个人为他自己而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重复”与“竞争浪费”，这种重复与竞争浪费使得不同的学者在研究同样的问题；他们还将悲叹于在确定哪一些问题应该予以研究的重要问题时，“社会优先权”的缺乏。他们将转而呼吁中央计划，用一管理体系来决定哪些问题最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将各学者分派到他们将能（按照那种管理体系的判断）作出最大贡献的领域，确保不存在重复劳动的浪费，等等。这一点显而易见，所以知识分子更会了解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如果在这一领域中，在价值观念及知识方面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中央计划则毫无害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但在目前的分歧程度与无知程度下，他们更喜欢要自由竞争市场的“浪费”，而不喜欢中央计划的集中控制，而且，下述论证（这一论证也与我的预见相一致）又加强了他们的这种偏好：与对有选择的几个机构的依赖相比。这是丰富我们的知识的更为稳妥的方法。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在将完全不同的标准应用到产品市场的做法中，所存在的不一致性。博尔丁强调指出；“经济学家通常带着一种近乎于迷信的敬畏来看待价格体系”，而且常常惊奇于“在决策的制定及决策的相互影响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难以捉摸的次序”。自由交换的更为一般性的应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看法。整个现代科学知识的宏伟体系，正是在思想的市场上，为自由交换所建立的。或者再来考虑一下另一个例子，即语言的发展。语言是一个能够不断演化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的结构。然而，并没有人那样地计划它。它只不过是经过为自由的语言交换所协调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个人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公共法律结构是另一个出色的例证。我的讨论是从博尔丁提出的那个观点开始的，而如下因素又使我回到了这一点上：即对一体化制度的需要，我将这一需要解释为对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的需要，而为了任一稳定的社会的存在，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必须无须考虑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些价值观念是如何发展、变化，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的呢？什么是保持这样一系列价值观念（它们仍存在着变动的可能性）的理想机制呢？这正是我所提出的经济分析能够对政治科学家及哲学家作出最大贡献之处。原因在于：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结构如何能够从个体人类的自发的、且自愿的合作中，产生并得到发展，而并不需要由达观帝王、贵族政治论者、总统或立法人的实施、建造或立法来实现——尽管对于这一结构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构成了自由市场在产品及思想领域中的基本作用——使人类得以在研究与发展价值观念的进程中携手合作．勿庸置疑，价值观念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不能确保所发展的一体化体系，与你我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下所喜欢的那种社会相一致——的确，实践证明：这是最不可能的。人类的大部分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喘息于暴政之下。毫无疑问，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体化体系将与我们所尊重的那种社会相一致，什么样的环境将有助于这样一种体系的发展，而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关键因素是这一过程本身——例如自由讨论——或者，这种一体化体系的广泛内容是什么。我们中的每个人，当他力图影响他同伴的价值观念时，就构成了一体化体系的这一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正如他必须做的那样，都在刚才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尝试性答案的基础上前进。所以，在如此这样的会议中，我们同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察家又是被观察者，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经济学的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企业；经营管理；措施
通过行为经济学理论，指导企业管理者更高效、更完善地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增强企业管理团队的水平，提高企业管理团队的能力，使企业管理团队迅速成长起来，完善我国企业管理系统不足之处。我们要从了解人性的角度去研究企业管理者，找出企业管理者的优点与缺点，对缺点进行帮助与改正，对优点进行发扬宣传，提高整个企业的管理团队水平，从而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促进我国企业管理团队健康有效的发展。
一、行为经济学理论相关概述
1.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并且被全世界公认的主流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体系，行为经济学作为研究经济行为与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由视角、参照系、分析工具三部分组成。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对企业中管理者的心理作用进行分析，同时强化心理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通过研究经济学中的心理学，使经济学研究更符合现实，从各方面进行自身完善，同时将经济学中的理论洞察力全面激发出来，用于对实际现象进行预测以及合理分析，制定相应的改进策略。所以行为经济学理论是一门与心理学理论相结合的经济研究理论。主要通过可操控的试验以及观察研究对企业管理者在不完全理性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对于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进行的管理行为分析。分析的内容包括影响管理层决策的内外部因素以及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并对管理者的行为结合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与分析，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提出的经济学理论。
2.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可行性
本文将通过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对比分析行为经济学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运用的可行性。（1）人的基本假设对比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中人是具有独立的思想的，从本质上讲，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利己的。一切行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需求。同时自我约束力强，如果个人的喜好一旦形成，就不容易被外界所改变，性格具有完全性和一致性的特点，始终追求利益效果最大化与持久化。在行为经济学中，人的基本假设中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体，人的性格具有多面性，既有利己心理，也有利他与无私奉献的心理，人的自我约束力会因人而异，不同时段与不同环境个人的喜好会有所差异。（2）传统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对比传统经济学中应用的方法主要有逻辑抽象法、演绎法、现场观察法，其中演绎法是被公认为为数不多可信赖的现实经济活动范式。而现场观察法则认为是所有方法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实验法不可用于验证理论。而行为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有认知心理学方法与实验法。通过认知心理学，与实验法对个体喜好进行更多的分析研究。（3）理论体系完整度对比传统经济学在个人偏好基本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标准化均衡分析，形成了规模宏大而且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对经济现象进行准确的描述，同时涵盖了金融计量等微观与宏观方面的内容；行为经济学现有的理论条块还不成形，现在正在不断地进行实验验证与研究，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指日可待。（4）模式对比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具有规范性;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具有描述性。由以上对比可以发现，行为经济学更多是研究对个体行为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进行研究。认为在经济环境刺激条件下个人的行为是受周围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表明行为经济学与客观现实有很大的相似度，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中具有可行性。
二、企业经营管理中行为经济学的应用
在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时候，对企业以及员工的行为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的管理过程，不仅是管理物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企业员工--人进行管理。在上世纪30年代，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相关理论主要是从行为的角度对管理进行研究。这个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人的行为，另一方面是非自然人的行为，而非自然人的行为包含着机构、组织、企业团体的行为。《2010中国信息主管发展报告》中指出，企业管理团队中职位的权责关系是企业管理者关注的永恒主题。在企业经营管理团队中管理者如果没有相应的主导权与决策权，对于企业开展全局性的工作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部分管理者所属部门经营状态有活力，而另一部分管理者所属企业部门经营出现冷门现象。当企业在推行相关政策的时候，还会出现领导层对政策明白，而基层员工对相关政策不了解的情况，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工作执行的困难与复杂程度，提高了企业管理失败的风险。企业经营管理者管理的相关成绩也需要通过其所管理的相应部门日常管理行为表现出来。本文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分为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应该对企业相关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并且能够准确把握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发展方向与相关技术需求要能够有审时度势的眼光，准确决策企业的走向。企业管理的最高层要能够站在企业经营管理的立场上，通过管理者敏锐的洞察力与果断的决策能力，为企业的高效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其次，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制定企业项目的时候，需要与相关员工进行沟通，在得到对企业员工支持的情，再让企业中高层领导接受企业制定项目的规划。企业管理者在进行项目规划的时候，需要结合企业运营状况，脚踏实地，锁定目标，不宜好高骛远。在尽最大努力增加企业发展效益的时候，也要考虑项目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与困难，尽可能的避免项目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不可控风险。同时企业管理团队要以人为主，建立科学高效的管理团队，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对于项目的执行负责人要分岗到位，使整个管理团队职责明晰，任何时候领导层都需要对项目的运行状态准确掌控，实行有计划运行。最后，企业经营管理者应该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上发挥充分的作用。由于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经济在近几年中发展迅速，企业制度与技术等多个重要层面的发展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现在企业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经营管理者也逐步发现了自身职业内涵相应的改变所带来的工作实质性的变化。由于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全球企业经济发展形势还没有从经济危机的寒冬中苏醒过来。这也使得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经济形势感到不安。所以企业经营管理者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充分运用自己所在职位的便利与经验，为企业发展奉献自己全部的智慧与力量。在有效对企业团队进行管理的同时，了解企业的运行模式，针对企业运行情况提出有创造性的建议，成为团队上层领导最得力的助手与策略参谋。
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企业管理中偏见效应解决措施。
对于企业经营管理者都会承认在管理的过程中会有偏见存在，而偏见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管理者容易在管理的时候固执己见，对于他人的反馈意见视而不见，刚愎自用，这是偏见的最根本原因。如果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存在偏见将不利于企业管理团队的营建，也不利于相关项目以及政策的实施执行，还会造成对有实际才能的人才流失。因此我们要消除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偏见行为的存在。
1.通过改变视角识别偏见
我们在对任何一个人进行观察的时候，要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观察与了解，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个人在我们心中的形象进行合理划分。但是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经常会对所面对的人进行一种假设，从而产生一种对该假设有误而自己熟视无睹的偏见，这种偏见常见于有一定资历的企业经营管理，这种管理者往往见多识广，经验丰富，遇到人与事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判断选择处理方法，有时就会犯经验主义错误，最终决定对所见的人与事有偏见看法，使得决策结果不够准确。但这种经验主义，很多时候对于业经营管理者的帮助很大，他们在进行辩论的时候，会借助经验例子举例证明，使自己的方法与理论具有更强的可信度。从而让对方折服，这就是经营管理者的模式识别。
2.通过承认不确定性，抵制行动导向偏见
企业经营管理者在为企业决策的时候，为了追求企业的稳定发展，很多企业不愿承担有风险的计划项目。比如一个企业项目出台，企业管理者中会有某一管理人员对于项目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与观点，而有另一种人，却对该项目非常看好，力挺方案的实施。对于管理者，他也是希望该项目能够实施，但是不会将下属员工的自信当作坏事，而出现这种决定的原因，就是行动导向偏见。在企业经营管理的时候，一个可靠高效的管理团队需要对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充分的分析了解，以应对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行为导向偏见。
3.通过改变现状，抵制稳定性偏见
当企业管理团队出现稳定性偏见的时候，企业需要不断地对内对外采取措施。对外部，企业可以打破常规的管理模式，不断的进行投资与业务扩展，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同时扩大企业管理团队的规模。对内企业可以把公司财产向部门分配的额度降低，仔细研究企业内部各部门的运营状况与职能，然后将企业的资金进行有选择性的重点分配，扩大企业优势部门的生产规模，将企业发展成为有特色的产业品牌。
四、结束语
行为经济学是一种研究人的行为的理论科学。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进行企业经营管理的时候，充分运用行为经济学，对企业中的个人进行有效研究分析，有利于提高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使管理者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能够从容不迫地解决。同时充分运用行为经济学，能够规避管理者错误的管理观念与管理行为，为企业健康正常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蒋军锋,殷婷婷.行为经济学兴起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J].经济学家,2015(12):68-78.
[2]温武.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房地产宏观调控[D].江西师范大学,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