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自主创新 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源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资源重组和政府管理市场方式的改革。在全世界范围内，美国最早放开了对与信息产业有关的电讯、电力、基础设施、金融系统的管制，这给美国增加了竞争机会，给了新的人力资本一个广阔的活动舞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国际流动速度明显加快，国际联系的加强对企业施加了更大的竞争压力，除了从更有效的资源配置中获取收益外别无它途，由此新经济应运而生。新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刻变化，高新技术发展产生新的社会就业阶层，经济结构、生产布局、社会群体、文化取向将发生巨大变化。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新经济增长理论改变了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增加了信息、知识这些重要因素，传统的经济作为增长模型受到了挑战。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资源稀缺性，生产函数三要素的土地、劳动和资本都是硬约束，不可能用之不竭。但在依靠创新的新经济中，知识这一要素却不具有稀缺性。知识创新消耗社会物质资源较少，网络又使知识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50年展起来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把精力主要集中在资本与劳动的投入上，技术变革在模型中被看作是外生的。而“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创新是内生的，技术变革并不是匀速的，而是部分地取决于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及我国经济增长现状
1、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内生化及经济增长
知识经验价值与知识产权成本的降低密切相关。过去对知识、创造性及经验价值的评估常常基于具体内容，而新的经济模式起源于没有限制的资源利用。知识同资本等其它要素一样是生产资源，但知识本身的特性又使它有别于其它要素。知识具有无限性，这使它可以无限次使用而不增加总成本。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潜在消费市场十分巨大，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特点发展一些知识含量高的工业以刺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如电信业、电子商务、软件、远程教育等。
我们可以通过资源替代增加产品成本中知识的含量， 而减少其它资源的耗用量。这使我们可以消耗更少的资源生产同样多的产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比如说农业、矿业、制造加工业）。。
2、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信息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信息革命才真正开始。此后技术进步的速度就一直遵循“摩尔定律”，硅芯片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会翻一番，而价格却下降一半。随着通讯成本的下降，越来越多的计算机被连在一起，上网所带来的利益同网络上节点的数量之间成指数级增长的关系。根据梅特卡夫定律，一个网络的价值大致同使用这个网络的人数的平方成正比。信息与因特网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随时随地对信息进行储存、分析和传递，而成本则可以小到忽略不计，从而使它可以更广泛、更深入地应用于各个经济领域，并因此而为经济结构的大规模重组创造前所未有的条件。
衡量技术变革进程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一项新技术的成本下降速度。在过去的30年中，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实际价格平均每年下降95％。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的价格下降幅度比工业革命导致的下降幅度要大得多。蒸汽机是在被发明了一个多世纪后才成为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能源，而因特网用于商业用途才7年，在美国的普及率就已经达到了50％。信息产业几乎可以为企业从事的每一项活动提高效率。
3、新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新经济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普及基础教育，推行高等教育， 培养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成了当务之急。
新经济是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对创新人才的需求极为殷切，专业人才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据有关机构的调查显示，目前美国缺少45万名各类科学家和工程师。为吸引人才，世界各国制定了各种各样的鼓励政策。发达国家除了加强教育和培育外，还通过创办科技园区、跨国办学、科研开发全球化等方法吸引人才、吸收留学生。
4、经济增长中创新体制、机制的作用
制度在资金、人才、制度三大要素中至关重要。作为激励功能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潜能；作为市场配置功能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并实现这些资源的优化配置；制度具有整合功能，可以实现资金、人才和技术三大高科技要素的互动与集成。
（1）以投融资方式创新为特征的风险投资制度。风险投资是新经济的催化剂，新经济为风险投资创造了巨大的市场，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
从制度经济学来看，风险投资是对传统投融资方式的创新，其对新经济的制度功能有六个方面：市场筛选功能；产业培育功能；风险分散功能，增进金融体系稳健性；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功能；要素集成功能；更新文化价值观功能。
（2）以创业板市场为特征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新经济使技术创新经济的创新周期大大缩短，数目众多的中小企业迅速崛起，设置专门的创业板市场则为中小型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开辟了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二板市场为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公平的融资环境；为风险投资提供了一个蜕资“出口”；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为中小企业和风险投资家提供了一个社会评价机制和选择机制；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3）以知识产权为重要特征的产权制度。这是促进我国自主创新、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知识产权是新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财产权，知识产权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对我国都显得更加重要。
从制度经济学来说，知识产权制度既是一种法律制度，也是一种经济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的最终价值是刺激知识的生产与技术创新，追求一种利益的平衡。因此，它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以刺激知识生产为目的、调节社会利益的平衡机制。
（4）以科技园区和孵化器为特征的产学研结合机制。科技园区和科技孵化器是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最适宜的社会组织制度安排，是新经济的典型示范和先行区。
三、新增长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及对策
在新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结构加速调整，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分享新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的确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目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具有发展新经济的良好环境。我们完全有可能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契机，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1、积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依靠自主创新推动科技进步，促进成果转化
基础研究是科学技术体系的基础，要依赖自主创新，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从政策上支持和鼓励企业从事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逐步建立一个产、学、研结合，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体系；同时要增加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投入。
2、加强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加快信息产业的发展
信息技术革命是新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它逐步改变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政府应加强对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影响的研究，加强对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规划、指导与协调，为新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加强创新制度与机制的建设，促进自主创新
政府必须利用后发优势获取制度安排的相关知识，积极构建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为培育知识资源优势创造合适的制度环境及有效供给，促进知识资源和知识产业优势形成和符合知识经济要求的合适的公共规则，促进我国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知识经济发展。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政府，对知识的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更能发挥意义深远而又全面的影响。
4、积极培养人才，完善人才制度
在新经济中，知识、信息、技术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知识、信息、技术的生产、传播、应用都依赖于高素质的劳动者，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为迎接新经济的挑战，必须把人力资源的开发摆到优先地位，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我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真正得到发挥。
面对新经济时代的人才竞争，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先生有一句话：“我们必须使亚洲像美国一样对人才有吸引力，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才的硅谷”，可谓击中要害。“建立人才的硅谷”就是要打破亚洲传统经济体制和人才观的束缚，创造一个全新的人才观。对于我国而言，要把以科技创新为动力落到实处，为了在新经济人才的竞争中争取有利位置，我们必须致力于创造有利于创业的体制环境、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与国际接轨的商业环境和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
新时代的到来，使历史又行进到一个新的交汇处，这是一场全新的赛局，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竞争规则，会出现比以往更加激烈的竞争局面。我国应当依赖自主创新积极应对，只有这样才能在新世纪的竞争中加快发展，实现几个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国富民强的梦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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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杰夫・马德里克：经济为什么增长[M].中信出版社，2003.
经济增长范文第2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起伏。1997年东盟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各国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却出现快速复苏或强劲反弹，而到2001年多数国家经济又急转直下，甚至呈现负增长。2002年初，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在战后东盟经济发展历程中，这种经济增长的轨迹是不多见的。
据东盟五国的官方统计显示，1996-2002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5%、-13.1%、0.8%、4.8%、3.3%、3.7%；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7.3%、-7.4%、6.1%、8.3%、0.4%、4.2%；菲律宾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8%、5.2%、-0.6%、3.4%、4%、3.4%、4.3%；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7%、8.5%、0.1%、5.9%、10.3%、-2%、2.2%；泰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9%、-1.4%、-10.8%、4.2%、4.4%、1.8%、3.6%。2003年，据近期各国的预计，印尼经济增长率为3.5-4%、马来西亚为4.5%、菲律宾为4-4.5%、新加坡为2-5%、泰国为4.5%。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关的国际机构和官方部门普遍预测，东盟国家经济将陷入长期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复苏将是缓慢痛苦的过程。东盟国家经济将在低谷徘徊较长时间后，才能走出低谷呈现U型复苏。然而，1999年东盟国家经济竟在短时间里出现迅速复苏，呈现V型的强劲反弹。不过，当时就有人警告东盟国家经济V型复苏的基础脆弱，随时有变成V型危机重返的可能，以至出现W型的经济波动。因为东盟国家经济从严重衰退到快速复苏主要是拜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全球电子业景气循环之赐。但是，各国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后经济基础依然脆弱，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国内外投资继续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逆转，这些国家经济将重新陷入衰退之中。
1996-2002年东盟五国经济增长率(%)
附图
2001年，东盟国家经济急转直下，再次出现普遍衰退。不过，此次东盟经济衰退与1997年金融危机时的情形有所不同。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各国经济衰退的程度不同。1997年金融危机中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是重灾区，新加坡所受冲击相对较小。而2001年新加坡经济衰退的幅度最大，它是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据统计，1964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曾出现-4.3%，其后是在1985年经济萎缩1.6%，而这次经济衰退的幅度要大于1985年；二是生产和出口部门受冲击最大。1997年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而2001年经济衰退中深陷困境的则是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部门。该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其中制造业部门增长率为-12%。马来西亚同年的出口贸易下降11.5%，泰国全年出口贸易也下降4.9%；三是电子业衰退尤为严重。1997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金融投机，这次经济衰退则是国际电子产品需求急剧萎缩引起的。目前，东盟国家经济高度依赖电子业的生产与出口。2000年，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新加坡为19%、菲律宾为9%。这些国家电子产品生产与出口的骤然下降，必然导致国内经济的急剧滑坡。
2002年，东盟国家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与1999年该地区的经济复苏有所不同，此次东盟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开始回升和各国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效应的双重作用。由于美国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的增加，东盟国家电子产品的出口已经趋于回升。在经济衰退期间，各国采取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已初见成效。许多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信贷规模，增加农民收入和扩大农村市场需求。当然，目前各国内需扩大还远未能成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来源，因而其经济复苏仍然十分有限。
二、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的原因探析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东盟国家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严重衰退、迅速复苏、再陷衰退和又呈复苏的增长轨迹。东盟经济增长的急剧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和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拖累。
首先，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增大。
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增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愈益增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4%。在东盟国家，这种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性更大。例如，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最大，美国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96%。（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另据美国著名的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本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24%、泰国经济就会增长0.17%、马来西亚经济就会增长0.13%。
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东盟国家的传导，是通过世界市场扩散的。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发展中国家传导，是通过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变化实现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发展，东盟国家已经成为制成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该类产品已占东盟国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传导已经从初级产品价格为主转向以制成品为主。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制成品价格下降，不但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高技术产品。东盟国家紧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步伐，大力扩展以芯片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该类产品出口比重分别高达65%和6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高达25%和19%。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的相应比重也很高。据计算，1992-1999年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造成的损失部分相当于它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6.46%、3.13%、1.03%和0.87%。2000-2001年，全球电子信息产品销售额从年增长30%到下跌30%，导致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急剧波动。例如，200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去年则下降2%，其中约有12个百分比的大幅波动。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世界半导体工业每下降1%，新加坡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导体工业增长波动达60个百分点，它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6.8个百分点。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为2.4个百分点。（注：新加坡贸工部：《200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
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对东盟国家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流量减少，更在于金融资产价格，主要是股价和汇率变动的传导。近年来，东盟国家引进外资的规模持续萎缩，1996-1999年东
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63亿美元降至73亿美元，它对以投资—出口推动的东盟国家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近年国际股票市场价格和美、日货币汇价的剧烈波动，也引发东盟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并危及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汇率的变动对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元每贬值10%，泰国经济就会下降0.3%、新加坡经济就会下降0.22%、马来西亚经济就会下降0.21%。
资料来源：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转引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12月11日。
其次，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使之难以抵御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
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国家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阴影，各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乏力，国内外投资持续低迷，银行金融体系重组艰难，国内公司治理进展缓慢，因而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收效甚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蓬勃兴起，东盟国家的电子业生产与出口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主导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部门。然而，这些国家电子业的发展却有明显的脆弱性。它们的对外依赖性强，其零部件与中间原料的进口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高度依赖美、日等发达国家，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大。这一生产方式也易于被后起国家所取代，如在1997-2000年的短短几年时间，新加坡电子出口就由世界排名第4位滑落至第9位。同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升级缓慢，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因素中的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均下滑。新加坡1990-1998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7.5%，其中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4.2%和1.2%，均比80年代低；（注：新加坡统计局singstat.gov.sg/ssn/feat/3Q99/featju1991.pdf,2002年3月10日。）泰国1997-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中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2%和-1.8%，也远低于1991-1996年的11.8%和4%。（注：IMFCountryReportNo.01/147,Thailand:SelectedIssues,Aug2001.）东盟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滞后，既影响到短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制约着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后劲。
尽管东盟国家银行金融机构重组取得一定进展，但国内金融体系仍然十分脆弱。由于银行和企业结构调整缓慢，国内不良金融资产仍居高不下，据亚洲开发银行去年4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尼和泰国的商业银行呆帐率已分别从1998年的50%和43%降至2001年底的12%和10%，但若将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已收购而尚未处理的呆帐计算在内，两国的呆帐率则分别高达50%和25%。而马来西亚的银行呆帐率去年1月又回升至12%，大致相当于1998年的水平。菲律宾的银行呆帐率也从1998年的10%上升至去年1月的18.3%。困扰东盟国家经济的不良金融资产过高，与国内公司治理进展缓慢密切相关。东盟国家的公司负债率高，如印尼和泰国公司负债率（负债／自有资产）目前仍高达280%，而中小企业众多加大了债务重组的难度。同时，企业生产结构与管理体制的调整缓慢。因此，东盟国家经济的微观结构重组滞后严重阻碍金融改革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最后，金融危机后区域国际分工格局的巨变，直接影响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由于金融危机后区域各经济体实力的增长，30多年支撑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雁行模式”(Flyinggeesemodel)已发生巨大变化。所谓“雁行模式”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NIEs)产生与发展的一种独特的区域国际分工形态，即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日本将成熟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转移到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纺织、化工、机械、电子等产业均以这样的次序转递，从而在区域形成了一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日本、亚洲“四小”和东南亚经济均受到强烈冲击。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吸纳区域产品的能力下降，对外产业转移的进程放缓。亚洲“四小”经济深陷困境，产业升级举步维艰，对外投资规模锐减。这样，由日本主导产业转移过程所决定的区域国际分工格局出现衰变，使得区域内赖以高速发展的增长动力机制和产业循环机制难以顺利运行，经济增长的变数大大增加，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经济的急剧波动。
三、东盟国家经济增长趋势
进入2003年初，东盟国家经济已呈现逐渐复苏的迹象。对今年东盟经济发展的前景，国际经济组织一般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据世界银行新近的预测是，2003年和2004年，印尼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3%和4%，马来西亚分别为4.2%和5.5%，菲律宾分别为4%和4.5%、新加坡分别为1.7%和4.9%，泰国分别为4.5%和5%。
从中长期看，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可能难以再现金融危机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曾指出，新加坡未来经济增长要再现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将是不可能。（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8月20日。）内阁资政李光耀也说，如果2003年新加坡实现经济复苏，今后每年取得3-5%的经济增长率，那将是了不起的成就。（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1月12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后支撑东盟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外条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国际上，去年世界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是战后所不多见的。此后，世界经济的复苏缓慢。美国经济复苏减慢，欧洲经济反弹有限，日本经济衰退仍在谷底，世界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较长的所谓的增长衰退时期。同时，由日本主导产业转移过程所决定的区域国际分工格局出现巨变，使得区域内赖以高速发展的增长动力机制和产业循环机制难以顺利运行。此外，东盟国家经济还将面临周边国家的激烈竞争。从国内看，东盟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短期内，各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政府推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成效有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非一蹴而就，因而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尚需时日。许多国家不仅要经历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痛苦过程，还将面临国内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拖累，尤其是2004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将面临大选。
与此同时，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波动将会有所增大。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增强，
将直接影响到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美、日等发达国家“高科技泡沫”破裂后，世界的电子工业迅速衰退，国际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急剧萎缩。尤其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周期日益缩短，目前一个周期平均只能维持两年半的时间，这就使得以电子业生产与出口为主导的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周期也将缩短，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增长波动起伏加大。
收稿日期：2003-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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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范文第3篇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从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提出的资本积累模型开始的。由于假定资本收益率不变，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外生给定，则国民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唯一因素。他们的模型可以解释一国经济的稳态增长，但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却很难实现，因为资本报酬率不变的假定实际上暗含着资本和劳动的不可替代。
索洛(Solow,1956)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了能满足一般均衡条件的增长模型，成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它假定资本和劳动是可以连续地彼此替代的，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一个递减函数，即收益递减。索洛模型虽然可以满足竞争性均衡条件，但均衡的增长率仍然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如果不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经济就会收敛于一个人均收入不变的稳定状态，即零增长。这就是说，经济增长依赖于一个自己都无法把握的外生因素——技术进步。
这一“不愉快的结果”使得传统经济增长理论陷入了尴尬的局面。其根源在于它们将知识外生于物质生产过程，构造出来的生产函数是收益递减的，致使经济增长仅仅依赖于资本积累或人口积累，因而是收敛的、趋同的和短期的。各国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长期而巨大的差别，在这种增长理论中无法得到解释。
事实上，在索洛(1957)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中，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只有12.5%是由资本和劳动等有形要素的投入带来的，另外的87.5%就是“索洛技术进步余数”。此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就从这个余数，以技术内生为主线而展开，最终形成了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新增长模式。
二、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
知识在实践中积累是很普通的现象，通常用积分曲线来描述。同时，知识的积累使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生产总量递减，这也可以用一条递减速的积分曲线来描述。从而，知识的内生首先在物化方向上打开了通道。
阿罗(Arrow,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是内生技术增长理论的思想源头。它强调实践学习的重要作用，将技术水平解释为产出总量或资本总量的函数，从而导出了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增长不仅是有形要素投入的结果，也是实践经验累积的结果。显然，阿罗模型已部分内生化了技术进步。但由于技术溢出不够强，内生的技术进步不足以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还须要人口以一定比率增长，因而还不是一个完全化的内生模型。
罗默(Romer,1986)对阿罗模型做了重大的修正和扩展，更加强调了知识的外部效应，建立了一个完全内生的知识外溢模型。它是一个由知识外部效应、产出的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的收益递减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竞争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不仅能形成自身的递增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种递增的收益又成为技术进步的资金来源，对知识的不断投资又使其外部效应累积并放大，最终导致扩散式的增长。如此，便形成了一个知识外溢——递增收益——知识投资——效应放大的良性循环，知识积累和经济增长在这种动态的自催化机制作用下共生共长。但任何特定技术的外部效应总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外部效应终究会耗尽。要实现经济的持久增长，还须不断地出现新技术。于是，斯托克(1988)又提出“新产品引进知识外溢模型”，只要有新产品不断地引入，旧产品不断地淘汰，溢出效应就可以在不同产品间绵延不绝，使经济保持长久的增长。阿温·杨还建立了一个边干边学与发明相互作用的杂交模式，把知识的外部效应进一步拓展了。
但新产品、新发明等新技术的产生从何而来呢？实际上，大量的创新和发明并不是意外出现的，而是有意识投资的产物。因而，又产生了内生技术创新的增长模型。
罗默(1990)又提出了一个内生技术变化的模型，引入了一个专门生产新技术的研究部门。并强调了开发者对其新技术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以提供研究和开发(R&D)的动力。垄断性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租”不仅可以补偿其开发费用，而且可以带来可观的垄断利润，因而极大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开发。新技术一方面使中间产品的边界得以扩展，进而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
，又扩大了现有知识存量，进而加快知识的积累。因而，有意识的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但是，技术创新也具有负的外部效应。因为新技术在创造一部分人的垄断利润的同时，破坏了另一部分人的利润，技术的老化使其资产价值受到损失。因而技术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技术淘汰的压力提供了强大的反向激励作用，使技术创新在不同研究者之间不断攀升、循环往复、你追我赶，形成一个创新——老化——再创新的动态演变模式。
另外，企业不仅从事创新性的技术开发，而且还从事模仿性的活动。创新与模仿之间相互作用，简单的创新诱使快速的模仿，而低廉的模仿又会导致创新的加速，这就是创新——模仿——再创新的自我催化模式。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式
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式是由宇泽弘文(Uzawa,1965)和费尔普斯(Phelps,1963)提出的模型开始的。他们引入了一个非生产性的教育部门，使产出变成了有形要素投入和由教育部门带来的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函数，因而间接内生化了“索洛的技术余数”。虽然这种模型也碰到了阿罗模型同样的问题，经济增长还依赖于人口的增长，但它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开辟了一条与阿罗不同的内生化道路。
卢卡斯(Lucas,1988)吸收了人力资本的思想，但放弃了引入教育部门的两部门模型结构。他假定每个劳动者用一定比例的时间从事生产，剩余时间专用于人力资本建设。这就带来了两种人力资本，两种效应。不脱离生产，通过边干边学能形成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并产生外部效应，表现为使其他要素的收益发生递增；脱离生产接受教育形成一般的人力资本，并产生内部效应，表现为劳动者的收入递增。虽然对于特定的生产过程，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递减的，但随着产品的不断更新，专业化技能不断地转移，因而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在总体上还是递增的。
不同的人力资本形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同。人力资本在一般的生产过程是重要的，但在新技术的创造中更为重要。如果把技术水平表示为人力资本的函数，则一般的人力资本积累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因素，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才是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一般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决定于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的生育率下降而教育投资增加，对人力资本质的要求提高而量的要求下降，人力资本朝着正向积累。反过来看，经济增长的低水平，用于教育的投资减少，个人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也减少，人力资本的积累成为一种“低水平的均衡”。这就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
见克尔(Becker,1991)对家庭经济行为的研究反映了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侧面。贝克尔详细讨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生育率下降问题，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父母对儿童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过程。当收入不断提高时，人们对闲暇的追求不断增长，即时间价值的提高，如果父母在儿童生养和教育所花的时间成本是一定的，时间价值的增加使得父母减少儿童的个数而提高质量。这样，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就从“社会产品”变成了贝克尔体系中的“私人产品”。在家庭收入受限制的情况下，培养高质量的儿童就必须减少其数量。
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不同于一般的人力资本，不直接依赖于经济增长而主要依赖于边干边学过程中的专业化分工的深度和广度。这需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转到劳动分工的角度研究。
四、劳动分工演进的增长模式
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中就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其核心思想就是专业化分工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之后，这一深刻思想被长期搁置一边。
杨格(Young,1928)首先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发展了斯密有关劳动分工的程度决定于市场范围的思想。他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而后者又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因而市场范围也依赖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是相互作用的，经济在这二者相互促进的动态循环中不断增长。同时，劳动分工使得单个劳动者专业化于单一的工作，得以积累专业知识和熟练操作技术，因而使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有了更大的可能，它又为进一步的劳动分工提供了可能。总之，劳动分工把专业化知识积累和市场规模扩大演化为长期增长的动力。
杨小凯和博兰德(YangandBorland,1991)提出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结合的模式。该模式借助动态均衡研究了由自给自足经济向高水平劳动分工经济演进的过程，分工的深化增加了协调分工的交易成本。虽然分工产生了递增收益，但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分工深化需要提高交易机制的效益，从而把制度与劳动分工连起来了。克姆提出了一个与杨小凯—博兰德不同的分工模式。他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以专业化人力资本为基础，即使在没有技术变化或边干边学的条件下，只要提高人力资本的专业化水平，长期经济增长依然可以实现。
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提出了一个新的劳动分工模型。他们认为劳动分工不仅受协调成本（相当于交易成本）的限制，还受到可获得一般知识数量的限制。他们的模型还继承了自阿罗以来知识积累过程的“溢出效应”，克服了杨小凯—博兰德模式中没有处理知识在分工发展中的作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出了一个分工扩展与知识积累相互作用的演化模式，并指出均衡的增长率依赖于协调成本的弹性（反映了协调分工的效率）。因此，法律健全、有效或政治稳定的国家，不仅可以有效提高人均收入，且有较高的增长率。这个结论使经济增长理论进入了制度分析的新领域。
五、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式
新制度经济理论深入阐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诺思(North,1968)开拓性地把制度因素内生于
经济体系，认为即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刘易斯在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分析的时候，强调了它与资本、技术等因素的相互关系。经济增长强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重要的，但制度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因素的社会投入程度决定于制度中的激励结构。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技术，也可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在前述的新增长模式中，也强调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罗默阐述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卢卡斯认为政府应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补贴，应采用降低资本税、关税等政策措施鼓励资本积累、技术开发与引进、国际贸易等，以促进经济增长。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以及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导致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制度可以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中的人们的知识载体。由于制度所物化的知识共享于同一制度中分工与协调的人们，使每个人事先就知道其他人对他的行为的反应，从而大大减少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所以，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的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
制度可由正式规则（如法律、政治等）和非正式规则（如习俗、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组成，在正式规则没有定义的地方，非正式规则起着约束人们相互关系的作用。制度变迁往往是从非正式规则的边际演变开始的，正是制度在边际上连续的演变才引起正式的可见的制度变迁。从而文化传统作为一个主角在制度变迁中发生作用。一个国家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陷阱之中，乃是因为其“文化陷阱”。在给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观念的知识结构中，制度创新的决策和行为受到制约，对于新制度的了解和想象必然受累积的知识传统所左右。
如此看来，人类所累积的传统知识结构对制度变迁的可能空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文化传统又是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演化而成的。因而，制度变迁也就是知识结构的自我演化。
【参考文献】
1.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及其反思》，《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
2.庄子银：《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五大研究思路》，《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3.吴易风、朱勇：《新增长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6期。
4.何樟勇：《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5.陈峥嵘：《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述评》，《江海学刊》1996年第6期。
6.理查德·纳尔逊、悉尼·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7.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经济增长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角度出发，对近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研究的文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综述过程中笔者给出了适当的述评，并在文章末尾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
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借助金融创新.实现经济增长[J].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经济增长范文第5篇
一、政治障碍
1．政府稳定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战乱、政府更迭频繁，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2．政治独立。发展中国家即使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但在殖民时期，大多数殖民地政府只投入极为有限的资金，用于培训当地人民、开发电力资源或推动工业发展，殖民地的大众却从中受益甚微。
3．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本身，尤其在早期阶段，会造成社会与政治的高度紧张，从而削弱增长所必需的稳定基础。政治与政策揉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某些国家能够有历史长久的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不能的主要原因。
二、经济障碍
1．贫困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很低，生活贫困，教育落后，技术水平不高，机器设备短缺，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循环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在供给方面，形成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循环的需求方面来讲，形成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资本缺乏是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资本形成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约束条件。
2．低水平均衡陷阱。（1）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过低，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量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的原因又在于资本形成不足，由此可见，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主要障碍和关键所在，它实际上处于一种低水平均衡阶段。（2）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许多方面是产生低收入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稀缺，资本形成不足，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不平等。低产出导致低收入，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经济贫困，使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与贫困的累积性循环困境之中。（3）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单一的经济结构，缺乏人力资源和适宜的技术，市场发育不完善。
3．社会和历史因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较长的殖民统治，使它们具有相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种族、部落和宗教冲突和紧张局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总是存在，一国在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差异越大，它的内部冲突和政治不稳定也就越激烈，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一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普遍较高，赡养负担沉重。
4．国际障碍。关于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国际因素，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1）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在贸易产品的数量和品种方面，发达国家不断加以限制，实行逐步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还利用不同环境标准，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发达国家运用关税和其它贸易政策，使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作为原料出口国的地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继续扩大，使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自由贸易的实际利益。（2）沉重的债务负担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它们的自然资源收益不是用于自身的发展，而是用于偿付利息。（3）先进技术往往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手中，为获得竞争优势和最大利润，它们一般并不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分享。
三、制度障碍
上面所述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种种因素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制度障碍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更大的程度上由少数有权势的上层人物统治着。因此，收入分配制度就会极端不平等，对特权阶层的保护就会严重阻碍其经济发展。一国如没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相应变革，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不可能的。
经济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贫困、失业等都要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少发展中国家虽有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还不算低，但并没有经济发展，且经济增长发生之前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增长发生后仍未见多大改变。如收入分配不公，基本生活必需品得不到满足，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等。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特权阶层或官僚阶级所剥夺、垄断和享用。所以，虽有经济增长，参与生产性劳动的广大民众则被排斥在收益分配格局之外，政治结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方面得不到增长的经济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