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名著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家 开放大学平台 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 资源建设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不属于普通的文学史教学，其主要是针对某个作家作品进行鉴赏，并不强调文学传达和历史线索，关注的是帮助学生对每个不一样风格的作家进行体味，用各个角度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解分析。在这个熏陶过程中培养学生自身的文学审美与感悟能力，然后在逐渐对学生的写作分析能力进行培养，从而进一步提升其自身的人文素质。

由此可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中，其重点并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着重于对各类文学作品的鉴赏，学生也不用对课程内容进行记诵，而是需要将自身的想象力充分调动起来，尽可能多的阅读各类作品，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思考分析。但是《导读》这门课程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并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其教学模式需要改革，本篇文章便针对《导读》这门课在程国家开放大学平台下的有关内容，对其教学创新课程资源建设进行探索研究。

一、制约导读课程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

（一）学生因素制约导读课程教学效果。针对《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上的学生相关信息（工作、阅览图书时间段、阅览量等等）进行统计，我们发现该课程上学生的工作领域范围很广，而从事文学职业的学生却并不多，大多数的学生对文学并不具备较高的感悟性与敏感性。并且这些学生的阅读基础相对较少，大部分学生只是了解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名字以及其作者的名字，就算鲁迅写的文学作品也只是看了初中的语文课本上所教授的那几篇。经过统计调查显示，有百分之六十点三的学生对名著阅读量低于八本，其中阅读了一本到四本范围内名著的学生占有百分之二十六点八。仅有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的学生阅读了十三本以上的名著。由此可知，很多学生不具备足够的阅读量，并且在职的学生面临着相对较大的工作压力，他们在空闲时间更愿意进行娱乐。

（二）面授教学因素制约导读课程教学效果。传统教学方式主要是填鸭式、说教式，以往《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以老师为主导向学生直接进行知识灌输，学生也只是被动接受不会去主动分析，长期以往学生的学校积极性与自主学习能力被泯灭，削弱了他们的问题分析解决能力。很多大学的学生群体是以成人为主，这些学生通常是在职学生，他们边上班边学习，因此不具备集体参与进行面授学习的条件，这样的教学模式实施起来具有一定的困难、不现实，很多学生不能确保其面授学习时间。

二、国家开放大学平台下改善建设《导读》教学课程资源

（一）开放大学平台下《导读》改善面授辅导形式

科学家曾做过心理实验，其结论表明人对外界信息获取方式，百分之一是由味觉获取信息，百分之一点一是由触觉获取信息，百分之三点五是由嗅觉获取信息，百分之十一是由听觉获取信息，百分之八十是由视觉获取信息。开放大学平台下《导读》面授辅导形式便是以听觉、视觉作为主要信息感知来源。在开放大学平台下《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配以动画及声音，然通过学生更好的获取文学鉴赏知识，非常符合其信息接收贮存等规律。

（二）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导读》课程的在线平台建设

开放大学平台下《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授课老师可以在网上相关的课件、教案以及课后作业布置等等。这样可以有效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让他们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巩固、检测。同时《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在线平台不仅存有文本资源，还可以上传各种视频动画、音频、图片等内容，让学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在该平台下，我们也可以让学生老师针对《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的有关内容进行讨论、提问，进一步培养学生分析思考能力。

三、国家开放大学平台下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教学效果

（一）开放大学平台下建设《导读》课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中，兴趣是学生快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最佳途径。在国家开放大学平台下，我们可以将丰富多彩的《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资源进行上传，让学生在大量的视频、音频等素材下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对该门课程产生兴趣，让学生不知不觉便激发了自身的学习积极性，集中注意力对《导读》课程的相关知识进行学习，对各类文学作品进行欣赏，从而与作者产生心灵的撞击。

（二）开放大学平台下建设《导读》课程有助于学生提高自身学习能力

《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在开放大学平台下，老师与学生彼此之间可以通过在线平台、QQ群、电子邮件等网络途径，获得频繁的交流互动，学生也能够借助网络平台的各种资源进行反复学习，进一步培养了学生自身学习能力。这是传统《导读》课程无法起到的作用。

结语：

本篇文章针对“国家开放大学平台下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资源建设”相关内容，为大家详细讲解了制约导读课程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如：面授教学因素、导读课程教材因素以及学生因素等。同时还向我们简单阐述了国家开放大学平台下改善建设《导读》教学课程资源的措施。如改善《导读》课程面授辅导形式、《导读》课程的在线平台建设等等。并经过调查分析，介绍了家开放大学平台下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程教学效果，如：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以及帮助学生提高自身学习能力等等。

参考文献：

[1]范悦，王时原，高德宏. 立足北方滨海城市，构建多元开放的建筑设计教育平台――大连理工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教育探索[J]. 城市建筑，2015，16：76-79.

现代文学名著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典名著 语文教学 文本解读 方法

在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了解甚少。近期笔者列出50部中外经典书目（源自教育部2001年制定的中小学《语文新课标》所列的课外读物和大学生必读书目，中国古典名著30部，国外名著20部），对医学院校大一至大三的521名学生做了一次随机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的阅读量甚少：虽然其中88.79%的学生有阅读经典名著的愿望，可是完整读过这50部名著的，人均不到4部，没读完的人均刚到6本，而且这其中大部分学生是在中小学时期读过的，在大学时期的重读率不到10%，在中学阶段就该基本完成的名著阅读，多数大学生在大学期间还没有实现；另外像《论语》、《老子》、《史记》等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阅读率明显偏低，人均阅读量不足1部，且低于外国经典名著的人均阅读量。

传统文化经典名著在学生视野中的严重“缺席”，是一个值得我们国人尤其是教育者深思和警惕的文化现象。传统经典名著、优秀诗文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母语教育都非常注重本国经典名著的阅读，关注语言学习与文化的关系。因为青少年一代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不够，会使得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产生陌生感，一旦受到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便更加重他们无“根”的困惑、迷茫感，进而迷失自我。而且，我国当代社会的整体浮躁氛围在青年一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疏离经典名作既是心理浮躁、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更是一种“治病之源”。因为青年学子只有耐心读完一本本好书，书读多了才益于保持宁静的心态，逐渐增强抵抗世俗纷繁诱惑的免疫力，克服浮躁的心态；相反缺乏了好书的滋养，她们不仅审美趣味和艺术鉴赏力低下，而且在专业学习上也很难养成“宁静而致远”的胸怀。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医学生阅读经典名著的愿望与实际行动有很大的偏差，虽然绝大部分学生表示愿意阅读名著，但是在课余时间即使无所事事时，也很难静下心来读名著。这是为什么？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不过通过调查可以肯定其中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学生没有养成好的读书习惯或者说逐渐丧失了读书的习惯；二是名著离现实较远，读起来耗时费力，学生尝不到阅读经典的“甜头”。

所以高校教育要利用大学语文及其他人文艺术类课程的优势，开设经典导读之类的课程，引导学生阅读中华文化典籍，接受具有艺术性、社会性和审美性的经典名作，使之对大学生的思想和精神成长提供有益的帮助。由于古代经典产生的时代和其中的内容离当下学生的生活遥远，绝大部分学生读起来困难，也就不喜欢读。因此，如何拉近学生与经典名著的距离使学生渐渐喜欢上“经典”，这就是教师在课程教学中要探索的首要问题。

一、经典名著导读的循序渐进原则

“对特定种类的读物能否保持长久的兴趣与读者的接受水平有关。”[1]学生初接触古代文言作品，有一种畏难情绪。那么，选读名著就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遵循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原则。教师根据情况先引导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适合自己读的较浅近的作品，按照经典名著的接受难度和学生的接受能力逐步开列推荐书目，一步一个台阶地逐步提高。读古代文化典籍是要花些力气，可一旦攻破难关尝到其中甘味，就有成就感，对传统文化就有了亲近感。

二、硬性规定与阅读方法指导相结合的教学策略

影视和网络文化的发展，使人们已习惯于对视听信息的接受，对单纯文字信息的接受能力逐渐退化。大学生把大量课余时间打发在上网聊天和游戏、逛街、参加社团等活动上。虽然大多数的学生有阅读经典名著的愿望，但最终并未付诸实际行动，说明大学生阅读习惯的逐渐丧失。

许多富于文化含量的读物往往短时间很难吸引学生。所以必须采用经典阅读的硬性规定与阅读方法的有效指导相结合的教学策略。在感性享受和经济效益已普遍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今天，单纯依靠大学生自己接受那些他们认为“枯燥乏味”的东西等于放任自流。因此，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教授马丁·卡诺依正确地指出“应该让中国的大学生在大学里继续吃点苦，像他们当年为了考大学一样”。[2]所谓的硬性规定，其实也是在校园里要营造长期读书氛围的开端，硬性规定的同时，在加上阅读方法方面的有效指导，学生接触的经典作品渐渐多了，感受到“经典”的魅力，就会主动阅读，久之，也就养成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三、经典文本解读的“艺术奥妙”

大学生不读名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读不懂，经典名著有着独到且不易领略的地方，即便是一些看似好懂的经典名著，也仍有一般著作所不具备或完全能替代的奥妙之处。这就需要专业者的引领，去深入浅出地分析文本的“艺术奥妙”，令学生欣赏到文学经典名著的深邃魅力所在。所以，教师不能只给学生开列“经典名著”书目，还应在帮助学生解读文本方面多下功夫，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解读方法，提高阅读水平。

1.回归“原典”——历史解读法

回归“原典”在此既是指让学生阅读原著把握文本，又是指走进原著产生的历史时代，达到对原著本身和作者意图的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最准确的认知。对待传统文化典籍，本来学生与之有一定的隔膜，学生肯定有不理解某部作品或某个作者思想的情况，甚至与之有着某种冲突，这时教师就不能简单地将自己对这类作品的理解以及作品表达的思想内容传达给学生就结束了，这样学生仍不能深入地理解作品。

因此，教师要能带领学生跨越历史做文化思想的溯源。首先是知人论世——了解作家的生平、创作动机和预期及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可大致把握原著的主旨；其次是以原著为中心拓展阅读范围，因为原著是产生于历史中的文化作品，负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学生面对这些古代名著会产生文化阻隔，表面上似乎是学生不理解某一个或某几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其实本质上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时让学生涉猎同时代、同题材的其他作品，以便对所读原著及其作者有更全面准确和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了原著所体现的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让他们了解了“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在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过程中有了归属感。

2.古为今用——现代解读法

在经典名著教学中还要始终以动态的观念指导学生阅读，不能只把“经典”作为静态的历史，还要学会“古为今用”，即读者用现代的观念和思维审视古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提出自己的看法；用现代哲学观念、现代精神重新诠释“经典”，使之与现代社会文化契合，赋予经典内容以时代新意。

笔者在指导学生读《老子》时，为了让学生深入体会到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结合现当代的一些伟大的领袖和优秀企业家运用老子的思想的实例，让学生切实领略到老子的管理哲学智慧在现当代社会的应用和发展；而且《老子》为什么反对过分张扬人的巧智、技术？学生结合现实探讨社会和人生，包括现代文明的进步与蜕化。现代工业文明在给人无穷的物质享受之时，也可能在破坏着那些纯朴美丽的东西，破坏着自然，还可能在异化着人的心灵，因此对追求物质文明都产生了自己的相对较理性的看法，知道了自己在现实中该往何处去。即使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也能寻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由心灵空间，不为名利搅扰，在人生道路上遇到坎坷之时仍能泰然处之。这样在对传统文化典籍欣赏的基础上大学生进行了美的创造：将自己的发现与现时经验相结合，从而加深对作品及社会的认识。

3.不同专业视角解读法

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经典，不同专业的学生也有不同的阅读视野和阅读期待。教学中我们不仅指导学生结合自己专业选择名著，还可以启发他们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视角解读经典名著。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专业的人眼中也有各自不同的哈姆雷特。一部《红楼梦》，有人关注宫闱秘事，有人关注美食厨艺，有人关注建筑艺术……那么医学生从《红楼梦》中就可以读出我们的传统医学和现代的精神分析法。再如读到《老子》中的宇宙生成观，就可启发医学生分析道家与我国中医精、气、神学说的密切关系以及道家辩证法思想对中医有哪些启迪；还有道家思想与古代养生学的关系等等。笔者在教学中通过启发，医学生随即显示出对道家名著和古代医学名著《黄帝内经》的强烈阅读欲望和兴趣，不少学生还写出研究论文。这样把经典阅读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引发了大学生读经典的兴趣，提高阅读的能力，而且反过来也促进和拓展了自己医学专业的学习和发展领域。

这样以语文课程和语文教学为依托，拉近学生与经典名著的距离，引领学生逐渐走进传统文化的殿堂，去领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壮烈之气，弄明白屈原为何“亦余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奉献于楚，体验小儿女“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忧愁，体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无奈……。不仅把阅读潜入到传统文化的深层领域，以传统文化的人文内涵和民族精神伴学生成长，而且带领学生从传统中走出来引起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思考。这不仅提高了大学生艺术鉴赏的趣味，而且还是一个涵养其生命的过程，使他们日后的道路才能走得更远。最终，我们的经典随着历史长河的滚动不仅没有消逝，反而愈来愈散发出弥久的陈香并熠熠生辉。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2011年度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普通高等医学院校的艺术教育现状和课程设计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1-ZX-204。）

注释：

[1]金元浦主编：《阅读方法：圆照博观与烛幽探微》，《阅读的欣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梁卫群：《中国大学生应像高考再刻苦点》，汕头广播电视周报，2004年2月18日。

参考文献：

[1]李澎.在语文教学中寻找文化之根[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3，（1）.

[2]杨棣.关注大学生文化经典阅读[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现代文学名著范文第3篇

    地方文献在公共图书馆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已在图书馆界取得广泛的认可。不少公共图书馆均开辟有规模不等的地方文献专藏。然而，当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实践上，都对应属地方文献的“地方人士著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忽视的倾向。为此，本文将就这一问题，略呈浅见，尚祈方家教正。

早在50年代，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根据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写下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指出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照片、画片、唱片、拓本、表格、传单、票据、文告、手稿、印模、簿籍等等。并进一步指出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料、地方人物与著述、地方出版物三部分（即通常所称的地方文献广义概念），较早归纳出地方文献的定义，界定地方文献的范围。

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界又兴起对地方文献的讨论，并对地方文献的定义、范围，形成一种新的观点。如认为地方文献是反映特定区域内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群体活动方式的记录，凡在内容上涉及该区域并具有一定价值的软文化，均属地方文献；地方文献是指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的文献（即通常所称的地方文献狭义概念）；认为地方文献就是以出版物的内容是否具有地方特色作为划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将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排除出地方文献的范围。影响所及，一些图书馆也对其地方文献收藏范围进行修改，将大量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剔除出地方文献专藏。有的图书馆则将地方人士著述局限在古代人物、著名人物的著作。

地方文献是否应包括地方人士著述，我认为，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地方文献的定义仅强调内容上的区域性，似欠全面。一种文献的地方特征，既可从内容体现，也同样能从著者、出版地反映。正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的《目录学概论》一书对“地方文献”的论述所指出：“地方史料取决于著作内容的地方特点，地方人士著作取决于作者的籍贯，地方出版物取决于著作的雕印、出版的地点。”我们知道，大量地方人士著述内容描述的对象可能并非特定的区域，但由于著者本人的地方属性，因而其著述自然而然地带有其地方的特色，并构成特定区域文化史或学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试以近现代广东史学发展史为例，近代广东得风气之先，史学研究成就斐然，名家辈出，有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的梁启超，有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的陈寅恪，有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等的陈垣，有著《明代两税税目》、《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的梁方仲，有著《元和姓纂四校记》、《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隋唐史》、《突厥集史》等的岑仲勉，还有刘节、陈序经、朱杰勤、戴裔煊等，这些广东史学大师的著述，内容上甚少论及广东，但由于作者籍属广东（或客寓广东），因而其著述自然成为广东这一特定区域的一种社会现象，构成近代广东史学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撇开这些著述，近代广东史学就成了一具空壳，了解和研究将无从谈起。

同时，从地方人物研究角度来看，狭义论者亦重视区域人物的记载，认为表述他们一生事迹的传记、传略、评传、年谱等，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然而，研究区域人物最重要、最原始的资料，并不是他们的传记或年谱，而是他们的著述。离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将无从研究康有为政治思想的底蕴；撇开《长河浪花集》、《长街灯语》、《花蜜与蜂刺》、《秋林红果》等，亦无从领略秦牧作为一代散文大师的风采。

其次，从实际工作方面考虑。狭义论者认为地方文献收藏地方人士著述，会引起实际工作的混乱。我觉得这倒不一定，关键是根据地方文献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分类、排架体系。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专藏为例，其建国前文献，根据杜定友先生制定的分类法，将其分为地方史料、粤人著述、广版图书三大部分，再分别按文献的内容类别、著者及出版的年代先后分类排架，显得门类清楚，井然有序，并没有混乱或不协调之感。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种分类法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它从地方文献的内容、著者、出版地等方面考虑，进行图书分编，对我们今天分编新的地方文献不无启发意义。如果我们能根据地方文献的特性，在《中图法》的基础上，再做适当的变通，那么，所谓的“混乱”和“不协调”，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在实际使用上，粤人著述也在岭南文化史、岭南文学史、岭南学术史以及岭南人物研究等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在编纂的《广东省志·学术志》、《岭南文化通志》以及有关张九龄、陈白沙、湛若水、屈大钧、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孙中山等岭南人物研究的成果，正是从粤人著述中寻找到大量的原始资料。如果缺少粤人著述，该馆地方文献专藏无疑将逊色不少。

由此可见，地方人士著述能直接反映特定区域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地方人物思想、活动的脉络，是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部分。

至于有的论者将地方人士著述局限在古代人物、著名人物的著作，我认为也值得探讨。其一，古代地方人士著述，由于时代久远，存世稀少，征集困难，认真重点收集固然正确。但现代地方人士著述由于相对年代较近，存世较多，搜集也较容易，却不作认真收藏，则令人费解。今天垂手可得的文献，若不留意搜集，就会失之交臂，等到若干年代后变得稀有，再来作为重点搜集，其效果如何，不难想象。其实，地方人士著述的古与今，是相对的，随着时间推移，“今”也将变成“古”，作为肩负长期保存地方历史文献的图书馆，若仅将重点放在古代著述上，是缺乏一种长远的眼光。

其二，以知名度作为地方人士著述取舍的标准，也不无片面。诚然，著名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大些，因而，他们的著述相对更富史料价值或学术价值。但是，具有史料价值或学术价值的地方人士著述，并非全部出自知名人物之笔。无名小辈写下颇具史料或学术价值的著述的情况，并不少见。更何况一个人的成名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来判断的，若等到一个人成名时，才搜集其著述，那么他尚未成名时的有价值的著述往往因时间的推移而难以搜集，这样势必影响专藏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广东作家作品专藏室为例，该专藏室做为广东地方文献的一部分，收藏了约4000种广东作家作品，其中大部分是近年出版的图书，但也有一部分是建国前出版的，这部分成了该专藏最珍贵的部分。例如欧阳山的《竹尺和铁锤》、《世界走得这样慢》、《莲蓉月》、《单眼虎》、《高乾大》、《饥寒人》，黄药眠的《桂林底撤退》，黄秋耘的《浮沉》、《二伯父恩仇记》，楼栖的《反刍集》、《鸳鸯子》等等，这些作品现在已难以再搜集，大多连作者自己都没保存，有的甚至已遗忘了。这些著述无疑是研究广东文学发展史和广东作家生平创作活动的重要史料。而这一切完全得益于该馆长期努力细致全面搜罗地方人士著述的做法。因为这些著作的作者在当时大多是尚未成名的文学青年，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已成了今天广东文坛的著名人物，如果我们等到今天才重视搜集他们的著述，那么时间稍早的版本，将无法找到，从而影响到专藏的系统性。

在论及“地方人士著述”的时候，还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注意：

第一，祖籍和客籍关系问题。这包括三种类型：其一，祖籍本地且居留本地者。这纯属本地地方人士，不必赘述。其二，祖籍外地但居留本地者。这些人祖籍外地，但长期在本地工作、生活，其活动与居留地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影响直接，因而其著述也应视为“地方人士著述”认真收藏。如清代朴学家、两广总督阮元（江苏仪征人）、中山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陈寅恪（江西修水人）等。其三，祖籍本地但居留外地者。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外地，一般来说与本地社会发展的关系不很直接，但从人物研究的角度考虑，其著述也有收藏的必要。例如，当代著名学者陈垣（史学家）、钟敬文（民俗学家）、陈原（语言学家）、梅益（出版家）等等，他们的著作对研究这些广东籍人物思想和活动十分重要。因此，对祖籍隶属本地而长期寓居外地的人士的著述，不可忽视。

第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关系问题。如上所述，地方人士著述能反映特定区域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地方人物思想、活动的脉络。而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应既体现于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也同样蕴存于自然科学的著作之中；地方人物应既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也应包括科学家。假如广东地方文献中没有邓植仪（土壤学家）、丁颖（水稻学家）、陈焕镛（植物学家）、沈鹏飞（林学家）、梁伯强（病理学家）等的著述，那么，研究近代广东省自然科学发展史以及这些近代广东杰出科学家的生平、学术思想将无从谈起。因此在搜集地方人士著述时，应避免注重社会科学，忽视自然科学的倾向。

最后，再就“地方人士著述”的搜集方法、步骤提出一点建议。毫无疑问，在地方文献搜集过程中，“地方人士著述”是最难把握的。因为，“地方出版物”可以从书的出版机构一目了然。同样，“地方史料”也比较容易从书的内容来判断。然而，“地方人士著述”除非是著名人物的著作，否则，很难一下子从书本上确定作者是否属地方人士。因此，应借助有关的艺文志、人物辞典、人名录、高校名录以及团体、学会名册等，建立一套比较完整、查检方便的地方人士档案检索系统，以便搜集“地方人士著述”时查该。此外 ，在搜集的步骤上，应在立足全面、系统的前提下，先著名、后一般，先容易、后困难，有重点、分阶段地进行搜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人士著述”的收藏将会日臻丰富和系统。

根据图书馆藏书建设理论的系统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我认为作为公共图书馆藏书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文献专藏，当努力以丰富、系统、全面的地方文献，为读者了解或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或现状的各个方面，提供优良的服务，这是地方文献工作的最终目的，而认真界定地方文献收藏范围，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杜定友.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图书馆学目录学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2．骆伟.论地方文献.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3）

3．韩朴.关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基本理论的几点探索.图书馆学刊，1989（2）

4．刘子明.论地方文献的概念.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1（3）

现代文学名著范文第4篇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女作家丁玲的著名小说，曾荣获1951年斯大林奖金二等奖，被译成10余种文字。2002年1月，丁玲的丈夫、年逾80岁的陈明先生来到国家图书馆，当他在时隔半个世纪后重新又看到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手稿时，激动不已，忍不住热泪长流。这部朴素熟悉的手稿，勾起老人对那段难忘生活的深切回忆。小说手稿共三册，第一册是用白报纸订成，纸又簿又脆，据陈明先生介绍，当时条件十分艰苦，能找到可以习字的纸已经非常好了。后两册是日本人丢弃的记帐簿，质地较好，是丁玲的孩子从废品堆里拣回来的。这三册故人的手稿，让老人又回到了当年虽然艰苦但充满激情的岁月，回忆起丁玲与他讨论小说人物如何出场及埋头创作的情景，因此情绪格外激动，这就是手稿的独特魅力。

手稿是作者亲笔手书的文稿，包括诗稿、日记，书信、读书笔记、采访笔记，题词等，是最具个性化的书写和创作。一份名家手稿，包含了作者思考、创作、书写、修改并从心到手的劳作过程，正是这种可以看到整个过程轨迹的“手工制作”，才是研究者、收藏者最看重的，从中既可以感受作者的写作习惯、思维方式，又可以欣赏每一位名家不同的书写个性和书法技艺，这是“机器生产”所不能的。

馆藏特色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收藏十分丰富，有中国近现代300多位著名作家学者的手稿近5000件，其中很多是手稿中的珍品精品，馆藏具有以下特色：

1．国学大师、文学泰斗的手稿数量多，精品荟萃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学者。曾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著述宏富。1954年梁氏家属慨然捐赠梁启超全部手稿。这批著作手稿共393种，包括全部《饮冰室文集》。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和国学大师。一生七次被追捕，三人牢狱，手稿难有集中完整的保存。然而，国家图书馆却珍藏着章氏的手稿百余件，

我馆保藏鲁迅先生的珍贵手稿百余种，包括先生晚年最重要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朝花夕拾》、《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

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手稿在我馆有百余种。含有他最著名的著作《人间词》、《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及遗书。同时还收藏了罗振玉、顾颉刚、胡适、梁启超、沈增植，容庚、唐兰等名家在内的50余人的书札近500通，记录了各界与大师的学术交流。

现代著名学者郑振铎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我国的新文化事业。郑振铎先生的手稿几乎全部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有300件之多。

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遗稿171种255册。闻先生善治印，书写受篆刻影响，笔法刚劲有力，古朴厚重。正如朱自清所记：“我敬佩闻一多的学问，也爱好他的手稿。闻的稿子却总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笔不苟……看了先就悦目。”

现代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多次捐赠手稿，馆藏巴金手稿包括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及晚年著名作品《随想录》中的几十篇文章。巴老不仅将自己的多部重要手稿捐给国家图书馆，同时也是捐赠其他名人手稿最多的捐赠者。

这些国宝级大师的手稿，哪怕拥有一件都无比珍贵，值得炫耀，国图却几乎拥有他们存世重要作品的全部，其价值真是怎么估量也不过分。

馆藏中有许多文学家、诗人、剧作家的手稿，其中不少是他们的成名作、代表作。如马烽、西戎合著的长篇章回小说《吕梁英雄传》；周立波著名小说《暴风骤雨》，周而复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郭沫若先生在重庆创作的5个历史名剧《屈原》、《南冠草》、《棠棣之花》、《孔雀胆》、《筑》，曹禺剧作《北京人》、老舍剧本《龙须沟》，柳亚子的《南社纪略》、茅盾的《团的儿子》，阮章竞的长篇叙事诗《漳河水》；徐志摩的《爱眉小札》以及傅雷、卞之琳、萧三、罗念生、穆木天等著名翻译家的名著译稿等。

2．历史学家手稿多

在馆藏名家文库中，历史学家的手稿十分引人瞩目，上个世纪许多著名历史学家的论著都可以在这里看到。我馆收有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陈寅恪、陈垣、邓之诚、向达、贺昌群以及思想史家侯外庐，中西交通史家冯承钧、考古学家郭宝钧、石璋如，甲骨学大家董作宾、胡厚宣，中国古代史专家李亚农，劳干，岑仲勉、张荫麟、邓广铭、陈述，吴晗、王崇武、李晋华、李光涛、郑天挺，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中国革命史专家胡华、荣孟源，中国古代经济史专家梁方仲、全汉升等几十位历史学家的手稿，其中很多是他们的代表作或是创作高峰期的力作。

3．科学家手稿涉及多学科、多领域

我馆收藏的名家手稿虽以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的文稿为主，但自然科学家的手稿也不少，且涉及领域广泛：桥梁学、植物学、药物学、土木建筑、地质学，地层学、本草学、生药学、农学，水利工程、天文学、细菌学，以及一些学科史的研究，如数学史、化学史、动物学史、水利史等。馆藏科学家的手稿包括：中国近代著名工程师詹天佑的毕业论文及其日记、信稿，均为英文手书。著名数学家苏步青，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地质学家、地层学家俞建章的论文手稿，农学家冯泽芳的代表作《中国的棉花》，天文学家戴文赛的《普通天文学教程》，著名的文献学家、化学家袁翰青先生将他的20种手稿，分4次捐赠我馆收藏。

手稿数量减少

名家手稿因具有研究与收藏的双重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这不仅因为前辈著名学者作家大师们的手稿已随他们的故去成为“不可再生的资源”，还由于现当代作家大多换笔改用电脑写作，手写的文稿已成为“稀缺资源”。更何况所有的手稿原件都是孤本。

随着国家经济的日益强盛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收藏机构及个人认识到名家手稿的重要价值，都在四处搜寻，努力征集。给我们的手稿征集工作增加了难度。过去我馆入藏的手稿，几乎都是名人或其家属子女、出版社、编辑部无偿捐赠的。现在除了接受无偿捐赠，我们也向收藏者购买，还参加古籍手稿的拍卖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名家手稿走入流通领域，而手稿数量的有限、稀缺，收藏机构与个人的大量人市，使手稿拍卖行情持续走高，对国家收藏影响很大。

国内外收藏机构

在国内，除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是手稿收藏的大户，在数量上甚至超过国家馆，并形成了自己的收藏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网站上，就可看到其馆藏作家手稿、书信的目录。他们在征集作家手稿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现代文学名著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新安医学 医家史料 遗误 指归

在海内众多有志于新安医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近年对新安医学研究又上了新的台阶，特别是整理挖掘新安历代医家工作，更趋于完善，出版的人名（物）辞（词）典中充实了新安医家的记载和介绍，更有《新安名医考》等专著问世，填补了新安医学在研究医家上的空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转抄刻版之笔误，致使较多医家的姓、名、字之乱者有之，生卒年代之误有之，里籍不详有之，造成了张冠李戴之遗憾，给我们今后查阅史料留下隐患。现将笔者览阅中发现的部分遗误，指正道明如下，以供同好 参考 。

姓氏使用混乱

人类进入文字记载年代后逐步有了姓氏。由于汉字有同音字，以及笔画有多寡，故易造成误传。如“余”姓与“俞”姓虽为同音字，但在姓氏使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说文解字》对字义有不同的解释：余，“语之舒也。”而舒，“伸也。”俞，“空中木为舟也。”在《百家姓》中有“俞任袁柳”、“伍余元卜”之不同。据《新安名医考》载：“俞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享年36岁。……特著《瘪痧论》。”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俱载：“余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另《新安医学史略》一书转载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九《人物方技》曰：“余鹭振，清，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详述此病之发生理由及治法，上海《医学报》主笔周雪樵读后，函请入‘医学研究会’，日征医案登报。”［3］当遵后三部论述记载，特别是《新安医学史略》详细转引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之记述，可判定为余姓矣。据考，余鹭振是旅居上海崇明的新安医家。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载：“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代江西婺源县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未见刊行。”又，“俞德乾，字利川，清代江西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新安名医考》载：“余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又，“余德乾，字利川，清·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济人，借抄者无虚日。”［4］《新安医学史略》在目录中载称“余有廉”，而在书中却为：“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文苑》）”又载：“施德乾，字利川，婺源县泗水人。……著《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人物义行》）”［3］从以上引证看，二位医家名、字、里籍及著述皆相同，其姓氏差别显然，都转述源于《婺源县志》，何者为准，难下定论。俞姓乃婺源之望族，施更是俞之大误。

《中医人名辞典》曰：“汪之迈，字怀民。清代安徽祁门县十三都中涧人。精医术，有名于时。（见：《徽州府志》）”［1］《新安名医考》［4］、《新安医学史略》［3］曰：“江之迈，字怀民，清·康熙祁门十三都中涧人。” 据查“汪”乃“江”之笔误，曾被推荐至太 医院 任太医。

名、字之混淆

古时文人在名、字、号的称呼上区分严格。名一般是供长辈或用作自称，字是供平辈朋友互作尊称。号是指人的名字以外的自称作谦称。因此，名、字、号在口语、书写使用中，极容易造成记载错位。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载：“许宁，元明间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著有《学 理论 是》（《新安医籍考》称之《医学理论》），未见梓行。（见：《 中国 医学大辞典》）”又载：“许凝，一作许宁，字裕清，清代安徽徽州人。……著有《遁气符医》、《医纪黄游》诸集，今佚。（见：《徽州府志》、《江南通志》）”而《新安名医考》却相反地记载曰：“许凝，明末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医学理论》。”又，“许宁，字裕清，清乾隆嘉庆年间歙县人，……著有《遁气符》，《医纪》等。”［4］《新安医学史略》载：“许宁，道光《歙县志·方技》和民国《歙县志·方技》载：明代歙县人，著《医学理论》（或作《学理论是》）。”又载：“许凝，字裕卿。清初休宁人。行医歙县、休宁，间有奇疾，以手代针，用推拿法，世罕其传。著《遁气符医》，《医记黄游》诸集，今佚。”［3］“宁”与“凝”虽然读音相同，但字义不一，不应当混淆。一为许宁，元明间歙县人，著《医学理论》。一为许凝，清初，休宁人也，善推拿之术，著《遁气符医》、《医纪黄游》(笔者注：《新安医学史略》原文为“医记黄游”，而经综析当为“纪”较合适)。

《中医人名辞典》载：“黄启东，字日初，清代江西婺源县人。”［1］《新安名医考》载：“黄起升，字日初，清·婺源县璜川人。”［4］两说都明出自《婺源县志》，“启”与“起”音同字不同，“东”与“升”有笔误之嫌。古时文人的字与名有一定内在联系，《颜氏家训》说：“名以整体，字以表德。”就是字者表其名之义，是名的解释或补充。起升为名，意太阳初升，名与字相辅相成。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王开（1278～1347年），字叔启，又字元启，号镜潭（一作镜泽），宋元间兰溪（今浙江兰溪县）纯孝乡王家村人……，撰《增注针经密语》一卷，《针灸全书》一卷，均佚。（见：《浙江通志》、《兰溪县志》、《补元史艺文志》等）”《新安名医考》将王开增附于王国瑞条目下：“王国瑞，元·婺源县人，……曾协助父亲王开增注《针经密语》一卷，惜已亡佚。”［4］此说源于《婺源县志》，为旅外新安医家。《新安名医考》将“增注”二字从书名中分列出来，“增”用于人名，“注”为动词意在注释也，注《针经密语》解，实际上“增注”有增补注释之双重 内容 ，从中医较多书籍名称看，如有《增订医方歌诀》，有《增补脉诀》、《增注徐回溪古方新解》，还有“增释”、“增辑”等形式，因此，把“增注”理解成人名，显然是有误。

又《集古良方》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江进，清医家，字可廷，安徽歙县人。”［5］《中医人名辞典》载：“江进，清代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见 ：《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名医考》载：“江兰，字进，清·乾隆年间歙县人。”［4］《新安医籍考》：“道光八年《歙县志·宦绩》曰：江兰，字芳国。”［2］在《集古良方》条载有自序署名为“古歙江兰谨书”。《中医 文献 辞典》载《集古良方》条：“方书12卷。清·江进（可亭）纂辑，辑年不详。……现存咸丰元年（1851年）重刻本。”［6］上述一医家名与字混乱现象较为严重，这样将给查找该医家增加难度，也可使疑误长期延讹下去。《新安医学史略》载《集古良方》为同名异书，一作者为江兰，另一作者为江进，俱为歙县医家也。从考据学看，有资料佐证，江兰著有《集古良方》。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称：“程时卿，明代安徽祁门人。……晚年辑《太素脉要》二卷。”说法源于《

《医荟》的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毕懋衰，明医家，字君平，歙县人。”［5］《新安名医考》载：“毕懋襄，明朝歙县人，《歙县志》载其著有《医荟》一书。”［4］《新安医籍考》载《医荟》条：“明·毕懋襄，见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卷十，《书籍》十八卷佚。”［2］同为一人，名字不同，襄本意为帮助，可见衰应是襄笔刻之误。

里籍不清

医家的里籍往往能反映出其学术渊源和学术流派（区域性）间关系，给旁证史料带来 参考 论据，对区别同姓同名医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医人名辞典》载：“汪汝麟，字石来，清代广东海阳县人，生平未详。辑有《证因方论集要》四卷，刊于道光庚子（1840年）（见：《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又见《新安名医考》载：“汪汝，字石来，清·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证因方论集要》六卷。”［4］乃麟之误。《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汝麟，字石来，清·嘉道间休宁海阳人。”［3］据查，海阳为休宁古称，建县于东汉吴永安元年（258年）。吾徽古人写籍贯亦喜用古称，现保留有海阳镇为休宁县城所在地，汪汝麟乃是新安医家休宁人氏。 另《中医人名辞典》又载：“汪文绮，字蕴谷，清代广东海阳县人，著有《脉学注解汇参证治》、《会心录》等。（见：《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文绮，字蕴谷。汪文誊之弟。”又载：“汪十洲，清初，休宁县鹤山里人。县名医，子文誊、文绮，承其学。”［3］从汪文绮《杂症会心录》自序中看有署名为“休宁汪文绮蕴谷氏识”看，汪文绮很明白无误为休宁人，同时也可佐证汪汝麟为休宁人。

《中医人名辞典》载：“李楼，明代江南人，……著《怪证奇方》二卷，传于世，今存抄本。（见：《医藏书目》、《国史经籍志》、《古今名医言行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中医人物词典》载：“李楼，明医家，字小山，祁门（今属安徽）人。尝集《怪症奇方》一册，……后由其友王校正，于1544年刊行。”［5］从上所述人名（物）辞（词）典介绍看，虽里籍不同，但书名生平年代相同，当是同一人。众所周知，王为祁门人氏，多年行医祁门。“常与李楼相互论医，后校正李氏《怪症奇方》（1544年），且于书后添加附承。”［3］而《怪症奇方》是由“明·李楼编，王校，见《全国中医图书馆联合目录》存”［2］。从他们生前密切接触论医看，李楼当属祁门人。

朝代不详

古时文人著书作序记载都以帝王年号干支表明，无公元年历记载之习，而各朝代帝号相似亦不少见，故易造成人为移位而错，有的记载可误差数百年之多。

《新安名医考》载：“王炎，字晦叔，清·婺源武溪人，生于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卒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7年），享年81岁……，医著《伤寒论》编在《双溪类稿》中。”［4］而《中医人物词典》［5］、《新安医学史略》［3］载：“王炎（1138～1218年）南宋文学家，字晦叔，婺源（今属江西）人。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著作甚富，总题《双溪类稿》，其中有所注《伤寒论》等，已佚。……所辑《本草正经》三卷，为《神农本草经》最早辑本，今佚。”《中医人名辞典》载：“王炎（1138～1218年），字晦叔，宋代婺源（今江西）武溪人。（见：《徽州县志》）”［1］《中医 文献 辞典》载《本草正经》条：“本草著作3卷。南宋王炎（晦叔）辑，约成书于嘉定十年（1217年）。《神农本草经》最早之辑佚本。此书在明末尚存，今佚。惟其序文存《双溪文集》中。”［6］所著皆道明为宋人。综上所述，名字书目皆相同，而生卒年代则相距约六百年左右。

《中医人物词典》在介绍婺源医家朱日辉时称：“朱日辉，明医家，字充美。”［5］而《新安名医考》［4］、《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学史略》［3］则明确称之为“清代婺源县沱川人”。惜所著《医学元要》、《加减十三方》、《试奇方闻见录》、《大家文翰》等书，均佚，是故确切年代，无处考证。

现代 考古大家郭沫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无论作任何 研究 ，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 问题 ，而材料的真伪或 时代 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可见，在挖掘、整理、研究、提高祖国医药学文化遗产之时，考订史料的真伪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完备新安医家史料，纠偏历代医家的姓氏、里籍、生卒年代是项 科学 又严谨的工作，这项工作还靠广大医史研究者不懈努力，挖掘补正，还其真实的面目，方可避免讹错沿袭，不致贻误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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