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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播

现代传播

现代传播范文第1篇

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说,媒体的传播意识即是新闻事实在新闻工作者头脑中的反映。只有社会上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才可能是新闻传播的内容。

对现代传媒来说,受众需求的多元化和媒体自身功能的多样性,使传播意识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媒体增强传播意识应注重定位取向、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

一、定位取向:向谁传播是现代媒体传播意识的首要问题

在媒体日益增多并面向市场化以后,媒体与受众实际上是双向选择关系。能否让受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关键在于媒体自己对受众的忠诚度。因此,现代传媒增强传播意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定位取向,即首先要明确向谁传播的问题。

解决定位取向应当从实际出发,准确定位。近年来,广播实行专业化和受众细分化,从“广播”到“窄播”,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小众传播,这是否就意味着“广播”、大众传播的结束和“窄播”、分众传播、小众传播的开始呢?否。因为它还应从实际出发来界定。对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市场而言,由于社会分层清晰,受众需求差异明显,其细分化程度相对较高,因而这种表述是正确的。但在目前的中国,它却有些超前且不符合广播媒介市场的发展实际。事实上,我国广播媒介市场不仅有传统的大众化市场特征,而且也具有新时期分众化市场的因素。WwW.133229.coM因此,在对其定位时应充分考虑广播媒介这种市场状况,坚持大众化专业频率的定位,它既不同于传统“大而全”的综合频率对受众的“总囊括”,又与分众传播、小众传播和窄播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专业频率的精准定位不同,而是在基本明确或锁定目标受众的前提下追求受众规模的最大化。

解决定位取向应注意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媒体的宣传定位根据需要而定,其传播意识应时刻关注事情本身和受众需求的变化,在定位取向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对于广播电视来说,节目的定位也应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及时进行调整。

媒体传播意识中的定位取向还要特别关注特殊群体和敏感话题。任何事物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特征,可人们往往容易重视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结果出现片面性。媒体的定位取向也经常出现类似的问题,忽视特殊群体和敏感话题常常造成宣传定位不准甚至相悖。比如,动画片传统的观众是少年儿童,但随着近年来动画产业的发展,不少动画片已经将目标观众瞄准到成年人,片中也开始出现暴力、粗口、情色等不宜儿童观看的内容。对此,有关专家认为,我国一直没有电视电影的分级管理制度,没有人能决定一部影视作品是否适合少年儿童观看。在很多国家,动画产品已经成人化,而在我国,动画片习惯上还是少年儿童在看,这种国情导致了许多西方的成人动画进入中国,却被青少年观看。“小孩子不喜欢的肯定不好,但小孩子喜欢的东西未必是好的。”不适合孩子的动画片必然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对于动画片应当强制分级,准确定位。

二、价值取向:传播什么是现代媒体传播意识的决定因素

新闻价值是指事实所包含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种种特殊素质的总和。价值取向是指用什么视角和标准来确定新闻价值,它直接影响着新闻宣传的价值含量和价值导向。因此,现代传媒增强传播意识,就要特别注重价值取向问题。

媒体传播意识的价值取向应当体现时代精神。和谐精神是当今的时代精神,政治建设讲民主,社会进步讲和谐、经济交往讲“双赢”,体现的都是“和谐”。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广播电视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优势,弘扬舆论引导之“势”,发挥引导之“术”,把握引导之“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有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找媒体。可见,今天的普通百姓都知道通过新闻舆论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

媒体传播意识的价值取向应当以人为本,关注民情民意。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尊重人、保护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因此,媒体宣传的价值取向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用平民视角宣传民情民意。

民生新闻是媒体近几年推出的一档颇受欢迎的节目。为什么?因为民生新闻实现了三重价值的体现。有关专家认为,新闻价值包含表层、内层和深层三种形式,即对“事态信息”“情态信息”和“意态信息”的表达。

民生新闻的生活状态报道提供给观众的是接受主体对新闻文本的人物、事件和现象等“事态信息”的感知,满足了电视观众最基本的“知事”需求,因此也就实现了最基本的“新闻表层价值”;民生新闻的生命状态报道提供给观众的是接受主体对新闻文本的感情、情绪和情味等“情态信息”的体验,满足了观众最强烈的“知情”需求,因此它也就实现了“新闻内层价值”;而民生新闻的生存状态报道是接受主体对新闻文本的道理、本质和规律等“意态信息”的解读,满足了电视观众最成熟的“知理”需求,因此它也就实现了“新闻深层价值”。

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的显著区别在于,社会新闻更多地从传播的角度播报,而民生新闻更多地从老百姓的角度播报,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从百姓的需求出发,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播报、评说百姓身边的事情,并寓教于乐,达到以新闻教育和认知的作用,从百姓生活的全景图里,把握住社会发展的脉搏,同时也使人民的生活、生存、生计、生命得到满足。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一些媒体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就是把中国社会阶层分为“穷人和富人”,有些媒体津津乐道于少数人如何“致富”,着力渲染富豪的生活,宣扬奢侈和高消费。羡慕富人,讥笑穷人,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我们的媒体要为大多数人服务,绝不能充当少数所谓“富人”和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这是社会主义媒体一条重要的“底线”。媒体所有的报道都要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

媒体传播意识的价值取向应当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具有监视环境、协调社会各方面关系、传承社会文化遗产、娱乐等社会功能,应当为社会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并以此作为传播意识的价值取向。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广电媒体宣传中出现了不和谐音。比如最常见的是广告节目,虚假的内容加上新闻节目中的一些“虚货”,造成受众对党的宣传工作的不信任感、对政府工作的不认同感。

三、文化取向:怎样传播是现代媒体传播意识的重要因素

媒体传播本质上是文化传播,现代媒体的传播意识应当十分重视文化取向。对于广电媒体来说,文化取向既涵盖在传播内容里,又表现在传播的方式方法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广播电视是一种包装媒体,在传播意识中不仅要重视传播什么,而且要研究怎样传播。

广播已经从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互动传播,实现方式有两种:一是原始的双向互动传播;二是通过热线电话、互动短信和网络三种形式的即时性实现。手机短信就像是一个空中聊天室,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针对短信的特点,娱乐竞猜、交友、点歌送祝福、话题讨论等广播节目纷纷开通短信平台,从而促进了广播媒体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的变革。网络直播帖具备了短信在即时互动传播方面所具有的全部特点,同时还具有克服了广播传播在地域上的限制,突破了手机短信字数的限制,而且可以同时上传图片、音频甚至视频等鲜明特征,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直播帖的内容不仅传播者可以阅读,所有参与的受众都可以阅读,使交流更加热烈和充分。

现代传播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推进与发展,带来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革新,宣告了后现代的到来.与此相对应,广告传播也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行成了后现代广告传播新形式。本文从后现代广告传播的形成与发展、风格与特征以及对当今中国广告的影响作了粗浅分析。

一、后现代与后现代广告传播

近些年来,“后现代”一直是个时髦用语、前卫行为。其实,作为一个时代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使用过“后现代”这个词。只是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个术语才被一些思想家、艺术家意识到它在概括“现代”之后的状态所具有的叙述意义及对未来的深远影响。公开使用或并未使用但其思想中包含有后现代思想的西方学者就有:利奥塔、詹姆逊、鲍德里亚、福柯、德里达、德勒兹、阿多诺等等。一个标志性事实是1979年利奥塔在其《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了“后现代”的所指。后现代现已成为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主流话语。当然,目前中外对后现代概念和内涵的读解甚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没有形成一个为大家公认的、给后现代这个范畴和它所陈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科学定义和界定。本文采用了把后现代确定为:20世纪60年代是其萌芽、产生期,80年代是其发展期,90年代是其形成期的看法。

后现代并非是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一个时间概念、一种文化状态、一套价值模式,是破解现代性合法化的过程,它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重整和改写,即它颠覆了现代主义的中心论,改写现代主义的某种理想性和价值观,凭借大众文化的多样性和表面性对抗现代主义所宜扬的理性主义和宏大历史的叙事观。哈桑在其《走向一种后现代概念》的文章中,把形式、目的、等级、中心、确定性等归纳为现代性特点,而将游戏、反形式、无政府、过程、参与、弥散、片段性、不确定性等划归为后现代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后现代的表征为:语言消解、去除中心、非同一性、多元共生、折中主义、否定权威、专事颠覆、蔑视限制、百无禁忌等等。正如我国旅美学者田晓菲所言:“后现代,确切地说,是一种心态,一种存在状态,而不是一种哲学……,它具有强烈的自觉性,并因此有自嘲,也有嘲弄—嘲弄传统和权威。”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把后现代的思想范式概括为:反本质主义、反权威主义、反理性主义、反本体论神学、反主体性、反形而上学这六个方面。

后现代的出现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后工业革命时代高科技与电子媒介的发展,自由市场的高度完善,商业资本走向跨国化,信息传播渗透到所有的空间,社会文化变迁向纵深拓展,商业文化(消费文化)随之迅猛发展起来,并冲击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人的欲望被追逐着满足,人们在享受着丰富物质的同时,又在受着欲望的折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众时代(后现代从某种程度上说已成为大众时代的同义语)。阿多诺就认为大众时代具有商品化的趋向和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这种文化代表着后现代文化的性质,是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操纵性、控制性等特征。这个时代由于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过于紧张的生活节奏,使得传统文本形式成为现代人不能接受的复杂消遣,人们快捷而便利的消遣方式是看电视等,因此,后现代已由过去的语言中心转向了视觉中心,也就是说后现代主要是一种视觉文化的社会,其视觉表现形式就是平面、拟象、拼贴、挪用、剪接、切换、戏谑、戏拟。因后现代同商业联系紧密,且媒体的快速发展与传播,故有学者把其称为: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时代。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已完全是另外一派风光,电影电视、综艺报刊、流行音乐、广告时装、体育文化、消费文化、网络经济都已堂而皇之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兴产业,并已成为或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无疑是具有“消费社会”逐渐形成与宏观社会背景相联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后现代大众文化是后现代经济方式的产物。

正是后现代高科技与传媒的迅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促成后现代文化产业化的形成,广告、公关手段的运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消费意识形态,光彩夺目的广告营销环境,则创造了一个能够有力地刺激大众消费的象征符号世界,使广告在这个时代成为主导文化形式之一,形成了广告产业并在迅猛地扩展。由于这个时代物质生活的极大提高,人们由传统工业社会追求产品的功能满足转变为对感觉、审美的追求。在这种语境中,现代广告的传播方式和艺术技巧显得不合适宜,广告随之进人了后现代广告传播时期。因此,后现代广告传播是相对于现代广告传播而引出的概念。后现代广告改变了现代广告的风格,往往以晦涩的表述、冷傲的形象、模糊的意指;以荒诞、戏谑、嘲讽、自虐的形式表现。后现代广告实践完全映证了后现论大师詹姆逊对后现代艺术所归纳的平面感受—深度模式削平、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消失、复制性—距离感消失等审美特征。后现代广告遵循浪潮化的时髦运作程序,采用大批量复制的传播手段,平面拼贴化的艺术制作方式,来实现广告的目的,达到广泛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二、后现代广告传播的特征与风格

后现代广告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有着自身明显的风格与特征:

1.意识形态化。后现代广告明显体现出主观性和意识形态化。它否定理性价值、反对人本主义、拒绝历史深度、消解艺术形态。后现代广告制作者认为:正是由于以人为中心主体理性的存在,导致人的物化、异化、对象化,使人失去了本真。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后现代广告热衷于平面化视角,广告内容表现的无价值、无理性成为他们的时髦口号。他们拒绝一切诊释标准,主题至上、意义先行,放弃道德与非道德、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界限,完全抛弃了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一些深度标准。比如,在反权威这点上:意大利的“迪赛尔”牛仔装广告,将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的合影照,拼贴成三位首脑各抱着一个身穿迪赛尔牛仔服美女的广告;美国的药品“强效头痛片”广告,则用贴有莱文斯基照片的克林顿的头像来传达。昔日领袖、权威、偶像经常性地成为后现代广告戏弄的对象,其背后的用意就是对生活在后工业时代人们压抑心理的一种抚慰,对渴望挣脱束缚而获得自由心理释放的迎合。后现代广告的表现形式也大都由具象转到了抽象,由再现转到了表现,甚至广告脱离了商品的侄桔,广告主题总游离于商品之外,广告传播的不是完整的商品信息,而是些散乱、模糊、嘻皮、无逻辑的叙事,散播着一种视觉游戏,广告传达的观念、意识成为消费者的需要和追求,有学者把其称为“观念经济”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广告作为观念、意识形态的载体而不断释放其能量。

2.自我表现化。后现代往往是通过后现代信息媒体来向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进行挑战,从而消解那种不断压抑人、操纵人、控制人的中心权力话语,使自我获得感性解放和本能释放。自工业革命以来被压抑了几百年的人性似乎在后现代重新获得了释放,人们叫出的口号是:回归自我(所以后现代也称之为“我时代”或“我文化”)。后现代广告往往以第一人称来拉近与目标消费者的心理距离。1989年美国艺术家芭芭拉·克鲁格手持信用卡,站在大庭广众,直接向消费者展示《我消费,故我在》的广告卡片,成为自我表现广告的典型。从近些年来在我国广告界流行的宜传个人自由和自我价值的Me广告诉求也可见一斑。如“我行我素,越穿越美”(珍妮亚服饰),“我来我征服”(乔丹运动鞋),“喝贝克,听自己的”(贝克啤酒),“我的个性,我选择”(威鹏服饰),“走自己的路,让另四人去说吧”(野战饮料),“我的时代,我选择”(TCL电脑),“我有我的一套”(熊倪服饰),“该怎么样?自己喜欢就可以,自己自在”(护舒宝),“我选择,我喜欢”(安踏运动鞋),“我的空间,我是我”(太平洋鸟休闲服),“把精彩留给自己”(李宁牌运动服装),“青春没有失败,亮出你自己”(非常可乐),“我有,我可以“(佳得乐运动饮料),“我的感觉,我相信“(奥的利饮料)等等。

3、形式符号化。广告传达与流行在媒介中必须符号化后才能得以传播复制。按照结构主义符号的观点,广告艺术正好是这种“能指的自我指涉体系”,作为广告审美刚好是沉浸于对符号能指的欣赏和把玩。后现代广告传播受后现论家哈桑“心灵新知直观”的影响,为摆脱语言的控制,完成广告从“我说语言”到“语言说我”的转换倒置,不断寻求新表述形式的符号和代码,企图用观念意象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来对现代广告传达方式进行解构。它意味着广告所表述的内容,不再是一种语义信息,而转换成一种符号信息,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视觉经验,一种人为的、虚幻意义的陈述单位。1960年,美国艺术家用广告表现手法制作了著名的《玛丽莲·梦露》的头像,来表达某种毫无疑义的社会表象,后感觉不够理想,于是,直接选用美元为形象符号,制作出《美元之歌》的作品,表露出他对商业化平面社会的感受。所以,后现代的商品消费已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消费者已由商品利益实体转向了文化需求满足。后现代广告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为其所特有的基本价值与意义的表现符号,这些符号成了后现代广告的基本视觉图形和借喻之物,有人干脆把这个时代叫做“读图的时代”。我们今天去一趟麦当劳、肯德基用膳,并非目的,而只是一种时尚心理的满足;在当今流行的耐克用品,许多青年人购买此商品并非于适用,而是为了耐克“勾”这符号而来,纯属追潮,这个符号已演变为自我、个性、叛逆的象征和旗帜。符号消费因此成为一批人的一种基本的生活风格和生存体验。

4.风格多样化。在后工业社会,各种文化艺术都被消解为一种平面化的东西,因此后现代广告不是一种具体的广告风格流派,而是一种普遍模糊的观念,他们对现代广告大师瑞夫斯的USP、奥格威的品牌形象论、屈特和莱斯的定位理论等给予公开的否定,不再认为广告只是某种单线行进之路,而是方向多变、风格多样的表达形式。他们大都是以娜愉、拼贴、拟象、戏仿、重复等方式创意制作广告,并且大量运用现代高科技电、声、光等形式,制作出艺术语言模糊的视觉幻影。就戏仿借用广告来看,它是后现代主义重要表现手法之一,即是用戏谑性的模仿来创制广告。后现论认为,由于文本的过度泛滥,当代已不存在独创性,有的只是模仿和抄袭。比如,达·芬奇的《蒙娜莉莎》成了手握香烟的香烟广告;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成了穿着泳裤的泳裤广告;罗丹的《思想者》成了抽水马桶的广告;鲁本斯的《河马之猎》替换成了运动员;安格尔的《瓦平修浴女》中的床替换成了沙发广告。他们妙用了后现代的艺术技巧,挪借了原有作品的内容,创造出了怪异形象,表述了完全不同的含义。他们将历史与前卫,现实与梦想,古典艺术和现代风格,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杂揉在一起以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正如英国学者伊格尔所说:“后现代主义是反映这种时代变化的文化风格。它无深度,无中心,漂移不定,自我指涉;它是游戏性的,往往从别处借来观念和意象加以折衷调和;它是多元主义的艺术,它无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划分,也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线。”意大利迪赛尔牛仔服系列广告,都是运用的后现代广告的制作方式,他们将美好与丑陋、精妙与拙劣同时担当广告形象,广告传播内容违反惯常思维,极其荒诞离奇、玩世不恭,广告中宜扬着一种生存方式:为了成功地活着。

三、后现代对中国广告传播的影响

后现论来到中国,如果从詹姆逊1985年到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到后现代一词算起至今日已近二十年了。詹姆逊认为,后现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正在与国际全面接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而后现代作为现代之“后”,正在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一种主流文化,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就不可能脱离后现代这个全球性的思想语境。

后工业时代对于还在把“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的今日中国来说已不是天方夜谭。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了市场经济的运作,使中国经济成为世界市场经济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使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借助于品牌、营销手段、传媒的力量,发达国家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产生了“示范效应”,就此在中国也催生出了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文化产业。你不可否认,后现代的脚步的确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当我们站在上海东方明珠高塔上鸟瞰上海夜景那喧嚣、喘息和灯红酒绿时,无疑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流行色。在今日中国的文化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上,人们更注重自我感受的消费,更倾向于时尚与流行,娱乐与消遣,某种风格潮流的引领,不再是某个权威的上层群体,而是大众共时性的一种行为。我们可以说中国正处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时代。

现代传播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现代科技;传播科技;现代传播

实际上,世界是多元化的世界,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化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是永恒的存在状态。多元化是一个有机的、运动的状态而不是僵死的状态。多元化与趋同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趋同性是多元化的引导,多元化是趋同性的生命基础。本文拟从传播四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手段和受众诸方面粗略地谈一谈科技进步带来的影响。

1 报纸传播媒介

报纸是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也是书刊、杂志等其他以文字为主要传播符号的出版物的典型代表。报业的工作流程大体是:采写、修改、传送、编辑、审定、排版、印刷和发行。其中各个环节在电子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管理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均使传统的手工操作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例如,记者的采访工作由于微型盒带式录音机,长记录时间的数码录音机和摄录一体机的使用实现了所谓“电子新闻采集”(ENG);计算机的普遍应用和实用软件的不断丰富使编辑记者在写作和修改过程实现了“以机”,编辑部采用的网络自动化办公使得文字编辑实现了资源共享。在传播内容方面,为了体现文字类传媒接近人类的思维方式,比较容易进行抽象和概括因而对新闻信息的报道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的特点,新闻记者对于新出现的新闻线索,往往要在采访前对相关背景材料作充分了解并在写作过程中对读者(受众)尚不知晓或不太清楚的事件背景和来龙去脉进行介绍,以便读者充分了解该新闻信息的全部内容。这一工作若按手工操作办法,不仅费时费力,效率低下,还极易损坏一些珍贵资料。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发展,电脑新闻资料库得到极大丰富,为记者、编辑等传播工作者的资料查询提供了很大方便。在稿件的异地传送方式上,从前的邮政信函已被Fax(传真)和E.mail(电子邮件)所代替,大大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已经有许多蓬勃发展的电子刊物每日每时向世界各地传递大量的知识与信息。科技进步给出版界带来的种种变革使越来越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版面活泼、印刷精美的作品不断充实和繁荣出版市场,也给出版物这一历史最悠久的大众传播媒介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2 电视传播媒介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如何获得更多的观众(受众)?如何利用现有频率资源更有效地传播更多的信息?这些都成为电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解决问题的出路还是在于技术进步。举例来说,电视双伴音技术是对同一电视节目配有两种不同语言的伴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地区收看电视的问题。利用字幕技术和电视画面合成技术改善残疾人的收视条件,我们看到的情形是:播出电视新闻节目时,在荧屏的一角安排一个小画面,由另一位主持人用哑语“播音”,帮助聋哑人了解新闻内容。采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可以增加有效信息的传输量。高清晰度电视以16∶9的宽屏幕加上其一千多行的扫描线,使它的一帧画面信息含有量比普通电视画面一帧的含有量高出很多,据日本NHK的专家测算,这一高出比率大约是5倍。另外,图文电视广播技术利用全电视信号中的场逆程时间传送数据信号,在不影响正常节目的同时,充分传输了其他有效信息。图文电视技术具有速度快、费用低、接入简单等优点,在我国的各地电视台中应用较为广泛。它的典型业务是传送股票证券行情。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用图文电视数据广播开展远程教育将成为一个新的热点。

3 国际互联网传播媒介

目前,国际互联网开始兴起。它以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依托,触角迅速伸向各个领域。由于它能传递数据、文字、图片、声音和活动影像5种人类信息形式,很快便成为公认的第四媒体。它的出现连同卫星通信的快速发展对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似乎使世界的范围逐渐缩小,“地球村”的概念由此产生。互联网的特点:一是范围广、时滞短和交互性。二是使信息朝着更加集中,同时也更加分散的两个极端快速发展。前者指的是随着不断加入与更新,网上各门类、各形式的信息总量逐渐扩张。后者指的是具有个性化的信息传播日益突出,每个人都可在网上接收和信息,即传播者和受众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可以发生更迭。三是对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包容性使它成了其他传播媒介的载体,网上报纸、网上刊物、网上转播层出不穷。基于互联网的这些特点也即优点,加上科技进步带来的上网手段的不断增多,如除计算机外,还可通过机顶盒和符合WAP的手机上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互联网使用者的行列,“网民”的队伍日趋壮大。互联网的出现的确给传统的传播媒介造成很大冲击,由此也产生了“媒体融合”、 “广播电视将要消亡”之说。但从技术上说,互联网目前仍主要以电话线路为接入方式,其宽带和传输速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传送活动图像的效果并不理想;很多网站受服务器性能的限制,同时接受多方访问的能力也不够强。因此,尽管互联网“神通广大”,但完全取代其他传播媒介至少在较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把它称作“第四媒体”,无论是从传播媒体总的数量意义上来说,还是从时间先后的排行来说,都还是比较准确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各类现代传播媒体在技术环境不断变更的条件下,从信息的采集、处理和传送等诸多方面产生了种种变化。虽然文中对所涉及的问题描述较为简单,既不够深入也不够广泛,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已大体说明了科技进步对大众传媒带来的影响。概括地说,由计算机技术带来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由卫星、光纤通信以及互联网带来的大范围和高速度,由数字化带来的高保真及其通过压缩冗余度带来的高效率,使得信息传播向着多、快、好、省的方向发展。各类媒体也由于功能上的互通性和技术手段上的一致性产生了所谓“会聚现象”,彼此间从相安无事演变为相互竞争,甚至可能出现优胜劣汰的局面。因此,如何谋生存、求发展成为摆在每种传统媒介面前的现实问题。出路大概只有一个:就是加强研究,不断探索,更多更快地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走科技强身之路。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现代传播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戏曲 现代化 传播

中国传统戏曲如何走向现代化,是近几年引起热议的一个话题。之所以引起热议,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中,传统的戏曲似乎被抛在了时代车轮的后面。而传统戏曲自身的艺术原则如深巷陈酒,依然有它自身的魅力在。如何使它的魅力不被时代的光华遮掩,许多人都做了不同的尝试。例如2003年,上海戏曲界联合举办的戏曲进校园活动,清亮或浑厚的嗓音,韵味十足的一招一式,服装脸谱和道具,的确让年轻的学子们激动一时。200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实施的中国戏曲经典原创动画工程,将传统戏曲与现代动漫相结合,一度被认为是戏曲与动画的双赢。2009年3月,中央电视台《体育人间》栏目播出了一期京剧演员跳街舞的节目,据这个演员说,他很想为京剧的发展做一些事情,但是他觉得京剧需要走一条新路,他想做一个尝试,把最传统的戏曲和街舞做一个对接。这一举动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京剧背景音乐配上现代的街舞,让观众很新奇。

这些尝试,都是在为传统戏曲的生存和发展探寻新路。但就其效果来说,并不能算是成功的。传统的戏曲仍然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笔者认为,传统戏曲的现代化传播存在如下问题:

传统戏曲现代化尝试,首位传播没有接力棒

在传播学中,首位传播是一种传播的技巧,能极大地提高传播效果。例如前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传统戏曲大规模挺进校园,前所未有;把传统戏曲用flash的形式来播放,前所未有;穿着京剧的服装,配上京剧音乐跳街舞,前所未有。这些都符合首位传播的特征。因为,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势必会因为其首位和新奇而引发公众的关注。但是其传播效果并不持久,就像烟花被燃放到空中,只是刹那的辉煌和灿烂,转而销声匿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形成集合传播的强势,也缺乏连续传播的后劲。戏曲进校园,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完毕,观众看看热闹,曲终人散。最多是媒体做做相关的报道,然后就不见了踪影。一个京剧演员跳跳街舞,很新奇,但是用京剧和街舞相配,有点生拉硬拽,这种形式能接受的人毕竟不多,昙花一现,怎能为京剧谋求新的出路?

谈到集合传播和连续传播,传统戏曲可以借鉴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就是热热闹闹的传统历史文化普及传播,其中涌现了明星学者,如于丹、易中天、纪连海等人。传统历史与文化,也被认为是与时代相隔甚远而逐渐被人们忽视和遗忘。但是这场传统历史文化大规模的普及活动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集合传播和连续传播在其中功不可没。四个媒体齐上阵,于丹等学者在电视上开讲座,在出版社出书,上报纸新闻报道,在网络上频频见诸各大门户网站。热闹一阵后,这股传统风潮却方兴未艾。接下来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百家讲坛》陆续播出了系列的传统文化普及知识讲座,出版社陆续出版学术普及性图书,学术明星不断涌现。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论语》,关注《三国演义》,关注《三字经》,关注历史。传统戏曲的传播如能像这样加大传播力度并持之以恒,生存和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传统戏曲现代化尝试与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是传播学中强调大众传播效果的理论,它认为大众传播中,公众舆论造成的意见环境,影响传播的效果。

在戏曲传播中,沉默的螺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戏曲本来就是一种大众文化娱乐形式。由于大众对传统戏曲生存的关注,引发了探求传统戏曲现代化生存的热潮。从社会心理机制的角度来看,公众对这一传统艺术的心理反应,就是一种鸡肋心理,就像一个非专业人士收藏了一件有价值的古董,既珍爱它,不忍心毁弃,又渐渐地疏远了它。他知道它是有价值的,但是又不知道该怎样让人们充满热情地去关注它、爱护它。他不知道,是给这遥远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董抹上新漆,涂上鲜艳的花纹来吸引人们的眼球,还是用一个新的盒子,装上这个本来模样的古董给人们观看。在这种惶惑中、不安中,这样的社会心理就像一个沉默的螺旋,推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尝试。这些尝试反映了社会心理过程,可是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也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沉默的螺旋否定了这些尝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沉默的螺旋把传统戏曲现代化的尝试推向潮头,但是它又把它们从潮头拉了下来。当人们用好奇的眼光审视这些尝试的时候,最终公众还是无法真正接受,不能认可这些尝试,这种沉默的否定,让这些尝试昙花一现。

传统戏曲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因素不可忽视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卢因提出了把关人理论。他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指出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做出决定。传播学者怀特认为在大众传播中,传媒组织成为实际中的把关人,由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决定哪些内容最后与受众见面。把关人理论把信息的传播归因为大众传媒组织的有意操作,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影响传播效果。

在传统戏曲现代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从传播媒介或者大众传播组织作为把关人的因素来看,其对于戏曲传播效果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现代生活中,电视传播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传播途径。传统戏曲每演出一场,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人们去现场观看戏曲演出,也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而电视传播的权威性和便利性,使人们更多地通过电视来了解戏曲。这对于戏曲更为广泛地流布和传播,应该是有利的。但是,如果从把关人,也就是电视媒体选择戏曲信息进行播放的角度来看,电视媒体对于戏曲的传播既是有功之臣,又有很大程度的损害。

从利的一面说,通过电视这种便捷的传播途径,观众对传统戏曲有了更多的了解,像一些传统的经典剧目,逐渐深入人心。例如一说起黄梅戏,多数人都会知道“夫妻双双把家还”;一说起越剧,会哼上两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一说起京剧,能唱出“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个女人不寻常”;说起豫剧,人们会唱“那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武戏里,很多人都熟知《三岔口》……

从弊的一面说,电视里总是重复播放这些经典剧目,虽然能够强化传播的效果,但是也使人们对传统戏曲的丰富性和民间性丧失了认识和感受。传统戏曲本来有着很丰富的民间生态和基础,但是进入到电视媒体视野的,剧目往往很常见,演员也大多是老面孔。举例来说,笔者看中央台戏曲频道,《三岔口》都不知道播放了多少遍。在电视台举办的戏曲晚会上,历时多年,唱京剧的几个著名演员一直是占据舞台的常青树。

由于人们对电视台强势和便利传播的接受,由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去戏院或者现场欣赏戏曲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少。而现场欣赏戏曲演出,是戏曲民间性发挥的一个重要途径。人们在戏院中,共同欣赏戏曲演出中的唱念做打,共同喝彩,群情振奋,集体沉醉,对于戏曲魅力的发挥和人们情绪的调整,都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人独坐家中看电视,这种气场完全丧失,自然戏曲的魅力也会大打折扣。

在这个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媒体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传播媒介,真正成为强势的大众传播平台。而在这个平台上,戏曲的声音并不多。关于传统戏曲的网站、新闻、论坛相比之下寥若晨星,而且反响甚小。有时候传统戏曲相关新闻被热炒,却让人悲哀地感觉,传统戏曲只不过是一种附庸。比如电影《梅兰芳》的上演,曾经在网络中沸沸扬扬地热闹了一段时间,似乎让人们对京剧又关注了一把。可是看到网络中的诸多评论,对于演员、演技、梅兰芳的私生活的关注才是焦点。《梅兰芳》火了,可京剧没有因此而火。

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要适度发挥

美国学者拉斯维尔和赖特提出,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中,除了监测功能和协调功能外,还有传承文化功能和娱乐功能。娱乐功能可以表述为:给人们提供消遣而不一定提供任何其他功能性价值。那么在媒介形态发挥娱乐功能的时候,明星的生产与消费,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因素。

对于中国传统戏曲来说,一直以来,明星都是戏曲繁荣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以前的戏园子,明星叫角儿,追星叫捧角儿。角儿一出场,必是满堂彩。看客们看一场戏,如果看不到角儿的身影,比没有吃饭还失落;如果看到了角儿,比中了还高兴。捧角儿的热情比现在歌星的粉丝追星的热情毫不逊色。1927年,北京《顺添时报》评出了京剧四大名旦尚小云、梅兰芳、程砚秋和荀慧生,一时之间,京剧因为这四大名旦而名声大噪,红遍神州,甚至冲出国门,走向海外。例如梅兰芳在美国举办个人专场取得巨大成功。而现在,虽然传统戏曲的各门各派也有不少的传人,甚至也得过国家设置的各种戏曲奖项,例如梅花奖,但是具有个人魅力、红遍大江南北的戏曲明星却非常少见。而和传统戏曲一样冷僻的其他传统艺术,却造星不断,以至于那些由于有明星产生的艺术热潮不断,而戏曲却香闭幽闺难为众人识。

明星必须具有非同一般的个人魅力,因此吸引观众和读者去接触他所引领的艺术。这样,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才更容易发挥。明星的个人魅力,有时能带动一个娱乐产业的发展。例如,梅兰芳和京剧,常香玉和豫剧,侯宝林和相声,赵本山、小沈阳和二人转,都是耳熟能详的事例。再比如现在谈起三国,言必称易中天;谈起清朝,言必称纪连海;谈起论语,言必称于丹;谈起明朝的那些事,言必称当年明月。这些明星给文化的普及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让那些冷僻的传统艺术样式以及尘封的历史,甚至被人冷淡的古文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

比如赵本山和二人转。二人转是东北的地方戏,形式并不复杂,一男一女,服饰鲜艳,造型搞笑,手拿扇子或者手绢,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声腔粗犷高亢,语言幽默诙谐。这样的地方小戏,却因为东北出了几个娱乐明星,走红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走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舞台。试想一下,传统的戏曲,比二人转更精致更复杂更有魅力的何其多也,近年来却很少能赶上二人转的火爆。东北人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外地人去东北,一定会想到去刘老根大舞台看二人转。可是,如果外地人到北京,会想到一定得去京剧院看京剧吗?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擅场的时代,如果有可能,人们是一定要去看梅先生演出的京剧的。而现在,戏曲界有这样充满魅力的明星吗?再比如近年来比较火的学术明星们,对于一般人来讲,历史文化,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学术明星的出现,让这些历史又火了一把,形成了文化普及的热潮。学术明星为学术与大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在现在这样一个大众文化传播的时代,无疑是顺时顺势而行,不仅有助于学术走出神秘的象牙塔,而且有助于提升大众的文化品位。那传统戏曲呢?从这些文化艺术明星的生产和消费中,能否得到一些借鉴?

传统的艺术需要在新的时代保持生命力,但是自身的艺术原则和标准仍然是其魂魄,不能因为要紧跟现代步伐而丢掉最基本的特点。传统戏曲的现代化探索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有不断的探索,本身就是艺术繁荣的一个体现,也是传统戏曲不断前进的动力。

参考文献:

1.丹尼斯・麦奎尔[英]:《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2.杰伊・布莱克[美]:《大众传播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丹尼斯・麦奎尔[英]:《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易中天:《帝国的惆怅・历史之错》,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

5.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7年版。

现代传播范文第5篇

现代传播手段的优势自不待言,关键是如何利用此优势来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绵延至今的中华文化令每一位炎黄子孙自豪无比,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文化不能够也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断送。然而,当前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却又让人忧心如焚。于是有了王立群先生“甘当文化奶妈”的豪情。但诚如王先生所言:“真正的奶妈了不得,也不好当。奶妈首先要有奶,否则就无法哺育孩子。‘文化奶妈’,首先得有渊博的、深厚的文化知识,否则也当不好这个‘奶妈’。”①“有奶”可谓“文化奶妈”的第一要求。只有传统文化素养深厚之人才能负起此重任。如自己就营养不良,还谈何践行“奶妈”之责?虽然也不乏“聪明”者为一己私利不惜弄些假冒伪劣之物来糊弄民众。其次,要会奶。文化传播毕竟不同于本能的奶孩子,“有奶”不等于“会奶”。

初创时的《百家讲坛》,主讲人也不乏资深的传统文化研究权威,但影响却不如现在。原因一则在于主讲人的“讲艺”,一则在于节目的策划、制作和定位。将大学讲堂搬到银屏上的最初设想遇到了收视率的挑战,策划人不得不调整思路,“把学问当评书讲”,增强故事性,同时紧跟热播电视剧,插入大量图片,以吸引受众的眼球。收视率遂大幅攀升,《百家讲坛》成了央视的品牌栏目。②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其学术性的质疑、抨击。在此背景下,《王立群读》”以严谨的学术性弥补了栏目先前的不足,赢得了受众的普遍青睐。王立群先生可谓一称职的“文化奶妈”。

首先,其学术功底深厚,“讲课”艺术高超。王先生的学术功底从其代表性成果即可窥一斑,专著如《现代学史》、《成书研究》等,论文如《北宋监本与尤刻本的承传》、《成书考辨》、《次文类作家编序研究》、《从綦毋邃注看宋刻本注的演变》等。尽管王先生以“读《史记》”蜚声海内外,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则是“文选学”研究,故成果多在《昭明文选》方面。无论是出版社还是的刊物,在国内均属一流。正因为以如此精湛的学术功力“读《史记》”,所以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十大名嘴”评选中,王先生获得了“最学术”主讲人的称号。其“最学术”体现在:一是“没有文献依据的话不讲”。“《百家讲坛》的课很难讲。我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那就是没有文献依据的话我不讲。”③二是缜密的逻辑思维。我们以《琴挑文君》这一集为例来看其“最学术”。

该集从戏剧史上有名的折子戏《琴挑》开始,简单介绍了司马相如后,便直入主题,讲官场失意的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家贫无以自业。在此落魄之际,好友临邛县令王吉相邀,于是有了与卓文君这一流传千古的爱情佳话。但王先生以学者的睿智撩开了蒙在其上的神秘面纱,揭示了司马相如劫财、劫色的本质。首先分析相如琴挑的目的之一在于得到美女文君,此为劫色。接着分析以其老谋深算应该能想到回临邛开酒吧,但他不能主动提出,原因有三:一丢人,二不知道卓文君会不会同意,三担心卓文君生疑。此为劫财。为证实自己的观点,王先生提出了五个问题:第一,司马相如深知卓王孙是全国首富;第二,司马相如深信经过周密安排一定能够琴挑文君;第三,司马相如深知自己“家居徒四壁立”的环境无法养活“万金”小姐卓文君;第四,司马相如深知卓文君在成都受不了穷,一定会提出来到临邛找他老爸;第五,司马相如深信作为全国首富的卓王孙丢不起这个人,一定会拿钱出来摆平。

这五个问题步步为营,且让人不能不承认,既承认就不能不得出这场美丽的爱情故事竟是一场先劫色、后劫财的骗局的结论。此结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完全合乎学理,但还是引起了许多不愿面对此真相者的责难。于是王先生又在网上发表了《司马相如是“情圣”吗》回应这些责难。该文仅以《史记》、《汉书》中的《司马相如传》为文献依据进行了更为严谨的论证。确凿的文献加上审慎的推理使得王先生的讲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在以“评书化”吸引受众的同时,又以严谨的学术性准确地传达出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为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揭示了一条科学的道路。

借助现代传播优势,让更多的人了解、热爱传统文化,使其精髓更好地得以继承、弘扬,是传统文化现代传播的根本目的。《王立群读》的成功也就在于做到了这一点。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的学术眼光,使其能够准确地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丰富的教学实践、高超的讲课艺术使其能够深入浅出地将之传达给受众。《董生对策》即是其范例之一。

节目开始,王先生讲了古代博士的含义、目不窥园的典故及举首、策问、对策等汉代察举常识后,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著名的《天人三策》。王先生认为《天人三策》三方面的内容引起了汉武帝极大的兴趣。第一,新王改制解决了西汉王朝的合法性问题。主要包括两点:一改正朔,二易服色。对此王先生作了浅显的解释。改,就是改变;正,就是正月,是一年之首;朔,是初一,是一月之首。一个王朝建立后要把历法改一下,这就叫改正朔。易也是改变,服色就是服装的颜色。自古以来,不同朝代崇尚的颜色不同。新王朝要把旧王朝的颜色改成自己所崇尚的颜色,这就叫易服色。此举目的旨在强调君权神授。强调皇帝的权力是老天给的,是天意,别人不具备这个天意,就不能再折腾,再折腾就是造反。第二,《天人三策》给汉武帝毕生追求的中央集权提供了大一统的理论依据。第三,兴太学,举贤良。这是董仲舒提出的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具体做法,也是他取得汉武帝信任和喜爱的一个方面。第四,尊儒。《天人三策》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意思是说,不在六经的、不在孔子著作范围之内的,这些书不要让它流传,这就是所谓的独尊儒术。这个建议马上就被汉武帝采纳了。第五,更化。董仲舒认为从汉朝建立以来,经过了几十年,之所以发展不快,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东西需要改而没有改,所以董仲舒提出更化说,就是要改革。这五个问题,都是汉武帝做皇帝后最需要解决的,所以董仲舒深得汉武帝信任。

接下来王先生又分析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缘由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当皇帝的人都喜欢法家那一套,但是秦亡又给后来的皇帝敲响了警钟。这就需要在法家外面披上一件很漂亮的外衣、一件很温和的外衣。经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就是这件最合适的外衣。再者,中央集权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统一。而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就是要用儒家学说来统一思想文化。因此,董仲舒尊儒的主张很快被汉武帝采纳。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正面看,它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对民族的凝聚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建太学和尊儒相结合,在2000多年的历史上造就了一个以儒家思想、儒家学说为价值观念的文官集团。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贡献非常巨大。“独尊儒术”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导致了文化专制。经过如此生动浅显的讲述,玄奥的改制、神秘的《天人三策》,一下子变得通俗易懂了,真正达到了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受众都能听明白的地步。

其次,通俗而不媚俗,生动而不戏说。更为可贵的是在形象生动的讲述中,王先生决不因通俗而媚俗,决不戏说。传播传统文化,目的是要以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建构民族精神文化家园。为了所谓的轰动效应而不惜牺牲学术尊严的媚俗,则与此目的扦格不入。通俗是为了化俗,是为了提高民众的素养。通俗必须适度,超越了此度,即为媚俗。

王先生的“最学术”,也正体现在始终把握住了这个度,始终坚持着自己“没有文献依据的话不讲”的学术原则。宫闱斗争历来都极富传奇色彩,瞬息万变,头绪繁杂,容易吸引人,但不好把握,稍有不慎就会走上戏说的路子,但王先生却既能坚持学术标准,又能充分发挥“评书化”的优势,得心应手,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如《储君之争》这一集首先从窦氏当上皇太后讲起。在窦太后心目中,小儿子梁王刘武是最合适的储君继承人,原因有二:一因母亲多偏爱幼子,二因景帝说过传位梁王的话。接下来分析景帝此话乃应景之语,一则为讨母亲欢心,一则为安抚梁王。所以尽管梁王平定七国之乱立下大功,但景帝次年马上就立长子刘荣为太子。由于刘荣之母栗姬在景帝意欲托孤时的不理智,加上王夫人作梗,致使太子被废,这使本已死心的窦太后觉得又有了机会。面对母亲的要求,景帝一方面表示自己同意,另一方面又说需要朝议,其目的就是要以朝议封太后之口。因为亲情、祖制和梁王的骄横,决定了景帝不可能传位给梁王。于是,以袁盎为首的一批大臣直接去见窦太后。袁盎讲了春秋时宋宣公传位于弟导致宋国四代不得平安的故事,使得窦太后哑口无言。但梁王不肯就此罢休,派刺客刺杀了反对立他为储君的大臣,结果最终失去了争夺储君的资格,抑郁而死。于是这场储君之争就剩下了王夫人的儿子皇十子刘彘。

单线条电视语言的讲述中,王先生将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历史变得简单了、有趣了,但这依然是以学者的睿智将史料稀释、组合的结果,其学术含量丝毫未减。

自身优势加之《百家讲坛》的编导思路业已成熟,使得《王立群读》迅速走红。这种走红,显示了传统文化现代传播的成熟――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的最佳结合,显示了一条借助现代传播手段让民众了解、熟悉、热爱传统文化的正确路子。没有学术研究作基础的所谓传播、弘扬,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因为它不能保证将传统文化的精髓如实地传播给现代社会,达到反哺现代文明的目的,反而会因不当的传播将非精髓的甚至糟粕的东西传给现代人,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解。

如果以“评书”甚至“戏说”代替学术研究,并借助现代手段将之传播,则危害更大。这与其说是传播,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的解构、颠覆。概言之,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必须坚持学术第一位的标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十七大报告语)。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探寻民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伟大目标。(本文为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课题《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与创新教育――以古代文学创新发展为研究中心》,基金项目:2007―JKGHA―135)

注释:

①刘浏、李向红、刘成群:《王立群:学者要有甘当“文化奶妈”的精神》,《河北日报》,2007-05-08。

②夏维樱、蒲树柔:《现象观察》,《望》,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