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密切关注价格上涨的潜在趋势

*年年中以来，消费品价格及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更加明显。*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8％，其中8至12月涨幅均在6.2％以上，食品、居住价格上涨是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原因。在食品价格中，粮食上涨6.3％，肉禽及其制品上涨31.7％，蛋上涨21.8％。*年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5％，其中乌鲁木齐、北海、惠州、北京、南宁、宁波、兰州、重庆、长沙等9个城市同比涨幅超过了15％。

受全球性通货膨胀输入因素、国内资源要素成本推动因素、农业生产增速下降因素和价格翘尾因素的影响，*年我国将继续面临较大的价格上涨压力。

(一)全球性通货膨胀输入因素

自去年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形，燃油、食品和许多消费品价格都在上涨。在“金砖四国”(BRICs)中，*年巴西CPI上涨了4.5％，俄罗斯上涨了9.4％，印度上涨了5.2％，中国上涨了4.8％。在发达国家中，美国CPI达到2.8％，欧元区CPI也上涨了2％以上。

其一，全球化所带来的工业快速增长和需求增加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和大宗商品紧张，在流动性过剩和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价格持续上扬。

其二，受石油价格高企推动的谷物燃料化以及新兴国家粮食需求上升的影响，近期同际粮食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这次的食品价格高涨，不是出现在供给不足之时，而是出现在全球粮食产量创新高之际。空前大丰收之所以无法抑制价格上涨，原因在于，美国乙醇产业发展以及许多新兴国家需求上升两大根本性变化改变了世界需求。作为粮食的净进口国，中国近年来虽然采取了大量的支农惠农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粮食连续4年丰收，*年突破了5亿吨，但中国受国际粮食价格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由于粮食供给受诸多限制，无法对需求快速增长做出快速而充分的反应。因此，在饲料、食品和燃料需求爆发式增长的情况下，粮食供给的丰收仍然不足以弥补需求的更快速度增长。联合国粮农组织2月13日的报告指出，*年世界粮食产量有望显著增长，但大部分谷物价格仍将保持在创纪录的高位，有些谷物价格甚至仍将继续上涨。

(二)国内资源要素成本推动因素

前几年，由于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及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阻碍了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向下游产品价格上涨的传导。去年以来，我国劳动力的成本开始逐步有所上升，同时，一些企业依靠加强管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在下降。今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力成本将有所提高。这些因素在短期内也将促使上游产品价格向部分下游产品价格上涨的传导，加大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以及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有所加快。*年1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7.1％，与此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9％。因此，今年我国将面临着工业品出厂价格以及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双重压力。

(三)农业生产增速下降因素

*年至*年，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10.1％，10.4％，11.1％和11.4％，速度不断加快，与此同时，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却在持续下降：*年至*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6.3％，5.2％，5.0％和3.7％。其中*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大幅回落了1.3个百分点，这与*年我国肉类、蔬菜价格显著上涨是密切相关的。

今年初我国多个省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了较大影响，要扭转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连续4年下滑的局面，难度很大。

(四)翘尾因素

*年上半年CPI上涨中翘尾因素的影响将高达5.0％，虽然下半年翘尾因素的影响将下降到1.8％，但全年平均仍将达3.4％。

今年CPI上涨水平将主要取决于新涨价因素的高低。受翘尾因素高企影响，即使没有任何新的涨价因素，今年上半年CPI上涨也将高达5.0％以上；如果考虑到新涨价的因素，今年上半年一些月份CPI上涨将在7.0％以上，因此短期内物价上涨压力较大。

如果今年新涨价因素为1.5％、2.0％、2.5％三种可能性的话，再加上3.4％的翘尾因素，则今年CPI上涨将达到4.9％、5.4％或者5.9％。总之，今年全年CPI上涨将呈现出高位徘徊、前高后低的运行态势。

鉴于短期内物价上涨压力较大，应采取预防性措施，控制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使之不要偏离价格稳定的轨道，防止前期通胀的传递和扩散效应加剧未来价格上行的风险；并利用当前财政收入较高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的投入，为城镇低收入家庭及失地困难农民提供补贴，做好应对价格上涨的各项相关工作，维护市场的稳定。

*年应继续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各级政府应显著加大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建设的投资力度，努力使保障性住房在总房源中的比重有较大幅度提高，平抑并遏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

二、特别关注次贷危机的扩散影响

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连续5年扩张的全球经济已开始减速，全球经济增长在去年第四季度已显著放缓。美国政府空前的救市行动一方面说明，美国经济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经济的成长增添了不确定性，*年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扩散影响。

“9?11”以后的*－*年，为刺激经济，美联储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一政策鼓励了各银行纷纷放宽购房贷款标准，推动了大批消费者购置房产，导致不动产价格攀升，继而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从*年6月开始，为在经济强劲增长时遏制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年6月29日联邦基金利率最终被提高到5.25％。当贷款利率提高以后，人们对房地产的需求下降，导致价格回落。与此同时，因为债务已经超过了房屋的实际价格，拖延还贷的现象显著增加，首先被拖欠的贷款就是所谓的次级贷款。美国住房市场的急剧降温，引发了金融市场的激烈动荡。目前美国各界对于是否会出现衰退以及经济减速的程度如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乐观论”认为美国经济将出现减速但不会出现衰退。“悲观论”认为美国经济将出现温和衰退或者轻度衰退。

自加人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断增强，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上升。*－*年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左右，而*年至*年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了20％左右，拉动GDP增长2.2－2.5个百分点左右。

根据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近期数据(*－*年)测算，中国出口增长率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美国GDP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率平均将下降5.2个百分点。

*年，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程度将取决于美国经济减速的程度。*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根据“乐观论”的判断，如果*年美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但GDP中度减速而下降到1.5％，则中国出口增长率将比*年下降3.6个百分点。根据“悲观论”的判断，如果*年上半年美国经济陷入温和衰退，假设全年GDP增速下降到0.8％，则中国出口增长率将比*年下降7.3个百分点。

三、更多关注结构性问题

(一)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偏

*年至*年我国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投资增速远高于GDP增速，投资消费比例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名义增长24.8％，实际增长20.1％。*年12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36323亿元，同比多增4482亿元。

(二)资源环境压力较大，节能减排任重道远

我国在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年我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5.5％，但能源使用占全世界15％，钢材使用占全世界30％，水泥使用占全世界54％。我国的环境问题也不容乐观，各种污染排放总量超过了环境容量。据国家环保局和水利部提供的数据，我国主要河流的污染物排入量都已经严重超标，水质达不到环保标准。*年，虽然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制定的节能减排任务仍然难度很大，任重道远。

(三)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恶化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6倍，*年缩小到1.9倍，*年扩大到3.3倍；基尼系数现在已经超过0.45。尽管这几年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投入的力度，但是我国城乡差距继续扩大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收入分配还在继续恶化。

上述这些结构性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并延续了一段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领域中的一些关键性改革不到位，比如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垄断行业改革滞后。结构性问题难以单靠宏观调控来解决，必须按照“十七大”报告精神，通过深化结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要实施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扭转落后面貌，就千方百计地上项目，扩大投资，造成整个宏观经济上投资规模的膨胀。因此，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应进一步提高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事权，加大对落后地区教育、卫生、环境、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以便减轻落后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要完善增值税制度，推进增值税转型，逐步建立起以流转税与所得税并重的税收制度，减弱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要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要改革现行资源、环境的税费体系，稳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借助环境税、资源税等价格机制，将资源勘探、环境损失、安全生产等成本统一纳入到资源价格中。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推动电力、电信、铁路、邮政等改革，加快社会事业领域改革，完善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