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知识范文第1篇

课程改革是整个教育改革的核心。当前,随着国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制定,国家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总纲也正在研究与制定之中。在制定基础教育新课程总纲过程中,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得到了充分的考虑,成为整个课程改革方案的宏观背景。这其中特别强调了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以及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等对现行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挑战和新要求,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思想。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方案毫无疑问地会对我国21世纪的教育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其思考又不可不深入,不可不周全。本文试图将课程总纲讨论中对现代科技发展的考察扩大到对整个后现代知识状况的考察,为新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个知识论的框架。在基础教育课程总纲讨论中,研究者们也已经注意到了当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和综合发展的趋势,并由此提出了更新课程内容、加强综合课程的建设等主张。

但是,仅仅注意到这些还不够,主要是因为:第一,这些考虑只注意到了科学技术数量的变化,没有注意到性质上的变化,即人们科学技术观念和科学技术知识性质上的变化;第二,在数量的变化方面,主要考虑的是自然科学技术上的数量上的变化,而很少考虑社会科学和人文知识数量上的变化;第三,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上,只注意到了发展的外部形式,而没有注意到发展的内部机制;第四,在科学技术价值的问题上,只预设了科学技术的工具价值,而忽视了它的人文价值;第五,单纯由科学技术的状况推论中小学校课程改革的若干趋势,忽视了学校教育教学生活中知识背景的复杂性,容易使得课程改革本身简单化,重犯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课程改革的错误;第六,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与课程改革的内在关系缺乏必要的分析。这些方面的不足会使课程改革一些正确的方案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理论的分析。

最终会影响人们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影响到改革的成功。扩大的研究就是要弥补上述若干不足,对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知识背景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和深入的分析。为什么在这个扩大的研究中用“后现代知识状况”而不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描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知识背景呢?主要的考虑有两点:一是当今人们常说的“现代科学技术”在数量和结构发生人所共知的巨大变化同时,在性质上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经不符合17世纪以来的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科学技术理念了。也就是说,今天人们所谈论的“现代科学技术”在性质上已经不属于“现代的”了,但它又不是与现代科学技术无关的东西,而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称之为“后现代的”。“后现代”与“现代”的区别主要不是时间上或逻辑上的“先”与“后”,而是科学知识性质上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二是“科学技术”这个概念在汉语语境已经被严重地窄化和意识形态化了。所谓“窄化”是指人们经常地把它的外延局限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上;所谓意识形态化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赋予其合理性、价值性以不可质疑的地位,丧失了理性批判的意识,自觉地接受有关科学词语的控制。科学技术概念的窄化会极大妨碍我们考察社会知识的总体状况,会诱使我们忽视人类知识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把局部的知识状况当成总体的知识状况,把局部知识背景的教育要求当成是总体知识背景的教育要求。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会遮蔽科学技术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系统的本来面目,导致对科学技术合理性和价值性的盲目崇拜。考虑到自然科学技术作为知识体系也只是人类知识总体的一个部分,“现代的”科学技术在性质上其实是属于“后现代的”,所以在扩大的研究中就不再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题,而以“后现代知识状况”为主题。

二

要分析后现代知识与当前教育课程改革的关系,首先就要对后现代知识状况进行概要的描述。而后现代知识状况又是与“现代知识状况”相区别的,因此,在描述后现代知识状况时,就不能不以现代知识为背景和参照。最重要的是,不仅是静态地描述两种知识状况的特征,而且要分析由现代知识状况向后现代知识转变的生动过程,探索后现代性知识是如何对现代性知识进行“批判和超越”的。自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里只能进行概括的介绍,作为后面基础课程改革问题讨论的基础。

———由普遍化的知识到境域化的知识普遍化的知识也可称为客观化的或绝对化的知识,是17世纪以来人类所形成的知识观,是现代知识最基本的性质。这种知识观认为:真正的知识是不以个人兴趣、爱好为转移的,也不是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是普遍有效的;知识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结果,是如实地“反映着”、“揭示着”事物“本质”的,而事物“本质”是稳定的、唯一的,因此知识也应是确定的、不变的;个人的认识可能会犯错误,但人类总是朝着真理的方向前进的;尽管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在获得知识的方法和途径上存在着重大差别,但都是把寻找普遍的、确定性的、客观的或绝对的知识作为认识的根本目的。

在20世纪之前,尽管哲学领域并没有最终确立知识普遍性和客观性,但是,普遍性和客观性仍然是各个知识领域内人们追求的目标。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性和客观性则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为知识的基本属性,知识也因此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而不是思考的对象。20世纪以来,这种普遍化知识观遭到了根本的批判,以至于最终不得不放弃300多年来古老的知识信念,接受“境域化的知识”观:不存在任何普遍有效和纯粹客观的知识,所有的知识只具有局部的、存在的esistential)或境域的(contexualizational)特性;这些局部的、存在的和境域的条件是知识形成的前提,而不是对知识形成的干扰,它们同时也是能够被恰当理解的前提:知识既不是对世界的镜式“反映”,也不是对事物本质的“发现”与“揭示”,而只是人们理解事物及其与自身关系的一种策略。

———由等级化的知识到类型化的知识等级性化或类型化是就知识总体的结构来说的,也关涉到生产、评价、传播等一些知识制度。等级化是指在现代知识总体中,不同的知识被依其价值划分为三六九等,排列成一个明显的知识价值的谱系或台阶。类型化是指人们已经不再按照价值的等级来评价知识,而是按照知识的类型来评价知识,不同类型的知识具有同等的价值。类型化是对等级化的解构和废除。现代的知识是等级化的知识,后现代的知识是类型化的知识。本来,世界是复杂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多样的,由此形成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也应该是多样的。但是,自古以来,多样的人类知识领域中就没有平等的知识,就像世俗社会生活一样,是有等级的,某些知识以真理自居,处于知识体系的核心位置,总是压迫着另一些知识。在古代社会里是一些宗教或道德知识占据这个位置。例如,中国古代社会就重道轻艺,视前者为本,视后者为末,前者压抑后者。西方中世纪教会对科学家的迫害也具有知识压迫的性质。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大工业时代的来临,科学知识逐渐地取代了宗教和道德知识,占据了知识系统的核心位置,其他类型知识价值是以其可以科学化的程度而论的。

科学知识被视为最有价值,在科学知识中,自然科学知识作为一切知识的典范尤其具有价值。人文方面的知识因其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明而成为最没有价值的知识,被放逐在知识世界的边缘。在所有知识中,科学化的知识是一种根据一定的制度得到检验和证实的知识,是一种公共的可以传播的知识。普通个人的知识则是没有制度化的,因而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被剥夺了传播的机会和权力。17世纪之后兴起的普及教育就是普及这种公共的、“普遍的”、“客观的”、“绝对的”知识。由此造成了对科学知识的依附,个体知识对公共知识的依附。这种不同类型知识之间的“压抑———依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是隐藏在民主政治之下的强有力的精神控制。产生这种知识等级、知识压迫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不做具体的分析。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知识的普遍性、客观性、绝对性观念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非常显然的是,人文知识和一般个体的知识是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因而也只能是处于知识帝国的底层。当知识的普遍性被解构之后,长期以来形成的知识帝国也就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知识共和国”,是各种形式的交往和对话。但是,知识帝国不会在一天之内被推翻,在真正的知识共和国建立起来之前,需要意识到并解构某些知识的霸权。在当代社会中,到处可以见到这种“知识的反叛”:殖民地国家对本土文化观念和价值的强调;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挑战;女性主义的兴起等等。在这个新的时代,比较明智的知识态度不是独断的、自以为是的,而是开放的、宽容的、理解的和对话的。

———由中立化的知识到价值化的知识中立化与价值化是就知识与价值的关系而言的。中立化的知识观认为知识作为对外部世界的客观反映,是客观的,因而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的,或者说价值无涉(value-freee)的。价值观的知识认为,不仅人文学科的知识、社会科学的知识,就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知识,都是渗透有价值的,反映着价值和追求价值的,因而是有价值偏向(value-bias)的,或者说是价值有涉(value-relevant)的。由于现代知识被认为是客观的、普遍的,因而知识是对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反映,不代表任何个体和集团的利益,是可以为所有人造福的,是人类的“公共财富”,因而在价值上是中立的。知识的发展取决于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知识分子是为知识而知识的,为科学而科学的。这是一种高尚的知识理想,激励着许多的知识分子为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人类文化事业的进步不畏强权,不计较个人名利。随着知识普遍性的被证伪,特别是随着知识帝国的被描绘,这种中立化的知识观就站不住脚了。科学社会的研究深刻地指出,知识的追求和传播无论怎样都不是脱离社会的,都是受着社会明显的或是隐蔽的权力关系制约的。社会控制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控制着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和传播知识的学校教师;反过来,随着知识的分配,也不断地产生着新的支配关系,或调整着旧的支配关系。福柯对这种社会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关系进行了非常深刻的研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福柯所谓的权力不同于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力,比后者要宽泛得多。在他看来,权力首先不是针对经济关系的维护和再生产,而是针对所有的力量关系的。权力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压抑:压抑自然、压抑本能、压制阶级、压制个人。知识权力也是一样。因此,全部知识的事业,包括教育的事业,都不是具有绝对价值,无可质疑的。通过知识既可以解放人,也可以奴役人。

———由分科化的知识到综合化的知识分科化与综合化是就生产、传播及运用过程中不同知识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分科化的知识状况是指在上述三个过程中,知识都是分门别类地进行的,彼此之间没有经常的、必然的联系。学者们也都以学科的归属来表明自己的身份。综合化恰恰相反,在上述三个过程中,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学科界限已被打破,更多地具有了跨学科的性质。古代人类的知识基本是不分科的,也很少有一些学科的著作和专家。哲学是一切学科的总名称,知识总体开始了分化,逐渐产生一些有着专门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学科,所有的知识按照学科的界限重组。17世纪到19世纪末,是现代学科分化的完成时期,奠定了现代学科的基本结构。现代学科分化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分化过程中还形成了各自学科制度,包括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知识传统、评价制度、职称制度、基本文献或实验室、研究学会等等。能够跨学科工作的人员是很少的。

不同学科专家之间彼此陌生,交流很少。因为对别人的知识领域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经常造成不同学科专家之间的意见冲突,贬低对方工作的价值。这种学科制度在促进知识发展的同时,也给知识分子带来了视野和心胸狭隘的毛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就对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综合化问题进行科学预言。他们的预言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变为现实。在战后冷战时代,为了进行军事对抗和发展经济,把大量的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集中起来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在各个学科内所不可能取得的科学发现和成就。学科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新的境界得以展现,跨学科综合化的研究和应用成为基本的研究和应用方式。尽管近代以来开始的学科分化仍在进行,但当代的分化基本是在新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综合基础上实现的。离开了综合,就谈不上任何形式的知识创新。与之相适应,一种跨学科的知识共同体也正在出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渐地取代科学知识共同体。知识分子既要做研究问题的专家,也要做人际交往的专家。

———由累积性的知识到批判性的知识累积性与批判性是描述知识增长的方式和机制的。累积性是现代知识增长的方式,主要依靠学科知识的积累,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突破,知识才有所发展。批判性是后现代知识增长的方式,既依靠某门学科知识的积累,更依靠知识的怀疑、猜测、争鸣和反驳。累积性的知识增长具有线性的特征,批判性的知识增长则具有非线性的特征。前者的道路是唯一的,资料的占有成为科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资料的发现成为知识发展的动力,最后的结果趋向一致的结论;后者的道路是多样的,问题的寻找和理论的猜测成为科学工作的核心,问题的深化才能促进知识的发展,新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产生,新的理论就在什么地方出现,没有一个最后的一致的结论,知识发展的方向是无限多样的。波普尔认为,“我们永远不能证明我们的科学理论正确,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否它们原来不是错的。但是我们可以使它们受到批评检验:理性批评取代了证明其正确”,“科学以理性批评为特征”。

在社会和人文知识领域,批判就更是知识进步的杠杆。社会和人文知识都是价值有涉的,没有批判,就不会有新的理论出现,而且,批判不仅是事实性的,也是价值性的。伴随着知识增长方式和机制的转变,人类社会的知识总量也发生极大变化,出现了知识激增和老化速度加快的现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是最近这些年人们所熟知的事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的知识领域,这种状况并不一致。我们所描绘的激增和老化速度加快的现象可能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知识领域而言的,对于社会和人文知识领域则不太适合。化学家、程序专家可以只读近三年甚至更新的有关文献,哲学家、教育学家却不能不读古希腊或先秦时期的作品。自然科学知识的淘汰准则与社会及人文知识的也很不相同。在批判性知识增长时代,社会与人文知识领域不是出现了激增和老化速度加快的现象,而是出现了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现象,社会生活中的知识霸权被解构。

三

毫无疑问,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人类社会的知识观念和知识状况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变化之大使得我们根本就不能把这些变化纳入到传统的观念中去。可以说人类的知识传统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断裂”,或者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不论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断裂”或“转型”会一直进行下去,并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意识到,现行的课程是现代知识状况的反映,是现代知识权力关系的运作的结果。不这样来理解,就不能把握现行课程的总缺陷,就只能在一些知识的表层进行课程改革,而不能触及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现代课程的缺陷就是由现代知识观所决定的知识霸权:强调统一性、标准性、压抑和蔑视个人知识、地方性知识;强调对书本知识的服从和机械记忆,不鼓励歧见和批判精神;由于分科而造成知识概念的支离破碎,知识的系统不能反映人们认识的真实情形;最为根本的,这一切都逃脱了理性和价值的批判,成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这种建立在现代性知识观基础上的课程是现代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现代性知识观出现危机的时候,现代性课程也危机重重。社会和个体对现代课程的种种抱怨都是对现代化危机的反射或反映。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为未来筹划的课程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深刻地反省我们在课程设计时所秉持的知识观,看看它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是面向过去的,还是面向未来的。在此基础上才能设计出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从而实现真正的教育革新。反思是不容易的,设计也是单纯技术性和规划性的活动,它们依赖于哲学的思考。根据以上分析,这里对基础教育课程提出几点一般性的建议,供同仁批评讨论:

———改变我们的课程理念。以往的课程理念强调知识的选择和组织,认为课程就是从人类总体的知识中选择出的有价值的知识,以合适的组织形式呈现给学习者。这种课程理念把知识看成是被动的,有待于被选择的材料,把选择的标准看成是外在知识的,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权力性质被忽略了,逃脱在理性的批判之外。一场又一场的课程改革只是在选择知识的类型上有所差别,在知识的根本性质和组织方式上没有差别,在重新生产现代的知识问题上也没有差别。新的课程理念应该强调课程知识的多样性、非系统性、文化性与开放性。课程本身不是学习的内容,只是学习得以发生的条件和更多汇聚的平台。

———重新审视课程的目标。知识性的课程目标应该被加以批判性地检讨,以显示出知识性目标的社会效果。掌握知识的要求是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方式。课程的目标应该超越知识而达到学习者的存在的关注。存在关注最基本的一点是要培养学习者对所学知识内容的批判性态度,包括对课程知识本身的不完整性的批判和对课程知识的社会历史效果的批判。批判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否定或抛弃课程,而是在批判之中使课程目标变得透明,并为更多的知识关联的出现提供条件。

———调整课程结构。现代的课程结构如同现代的知识结构一样是等级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被给予大量的课时和丰富的财政援助。而社会和人文课程则被放置在课程体系中边缘的位置。这样的课程结构在满足社会和个体的功利性、物质性的同时,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是学校和社会精神空虚的一个根源。未来的基础教育应该增加和开发人文和社会方面的课程,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社会,摆脱由现代性带来的意识和精神危机。

现代诗歌知识范文第2篇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贯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在缺乏前人经验可鉴的条件下，30年来以沿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不断试错，在“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经过试点，全面推开”的大原则下实现了渐进式的制度变革，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天，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名义GDP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相比，中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一批通过改革改组改造，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新国企应运而生，它们顺应改革和发展潮流，不断突破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在体制和机制转型中不断成长壮大，玉柴集团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国有企业实行国营企业制度。在国营企业制度下，国家以所有者的身份对企业实行统一经营管理，并统一支配其劳动成果。厂长或经理的任务就是按照政府的计划指令和相关政策负责生产；企业为完成生产计划所需的资金由政府财政部门按计划直接无偿下拨或部分通过银行信贷解决；所需物资由政府物资部门按计划和统一价格供给；所需劳动力由政府劳动部门统一分配；企业的产品由政府物资部门或商业部门按计划统包统配、统购统销；员工工资由政府按照统一标准发放；企业盈亏由政府负责，技术投入和设备改造由政府统一安排。企业惟一能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按照一定的技术要求，把政府配给的资源组织起来，生产出政府计划的产品。这种企业制度导致企业只有社会的统一目的，完全否定了企业和员工对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使企业员工失去了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发展的动力。在建国初期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这种企业制度曾经表现出很高的效率，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面临环境的复杂程度提高，这种由政府统一决策的企业制度必然难以适应外界变化的要求，最终退化为政府行政体制附属物。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到中国考察后，宣布了一个举世震惊的观点：“中国没有企业”，实质上就是对当时实行的国营企业制度的大胆批评。

1、国企改革早期经历曲折探索

1978年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家企业的扩权试点揭开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1979年7月，国务院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标志着以放权让利为重点的企业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扩权让利”早期，企业的积极性在利益的刺激下得到了释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关资料表明，1980年试点企业的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11．8％，上缴利润增长7．4％。但是，由于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从基数利润和留成比例的核定都是政府按照企业的不同情况一一核定的，这种不规范性再加上企业缺乏明确的责任约束，这导致了“扩权让利”后期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下降，企业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与政府的利益博弈，通过加大实物补贴夸大成本等手段回避上缴利润等责任，明里暗里与国家争利。有关资料表明，到1981年，全国工业企业上缴利润下降8．5％，1982年、1983年造成连年的国家财政赤字。

为了扭转企业与国家争利的现象，就必须用一种规范的方法来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就有了两步“利改税”政策的出台。由于利改税忽略了国有资产所有权对企业经营权的约束，导致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盲目膨胀，实施效果和初衷背道而驰。第二步利改税刚推出，全国就出现了信贷、投资和消费基金的严重膨胀，引起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过度增长，物价上涨率从1984年的2．8％猛增至1985年的8．8％，国有企业归还银行贷款本息的资金来源有一部分被转化为国家财政负担，国家财政收入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连续两年的滑坡，1986年底利改税就以失败而告终。

为了解决企业增产、财政不增收的问题，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全面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承包制办法是在总结前两轮改革的基础上提出的，在企业的责权利等方面的界定比以前更加完善，在实行初期效果显著。1987年企业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高，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了14．5％，利税总额增长12．9％，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8％。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承包者与发包者漠视国家利益的串谋而导致的利益激励弱化和责任约束软化，1988年国有企业效益开始下降，1989年的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了16．6％，1990年的利润总额更比上年下降了47．7％。到了1991年，国有企业已有1／3明亏估计暗亏即虚盈实亏者也在1／3左右，大多数企业已是负债累累，许多企业资不抵债，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2、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方向

经过十多年的行政性放权，国有企业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内在动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缺乏有效的约束、制衡和监督。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以明显或隐蔽的方式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国有企业已经从缺乏激励的极端状态走出来，到了缺乏监管的另一个极端状态。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改革的总体目标决定了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玉柴率先实践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按照一位从事我国企业改革多年的资深人士的说法，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早期完全是进两步退一步，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许多不能适应的企业只能被大潮吞没。玉柴集团作为一家地方的国有企业，一直坚持顺应改革发展的潮流，为自己的命运奋力拼搏，30年来产销量增长100多倍；销售收入增长400多倍，被中国企业界誉为“玉柴奇迹”。玉柴集团地处广西边陲，没有工业发展的基础和氛围，没有吸引人才的有利条件和区域优势；作为一家独立发动机生产企业，没有“背靠”任何汽车大集团，没有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却能够在改革大潮中顺势而上，我们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玉柴抓住了国企改革的重要契机，成功地推进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成为当初最早实践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之一。1992年玉柴进行了股份制改造，1993年玉柴股份实现了中外合资，1994年玉柴股份实现了美国上市，短短三年内玉柴集团实现的“三级跳”，为股份公司建设现代企业制度扫除了产权障碍，也为整个集团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打下了优良的基础。

二、“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要求

现代企业制度是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和组织管理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结合我国国情明确提出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总要求。玉柴集团在实践中坚持遵照16字方针，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1、产权清晰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任何有效率的企业制度都应是产权清晰的，否则必然影响产权功能的发挥，导致企业效率低下。产权清晰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的范畴，即表现为产权清晰不仅是静态的清晰，还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清晰。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一是指主体清晰，即谁是投资主体要清晰；二是结构要清晰，即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依其投资的比例享有相应的责权利要清晰；三是关系要清晰，即资产的归属、权益的享用等要清晰；四是作用要清晰，即投资者按其投资的比例，建立并规范以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监督与激励等机制。为了实现产权清晰，玉柴集团创造性地采用了“老树发新芽”的办法，将玉柴的资产一分为二，成立玉柴集团公司和玉柴股份有限公司。由集团公司以法人身份在原玉柴总厂基础上以募股设立方式成立玉柴股份有限公司，并持有存量资产折成国家股，同时代管从股份公司剥离出来的一些辅业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这样一来，既符合上市的股份公司产权清晰的规范，又解决了原有国有企业的股份由谁代表和管理的问题。最终使玉柴股份不仅在国内法人股市场成功上市，而且在纽约上市时也得到了国际专家的一致认可。

2、权责明确

现代产权制度下往往出现权责不明确的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经营者往往越权乃至滥用权利，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如美国的安然、世通公司管理层通过做假账给自己谋取巨大利益，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权责关系本是产权关系应该包含的内容，权责明确本是产权清晰的应有之义，将权责明确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主要是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特定背景下，针对前期国有企业改革中忽视责任的弊端而加以强调的。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玉柴股份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界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使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责权利相统一的内在机制，既能充分调动和有效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又能使所有者的利益不受侵蚀，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玉柴集团作为股份公司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以所占股份的份额对股份公司履行职责，在董事份框架下参与股份公司决策，与其他股东一起承担经营风险并分享投资收益。

3、政企分开

我国国有企业原有体制的一个基本特点和弊端就是政企不分，窒息了企业发展的活力，导致了效率低下。政企不分导致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不能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因而不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就必须做到政企分开。玉柴股份在成立时就借助新的产权安排实行了政企分开，国家只是股东之一，只能在董事会上代表国有资产出资额参与决策，而不再有权插手企业经营管理的具体事务。在今天的玉柴管理者看来，当初进军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资本的获得，而在于资本市场带来的国际化经营管理体制，这种优良的制度基础给玉柴股份带来了更长远的优势。与一般的国企相比，玉柴股份几乎可以算是没有“上级”的企业，企业的用人制度、薪酬、激励制度都不必按照国资委的规定，而实行在董事会授权下的自主决策，企业拥有完全自主的权力。当其他国有企业还在人才引进、薪酬激励等方面受到国资委相关规定的约束而不能施展时，玉柴却早已将这种“政企分开”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整个集团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和产品服务优势。

现代诗歌知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个人贷款；大数据；统一授信

一、个贷授信准入环节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在个贷授信准入环节，通过各类信息的整合和相互验证，由系统自动完成对新申请客户的身份验证，并运用不同的准入模型算法对新客户进行反欺诈过滤、内控名单比对等风险筛查，最终完成客户授信准入的风险判断。

（一）打造区域性贷前反欺诈准入流程

对于全国性商业银行而言，个人贷款业务的准入评分卡模型一般由总行相关部门进行统一设计，可能出现区域性客群适配性问题，特别对于小微、普惠金融业务规模较大的地区，一旦出现某个行业或特色客群不适配总行准入评分卡的情况，依靠人工核验和经验审批难以迅速响应，可能造成业务机会的流失，同时也对人工反欺诈识别的准确性带来挑战。基于以上背景，全国性商业银行有必要在部分地区和分行，基于内外部大数据采购、收集、整合、挖掘并建模，建立区域性特色反欺诈规则集和特色综合评价模型，以之作为总行级准入评分卡模型的补充。区域性特色反欺诈规则集建设应考虑区域性特色黑名单信息的搜集整理以及建立反欺诈规则集的日常管理机制。区域性特色黑名单信息主要包括省市级信用办、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积累的联合惩戒名单、限高名单、限出入境名单、失信执行名单等，以及对于特定行业或地区的特殊管控要求。1.反欺诈规则集管理机制反欺诈规则集的日常管理机制需要满足及时性原则和动态调整原则，其中及时性原则是指通过系统自动抓取、人工主动搜集的方式，将符合名单条件和特征的客户及时纳入至反欺诈规则集，实施监控管理；动态调整原则要求建立黑名单客户进入和退出以及规则模型的动态调整机制，若不良信用行为、风险特征已有效化解和消除，可发起申请，将客户调出黑名单，同时保留调入及退出记录。2.反欺诈规则集拓展延伸在传统规则模型应用的基础上，区域性特色集还可以考虑引入社区算法，通过聚类算法思想，利用特征工程、社区图算法①、信任评分等技术，通过计算高阶变量、组合业务变量和细分结果分类等方法，建立高维空间，放大反欺诈模型输入的向量维度，从而计算客户在高维空间中的距离，画出疑似欺诈客户的聚集区，将不同客户利用高维空间进行合理区分，从而有效暴露疑似欺诈客户异常行为的离群特征。

（二）建立区域性特色综合评价模型

区域性特色反欺诈规则集验证通过后，还需完成区域性特色综合评价模型的打分输出。对于区域性特色综合评价模型的设计，主要需要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统计学要求，客群的得分分布应满足正态分布，避免厚尾等情况的发生，同时客群的坏客户比例应呈现逐级下降的趋势。二是区域性评价模型应是对总行模型的补充，维度方面要体现差异性，评价模型建模过程中可以从身份匹配度、用户行为、收入等级、资产情况、营收支付、关联风险等方面进行分维度评价，辅之以合适的权重，最终形成综合评价得分。

二、统一授信识别管理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中小企业的最大特点是企业行为与企业法人（或企业主）的个人行为紧密相关。因此，中小企业授信已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对公业务条线，而是涵盖了对公业务、个人业务、信用卡等多个业务条线，这也带来了不同业务条线之间风险交叉传导的问题，进一步增加了风险管理的难度。

（一）统一授信管理体系构建

从授信客户的特点出发，对兼具企业和个人双重身份的中小企业客户，需要打破传统业务边界实行客户的统一授信管理。在客户信息共享、授信风险准入、授信审批决策、客户授信总量管控、授信产品额度切分、授信条件落实，以及持续的贷后跟踪管理等工作中，都要做到风险的全面、穿透式管理。在授信业务管理过程中，需要把对公授信和个人贷款纳入统一授信管理体系，对于中小企业和个人金融条线而言，必须打通跨条线授信数据的壁垒，中小企业条线客户经理可以通过系统了解企业关联个人授信的情况，个人金融条线客户经理也要充分了解授信个体关联企业的授信情况；同时还需要在系统后台进行批量数据加工，支持统计导出已有交叉授信的情况，便于窗口指导部门定期跟踪摸排交叉授信存在的风险隐患并及时进行预警。在各条线数据打通并基于行内授信信息关联关系表和银码表实现授信数据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对于个人贷款授信业务中涉及的关联公司，结合知识图谱中的关联路径，通过法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等维度摸排个人关联企业延伸套取授信的风险隐患，防止客户利用跨多线多种授信产品，超过其风险承受能力形成过度负债。

（二）统一授信管理体系的应用

依托统一授信管理系统，针对已发放的公司客户（包括信贷工厂客户）授信与对该客户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股东发放的用于该公司经营的个人贷款，贷前环节可以基于线上查询函功能，充分揭示跨条线的存量授信和在途审批流程信息；贷中审批环节可以基于预警查询功能，查询跨条线关联客户的预警信息和黑名单情况；贷后管理环节可以基于统计报表功能，一键查询统一授信管理视角下分机构、分行业、分产品、资产质量分类等不同维度的授信统计信息。

三、贷后资金流向监控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在贷后管理工作中，资金用途和流向监控是信贷全流程管理的重要环节。近年来，个人贷款授信业务的信用风险有所提升，商业银行要及时有效地监控资金用途和流向，提升自身的信用风险与合规风险防范能力。

（一）结算水平监控

从分析挖掘维度出发，主要包括结算量与销售收入不匹配、结算水平与金额异动等场景，主要分析监控借款人的结算量和销售收入占比是否处在合理区间；监测借款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结算笔数和结算金额的降幅异动，预测个人关联企业经营质态出现恶化的可能性，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二）资金用途监控

针对授信业务资金发放的真实交易对手进行监控，用以发现贷款资金回流、授信资金交易对手疑似非正常等异常行为，其中贷款资金回流主要监测借款人在银行授信发放贷款前后一段时间内，是否与同一交易对手频繁发生大额借贷业务，或者出现跨银行、跨客户资金回流的情况；交易对手疑似非正常主要监测授信发放后短期内主要交易对手中是否包括小贷、财务、信托等公司，识别借款人挪用银行放款偿还其他非银机构贷款的风险。

（三）账户风险监控通过分析

监控授信企业的账户状态及资金来源，建立银票托收异常行为监控、还款资金来源疑似异常等风控场景，帮助银行更加真实直观地了解企业的经营质态和资金流动水平。银票托收异常监控主要针对发生退票的借款人，分析借款人经营和资金流转是否疑似出现问题；还款资金来源疑似异常监控用以监控借款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为本行授信客户或关联方资金周转的情况。

四、关于商业银行个贷大数据风控实施的建议

（一）加强科技系统在个人授信风险管理中的运用

科技手段的深入运用有助于提升个人授信的风险管控水平，建议通过标准化、模板化的方式对个人信贷产品进行规范，贷前阶段通过设立模型等方式加入科技系统预审批流程，减少人为干预对个人授信风险管理水平的影响，提升贷款审查审批效率；贷后阶段借助科技系统在大数据方面的高效处理能力，设立合理有效的预警指标体系，对个人贷款授信客户实施逐户高效监控，提升贷后管理覆盖面，便于对信用情况发生变化的客户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防范化解信用风险。

（二）打造数据集市

依托大数据技术整合内外部数据，建立全面知识图谱，更完整地呈现风险的关联传导，不断提升风险预判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为客户准入和审批决策提供助力。同时加强与业内领先的科技企业合作，打造自主的信用风险数据集市和业务决策系统，积极探索适合于自身风险管理偏好的方法，为个人贷款授信风险管控领域深入推广应用大数据技术夯实基础。

（三）提升获客精确度

引入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ML）等技术，深挖数据价值，快速响应个人授信业务需求，尝试针对银行内部不同的客户分群分别应用模型，在个人客户画像的基础上，开发产品画像，依托大数据技术精选目标客户群，根据金融资产、产品偏好等进一步细分为多个子客群。同时基于图数据库等技术，建设社交画像体系，挖掘客户与客户、公司与客户、商户与客户间关联关系，进而有针对性地匹配多款个人金融产品并发起精准营销活动，为目标客户推荐个性化产品。

（四）建立信用评估模型

国内外已有将决策树、聚类分析、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等分类方法用于贷款客户违约概率预测的相关研究。可尝试运用上述方法建立信用评估模型，结合商业银行所在地客户的数据，预测授信客户的违约情况，并将预测结果用于对银行个人贷款授信业务的指导。

（五）重视数据使用的合规性

202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提出了单独同意和书面同意的新要求，同时对用户画像、公开信息利用等数据处理方式进行了规范，对于商业银行在外部采购数据来源、内部数据存储规范和数据传输方式的合规性三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要审慎引入外部数据，确保数据使用的合规性。

参考文献：

[1]吴广涵.关于线上个人贷款欺诈案例的思考与启示[J].现代金融,2019,（12）.

[2]庄国立.浅谈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中面临的风险及对策分析[J].时代金融,2014,（11）.

[3]车新帅.个人客户画像助力农行零售数字化转型[J].金融电子化,2019,（9）.

[4]王祖君,李琳,凌瑜.浅析大数据在智能风控中的应用[J].中国信用卡,2018,（10）.

现代诗歌知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建筑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教学改革；策略

国务院多次明确提出了“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的意见。旨在以培养具有专业技能与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在培养过程中则是以培养学生的岗位职业能力为核心，而课程体系构建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领域。《建筑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作为高职教育室内设计专业的一门核心技能课程，其教学应与企业接轨，在现代学徒制模式下为企业输出更多新型的应用型人才。本文将对现代学徒制背景下的“建筑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专业课程在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与探索。

1现代学徒制模式下《建筑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

在高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学科，从事建筑室内设计行业也更多需要具有造价专业能力的人才。

1.1学生认知能力差，基础知识薄弱

首先对于建筑室内设计专业的学生，在没有正式进入企业工作之前，对企业实际工作岗位的需求没有了解。会觉得自己将来从事的工作岗位主要是以设计为主，而不是做预算员，去干乏味枯燥的计算工作。其次学生存在学习能力较差，基础薄弱，学习态度不太端正等问题。对工程设计图纸的识图、构造以及施工等前序专业课程知识掌握的不扎实，导致学生学习本门课程难度较大，容易失去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也加大了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的难度。

1.2教师缺乏实践经验

教师缺乏实践经验是软肋，也是痛点。企业的实践能力对于教师教授学生是短板，而大多数情况下高职教师仅仅是坐在办公室备课，写教案，做到了照本宣读不脱离教学大纲的要求。这样出现的问题是容易脱离实际生产中的需求，面对实践工作手足无措。这就需要提高教师的实践经验，更好的与企业共同培养学生和教师。

1.3装饰市场不规范

在建筑装饰装修行业里，大多数装饰装修行业都是一些小的家装公司为主，即使是工装部分也很难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绘制装饰施工图，作图不规范，不标准，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核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是一些用于教学大赛的图纸也是问题百出，没有可供教学参考的完整的装饰施工图。这主要是由于装饰装修市场的不规范引起的，没有严格的市场审核准入体系，市场管理混乱和监督不到位。用于教学的实际案例施工图很少。

2现代学徒制模式下《建筑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教学改革举措

2.1改变教学方法

实际场景教学法与翻转课堂教学法相结合。通过实际场景引导学生理解建筑装饰计量与计价在实际工作中的流程，以学校阶梯会议室为教学实际场景，引导学生认识装饰工艺流程及所用材料，然后让学生实际测量房间尺寸，简单绘制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等。不必要求绘图的精确性，以熟悉各流程为目的。再按照预算工作流程让学生计算各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紧接着再引导学生进行计价过程的计量。整个过程中学生会提出各种疑问，根据学生提出的疑问引导学生如何去计算工程量和计价，此过程学生会从迷茫不知所措到逐渐清晰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整个过程。实际案例教学法与信息化手段相结合。通过实际场景教学过程，学生基本上对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教学过程有了清晰的认识与深入的理解，接着给学生一套装饰装修施工图纸，图纸不宜太难。学生拿到图纸之后，先让学生熟悉图纸并找出图纸中存在的不规范甚至错误问题，这个过程可以锻炼学生能规范绘制施工图同时也对图纸有了清晰的认识。接下来教师通过PPT动画视频、立体图形、微课、慕课、云班课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利用信息化手段将计量与计价的课程知识点中的主要教学内容，教学重点系统的串讲，不需面面俱到和全面解析，可以以小任务形式或典型知识点为主讲解，由于学生对计量与计价的课程已有了初步的概念，这个过程会很顺畅。帮助学生进行系统的梳理知识点，剩余知识点部分让学生以手中的图纸为学习任务，自主完成计量与计价过程并理解和掌握，教师起到辅助指导答疑解惑的角色。实践项目教学法。带学生去企业与企业师傅对接，进行建筑装饰计量与计价课程的实践模式，以编制装饰装修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及清单计价文件等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加入项目为导向和案例实训为手段，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为思路进行制作，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

2.2政-校-企共同参与

为了能培养出具有一定预算技能的建筑室内设计专业人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的思维定向，摆正预算对于从事设计相关工作岗位的重要性，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为了能培养出更多造价方面的人才，《建筑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应该要有新的的突破，结合国家教育部和自治区政府制定的相关文件精神，建立政府、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新机制，与建筑企业一起研制课程的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的造价和设计人才。

2.3教师参与实践

教师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完成培养任务的关键。教师不仅要深入学习职业教育新思路、新理念和先进的教育方法以及专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岗位实践能力的学习。教师要去企业进行实践锻炼，轮岗实习。学习企业管理理念、企业文化、企业生产技术、工艺流程等，掌握企业技术技能和技巧。接触和解决企业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了解企业实际运营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带到教学中去，变成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同时要不断思考和摸索适应现代学徒制模式下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做到与企业的无缝对接。

3结束语

教师和学生共同融入企业，参与实践对于现代学徒制的《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教学改革极其必要。利用现代学徒制模式整合教学内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帮助学生对于课程的自主学习，培养职业技能，为进入工作岗位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崔钰婷，杨斌.我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综述及反思[J].当代职业教育，2018（2）：71-78.

[2]唐琼英.“现代学徒制”下高职院校教师职业能力提升探索[J].才智，2019（29）.

[3]唐启见.“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8（5）.

现代诗歌知识范文第5篇

──研究制定统一的党内法规，对试行常任制的市、县党的代表大会做出明确的理论定位

目前，试点地区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代表感到困惑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无“法”可依，即：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缺乏党内统一的理论定位和权威的制度支持。这就使得各地在具体实施中，对党的代表大会的重视程度、制度安排、领导机制、操作程序以及党代会发挥作用的大小等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有的地方目标定位明确，将其纳入党组织的中心任务，能够从完善地方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出发，把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注重整体推进；有的地方注重发挥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征集意见和建议的功能，将其定位于党委的“参谋”和“耳目”；也有的地方经过一段试行后，觉得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而且还给党委带来了一些没必要的麻烦，所以对这项工作就不积极、不主动。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地区之间，就是同一个市县不同的群体对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认识和期望值，也有所不同。党政领导干部，希望将常任制党的代表大会，定位为在党委领导下的一个反映党员群众意见的渠道；而大部分党员代表，则希望常任制党的代表大会，能够发挥其党章规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作用，尤其是希望能够发挥监督作用。产生这些认识上差别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缺乏统一的法规规范和理论定位，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这就需要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从制度建设人手，进一步规范试点行为，出台一个市、县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暂行规定或暂行条例，就试行常任制市、县党的代表大会的地位、特点、职能、职责、机构、运行程序、经费和相关制度等方面，做出明确的理论定位和党内法规确认，从而对试点工作的深入和新试点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法规支持。制定关于市、县级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制度体系，并对其进行理论定位，应当体现三个方面的精神和原则：一是市、县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应当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人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把党章对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最高领导机关”的原则规定落到实处。二是把市、县党的代表大会试行常任制与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发展党内民主结合起来，把它放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整体思路中来系统安排。三是市、县级党的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制度体系，既要有利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加强党对地方工作的领导；又要适应党领导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情况，体现地方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特点和规律。

──试行常任制的市、县党的代表大会应选举常务机构

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是否应当设立常务机构，既是试点实践中感到困惑的一个难点，也是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理论构架上的一个关键点。目前，试行常任制的各市县党的代表大会，几乎都没有选举常务机构，只是在市、县、区委组织部中，设有联络机构，由组织处(组织科)承担日常的具体事务。从实际运行过程中看，这样设置不顺畅，操作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选举设立党的代表大会常设机构，是使党的代表大会正常运行和经常发挥作用的基础，同时，也是解决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长期虚置，功能和作用不能正常发挥的制度保障。之所以党的八大尽管在党章中做出了实行常任制的规定，但最终仍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大会没有选举产生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常设机关，来负责实施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而设立常务机构，无疑会在实践中遇到另一个问题，即：增加党政机构、人员编制和财政支出。看来，既解决党的代表大会的机构设置，又不造成体制上臃肿和财政上的负担，是解决这一问题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键点。

笔者认为，构建党的代表大会常设机构寓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构之中的新体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选择。将经过全体公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的共产党员，作为同级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当然候选人，然后再分区或分界别，按照一定的差额比例，在全体党员中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党的代表大会常任代表，通过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出大会副主席团，作为代表大会的常务机构，负责大会职责范围内的一切事务。经过这种程序选举出来的大会常务机构，从人员到机关，都出自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之中，也没有必要再剥离出来单独设置，而是始终“嵌入”其中，融为一体，构成“党代会”寓于“人代会”之中的新体制。

构建这样的体制有以下几个好处：一是在不增加党政机构和人员的前提下，解决了党的代表大会常务机关的设置，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实施提供机制保障；二是由于党的代表大会寓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之中，又为贯彻落实党管干部的原则提供了一个新的合法的平台和机制；三是从人大代表中产生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为解决党员代表的先进性和群众性相统一，提供了一个制度保证；四是两会融为一体，使得会议对一些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既增强了民主性、科学性，又体现了党的领导原则；五是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供了新途径。

──正确处理党的代表大会与党委、纪委的关系

如何处理党的代表大会与党委会的关系问题，是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实践中又一个重大问题。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党的八大以前通过的历次党章，都明确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是同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它所选举的委员会是最高机关。可见，党的各级委员会是按“执行委员会”的角色定位的。这样的规定和角色定位，使得党代会与它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之间关系十分明了。但从党的九大至今，党章都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这样，党的代表大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职能，集中体现在大会召开期间的几天，随着会议的闭幕，其最高领导机关的各项职能，就都由党的委员会代为承担。党委不仅代替代表大会行使领导、决策权利，就连由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监督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也被置于党委会的领导之下。这样，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难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

而党的代表大会试行常任制后则不同，党章所赋予的领导机关的各项职能应当是持续的，持续期限与党委会的期限是一致的。这就在实践中出现了同时并存的两个最高领导机关。那么，这两个领导机关的职能分别应当是什么，怎样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就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