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第1篇

【摘要题】汉语言文字学

【关键词】现代汉语/重动句/语法等级

【正文】

重动句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的语法分布的等级差异，主要表现在重动句各成分之间结构关系的不同形成的语法等级、重动成分在语法位置上的不同分布形成的语法等级和重动句各语法单位之间性质的差异形成的语法等级等问题。

一、重动句各成分之间结构关系的不同形成的语法等级

重动句的典型特征是具有两个相同的动词性成分，即原动成分和重动成分。如：

(1)他喝酒喝多了。

(2)他鞠躬鞠了三次。

从线性序列上来看，前一个动词性成分我们称之为原动成分，后一个动词性成分称之为重动成分。重动成分是对原动成分的重复。由于动词和动词性语素都可以构成重动句，所以我们把它们统称为动词性成分。

(一)连续重动句和间隔重动句

根据原动成分和重动成分之间距离的远近可以把重动句分为连续重动句和间隔重动句两类。

重动成分紧挨着原动成分，中间没有其他语法成分间隔，只有极短的语音停顿，这种重动句称为连续重动句。如：

(3)爷爷生病病了一个月。

(4)他旅游游遍了半个中国。

间隔重动句是指在原动成分和重动成分之间有一定的语法成分把它们阻隔开来，从而使得原动成分和重动成分各自构成一个动核结构。造成阻隔作用的成分就是原动成分之后的宾语。间隔重动句是重动句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

根据间隔重动句中原动词之后宾语性质的不同，可以把重动句分为语素间隔重动句、词间隔重动句和短语间隔重动句三个小类。

由一个语素阻隔在原动成分与重动成分之间，形成间隔的重动句叫语素间隔重动句。如：

(5)他咳嗽咳了两三天。

(6)小李学习学得入了迷。

这类重动句的原动成分与其后的宾语成分的语法关系十分密切，构成了动宾关系的合成词。

由一个词阻隔在原动成分与重动成分之间，形成间隔的重动句叫词间隔重动句。如：

(7)他们讨论问题讨论到深夜。

(8)老王喝啤酒喝得太多。

由一个短语阻隔在原动成分与重动成分之间，形成间隔的重动句叫短语间隔重动句。如：

(9)妈妈看这部电影看得很认真。

(10)那些女孩子听F4的歌听得入了迷。

从原动成分和重动成分之间的所间隔的语义距离来看，语素间隔重动句最短，词间隔重动句较长，短语间隔重动句最长。由于语素和词、词和短语之间常常有界限不清的情况，所以，语素和词、词和短语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从而语素间隔重动句、词间隔重动句和短语间隔重动句之间语义距离的远近也是相对而言的。

词重动句、语素重动句和短语重动句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其中，词重动句和短语重动句的分布是基本持平的。由于词和短语的界限是相对的，一般的词经过扩展就可以构成短语，而动宾关系的语素能构成重动句的相对较少，因此词重动句和短语重动句的分布则明显多于语素重动句。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语法等级：

等级序列1：词间隔重动句/短语间隔重动句＞语素间隔重动句

间隔重动句和连续重动句的语法等级是不平衡的。间隔重动句在重动句中的分布多于连续重动句。“多”是指间隔重动句的数量远远大于连续重动句。在目前所收集到的语料中，间隔重动句占总数的96％以上，而连续重动句还不足4％。与连续重动句比较而言，间隔重动句在语言事实中的数量占着绝对的优势，因此，在语言运用中，间隔重动句也具有优势表达的作用。间隔重动句与连续重动句之间的存在一个分布等级序列：

等级序列2：间隔重动句＞连续重动句

(二)述补重动句与述宾重动句

根据重动词与其后成分的结构关系，可以把重动句分为述补重动句和述宾重动句两类。重动词与其后成分为述补关系的重动句称作述补重动句。如：

(11)你搞贿赂搞混了头啦？

(12)这男人同她过日子过得好。

重动词与其后成分为述宾关系的重动句称作述宾重动句。如：

(13)买黄鱼买了三斤。

(14)他跑步跑得一身热汗。

述宾重动句中较常见的形式则是由介词“到”构成的形式。如：

(15)他看书看到了光明。

(16)人们学文化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

上例中的重动成分与介词“到”构成了关系密切的动介组合，其句法功能相当于动词。

述补重动句和述宾重动句的语法分布也是不平衡的。述补重动句的分布多于述宾重动句，它们形成的语法等级是：

等级序列3：述补重动句＞述宾重动句

(三)松重动句、中重动句与紧重动句之间的语法等级

此三类的性质和特点参看刘雪芹(2000)。三者在分布数量上都是不均衡的，呈现出一系列的语法等级。

从分布、数量和自由性上看，松重动句的分布范围最大，数量最多，自由性最强，其次是中重动句，紧重动句的分布范围最小，数量最少，自由性最弱。三者之间呈现出一个分布范围渐小、数量渐少、自由性渐弱的等级序列。即：

等级序列4：松重动句＞中重动句＞紧重动句

二、重动成分在不同的语法位置形成的语法等级

重动句中重动成分在语法位置上具有鲜明的特点。根据重动词和原动词的重复的语法位置，可以把重动句分为三类：

(一)全位重动句

重动词与原动词完全重合的叫做全位重动句。根据动词的音节数量可以分为两类。

1.动词为双音节的全位重动句

(17)孙小梅主持节目主持得好。

(18)介绍小王如何取得进步介绍得不多。

该类有三个特点：1、重动词和原动词都是双音节，且两个动词的音节完全重合；2、动词的构成多为联合式合成词，其结构关系具有粘着性，大都不能拆开独立运用；3、动词后的宾语一般是双音节或多音节，动宾的语义关系比较松散。

2.动词为单音节的全位重动句。如：

(19)那人迷麻将迷得厉害。

(20)他等觉民回家等得不耐烦了。

此类特点是，重动词和原动词均为单音节，动词由自由语素构成。动宾的语义关系较为松散。

(二)前位重动句

重动句中重动词只与原动词前部的一个动词性构词语素重复的叫做前位重动句。有两类：

1.离合式。如：

(21)他们告状告到了京城。

(22)你帮忙就帮到底吧。

该类的原动成分是一个动宾关系的离合词。这类词的特点是可分可合。相对于一般的动宾短语而言，凝固性更强，已基本固定为合成词。重动词所重复的不是动词的全部，而是处于动宾关系离合词前部的动词性语素，称之为前位重动句。

2.凝合式。如：

(23)这个季度比上季度增产增了两成。

(24)这次保值保不住了。

该类原动成分中动宾结合得比离合式更紧，已经完全凝合成动宾式合成词，不再能插入数量成分使之分离为动宾短语。

(三)后位重动句

重动词只与原动词后部的构词成分重复的叫做后位重动句。根据原动词的结构类型，可以把后位重动句分为三类：

1.动宾后位。如：

(25)那个小孩发烧烧了一嘴泡。

(26)明明做梦梦见了奶奶。

全位重动句和前位重动句都是重复的动词性成分，而后位重动句则是重复的名词性成分，重复后作后一个谓核结构的谓词性成分。但是这些名词性成分事实上都是属于动名兼类词。

2.联合后位。如：

(27)那个烟花厂爆炸炸死了二十多人。

(28)他旅游游遍了北京城。

这类重动句的原动成分是联合关系的词，并且后一个语素是自由的，如“爆炸炸死了二十多人”。如果一个联合动词的两个语素都是粘着的，就不能构成任何类型的重动句。如：

(29)a.他复习——*他复习复得很认真

b.他复习——*他复习习得很认真

3.主谓后位。如：

(30)地震震得墙倒屋塌。

(31)头疼疼得不是时候。

主谓式合成词之所以能够出现在重动句中，这与重动句的本质特征相关。重动句的本质特征在于重复动词，而不是重复名词。而主谓关系动词中动词性语素居于后位，而名词性语素居于前位，所以这类重动句只能是后位重动句。

重动句在语法位置上的分布等级也是不平衡的。其中，全位重动句的分布最为常见，其次是前位重动句，最为少见的是后位重动句。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等级序列：

等级序列5：全位重动句＞前位重动句＞后位重动句

全位重动句、前位重动句和后位重动句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分类可以归纳为下表：

表1等级重动名称分类举例

一线全位重动词为双音节商量工作商量到深夜

动句动词为单音节迷麻将迷得利害

二级前位重离合式结婚结了三次

动句凝合式增产增了两成

后位重动宾后位做梦梦见了奶奶

三级动句并列后位旅游游遍了北京城

主谓后位地震震得墙倒屋塌

三、重动句各语法单位之间性质的差异形成的语法等级

重动句是汉语中的一种独立的结构类型，它的内部的分布是不同的，作为重动句的基本的语法单位之间也存在着不同。重动句的语法单位包括词重动句、语素重动句和义素重动句三个等级。

(一)词重动句

重动词与原动词完全重合的重动句叫做词重动句。如：

(32)今晚他抽烟抽得太多了。

(33)他坑你坑的还不够！

词重动句在重动句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结构形式。主要有两个特点：

1.从语法位置上看，是一种全位重动句。

2.典型的词重动句要求前一个动核结构必须由述宾短语充当。

(二)语素重动句

重动词只与原动词的一个语素重复的重动句叫做语素重动句。如：

(34)睡觉睡得太晚了。

(35)考试考得怎么样？

语素重动句与词重动句之间既有对立也有联系。语素重动句的特点如下：

1.语法动位置看为非全位重动句，包括前位语素重动句和后位语素重动句两种。

2.典型的语素重动句要求原动成分必须由动宾式合成词或主谓式合成词充当。

3.非典型的语素重动句与词重动句范畴边界模糊。二者之间的语法关系如下表：

表2单位等级结构方式举例扩展度原动属性

2离散式想你想松动宾

词得心碎短语

重1离聚式干活干干一天活紧动宾

动得起劲/干了活短语

0离合式鼓掌鼓鼓三次掌动宾可

得热烈/鼓了掌离可合

语-1凝合式立秋立了*立三天秋动宾合

素三天了/立了秋成词

重-2联合式学习学得*学三天习联合式

动认真/*学了习合成词

上表表示在词重动句和语素重动句之间形成的语法等级序列，即以离合式重动句为基准把重动句分为五个等级：离合式是词重动句与语素重动句的范畴边界，故把它定为“0”级，也可以称为基本级，“离”则成为词重动句，“合”则成为语素重动句。其上的离聚式和离散式分别为“1”级和“2”级；其下凝合式和联合式分别为“-1”级和“-2”级。其中，离散式动宾结构结合得最松，是典型的词重动句。而典型的语素重动形式是“-2”级联合式，结合得最紧，关系最稳固，不能任意扩展。

(三)义素重动句

义素重动句是一种特殊的重动句。它不像词重动句和语素重动句那样，是两个有形动词的显性的重复，而是一种无形的、隐性的重复，是一种感知性大于动作性的重复。义素重动句的原动成分不是以词或语素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义素的形式出现的。严格地说，义素重动句只是重动句的一种相关句式。请看下例：

(36)葡萄酸得倒了牙。

(37)辣椒辣得舌头疼。

其特点如下：

1.从结构形式和语义特点上看，只出现一个动词，没有原动词和重动词的对应关系，并且，这个动词往往缺乏行动义，而只富有感知义。

2.从动词重复的方式上看，重动词所重复的既不是动词，也不是动词性语素，而是名词中的动词性义素。如例(36)中的“酸”是对“葡萄”的义素：[+酸]的重复。

3.从结构性质上看，典型的重动句有两个动词，而此类句式只有一个动词。因此，我们认为义素重动句是一种隐性重动句，是一种与词重动句和语素重动句相关的一种非严格意义上的重动句。与词重动句和语素重动句相比较而言，它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词重动句、语素重动句和义素重动句之间的语法性质和语法特点都是不均衡的，它们之间也形成了一个语法等级，即：

等级序列6：词重动句＞语素重动句＞义素重动句

四、结语

综上所述，重动句内部包括了三个系列的六个语法等级，各语法等级之间的关系是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的，等级之间有一定的交叉关系。这六个语法等级序列是：

等级序列1：词间隔重动句/短语间隔重动句＞语素间隔重动句

等级序列2：间隔重动句＞连续重动句

等级序列3：述补重动句＞述宾重动句

等级序列4：松重动句＞中重动句＞紧重动句

等级序列5：全位重动句＞前位重动句＞后位重动句

语法等级6：词重动句＞语素重动句＞义素重动句

【参考文献】

[1]范晓.复动“V得”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4).

[2]黄月圆.把/被句与动词重复结构的互补分布现象[J].中国语文，1996，(2).

[3]刘雪芹.重动句研究综述[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

[4]刘雪芹.重动句的类别[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

[5]刘雪芹.重动句的句法语义问题研究[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6]唐翠菊.现代汉语重动句的分类[J].世界汉语教学，2001，(1).

[7]项开喜.汉语重动句式的功能研究[J].中国语文，1997，(4).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第2篇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1978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1984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1989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1989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1981，1982，1984，1985，1986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第4篇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过的是群居的社会生活。人要生存，就要进行生产，从中获得生活资料。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能够进行的，而是要靠分工和协作。人们要协作就必须保持经常的联系，经常地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有合用的交际工具。人类的交际工具有许多种，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

语言是由人类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包含意义的一连串声音，是音义结合物。它和思维结合在一起，把思维的成果固定下来，把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语言自然离不开社会，而社会也不能没有语言。社会离开语言这个工具，交际无法顺利进行，生产也就无法顺利进行。社会一旦停止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就要崩溃。就这个意义说，语言也是社会发展的工具。

人们使用语言是为了进行交际，进行交际不能只有一方，至少要有两方。所以，语言的使用表面看是个人行为，而实质是社会行为。为了使思想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交际双方使用的语言必须遵守统一的标准，而不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一方说的话另一方听不懂，交际就无法进行。就这个意义说，使用语言的人没有自由。他必须接受社会已有的语言规则的约束，按照别人的样子来使用语言。其实，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必须遵守的规则。比如，城市走路要遵守交通规则，不管是美制的靠右，还是英制的靠左。没有这样的规则，或者虽有可是大家都不遵守，谁也不能顺顺当当的走路。

规则就是规范。根据语言的发展规律确定使用语言的规范，并且推广这种规范，使人们用合乎规范的语言进行交际，这就是语言规范化。语言规范的标准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个人主观制定的，而是由语言学家根据语言发展规律确定下来的。语言的规范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也要随着语言的发展做改变或调整。有了规范还必须推广，用来指导实际的语文活动，克服语言使用中种种背离规范的现象。语言规范化是任何语言都不能缺少的。

语言规范化是限制，不过它所限制的是不利于发展和不便于应用的种种消极现象。只有限制了这些消极现象，语言才能健康的发展。这就如同果树剪枝、农田除草，只有把那些芜杂的东西去掉，作物才能顺利生长。

当今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电子计算机在自然语言或人造语言的控制下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做许多人们做不了或不愿意做的工作。而能够操纵电脑的语言，必须是规范的语言。可见信息化促进语言规范化。

二、汉语规范化

汉语是汉族的母语，有悠久的历史，是高度发达的语言，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它不但是汉族的交际工具，也是中国国内各民族间的交际工具。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做好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工作，提高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水平，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

现代汉语有明确的规范。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下面就对这个规范做些解释。

(1)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言信息的载体。共同语必须有明确的标准音，而这个标准音只能是具体的地点语音，不能是地区的语音，也不能是人造的语音。现代汉语的标准音只能是北京音，而不是其他地方的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由汉语发展的历史决定的。北京作为中国的都城，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金元时代起，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北京音逐渐扩展到全国，得到生活在各地的汉族人民认可，确立了它的标准音地位。明、清的官话，基本上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辛亥革命后，开展了国语运动，推广了北京音。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大力开展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普通话，北京音作为标准音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语音的语音系统为标准，不是以北京人对一个个具体词的读音为标准。北京音的语音系统，也就是汉语拼音所拼写的系统。所以学会了汉语拼音，也就基本掌握了北京音的语音系统。标准音要排除北京的土音。例如打碎的“碎”，北京土音念сèi；表示禁止性否定的“甭”，北京土音念bíng。这都不是普通话标准音。

北京音中有一批异读词。例如，“质量”有人读zhìlìang，有人读zhǔìang；“教室”有人读jiàoshì，有人读jiàoshǐ；“阿谀”有人读ēyú，有人读āyú；“呆板”有人读dāibǎn，有人读áibǎn。异读词的存在不利于语音规范化。1985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联合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对异读词的读音做了规定。上面说的四个词，前一个读音成为规范音。语音也是发展的。有些词语的读音发生了变化，读音的规范也要适时调整。“癌”以前读yán，60年代改读为ái。“叶公好龙”的“叶”以前读shè，现在读yè，减少了多音字。

(2)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民族共同语必须以现有的一种有影响的方言为基础。汉语各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在各方言中影响最大。明清以来流传最广的古典章回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都是用北方方言写成的。所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

基础方言决定词汇的规范。现代汉语词汇以北方方言词汇为基础，而不是以其他方言词汇为基础。例如，“雷”和“雷公”、“大夫”和“郎中”，“下雨”和“落水”，前者是北方方言词，成为普通话的词；后者是非北方方言词，不是普通话的词。

词汇和社会生活联系得非常密切，经常处在变动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需要规范的问题。大量新词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开发、创收、走红、保值、官倒、转产、举报、群体、扶贫”。有些旧词增加了新义。例如“病毒”原来指使发病的病原体，现在还指破坏计算机程序的程序。“炒”原来指烹调方法，现在增加了“经营”或“倒卖”等意义，如“炒股票”。“发烧”原指体温升高，现在增加了热衷、适合热衷使用的等意义。为了丰富词汇也吸收了一大批方言词、外来词。从广东话吸收了“炒鱿鱼、酬宾、爆满、摊档、水货、发廊”等。外来词也增加了很多，例如“卡拉OK、基因、艾滋病、桑拿浴、镭射”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生造词，如“抽吸、虏捉、罩盖、芬香”。还有滥用方言词、外来词的问题。如广东话的“炒更、拍拖”，外来词的“迷你、影碟”，都是应该规范的。

(3)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什么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呢？白话文是和文言文相对来说的，是和口语一致的书面语。白话文有古代和现代之分。《水浒传》《红楼梦》是古代白话文，《子夜》《骆驼祥子》是现代白话文。典范指的是在语言上有示范作用、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现代和当代的文学著作、科学著作、政治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都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这些著作中使用的语法就是规范的语法。这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正好配合一致。这是语法规范的总原则，有了这个原则还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解决实际的语法规范问题。

汉语语法有自己的特点，缺少印欧语那样丰富的形态。汉语语法研究自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算起，到现在已经接近100年。在这100年中，语法学家发现了许多重要的规律，建立了各不相同的语法体系。但是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语法规范化说，某些虚词的用法，有些句式的正误，都还需要讨论。

上面谈的是现代汉语规范的标准，至于推广标准、纠正误用方面，另外找机会再谈。

三、语文教学

人类的知识大厦是分层的，基础是语文知识。没有一定的语文知识，不能读写，甚至于不能顺利的听说，这样的人几乎无法参加社会生活，更不要说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有了语文知识这个基础才可以学习其他知识，逐步建立起普通知识层。然后，再学习各种专业知识。

可是掌握语文工具不是很容易的，要做到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更非下苦功不可。一个人小时候开始从母亲那里学习语言，母亲是第一个老师，不过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是方言。进入学校以后，从老师那里接受系统的语文教育，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是双语言。只会说方言，不会说共同语，过的是单语言的生活。既会说方言，又会说共同语，过的是双语言生活。只有能使用共同语的人才有比较充分的语言能力。离开学校，走向社会，还要不断地学习语言。“活到老，学到老”。

学习语文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听说的对象是口语，读写的对象是书面语。语文课学习的主要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口语是普通话，书面语是现代白话文。在中学学习阶段，还要学习一些文言文，目的是培养阅读文言文的初步能力、丰富语文知识，而不是要写文言文。

语文教学中学到的语言是规范化的语言，语文教学是语言规范化的教学。要提高全社会的语言规范化的水平，关键在于搞好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中小学语文教学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要教会学生说普通话，教会学生汉语拼音。

(2)要能正确发音，读准字词，学会正确诵读。

(3)要学会正确用词，首先是常用词。教学重点是正确理解词义，区分容易用混的词。例如：“权利”和“权力”、“启事”和“启示”、“反映”和“反应”等。

(4)要学会正确造句，克服常见的语法错误，如搭配不当、成分残缺等。要坚持语法教学，不能淡化到没有。语法教学要重在应用，多讲用法。例如，“三位同学们”不能说，因为数量词“三位”和表示复数的“们”互相排斥。“正在上了课”不能说，因为“正在”表示进行，“了”表示完成，两者矛盾。“由于他的帮助，使我度过了难关”是病句，因为缺少主语，等等。

汉语规范化要贯穿到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

(1)教材要符合规范。现行教材还存在一些问题，要尽快解决。例如，“起伏的青色群山一座挨一座”。“群山”是集体名词，不能说“一座”。名家名篇中有与现行规范不合的地方要加以修正或者指明。例如：“小桔灯”的“桔”应该作“橘”，“桔”是“橘”的俗字，在这里用不规范。“为了忘却的记念”“记念刘和珍君”的“记念”现在作“纪念”。

(2)教师要熟悉国家有关汉语规范化的各项规定。例如，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规定，“像”简化为“象”、“覆”简化为“复”。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恢复了“像”和“覆”，不再简化。“从容”原来审定读cōngróng，1985年改为cóngróng。

现代汉语语法范文第5篇

【摘要】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讨论了如何轻松、快速和精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学问，不只能够明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精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办法能够愈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学问，停止古今句式比拟，正确了解句意，现代汉语中常式句普通表达方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能够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规范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停止比拟，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辨认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办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方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义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好的意义，需求进一步陈说，阐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巨大”，是要陈说，阐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方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契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气，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能够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好，“利”似乎多出来了。但根据词类学问，“利”是形容词，意义为“尖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尖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尖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而，“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构造），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学问剖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普通作状语。实践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拟、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需把介宾短语提早，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方式。不论哪一种方式的宾语前置，都能够用现代汉语的句法学问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说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原本要表达的意义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言语现象时，我们能够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停止比拟：“在哪里”与“安在”的意义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义和现代汉语的意义一样，学生容易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诈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停止句法剖析，如“他不诈骗我”，“他”是主语，“诈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拟，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诈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言语表达的习气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应用现代汉语语法学问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烦琐又适用的办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学问相分离，快速解读句子，全面了解文意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认识地与现代汉语停止比拟，并用现代汉语语法学问加以剖析。这段文字绝大局部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分歧，只要“鼓”、“是”、“鸣”、“名”用法比拟特殊。我们能够用词法学问停止剖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说“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煽动”。“是”现代是判别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义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好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依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剖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能够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能够判别“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剖析法能够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根据现代汉语的词类学问名词普通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