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原则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格式条款的大量使用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不公平的可能性。现代司法实践的发展使得司法规制成为对格式条款进行规制的主要方式。对格式条款司法规制需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判断格式条款是否订入合同、解释格式条款之疑义、认定格式条款之效力来进行。

在法治社会中,司法对于维护法律正义、实现社会公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我国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指出的那样,司法不仅具有解决各种冲突和纠纷的权威地位,而且司法裁判乃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司法的公正而具体体现。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司法维护正义的功能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格式条款的大量使用,经济强者在“契约自由”的幌子下迫使经济弱者接受不公平的合同条款。在这种情形下,如何通过司法对格式条款进行规制,以实现社会公正,即系一典型新课题。本文拟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诚实信用原则与格式条款司法规制

诚实信用原则是在合同法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准则。诚信由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规范最早出现在合同履行领域,《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当以善意履行”。1863年《撒克逊民法典》将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规范确立下来,但当时诚实信用的规定在性质上只属于任意性规定。《德国民法》明确将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强行性规范规定下来,并将其由合同领域扩大到一切债的关系中去。1907年《瑞士民法典》将诚实信用原则作用的领域扩张到一切民事活动领域,成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有的学者甚至指出,诚实信用原则为法律之最高原则,一切法域皆受其支配。关于诚实信用原则之本质,学者问有不同认识:第一说,以诚实信用原则之本质为社会理想;第二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为市场交易中,人人可得期待的交易道德之基础;第三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在于当事人利益之平衡。史尚宽先生认为,第一及第二说均未免过于抽象,适用困难。第三说较为具体,便于适用。笔者赞同史尚宽先生的观点,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在于谋求当事人利益之平衡,要求人们在法律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

在格式条款违反哪些民法原则时无效方面,学界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如杜军副教授认为,这些原则是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黄立先生认为,主要是诚信原则和显失公平原则,显失公平原则又包括违反平等互惠原则者、排除任意规定而与该规定立法意旨矛盾者、因条款之限制致契约之目的难以达成三种情况。王泽鉴教授认为,“实则以诚信原则作为审查标准,即为己足。”综合上述几种观点笔者认为,对格式条款的司法规制,除了法律强行规定之外,还有诚实信用原则。关于违反强行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这一点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无甚争议。在当前中国,格式条款违反强行规定主要是指违反《合同法》第40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用航空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除法律强行规定之外,格式条款的司法规制,还应通过诚实信用原则这个弹性法律原则来实现。为什么是这个原则而不是其它,比如禁止权利滥用和显失公平等原则呢?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其一,这个原则是民事法律领域最基本、最上位的原则,其它诸原则都服从于这一原则,或只是这一原则在某一领域的具体体现。其二,这个原则包括了一切民事活动,特别是合同行为的所有领域。其中诚实信用原则既规范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又规范的是合同当事人与他们之外的人群、世界的关系,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完全可以作为司法活动中规制格式条款的依据。

二、格式条款司法规制的前提: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判断格式条款之订入

王泽鉴教授曾指出,定型化契约条款系企业经营者所自创,虽大量使用,但不因此而具有法律性质,仍须经由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合致,始能成为契约内容。这一段论述的是格式条款订入合同问题,因为由一方提出的格式条款只有订入合同成为合同的一部分才发生合同效力,如果格式条款未订入合同则不产生合同上的效力。这样格式条款是否订入合同就成为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对格式条款进行司法规制的前提。关于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标准或者说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条件,有学者提出,格式条款订入合同应具备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其中积极要件为:应采取明示原则,须经相对人同意,消极要件是格式条款不属于异常条款并不与个别约定条款抵触。笔者认为格式条款是否订入合同的关键要看相对方是否理解并接受了该条款,即条款双方当事人是否达成了合意,也就是在此过程中双方是否遵守了诚实信用原则。如果相对方真正理解格式条款的内容并自愿接受它,那么这一条款还有什么理由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呢?反之如果相对方没有理解没有真正自愿的接受该条款,那么这一格式条款就不应被视为订入合同。在对格式条款进行司法规制中,我们判断一格式条款是否订入合同也应当以相对方是否理解并接受这一条款,即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合致为认定标准,以维护最低限度的契约自由。但当事人的意思合致并非一个纯粹的主观标准,它通过许多外在的标准表现出来,正是这些外在的客观标准为我们判断格式条款是否订入合同,从而对格式条款进行司法规制提供了根据。

(一)诚实信用原则判断提请注意是否合理

我国《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请注意的义务之中的难点在于如何认定相对方提请注意是否“合理”,提请注意到什么程度方是合理?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判断提请注意是否合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定:首先,是文件的外形。即载有格式条款的文件从其外在形式上看,应使相对人能产生它是规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条款的印象,否则当事人难以对此加以注意,此时条款使用人提请注意即为不充分。其次是提请注意的清晰明白程度,即格式条款使用人提醒相对人注意的语言或者文字必须清楚明白。如果提醒注意的文字或格式条款本身已被污损或字迹不清,相对人无法辨认,则不产生提请注意的效果。再次,是提请注意的时间。条款使用人提醒相对人注意的行为必须在合同订立之前或订立之时作出,如果在合同订立之后再提示格式条款,则该条款不能成为合同内容。因为只有在合同订立之前相对人知道格式条款的存在及其真意,才能决定是否订立合同。因此,明示格式条款最迟应于缔约合同时为之。最后,是提请注意的程度。提请注意的程度到多少才为合适,这是一个较难把握的问题,学者们大都认同一个原则,即“特定合同条款越是不同寻常或出乎意料,将其订入合同所需要的提请注意的程度就越高。”就提请注意程度的衡量标准而言,主要有客观说、折衷说和主客观结合说。笔者认为,从格式条款的具体应用情况来看,它所针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所以提请注意的程度以客观说为妥。

(二)诚实信用原则判断是否了解并接受格式条款

格式条款相对方是否了解并接受该条款是判断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最主要的标准。相对方是否了解格式条款是一个看似非常主观的问题,但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相对客观的标准对其加以认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其一相对方是否有机会了解格式条款。这里的机会是指条款使用人除了提醒相对人注意格式条款以外,还要将载有格式条款的地点和了解方式通知相对人,以便相对人能够利用机会知道其内容。如果以个别提请注意的方法提示相对人的,一般应于提请注意时将一般契约的条款一并交给相对人阅读。其二是相对方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合同条款。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以强制性规范对某些合同的成立规定了一定的时间段。如我国台湾地区《消保法施行细则》第11条特别规定,企业经营者与消费者订立定型化契约前,应有30日以内之合理期间,使消费者审阅全部条款内容,违反前项规定者,该条款不构成契约之内容。可见时间是否足够也是判断相对人能否了解模式条款内容的一重要外在标准。相对方接受格式条款的问题,从形式上看有明示和默示两种情况。明示同意比较好认定,只要相对人在格式条款上签字,认可其成为合同内容即可,即使相对方根本没阅读该条款或不了解该条款的法律后果,也可以认定格式条款订入合同。当格式条款没有规定在书面合同文本之中,而是规定在公告、通知等文件中时,则适用默示规则。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格式条款使用人已提请对方注意,并且对方已了解格式条款内容,但相对人没有做出相反的意思表示,可以认为这一格式条款已被接受。

(三)诚实信用原则判断格式条款是否异常条款

所谓异常条款又称不寻常条款,是指依交易的正常情形非相对人所能预见的条款。在日常交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人不能预见的条款,这时即使相对方可能已阅读并签字同意该条款,那么该条款仍然是无效的,不能订入合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相对人对与该法律行为通常约款相左的条款亦应予以注意并表示异议,这对相对人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是不公平的。因此为了维护合同正义,真正体现相对人的真实意愿,异常条款不能订入契约。判断某一格式条款是否为异常条款理论界也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根据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可以从条款的内容、语言和表达方式来判断是否为异常条款,如果该条款的内容与同类一般条款的内容差异过大,如果其语言过于晦涩难懂,如果其表达方式过于怪异,使普通人不能理解条款的内容、意义及效果,就可以认定该条款为异常条款,将其排除在合同之外。

三、格式条款司法规制的关键:运用诚实信用原则解释格式条款之疑义

格式条款订入合同成为合同内容之后,会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当事人对格式条款内涵认识一致,另一种是双方对格式条款的内涵认识不一致,产生了疑义;在第二种情形下,法院对格式条款疑义的解释就成为格式条款司法规制的重要内容。在大陆法国家,合同解释一般依诚实信用原则、依交易习惯来进行,同时也考虑合同文义、合同历史因素、体系因素、目的因素等发挥不同功能的多种合同解释因素。在英美法国家,合同解释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双方谁的意思和意图具有法律效果。笔者认为,格式条款之解释是为了实现合同正义这一根本目的,由于在格式条款使用过程中条款提供人最可能利用提出条款的时机对合同正义造成危害,所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格式条款解释的具体操作又表现为有利于相对人制度。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有利于相对人制度制度在格式条款司法规制中又具体表现为客观解释、限制解释和不利解释。

(一)诚实信用原则与格式条款的客观解释

所谓格式条款的客观解释是指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对于条款缔结时的特殊环境及当事人的特殊意思表示,不应列入解释考虑的因素,而应依该条款类型的一般共同真意。因为格式条款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多数,为维持格式条款合理化的功能,应采用客观解释。同时格式条款的相对人千差万别,如果相对人的缔约能力较低,很可能陷入提供者的条款陷阱,签订对己不利条款。采用客观解释法可以将此种情形认定为无效,从而保护缔约能力低的相对人。如果相对人的缔约能力较高,条款提供者可能以此为借口,认为不公平格式条款已为相对人同意而生效,从而使相对人处于不利的境地。采用客观解释也可以将此种情况解释为无效,从而实现保护相对人利益的目的。格式条款客观解释中的“客观”应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该条款的一般使用者所能理解的意义;二是格式条款的解释应该做到统一化。具体而言,格式条款的解释不应以制作人的理解进行解释,而应以一般人即知识、能力很平常的人的理解进行解释;对其中的术语应作出平常的、通常的、通俗的、日常的、一般意义的解释;若格式条款经过长期使用,应以交易时相对人能理解的标准进行解释。另外要做到客观解释必须注意解释的统一化,格式条款用于很多契约,相对人不固定,只有统一解释才有可能实现客观化。

(二)诚实信用原则与格式条款的限制解释

限制解释就是在对格式条款进行解释时,应本着从严、从狭解释的原则。因为格式条款的使用多数意在排除任意规定,对其作限制解释就可以相应缩小条款的效力范围,从而达到限制条款提供人意图的目的。具体来说,限制解释要求在解释过程中不得类推或扩张格式条款的适用范围;对免责的格式条款适用范围不明确的情况,应从最狭义的含义进行解释;对概括性规定要求其解释与所列举的具体事项属于同一种类。通过这些方式可以缩小格式条款的适用范围,从而维护格式条款相对人的利益。

(三)诚实信用原则与格式条款的不利解释

当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方的解释。适用不利解释的原因在于格式条款一般作为一个行业或大企业的合同条款,经过多方专家和律师的精心研究起草而成,肯定经过仔细措词,以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方当事人通常没有能力修改和完全理解这些条款。因此一旦格式条款的含义不清,双方当事人对条款用词的含义或解释出现争议,这时法院应当采取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方显公正。当然不利解释法的适用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当格式条款由第三人,比如由政府制定时,这时的解释应注意平衡合同双方的权益,而不宜一味作出对提供方不利的解释。

四、格式条款司法规制的根本:通过诚实信用原则认定格式条款之效力

格式条款订入合同,并经解释确定其含义后,格式条款司法规制面对的任务就是审查其是否有效,以确定其有无拘束当事人的效力。关于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国内外立法和学说都已有很多规定和探讨。诚实信用原则在格式条款效力认定中的作用体现在,以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作为判断标准,认定违背当事人利益平衡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格式条款无效。要想实现利益平衡要求民事活动中的双方避免显失公平和严禁权利滥用。因而,诚实信用原则对格式条款效力的认定又可以具体化为二个方面。

(一)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之一——显失公平的格式条款无效

公平是民事活动的最终要求,要求民事法律行为内容的确定,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特别是在由当事人一方确定民事法律行为内容的,其确定只在符合公平原则时,始得对他方当事人发生效力。公平原则本身具有抽象性、显失与否也是一个较主观的标准,那么到底如何评价一法律行为是否显失公平呢?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发要求可以推定以下情形是显失公平,即违反平等互惠、条款与所排除的任意规定的立法意图明显矛盾这两种情况。

获得利益是当事人从事民法律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而要想通过契约活动获取利益就必须在自己取获利益的同时使对方相对人也获得一定利益,这就是互惠,只有在互惠的基础上真正的契约关系才能产生,因而契约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双赢”。对于平等互惠原则的违反我国台湾学者提出四种情形可资判断,一、当事人间已给付与对待给付显不相等的。二、消费者应负担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险者。三、消费者违约时,应负担显不当之赔偿责任者。四、其他显有不利于消费者之情形者。从中可以相应推论出,如果格式条款提供者给予相对人的给付与相对人对条款提供者的给付显不相等、如果格式条款要求相对人负担不是他能控制的风险、如果格式条款要求相对人负担明显不当的赔偿责任、如果存在其他对相对人明显不利的情形,就可以认定这一格式条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之平等互惠的要求。

民事法律特别是合同法中存在大量的任意规定,这主要是基于合同关系要维护当事人的契约自由的考虑。这些任意法是指法律所规定的事项,私人可以进行选择而不必一定遵守的法律。可见对于任意规范合同,双方可以通过格式条款予以排除。任意规定是由立法机关所制定,它们往往站在第三人的角度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进行平衡,其立法意旨在于维护公平。如果格式条款与任意性规定的立法意图相违背,必然会背离双方利益的平衡,同时由于格式条款多是由一方提供另一方接受,所以违背任意规定立法意旨的格式条款必然会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导致显失公平。超级秘书网

(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之二——权利滥用的格式条款无效

司法原则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有罪推定无罪推定沉默权疑罪从无排除合理怀疑

一、概述

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法院没有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罪以前，不得认为其有罪或者应推定其无罪。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无罪推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对封建社会普遍实行的有罪推定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原则。在司法诉讼制度方面，摒弃封建法制的有罪推定，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是司法文明战胜司法专横，刑事诉讼制度走向民主化的标志。

我国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由此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但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未引进沉默权，因此，还不能说我国已经全面地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渊源

无罪推定原则最早源于古代罗马法的“有疑，当有利于被告人之利益”的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有疑问的案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即无罪判决。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思想和概念，最早是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来的，他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中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而且在没有肯定被告人确实违反了所应遵守即保证予以保护的条件以前，社会就不能不对他进行保护。”、“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得到证实，那就不应该折磨无罪的人。”此后，无罪推定原则逐渐法律化，至今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司法原则之一。

作为立法形式，最早采用无罪推定原则的当属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该《宣言》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之前，皆应当被假定为无罪。”此后，各国纷纷效仿法国，相继在宪法或法律中对无罪推定作出规定，使无罪推定成为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成为宪法性公民权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意大利1947年宪法第27条规定：“被告在最终定罪之前，不得被认为有罪。”又如1982年加拿大宪法也规定“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平的公开审判，根据法律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尽管世界各国对此表述不一，但均毫无疑义地确认和运用无罪推定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为法西斯残害平民的暴行所震惊，开始重视对人权的保护。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了无罪推定原则，《宣言》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要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首次为在世界范围内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提供了依据。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则再次确认了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认，在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在香港刑事诉讼中仍然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基本法》第87条第2款规定：“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解决了以往刑事诉讼法对判决确定以前，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的问题，突破了以往无罪推定的禁区。

三、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和诉讼价值

尽管各国在法律上对无罪推定的表述不尽一致，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任何人未被依法确认为有罪以前，应当推定或者假定其无罪。核心意义在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无罪推定原则又称有利被告的原则。主要强调了三层意思：（1）对任何人有罪决定的宣告，只能由法院决定，其他任何机关和组织都没有权决定；（2）强调证据裁判主义精神，法院应当用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不能推定或假设；（3）（3）在判决生效之前，被告人是无罪的，不能因为其被逮捕、被起诉、被审判而认为其有罪。无罪推定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规则：

（一）疑罪从无规则

即控诉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时，应当作无罪处理。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派生标准，即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认定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如果达不到证明有罪的标准，就会形成疑案，无罪推定原则对疑案的处理是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即在判决的结果上宣告无罪。针对过去刑事审判中存在的疑案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吸收了“疑罪从无”这一科学的、公正的做法。在第162条第3项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在实际的刑事审判中，如果有的案件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按照国家实行的关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矛盾排除不掉，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过去往往采用“挂起来”的办法，多年不能结案，不仅严重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也挫伤了当事人相信司法公正能够迅速有效地处理纠纷的积极性；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有损司法机关的权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保护人权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无罪判决。这一规定同国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反映出了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

（二）控方举证规则

即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证明责任是在疑难案件中确定诉讼后果的一项证据规则，所以在古罗马诉讼中对于证明责任就形成了两条古老的规则：（1）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由主张的一方承担，否定方不承担证明责任；（2）双方都提不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负证明责任一方败诉。依据这两个基本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明责任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是由检察人员承担的；自诉案件的证明责任原则上由自诉人承担，若被告人提出反诉，则应当对反诉举证。但这并不意味着证明责任转移到了被告人身上，因为此时反诉人成了反诉的原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第137条第1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审理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第140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这些规定都说明收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在国家司法机关而不在被告人。如果要求被告人承

担证明责任，势必又要走回有罪推定的老路，同时也会导致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进一步滋生和蔓延。由此而言，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就成了无罪推定的一个重要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承担证明责任，不等于说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可以举证。在实践中，被告人为了证明自己无罪或者罪轻，往往都会举证或者通过其辩护人举证，但是必须看到，这里的举证是基于其辩护权所进行的行为，而不是基于证明责任而进行的诉讼行为。从权利的角度讲，如果不举证就意味着有败诉的风险。强调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就是要求在实践中不能根据被告人没有举证就认定其有罪。

（三）沉默权规则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沉默权，或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从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这也是无罪推定原则在法律上的本质。其基本含义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讯问，不说话或者停止说话，以沉默的方式反对强行要求作可能导致刑罚或者加重刑罚的供述的权利。沉默权最早渊源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诸国，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现在不少国际文件都有规定。从沉默权的提出到广泛适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12世纪之初，沉默权就作为辩护理由来对抗宗教法庭不人道的审讯方法。在西方，沉默权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一项人权。沉默权在加强控方举证责任的同时也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有助于抑制警方的暴力、制约强大的警察权。而我国还没有引进沉默权的规定，关于能否确立沉默权的争论一直相持不下。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1）引入沉默权；（2）反对引入沉默权；（3）限制引入沉默权。

笔者认为，既要引入沉默权，又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一定的限制。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如实供述义务与国际标准不相一致，而且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和刑事诉讼中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无助于促进取证的合法、文明化，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供诉的过分依赖心理，而这种过分依赖正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事实证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已经逐渐不再适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需要，应当逐步向“允许保持沉默，主动坦白从宽”的政策方向发展。其次，各国立法通则和国际公约普遍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中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确认无罪推定原则势在必行。但是在引入沉默权时，应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并参照外国有关此类限制的做法，真正吸收这一原则的合理内容，而不是流于形式，使之在扬弃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还能促使办案人员提高侦查素质，使他们将办案的重点转移到查证、取证、举证上来；同时，对确属愿意坦白交待、检举揭发的犯罪嫌疑人，仍给予法定的从宽出路。两者相结合，既尊重了相关国际文件的准则，也体现出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内在精神。

正确理解无罪推定原则，还须对其诉讼价值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把握。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突出表现在其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价值。无罪推定原则以人权思想和人权理论的发展为契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法律制度的落后、野蛮、残酷，在“天赋人权”的思想下提出的，无罪推定原则本身孕含了人权思想。无罪推定原则也必将推动人权保护的发展，它能够有效避免冤假错案、刑讯逼供的发生，从而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利，保障公民的名誉、人格尊严等权利，对人权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而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相关法律文件中称为“人权保障的基石”。我们在实践中，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无罪推定是一种程序法则，而不是实体法则，则无罪推定不等于无罪认定。无罪推定所反映的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地位，而不是对刑事案件进行实体裁判的法律依据。无罪推定决定了现代刑事诉讼同封建专制时期的刑事诉讼的原则界线，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

第二、无罪推定确定了这样一个诉讼证明的逻辑法则：即首先假设被告人无罪，然后用充分、确实的证据去推翻这种假设。可见，无罪推定强调的是证据裁判主义，而不是罪行擅断；追求的是刑事案件的实质真实，而不是形式真实；在诉讼理论上它是一种可推翻的推定，而不是不可推翻的推定。

第三、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中处理疑案的一个基本法则。在审判实务中，往往有一些案件是无法查清的，对这一类案件应当如何处理？在法治国家，无罪推定原则是处理此类案件的一个基本方法。

第四、无罪推定的受益者，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而是社会的全体公民，因为，任何一个公民都是刑事诉讼潜在的主体，都有可能因为某个原因而进入到刑事诉讼的流程中，这样无罪推定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四、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必要性

过去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无罪推定长期是一个禁区。在指导思想上对无罪推定有很大的偏见。认为无罪推定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是典型的唯意志论，“无罪推定是放纵犯罪”、“是替犯人说话”。有的甚至说如果先推定无罪，为什么还要逮捕、起诉、审判？我国刑事诉讼的实践证明，绝大部分被逮捕、被起诉、被审判的被告人是有罪的，怎么能推定无罪呢？还有的人说，我们的刑事诉讼，既不是有罪推定，也不是无罪推定，而是事实求是，事实证明有罪就有罪，事实证明无罪则无罪。这些观点完全是对无罪推定的误解。笔者认为，我国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推定原则决非偶然，而是符合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和现代文明国家司法程序的实际需要，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其必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认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在我国，由于过去的立法没有无罪推定的规定，在审判实务中，不少办案人员仍然存有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的弊病，头脑中总是抱有“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的错误观念，即实质上的有罪推定，无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甚至出现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被告人人身权利的现象。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司法程序确认为有罪以前，应在法律上推定其无罪。“被告人不等于罪犯”，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只有确认无罪推定原则，才能在诉讼中有效地保障人权，特别是保护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第二、确认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作用。在封建专制时期，刑事诉讼奉行“有罪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只是受拷问被追究的对象，无任何诉讼权利可言。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并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成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才拥有与原告对等的诉讼地位，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内容的各项诉讼权利。法官必须在全面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公正的裁判。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确立和承认无罪推定原则，即使法律明文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第三、确认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和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由控诉一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控诉方指控被告人犯罪，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而且必须达

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控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就是无罪，被羁押的被告人就要无罪释放，并按照国家赔偿法赔偿损失，恢复名誉。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由于条件的限制或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有些案件不可能查得水落石出或者一时难以查清。对于这些证据不足、“处断难明”的疑罪案件，在实行有罪推定的封建专制诉讼中，是按照“疑罪从有”来处理的。这充分显露了封建诉讼的专横擅断和对人权的践踏。但无罪推定即要求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对疑难案件应当从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解释和处理。即：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无罪一时难以确定的，按无罪处理；被告人罪重、罪轻一时难以确定的，按轻罪处理。

第四、确认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倡导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认真贯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的诉讼要求和证明标准本来高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国际上的其它标准，然而，在过去的立法上却讳言“无罪推定”，岂不是“作茧自缚”，授人以把柄，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陷于被动。如前所述，我国参加、缔约或者明确表示赞同的联合国一些重要的人权文献和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如我国批准参加联合国大会1985年11月29日第40/33号决议通过的《北京规则》第1.7条和第2.14条就有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根据“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国际法上普遍确认的准则，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出于对外开放的需要，在立法上和司法上与国际接轨，就应当按照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对国内法作相应的修改和补充。同时，这样也可以在国际人权斗争中取得主动。

五、我国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现状和措施

（一）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现状

自1996年我国引入无罪推定原则以来，对强化司法机关的侦查功能，促进司法人员公正执法，保障人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必竟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在贯彻无罪推定中，有其自身的特点，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实践来看，现实表现如下：

第一、在理论界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不尽一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新刑诉法采用了外国法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这种认识并不确切。首先，我国新刑诉法并没有全盘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而是进行合理的取舍，确立了自己的特色。例如，根据新刑诉法第93条，第139条和第155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被告人必须回答公诉人及审判人员的讯问，因而均不享有沉默权。新刑诉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含义有两条：第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依法独立享有对被告人的最终定罪权，具体体现在新刑诉法第12条的规定和取消了人民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权。第二，在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前，任何人不得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此条为无罪推定原则的关键性内容。受刑事追究的人，即使其犯罪事实已相当清楚，证据已足够充分，即使其民愤极大，即使高层已有“明确”指示，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从法律上仍不能确定其有罪，因而不能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这是树立法律权威性的必然要求。超级秘书网

第二、我国有关无罪推定的法律规定

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不仅规定了第12条的内容，而且在整个刑事诉讼法中都吸收了许多无罪推定原则的科学的、合理的内容；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具体体现在以下诸方面：（1）取消了原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102条、和第103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免于起诉制度。因为免于起诉的后果是定罪免刑，这违背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与检察机关的职责不相适应。（2）取消了“人犯”的称谓，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区分开来。规定提起公诉前一律称“犯罪嫌疑人”；在提起公诉后到判决宣告前，称之为“被告人”；只有在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判决宣告之后，“被告人”才转称为“罪犯”。（3）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之规定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4）加强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例如，第129条规定了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案件应达到的要求（证明要求）：犯罪事实清楚、充分（撤消案件除外）；第141条规定的是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的证明要求：“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该法第155条、第157条、第160条等都有相关的规定。与此同时，法律还允许辩护一方质证或与控方进行辩论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加强了控方的举证和证明责任。

第三、无罪推定原则得不到充分贯彻。表现为：

1、“自证其罪”，重视口供为定案依据。侦查、追诉及审判机关负有全面调查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职责，所调查收集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明有罪的可靠程度，并排除合理怀疑，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受过去贯有的“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侦查、检察及司法机关往往先入为主，当然地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把证明无罪的责任强加给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被视为有罪。在案件的侦查和审理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权保持沉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被当成有些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案件的法宝。甚至有的法院把没有口供，但依据其他证据判令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当作刑事司法理念革新而加以宣扬。

2、未能杜绝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我国长期以来坚持有罪推定的必然产物，与自证其罪密切相关。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又不自认有罪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动用刑讯逼供手段取得口供的现象司空见惯。有些非司法机关，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机关在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侦查中，以及联防队员在处理治安案件中，由于不是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其侦查程序不受刑事法律所约束，即使出现严重后果，也无法律依据定罪处罚，所以这种行为大可肆无忌惮地发生。

3、待审羁押强制措施滥用、超期羁押现象大量发生。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待审羁押强制措施是有其法定适用条件的，但在司法实践中，拘留、逮捕为最常见的措施，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适用相对较少。出现这种现象与有罪推定不无关系。通常司法人员为了防止“放虎归山”，往往采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办法。在案情疑难时，司法机关首先想到的是设法延长侦查期间，或者补充侦查，而不是恢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致使法律规定的侦查期间往往得不到严格遵守。强制措施的滥用、超期羁押，不仅直接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也直接影响到最终的裁判结果。

4、从审判实务中来看，许多法院在审判过程中都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而导致疑罪不敢从无。据了解，法院疑罪不敢从无遭受的压力，一是来自被害方的家属、亲友，多采用威胁或围攻法院审判员，或者上访报社以寻求媒体介入的方式，采用阻塞交通、上街游行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甚至采用较极端的自行复仇的方法；二是来自公安、检察机关方面，如法院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公安、检察机关往往会认为是对其辛勤工作的否定，难免就会有意见；三是来自于部分党政领导的干预。一些党政领导往往从维护稳定的大局出发，采取指示命令的方法或是采用由主管部门召集公、检、法三家负责人共同商议、共同承担责任的方法。典型的是强令法院扎扎实实办糊

涂案；四是来自新闻媒体的压力，部分报纸甚至电视台在得知案情后往往事先进行报道，这种不适当的宣传、报道往往会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不好的心理定式，比较严重地强化了被害人、部分党政领导对法院无罪判决的对立情绪和误解。针对上述现象，笔者认为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包括司法人员）了解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和意义，以逐渐扭转传统的有罪推定观念；二是用立法规范新闻媒介对案件的不正当报道，特别要禁止在法院判决生效前报道案情；三是确实推进司法独立改革以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非法干预，必须严格实行法院统一审判原则；四是提高法官素质，提高其判决水平，增加其判决勇气；五是要规范操作程序，真正实现程序上的正义。

（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措施

无罪推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规定，必须有一系列的保障制度来确保这项原则的贯彻执行。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没有肯定被告人的沉默权和虚假陈述权，但还是规定了许多制度来保障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执行，具体有：1、明确区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两个不同的概念。任何人在起诉以前只能称为犯罪嫌疑人，只有在正式起诉后才能称作被告人。2、降低逮捕的条件，即将主要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改为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明确规定了逮捕是一项诉讼措施，而不是实体处罚。3、取消了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制度，确立了只有人民法院才能确定有罪的原则。4、改变了庭前初步审查的性质，将原来的实体性审查，变为程序上的审查。庭前审查的内容只涉及程序问题；方法上只进行书面审查；在决定开庭审判时，并不以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条件。5、改革庭审制度，由原来的法官“纠问制”变为当事人“对抗制”，同时要求一切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查证属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根本上明确了控诉方举证以及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原则。6、规定了疑罪从无的疑案处理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延伸。

六、结语

司法公正的核心是程序正当。而无罪推定原则正是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当的一个重要环节，纵观世界各国尤为英美为最，无不强调限制司法机关权力以防止其滥用，以及强调保护个人权利以抗衡强大的国家权力。我国的刑事诉讼从历史上来看一直都强调惩罚犯罪，即追求实体真实，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正当程序的重要性，整个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是“控制犯罪”。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使得我国引入的无罪推定原则与西方国家相比相距甚远。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目前没有确立沉默权，而“沉默权”的确立，是“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无罪推定”原则与其说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毋宁说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们应当努力地去追求一种民主、法治相统一的社会环境，呼唤国人的权利意识，突出强调正当程序的重要意义，以求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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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原则论文范文第3篇

这是确定罪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罪名，是指刑法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的名称。正确确定罪名，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都有具体的罪状和具体的法定刑。这应当是确定罪名的最一般原则。笔者认为，“两高”在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中还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法定原则（又称合法原则）。即必须严格根据刑法分则条文中对罪状的描述来确定罪名。

（二）准确原则（又称科学原则）。罪名应当主要反映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因此，应当以犯罪行为侵犯的直接客体为主来确定罪名，尽量避免在罪名中出现犯罪主体、罪过。但如果此罪与彼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犯罪主体或者罪过形式上，为了有利于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必要时也可以在罪名中出现犯罪主体、罪过。

（三）简括原则。罪名应当严格根据罪状来确定，但罪状并不等于罪名，除简单罪状外，不能将罪状直接作为罪名。罪名应当在罪状的基础上，选择最能反映某一犯罪本质的名称，对罪状进行高度概括。因此，罪名应当简洁、概括，避免冗长、繁琐。

（四）明确原则。罪名必须明确，不能笼统、含混。因此，罪名的文字表述要尽量做到顾名思义，避免使用可能产生歧义或者可以有两种以上解释的词语，以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有的罪状很长，如果实在无法高度概括，则宁可罪名长一些，也要保证明确（如选择性罪名）.

（五）约定俗成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按以上原则确定罪名很难统一时，可以采用约定俗成的办法。这是确定罪名的具体方法上的要求。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确定罪名应当是立法机关的职责范围。从国外立法来看，许多国家的刑法典（包括美国模范刑法典）都实现了罪名立法化，即以立法的形式对刑法中的罪名作出明文规定。但我国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都没有对罪名作出规定，而这又是当时刑事司法工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两高”决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罪名的规范化、统一化，即根据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罪状所描述的犯罪构成特征进行归纳、推理。有的学者把这种确定罪名的方式称之为“暗含推理式”.我们希望在下次修改刑法时，能够实现罪名立法化，并建议采取一条文一罪名（如条文分款则一款一罪名）的原则，以罪名一一罪状一一法定刑的立法模式取代现在纯粹的罪状描述的立法模式。

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问题

《刑法修正案（四）第八条规定了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在研究这种犯罪的罪过形式时，又直接涉及到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问题。1997年修订刑法时增设的滥用职权罪，由于刑法分则条文中没有明确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引起刑法理论界的不同看法，概括起来有“过失说”①“故意说”②③和“过失、间接故意并存说”④或者“间接故意、过失并存说”⑤三种观点。笔者认为，滥用职权罪在主观方面一般由过失构成，但也不排除故意的存在。本罪之所以一般由过失构成，主要考虑三点：一是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判断故意还是过失，应当以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行为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为标准，而不是以行为人对行为本身的心理态度为标准。行为人对滥用职权的行为本身，如同酒后驾车、闯红灯一样往往是故意的，但对由此发生的损害结果则是过失的。二是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过失犯罪都是结果犯，而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不论行为人是滥用职权还是玩忽职守，均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三是两罪的法定刑（包括情节加重犯）均一样。如果一个罪为故意，一个罪为过失，前者的主观恶性要大于后者，而法定刑却相同，这显然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有的人指出，刑法第四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泄露军事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的法定刑也相同，因此，这并不足以说明滥用职权罪是由过失构成。我们认为，这是由于立法不严谨造成的。实际上，立法部门的专家对此曾强调指出，滥用职权行为和玩忽职守行为是渎职犯罪中最典型的两种行为。“两种行为的构成要件，除客观方面不一样以外，其他均相同”.⑥但是，从刑法第九章关于渎职罪的规定体例看，除规定滥用职权罪外，还对若干特殊的滥用职权行为规定为其他犯罪，如徇私枉法罪，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等。对这些特殊条款不能涵盖的滥用职权行为，只能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对于刑法规定的其他滥用职权犯罪不排除可以由故意协成，如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同理，对于饲私舞弊招收法官、检察官滥用职权行为，由于没有单独规定罪名，只能按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完全排除故意构成。而且从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规定看，从逻辑上分析，也不能完全排除故意的存在。

三、对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7项行政管理以外的工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挪用资金或者收受、索取贿赂应否和如何定罪处罚的问题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7项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但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村基层组织人员不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的7项工作，而是从事其他工作，利用职务便利，侵吞、挪用、收受或者索取贿赂，构成犯罪的，能否按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看法。如有一村党支部书记，主管本材的生产经营，在房屋开发工程中，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和索取工程承建人人民币102万元，并为承建人的工程核算和提取工程款提供方便。检察机关以受贿罪提起公诉，2001年7月和9月一、二审法院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作出判决。

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探讨的。理由是该党支部书记不属于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不符合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条件，因此，对其按“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判处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可以给予该党支部书记以党纪处分，并对其非法收受和索取的钱款依法予以追缴。对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挪用资金构成犯罪的，则可以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和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为这两条的犯罪主体除“公司、企业人员”外，还分别包括了“其他单位的人员”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四、在刑事司法文书中如何正确援引涉及刑法修正的法律条文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由于《决定》和刑法修正案并未对修正后的刑法条文编篡后予以全文公布，因此，司法机关在制作刑事司法文书涉及援引《决定》和刑法修正案的有关条文作为起诉或者裁判的法律依据时，应当分别不同情况在刑事司法文书中予以援引（以判决书为例）：

（一）凡刑法分则条文没有规定，而《决定》作了补充规定的，应当直接援引《决定》的有关规定。如骗购外汇罪。应当直接援引《决定》第一条的规定，可表述为：“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二）凡刑法分则条文没有规定，而刑法修正案采取“刑法第×××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条之一”的形式加以补充规定的，应当直接授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的有关规定，如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修正案〈三〉》第四条规定：“刑法第一百二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二十条之一：……”.应当直接援引《刑法修正案〈三〉》第四条和刑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可表述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四条和刑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立法采取同一表述形式的，还有《刑法修正案》第一条、《刑法修正案〈三〉》第八条和《刑法修正案〈四〉》第四条。

（三）刑法分则条文虽没有规定，但《决定》、刑法修正案以“将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修改为”的形式加以补充规定的，则刑法和《决定》或者刑法修正案的有关条文均应援引，且在顺序上，应当先引刑法的有关条文，再引《决定》或者刑法修正案的有关条文。（四）凡刑法分则条文有规定，《决定》和刑法修正案作了修改和补充的（包括罪状、法定刑），均应同时援引刑法和《决定》或者刑法修正案的有关条文，并且也应按照先刑法、后《决定》、刑法修正案的顺序引用。如：

1.逃汇罪。《决定》对本罪的罪状和法定刑都作了修改，应同时援引刑法和《决定》的有关条文，可表述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2.应同时援引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四〉珍》的有关条文，可表述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有的同志认为，上述援引法律条文的方法不够简便，主张除《决定》第一条规定的骗购外汇罪可以直接援引《决定》第一条的规定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外，其余需引用《决定》、刑法修正案的有关条文，而可以援引刑法的有关条文。例如，资助恐怖活动罪，就可以引用“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一”；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就可以引用“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第三款”，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问题在于，在现行1997年刑法中找不到这样的条文。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能不能直接将后来4次刑法修正案的内容直接纳入到1997年刑法里，然后直接引用刑法条文呢？这样对于司法文书的刑法引用确实是方便了，但这种文书的合法性却不存在。因为立法机关没有颁布过这样的刑法文本。”⑦这就涉及援引法律条文的合法性、准确性和严肃性的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加以规范，并建议立法机关对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加以进一步完善，以便于援引。

五、单位盗窃如何适用法律问题

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盗窃能否追究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主要理由，一是刑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为刑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单位盗油、盗气、盗电等行为大量存在，为谋取单位利益往往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如不用刑罚手段予以惩治，不仅不利于有效保护公私财产，而且不利于维护社会安定，与刑法的任务不相符合。二是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盗窃构成犯罪，这只是表明对实施盗窃的单位不予刑事追究，并不等于对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的盗窃行为不能按犯罪处理。单位的有关人员为谋取本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实际上是共同犯罪的一种形式，可以根据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的原则，对犯罪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这并不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单位组织实施的盗窃行为不能追究单位或者其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里指的“法律”，就是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实行“双罚制”的单位犯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另一种是实行“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只追究单位直接责任人员（或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如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的妨害清算罪），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但不论是哪种形式，都必须有法律规定，即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行为，则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进而，按照刑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也不能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1997年修订刑法时确定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持这一原则。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理由。其次，不能把单位犯罪混同于共同犯罪。1979年刑法没有确立单位犯罪制度，司法实践中对于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有的按共同犯罪定罪处罚了。1997年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从而使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这两种具有不同理论基础的犯罪形式的区分，具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充分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如果仍将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单位盗窃行为，认定为“实际上是共同故意犯罪的一种形式”，如此适用法律，那么几乎所有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行为，都可以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结果很可能导致刑法第三十条“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失去意义。第三，对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本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以自然人犯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做法违反法律规定。单位犯罪必须是经单位领导集体决定或者负责人决定实施的体现单位意志的行为，且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因此，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必须以单位构成犯罪为前提。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一般意义上讲，自然人实施盗窃犯罪的目的是自己占有违法所得。在单位盗窃不构成单位犯罪的前提下，将实施单位盗窃行为中没有私利目的、也未占有违法所得的直接责任人员按自然人犯罪定罪处罚，显然违反法律规定。这里有一个责任分担的问题。如果行为人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盗窃，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则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即盗窃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第一，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如何完善法律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收集此类案例，必要时就单位盗窃、单位贷款诈骗（实践中也多为单位所为）等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以“两高”名义向立法机关提出修改法律或者制定立法解释的建议，因为这不是通过司法解释所能解决的问题。有权作出司法解释的机关只能以现行法律规定的内容为解释对象，而1997年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没有单位犯罪的规定。第二，在刑法没有作出修正或者制定立法解释以前，对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此类行为，不宜对单位或者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但对于实施盗窃的单位，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予以行政处罚，对有关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六、奸淫幼女主观上是否应以行为人明知为要件的问题

这个问题无论在刑法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部门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奸淫幼女主观上是否应以“明知”为要件就曾在刑法理论界引发了一场争论。有的认为，刑法并未规定奸淫幼女以明知为要件。因此，只要同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就构成犯罪，没有任何例外。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探讨的。

第一，在强奸犯罪中，奸淫幼女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犯罪。我国刑法把未满14周岁的幼女列为法律特定保护的对象。由于奸淫幼女的行为严重摧残幼女的身心健康，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司法机关历来把奸淫幼女的犯罪作为打击的重点。

第二，这种犯罪的构成，客观方面表现为奸淫幼女的行为。由于幼女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辨别和反抗的能力，因此，一般地说，不论行为人采用什么手段，也不论被害幼女是否同意或者是否抗拒，只要与幼女发生了性行为，就构成犯罪；主观方面则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奸淫的目的。

第三，主客观相一致，是正确认定犯罪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如上所述，奸淫幼女犯罪的构成，除了被奸淫的必须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这一客观要件以外，还必须有主观要件，即行为人明知（包括明知必然和明知可能）女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并利用其弱点，达到奸淫的目的，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以强奸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就不能以犯罪论处。

第四，正确处理奸淫幼女案件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奸淫幼女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坚决予以严惩。同时，又要看到目前这类案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行为主体和幼女本身的情况，同过去，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有很大差别。五、六十年代奸淫幼女的罪犯，大多是壮年、老年的兵痞、流氓等社会渣痒，被奸淫的又大多是不懂事或不完全懂事的幼女。而现在男方则绝大多数是青少年，而女方有的发育较早，身材较高，有的幼女甚至谎报年龄，自称18岁、20岁，仅从外表难以断定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为此，早在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就强调指出：“在办理奸淫幼女案件中出现的特殊问题，要具体分析，并总结经验，求得正确处理。”其实，对奸淫幼女案件，是“一刀切”，不考虑主观方面的要件，统统按犯罪处理，予以打击，还是特殊（个别）问题特殊对待，早在50年代就提出来了。1957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历史上著名的《1955年以来奸淫幼女案件检查总结》曾经指出：“至于个别幼女虽未满14周岁，但身心发育早熟，确系自愿与人发生性行为的，法院对被告人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理。如果男方年龄也很轻，双方确系在恋爱中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则不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奸淫幼女罪的故意，与青少年在恋爱过程中的越轨行为很相似。

第五，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有的人认为，如果把“明知”作为构成奸淫幼女的主观要件，在行为人谎称不知的条件下就可能轻纵犯罪。我们认为，只要深入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认真分析男女双方的年龄、发育情况与交往过程、性行为的情节、后果、平时的表现等，事实是可以查清楚的。

七、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与挪用公款罪的界限问题

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即所谓的“体外循环”）罪与挪用公款罪相似，但在犯罪构成的各个方面又有明显不同，司法实践中应当特别注意严格区分。一是犯罪主体不完全相同。两罪主体虽然都是特殊主体，但前者可以由单位构成，后者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前者自然人作为犯罪主体时，只能由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构成，而后者可以由任何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构成。二是主观方面虽然都是故意，但前者要求必须以牟利为目的，行为人追求的是金钱物质利益；而后者不要求有明确的犯罪目的，即犯罪目的不影响挪用公款罪的构成。三是侵犯的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国家金融和存贷款管理制度；后者侵犯的则是公款的使用权。四是客观方面区别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在许多情况下又是划分两罪界限的关键。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行为人将客户资金不记人银行账户，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必须与存款的客户相沟通，客户同意后，其行为才属于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如果客户并未同意，或者根本不知情，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将客户资金（此时实际已成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同样行为则属于挪用公款的行为。因为，客户将资金通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柜台存人，取出存款凭证，并无任何违法或者过错行为。此笔资金不论吸收存款的行为人是否将其记入银行法定账户，这笔资金的本金、利息都应由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到期偿付。行为人将其挪作他用，用来非法拆借，发放贷款，一旦造成本金不能收回的损失，当然应当由其所在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赔偿存款的客户。简单说，如果客户同意，有共谋，就构成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如果客户不同意或不知情，资金己入银行大账，就构成挪用公款罪。五是使用人不同。前者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使用人可以是任何个人、单位，而后者的公款使用人只能是个人，如果单位使用，挪用公款人则必须是挪用公款构成犯罪后，将此笔公款又挪用给其他单位使用。

八、内外勾结的金融诈骗与职务犯罪的界限问题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外部人员勾结，利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骗取单位或者个人资金，如何定性？在司法实践中意见分歧很大，有的定金融凭证诈骗罪，有的则定贪污罪。笔者认为，对于内外勾结的金融诈骗案件，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认定案件的性质：

第一，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外部人员句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骗取单位或者个人资金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第二，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利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骗取单位或者个人的资金提供帮助的，也应当按照上述解释的规定，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第三，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外部人员勾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骗取单位或者个人资金，同时构成职务侵占罪和金融诈骗犯罪的，属于法条竞合关系，应当从一重罪处罚。

第四，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虽然客观上为外部人员实施金融诈骗提供了帮助或者便利条件，但主观上无共同非法占有或者意图使外部人员非法占有被骗款物的目的，不构成金融诈骗，而构成挪用公款、受贿或者其他犯罪的，则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九、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界限问题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区别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合同进行了诈骗。合同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这是区别于其他诈骗犯罪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正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对区分此罪与彼罪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经济合同，不能认为凡是利用合同（如行政合同、赠与合同、劳务合同等）进行诈骗的都构成合同诈骗罪。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其标准应当根据合同诈骗罪侵害的客体性质并结合立法目的加以界定。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这种犯罪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所保护的客体范围内，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否则便与刑法的立法宗旨不符。应当结合该合同的具体情况，考察其行为是否符合扰乱市场秩序的特征，否则就不能定合同诈骗。例如，行为人利用伪造的遗赠扶养协议向继承人骗取被继承人的遗产的就不属于合同诈骗罪。另外，行为人虽然利用了一定合同形式，但该合同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下并不具有规范市场行为的性质，对行为人也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例如，行为人以生活窘迫为名，立下借条（合同）骗借他人财物后挥霍一空而不予偿还的，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所以，只要行为人利用了能够体现各种市场交易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那么该合同就满足了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要求。这种诈骗行为就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十、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绑架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

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技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由于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只规定了八种犯罪，如果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绑架活动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对此，刑法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这种犯罪的“危害性特别大，凡是年满14岁并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构成”.笔者认为，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如果仅参加了绑架的行为，但未参与杀害、伤害被绑架人，没有实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行为，该未成年人对这种绑架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但应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如果在绑架过程中实施了杀害或者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被绑架人的行为的，则应按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①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下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142-1143页。

②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853-854页。

③参见黄京平、石磊：“论‘刑法修正案’（四）新增犯罪罪名的确定”，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2月10日第3版。

④参见欧阳涛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刑法注释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777页。

⑤参见高西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正与适用》，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875页。

司法原则论文范文第4篇

民法立法基本原则思考论文

摘要:民法基本原则是以实现民法既定任务和特定功能为目的的基本法律思想,非为裁判规范,但《德国民法典》之后的大陆法各国民法典均对之有明确表述,并超越了学说就《法国民法典》总结出来的三大原则,使之到达抽象程度更强、概括范围更大的高度。在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民法典官方草案及主要学者建议稿对于民法基本原则采用了有所差异的不同表达,但将“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权利不得滥用”确定为我国民法基本原则,较为妥当。

关键词:民法/基本原则/立法选择}

一、民法基本原则之既有立法表达形式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法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之高度抽象的表达。

拉伦兹指出:“整个法秩序（或其大部分）都受特定指导性法律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的支配。”[1]事实上,法律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故每一条法律规范都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而这些存在于具体规范之背后的价值观念之上,又存在着其必须服从和贯彻的某种更为抽象、位阶更高的价值观念,直至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即法律所追求的社会公平正义。正是在一些总体的、根本的价值目标的指导和制约之下,整个法律体系才能实现其和谐,法律的功能方可真正实现。而在宪法或者基本法设定的总体价值观念的指导之下,以实现民法既定任务和特定功能为目的的基本法律思想,即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民法各项具体制度的法律价值坐标,具体制度的任务是将这些抽象的思想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规则予以表现,进而通过具体规则的适用,完成和实现民法的整体目的。因此,民法的各项具体规则必须服从和贯彻基本原则。与此同时,民法各项具体制度,常常又会形成其相对更为具体基本原则,例如,合同法之“契约自由”原则,正是民法之“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制度中的具体表现。

（二）民法基本原则表达形式之外国立法例

近代民法的基本观念与宪政思想相互融合,且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观念表达,民法基本原则非为裁判规范,故《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在立法上均未对之进行集中或者系统的直接表达。有关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某些具体规则而加以体现。因此,在该两部法典上,民法的基本原则没有完全采用“一般条款”的立法表达形式,其一部或者大部被隐含于具体规则之中。

《法国民法典》第8条关于“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的宣称,以及该法典第6条有关“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规定,系对民法之“人格平等”、“公序良俗”原则的直接表达。但“所有权绝对”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则是通过第544条有关“所有权是对于物完全按个人意愿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但法律及法规所禁止使用不在此限”以及第1384条有关“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的规定来加以表现。至于“契约自由”原则,则完全分散“埋藏”于有关契约之债的各种具体规则之中。而在法典中没有设之“序编”的《德国民法典》,则通篇不存在可以被称之为“一般条款”的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直接表达。至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则仿德国法,虽在其总则编中设置“法例”一章,但未对基本原则作出任何一般规定[2]。

但是,《瑞士民法典》及以后的各国民法典,则逐渐重视在法典的“一般规定”中对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明确宣示。

《瑞士民法典》在其第11条规定:“（一）人都有权利能力；（二）在法律范围内,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能力及义务能力”,同时,在其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其义务”（第1项）,“明显地滥用权利,不受法律保护”（第2项）。上述一般条款,对于人格平等、诚实信用以及禁止滥用权利诸基本原则,予以明确表达。

《日本民法典》更为典型,其总则编之第一章“通则”的全部内容,即为对民法基本原则的列举。其第一条（基本原则）规定:“（1）私权必须适合公共福祉。（2）权利行使及义务履行必须遵守信义,以诚实为之。”（系对“公序良俗”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的表达）其第2条（解释的标准）规定:“本法须以个人的尊严及男女两性本质性平等为宗旨解释。”（系对“人格平等”原则的表达）而在《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则在其总则编之第一分编中,以专条（第1条）明确规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则”。但该法典对于基本原则的表述十分混乱而残缺不全。

至于《越南民法典》,则进一步将民法的基本原则以“一揽子”方式予以全面、系统、规范的表达。在其第一编“总则”的第一编“基本原则”中,一共列举规定了12项基本原则,包括:“尊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原则”（第2条）、“遵守法律原则”（第3条）、“尊重公德、优良传统的原则”（第4条）、“尊重、保护人身权原则”（第5条）、“尊重、保护所有权和其他财产权原则”（第6条）、“自由、自愿订立合同原则”（第7条）、“平等原则”（第8条）、“善意、诚实原则”（第9条）、“承担民事责任原则”（第10条）、“和解原则”（第11条）、“保护民事权利的原则”（第12条）以及“适用习惯、适用法律类推原则”（第13条）。（三）《民法通则》及民法草案立法例

受苏联民法理论和立法的影响,民法基本原则的系统表达,是我国民法教科书的一贯做法。经过长期以来的发展变化,近代民法的基本理念以及现代民法的思想,逐渐为我国民法理论所接受,并形成“平等”、“公平”、“等价有偿”、“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以及“民事权利保护”、“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的理论归纳和立法表达。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在其第一章“基本原则”中规定了“平等”（第3条）、“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第4条）、“民事权利保护”（第5条）以及“遵守法律及不得破坏公共秩序”（第6条至第7条）等基本原则。

全国人大法工委草案基本沿袭《民法通则》的方法,在总则编第一章“一般规定”中,规定了“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民事权利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等原则。与《民法通则》相比,此草案取消了“等价有偿”原则。

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在总则编第一章“一般规定”中,规定了“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虽同时规定“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但未将之列入基本原则范围。

王利明先生的建议稿在总则编第一章“一般规定”中,规定了“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

徐国栋先生的建议稿则在其序编第二章“基本原则”中,规定了“平等”、“意思自治”、“绿色”、“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以及“法律补充”等基本原则。上述草案及学者建议稿的共同之处,在于均规定了“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但全国人大法工委草案及王利明先生的建议稿将“民事权利保护”及“公平”作为基本原则予以规定,但此不为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所采。而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中所规定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则不为前者所采。至于徐国栋先生的建议稿,则另外增加规定了“绿色原则”（“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应遵循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尊重其他动物之权利的原则。”）以及有关无法律规定时法官应依次适用“习惯、事理之性质；法理、同法族的外国法”的所谓“法律补充原则”。

二、中国民法典的立法选择

（一）确定基本原则的依据

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蕴含之基本价值之最高程度的抽象归纳,其既有别于民法具体制度中作为基本理念的原则（如合同法上的契约自由）,亦区别于具体制度中作为法技术的指导原则（如物权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合同法上的合同相对效力原则）。

依此标准,被传统民法理论通过对《法国民法典》的分析而总结归纳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以及“过错责任”三项原则,其实均非民法的基本原则:“所有权绝对”仅为财产法的指导思想,“契约自由”仅为契约法的指导思想,“过错责任”仅为损害赔偿规则的指导思想。除非将“所有权绝对”上升为“私权神圣”、将“契约自由”上升为“意思自治”或者“私法自治”,否则,其不能成为指导整个民法典的价值理念。但是,在该法典基本不存在有关基本原则一般条款的情况下,学说对于其基本原则的具体揭示,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

可以发现,以后一些大陆法国家的民法典对于基本原则的表达,超越了学说就《法国民法典》总结出来的三大原则,使之到达抽象程度更强、概括范围更大的高度。其中,“契约自由”原则被“意思自治”原则所覆盖,且成为近代民法之至高无上的核心原则。而现代民法思想的引入,则使“所有权绝对”原则不再被强调。至于“过错责任”原则,亦被更为恰当地作为损害赔偿的一般归责原则被安排于侵权法中。与此同时,“诚实信用”以及“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则作为现代民法予以重视的价值目标,进入基本原则的序列,表现出现代民法对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进一步限制和修正。

中国民法典应当在坚持近代民法所确立的基本观念的基础之上,充分反映中国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因此,《民法通则》所规定的“等价有偿”、民事活动“不得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以及“遵守国家政策”等原则,被1999年3月颁布的《合同法》淘汰出局,当然是正确的。对于中国民法典总则应当作为基本原则来加以规定的事项范围,比较各个现有草案,笔者赞同梁慧星先生的建议稿的方案,应将之确定为五项,即“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二）“平等”以及“公平”原则之存废

笔者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表现民法之特有的基本价值。“平等”虽为法律的一般价值,但在民法中,“平等”一词作为“人格平等”以及民事主体在民事关系中“意志独立”的内容表达,有其特定的内涵,民法的全部基本思想和观念,都是建立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之上,亦即“平等原则”是民法其他多数基本原则成立的基础而为其所派生（“意思自治”所表达的“意志自由”,实为“意志独立”的必然结果；“诚实信用”与“权利不得滥用”两原则,实为实现当事人之间的真正平等的工具）。因此,“平等原则”应为民法之最上位、最基本的首要原则并在立法上予以明确表达。

而“公平（正义）”为法的最终目标,具有最高程度的抽象性及模糊性的特征。可以说,基本法和一切部门法,均以“公平”为指导思想。而民法之对于公平观念,必须通过民法“自己的”基本原则加以具体表达,并进一步通过具体规范对于民法基本原则的贯彻,使之得以实现。换言之,民法上的公平,正是通过“平等”、“意思自治”等基本原则加以表现的。由此,没有必要在民法上通过“公平”原则的表达来重复宣示法的一般价值。

（三）“禁止滥用权利”原则与“民事权利保护”原则之存废

关于“禁止滥用权利”原则的存废,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民法对于权利行使的限制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来进行的,即权利滥用为权利行使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后果,故在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况下,不必重复规定；另一种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各有其适用范围,有人认为前者适用于债权法领域,后者适用于物权法领域；有人认为前者适用于契约当事人之间、夫妻之间及父母子女之间等特别权利义务关系,后者适用于上述特别关系以外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主张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的特别关系扩张至社会接触关系。就学说发展趋势而言,最初是前者占据支配地位,但后来后者却逐渐占据上风[3]。

“禁止权利滥用”的思想,肇始于罗马法,系法律对于民事权利之行时超出正当范围的一种限制。在此自由和权利与彼自由与权利之间,往往存在冲突,某人对其所有权的行使,可能会妨害他人所有权的行使（如相邻关系中的利益冲突）,由此,法律必须界定权利与权力在范围上的临界点。而近代民法之“所有权绝对”的观念,则与现代社会之整体利益的维护（尤其是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领域）,常有可能发生矛盾。为此,禁止权利滥用的规则,就不是对个别权利的限制性规则,而是对一切民事权利行使之限制的一般条款,反映了人类生存及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之根本利益高于个人自由的现代民法思想,在民法的基本价值体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继《德国民法典》规定“权利人不能仅仅以损害他人为目的行使权利”（第226条）之后,包括瑞士、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均对禁止滥用权利作出了一般性规定（《瑞士民法典》第2条第2款:“显系滥用权利时,不受法律保护。”《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3项:“权利不许滥用。”《韩国民法典》第2条第2款:“权利不得滥用”。）诚然,在适用范围上,诚实信用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存在某些交叉重叠,甚至不妨将禁止权利滥用视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权利行使领域的具体表现,但鉴于二者规制的侧重点不同,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更大的模糊性,禁止权利滥用则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且将禁止滥用权利作为民法之一般条款予以宣示,更为符合现代法的精神。为此,将禁止滥用权利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并予以立法表达,利大于弊。

至于“民事权利保护”之一般条款,应当在民法典总则中予以规定,但因其非为民法本身之特有价值观念的体现,所以,不将之视为基本原则为妥。

注释:

[1][德]拉伦兹.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台湾: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255.

司法原则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实质相符审单程序案例评析

【Abstract】Strictcomplianceisafundamentalrulepeculiartothesystemofletterofcredit．Thisarticleanalysesthesubstantivecomponentandtheproceduralcomponenttobefollowedintheapplicationofthestrictcompliancestandard．Italsoexaminesthesetwocomponentsbasedonsomewell—knowncases．Thus，itwillbeofreferencevalueforjudicialpractice．

[KeyWords]1etterofcreditstrictcompliancesubstantialcompliance

procedureofexaminationcasestudy

在信用证支付方式中，只有当受益人提交的单据表面上与信用证条款的要求严格相符(strictcompliance)时，开证银行才有义务向受益人付款。因此，严格相符便成为制约信用证双方(即开证行和受益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年来的调查表明：“大约50％跟单信用证下的单据因与信用证不符或表面不符而被拒收，这降低了跟单信用证的效力，对参与有关商品贸易的各方产生财政影响，增加了成本，减少了进口商、出口商和银行的利润。有关跟单信用证的诉讼案激增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①由此可见，准确理解和掌握严格相符的含义及条件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本文认为，在具体理解和掌握严格相符原则时，必须遵循实质和程序两方面的条件。以下将对这两类条件分别加以论述。为了更好地说明一些新发展，本文还将对《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现行文本(下称《UCP500》)和1983年文本(下称《UCP400》)进行适当的对比。

一、严格相符的实质条件

《UCP500》和《UCP400》都没有使用“严格相符”这一用语。《UCP500》第13条a款只是规定：“银行必须合理谨慎地审核信用证规定的所有单据，以确定其是否表面与信用证条款相符。”这里首先需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要求银行合理谨慎地审核单据，与银行究竟依何种具体标准作为衡量单据与信用证相符的尺度完全是两回事。

《UCP500》或一些立法本身虽未明确规定检验单据与信用证是否相符的具体标准，但有关的判例法和银行业务习惯则包含和认可了严格相符这一标准。也就是说，严格相符是检验单据的唯一标准。例如，美国绝大多数涉及这一问题的判例都确立了银行审核单据的适当标准应是严格相符标准。然而，抽象地谈“严格相符”毫无意义，只有将其具体化并分析它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才能理解“严格相符”一词的实质含义。

首先，严格相符不应等同于绝对的“字面相符”(abso1uteliteralcompliance)。例如在“Tosco诉F．D．L.C”一案中，②备用信用证要求任何兑付汇票必须写明：本汇票是依据C1arkesville银行的“105号信用证”(LetterofCreditNumber105)开具的。但交单兑付的汇票上写着它是依“1etterofCreditNo.105”开出的。由于受益人没有将英文中的信用证第一个字母“1”大写为“L”,而且还使用了“Number’’的缩写形式“No．”，开证行决定不予付款。该案中所提交的单据确有一些细微的不符，但是这些不符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它既不会影响开证行的利益，也不影响其它当事人的利益。美国法院对本案银行试图使用这种纯文字上的严格相符来判定单据表面相符没有予以支持。英国学者的观点与上述判例是一致的。例如，英国著名银行法专家指出：“严格相符标准……不能扩大适用于信用证或单据中的“i’s”和“t’s”这些省略形式中圆点位置的差异，或明显的印刷错误。”③

其次，严格相符也不等于“实质相符”(substantialcompliance)。因为有些不符点从表面上看是无关紧要的或非实质性的,但在实际中则会产生重大歧义。例如，信用证要求提交的单据应注明发运的是“无核小粒葡萄干”(driedcurrants)，而银行后来收到的单据则说明发运的是“葡萄干”(raisins)。对此，银行必须拒绝付款。因为在贸易过程中，一般的葡萄干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无核小粒葡萄干，而银行怎么能知道所发运的到底是哪种葡萄干呢?银行既不是商品交易商，也不是生产商。如果银行可以确定议付单据上所写的葡萄干(raisins)就是信用证上所载明的无核小粒葡萄干(driedcurrants)，那么银行也许会按照“实质相符”去付款。但是，不可能要求银行按照生产商的专业水准去培训自己的员工，或要求银行在作出审单决定时先征询其客户的意见。因此，实质相符既不可靠，又会拖延信用证审核的时间。

严格相符通常被界定为介乎于绝对的字面相符与“实质相符”之间的一种相符。科佐拉奇科教授曾正确地把严格相符概括为：“一个合理的银行家，其对信用证的实践和术语的知识使他能够判断哪些是真正无关紧要的不相符，而且他能够独立自主地判断是否相符。在作出这种判断时，他完全是根据受益人交付的单据，而不是依据对基础合同项下交易的了解，也不应考虑客户是否愿意或有能力支付。”④

二、严格相符的程序条件

虽然《UCP500》对严格相符的实质条件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规定，但却对确定严格相符的程序作了较多规定。例如，《UCP500》第13条、14条规定了银行在审核和处理单据时应遵守的程序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信用证各方当事人在解释和执行严格相符原则时应遵守的程序条件。

1．单据的初步审核规则

对单证是否相符的审查，《UCP400》第16条b款规定，开证行“必须以单据为唯一依据，确定究竟接受单据或拒收单据，并宣称单据表面上不符合信用证条款”。《UCP500》第14条b款也作了相同的规定。

从上述条款的规定来看，它明确禁止开证行超出单据本身的范围去决定是否相符。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仅以单据为依据”的重要含义在于银行决定单证是否相符时，不得以单证以外的理由或因素为依据；也不得与其他任何人，尤其是开证申请人商量或征求其意见，而应自行作出判断和决定。事实上，如果信用证中没有明确要求，开证行甚至没有义务通知开证申请人它已按照信用证作出了支付。因为从《UCP500》第3条来看，信用证项下开证行的付款义务不同并独立于开证申请人的付款义务。⑤在“FiveStarParking诉PhiladelphiaParkingAuth”一案中，美国一联邦地区法院判决指出，银行“除另有约定外，在支付信用证之前，没有默示的义务去通知开证申请人本银行即将作出支付……。”⑥

但是，当开证行确定了单据表面上与信用证条款不符后，《UCP500》第14条c款新的规定则允许银行可以与开证申请人联系，请其撤除不符点。由此可见，新规定允许开证行与申请人联系的前提条件是开证行已自主确定了单证不符，而且此种联系的目的仅限于劝说申请人“放弃拒付”，而不是与申请人共同对单据继续进行挑剔或共谋拒付的理由。也就是说，开证行在尚未确定单证是否相符的情况下，仍不应与申请人联系和商量。否则，一旦作出的“单证不符”决定错误，受益人可能会主张银行的拒付不仅违反了合同，而且构成了侵权行为。在此情况下，受益人提起诉讼后，银行除承担补偿性赔偿(compensatorydamages)责任外，还可能承担惩罚性赔偿(punitivedamages)责任。美国的很多诉讼是以侵权而非违约为由提起的，这已成为普遍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侵权是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

2．审核单据的期限规则

《UCP500》第13条b款规定：开证行应在合理的时间——不超过从其收到单据的翌日起算第七个银行工作日，审核单据以决定是否接受或拒收单据，并相应地通知从其处收到单据的一方。这里将不超过七个银行工作日作为“合理时间”，实际上是协调的产物。因为此前《UCP400》只规定了“合理时间”，而没有具体限定期限。这样一来，各国或其银行对合理时间的规定或解释各不相同，三天、七天、三十天或更长时间都有。《UCP500》关于七天的限定则有利于规范运作，消除随意性。

很显然，银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审核完单据应视具体业务情况而定。例如，银行在审核商业信用证项下复杂的运输单据所化费的时间，要比审核一份清洁的备用信用证项下的简单汇票所化费的时间长得多。但无论何种单据，最长不得超过七天。这就意味着银行须在“合理时间”——不超过七个工作日内完成两件事：一是审核单据；二是决定接受或拒收单据，并通知递单人。

3．拒收单据的程序规则

《UCP500》第14条d款规定：如果开证行决定拒收单据，则拒收单据的开证行必须不得延迟地以电讯方式，如不可能，则以其它快捷方式通知递送单据的银行，或如果直接从受益人处收到单据，则通知受益人。

从《UCP500》第14条的进一步规定来看，此种拒收通知须说明两点：一是写明银行凭以拒收单据的所有(着重号为本文所加)不符点；二是要指出开证行是否“留存单据听候处理”，或已将单据退还交单人(可能是递单行或受益人)。拒收通知中的这两项内容是非常重要的。通知递单人单据中不符点的目的是使他在信用证到期前有机会修改这些不符点；而通知递单人银行对单据的留存或退单则是为了保证递单人对其财产的控制。

另外，拒收通知还必须“不得延迟”地向递单人作出。关于“不得延迟”的规定，过去常常给开证行带来一些预想不到的麻烦。例如，开证行一旦审核单据后认为不符，它可能与开证申请人联系，请其放弃这些不符点并接受单据。开证行通常不会告知递单人，它已与开证申请人进行联系。假如开证银行打电话给开证申请人，劝说他放弃不符点。开证申请人则要求考虑一天再答复。第二天开证申请人打电话通知开证行他拒绝放弃不符点。开证行这时才通知递单人不接受所提交的单据，并在拒付通知中说明了不符点。那么，开证行是否作到了“不得延迟”地通知递单人?如果递单人发现开证行为了知道开证申请人是否会放弃不符点而等了一天才通知他，递单人会因此认为推迟的这一天构成了开证行违反“不得延迟”地通知义务。为了避免上述这类麻烦，现行的《UCP500》对“不得延迟地通知”进行了修改完善。按照《UCP500》第14条c款和d款规定，无论开证行是否劝说开证申请人撤销不符点，如果决定拒收单据，则不得迟于自收到单据之翌日起第七个银行工作日通知递单人。

4，对不当拒收的惩罚规则

《UCP500》第14条e款规定：如开证行及／或保兑行(如有的话)，未能按照第14条的有关规定办理，及／或未能留存单据听候处理或将单据退还交单人，开证行及／或保兑行(如有的话)则无权宣称单据与信用证条款不符。该条款的规定与原《UCP400》第16条e款的内容基本相同。

这一条款要求开证行必须小心从事，否则将无权以单据与信用证条款不符为由拒收单据或拒付。美国法院对“Kerr—McGeeChemicalCorp诉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rp”一案的判决，有助于人们很好地理解和适用这一惩罚规则。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这样的：开证行向受益人(Kerr—McGee)开出了信用证。信用证本身规定了本信用证受《UCP400》约束。信用证写明货物的销售价款为1，002，000美元。虽然买卖双方后来将销售价款涨到1，014，590．53美元，但信用证上没有作相应的更改。受益人向银行提交的即期汇票和货物发票上都写明价款为l，014，590．53美元。由于信用证上的价款仍为1，002，000美元，因而第一次递单后形成单据与信用证明显不符。开证行给受益人第一次拒付通知中仅说明了汇票上的价款金额与信用证开出的付款金额不符。受益人获悉了这一不符点后，在第二次递单时重新向银行提交了一份价格改为1，002，000美元的汇票。由于开证银行给受益人的第一次拒付通知中没有指出发票上的价款金额也与信用证上的金额存在着不符点，受益人第二次递单时仍将写明价款为1，014，590．53美元的原发票提交给了银行。需要指出的是，受益人是在信用证到期之前将修改后的汇票和原发票递交给了开证银行。

信用证到期后，开证行又一次通知受益人它拒绝付款。这一次拒付的理由是发票上的价款金额不仅与信用证不符，而且与汇票也不相符。受益人对开证行的第二次拒付提起诉讼，要求开证行支付损害赔偿。

法院在其判决中首先概括指出了本案争议的法律问题，即银行在第一次拒付后，能否再以第一次拒付时已存在但未通知受益人的其它不符点为由进行第二次拒付。

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受益人第一次和第二次提交的单据内容均与信用证不完全相符没有争议。而双方所争议的问题是：银行第一次寄给受益人的拒付通知的效力如何。在本案第一次的拒付通知中，银行显然没有说明单据与信用证之间已经存在的所有不符点。在此种情况下，银行第二次审单时，能否援引第一次拒付通知中遗漏的不符点作为拒付的理由呢?

法院判决认为，银行无权援引其在第一次拒付通知中遗漏了的不符点拒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著名的法官鲍威尔(PowellF．Lewis)指出：“本条款(即《UCP400》第16条e款)规定得很清楚，如果一家银行在其第一次拒付通知中没有列出某一拒付理由，则该银行以后便不得援引该遗漏的理由拒付，否则就违反了禁止反言(estoppel)。”⑦

开证行第二次拒付的理由是受益人的单据中存在着两项不符点。第一项不符点是发票上记载的价款金额(即1，014，590．53美元)与信用证不符，即单证不符。然而，这一不符点在受益人第一次递单请求兑付时就已存在，不幸的是银行在给受益人的第一次拒付通知中没有列出这一不符点。第二项不符点是更改过的汇票价款金额l，002，000美元与发票(仍然是原发票)的价款金额1，014，590．53美元不符，即单单不符。对第一项不符点的遗漏银行无法否认。但银行辩解认为第二项不符点在第一次拒付时尚不存在，是一项新的不符点。也就是说，即使第一项不符点不能成为第二次拒付的理由，银行仍然可以援引第二项不符点作出第二次拒付。针对银行的辩解，法院分析指出，如果第二项不符点在第一次递单要求兑付时的确不存在，那么银行就有权现在提出这一新的不符点进行拒付。而事实上，第二个不符点在第一次受益人要求兑付时就已经存在了。法院认为，很明显在第一次兑付审单时，货物发票的价款金额就已存在着问题。但银行没有将这一不符点作为拒付的理由进行通知，银行现在就不能以发票金额与更改后的汇票不符作为新的、单独的理由拒绝支付。

这一判例对开证行的启示是很明确的，即开证行在第一次审核单据并将不符点通知递单人时必须准确、全面；银行不能援引一项在作出第一次拒收或拒付通知时就已存在，但却被银行疏忽遗漏了的不符点进行第二次拒付，即使银行能够证明受益人在第一次递单兑付时知道这一不符点的存在。

综上所述，在理解和适用严格相符原则时，必须同时严格遵循上述实质条件和程序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即使明显不具备严格相符实质条件的承付请求，如果未按严格相符的程序条件加以拒付，开证银行仍将丧失援引严格相符原则主张不符和拒付的权利。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吉林大学国际法学士，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国际法硕士。

①中国国际商会编译，《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T23F2d1242(6thCir．1983)．

③GutteridgeandMegrah，TheLawofBanker’sCommercialCredit(7thed．，1984)，p120．

④Kozolckyk，“TheEmergingLawofStandbyLetterofCreditandBankGuarantees”，(1982)24Ariz．L．Rev．P.319．

⑤同注①，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