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2005年1月1日，延续了30多年的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被全面废除。本文在对四种保障措施进行法源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在后配额时代第一年所遭遇的特保措施，并从政府、企业、行会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005年1月1日，延续了30多年的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被全面废除。我国纺织品服装出I：2I大幅增加，为保护本国相关产业不受损害，欧美等国在后配额时代频繁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实施特保措施。对此，我国政府、企业和行会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本文在对四种保障措施进行分析和比较后对该问题作了重点讨论。

一、保障措施的法源分析及比较

(一)四种保障措施的法源分析

为维护公平贸易和正常的竞争秩序，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成员方在进口产品过激增长给其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使用保障措施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损害。保障措施和反倾销、反补贴都属于贸易救济措施，不同的是，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针对的是不公平贸易行为——价格歧视，而保障措施则针对的是进口产品激增的情况。由于美欧等国担心中国人世后，纺织品服装进口的急剧增长会扰乱其市场秩序，损害其国内相关产业。所以在中国人世时特别要求中国政府做出一些特殊承诺，这些承诺反映在《中国加入议定书》(下文简称《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下文简称《报告书》)的具体条款中。简言之，WTO其他成员方可以通过以下四种途径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实施保障措施。其中，第一种也被称为“一般保障措施”，而后三种则通常被称为“特殊保障措施”。

1．依据《关贸总协定》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议》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实施保障措施

《关贸总协定》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议》规定了一般保障措施制度。基本内容是：如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和因一缔约方承担总协定义务(包括关税减让在内)而产生的影响，使某一产品输入到这一缔约国领土的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或相对增加，以致对该领土内生产同类产品和／或直接竞争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则该缔约方在防止或纠正这种损害所必需的程度和时间内，可以对上述产品全部或部分地暂停实施其所承担的义务，或者撤销或修改减让；实施保障措施应针对正在进口的该类产品，而不考虑其来源。

2．依据《纺织品和服装协议》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实施过渡性特别保障措施

《纺织品与服装协议》第6条规定，在纺织品、服装贸易回归关贸总协定的1O年过渡期中(自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开始起算)，除已纳入GATI''''I994的纺织品或服装产品外，各成员在过渡期内可实施特定的“过渡性保障措施(TransitionalSafeguardMeasures，简称TSM)”，即如果某一未受配额限制的特定纺织品或服装产品进口数量增加，对生产同类和／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实质威胁，则可对该产品的进口实行配额限制等措施，如果是单个成员的进口出现急剧和实质性的增加，可对该特定出口成员的特定产品实施配额限制。该过渡性保障措施既可以通过磋商后达成的协议实施，也可以单方面实施，但需要由纺织品监督机构(TMB)审议。《纺织品与服装协议》是WTO协议中唯一规定了自行废止内容的协议，在10年过渡期后(即2005年1月1日以后)，随着配额限制的全部取消。该协议本身也就不存在了，理论上第6条关于在过渡期采取保障措施的规定也随之失效。

3．依据《议定书》第16条的规定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实施过渡性特别保障措施

根据《议定书》第16条的规定：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则受影响的WTO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要求中国采取行动以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如在中国收到磋商请求后60天内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且在迟延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受影响的WTO成员可根据一项有关进口产品已经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初步认定，对中国的产品采取不超过200天的临时保障措施，并提出进行双边磋商的请求。如果WTO某一成员认为在上述第一种情形下基于“市场扰乱”所采取的限制中国产品的行动(包括中国自己同意进行的主动自我限制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中国和／或有关WTO成员进行磋商。如此类磋商未能达成协议，则请求进行磋商的WTO成员在防止或补救此类贸易转移所必需的限度内，有权针对该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自中国的进口。该条款实施的期限为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

4．依据《报告书》的规定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实施过渡性特别保障措施

根据《报告书》第241至242段(也作242条款)的规定，2008年12月31日以前，其他成员方仍可以对原产于我的纺织品服装采取限制措施，如果WTO其它成员认为《纺织品与服装协定》所涵盖的原产于我国的纺织品服装自《WTO协定》对我国生效之日起，由于市场扰乱，威胁或阻碍这些产品贸易的有序发展，则该成员可请求与我国进行协商，以期减轻或避免此市场扰乱。如双方在90天的磋商期内，未能达成满意的解决办法，则磋商将继续进行，提出磋商请求的成员可继续实行限制。

(二)四种保障措施的比较

为了对上述四种保障措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本文以表格的形式列出其异同点。(见表1)

通过表1分析可知，一般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最苛刻，实施标准最高，且依据无歧视原则适用于所有成员方，故实施时会遭遇较大的阻力。而后三种特殊保障措施中，《纺织品服装协议》的实施条件较严，且该协议于2005年1月1日以后，随着配额限制的取消已自动废止。所以在后配额时代，针对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服装，欧美等国实施特保措施时更愿意援引《议定书》和《报告书》的相关法规，这两项特保措施的实施门槛较低，且实施形式和实施期限更为灵活，即使最终磋商失败，也为提出磋商请求的成员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便于其调整本国的外贸政策。

二、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遭遇的特保措施

(一)关欧等国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实施特保措施

2005年1月1日，延续了3O多年的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被全面废除后，原属于配额产品的我国纺织品出口大幅增长，据统计，2005年1至4月，我国纺织品出口额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8．4％，其中对欧出口39亿美元，增长幅度为82％，对美国的增长幅度为250％。为此，欧美等国援引《议定书》的第16条和《报告书》的242条款频繁对我国实施特保措施。

1．美国

2005年3月21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于4月对纺织品实施特别检测设施，该措施使美国海关对进1：3纺织品的监控预警期从6周缩短到2周，以便其迅速出台相应的保护措施；2005年4月4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决定对部分原产于中国的棉制针织衬衫、棉制裤子以及棉制和化纤制内衣等三类纺织品发起纺织品特保调查；两天后，美国制造商贸易行动联盟、美国纺织团体协会、美国纺织协会、美国棉花协会和名为“团结起来”的工会组织5家纺织行业组织，向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提交特别保障措施申请，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的7种、14大类纺织品服装实施特别保障措施，这些产品占2004年美国进口中国纺织品服装总额的8．1％。5月13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对我国的棉制针织衬衫、棉制裤子、棉制及化纤制内衣3类纺织品采取特保措施，理由是这些纺织品“正在威胁和扰乱美国的市场，并要求其今年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最多只能增长7．5％；仅5天后，该委员会再次对我国的棉布和人造纤维男衬衫(包括男童衬衣)、人造纤维布裤、人造纤维针织男女衬衣以及精纺棉纱4类纺织品实行进1：3配额限制。截止到11月8日，中美双方就纺织品服装出1：3共进行七轮谈判，其间，美不断扩大受限产品的范围和条件，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遭受的损失也与日俱增。

2．欧洲

2005年3月10日欧洲服装及纺织业组织EURATEX提出申诉，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的针织紧身衫及套头衫、棉质或人造纤维装等12类纺织品服装实施市场保护限制。4月6日，欧盟委员会公布《对华纺织品特别限制行动指南》，明确指出欧盟设限的标准，以2004年中国纺织品占欧盟进1：3总量的百分比为准，将进口产品分为四类，各类产品在2005年到2008年间每年都有一个增长，若超过规定的增长率，欧盟则进行特保调查。4月底，欧盟正式宣布将对中国9类纺织品服装展开为期6O天的特别限制调查，且正严密监测从中国进口的另外11类产品的交易情况。如果调查发现中国纺织品确实破坏了欧盟市场的市场秩序，欧盟可自动启用临时特保措施，对中国纺织品加以限制。5月17日，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以2005年第一季度欧盟从中国进1：3的T恤和麻纱增长过快，且扰乱欧盟市场为由，提议与中国方面进行正式磋商。并声称，如果正式磋商未果，欧盟将会对这两类纺织品实施“紧急特保”措施，将其2005年进1：3数量的增长率控制在7．5％以内。一周后，欧盟纺织品委员会通过了曼德尔森的提议，并于5月27日正式启动对T恤和麻纱的“紧急特保”程序。

3．其它国家

除美欧外，土尔其、巴西、厄瓜多尔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以不同的形式对我国纺织品服装采取限制或发出信号。如2005年1月中旬，厄瓜多尔纺织业工业协会援引《中国人世议定书》的第16条，由其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对我国271种纺织品采取特保措施，征收5％一3CHD％的关税。这些措施无疑使我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雪上加霜。

(二)欧美对我国实施特保措施援引法律的不合理之处

欧美对我国设限的主要依据是《报告书》的242条款，但援引该条款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确凿的数据证明中国纺织品服装在美欧确实存在扰乱市场、威胁阻碍贸易发展的情况，且两者构成因果关系。正如商务部部长所言，“美欧等国仅凭三四个月的数据就草率对中国设限，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科学的。”同时应客观理性的看待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激增现象”：首先，尽管2005年1—4月我国对欧美市场有一个总体增长，但也存在两个下降，一是增幅逐月下降，二是纺织品服装出口占中欧、中美贸易的比重逐月下降。其次，美欧把发展中国家最具出1：3潜力的产品配额保留到最后一刻，美国保留了90％，欧盟保留了70％，所以在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制被全面废除后，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出现“激增现象”。再次，这种“激增”是一种正常增长，因为它是由过去长期扭曲自由贸易的配额体制转向现在纺织品一体化、自由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现象，这和正常贸易过程中某一年、某一个时期、某种产品的突然激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该情况是可以预见的。

欧美在实施特保措施的法律程序上也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他们总是单方面宣布将对中国的部分纺织品服装出口采取特保措施，并未及时与中方进行磋商。他们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实际遵循着“双重标准”，一方面对其本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极力要求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够挑战他们产业的一些产品(如纺织品服装)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三、后配额时代我国应对特保措施的主要策略

面对欧美等国频繁的特保措施，我国应变被动为主动，以变应变，积极寻求建立和谐的贸易体制。本文主要从政府、企业、行会三个层面来分析具体的应对策略。

(一)从政府层面看

1．在保持自身立场的同时应变对抗为对话，争取以和谐的方式解决贸易争端

自美欧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实施特保措施以来，我国政府已与美欧代表进行了多次磋商。6月11日，中欧终于就中国部分输欧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签署了《备忘录》。根据《备忘录》，欧盟承诺对源自中国的棉布、T恤衫、套头衫、裤子、女式衬衫、床单、女连衣裙、胸衣、桌布、亚麻纱等1O类纺织品终止调查，对实现一体化的中国纺织品克制使用242条款；双方同意，自2005年6月11日至2007年底，对上述十类纺织品合理确定基数，并按每年8％至12．5％的增长率确定中方对欧出口数量。而中美双方经过七轮磋商，历时半年，最终于11月8日达成协议，并签署《备忘录》。两个《备忘录》的签署，不仅符合中、美、欧三方的利益，而且充分体现我国政府在解决贸易争端中的积极主动性，为解决其他贸易争端提供成功范例。

2．以变应变，适时调整本国的对外贸易政策

为了稳定出口，减少贸易摩擦，实现贸易一体化的平稳过渡，我国政府决定从今年1月1日起到2007年12月31日止，对全球出口的外衣、裙子、衬衫、裤子、睡衣、内衣等7大类33个敏感类别的148个服装税号，采取从量计征方式加征出口关税。从6月1日起，对上述产品中的74种纺织品提高出口关税税率，多数产品的税率比原来提高了4倍，并对亚麻单纱开征出口关税。但美欧对我国主动采取的限制出口措施反映平淡，反而不断加大采取特保措施的力度，在2005年5月达到高峰。对此，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不得不在5月30日宣布，2005年6月1日起对81项纺织品取消征收出口关税，其中包括先前要提高关税的74种纺织品。此外，商务部在7月7日公布了《纺织品出口临时管理商品目录》，明确列出输欧10类纺织品2005年的第一次分配全国总量。这些对外贸易政策的及时调整，不仅降低了我国纺织品服装厂商的出口风险，而且表明我国政府在制定时外贸易战略时更加成熟、灵活。

(二)从企业层面看

1．提高纺织品服装的质量，改变价格策略

我国的纺织品服装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具有互补性，而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再加上国内企业间的激烈的竞争，往往造成纺织品服装出口商竞相压价来扩大市场份额，创造更多的外汇，从而促使进L=I国采取反倾销和特保措施等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产业。因此，我国企业要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就应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附加值，加大纺织品服装研发和创新的力度，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发展和培育自己的知名品牌，抛弃低价竞争策略，以质优价廉开拓国际市场。

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和“走出去”战略

市场多元化可以降低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带来的贸易风险。目前，我国出口到香港地区、日本、美国和欧盟四大市场的纺织品及服装，约占出口总量的70％。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极大地增加了出口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因此，我国企业在后配额时代应主动开拓其他国家市场，尤其是东欧、中东、南美地区和独联体等轻纺工业相对不发达或竞争优势相对较弱的国家市场。超级秘书网

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展国际化经营是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在后配额时代保持持续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那些拥有先进技术、雄厚资本、知名品牌、一流管理的国内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设厂，不仅可以将贸易壁垒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而且可利用东道国的某些税收优惠，不断扩大当地市场份额，获取更多的利润。

(三)从行会层面看，应充分发挥纺织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建立贸易壁垒预警机制

食品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纺织品贸易争端产品生命周期夕阳产业

2005年6月11日，中欧双方就解决近期纺织品贸易争端最终达成协议，避免了双边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但美纺织业不买中欧模式的账，美国“夕阳产业”的代表组织美国纺织业制造商协会认为，在美中两国解决纺织品贸易问题之前，它们会不断要求政府对更多的中国进口纺织品设限。截至8月31日晚，由于中美在纺织品纠纷问题上的立场依然相距甚远，被外界寄予厚望的中美第四轮北京磋商无果而终。

众所周知，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夕阳产业”，由此，我们不禁想起了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维农以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产品周期理论。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产品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生产区位的变化来解释国际产业转移现象。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与产品周期有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产品周期运动中，由于生产条件和竞争条件变动而做出的决策。维农把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创新、成熟和衰退三个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技术创新时期，由于产品需求弹性较小，成本差异对企业生产区位选择的影响不大，因此，产品生产一般集中在国内，国外市场需求基本依靠出口满足。在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二阶段，产品技术逐渐成熟，国内外对产品的需求随之扩大，产品价格弹性增加，对降低成本的要求十分迫切。同时，产品的样型已经稳定，仿制开始，技术优势弱化。由于竞争对手出现以及担心丧失国外市场，企业纷纷将生产转移到国外，投资地区一般选在收入水平和技术水平与母国相近的地区。第三个阶段是产品的衰退阶段，此时，产品已完全标准化，企业的技术优势丧失殆尽，产品竞争围绕着价格展开。为了降低成本，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因而，企业该阶段的产业转移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维农认为，在产品衰退阶段，企业的垄断或寡占地位已不复存在，企业之间的竞争基础是价格和成本。这时企业最关心的是寻找成本低的产品生产区位，于是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跨国公司选择的最佳生产区位。他认为，那些生产过程需要大量劳动投入的标准化产品最有可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这些产品或是运往国内供应国内市场或是销往其他国家。

总体而言，纺织业是欧盟国家和美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之一。在上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和美国无论是在纺织品的生产和贸易上，还是在技术和工艺的创新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纺织业又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欧美的劳动力成本高，已丧失了价格成本的竞争优势，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达国家应该将该产业转移出去以获得比较优势。但是，欧盟和美国的纺织业仍然存在，是一个强势的“夕阳产业”，而且还常常就此和中国展开贸易战，大有重新将该产业转回来之势。这就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产品第三阶段理论”相矛盾了。仔细想想，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第三阶段理论”除了包括“众厂商相对而言是竞争的，不是寡占或垄断的”这个假设外，还应包括这样的条件。那就是（1）发达国家在“原来产业”的衰退阶段，已经开始了新产品的研制和投产，并且必须和“夕阳产业”的生产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完成。（注意：“夕阳产业”是“原来产业”转移一部分后所剩下的部分）。（2）发达国家新产品所创造的新的市场需求，和剩余的夕阳产品所创造的剩余市场需求之和必须大于“原来产品”所创造的市场需求，否则发达国家会吃亏的。用公式表示就是：D1+D2>D3（D1表示新产业的市场需求，D2表示夕阳产业的市场需求，D3表示原来产业的市场需求）。从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分析，如果D3足够大，当D1一定时，D2也较大。如果此时将产业全部转移，也就是D2=0，那么就会出现等式左边<等式右边，这样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会缩小，他们就会吃亏。（3）在混合经济的今天，夕阳产业的转移必须考虑政府的因素。如果这三个条件不同时具备，在产品的衰退阶段，发达国家的产业不会轻易转移出去。

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转移产业不仅考虑成本，也考虑了以上所说的三个条件。这就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和欧美纺织品贸易的争端，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并不矛盾。首先，第一个条件很容易理解，如果新产业和夕阳产业不是时间上充分继起，空间上充分并存，也就是还没有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或没有充分调整，那么产业的转移就不可能充分进行。根据纺织业的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欧盟成员国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组。第一组是工业化水平高，纺织业已基本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国家，包括德国、荷兰、英国、瑞典、丹麦、芬兰等，也是此次不支持甚至反对欧盟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国家。第二组是工业化水平高的纺织品生产大国，产业结构还来不及充分调整，主要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是此次要求限制中国纺织品的呼声最高的国家。第三组是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一些新入盟国家。这组国家又可以细分为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在内的纺织品生产大国，以及波罗的海的纺织品生产小国，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其纺织业的优势也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上。这组国家对中国纺织品“冲击”的体会非常真切，自然会站到支持欧盟设限的阵营中去。其次，我们来看第二个条件。欧美纺织业之所以是强势的“夕阳产业”，是因为等式右边的D3足够大，故D2还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时发达国家企业会先考虑市场需求，而成本价格劣势就通过政府来寻求保护。在美国，日益衰落的纺织业和服装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汽车工业，该产业的工业增加值高于汽车工业。50年代末，纺织业的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4%，如果把纺织业和服装业合并计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业产值的5．6%。虽然纺织业已难以再称得上是欧盟的优势产业，但是它对于欧盟经济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视。目前，纺织业产值约占欧盟工业总产值的4%，欧盟仍是世界第二大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国。因此，纺织业和服装业一直是欧美等国家重要的工业部门。原因就在于D3足够大，所以D2也很大。再次，在如今混合经济的时代，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管理，而充分就业政策是所有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第一个头等大事。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能够大规模的吸纳就业人员，所以发达国家是不肯轻易丢掉这个重要的夕阳产业。在美国，纺织业和服装业在经济中的就业人员的数量高于汽车工业，20世纪50年代末，纺织业的就业就占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6%，如果把纺织业和服装业合并计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业就业人数的10．6%。在欧盟，纺织业就业人数占欧盟制造业的7%，这样的产业发达国家怎么能舍得放弃。超级秘书网

因此，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有它存在的条件，中国和欧美的纺织品贸易争端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现象，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对他进行解释。可以想象，只要”夕阳产业”市场需求大且能吸纳大量劳动力，发达国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必然会寻求政府去弥补他们的成本和价格上的劣势。我们只有抓紧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就中国与美欧之间的纺织品贸易争端问题新闻会上的发言[N].新华网,2005-05-30

食品贸易论文范文第3篇

一、案例

我国内陆某出口公司与国外某公司于2005年9月23日签订一笔1500吨食品出口合同,以FOB大连定价,装运期为2005年11月5日前,付款方式为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2005年10月22日卖方收到买方银行按合同规定开来的信用证及买方指定的船舶抵大连港的时间。卖方在买方指定船舶到港前三天将货物运至大连港仓库,不料次日仓库起火,由于抢救不及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1500吨食品全部被烧毁。而此时我出口公司又没有存货来及时替代这些被焚的货物,结果无法按期装船。该公司只好请求国外进口公司将信用证的有效期和装运期均延长15天。对方回电称同意延期但要求降价5%。经过我方的一再努力,最后对方同意降价1%,结果我方为此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由此案例可以看到,卖方在选用贸易术语时,由于不懂或选用不当将增加贸易风险,甚至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我国内陆出口企业在采用FOB术语达成交易时,要承担出口商品从内陆存仓地到船舷这段路程间货物灭失、损坏等风险。因此,FOB贸易术语并不是内陆企业出口时的最佳选择。

二、FOB的缺陷给卖方带来的风险

1.FOB术语要承担风险转移滞后的风险。在采用FOB术语时,出口方要承担从交货到货物越过船舷之前的一切风险和损失。尤其是深处内陆地区的,从该地区经陆路运输到装运港口越过船舷,中间要经过很长时间,相应地就增大了各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当然在此期间货物如发生损失,出口方向进口方承担责任后,若之前投保了,可依据保险合同再向保险公司索赔,挽回其损失。但是很多出口企业不会去投保,即使投保了,但对于涉及有关诉讼的费用、损失责任承担费用很可能无法达成协议,再加上时间耗费,出口方很可能得不偿失。本案就是个说明。

2.交单结汇风险增大,延长收款时间。根据《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规定,FOB条件下出口方应准备提单、海运单或内河运输单据以交单付款,这与其仅适合于水上运输方式相对应。尤其是对于沿海地区企业非常便利,不会影响其结汇。但如果是深处内陆地区企业,往往是出口方先进行内陆短途运输,这时卖方因货物未装船而无法拿到提单,办理交单结汇之事,只有当货物运到装运港装运之后出口方才能拿到提单,然后结汇。可见,这种对单据的限制会直接影响到卖方向银行交单结汇的时间,从而影响出口方的资金周转,增加出口费用。

3.内陆地区采用FOB术语还有一笔额外的运输成本。在FOB价格中不包括运费,但从内陆地区到装运港装运之前还有一部分运输成本,如:甘肃、青海、新疆等偏远的内陆地区到我国东部装运港之前的费用一般要占到货价的一定比例,这无疑增加了卖方成本,削弱了出口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三、采用FCA术语给卖方带来的优点

1.风险转移时间较早。内陆企业按照《INCOTERMS2000》将1500吨食品在其生产或库存所在地或其他指定的交货地点交给买方指定的承运人时,即转移了货物损坏、灭失等风险。那么,货物因火灾而受的损失就由买方自行承担。

2.结汇时间较早。本案例中若采用FCA术语成交,则卖方在货交承运人那一刻即完成交货的义务,便可凭承运人签发的装运单据及其他指定的单据到银行交单,早日收回货款,提高其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降低收汇风险。

3.承担的费用减少。本案例中的出口企业位于内陆地区,与港口距离较远,若选择FOB术语,则需要承担过多的风险和费用;若选择FCA术语,则卖方不需要承担陆路地区的运输费用和保险费用。

4.运输方式更灵活。为了便于使用FCA术语,《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还对“承运人”的含义做了解释,是指在运输合同中,通过铁路、公路、空运、海运、内河运输或上述运输业务的联合运输方式承担履行合同运输或承担办理运输业务的任何人。可见,FCA术语适用范围很广。迅速发展的集装箱运输方式也为内陆地区使用FCA术语提供了便利条件。目前我国许多沿海港口城市如青岛、连云港都在争取“把口岸搬到内地”,发展内陆地区对沿海陆运口岸的集装箱直通式运输,将会减少货物装卸、倒运、仓储的时间,降低运输损耗和贸易成本,缩短报关、结汇时间。超级秘书网

综上,我国内陆出口企业应改变以往思维模式,开阔思路,在选择贸易术语时不要拘泥于传统的FOB术语,最好摒弃原有的思维定势和商业习惯。学会运用本论文由整理提供FCA术语,避免不必要的风险、责任和费用。如广大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尽管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但是由于深处内陆,交通不便,使用FOB贸易术语在港接货物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这就制约了外贸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黎孝先.国际贸易实务[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2]陈晶莹,邓旭.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3]贺政国,朱珠.FOB、CFR、CIF术语的利弊分析与运用[J].对外经贸实务,2001,(12).

食品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收入分配通货膨胀贸易顺差宏观经济

论文摘要：本文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出发，指出我国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随后，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带来的后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国内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调、外贸顺差居高不下。最后，本文得出结论：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当前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看我国收入分配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份额以及应向政府支付的份额为出发点计算最终产出。按照这种核算方法，GDP的计算公式为：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IH+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反映了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产税净额反映了政府在总产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反映了资本所得。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对一定时期国民产出的占有状况，对整个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税收行为。

二、收入分配体系与宏观经济内部均衡

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指的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状态。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指数高企，经济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公报显示：自2007年3月CPI涨幅超过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达到8．5％。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引领的结构性上涨，如国家发改委曾在国新办新闻会上表示“现在物价上涨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在结构性上涨的因素消失之后，国内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平衡的基础之上，可以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本文认为，自2007年3月开始启动的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的新一轮物价整体上涨过程。食品供需失衡导致的短期物价结构性上涨是此轮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失衡的收入分配体系造成的高投资率和低劳动报酬。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资率导致银行信贷扩张、流动性过剩并对物价稳定造成压力。如图1所示，由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份额，企业部门有了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基础。同时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使得以逐利为目标的企业有了投资激励。因此出现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投资冲动。在中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下，固定资产投资激增与信贷扩张有着密切联系。而信贷扩张又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如图2所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通胀率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其次，长期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的回调要求使得劳动力成本有上升的压力。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为41．4％，而同期美国这一数值为56．4％@。以第二产业为例，有研究报告指出③：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相当于美国的1／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其1／22。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韩国的1厂7，而工资水平为其1／13。较之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马来西亚的1／3，而工资水平为其1／4；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印度的3倍，而工资水平大约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自身回调的力量、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劳动力成本也会逐渐上升。这几年频繁出现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表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从供给方面对物价造成上升压力。

因此，此次物价上涨过程既包括已经显露的压力——部分产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显露的使物价长期上涨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轮．：勺价上涨过程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在物价稳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难以出现随食品供给增加而使物价指数下降的情况。

除上文讨论的通货膨胀之外，国内许多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屡禁不止、重复建设等问题，也与分配体系中资本处于强势、劳动处于弱势有关。也就是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厚的资本回报使得企业热衷于投资，没有动力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本文结尾处的图4描述了这些问题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三、收入分配体系与经济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国际收支平衡。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外部失衡的问题：经常项目维持巨额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由2000年初的156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初的15898亿美元，八年增长了约1O倍。外部失衡的加剧，对经济的内部均衡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最突出的表现为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失衡的原因，有两派主要观点：首先，外资类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华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汇率重估是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④。其次，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则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出发，如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认为汇率不是造成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单单依靠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巨额贸易顺差问题。

本文认为，除去尚存争议的人民币汇率估值问题，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劳动、强资本”现象也是造成我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经济外部失衡的一个原因。具体的分析思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率增长速度，从而造成资本所得在产出中比重增大，企业部门利润空间增大。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企业的收益减少，但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利润来保持出口，所以会出现在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对美元)的情况下贸易顺差还在增长的现象。例如，2005年7月汇改时外汇储备为7327亿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长至16821亿美元。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表述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的变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假定：①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只有家户与企业两个部门；②生产要素有劳动和资本两种；③产品的资本成本不变；④产品的售价与成本分别为P、C，社会总产品为Q，n为工资占总产出的比重。注意到完全竞争条件下P=C，则全社会工资总额为：

W=aCQ(1)

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W=Lna+LnC+LnQ(2)

对(21式两边微分，得到：

一：+

C。0

将(3)式改写为：

C=W-Q(4)

其中e表示劳动成本变动率，表示工资率变动率，O表示劳动生产率变动率。由(4)式分析可得：时，即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工资率增速时，产品的劳动成本会呈现出下降趋势。由于假定资本成本不变，这一变化将会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增强，贸易盈余扩大，部分抵消本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下面以1992年为基期，1992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增长率数据为依据，计算各年劳动生产率指数与工资率指数，作图3。由图3可以观察到：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指数高于工资率指数，且二者差值持续增大。考虑到制造业占我国外贸出口的比重很大，至2005年已达9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北京，2005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之间的差距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得贸易顺差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还是持续扩大，因为出口企业有相对大的利润空间消化本币升值对出口收益造成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一问题通过影响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消费、投资行为，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本文的结论为：劳动报酬和资本回报的失衡，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巨额贸易顺差等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为扭转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本文认为可行的对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an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劳动报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润、削弱企业竞争力。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两个因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使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部门也可以保证利润不变甚至增长。而且，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可以促进国内消费，避免我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所带来的危害。

第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造成不同国家之间产出与国民收入悬殊的主要原因，较低的绝对工资水平往往伴随着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资的贡献率已经远远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食品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全球化下新区域主义的崛起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主义（Regionalism）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是指地理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组织机制，加强区域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互动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进一步崛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诺曼•D•帕尔玛教授在论著《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中首次提出新区域主义概念，主张通过“多方面的”、“开放性”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联合，建立全面协调发展的国际新秩序。[1]新区域主义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形成了热潮。在新区域主义的推动下，当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大都市区为重点，通过构建大都市区的各种制度、政策和管治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管治的“大都市区域主义”和“大都市区域治理”改革正在进行。与此同时，“涉及不同层次政府和发展主体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之间的权利互动关系”（Newman,2000），通过区域各种集团的对话、协调和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利用区域资源的“区域治理”理念和区域合作实践蓬勃发展。放眼世界，遍布全球五大洲的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协议”正在盛行，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超国家联合体“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典范；美、加、墨三国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及由此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了与欧盟遥相呼应的宏观区域联合体；东盟“10+1”的区域合作也正在积极推进；[2]跨国界或跨境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如“中华经济区”、“新—柔—廖成长三角”、“澜沧江—大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兴未艾。显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共同崛起的时代。为了迎接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当今世界的新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正在蓬勃发展，这给我国政府和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打造区域间合作的平台，以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需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予以专门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二）国内背景：市场化下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与区域合作的推进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代表A•斯密认为，当自由市场经济发轫之际，政区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对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迁往其他国家，从而促进国家间政区竞争机制的形成。因为“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一个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能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哪一个特定国家”。[3]（P408）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竞争已经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恶性竞争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之间追赶式的激烈竞争此起彼伏。这表明，如何趋利避害，规范区域间的竞争行为，促进区域间的良性合作，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同时，如何应对经济市场化下大量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也是区域公共管理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甚至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单一，公共事务比较简单，加之社会处于一个封闭发展的时期，因而国内某个行政区域内的政府能够在自己的管辖权内较为得心应手地去解决和处理其内部公共行政问题，生产和供给相应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而无须寻求外部支援和相互合作。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许多地区的“内部”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已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逐渐凸显，并有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4]如跨国或跨行政区划的环保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人口与资源问题、流域治理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地区稳定问题、流行病的防治问题以及区域发展的协调互动等等，已经远远超出单边行政的能力域限，以往某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无法应对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而相关区域内由双边或多边的地方合作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事日程。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省际间、地区间的合作，如“长三角区域合作”、“环渤海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等正在蓬勃发展。[5]（P10-11）这需要从区域公共管理的层面，研究探索如何建立健全系列的区域合作机制、联动机制等，以共同应对解决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

二、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

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区域行政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该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改革开放先行点和发达区域的实证研究。如中山大学在国内最早开设行政管理硕士点“区域行政”研究方向，并率先对广东、香港、新加坡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广东行政改革研究》、《香港行政管理》和《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和发表系列论文。二是政府间关系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在转型过程中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如林尚立的《国内政府间关系》、谢庆奎的《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薄贵利的《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和辛向阳、董辅乃等学者的研究。三是行政区划研究。区域行政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甚至许多区域行政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行政区划的约束。刘君德等在《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中国省区经济研究》等系列论著中，明确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用以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并研究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渊源、现实利弊以及调整改革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省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等。[6]此外，区域经济学有大量的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这类研究多侧重从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具体区域的整合与发展，或从某一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其战略定位，以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从1998年开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山大学相继在行政管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重点学科设置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方向，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如《珠江三角洲公共管理模式研究》、《区域公共管理导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等10多部论著，并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发表了系列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有关论文观点已被全国不少重要刊物引用。这些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明晰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路向，构建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国内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问题。据粗略统计，目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学会和研究机构，发表了1000多篇相关的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同时，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及许多省市高校项目指南都设立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选题，仅以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统计，就有15项相关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具体来看，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随着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对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探讨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兴趣。如区域公共物品治理、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区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变革、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区划问题、区域公共管理系统分析、区域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协调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随着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地方政府间合作、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合作等问题研究。如“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竞争关系研究”、“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珠三角公共管理模式研究”、“长三角区域合作研究”等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三是流域治理的研究。流域治理是典型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近年来，已有若干篇博士论文围绕“流域水污染网络治理机制”、“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间关系协调”和“政府主导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就“流域污染治理机制”、“流域治理制度框架”、“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流域治理模式”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总体上看，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发展，其学者社群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区域政策工具研究目前还几乎是空白。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大量区域公共问题，如大都市区治理、不同功能区域的管理、流域治理、跨界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的建设以及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等，目前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三是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采用的是中国问题研究法（sinologicalapproach），而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尚关注不够，尤其缺乏系统、深入地比较研究。

三、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前瞻

（一）区域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

研究方法对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本质上是问题导向的，其发展虽然需要通过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演绎以使新的理论更深刻、更精细，但更需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树立研究的问题意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互动，以检验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因此，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进行深入地研讨，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如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都市圈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运用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大都市区治理模式，运用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发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等。从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看，目前对此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

一是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发育形成的有八大都市区。[7]都市区的出现，使我国城市政府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并借鉴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都市区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城市群的治理研究。与欧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不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大城市群。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如何有效地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是区域公共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将会出现几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三）区域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从政策效应看，它培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拓展了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区域发展的内涵。但目前，区域政策尚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以及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8]在区域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机制、政策实施工具和政策绩效评价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四）流域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已进入了环境压力剧增、污染危害高发的阶段。而在这其中，与水有关的问题相当突出，尤其以跨界水污染最为典型。如近年来的松花江水污染问题、清水江水污染问题、太湖蓝藻问题以及新安江、东江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等。流域治理涉及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关系，生态补偿问题，上、中、下游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诸多复杂问题及其合作、协调关系。

（五）跨区域、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问题研究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跨区域、跨行业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如医药食品安全监管、跨境警务合作等。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从2004年开始，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也明确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如三鹿问题奶制品事件。[9]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也缺乏区域间的及时通报及联动机制，而往往以简单化的“区域封杀令”为首选。如2005年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宣布全面封杀广东潮安凉果事件。[10]可见，跨区域、跨行业区域公共问题的协调联动机制研究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十分值得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内容。

（六）不同功能区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十一五”规划提出我国区域将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将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在生态保护上更有约束力，在政绩考评上更有针对性。显然，如何实现这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及每类主体功能区内部的协调发展问题，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及科学的绩效评估是区域公共管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等。[11]此外，还要特别关注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相对较慢，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落后地区。如何完善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扶持机制，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七）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研究

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珠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大市场，以实现优势互补、联合协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可见，区域一体化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制度、政策鸿沟和壁垒是当前区域公共管理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如何解决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施等问题，使区域合作和协调走上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