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发生何种的社会流动，大致有着三个层面的因素影响:宏观层面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制度安排;中观层面，依赖于工作单位和家庭等社会生产单位和社会化组织供给的社会资源;微观层面取决于个人后天努力。从社会研究的视角来看，前两者因素属于先赋因素，即个人能力之外的原因，后者属于自致因素，即个人努力的结果。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历程，可以发现上述的因素交织错落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升降的际遇。 一、制度因素对个人社会济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户籍制度是对人们社会流动影响最为明显也是历时最长的宏观性因素。它不仅制造着国民福利待遇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对职业流动而言，非农户口者，自其出生起就比出生于农村的那些人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较好的工作，并升迁到较高的社会阶层;而出身于农村的社会成员，其命运就被国家制度限定在乡村务农。对教育资源而言，城镇与乡村人口无论在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机会获得和教育条件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别。户籍制度还具有代际遗传性，父母的户口身份一旦确定，也就基本规定了子女的命运途径。我们的研究资料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对应于其他限制性制度的废除及削弱，户籍制度成为惟一计划时代的制度遗留，它对人们职业地位的影响作用反而更为凸现了。 家庭阶级出身也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宏观因素。阶级划分，是中国革命打碎旧世界社会等级、创建新社会的政治秩序的必然产物。但是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以后，仍然在政治上被赋予了"敌"与"我"的标签。阶级成份也是讲血统的。父母亲在I949年之前的阶级状况就决定了子女阶级出身，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发展机会。我们的研究显示，在1957年之前，国家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富农采取了相对宽容与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这些旧社会的上层阶级还得以保持相对优势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机会。1957年到I978年结束，工农阶级的国家的主人地位逐渐牢固，工、农、革命干部等家庭出身好的人及子女往往有更多的机会在职位提拔和单位调动中向上流动，而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则成为被监管、控制和专政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这种符号化的阶级成分导致的社会地位差别不复存在了。 二、社会组织对个人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产生的单位制，是计划时代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单位所有制性质决定着人们来自工作组织的获益，单位行政级别也影响着人们的福利水平。我们的研究显示，首先，对于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历程而言，进入好的单位就等于获得好的社会职业地位;其次，好单位也为个人进一步的地位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最后，单位资源带有一定的"代际遗传性"，从业于全民单位的父母亲，都想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子女安排或调动进大全民单位——改革开放前的单位"顶替制度"便是如此。因此，父母受益于好的单位部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下一代能获得好的单位地位。单位制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有其历史轨迹。建国初期(I949——I956)由于户口制度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尚未明确，单位的作用就显得极为突出;到期间，单位的重要性几乎达到极致:I978年以后，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引人，单位的资源独占性被打破，其影响力也开始下降。I992年以后，单位的好坏逐渐沦为一般性的影响因素，甚至出现倒转——原属于好单位的人们反而更有可能流向较低的社会阶层，比如国营企事业单位人员的下岗。 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础的社会化单元，也同样承付着向下一代提供社会地位资源的功能。社会流动研究最为关注的是父代的各类资源，如职业、教育、权力、单位等对子女社会地位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首先，子女的教育程度，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显示着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职业地位与教育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激励和安排子女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即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个趋势都被艰难地维持了下来。家庭背景就是通过这一合法的传承渠道，将自己的优势或者劣势向下一代传递。其次，家庭对单位制资源的利用可以影响子女职业和单位地位的获得。主要体现在:好单位的父亲更有可能将子女安排到好的工作岗位。第三，家庭的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也会传递给子女。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干部子女都有更多的机会当干部。这一趋势从I949至1965年期间开始明显，到时期极为突出，干部子女做干部的机会是普通人的4倍。改革开放后这一现象有所降低，但代际之间的影响力却仍然显著存在。第四，在计划体制时代，父亲的职业对子女的社会地位影响不大，到了I078——1991这一时段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市场化的进行，使得职业占有社会资源的能力逐步胜过户口、出身、单位等旧有的制度安排，因此，"父亲职业地位"对孩子谋得好的职业地位、提升到好的职位发生了显著的效力。1992年之后，在市场化进一步加深的过程中，父亲的职业地位的作用就更为加强。 三、个人自身因素对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考察建国以来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个人的后天努力仍然至关重要，体现在个人拥有的教育资本和政治资本不管是体现个人能力和素质的"受教育程度"，还是体现政治忠诚的"党员身份"的重要性，一般也都单个大于上述的那些先赋性要素。但具体分析其作用的大小和历史性的变化，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前及""时期，政治资本的作用大于教育资本;改革开放之后，教育资本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作用则日益提升。 党员身份重要的制度基础，是党在整个中国社会中极其重要的地位。人党常常是对个人政治忠诚和业绩的褒奖。一旦获得党员资格，就会变成进一步流动的资源这在关键的身份提升中极为重要，比如工人提干，比如从一般部门迸人机要部门，从副职提拔为正职等。所以，党员资格既不是轻易可以取得的资本，也不是会随时间贬值的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政治挂帅的时代，这种政治资本要比教育资本更有用。 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和竞争机制，它激励人们以个人才能换取市场回报，教育作为个人能力的体现因而凸现，政治表现的重要性因此下降;市场经济体制还逐渐缩小了计划权力的势力范围，使得权力资本也有所贬值。现在，人员数量迅速上升的体制外非公有机构内，不管是工资标准的制定，还是职业岗位的安排，学历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在国有单位，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那些有较高的学历的党员、干部，才有更多的机遇进入高层岗位。因此，官员的知识化和知识阶层的官员化，管理阶层的知识化和技术专家发言权的提高，是我们的社会在新时期表现出的重要特色。 当我们的时代列车进人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历所代表的教育资本就更加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中国也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文凭社会"。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认识到，如果有什么项目的投入可以帮助后代万无一失地提高社会地位的话，那么，对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的人们而言，教育资本都是可供选择的项目。 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诸因素的考察，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第一，个人的后致性因素始终是支撑人们社会地位提升的基础性动因。建国以来的5C余年时间，无论有何种宏观结构和制度上的变化，个人的后天努力在计划体制下表现为积极要求政治上的进步，在市场化时代表现为要求努力成才都会在这些制度规定下，体现个人能力，拓展发展空间。第二，制度性安排与代际传承作为先赋性因素交织地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获得。西方社会中宏观的制度结构和家庭传承是作为两个独立的成分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而在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下，制度是以家庭的代际继承关系为媒介，影响几代人的命运。户籍制度、阶级成分、单位制这些重要的制度因素，都通过家庭来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命运。第三，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影响因素增强。那些标志着社会区隔的重大制度和政策，诸如阶级成份、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在I978年以后，或者退出历史舞台，或者逐渐式微。在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上，个人的教育程度和先赋性要素的作用力产生了明显的消长转化，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对个人才能的重视以及相应的绩效回报，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传统计划经济所塑造的那种社会结构已被调整，体制外已造就了相当规模的新型流动渠道。现在，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们而言，他们越来越少地依赖政府、单位等既有资源，而更多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来决定自己的事业的局面。这一切都使我们做出这样的断言: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正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