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西芳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叙述视角

莫言笔下的中国乡村世界是那么真实，真实得极端残酷，他的语言是悲伤的土地中蹦出来的带着泥土腐味的语言。如果说他具有“民间”色彩的话，那也是中国特色的民间，而不是巴赫金笔下的中世纪欧洲的民间。莫言的小说叙事，是中国土地上的语言奇迹，是白话汉语文学经历了100年的操练，在叙事文学中结出的最新果实。更具有特色的是，面对如此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并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伤痕文学”，而是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莫言的文体，是一种生长在真正的“民间”土壤上的“欢乐文体”。他对民间悲苦的生活的表达和讲述，既不是哭诉，也不是记账式的恐吓，没有给人制造压力，没有给人心灵投下阴影，而是给人一种“欢乐”的、继续活下去的力量。真正的文学形式，就这样既凸现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同时又消解了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的气息，或者它的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的“民间性”中最本质的欢乐精神。小说在叙述人称上也很有特色，主要以“我爷爷”“我奶奶”来展开叙述，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相迭合，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方式使叙述的主观性得以实现，小说中的“我”是操纵和控制叙述的主体，通过“我”之口把“我爷爷”余占鳌伏击日寇以及和“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纠葛讲述出来，这就使故事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不可靠性，而且这种叙述又使“我”的处境与“我爷爷”“我奶奶”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逼真的细节带上了虚幻的色彩，幻想和想象的成分融入叙事，理想和想象与现实的冲突就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从而使小说获得了“喧哗自嘲”的反讽效果[2]。作者巧妙的运用了这样的叙述方式，获得了双重收效，这种叙述方式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红高粱》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我奶奶”戴凤莲﹑刘罗汉大爷﹑孙五等，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农村普通劳动人民的代表。特别是“我奶奶”戴凤莲16岁被高密东北乡富甲一方的单廷秀看中，被迫做了麻风病人的媳妇，三天回门路上，与“我”后来的爷爷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后来又与“我爷爷”余占鳌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并且还支持“我爷爷”去抗战，最后她自己也壮烈牺牲了。她虽是一个苦命的女子，但勤劳善良，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人物形象

这部小说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冷队长、刘罗汉大爷等。本文挑选其中两个比较典型的人物对其进行分析，男主人公余占鳌、女主人公戴凤莲。男主人公余占鳌具有土匪、英雄、情人三种身份，粗野﹑狂暴﹑激情和狭义集于一身；女主人公戴凤莲她丰腴﹑热烈﹑她果断﹑泼辣﹑敢爱敢恨﹑敢作敢当，表现出无所拘束，自由自在的生命存在，以较弱之躯拥抱爱与自由，崇尚力与美，承受着全部的疼痛与欢爱。他们都是来自高密东北乡，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有着同样的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他们集善恶于一身，作者也并没有因其浓厚的“土匪味”与离经叛道的行为而对其进行肯定性或是否定性的评价，作者旨在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对人物的生命力的张扬，并歌颂那些奋勇杀敌，流血牺牲的另类英雄们，同时又说明英雄也有其复杂的一面[3]。作者笔下的人物虽是农民，但在面临外敌入侵时，他们却奋起反抗，将生死置之度外，积极同敌对势力作斗争，这都表现出了他们英雄的一面，他们身上那些看似原始的不合理世俗伦理观念的“野性”，也自然成了作家对自由生命﹑原始生命力的追求，更是对血性和力量的呼唤。

语言特色

在语言运用上，《红高粱》追求一种富有感染力的表达，切都服从主体的自由创造和审美快感，而不惜偏离常规，不管是政治﹑文化的约束，还是美学﹑道德的框架。按照莫言自己的说法是，“为了要写大的气魄，在很多地方都不管语言是否规范，情之所系，任其自然的写法”，以致“披头散发，枝叶横生”。这部小说使用惊耸的语言，描述暴力、偷情﹑野合、酷刑等，使其极富感染力。并且还注重感觉的呈现，文中大胆运用丰富的比喻、夸张、通感，色彩鲜明而丰富，努力表现意识的流动和心理的跳跃，从而意象纷呈。同时莫言还注重对语言色泽的选择和气势的营造[4]。此外，这部小说在很多地方还使用了方言，看起来给人一种土里土气的感觉，却给人一种亲切感，表现出那里最淳朴的乡土民情，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是对高密东北乡人民性格的真实写照，通过人物的话语，我们可以了解到高密东北乡人那种粗犷﹑豪爽﹑狂荡不羁的性格。例如：余司令对大家说：“丑话说在前头，到时谁要草鸡了，我就崩了他”。

追忆

整部小说都是以一种追忆的形式在展开故事情节，即把故事置于“过去”的时空里，又映照在叙述者“当下”的时空里，让故事情节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之间交替出现，让“我爷爷”“我奶奶”的敢爱敢恨，惊天动地，活力沛然与“我”这一代人生机萎缩，活得局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表现出作者对现代“种”的退化的担忧，对“过去”先辈生命辉煌的寻求，即回望过去先辈的辉煌成就又反思现代人的不足之处。小说中的“故事”是以“非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它通过叙述者“我”在现实与过去的“追忆”之间的自由穿梭，将完整的故事情节肢解开来，情节的逻辑结构就最大程度上得到了淡化，从而使叙述显的自由散漫，了无拘束且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