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1篇

一、白话音译个性足，音形结合作品多

徐志摩生活在时期，并亲身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当时白话文已经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言的主流形式。作为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大师，徐志摩极力主张用白话文而不是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徐志摩用白话文翻译，将他的西方文学译作正式带入全新的境地。例如，他翻译的布莱尔的《猛虎》，就采用白话的形式，将作品中的老虎描绘成一种虚弱、颓废的老虎，真正展现出原作的情感及力量。译作中，徐志摩用火焰似的眼光、骇人的雄厚、飞腾等现代词汇再现了老虎威猛的原型，这些词汇对当时有着传统国学经历的文人来说算是新奇。徐志摩还节译、转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并从文化的视角将其翻译成一种文化现象，真正实现两种语言的转换。例如，徐志摩曾转译英国作家高斯的英译本，翻译法国作家福凯的《涡堤孩》实际上已经是编译了。徐志摩深知汉字属于“形音字”，而英语则属于纯拼音文字，所以中国人很容易见到字形联想到它的意思。例如，当时的康桥现在就翻译为剑桥，康桥给人以健康、优雅的气质，而剑桥一般会让人想到桥的雄伟、气魄等。“翡冷翠”便会让人想到一个美丽的地方“，赛有那拉”是目前对日文“再见”的最美丽的翻译。可见，徐志摩正是通过自己音译、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实践，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翻译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早在20世纪20年代，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便开始翻译诗歌。此后，他直译了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多个题材。特别是在其短短三十六岁的生命时间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涵盖绝大多数文体的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多位文学大师，如莎士比亚、拜伦、哈代、惠特曼等人。在诗歌方面，《徐志摩诗集》诗集中就收藏有十多个国家三十多位诗人的作品。另外，徐志摩还翻译了德国著名作家福凯的《涡堤孩》，意大利作家邓南哲的《死城》，英国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集等等，与其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译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范围之广，涉及的题材众多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令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徐志摩对翻译名称的处理之成功，最终成为他的“注册商标”。例如，《翡冷翠》便是徐志摩西方文学翻译中的一个专利，他将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翻译为翡冷翠，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学中的意蕴表达，其通过音译的方式，并采用一些形象感很强的文字，实现“音”与“形”相贴近的艺术效果。此外，徐志摩还充分利用自己编辑西方文学作品的机会提倡西方文学的翻译，如他主张用文言文翻译西方诗歌文学。总之，徐志摩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他还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风格的影响。

二、空灵飘逸译如诗，多元转译添色彩

徐志摩是中国新诗坛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他善于创作空灵飘逸的浪漫主义诗歌。然而，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大部分却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从其翻译作品的文体中可以看出其审美价值取向。同时，虽然他翻译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现实主义题材，而其中大多数为抒情方面的诗歌，带有浓厚的个人印迹，属于最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徐志摩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十个短篇小说，斯蒂芬斯的两部长篇小说，赫胥黎的《半天玩儿》等，徐志摩都将它们称为散文写成的诗歌。其实，徐志摩翻译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平凡人物的同情，二是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其中，曼斯菲尔德的小说便属于前一类，她的作品以美著称，有着“狂风骤雨向读者灵魂奔波”，徐志摩也为此深深震撼。自此，曼斯菲尔德便成为徐志摩精神上的感召者，并翻译了她的大量文学作品，并取名为《英国曼斯菲尔德小说集》。林徽因在其《悼志摩》中提到“：志摩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古怪年轻人，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对平凡人的同情，没有一种情感，他不能同情。他对一切弱小的怜爱，他一生都在同情别人而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同样，赫胥黎的《半天玩儿》也是这种风格的作品，其主人公彼得在阳光中独自品味自己的寂寞，这时远处走来了两位华丽的小姐，而她们却不幸地遭到恶狗的侵扰，好心的彼得救了这两位小姐，但他的行为却受到了这两人的鄙视，徐志摩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彼得的心灵，充满着无限的怜悯之情。徐志摩对文艺复兴以来各派的浪漫主义作品均有翻译，他翻译的首部德国浪漫派作家福勾的《温蒂娜》，便是以中古为背景的骑士小说，叙述了一个美丽的妖怪与人类之间的爱情故事，他当时看到这部小说时非常感动，并非常欣赏其文笔结构。20世纪30年代，中华教育基金会推选徐志摩、梁启超、闻一多等人翻译了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这是其参与的第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徐志摩翻译笔法的流畅完美，再现了原作动人的情节，如在翻译《曼斯菲尔德》文章时，他就曾引用奥帕尔的一首非常悲观的诗歌，其回忆了家人生前的美好生活变成了虚幻，悲观的诗人无法回避这种幻灭所带来的深刻反响。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这次合作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都是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诗人，他们都具有良好的东方文化修养并羡慕西方文明。徐志摩翻译了泰戈尔在中国的全部演讲，并陪同他一起远赴日本。后来徐志摩还专门赴印度拜访泰戈尔，他翻译的《谢恩》、《园丁集》便是泰戈尔六十多首诗歌中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可见，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是徐志摩翻译中最得心应手的，同时他的美学色彩的译作更增添了原作的浪漫主义色彩。徐志摩自谦自己的翻译是一朵没有灵魂的假花。徐志摩不懂得意大利语，如果要翻译意大利语方面的文学作品就需要转译原著的作品。例如，邓南哲是意大利著名的诗人、剧作家，他的戏剧摒弃了日常生活的繁杂，在语言上更加追求抒情、优美的风格，能巧妙地借助剧中人物之口来渲染作者所要表达的唯美主义色彩及风格。邓南哲的作品通过英国著名文学家西蒙斯的翻译，扩大了该作品在英国及世界文坛的影响。徐志摩便是通过西蒙斯的译文指导邓南哲的，其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苦于找不到邓南哲的英译本，他曾下决心转移了邓南哲先生最有名的戏剧《死城》的部分内容。四年过后，徐志摩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整理旧有资料时偶然发现了这部译作，再次激发了其对这位著名作家的热爱，他曾撰写了《丹农雪乌》这部专门介绍他生平及创作思想的文章，并从唯美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其所受到的影响。后来，徐志摩又创作了《丹农雪乌的戏剧》对《死城》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诠释，该部作品描写了具有美学色彩的兄妹畸形恋爱，是邓南哲先生的处女作，该作品一直笼罩着某种神秘的忧伤与不安。

作者：赵丹单位：西京学院

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2篇

(一)我们都知道，不论是英语文学作品还是其他的文学作品，都有各自的不同的风格和独具一格的闪光点，都会形成自己的一种美学价值在英语文学翻译中，体现的最明显的就是文学体裁的翻译上，有的给人一种清新明亮的美感，有的英语文学作品给人一种细腻温柔的美感，不同的英语文学作品给人以不一样的美感价值。在英语文学翻译中，不同的文学作品有不同的文学意境，在翻译过来之后具有极其深刻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价值是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是作者在写着篇文学著作的时候像读者传递的自己心目中的一种具体的文学情感，用优美的语言所表达出来。这就是英语文学翻译中美学价值体现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二)英语文学翻译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学价值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文章的整体韵律方面在许多的文学作品当中，特别是在英语文学做品当中的诗歌翻译者一方面，韵律可以保持是个的整体节奏感，给人一种美德感受，从而在英语文学翻译中体现出美学价值。同时我们也应该了解，英语文学作品也和我们国家的文学作品一样，所给人们呈现出来也是丰富多彩，题材形式多样，风格迥然不同。要判断一篇英语文学翻译作品是否有美学价值，首先就得看，英语文学作品是否在翻译过来之后还与原文相吻合，翻译的内容是否准确到位。

二、英语文学翻译中所体现的艺术特性

(一)在英语文学翻译中惯用的艺术特性就是表现手法在英语文学翻译中经常会用到的艺术手法有渲染、比喻、抒情、双关等，这些艺术手法的运用都是建立在对原文的彻底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英语本来就是一种多理解的语言，为了在英语翻译中体现美学价值就必须用各种艺术手法来进行翻译，从而达到所要求的效果。英语文学翻译中的这种活动不仅具有艺术性而且还具有科学性。文学翻译的艺术特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文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文学作品来反应客观现实，这就需要在英语文学翻译中满足审美的需要，突出形象的传达。还有就是把握住语言的美丽，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变化。最后在英语文学翻译中表现艺术特征的一点就是发挥原文的特色，传达原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艺术风格。

(二)在英语文学翻译当中追求艺术特征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全球化的趋势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并且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方式也不再是局限于其中的一种，交流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文学翻译是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其中的一种方式，这种交流方式也是最直接的一种文化交流方式。通过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化。这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在以后的文学作品翻译中会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艺术手法。文化翻译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再深层次地延伸到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化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要想使各国文化更好的交流就得做好翻译工作，做好翻译工作，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各国之间文化背景和异域风土民情。我们要积极地利用各种艺术手法去表现翻译作品的原汁原味，体现出它原来的特色和本真的内容，准确地把握好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促进文化交流。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把握在作品翻译中应该注意哪几个方面的因素，从而更好地把握作品中的艺术风格，来尽情体现文学作品中的美学价值。

三、结语

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3篇

一作为新伦理的科学

受晚清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青年鲁迅除了学习自然科学外，还尝试了科幻小说的翻译。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成绩，是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1903）和《地底旅行》（1906）。《月界旅行》是根据井上勤的日译本转译的。该小说讲述的是美国的一群天文爱好者在亚电等人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制造飞船并成功登上月球的故事。与同时代人相比，鲁迅对“科学”有不同的理解。洋务派将中国的被动挨打归因于科技的落后，提倡实业救国。维新派则认为，政治制度的落后才是主要原因，因此需实行君主立宪。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青年鲁迅曾在江南水师学堂和南京路矿学堂学习自然科学技术，后又到日本学医。然而，鲁迅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意味着一系列的知识，“科学乃是伦理甚至精神问题了”。5在翻译《月界旅行》时，鲁迅的初衷并不是要普及科学知识，而是想要倡导一种新伦理、新精神。在《月界旅行•辨言》中，他便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部小说。他指出，人类依靠理想、意志和科学技术，正逐步地征服自然，因此，是“有希望之生物也”。而小说作者正是“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鲁迅希望通过这部小说来证明人的精神力量和认识能力的伟大，使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6因此，鲁迅特别重视小说的审美效果，而有意排斥其科普功能。他指出，“胪陈科学”，会导致“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的局面。要激发读者的兴趣，必须“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因此，便需要“掇取学理，去庄而谐”，最终“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7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鲁迅对小说做了一些增删改易。首先，在文体上，鲁迅采用了章回体。这也是晚清翻译小说的普遍性做法。鲁迅的译本每一回都有回目，在很多回的结尾有回末诗，又有“究竟为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套语。其次，在内容结构上，鲁迅对原文的各章进行了“截长补短”。他删掉的章节主要是原文第五六两章。这两章讲的都是人类对月球的认识，属于一般知识的介绍，没有情节的推进，难免让“常人厌之”。同时，他还对不少章节进行了合并。比如，原文第三章讲巴比堪的报告所引起的反响，第四章讲剑桥天文台的建议，而在鲁迅的译本中，这两章被合并为第三回。这些被鲁迅合并的章节，大体上都属于一个故事单元。为了满足章回体小说在叙事上的紧凑性，鲁迅尽量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浓缩在一章里。在随后翻译的《地底旅行》中，鲁迅也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法。最后，在语言上，鲁迅采用文白混杂的形式，并做了删削。他说：“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8这样的处理，显然也是为了便于读者的接受。在这一时期，鲁迅的译作不多。他最感兴趣的，是科幻小说中所蕴涵的探索、进取、求真的伦理精神。他的翻译，只是为了传递这一精神。而对翻译这种行为本身，鲁迅还没有来得及思考。

二“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比较文化视野与翻译的使命

1906年幻灯片事件后，鲁迅开始反省科学救国的理想，并开始从比较文化的视野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危机。在这一比较文化的视野下，鲁迅的翻译观也发生了飞跃。沿着早期从伦理、精神的角度来认识科学的思路，鲁迅开始反思科学的局限性。在《科学史教篇》中，他赞赏了科学的发达给人类带来的进步。但对于中国的“兴业振兵”之说，鲁迅认为，这种主张实际上“仅炫于当前之物”，“惟枝叶之求”，只看到了西方科学发达的表面现象，却“无一二士寻其本”，违背了“进步有序，曼衍有源”的发展规律。他提醒人们，片面地追求科学技术，则“所宅不坚”，不能长久，而必须追寻科学得以发达的文化根源。他认为，“教宗学术美艺文章”，“均为人间曼妙要旨”，必须与科学协同发展：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9鲁迅认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决不能“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仅仅注重科学，就容易造成人“精神渐失”，而最终，失去了文化的沃土，科学也必然“同趣于无有”。在随后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更深入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首先再次批评了洋务派“竞言武事”的救亡思路。他的批判，并不是从兵工科技对挽救危亡无效这一角度出发的，而是着眼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他认为洋务派只知道学习西方的兵工技术，却不知道与古人相比，不过是杀戮的机械先进了一些而已，根本无法显示人类的进步：“则曷弗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使知罟获戈矛，不过以御豺虎，而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10然后，他又批判了维新派发展实业的主张。他认为在“国若一日存”的情况下，发展实业，或许能够“广有金资，大能温饱”，但如果“怙恃既失”，就有可能“被虐杀如犹太遗黎”11，而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这会助长人们自私自利的思想，并不能真正改善人们的生活。

三“内曜”与“心里的烦闷”

鲁迅带着一种更明显的译者身份，逐渐成长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从1909年起，他的翻译作品主要有：《域外小说集》（短篇集，1909，与周作人合译）、《一个青年的梦》（剧本，1920）、《工人绥惠略夫》（中篇，1922）、《现代小说译丛》（短篇集，1922，与周作人、周建人合译，其中鲁迅译9篇）、《爱罗先珂童话集》（1922）。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内心的挣扎和苦闷的，另一类则是反战文学。鲁迅对这两类作品的翻译热情，也能够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找到归属。首先，鲁迅热衷于翻译表现内心纠葛的作品，与他对科学的反省，对实利主义的批判，对人的内部精神生活的重视有关。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鲁迅将他的文化解决方案，又在精神层面上做了更为详细的引申。这一解决方案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内曜”。鲁迅指出，中国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少数“知者”身上，必须由他们对后觉者进行启蒙：“属望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而这些“知者”率先的觉醒状态，便是所谓“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这种觉醒是一种真正的自我意识的确立。它的发生，有时需要一定的“外缘”，但一个人对于内心的忠实，坚持独立的选择，不为外界的毁誉所左右，才是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诚于中而有言；反其心者，虽天下唱和而不与之言。”18这种精神上的独立，恰恰是19世纪的文化所缺乏的。鲁迅认为，物质文明的兴盛，导致人们更重视实利，为此常常不敢坚持己见，而外界社会，也会对不合时宜的思想和行为加以压制，长此以往，便造成了个体精神的苓落。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批评维新派立宪国会的主张时就指出，西方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借众以陵寡”的危险，让人丧失自我，“皈依于众志”，19而更多的人则是“假是空名，遂其私欲”。20因此，他特别赞赏尼采、叔本华等人“仅于客观之习惯，无所盲从，或不置重，而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确信在是，满足亦在是”。这便是“渐自省其内曜之成果”，从“物质万能之说”中觉醒过来，张扬个体内部精神生活的结果。21这不但是20世纪文明的主流，而且，对当下中国的救亡事业来说，也是急需的：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傌，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22在鲁迅看来，当下急需少数“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能够挺身而出，探索真理，通过“评骘”比较，批判地接受不同的文明，作为启蒙资源，“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启发更多人的觉悟。在这里，鲁迅暗示了这种先觉者可能的遭遇。他们有可能被世人称赞或者诋毁，有可能被追随，有可能被孤立。但在任何情况下，先觉者都不应该随波逐流，趋炎附势。鲁迅认为，很多天才（性解）就是这种为真理而不惧抗俗的英雄。他们往往为世所不容，尤其是在传统中国。统治者为了“保位”，百姓为了“安生”，都不允许“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23《摩罗诗力说》中介绍的拜伦、易卜生等人，都是这样的天才。而在鲁迅后来的翻译和创作中，也有不少表现这类人格的。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鲁迅也在呼唤着这样的天才：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他希望自己翻译的文学作品，能够让少数“卓特”之士，“不为常俗所囿”，领会其中独特的“心声”和“神思”，由此培养一种天才（“性解”）的精神品格。这里的“心声”也是鲁迅的文化解决方案在精神和美学上的重要投射。一个人在觉醒之后，不可避免地会通过言语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其言也，以充实而不可自已故也，以光曜之发于心故也，以波涛之作于脑故也。”24这就是所谓的“心声”。它是内心的真实表达：“心声者，离诈伪也。”25如果每一个觉醒的个体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心声”，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那么，一个独立的个体就真正诞生了。这种“心声”也会感染他人，“发国人之内曜”。而如果人人都能够发现自我，那就会迎来群体的觉醒：“盖惟有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26因此，少数天才发出“心声”，真实地表达自我，是开展启蒙工程不可避免的步骤。

四“反诸己”与世界主义

关注内部的精神生活，让鲁迅对描写“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的作品产生了热情。如果说，这些色彩暗淡、基调悲观的作品，反映了鲁迅思想和精神中黑暗的一面，那么，鲁迅对反战小说的翻译热情，则显示了其光明和积极的一面。从《域外小说集》开始，反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便成为鲁迅翻译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同样能在鲁迅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根源。鲁迅指出，疗救19世纪以来文化的偏至以及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转向主观的精神生活，促成“内曜”的发生。然而，如果没有一种合理的精神秩序，个体之间就难免产生冲突，压迫与侵略的现象就不能完全消除。因此，真正的觉醒，不但包括自我意识的发生，还应该包括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合理关系的想象。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将部分民族主义者表现出的以牙还牙式的“崇侵略”的倾向，归结为“恶声”之一。他认为这是一种“兽性其上”的表现。但他没有简单地否定人类的兽性，而是认为，一方面，人类的兽性不可能得到消灭，它一开始就存在，虽历经进化，但“古性伏中，时伏显露”，另一方面，兽性也不应该被消灭，因为它对于个体的存在是必须的，如果和平日久，则“民性柔和，既如乳羔”，42一旦遇上兽性者入侵，则无法自保。因此，他反对托尔斯泰式的和平主义。真正解决侵略问题的出路，需要精神上的“反诸己”：“不尚侵略者何？曰反诸己也。”43“反诸己”这一精神活动，“意味着主体进入与他人、与异己者的关系中落实和体会‘人不乐为皂隶之心’”，然后再反过来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由单一关系的存在而发展为一种相互关系的平等存在”。44因此，它的真正目标，不是让被侵略者取代侵略者的地位，而是让双方在精神上彻底清除“强／弱”、“主／奴”的二元对立模式，将一切他者视为平等的存在。而如果将这种个体间的精神秩序，推及到社会，以至文明、国家关系的层面上，不但中国可以摆脱受侵略的处境，而且整个人类也将彻底根除侵略现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鲁迅对反战小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域外小说集》中迦尔洵的《四日》，是鲁迅翻译的最早的一篇反战小说。该小说以俄土克里米亚战争中一位俄国士兵伊凡诺夫的口吻，写其受伤后被被遗弃荒野四日并最终获救的经历。在荒野中，面对被自己刺死的土耳其人的尸体，伊凡诺夫反问：“斯人浴血死，定命又何必驱而致之乎？且何人哉？彼殆亦——如我——有老母与？每当夕阳西匿，则出坐茅屋之前，翘首朔方，以望其爱子，其心血，其奉养者之来归也！”最后，他领悟到自己与他“皆同也”，对发动不义战争的统治者提出了批判。这种精神上的“反诸己”，与鲁迅在《斯巴达之魂》中对战争的歌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中，保加利亚作家跋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也是一篇反战小说。小说写俄土战争期间，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两个兄弟国家也卷入了战争中。保加利亚的威尔珂立下军功，受到了表彰。然而，“只有一件，这简单的农夫不能懂：人为什么和塞尔比亚人打仗呢？”在后记中，鲁迅明确地批判保加利亚的文学，“因为历史的关系，终究带着专事宣传爱国主义的倾向”。45而这一篇小说的主人公，因为也将“塞尔比亚人”视为平等的存在，对狭隘的国家观念和战争产生了质疑，因此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鲁迅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也是表达反战思想的。这部剧本写的是一位青年（“为了人类的命运不怕十字架的人”）在一位“不识者”的带领下，参加各种反战活动的经历。在第一幕中，“不识者”带青年参加了一场由亡魂们举行的“平和大会”。在战争中死去的各种人物分别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对“国家”的质疑，原来敌对的双方互相表达了悔意，握手言和，“很愿意做兄弟”。其中，“鬼魂五”说：“我们至少也须尊重别国的文明，像尊重本国的文明一样。和别国交情好，尊重别国的文明，比那拿别国做成亡国以来，不知道于我们多少利益。”青年也认为，消灭战争的方法就在于：“不用国家的立脚地看事物，却用人类的立脚地看事物”，认识到“民族的互助，才能增进幸福的事”。第二幕和第三幕则探讨了消除战争的方法。一个乞丐主张通过“爱”来打破这个“国家主义时代”和“金钱万能时代”，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秩序不可站在金钱的上面，不可站在憎恶的上面，该站在爱的上面，大家的幸福上面。”而一个画家则希望通过“美”来改变世界：“知道我的事业，是将人类和运命打成一气的事。”青年则主张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立场，而不是国家的立场：“只要不从国家的立脚地看事物，却从人类的立脚地看事物，各国的风俗和习惯，在或一程度调和了，各国的厉害，也在或一程度调和了，不要专拿着我执做事的时代一到，战争也便会自己消灭了。”在第四幕中，“不识者”带领青年观看了一出反战剧。该剧以拟人化的方式，再现了“一战”爆发的整个过程。演出结束后，剧作者乞丐出场，再次重申：“世界的民众成了一气的时候，从根底里握住手，那时战争便许自然消灭了。”

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4篇

文学语言是区别于其他艺术语言的一种特殊艺术语言，对人们的审美意识起到传达的作用。英国文学语言通过描绘某国家（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生活来呈现人们的想法、感情和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通过学习英国文学的翻译，将对我们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各方面有所帮助。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文学作品如同中国的文学作品，是内容丰富、文字华丽的艺术语言，要求翻译人员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需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第二，对作者的文学作品有深度的了解；第三，不能随意的改动文章自身的特点（具有个性之处和写作风格）；第四，确保语言通顺、流利、句子的完整性。中国近代，最早从事翻译的是严复，他对西方学术做过系统的介绍，并制定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和原则。信指的是依据原文，不能随意的改动；达指的是译出的文章需保证流畅通顺；雅指的是语言优雅即语言的美学。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流传至今，仍被翻译者使用。在翻译文学时，对于原作者的创作意念，翻译者运用抽象符号进行梳理，并以此重现原著作的艺术语言。因此，翻译者需重视语言艺术，为了能够完整的呈现原文的艺术语言，需充分了解原文、掌握原文中语言的规范性和文字的艺术语言特点。

二、英语文学翻译中艺术语言的处理原则

作为翻译人员，不仅需要有丰厚的专业知识，还需了解作品所处的社会环境。所翻译的作品需要译者加工语言、准确用词和保证结构完整。对于英语文学翻译中艺术语言的处理原则，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忠实原文原则（对内容、功能和问题的忠实）；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文学作品本身的时代性；翻译流畅性，流利、富有美感的原则和合理规划原则。

（一）忠实原文原则翻译英语文学作品时，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不能随意改动原著作的含义即忠实于原文，对作者的写作目的和需要表达的意思予以尊重。很多人认为：忠实于原文是一字一句的翻译，实际上并非如此。翻译者只是充当一座桥梁的角色，链接原文和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任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改动作品中的艺术语言。为了忠实于原文，有两种表达方式：直译与意译。直译指的是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保持一致。意译指的是与原文内容保持一致，但形式不同。英语文学翻译并非是一项简单容易的工作。一名翻译人员不仅需要扎实的英语基础、理论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语言的感性认知能力。译者需将作者的价值观充分表现出来，有助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若想成为如同严复那样的译者，我们应充分利用汉英字典，虽然它的解释也不是很全面，但它是译者最得力的助手。对于一些解释不完整的词汇，我们应自己去研究探索著作中隐含的意思。对于一篇著作的翻译，就如同画一幅画，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的添加修饰语，达到了自己的要求，但违背了作者，失去了原文的本质，扭曲了作者的本意，这样的翻译不存在任何的意义。因此，处理英语文学翻译中艺术语言最关键的原则是忠实于原文。语言具有六种功能：表情功能、信息功能、祈使功能、美感功能、应酬功能和原语音功能。在翻译英语文学时，需要理清语言所用的功能，尽可能将译文的语言功能与原著作保持一致。

（二）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文学作品本身的时代性英语为母语国家同中国一样，也历经不同的历史时代。依据不同历史时代的特殊社会和文化背景，都有很多的作品诞生，每一个文学作品都体现一定的社会背景，具有时代性。翻译作品之前，翻译人员需跟作者沟通或者通过查阅资料，了解作者写作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在翻译《傲慢与偏见》时，王科恰到好处的把握了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做到了依据不同的背景翻译来不同的英语文学作品。在现代的词汇中，王科采用了能反映当时时代背景（上层社会）的合适词汇，比如赏脸。所用到的词汇生动形象表达当时社会人们生活的状态和人物性格特点，正确地表达了原作者所处时代的语言艺术，反映了与当时有关的语言艺术特征。王科所翻译的作品《傲慢与偏见》至今仍然很少有人能够超越，是一篇难得的佳作。由此可见，翻译文学作品不能忽略当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否则无论用多么华丽的语言都无法翻译出当时的历史意境。

（三）翻译流畅性原则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时，为避免将原著作者的原始理念和风格丢失，要求翻译工作人员无论是从句子成分、结构和形式上，不应完全照搬书面上所学的内容，应开拓自己的理念，并能够自如的使用句子，但不能过于标新立异，做到这一点需要有较好的翻译功底。翻译时，译者应依据中国的语法重新排列句子的结构，使句子变得更通顺流畅。遇到比较复杂、难理解的语段时，译者可以通过拆分句子，变成几个简单、短小和精干的句子，便于理解。对于含有不同含义的语言，译者应及时的备注，避免读者产生异议。比如：在翻译“furiously”时，一般会依据汉英词典，译为“狂怒地”，但在作品中，译者应依据当时的情况将该单词译为各种不同的含义，比如：勃然大怒、怒发冲冠等等，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为所译的作品增添文学色彩。

(四)合理规划原则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合理规划原则指的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将让读者感到陌生的事物即文化因素或者是文化成分转变为比较通俗易懂和比较熟悉的中国文化，目的是：无论是中文读者还是英文读者，都能够对英语文学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并能够亲身体会到英语文学的艺术成就，译文的表达更能符合读者的习惯。我国著名的英语文学翻译家傅东华在翻译《飘》时，使用过合理规划的原则，将文中的主人公翻译为“郝思嘉”、“白瑞德”等，赋予了中国语言的色彩，加深了中国语言气息。钱钟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家。他也认为合理规划原则是英语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利用合理规划的原则，对于原文来说，增加了趣味，但是仍能将原著作的风味完全的保留下来。

三、在处理原则的基础上，研究英语文学翻译中艺术语言的处理方法

依据上面所研究的英语文学翻译中艺术语言的处理原则，本文从语音手段、词汇手段、语法手段、修辞手段和综合手段五个方面简要分析处理方法。艺术语言满足了语言系统的需求，以作品为基础，这个系统中的元素将会重新进行排列、选择和配置。语音手段指的是在翻译英语文学时，为将原著作的内容和意境完美的展现出来，译者需要注意文字的声、韵、音，同时还需注意如拟声词、首尾的韵律等方面的排布。词汇手段包括增词法、删词法和阐述法。增词法指在不改变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词语或句子，使文章变得更流利通畅或有利于读者对著作的理解。删词法主要指在不改变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删掉一些重复的词语，使文章变得精炼。阐述法指的是对某些难理解的词语或者有异议的词语，译者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备注，有利于读者对原著的理解语法指的是有关语言结构的制度。语法手段指的是适当的变换语法。对于修辞比较多的著作，修辞手段是翻译的必要手段，对修辞最常用的是保留、更换、取消和增加。综合手段包括移动法和切割法。移动法指的是改变语序。切割法指的是按照中文语言中的表达方式，将英语中含有的从句翻译成句子，便于读者阅读。

文学翻译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中西方翻译美学翻译和美学的紧密关系

由来已久，纵观中外翻译史，我们不难总结出各种译论的美学渊源。古罗马时期的修辞学家西塞罗和霍拉斯都反对以僵化的理念损害译文的气势美和自然美。《圣经》研究者杰罗姆认为译文贵在自然，美的译文应该如市井之言。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和翻译家马丁•路德主张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强调译文的审美价值。英国的翻译理论家泰特勒提出了植根于古典文艺美学的翻译三原则，强调译文必须忠实、风格一致及通顺。19世纪的翻译理论家阿诺德(Arnold)主张诗歌翻译讲求以欣畅的气韵保持史诗的质朴之美。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克罗齐则从美学角度提出文学翻译只能是艺术的再创作。在我国的传统译论中，从支谦的“不加文饰”、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玄奘的“文质统一，圆满调和”到近代各位翻译家提出的主张，无不体现出美学渊源，支谦的“文质说”、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说”、林语堂的“美学论”、朱光潜的“艺术论”、傅雷的“神似说”以及许渊冲的“三美论”都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国内学者中最早创作翻译美学论著的是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而后是刘宓庆的《翻译美学导论》，二者构建起翻译美学的理论框架;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和毛荣贵的《翻译美学》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美学思想。在未来的翻译理论研究道路上，翻译和美学的联姻会越来越紧密与深入。

(二)翻译美学的主张翻译美学被界定为“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

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本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翻译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采纳不同的审美标准来解决不同文本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美学问题;在充分认识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在审美、复现美上的能动性，明确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研究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用以指导翻译实践。“谁是翻译的审美主体和客体?”刘宓庆认为，翻译者就是翻译的审美主体，翻译活动始于译者审美意识系统中审美志度(包括情趣、意向、倾向、意志、观念等)所形成的心理态势，它的审美活动有双重任务，即“美的认识和鉴赏”与“美的再现和创造”。在美学中，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是不可分开的两个概念和两个范畴，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依存的辩证关系，在翻译美学中也是如此，译者与原文、翻译者与翻译实践活动之间不可分离。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美学则属于文化范畴，所以，翻译是一种美学交流行动、是一种美质转化行为。

二、翻译美学观照下的外宣翻译三原则从广义上看

外宣翻译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翻译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级部门从事的对外宣传翻译活动，即人们常说的“大外宣”;狭义的外宣翻译包括各种媒体报道、政府的文件公告、企事业单位的公示语与信息资料等实用文体的翻译。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的具体体现，翻译工作的成效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宣翻译的效果上。然而，外宣翻译过程中往往侧重于传递以客观现实为主的“信息”，注重对外宣传的社会效应，至于文字符号所荷载的美学意义或个性特征则往往处于从属地位。重信息传达却忽视译文审美效果的翻译原则不利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树立。因此，为了达到外宣翻译的效果和目的、为中国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翻译过程中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来确保译文的审美再现。

(一)艺术至真

信息对等原则对外宣传翻译是一项目的———需求性很强的社会活动，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对外传达信息，能否有效传达信息则是检验翻译活动是否成功的第一要素。因此，作为翻译的审美主体，译者首先要在充分了解和理解西方民众受历史影响所形成的价值观、信念、心理特点、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基础上，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确保信息的可信度和内容的对等度。例如，在翻译“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这句话时，译者先要准确理解“讲政治”一词的内涵，此处并不是指领导干部要把政治挂在嘴边，因此，绝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直译为“cadresshouldtalkaboutpolitics．”，实际上，这里的“讲政治”指领导干部要有政治头脑、要有政治全局观念和政治敏锐性。因此，这句话应译为“cadresshouldbepoliticallyminded”或者“cadresshouldbepoliticallyaware．”，才能更加准确地传达原文信息。又如，“安居工程”不能简单地套译成“peacefullivingproject”，“拳头产品”也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直译为“fistproduct”，“资料室”也不能直接译为“materialroom”，从表面上看，上述译文似乎忠实于原文，但内涵意义恰恰偏离了原文，让译文读者并不能准确获取信息，正确的译文应为“housingprojectforlow－urbanresidents”、“coreproducts”和“referenceroom”。由此可见，外宣翻译过程中应避免因望文生义而误导受众。因此，信息对等是外宣翻译的首要原则，只有准确真实的信息才能达到外宣翻译的真正目的，才能为中国树立良好的外交形象。

(二)艺术创造

以创补失原则克罗齐的表现论美学思想认为，每件艺术品是一个独立而个别的结构，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因此，译文不可能是原文的纯粹复制品，而是一个与原文类似的新表现品。毋庸置疑，中西方文化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导致了人们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上的不同，若将许多中文表达中约定俗成的词句直译成英文，不但难以达到忠实传达中文原意的目的，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比如，“吃大锅饭”在中文表达中是针对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直译成“eatricefromthesamebigpot”，则西方读者会不知所云，因为西方通常采取分餐制，基本上不会像中国人一样从同一个锅里盛饭，所以，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进行一定的再创作，脱离原文的字面束缚，译出其中的引申义，“getanequalshareregardlessoftheworkdone”或者“betreatedthesamedespitethedifferencesinworkingattitudeandcontribution．”这两个译文就是译者通过再创造解决了由文化缺失所造成的翻译困境，从更高层次上忠实于原文。因此，最好的外宣翻译不应逐字逐句，而是译者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进行适当的加工，或删减、或增加背景内容、或进行艺术创造等，从而获得预期的交际效果。又如，“本命年”是一个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西方文化中没有以动物配属人们出生年份的习俗，译者在遇到此类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时，需要进行一定的解释和说明，通过提供相关的文化背景信息来填补读者的认知空缺(例1)，既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又让西方读者获取了一定的中国文化知识，达到了外宣的目的。例1One’syearofbirthconsideredinrelationtothe12terrestrialBranches，Chinesetraditionallyuse12animalstosymbolizetheyearinwhichapersonisborn．Forexample，somebodywasbornintheYearofHorse，Heorshewillhavethehorseashisorherlifesymbol．Allotheryearsofthehorse，accordingtoanoldChinesesaying，becomeneithergood－or－bad－luckyears．

(三)艺术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