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领奖范文第1篇

11点25分，颁奖仪式在瑞典王室乐曲《国王之歌》的乐曲声中拉开帷幕，随后，交响乐团演奏了莫扎特的D大调进行曲。11点34分，国王一家盛装出场，在领奖台右侧落座。稍后，本届诺奖获奖者在乐曲声中入场，国王一家起立，欢迎获奖者入场，获奖者于领奖台左侧落座。颁奖典礼名流云集，包括上届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及夫人莫妮卡在内的各界精英受邀出席。

每个诺贝尔奖项评选委员会的代表分别介绍了获奖者的成就并依次邀请获奖者上台从国王手中领奖。为莫言介绍的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提名小组主席佩尔·瓦斯特伯格，授奖词中写道：莫言是个诗人，他……让茫茫人海中的个体得以升华。他以俏皮而难以掩饰的轻快口吻，揭示人类存在的极端阴暗面，几乎无意识地就找到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形象。高密东北乡收藏着许多中国民间故事与历史往昔，但只有极少真正意义上的旅程得以超越这些，描述出一个爱善与邪恶皆有超乎寻常之能量的地方。莫言的想象力翔越了人类存在的全部，他对大自然有了不起的描绘……他描写英雄、恋人、拷打者和强盗——他尤其擅长描写坚强不屈的母亲形象。莫言的故事里带有神话与寓言的伪装，但到头来他却颠覆掉这一切。莫言采用了源自神话与民间故事的夸张、模仿与派生手法。何时曾有如此史诗式的春潮席卷过中国与世界？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与一个声音对话，这个声音足以淹没大部分的同行者。

莫言是第四位领奖者，在领奖之后，现场奏起了丹麦剧作家卡尔·尼尔森的《阿拉丁组曲》的第四曲《中国舞曲》。

莫言夫妇获准邻坐领奖词简短

由于莫言夫妇都只会讲中文，因此诺奖主办方在颁奖后的宴会上将莫言夫妇安排紧邻而坐，而一般情况下，诺贝尔奖得主在宴会上与自己的家人是分开就座的。

瑞典媒体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开始之前就已经获得内部消息，莫言夫妇由于语言沟通问题，被主办方破例安排坐在一起，“颁奖典礼上的坐席安排是有规定的，不过我们也会根据语言能力来做特殊改变。莫言和他的妻子都只会讲中文，因此需要将他们安排在一起就座。”诺贝尔基金会发言人安妮卡·庞蒂吉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根据主办方安排，在颁奖典礼后的宴会上，莫言身边就座的将分别是他的妻子杜勤兰和中国驻瑞典大使兰立俊的妻子。

莫言的领奖词很简短：“尊敬的国王、王后和王室成员，女士们先生们：我的讲稿忘在旅馆了，但是我记在脑子里了。我获奖以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由此也可以见证到，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奖项，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无法动摇。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在这样一个殿堂中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我想借这个机会，向诺奖基金会，向支持了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要向瑞典皇家学院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了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们。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智慧，都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谢谢大家！”

莫言妻子杜勤兰与女儿管笑笑，现场见证了他的这一光荣时刻。在莫言领奖的时候，镜头多次定格在两位女士身上。杜勤兰还能保持一贯的镇定，而管笑笑则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泪洒当场。莫言领奖后，位于二楼的乐队开始演奏卡尔·尼尔森的阿拉丁组曲第四曲《中国舞曲》。

“还是那个写小说换饭吃的人”

在莫言的老家高密东北乡平安庄村，10日晚与平时的夜晚一样漆黑安静。莫言二哥管谟欣一家晚饭依然是馒头、炒白菜，饭后仍然是看电视。唯一不同的是，因为来了记者，莫言91岁的父亲没有像往常晚7点就寝，而是安静地在炕头拥被而坐。

仅仅从表面上，看不出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与万里之外瑞典那场盛宴有什么关系。这个家庭的淡定，以及莫言的淡定，都让人印象深刻：莫言父亲说莫言“得奖前是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后仍然是农民的儿子”，莫言说，“心如巨石，风吹不动”。

“就应该这样。”莫言的大哥管谟贤说，从小祖父、父亲就教育他们：人，得意时别忘形，失意时别丧志。活得要有骨气。别让人看笑话。

莫言在瑞典的演讲提道，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他的喜悦，只有一个人无法分享，就是在他成长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母亲。这位勤劳、慈祥、善良、一辈子受苦受累的老人过早去世成了奠言一生的痛楚。获奖后，奠言回到平安庄，给母亲上了坟，告慰母亲在天之灵。

管谟贤记得，自己高中时，两个要饭的到家里乞讨，年轻气盛的他质问人家。“你们这是给社会主义大好形势抹黑，你们有公社介绍信吗？”被母亲一把拽到一旁。母亲拿了干粮给了乞讨者。回过来对儿子说“不要这样，人家也不容易。”

莫言领奖范文第2篇

莫言这个人，很早以前，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的穷乡僻壤。是险些“该去见阎王”的黑孩，儿时经常能咯嘣咯嘣吃出煤渣子有甜味的他，瘦得皮包骨，细长的脖子，随时都有可能被他的大脑袋给压折。还是只有他自己知道，在《透明的红萝卜》里，“放个屁都怕把他震倒”的管漠业（莫言原名），却被一个屁给嘣到了瑞典的文学院。这里酸甜苦辣的细节谁知道？只有莫言。

我听说的莫言，是在国庆节的当天，车上的戏匣嘞里说：“除了日本的村上春树（莫言的对手），莫言最有可能于11日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消息对于我是太过忽然，就像在慢长的夏夜，被一根烧熟了的大钢钻给打破了头。脑子混混的，令我莫言，一时竟想不起；1927年鲁迅拒绝去领诺贝尔奖（只是拒绝别人的想为他推荐提名）和85年后莫言获奖那个更重要？当时把我激动的；心脏都跳过了嗓子眼，可惜身边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危险，只得莫言。

国家的领导是真正的领导人，当天就致信，祝贺莫言。

我看到的莫言，却是空空的，什么内容也没有，是一片的空白，那是在他获奖后的省城书店，是他获奖两日后我的亲身经历。听着一阵阵都像是文人的询问：“有莫言吗？”“有莫言？”像是早就放好了几盘循环播放的录音带，标准的文人京腔解说词：“没有莫言”。“没有莫言。”

书店和我不一样，全在那懊悔着失去了一个赚钱的好机会，都怪莫言。

股市却有人利用了机会，7。72亿的资金，当天就疯狂的涌入了“莫言概念”板块。A股的红色救命稻草，就是莫言。

文学爱好者是真正的爱好者，据说莫言旧居门前一亩二分地里的胡萝卜缨子，只几天功夫，都被一群一群像是参加红色旅游的人像薅资本主义的羊毛一样，一人一根拿回家做了纪念，给一片一片地里的胡萝卜，撸得只剩下了成片成片光秃秃的头，在耀眼的光环下玲珑剔透、晶莹透明。那没有缨子的萝卜头，真像莫言。

可能是我寄居的城市太小，从他获奖后，我从来也没听到过有关作家，学者对这方面评价、赞誉的报导。我想，就是如果有也会如一群女人一般。当看到一对真正丰姿绰约的妙龄女郎的芳胸时，要么会说她是束（塑）的，要么会说她是文的，要么说太大，要么说太小，自己形不好的会说她是假的，反正多数的女人会说完不如她自己的充实以后，再去偷窥什么是，真的莫言。

我想不管他的作品是塑的还是文的，能获此殊荣，莫言的作品就应该激起国人对文学的热情，让文学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唯有这个事，不能莫言。

关于“莫言热”他自己说：“最多一个月就过去了。”关于他塑造的奖杯和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对“莫言热”的预期，我只能说，别都莫言。

我知道的莫言不多，只知道他得了这么大的奖他还谦虚的说：“我觉得我没有权利代表中国文学。”对于他能代表世界当今的最高文学成就，我觉得他是听了（是他相像的）福克纳老头对他说的话，定下了比自己能力更高的目标，超越了自己。他不去为发财和成功操心，才是莫言。

以他的野心，他早就想建立一个文学共和国，一个饿怕了的孩子，辍过学的孩子，能倒背《新华字典》的孩子。一心想靠着写他“高密东北乡”旗帜的能力，当上共和国开国皇帝的人，当然莫言。

他净写些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草鱼虫、痴男浪女、地痞流氓，还写刁民泼妇，还想主宰这些东西和不是东西的东西。他只想着用笔，用语言，再加上他的点智慧，外加上点运气，就建国当皇帝的他，能不莫言。

你看他写的静，在《透明的红萝卜》里，能让一个小黑孩，听到了头发落地的声音。他能用笔打破常规，把旧世界的现存体系打的落花流水。能让带着勃勃生机的红太阳照亮了他的共和国，唯有莫言。

他也有像在《说说福克纳老头》里说福克纳的一些小毛病，比如他的偷懒，好忘，想省事等等的小毛病。他懒的时候也真是懒。在《一匹误入民宅的狼》里，他写国家不好的事，懒得只用了几笔：“到了近代，国家忘了控制人口，使这里人满为患…”那是忘了么？是他故意懒得写，他想省就省，真是大师。在没读过他的《狼》之前，我写《贵与贱》里的美元连体钞，也是写的忘了：“忘了剪裁，省了几道工序，也不用流通…”就不会偷懒，比他少忘了好多字。想起来，让我莫言。

你看他写吃窝头，像是他比列宁蹲监狱的年头还长似的：“一个窝窝头的眼里塞着腌黄瓜，一个窝窝头眼里栽着一根大葱。”我要是跟季羡林坐过牢也不会写得这么真实，还是莫言。

莫言的文学艺术能把混乱转换成为一种新的秩序，他能把他感觉到的和领悟到的东西再加以重新安排。在《怀抱鲜花的女人》他不写国家干部的好坏，却让一个心中充满邪念的海军上尉，在被女人身上喷吐的腐草的香气给艳遇后，让一只黑狗伴着女人、鲜花以及可以听到的味道和嗅到的声音，牢不可破的包围着伦理，笼罩着世态，吞噬着邪恶，影射着贱人的灵魂深处。能把他深恶痛绝的劣行写的那么平淡而又深邃，能写出悔罪的人把自己当成罪人，忏悔的人要对狗赎罪。还得莫言。

他能从低着头看到的鞋底和鞋跟不用看到大腿的上部，就知道路过的是什么人，他看着红裙子中轻轻踮起的白跟花袜高跟凉鞋就知道是个基层供销社胸脯干瘪的售货员。看到一群人迈步的速度，就能写出人们脸上的基本表情和人的思想岁月。唯有莫言

他能让一匹大黑狗在上尉还没被女人口腔中的草料香气弄得昏头涨脑时，在女人的裙下哀鸣。能让一只狗来表述作家的爱憎，非得莫言。

你再看他的生活体验，写的是多么的细致入微，而又不拘泥于客观写实，让真实在他奇诡的想象空间里展现。他写小石匠摸菊花，比他摸自己的胸还有感受“那只大手又轻轻地捂在姑娘硬邦邦的像窝窝头一样的乳房上。”他刻画的生活真实的比现实还真实。我经常经常饿得眼珠子发蓝，吃窝窝头时也没有这种感觉，也没见过他写的那样，“心在乳房下像鸽子一样乱扑腾。”莫言的文字很干净，他从来没把手往胸下面挪过半寸，他写的动作也很干净。干净到他只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看见不愿意看到的真实。这一点一定会让一些作家，更加莫言。

看着莫言的照片，就像我认识的一个比我没大多少的山东老头一样和蔼可亲。为了将莫言的“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诺贝尔奖颁奖词）。”的思想和方法能够学到我的思想里，我真想和莫言的文学共和国建立一个私人的外交关系，只是在没有和他会见之前，我只能先做到，要很认真的，学习莫言。

莫言领奖范文第3篇

莫言其人

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祖籍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便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代表作品：《蛙》《红高粱》《生死疲劳》《丰乳肥臀》

《蛙》

《蛙》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 “姑姑”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后来带领徒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反映出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2011年8月，作品《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红高粱家族》

《红高粱家族》属于寻根文学，是莫言1986年向汉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奉献的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小说通过“我”的叙述，展现了抗日战争年代“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的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故事。书中洋溢着莫言独有的丰富饱满的想象力、令人叹服的感觉描写，并以恣肆之笔全力张扬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堪称当代文学中划时代的史诗精品。1987年该作品被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红高粱》，成为影史经典。

《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小说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在这次神圣的“认祖归宗”仪式中，小说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力草灰蛇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

《丰乳肥臀》

莫言进军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著作，曾因争议被封禁5年。《丰乳肥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性大书”，也是莫言进行民间史诗性书写的成功试验。1997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该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众说云云

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

莫言书中所写的故事是我听到的最恐怖的故事。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

通过讽刺手法的运用，莫言让读者从书中阅读出社会的阴暗面，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作品也被认为是粗俗而的。

莫言的作品巧妙避开了时下的各种问题，通过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故事，让人们去反思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法新社评价

莫言是出版商所偏爱的作家，他打破了诺贝尔文学奖被欧洲作家把持的局面。

——纽约时报

莫言的作品非常传统，文字非常乡土，表现出来的感情和社会结构，吸引了评委会的眼球。文字的美在于要体现出真善美，体现出了一颗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我们追求的高度应该是道德，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所在。

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莫言的获奖可以看作是当今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会长赵俊迈

莫言的获奖是世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肯定，将推动中国文学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文学界人士

莫言得的是文学奖，是个人奖，那是肯定他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洞见与刻画。大可不必和国家强盛、文学复兴扯在一起。诺奖很多时候是颁给欠发达国家甚至是身处离乱中作家，可见与国力强盛没什么关系。而中国文学离真正繁荣复兴还远呢。如果众人都要他挟带若干私货，莫言背得动吗？

——杨澜

记者手记

何为莫言？

当得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中国籍作家莫言的时候，国人沸腾了！中国终于迎来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领域也再一次大放光芒。

于是，昔日被淹没的《丰乳肥臀》重见天日，曾经红遍荧幕的《红高粱》再次被搬出咀嚼，一部部莫言作品人气大旺，也快速被抢购一空。高粱“红”了，“蛙”声一片，莫言也红了！

与此同时，很多人却犯傻了：谁是莫言？许多网友表示“要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还真不知道莫言是谁”。好似一个意外的人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奖。然真正的“意外”而非仅在于此！

在一个充满着喧嚣浮躁、审丑恶炒、速成慵懒、虚伪浮夸的时代，人们早已习惯地被一系列速成肤浅的快餐文化、网络文化“熏陶滋养”，娱乐至死；一批批吸人眼球的肥皂剧、偶像剧层出不穷，一步步上天遁地、穿古越今的言情小说铺天盖地。而那些能击人心底、触人心灵的东西却渐渐沉默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莫言是谁。

莫言领奖范文第4篇

莫言先生获奖的消息公布时，他小说的德文译者、生活里的朋友阿克曼正在国家大剧院主持中德建交40周年音乐会。在场的有中德两国外长、德国驻华大使。“当时德国驻华大使接到莫言获奖的电话，我站在一边听见了非常兴奋，马上对大使说，你应该在今晚的音乐会结束后上台祝贺莫言、祝贺中国人。他考虑觉得不合适：中国外交部部长还没说什么，我怎么好说什么，就说不如问问德国外长，让外长说几句。外长很快同意这样做。”

“有意思的是，我恰好坐在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前面。我特别兴奋，兴奋得不得了，因为我确实喜欢莫言。于是我没想多少就转过头跟杨洁篪说：“‘我祝贺你们’。杨洁篪当时非常客气，可又有些紧张。我完全理解他。中国跟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非常复杂，他（第一时间）不好表态。”阿克曼说。这句话是关于莫言与政治始终暧昧不清的谈论的一部分。莫言获奖以后，这种谈论融入了一种更大的窘迫之中。新经典外国文学部总编辑黎遥说，中国人对诺奖有些紧张，紧张里带有微妙情绪，甚至把它当成了梦想或情结一类的东西，“诺奖是那么高的奖，怎么就真来了呢？梦想不是不能被实现的吗？”

关于莫言获奖的政治、体制原因的猜测被认为是一服解药。北大德语系主任黄燎宇打趣说：“如果莫言明确反动过，又被禁了几本书，那他拿诺奖，反对者心里会舒服很多。”

产生这种讨论，部分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不够清晰的标准。事实上，预测得主历来是一件热门但很难应验的事，而人们也很难知晓发生在瑞典文学院那间法兰西风格的会议室里的确凿事实。

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在重要的文学与好的文学之间，它常选择前者。“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要奖给这个领域里最优秀的人。”于伦斯坦在1984年6月24日的《哥德堡邮报》上说。

另一次调查也揭示了这一点。1951年，W.F.拉蒙特在350名文学家中做了一次国际性调查，关于诺奖中哪些人名副其实，哪些人浪得虚名。结论是，三分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纯文学角度看不具备获奖资格。报道刊登在1951年的《外国书目》上，瑞典文学院当时的常务秘书厄斯特林也承认：“这是一个合理的打分。”

莫言文学中的哪些特质符合了评委们的私人趣味和规则标准，这也是一个需要揣度的问题。莫言的美国译者葛浩文认为，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莫言更有“历史感”。不论是太平天国还是“”题材，他拿捏历史的角度最为得心应手。“他的作品，时常会让人想到狄更斯：他们的作品都是围绕着一个鲜明道义核心的鸿篇巨制，大胆、浓烈、意象化而又强有力。”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比较文学教授张旭东则认为，与贾平凹等其他中国作家相比，虽然莫言的地域色彩也非常强，受民间语言的一些地方文化传统的影响也非常深，但他“有一种更强的综合能力，能把这地域性、民族性的东西，和一种更宏大、更多样的叙事创造性结合在一起”。

张旭东回忆，80年代，他刚接触莫言的作品，认为“还是比较土，比较有中国特色”，而他与同龄人更多地将眼光放在当代的实验小说、先锋小说以及西方的文学作品上。

但很难说这些寻找莫言为何得奖的努力是有效的。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标准曾经厌恶莫言这样的作家和他的作品。

捆缚在世界最著名文学奖评委们身上的是一些古旧限制。诺贝尔奖设立的头10年，“富有理想”这四个来自诺贝尔遗言的字被解释为“高尚、纯洁”，这种纯洁包括家庭、伦理、社会关系，甚至作家的个人生活。因此，托尔斯泰没能入选诺奖的理由之一是，“《战争与和平》中，他认为盲目的机遇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起决定作用”、“在《克莱采奏鸣曲》中，反对夫妇之间的性关系”。

类似标准还包括，作品必须高尚、平衡、和谐。这样的标准下，叶芝被指责为“过于朦胧”，《苔丝》的作者哈代因为“刻薄的宿命论”不能入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因为“主人公受难过多”而被尖刻批评，评委会讨厌“一件一件记录那些低级、丑陋的事情”。

莫言获奖，印证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版图业巳发生变化。他对“低级、丑陋的事情”进行了细致刻画，以至于日本出版人猿渡静子说，她看完《红高粱》中对“凌迟”的细致刻画后，当天没有吃饭。

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冬季漫长，日光有限，在瑞典文学院里，天才、纯洁、高尚这些字眼，亘古不变地被当做准则，直到1948年，艾略特获奖意味着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年的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厄斯特林表示，他不能忘记那个时刻，那是现代主义第一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掖范围。

艾略特是一种背叛，他走入一代人的意识里，越走越深，狭窄也孤高。他后来指向了整个象征主义，而在1948年诺贝尔奖授予艾略特的那个时刻，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次年，诺奖颁给了威廉·福克纳。那时，法国新小说还没有兴起，魔幻现实主义也未成形。这次授奖给整个现代文学做了一个提示，动作轻巧、不动声色，而巨大的影响正在发生。

张旭东认为，读伟大的作家（如福克纳、乔伊斯）作品时，会有非常大的障碍。“但这些作品是如此有力量、如此重要，最终会教会读者去读懂它们。”他将莫言放入这个序列里，认为他的作品同前面这些人一样，可以影响未来的文学样式。

“严肃文学不需要走进大众群体，它的角色是打开理解的入口，哪怕是为一两个人，然后再由他们的影响力传播到更大的读者群。只要这个入口是保持敞开的，严肃文学就会继续前进。”他举例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是一般人会随身带着读的作品，但是在20世纪，这样的文学作品所建立起来的意义至关重要。普通读者从来没读过《尤利西斯》，但他们手中的流行书本或许就受到了它的影响。张旭东觉得，莫言作品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们既打开了这个入口，又能得到大众读者的青睐，非常难得。

这是伟大文学、严肃文学的标志

仅靠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的认可，无法确定莫言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位置。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与世界文学标准之间，存在着沟壑。

文学发展的法则是通过不断突破确立的，张旭东说，不可能为世界文学的发展找出一种明确脉络，但分析某些具体的突破是可能的。

“比如，普鲁斯特的小说颠覆了现实主义全知全能的叙事手法，带来的恰恰是一种现实主义全知全能不能达到的把握本体的可能性。”他说，“卡夫卡的东西虽然都是寓言式的黑色幽默，但他的作品对整个现代世界如异化、官僚、地域主义的压制、等等最关键的大问题的把握，却高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对全社会 的把握能力。”

关于“好的文学”，张旭东说，变化当中有不变的东西。不变的东西我们读者都能辨认出来，这就是伟大文学的一个基本的标志。“我非常欣赏一句话：‘现在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和他时代的关系， 让我们想起歌德或者但丁和他们时代的关系。’这是好的伟大文学、严肃文学的标志。”

此外，张旭东认为，文学需要介入一些思想问题，对生活、社会，对人的思考的情感方式产生冲击力。“有的作品写出来以后，虽然是很精致，在艺术上有价值，但是是用于消遣的，好像小摆设，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在好的文学内部，这个分量还是不够的。”

“好的文学”的另一个标准，张旭东说，就是在形式上要和古今中外伟大的文学作品有意识地生活在一起—作家在写作时，知道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他，很多有形无形的标准成了他自己写作的一个标准，美国评论家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就是每一个好的作家，在他文学的成长和形成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生存在影响的焦虑里面。

在世界文学的变化潮流中，中国文学并非脱离它而独立存在。比如说，张旭东认为，莫言受到福克纳、马尔克斯、川端康成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断地逼迫他，去走出影响的阴影，找到自己的声音，发出自己的声音，去找到独特的题材、手法、切入问题的角度、语感特色。

“一流作家对世界比常人有更超前的历史观，会迫使我们反省—这种经验可能会让人精疲力竭、痛苦不堪，但会让人活得更真切。读者读到这样的作品，会感到当下的伟大—我在读莫言时就有这样的感觉，我不会中文，但我在阅读的时候，内心感觉到一个美妙的中文的声音，会感到深深的共鸣和同情，而不是简单的乐观或悲观情绪。”美国《当代世界文学》执行主任罗伯特·戴维斯·恩迪亚诺说。

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寻找莫言，首先要在其中寻找中国作家。戴维斯说，关于“好的文学”，中西方的确存在某种普遍的标准。“我认为卓越的作品会让人产生共鸣和同理心，对塑造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很强的作用力，迫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作用力间的联系，能让人对眼前的世间万物拥有新的领悟。”

“文学的一个妙处是用一种文化去映照另一种文化，莫言帮助打开了这扇门。”戴维斯说。

在张旭东看来，中国对世界文学有一种非常粗浅的理解，好像一定要写那种抽象的、普遍的、纯粹个人的、纯粹意识的东西，要剔除不够国际化、不够标准化的杂质，才能变成世界文学。

“这样刚好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越这么做离文学越远，离世界文学越远。”他说，“不存在代表全人类的普遍的文学。每一种文学都是以特定语言写出来的，都是发生于特定时空，反映特定经验和特定的情感。所以，任何世界文学都恰恰是不同地域的当代文学，但是不同地域的文学之间有一种彼此呼应的关系。”

“整个现代中国，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离开世界文学这个大的语境。”戴维斯说，“莫言虽然不会经常提马尔克斯、福克纳那些影响他的外国作家，但那都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对他影响非常大的还可能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或是山东地方戏曲、民间讲故事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因素和阅读翻译文学的经验是完全搅和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莫言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文学作家，当代中国作家其实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在世界文学这个语境里面写作的。”

张旭东说：“中国和西方文学的发展脉络是非常不同的。西方有基督教的传统，有史诗的传统、悲剧的传统、浪漫派的、现代派的。但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确实能够有一种非常有效的交流，使文学成为文学的那种东西，是文学最内在的活力、创造性和介入生活介入社会的能力。”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虽然人类的语言是分裂在不同的民族语言里面，但是作为语言本身还是有一种最内在的可交流性，它是人类生活、生产、反复活动的一个媒介，在这个意义上还是有一种相同的东西。”

“一个天才，难得的卓越小说家”

中国人在网络上对莫言与政治过于贴近口诛笔伐，《华盛顿邮报》却这样评价莫言：“在中国，他充满勇气地为自由与个人主义发声，在世界上，他恰当地被视为代表着这个国家希望不受约束的文学与艺术表达。”

这篇在莫言获奖8年前写出的评论说“向来抓住任何机会将文学与政治搅在一起的瑞典文学院，可能会发现莫言就是那个可以给中国领导层传达信息的作家。”

从一开始，莫言在西方的形象总是离不开政治。这是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给莫言找一个位置时不可忽略的事实。

1995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登了《天堂蒜薹之歌》的书评，评论者除了关注作品中体现出的社会悲剧和个人悲剧，还为这部作品当年在中国被禁而叹息，并引用了莫言自己的序言、斯大林的引语：“小说家总是那么关心所谓的人类命运，以至于他们忽略了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

“莫言写的是当代现实，自然要和当下的政治社会联系在一起，一定是这样的。只是莫言的写法很巧妙，他总试着不为自己的写作道路创造障碍。”引进过很多中国作品的美国出版人艾瑞克·亚伯拉罕森说。

艾瑞克发现，西方世界谈论莫言的时候，往往直接谈论政治，避开文学。

这首先是因为他并不畅销。北师大文学博士刘江凯在论文中曾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译往往是由法语、德语或英语开始，如果一个语种获得了成功，其他西方语种就会很快跟进，有些作品甚至并不是从中文译过去。

他查阅发现，一般来说法语作品会出现得最早，莫言的西方语种翻译也符合这个特点。《红高粱家族》法语版最早于1990年推出，1993年出现的是法语版《透明的红萝卜》。

在海外，莫言与市场成功沾上边的唯一的例子是在越南。从2004年起，越南出版了十几本莫言作品，“在一些书店，中国文学书籍甚至长期在畅销书排行榜占据重要位置。而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莫言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作家，在越南国内引起过很大的反响，被称作越南的‘莫言效应’”。

越南文化部出版局的资料显示，越文版的《丰乳肥臀》是2001年最走红的书，位于河内市阮太学路175号的前锋书店一天能卖300多本，营业额达0.25亿越南盾，创造了越南近些年图书印数的最高纪录 。

但除此之外，莫言缺少更广大的接受度。

阿克曼漫不经心地提到：“莫言的书在德国卖得凑合吧，几千册。”1997年与2001年，德国分别出版了莫言的《红土地》（《红高梁》）和《大蒜民谣》（《天堂蒜薹之歌》），两本书的起印数都是1000多本，但直到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以前，它们都还没卖完。

“在日本，全部中文作品只有那么几千册。你要到比较大的书店，才能看到中国文学专柜，里面有时会有几本莫言的作品，买的人一般是学者或汉学家。”猿渡静子说。

“美国文学只关注自己，”张旭东说，“他们的文学中，所有翻译文学只占1%，少得不可思议。”

在俄罗斯，莫言的长篇作品直到今年10月12日才第一次上架。此前，在俄罗斯出版的只有莫言的几篇短篇小说。在这本《酒国》俄译版封面上，出版商印上了“诺贝尔奖热门争夺者”的介绍。

艾瑞克说，中国文学在海外向来市场不佳，一是因为翻译者少，二是因为关心中国文化的读者少，三是出版商挑选标准不一，选择的作品不一定是国内的名家。此外，茅盾等国内文学奖在海外没有影响力，书商也不看重国内读者的数量。

他介绍，在海外，中国作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余华，然后是苏童、莫言、王安忆。海外读者比较爱看的题材还是有关政治、“”、上世纪80年代的故事，人们逐渐开始关心当今中国的文化，只是这个过程比较缓慢。

“只有当中国以外的世界突然要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去研究、去琢磨中国世界时，对中国世界的好奇心才能最终变成文化、艺术、审美等关键领域上理解的愿望，中国文学才能真正被世界关注。”艾瑞克说，“中国文学还没有让西方普通读者随时随地关心，也没有让严肃读者感到不读当代中国文学就不了解文学。”

在数量有限的专业读者中，莫言不乏欣赏者和赞美者。2008年，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第一次读到莫言。他发现，在这位中国作家的小说中，人们吃吃喝喝，忍饥挨饿，说话做事，杀人害人，可都写得那么眼花缭乱。他感觉莫言小说里有一种迷人的残酷，这残酷被处理得美妙、幽默。

戴维斯则表示莫言“是一个天才，难得的卓越小说家”。他说：“我读他作品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受关注，但我感觉自己就像在读托尔斯泰。我读了他的大部分作品，我觉得没有一部不好的。”他甚至在文章中写道：“虽然此书（《红高粱》）在美国尚未成气候，但作为西方读者，我觉得它和《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 弟》、《罪与罚》不相上下。”

《纽约时报》在《生死疲劳》的书评中称赞说：“这样的摘要可能会让这部小说听上去过于精巧，然而事实上它很苦涩也很坚韧，不修边幅又滑稽有趣……小说情节中充满巧合，作者用冷静的笔触刻画最滑稽可笑的事件，而又在无数瞬间捕捉到人物的哀伤。”

除了对莫言写作技巧的剖析，很多人也试图在更广泛层面上寻找莫言在世界读者心中的地位。教授拉美文学的戴维斯认为，莫言作品的视角比拉美文学更宽广。“《红高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它的范畴是这个世界，莫言勇于看待痛苦的事物，观察事物的全貌、人类的经验，他通常比美国作家更热衷于此，他所引导的经验涉及人类感觉的方方面面。”

“我不认为莫言在写作前会作任何悲观或乐观的预设，他想尽办法丰富和多样化笔下的人类经验，这一点对美国文学来说弥足珍贵—他们需要更精妙的深度。”戴维斯说。

张旭东认为，拉美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长盛不衰，在全世界影响非常大，也被西方主流所接受，莫言的作品和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尽管细读会发现区别很大，但形式上存在着类比关系，“可以帮助西方读者找到入口”。

“他的叙事手法固然新奇，但真正的吸引力在于他语言本身的特色、呈现的当代中国生活形式、民间语言的丰富性、中国的传统叙事，让西方读者感觉到背后的故事闻所未闻，想象的方式闻所未闻，这些文学形式的结合，是莫言在写作上被理解的基础。”张旭东说。

他以中国电影来类比，说明莫言小说中世界性和本土性的关系：中国从第五代导演起突然获得了现代的世界性的电影元素，一旦电影获得形式上的认可，西方观众就能看到中国文化、历史、政治的内容。“形式上他们看到色彩鲜艳、有美感的画面，但使他们真正惊叹的是从未听过、看过的故事和社会、政治、文化因素。”

莫言的自由写作既意味着技法上的不规范和不成熟，也意味着一种让人“恐惧又迷恋”的力量

在来自国外的对莫言的评价中，“自由”一词被反复使用。这很难说是一个褒义还是贬义的评价。事实是，人们从莫言作品中看出的东西包括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福克纳的意识流，似乎有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子，但更多的是一种缺乏边界的破坏力和野性。

张旭东这样评价莫言写作技巧的复杂性：“泥沙俱下，多种多样，语言上以滑稽模仿的形式，包揽了社会各个层面。在文学内部，甚至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搞怪文学、伪文学、官腔官调的文学、投机取巧的文学、恶俗的文学……他的文字力量刚好把中国当代文学语言里不纯的、杂乱的状态吸收在有意味的形式里。”

“这种用变异了的方式去把握一个异化了的现实的能力，是莫言文学张力的一个特色。”他试着解释莫言使用这种风格的用意：“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能以常态的传统意识去把握，这恰恰是非常理智地把握中国现实的一种努力。”

而在很多人看来，莫言的自由与其说来自主动选择，不如说来自他专业文学训练的缺失，或者说，来自中国当代作家整体性的文学训练缺失。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意见是：“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因此，苏童和莫言兴高采烈地自由表现生理细节，其中往往伴随着性、出生、疾病及暴死。”

戴维斯同意这种观点。在《一个西方人对莫言作品的反思》一文里，他写道：“厄普代克的观察表明，中国文学和它的西方远亲在发展历程上几乎完全不同。比方说，中国小说并没有像英美文学18世纪中产阶级带来的‘小说的崛起’，没有启蒙运动，也没有19世纪晚期维多利亚小说对作品技巧的提炼。”

不考虑莫言本人小学没有毕业这个事实，上述野生状态起码赋予莫言在写作形式上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写作，既意味着技法上的不规范和不成熟，也意味着一种让人“恐惧又迷恋”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黎遥看来是“西方人都做不到的”。“莫言度数很高，就像帕慕克一样，别人写到40度，他写到60度，他可以把性、残酷、暴力推到极限。” 黎遥说，“莫言的作品很批判，他是作协主席这没错，莫言不直说，他把批判用怪诞、反讽写出来。”

莫言领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莫言 村上春树 《透明的红罗卜》 《且听风吟》

中图分类号 I3/7-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3-0148-05

1985年《中国作家》第二期刊登了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篇作品在读者中好评如潮，为此前默默无闻的莫言赢得了文坛瞩目，被视为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创作不可多得的精品。莫言是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的，当年即有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问世，以后还写过《售棉大路》等作品，然而均反响平平。在这个意义上，把莫言的文学起点认定为《透明的红萝卜》，并不是一种随意说法。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登上文坛是在1979年，处女作《且听风吟》最初发表在《群像》杂志上，为他赢得了“群像新人文学奖”。不仅如此，评委丸谷才一还预见道：“这种以日本式抒情写成的美国味小说，不久可能成为这个作家的独创”。这意味着，这部处女作为村上小说的“个人革命”拉开了序幕。

莫言和村上双双在而立之年成名，文学发端各有不同，但是下述两点是肯定的：第一，这两位作家属于同一时代，成名作的问世时间相差不过六年左右；第二，《且听风吟》帮助村上横空出世，《透明的红萝卜》同样为莫言赢得了赞誉，只是没有获奖。

一、起点的语境方式

莫言和村上作为作家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这不只表现在国别的区分、文化的差异和创作经历的迥异等主要方面，即便是就写小说、讲故事的本事而言，要找出彼此的共同点也并非易事。

莫言生于山东高密县，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儿子。从来到黑土地上到21岁闯出去当兵，他所经历的完全是一个乡村孩子的入世之路。农村生活的积累，乡间眼界的短长，是莫言作为作家的唯一积累和财富。虽然后来走进艺术学院拿了大专文凭、进北师大研究生班获得硕士学位，少年莫言实际上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只读了五年书，经历的是一个山东少年现代农村生活的坎坷与困苦，这样的境遇所给予他的多方面生活理解显然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莫言的生活积累虽然丰厚。而文化准备却委实不敢恭维。因此谈到作家人生，也注定了他为农民代言的宿命，表现其他题材无疑不是他的强项。他的获奖词《一个讲故事的人》，并没有去有意识地张扬古老黄河文明的分量，这篇纯粹的文学技术领域里的发言，实际上只表明了是莫言获了奖，而不是中国获了奖。

村上春树生于日本关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所高中的国语老师；母亲是船场商家的女儿，出嫁以后则成为专职家庭主妇。村上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从小生长在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社会环境中，读大学时赶上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和“安保”运动，尽管在早稻田大学读了七年才拿到文凭，但是成绩平平，大三时就早早结婚，《且听风吟》问世时正和妻子经营一间爵士乐酒吧。这是一位个体经营者出身的作家，处女作完成时只是在没有客人的深夜，尽量写一些简短而不是冗长的句子。所以他的出路除了操持都市题材的“青春小说”，把自己的社会生活经历融入其间以外，文学起点上似乎看不出什么过人之处。然而，村上后来的文学影响竞超过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成为代表日本走向世界的作家，而且数度直逼诺贝尔文学奖的宝座，这并不是什么神话。

无论是莫言抑或是村上春树的文学起点上，都有一些令人匪夷所思之处。这让人想到文学大师成长过程中究竟哪些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及发端形态，说明艺术上“这一个”只属于他们的原因和理由。

《透明的红萝卜》写的是“”期间的一段农村生活，在一个农村民工修复滞洪闸的故事里，描写了黑孩、老铁匠、小铁匠和小石匠与菊子姑娘等几个农村青年。作品源自作家的一种意象，整体上弥漫着朦胧的气氛和心灵上的荒凉感。“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作品问世以后，有批评认为：“这种由意象而生发出来的思维方式，叫做‘内省型思维方式’。这种由内向外的东西，写出来一定带着明显的个人色彩，而且感情真挚。”

全力写人物成为这部作品十分鲜明的选择。在处理人物的艺术化过程中，作品有意削减和省略了与传统表现方式相关的大量内容，刻意寻求一种与形象相关的画面，努力做到让人物形象、而不是叙述者本人讲话，从而构筑起艺术上的模糊感与虚幻感。黑孩是莫言童年生活的一个缩影，也是《透明的红萝卜》人物谱系中最为重要的存在。作品把黑孩的人生际遇和生活理解通过一个红萝卜联系在一起，表现的是这一人物基本上没有亮色的生活。作品结尾，地里的萝卜被黑孩拔出了一半，自己则地回了家。拔萝卜，偷地瓜，睡桥洞子，打群架的丑陋不堪的闹剧也至此终结了。莫言所表现的中的农村生活场景，作家不仅熟悉而且没齿难忘，所以才能把它处理成经过浓缩的画面，看上去分明保持着艺术的距离感。这生活、这历史、这艺术都是属于莫言的，没有任何与别人重复的痕迹。

在理解与表现生活的兴致上，莫言与村上异曲同工、有着同一步调。如同《且听风吟》所写运动与“安保运动”对年轻一代日本人的伤害一样，村上同样表现他所熟悉的这些无法忘却的内容。所不同的是，村上春树在《且听风吟》中热衷的主要不是形象塑造、而是语言的革命。“村上是在美国占领期间出生，并伴随着日益繁荣却仍继续向往美国的富强和文化的日本一同成长起来的。”在对美国当代小说顶礼膜拜的意义上，是现今的日本文坛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村上小说艺术的“个人革命”，首先是在语言领域内发生的。作为文学的第一要素，语言的美国味是小说的美国味的前提。在文学起点上，村上开始就形成了二三条不成文的规矩。第一，对日本传统小说语言、特别是近代日本小说的平庸拖沓和魅力不足十分反感，基本的取向是在对峙中远离。第二，村上的文学语言蓝本，是在20年代以来的美国现代文学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涉猎的作家并不包括文学巨匠海明威和福克纳这样的大师，甚至连战后文学的中坚金斯堡，“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凯鲁亚克也不在其中。第三，借鉴或重复广为人知的小说语言艺术，对于任何作家都是一把双刃剑。村上在实用主义和商业化思考方面，显然是动过一番脑筋的。《且听风吟》的第一个日文文本由于与村上这样的追求相去甚远，所以数万字的心血被无情地丢进了垃圾桶，第二稿才改为先用英文写作、然后再译成日文的模式。由于“我的英文词汇有限，写不了太长的句子，这种情形反倒使我找到了一种节奏，同时实现了语言的洗练和句子的简洁。”

村上开始小说创作的70年代末，“‘纯文学’这一理念出现了决定性的崩溃。”读者对小说语言的接受趋势和审美标准，也不可遏止地转向大众化和世俗化，纯文学语言与大众文学的语言的界限在急速消失。时代呼唤着那些完全不是传统的写实主义意义上的语言文本的出现。这在客观上暗合了村上立志用“自己的语言”讲述故事的抉择，恰好顺应了文坛演进的客观性要求。

二、起点与创作高峰的整体性

除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外，莫言与村上的文学起点上，还共同存在着迄今为止尚未引起两国批评界注意的另外一个重要规律。那便是这两位作家无不是以不断问世的高质量作品持续着与社会之间的对话，而且奇迹般地将自己的文学起点与创作高峰结为整体、一气呵成。从而出现了《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遥相呼应；《且听风吟》与《寻羊冒险记》、《挪威的森林》比肩登场的文本现实，而且几乎没有给批评界留下喘息的机会，便已然成为分别代表中国和日本走向世界的作家。

据统计，从《透明的红萝卜》到迄今仍在延续的莫言小说创作过程中，这位作家先后完成了《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等长篇小说11部，《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百余部，此外还有剧作、散文多部。其创作量之大，作品衔接之紧密，完全可以达到让读者与批评界目瞪口呆的程度。这些作品汇聚成了以山东高密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农村的历史画卷，艺术地再现了黑孩儿、媚娘、西门闹和姑姑等人物谱系。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力不但征服了广大读者，还先后摘取了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第十三届意大利国际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和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其中，许多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等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获得了广泛传播。

村上春树继《且听风吟》之后，除完成了震惊文坛的“青春三部曲”外，其后又有《发条鸟年代记》、《海边的卡夫卡》、《1Q84》和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问世。和莫占一样，这些作品较之处女作和代表作不但艺术上毫不逊色，而且屡有创新，依旧延续着对读者的吸引力和征服力。其中，《寻羊冒险记》获得了“野间文艺新人奖”；《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则获得了“谷崎润一郎奖”。继《发条鸟年代记》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后，村上还获得了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奖和“耶路撒冷文学奖”等等。除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败下阵来，村上委实是获得了诸多奖项认可的作家。他的作品同样被译成了30余种文字，村上小说的国际化色彩在这一过程中也愈加鲜明起来。

作品是作家的社会联系的唯一渠道，无论成名作如何出色，那以后的创作倘若出现低谷，便意味着作家写作宿命的完结。问题在于，莫言和村上春树的文学轨迹并不是一般的写小说的人都可以轻易企及的境界。无论是莫言还是村上春树都是相当出色的和极富才华的。如果没有《透明的红萝卜》之后，《红高粱系列》所展现的“这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悲剧，这是家族史上骇人的丑闻，感人的壮举，惨无人道的兽行，伟大的里程碑，肮脏的耻辱柱，伟大的进步，愚蠢的倒退……”，便不可能有读者和批评界对莫言的真正认可。如果没有《且听风吟》之后的“青春三部曲”，村上春树也不可能完成爱情小说的顶级之作《挪威的森林》，轰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村上现象”便不会发生。作家的文学耕耘只有在自己心田里切实发生，文坛上才会开出绚烂的果实。这绝不是文学以外的包装和其他努力可以取代的。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成为全世界、特别是中国人所瞩目的作家，批评界对这位作家成功的理由也便有了各种各样的解读。“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这是莫言2012年12月8日在瑞典皇家文学院的演讲词中的一段话，也是这位作家在自己的文学起点上发现的属于自己的文学追求，并成为他恪守的写作之道和小说风格。他接下来讲道：“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讲完了自己的故事，莫言开始讲述他人的故事，胶东的肥田沃土、身边的父老乡亲，于是成为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形象源泉。就这样，在他文学起点的后面，不断地耸立起一座又一座的文学丰碑。莫言文学的个性所在，是用作家演绎的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汇聚起来的。失却叙述故事的能力，也便不会有莫言小说的成功。

如果说村上春树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可以当作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来解读的话，那么村上被视为一位对美国流行文化完全认同、几近臣服的当代日本作家的界定，是名副其实的。村上小说艺术的“个人革命”首先是在语言领域内发生的。作为文学的第一要素，语言的美国味是小说的美国味的前提，这同样是村上在自己的文学起点上发现和找到、并且毕生为之努力和奋斗的方向。《且听风吟》是冒着英语文本日本化的风险而出现的，即便被人视为“翻译文本”，村上仍然锲而不舍，并且把这样的选择贯彻到其后的文学创作之中。除了将美国现代作家菲茨杰拉德的“要想讲述与别人不同的故事，就要使用与别人不同的语言”奉为经典，村上从来就未曾有过其它的选择。无论是作为小人物初登文坛的出路、还是作为大师风靡日本列岛时都概莫能外。村上对美国味小说语言风格的执着，包括他其后在小说艺术其他领域的努力，最终成就了这位作家的小说追求。

概括地说，两位作家在小说艺术领域中都付出过百折不挠的代价，莫言与村上的过人之处，都是在小说创作的基础领域中体现出来的。一个致力于故事的惟妙惟肖，一个倾心于语言的不同凡响，从文学的起点上便盯住不放，所以才终成正果。

三、起点后的汲养

客观地说，莫肓和村上春树都并不属于那种创作准备丰足的作家，由于在应该读书的年龄段分别赶上了各自国家的文化动乱，所以二者都是后天意义上的成功者。《透明的红萝卜》完成以后，莫言成了专职作家。在创作时间、写作条件方面天翻地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然而，这些变化在莫言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身上也发生着，而莫言的成功则在于其特有的心智。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自身文化潜能的发掘方面。莫言成名时，正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传人中国、并影响到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之时，这种外来影响在莫言身上的中国化，集中表现在他盯住了三百年前有山东血统的志怪小说名家蒲松龄，从而也为自己的故事韵味平添了特有的色彩。

村山春树则在《且听风吟》发表后，给自己预留了两年成为职业作家的时间。此间，他除了卖掉酒吧、准备从事专职小说创作之外，另一个重要思考便是如何找到和完善成为一名小说家的路径，村上的选择是“以译养文”。从处女作问世以后，村上便开始了美国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他常规的工作状态是上午写自己的小说，下午从事美国文学作品翻译，就这样持续坚持了30多年。他从这项工作中获取了多少小说家所需要的营养，这些作品怎样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恐怕是村上自己也无法说清的。时下村上已是名满日本的美国当代文学翻译家，翻译和创作相得益彰成为他文学起点上的独创和秘诀。

莫言在一首名为《师从》的旧体诗中，曾这样表述到：“问我师从哪一个，淄川爷爷蒲松龄”。2012年底，这位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词中又明确提出：“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关于莫言小说创作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关系问题，中国的批评界一直是有争议的，焦点在于“《聊斋志异》是马尔克斯架上常读书。《聊斋志异》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在全球畅销，世界各国很多作家都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而莫言之于蒲松龄，则完全是一种血脉传承的近亲关系。

莫言在接受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时，至少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之于莫言，不过是蒲松龄志怪小说的拉美版而已。“你们很乐意学习外国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潜意识等，其实，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潜意识，中国17世纪《聊斋志异》都采用过，后来又由曹雪芹的《红楼梦》发扬光大”。莫言的小说创作实践表明，2001年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便带有明显的《聊斋志异・梦狼》的痕迹。四年以后，莫言又完成了自己的扛鼎之作《生死疲劳》。作品中的轮回转世、亦人亦兽的艺术手法中，同样透着《聊斋志异》的文学真传。莫言借鉴和模仿蒲松龄，是那样的自然，信手拈来，毫不做作，完全没有学习西方创作方法的生硬痕迹。这是长期思考、刻意投入和水到渠成、炉火纯青的产物。也是作家在成名作完成后一直默默进行的、属于自己的修行功底。

村上春树在《且听风吟》问世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一边进行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的创作，一边开手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失去的三小时》和《父子间危险的代沟》的翻译。那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完成了《菲茨杰拉德作品集》和包括手稿与书信在内的雷蒙德・卡弗的全部作品八卷。这一过程中村上还感悟到随着语言与社会文明的演进，所有的旧译本无不面临一个“赏味期限”问题。“根据日语文体自身的变化，‘翻译文本’的最大‘赏味期限’是五十年”。因此借助20世纪80年代日本兴起的新一轮美国文学译介的热潮。涉足了四部美国文学的成熟期的经典成果，其中包括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雷蒙德・钱德勒的《长久的分别》、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杜鲁门・卡波特的《蒂芙尼的早餐》。对于“以译养文”，村上说：“归根结底，我的小说写法大都是从翻译劳作中学得的。通过将外国优秀作家的作品一字一句由横写变成竖写，我得以从根本上破解了文章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