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演讲范文第1篇

中国作家与诺奖的绯闻，最早源自鲁迅。1927年，瑞典文学院院士斯文赫定到中国考察时，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鲁迅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中国也无人有资格，不愿因黄种人被特殊照顾，也不愿因得了这奖，日后不免做起官样文章。“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此后被提名的还有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巴金、王蒙、李敖和北岛。诺贝奖提名并不困难，世界各国的高等院校文学教授和语言学教授都有资格做提名人，但最终获奖还需重重筛选。老舍的儿子舒乙说如果不是老舍在1966年在太平湖投水自杀，就会获得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结果让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捡了便宜。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证实。而马悦然曾透露，如果沈从文不是在1988年5月逝世，一定能在该年获奖。这话本不应说，按规定，任何与诺贝尔奖有关的事都有50年保密期，马悦然的话目前也未得到验证。真真假假，屡屡与诺奖失之交臂强化了焦虑与渴望。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成为年度最大事件，大大刺激了整个国家的神经，新闻联播插播，领导高调祝贺，各类媒体均置以头条，围绕着他的争议也达到沸点。一部分人的分歧在文学，而围绕莫言最大的争议在文学之外。接踵而来的是各种喧嚣骚动，啼笑皆非。一夜之间，出现了许多印有“莫言”字样的T恤、马克杯、纸扇，莫言家乡花生、泥老虎、洗碗巾等各种物品，要价不菲，比同样商品能贵上十倍。“莫言签名信封”、“莫言真迹”签名书也在网上热卖，真假难辨，动辄标价数千甚至上万元。他的家乡放言斥资6..7亿弘扬红高粱文化，接着就辟谣指责媒体夸大其辞，接着媒体就反击说报道属实，证据确凿愿意当面核实。人们以抢购传说中即将紧缺的食盐的热情抢购莫言的文集，而2012年10月11日之前的二十多年里，这些书都一直静静地呆在书店里，鲜有人问津。传媒集团股价上涨，出版商欣喜若狂，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莫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应。一切都如此亢奋，一切都与文学没什么太大关系。

魔幻现实vs现代性缺乏

颁奖词称：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说莫言的作品中关于爱、自然和善良的描写同极其暴力、残酷、血腥的描写一样精彩难分高下，大量对现实的批评，尖锐性在世界文坛罕见。他创作视野宽阔，充满想象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在作为文学院院士的16年里，没人能像莫言那样打动自己。写过《莫言评传》的作家叶开是莫言的积极拥趸，他认为莫言以独特的“残酷叙事”建立了一个隐秘的文学王国，是其小说内容的尖锐刺激和语言的恣意令他的作品始终处在争议的旋涡。而德国汉学家顾彬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莫言小说长期不断的严厉批评者。顾彬认为，莫言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小说家，他仍旧在用章回小说的传统方式写作，其作品彻底缺乏现代性。自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以来，现代小说已经不这么写了。拥有现代性的小说家不会再单纯地讲故事，因为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作家应该集中到一个人——而不像莫言这样仍然在野心勃勃地动辄写几十个人，一个村庄，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他认为莫言是一个认真、内心开放的人，但能获得诺奖，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葛浩文的翻译。葛浩文这样的译者深知原文缺陷，翻译非常巧妙，不是逐字逐句逐段，而是整体翻译，很好地规避了作者的弱点。他的阅读经验是，经常会慕译者的名去选择阅读，很多国外的出版社也会因译者的知名度而追随他的选择。“葛浩文”的商标使得莫言在英语世界获得了空前影响力。中国有很多更好的作者，如果葛浩文选择翻译王安忆，也许机会就给了王安忆。莫言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思想，今年诺奖颁给莫言，也许是某种政治因素起了作用。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认为莫言是一个精明的投机者，也许私德不差，还蛮憨厚，但对政治缺乏常识，和张艺谋是天生一对，把中国最土的一面呈现出来，谄媚西方特有的视角。中国文人，多数软骨头，对政治比较无知，大概是信息缺陷，知识结构缺陷，也是人格扭曲。莫言是他早就放弃希望的作家，后期不仅文才枯竭，叙事极度不能自拔，而且侍权媚贵。另他撞碎眼镜的瑞典学院，在“崛起的中国”高压下终于没有 holding，这些年事过高的评委老爷们在2012年选择莫言，一是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发现“东方中国”：丑恶而野蛮；二是为中国政府嘉奖的官员作家正名，准确讲，是为中国政府的文化政策正名。莫言正是盘踞在这两个坐标交汇点上的奇魁，不二人选。“1968年，瑞典学院选择川端康成，是选择了日本文化峻冷的优雅与恬和——川端康成的获奖演讲是《我的美丽在日本》；然而，2012年，它用诺奖包装一个浑身脓疮的乡痞作家来为中国文学做世界正名的时候，它无疑是在羞辱中国文化最后的良知和智商！在当前那些政绩官员和捐客评论家们打鸡血式的诺奖热中，保持沉默是唯一适当的表示。正是这些中国人，在2012年10月11日19点以前，还在“为中国”联手抵制和诅咒“诺奖”。中国文学薪尽火传至于今，难道真的除了官办就是洋办？”

莫言获奖演讲范文第2篇

和世界上很多知名作家一样，莫言聪明地将自己讲述的故事放在了一个地点，那里就是他们口中的“故乡”。

大江健三郎想看的，正是这样一个地方。2月11日大年三十，他没有入住早已安排好的当地最高档的招待所，坚持到莫言的家里吃饺子过除夕，然后睡在了土炕上。

1994年，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上提到了莫言的名字，当时，他并没有见过莫言，二人只是神交。

1999年，莫言在京都大学做了题为《我变成了小说的奴隶》的演讲，提到他在阅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雪国》时，豁然开朗，来不及读完就抓笔写下：“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顺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是他在作品中第一次提到“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这篇小说的名字就叫做《白狗秋千架》。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意，若干年后，这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暖》，在东京电影节拿下最佳影片大奖。

在最寒冷的时候选择了莫言

在北京西三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董凡在报纸上看到了大江健三郎同莫言一起过年的新闻，觉得自己苦苦的寻觅终于有了结果。

当时，他的金海方舟公司正在筹拍一部电影，他已经看了不少中国著名作家的小说，包括贾平凹、余华、迟子建和苏童。但始终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蓝本。莫言这个名字成了他的最佳选择。

过去的2002年，中国电影界处在最黑暗的低谷，但又通过张艺谋的《英雄》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式大片的曙光。那一年中国大陆全年票房收入仅有9.5亿元人民币，甚至仅仅为1989年票房收入的1/3。当时，即便最乐观的人也不敢预测中国电影票房会突破百亿，成为世界第二。但回顾当时的情景，董凡对《世界博览》记者表示，他觉得中国的电影是被低估的，因此，他当时坚信，优秀的中国电影依然有生存空间。

带给他信心的，是霍建起导演的小成本影片《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创造的票房神话。2001年4月开始，这部电影在日本知名的艺术院线——岩波影院公映。岩波影院坐落在日本著名的旧书店一条街神保町，是日本最著名的专门播放艺术电影的影院。该影院每年只播放四部电影，选片标准可谓精益求精。“这个电影院从不放好莱坞大片，但会上映包括伊朗、印度、一些欧洲小国拍摄的艺术电影，”董凡的合作者，旅日影视人李珍对本刊介绍说。最终，这部成本210万，在国内一个拷贝也没卖出去的电影在日本收获5亿日元票房，约合3000万元人民币，这个票房收入如果放在中国，可以排在当年国内票房榜前十位。

这坚定了董凡和李珍投资制作电影的决心。金海方舟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从事版权贸易工作，简单点说，就是向国内引进日本的动画片、电影和电视剧，同时把中国的影视作品引入日本。“90年代是版权贸易的黄金期，那时没有指标，可以随便引进，”董凡回忆道，像《足球小子》、《樱桃小丸子》都是公司那时引进中国的，那也是日本动画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几乎每家省级电视台都会在傍晚的黄金时段播放引进的日本动画片。但2001年，因为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中日关系遇到波折，日本影视作品也受到牵连，在国内开始受限，2003年，广电总局下达命令，“黄金时段一律禁播日本动画”，日本动漫与日本版权贸易的黄金时代同时走向了终结。

因此，董凡和李珍才将这部电影看得如此重要。这是公司投资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他们希望找到最合适的导演，做好的故事，最好的演员。找到了莫言，他们就找到了这个“最好的故事”。

从《白狗秋千架》到《暖》

导演实际上早已有了最佳人选，那就是因《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声名大噪的霍建起。

初见霍建起，记者觉得他的气质同之前采访过的所有导演都不一样。采访过程中，他一直平和、内敛，语速不快，即便谈到获得各种奖项的代表作时，他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自傲，他在介绍作品时，最愿意讲的是电影表现出来的情感和人文要素。怪不得《看电影》杂志称他为导演圈中第一个“正常人”。

旅居日本的李珍非常喜欢《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电影，就通过董凡联系霍建起，表达了合作的意愿。“我和霍建起第一次见面是在戛纳电影节，当时很高兴地谈起合作，”李珍回忆道，“因为他在日本的名气，投资方也很乐意，当时谈得很顺利。”

有了导演，下一步就是选择剧本。霍建起非常善于拍摄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他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改编自知名作家的作品，例如根据方方小说改编的《蓝色爱情》，池莉小说改编的《生活秀》，彭见明小说改编的《那山，那人，那狗》等。“方方是很有才华的作家，池莉作品中的生活质感非常吸引人，彭见明小说中能读书湖南山区雾气腾腾的感觉，”霍建起对记者说：“莫言小说的那种氛围、那种感觉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莫言众多的长篇、短片小说中，几位主创最终一致选择了《白狗秋千架》。“当时一位朋友送了我三本莫言的小说集，其中就有这部作品，刚好电影的制作方也拿着这篇小说找到我，”霍建起回忆道，“选择它，是因为这部作品对我有感染力。”董凡曾留学日本，同莫言访问日本时的翻译——旅日作家毛丹青是好朋友，毛丹青也大力推荐这篇短篇小说，他一看就觉得特别适合拍成电影：“一是电影人物关系不需要太复杂，二是结尾太震撼了。”

“那是一个短篇小说，还不足以撑成一部电影，再创做的时候还需要加入一些东西，”霍建起一向认为，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不能照搬，要对原作加以诠释，“原封不动照搬的作品不会成功”。但剧本改写好后，却意外地没有通过审批，这成为电影筹拍以来遇到的第一个波折。几经沟通后，董凡、霍建起以及编剧苏小卫决定去拜访莫言，寻求建议。

聪明的作家不会插手编剧

莫言的一系列作品都是围绕高密展开的，他的文学故乡是东北乡，他的根在那里，其他时候，他也会住在北京平安大街一个普通的大院里。在他家附近的饭馆，莫言同霍建起、苏小卫和董凡边吃饭边聊如何进一步改编。

董凡、霍建起和李珍不约而同地对记者表示，莫言是个聪明的作家，也是个开明大度的人。“我觉得因为他比较早就接触到电影改编，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霍建起说。早在1988年，莫言就亲自参与了电影《红高粱》的剧本改编，此前，他已有三部小说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小说是我儿子，电影是我孙子，”莫言说，“小说改编成电影就和原作没什么关系了。”他鼓励编剧苏小卫可以放心大胆地改编，“就是把高粱地改成甘蔗林都没问题。”

十年后的今天，苏小卫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获得华表奖次数最多的编剧，《唐山大地震》便出自她的手笔。更多时候，她愿意隐藏在幕后，用“思芜”、“秋实”等笔名创作，一方面是因为她自诩为“业余编剧”，另有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因为她还是霍建起的妻子，不想让别人觉得二人的合作是开“夫妻店”。

莫言不但鼓励他们大胆改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建议。比如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山东，莫言、霍建起和制片人董凡都是北方人，但最终电影拍摄地却放在了南方的江西婺源，也就是古时候的徽州。莫言说《白狗秋千架》这部小说要表现的是“游子还乡”的情感冲突，主人公并非《红高粱》当中的农民，而是通过高考走出大山，在北京安家立业的教师，霍建起也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情结，老一辈文人，像沈从文和胡适等，都是从小地方求学到了大城市，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缅怀故土。于是他就想，是否可以将故事的背景放在胡适的故乡徽州。

然后就是女主人公“暖”的人物设置。原作中，暖从秋千架上跌下来，瞎了一只眼睛，莫言这样写：“右边没有眼，没有泪，深深凹进去的眼眶里，载着一排乱纷纷的黑睫毛。”诗人萧开愚对记者说，莫言是中国第一批把丑和肮脏直露露地写进作品的作家之一，在他们之前，中国的主流文学作品中只有美，因而莫言的作品被西方文学界称为“残酷叙事”。

但对导演来说，主角的形象很重要，最起码不能让人看了心生抵触。霍建起是个非常善于展现“美”的导演，他的电影中没有坏人，没有黑白分明的善与恶，很多演员在他的镜头中展现出自己最有魅力的一面，成为影帝影后。出于这些考虑，他和苏小卫将暖改成摔断了腿。“你不觉得这样改其实更残酷吗？”霍建起反问记者，“如果她真破了相，变得很丑，观众会觉得她的境遇没什么值得同情的。而看到她依然保留着美丽的样貌，再对比她的处境，这才会显出命运的残酷来，男主人公也会更觉遗憾。”

另外，原著中暖的三个孪生哑巴儿子，被改成只有一个女儿，而且乖巧，会讲话。另一个重要的改动，就是加大了小说中暖的丈夫——哑巴的戏份。原著中，他到最后才出现，而在电影中，他少年时代就与暖和男主人公井河相识。霍建起认为这样增加了电影的戏剧冲突：“爱人过去的好朋友突然出现在你的家里，你知道他们过去曾经相爱过，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小心情。”电影中，暖和井河仗着哑巴听不见，当着他的面大谈过去，井河毫不顾忌地说“我还以为你能找个更好的”，而哑巴近在咫尺却不知二人在说什么，这样的喜剧冲突只能通过电影这种形式来表现。

改动最大的是电影的结尾。原著中，暖扑倒了一片高粱，想和井河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电影中，哑巴把女儿和暖推到井河身边，让昔日的情敌把自己最爱的两个人带到城市里去。

影片拍摄完成后，霍建起请莫言看影片时，偷偷观察着莫言的表现。当暖的女儿出现的时候，莫言开始坐卧不安，慢慢地，手就摸到了自己的脸上。影片结束，霍建起问他怎么了，莫言说：“我要赶在灯亮之前把眼泪擦干。”

霍建起这才放下了心，知道自己的改编是成功的。

意外的成功

影片最大的改动，是没有采用小说名《白狗秋千架》，而以女主人公的名字《暖》为名。尽管制片方是一家做日本影视作品引进的文化公司，导演倍受日本观众喜爱，原著故事也来自于莫言这位被日本主流文学界认可和推崇的作家，但影片的几位打造者都对记者表示，这不是一部专门拍给日本观众看的电影，也不是专门拍给中国观众看的。他们创作的初衷，是拍一部能表达他们自己的情感，又能被所有真正热爱电影这项艺术的观众所认可的好电影。

问到电影的票房，霍建起表示作为导演，自己不关心，“那是发行方的事”，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几部著名电影的票房数据。

作为发行方，董凡和李珍都认为这部电影是成功的，投资方收回了成本，还附加了额外的收获——东京电影节的金麒麟大奖。

影片是2003年春天在江西婺源一个名叫小桃源的村子里拍摄的。拍摄期并不长，只用了两三个月，然后霍建起就到东京和李珍汇合，进行影片的后期制作。

“在日本的洗印厂，零号拷贝出来后，我感觉特别好，”尽管这是李珍第一次以制作方的身份打造一部电影，但之前，她曾将多部中国电影引进到日本公映，包括中国第一部国产商业大片《英雄》，她觉得自己对电影有一定的鉴赏力，认定《暖》会是一部非同寻常的电影。

那几年，霍建起经常受邀到日本出席同电影有关的活动，“我前一本护照，上面记录的目的地几乎都是日本，”他说，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他和许多日本的知名导演还有演员成为了好朋友。但他当时不会想到，自己的影片有朝一日会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更想不到自己会将一位日本演员送上东京电影节影帝的宝座。

电影节开幕后，日本几大报社的特约评审员每天在自己的媒体上给各参赛作品打分，《暖》一直是最高分，当那一届的东京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巩俐宣布，最佳影片就是《暖》的时候，所有主创人员还是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扮演剧中“哑巴”一角的日本演员香川照之获得最佳男演员奖，可以说是额外的惊喜。揭晓获奖名单时，他还翘着二郎腿，一边嚼口香糖一边和经纪公司的人在聊天，听到获奖的消息，他一紧张，把口香糖吞了下去，站起来后泪流满面。因为之前毫无准备，他当天甚至没有系领带。

即将来临的改编潮

十余年前，大江健三郎就说，莫言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遗余力地为他做宣传。董凡记得，被他称为“毛哥”的毛丹青几年前曾在酒酣后对他说，“中国如果有作家能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就是莫言。到时候，有很多你能拍的好故事。”据说，当时莫言正在创作《蛙》。

而今，莫言终于收获诺贝尔文学奖，影视圈也跃跃欲试。以莫言的性格，他大概不会拒绝改编的要求。算起来，自《暖》之后的十年里，莫言再无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而中国的年票房总额，已经从当年的10亿元人民币成长到过百亿。中国电影已经到了连热门网络小说不会放过的地步，当然不会忽略这位身边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红高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成为中国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暖》为中国电影最寒冷的年代带来一丝温暖，剩下的《幸福时光》与《白棉花》，既不叫好，也不叫座。2012年，根据著名作家实的作品《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影，不但票房一般，评论界更是恶评如潮。回顾近年来赢得票房的国产电影，很难再找到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如果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和《蛙》改编成电影，会不会遭遇《白鹿原》一样的尴尬？

莫言获奖演讲范文第3篇

那年，我有幸亲临现场聆听著名作家莫言的讲座。莫言结合自身实际，畅叙读书故事，传授文学创作经验，让人颇受教益。

莫言对文学创作可谓见解独到，他特别强调了三点：一是在创作初始阶段，可以多模仿一些其他前辈的创作，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学成之后再来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二是在写作上要注重细节的描写，用准确、朴实的描述代替空泛的形容词；三是在写文章的时候要全神贯注，把个人的情感灌入文章，这样的文章才会有血有肉。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莫言走上讲台，主持人指挥搬上桌子椅子放在讲台中央，莫言站在讲台侧面演讲台的位置说：“我还是站着讲吧，长的太胖了，坐着也很不舒服的。”听众席爆发出一片笑声。莫言的幽默感，一下子拉近了听众的距离。

聆听莫言的讲座，有如读他的小说一样，在他天马行空的想象中，无所拘泥的结构里，以及从任何一页的任何一行都可以读起的奇妙鲜活的语言中，每个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陷进莫言式的语言波浪，仿若置身一个从不曾存在过的精彩斑斓的世外桃源。

莫言几十年来的写作，几乎都带着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他特别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记得莫言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发问：“他们会不会忏悔”？可见“忏悔”二字，是莫言针对众多社会问题最重要的反思结果。

演讲中，莫言客气地说：“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热心读者来听我的讲座，我很感动。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文学被边缘化的今天，大家都很忙，还来听我讲文学。”莫言的一番话，除了流露出真诚的感激之情外，还让人看到了他谦卑的一面。从花甲之年的白发长者，到刚届而立的青年，对于莫言的讲座，听得入心入肺。

莫言获奖演讲范文第4篇

《盛典》与盛况

相较于其他作家王蒙、梁晓声等人的新书首发会均在书博会展馆内部举行，莫言则享受到了主办方的“特殊待遇”，将会安排在会议中心的贵宾厅，使得会的确有几分“盛典”的感觉。但这也让慕名前来的众多媒体和读者一顿好找，将偌大的会展中心兜兜转转几遍才找到了富丽堂皇的贵宾厅。尽管如此，现场早已人满为患，有的记者甚至挤不进去而被挡在了门外。原定上午10点的会延后到11点，在众人翘首期待中，莫言带着女儿管笑笑终于现身会场。

面对全国媒体的“围堵”，身穿浅色衬衣的莫言保持着一贯的“淡定”表情。在近两个小时的会中，女儿管笑笑挑起大梁，不仅全面介绍了这部新书的编写过程和“莫言文学村”的情况，还以诺奖之行亲历者的姿态，风趣地向现场读者介绍了自己经历的事情。比如“莫言老师参加王宫晚宴，我们不能参加只能去吃火锅，后来问莫言老师你们吃得怎么样，他说没有怎么吃，就跟国王聊天了，他说国王非常健谈，说他自己也种田养牛，然后还有政府的补助”。管笑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介绍《盛典》的整体内容、装帧设计、特色等，坐在台下的莫言始终认真听着女儿的介绍。

由于出版方对该书的保密工作十分细致，此前很多读者都误以为这全部是莫言自己撰写的。事实上，该书是“莫言文学村”出品的第一部书籍。“莫言文学村”成立于2012年末，是由一群热爱莫言文学的年轻朋友组建的一个工作室。新书共16万字，按时间顺序真实记录了莫言领诺奖期间每日活动、演讲、采访以及感想，包括莫言日记13篇、莫言演讲实录7篇、采访实录8篇，还有60余幅精美彩色照片。尽管连莫言自己都说，这本书更多是资料性的东西，但确实真实记录了莫言在获奖前后的珍贵历程。书中还流露出莫言着急想回到书桌前创作下一个作品的迫切心情。看来获奖后外界排山倒海般袭来的或盛誉或议论，一向低调的莫言已经疲于应对。

首发式最后，莫言上台与主持人进行了20分钟的简短对谈，回答了两个记者提问后，便匆匆离场。大批有备而来、希望得到签名的书迷望着莫言远去的身影露出一脸的失望。

还原真实 不惧“死亡之吻”

主持人：莫言老师，为什么会想到将自己的获奖之行写成一本书来告诉我们读者呢？

莫言：这本书原来也是没想到的，回国后听到很多关于我获奖前后的报道，有一些是准确的，但也有无中生有的。为了准确地再现领奖过程，也为了让读者更加完整地了解我在诺奖这几天的所说、所做、所为，所以我感觉有必要出一本书，因为我不可能一家一家媒体去解释，也不可能为了网上的传闻去一个一个辟谣，于是我觉得出书是最有意义、最方便，也最省事的。在此我也感谢“莫言文学村”的这帮年轻人对这本书的付出。

主持人：您在领取诺奖之后短短几个月就推出了新书，是不是也想打破一个魔咒？因为有一个说法是获得诺奖之后，很多作家都很难有更好的作品了，这被称为“死亡之吻”，您是否有这方面的考量？

莫言：这本新书是我一段心路历程的记录，也是我一段行程的记录。我获奖前的想法、领奖过程当中的想法，以及领奖回国后的想法都在这本书里有所流露，但也流露出我特别着急，特别想回到书桌前创作下一个作品的迫切心情。

确实获得诺贝尔奖对每个作家而言都是一场考验，前不久在中澳文学论坛上，我和南非的一位作家库切也谈到了“死亡之吻”对作家的意义。库切说有一些作家他的创作时期已经过去了，比如英国的莱辛，他得奖的时候已经80多岁了，对于这样的作家我想获奖之后确实对他没有太大影响。但对一些正当盛年的、40多50多岁的作家来说，获奖后各种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各种各样的议论，让他的心态发生变化，固有的生活习惯受到影响，因此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今后的创作，尤其会影响他创作的质量。

我想影响一个作家创作质量的，不仅是来自外部的一些邀请、采访、围追堵截，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巨大的荣誉会让作家的心态发生变化。以为得了奖就高人一等了，就是好作家了，就不是一般人了，这样的心态对创作绝对是个致命的伤害。另外这样一个荣誉也让作家倍感压力，感觉那么多人都在期待他的新作，一定要写好，不能写得比以前差，这样在写的时候就放不开，生怕哪儿写不好就会受到别人的批评和质疑。这么沉重的心理障碍和压力很难让作家原有的艺术水平得到正常发挥，所以我想很多作家是因为这样的内在原因而影响了创作。

文学最大的用处就是无用

主持人：在这次瑞典之行中，我们也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您所到之处很多人都会唱起《红高粱》的歌曲来迎接您。1988年的《红高粱》以及同名电影红极一时，它的轰动程度不亚于现在诺贝尔获奖，您怎么评价25年前的《红高粱》和25年后的诺奖？心态有什么不一样？

莫言：25年前的《红高粱》电影获得了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那时候我在故乡高密东北乡一个供销社的仓库里写我的小说。我觉得这个对我丝毫没有影响，因为电影得奖应该是电影人的光荣，是张艺谋、巩俐、姜文的光荣，与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现在的诺奖是授给我作家个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者没有太多的可比性。

电影是一种集体创作，无论导演多么伟大，他也不可能自己拍、自己导、自己演，要借助于整个集体的劳动，才有可能拍出一部好的电影。但作家的创作与电影制作是完全两码事，作家创作是一种高度自我、高度个性化的劳动。当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可以和同行们切磋、交流，让亲朋好友提出意见，但最后落实在纸面上的还是自己的想法。这是我觉得小说和电影创作的最大也最本质的区别。得奖也正是如此，一部电影得了奖站在舞台上领奖的是一群人，而一个作家得奖站在领奖台上的是一个人。

主持人：诺贝尔先生有三份遗嘱，之前两个遗嘱他并没有把文学奖放在其中，而是设立了物理、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类的奖项，1895年的时候才把文学奖加进来。您也曾说过一句话：和自然科学相比，文学没有什么用处。它的“无用”，你是如何理解和解读的？

莫言：诺贝尔写遗嘱时确实没有最先把文学奖列入，而是后来加进去的，但诺贝尔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很热心的读者，还是一个作者。他写过剧本、小说等，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果诺贝尔没有文学奖，那么它的影响力肯定会大打折扣。每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公布的时候，老百姓最关注的还是文学奖，因为它变数最大，最难猜测，争议也最大。所以西方很多网站没有把物理、化学奖加入项目，而是把文学奖纳入其中。

我在诺贝尔奖晚宴上原本准备了讲稿，后来忘了放哪儿了，于是临场发挥了一句话：与物理化学医学奖相比较，文学是没有用处的。化学可以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医学可以治病，文学能干什么呢？一个人生病了不吃药会很痛苦，但一个人几天不读文学作品好像也无关紧要。退一步来讲，文学不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用处，但我觉得文学最大的用处也是它没有用处，没有特别功利的用处。我们每个人如果想起童年的读书生活，都会说出很多感动的、难忘的故事，也从文学中接收了许多思想或受到启发，甚至有人因为读了一本书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文学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文学或艺术有时候可以类比成头发，一个人有一头秀发很漂亮，有的人头发很少，也不妨碍他健康愉快地生活，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没有文学也活得很好，但有了文学会活得更好。我们发现在人的遗骨中，很多部分都化为泥土，可是头发还在，我想文学艺术的存在在生活中就是这样一种价值。我说那句话的意思不是贬低文学，恰恰是抬高了文学对人、对民族、对世界的重要影响力。

主持人：这恰如那句古话――无为而治，无为则是有为。您获奖之后获得了人们空前的关注，有人预测说2013年将是一个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高峰期。您觉得您的获奖对推动中国人的阅读、推动中国的文化有哪方面的影响？

莫言：获奖之后我也反复表达过，希望“莫言热”赶快过去，“莫言热”能够转化成“文学热”。我也希望读者不要只盯在我的几本书上，应该把目光转向作家的创作上，看到中国当代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由对我个人的关注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希望由此引发新一轮读书的热潮、新一轮文学创作的热潮，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

主持人：您在新书序言别对“莫言文学村”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能不能介绍一下“莫言文学村”是个怎样的团队？这个团队是不是代表着某种您对未来的规划和方向？

莫言：“莫言文学村”实际是后来才命名的，起初就是我的一些朋友还有笑笑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读我的书、讨论我的书，慢慢想着把它编成一本书。他们在书的整体内容、装帧设计方面都精益求精，有一点让我很自豪的是，这本书我认认真真地读了两遍，没有发现一个错别字，这在中国的出版作品里很难得，我也期待专家和读者能发现其中的错别字。“莫言文学村”就是一个松散自由的读者小组，他们又对图书的装帧设计编排有浓厚的兴趣，就这么集合在一起，也不用什么报酬。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阅读经典 海南作家很有潜质

主持人：您曾经给一位读者题过八个字：用心做事，以笑待人，您也是带着这句话从高密东北乡一步步走到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有没有什么话，或者一些美好的祝福想对读者说的？

莫言：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会，感谢大家对这本书的关注，对我个人的关心。

用心做事，以笑待人也是我的人生理念。做什么事用心做很重要，像我写小说就要用心去写。以笑待人是一种人际关系，与别人恶目相向、拳脚相见，这种斗争对抗的态度肯定是不对的，人生也是失败的。以笑待人并且没有原则，而是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这和坚持一个人最基本的原则是没有矛盾的。

主持人：感谢莫言老师！下面有请媒体记者提问。

记者：现在是一个推销的时代，面对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以及网络上惊人的文学创作，读者该如何选择？海南正建设国际旅游岛，文学也是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海南作家在未来的创作中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握海南的内容和精髓？

莫言：读书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有今天的进步和成就离不开阅读。当今时代，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文学方面的艺术创作，都跟阅读密切相关。尽管有人提出，手机阅读、网络阅读会逐步代替传统阅读，但短时间内，传统阅读还是很有需要，而且会越来越热。

当然，面对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以及网络上惊人的文学创作，我们怎样阅读确实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很多学校的老师也希望我向学生推荐阅读作品。有一个观点是我一直坚持的，就是阅读应该从经典开始。因为经典是经过一代一代读者的检验的，是大浪淘沙的结果，所以我觉得阅读经典很重要。

关于海南作家我整体情况我比较熟悉，因为我连续三年担任海南奥林匹克花园长篇小说大奖赛的评委。去年也来过海南。在担任评委的3年时间里，我阅读了上百部海南题材以及与海南有关的作品，大部分是海南本土作家创作的。这三年的作品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呈逐渐上升态势，说明海南作家是很优秀、很有潜质的群体。而且海南从文化和地理上都有独特性，加上海南作家的努力，相信以后会产生非常好的创作作品。

记者：您今天是带着女儿一起来的，而且以后媒体和您女儿打交道的时候会很多。那您觉得中国作家是否需要经纪人呢？

莫言：笑笑确实是我的女儿，但她不是我的经纪人。因为现在有很多出版、邀请、采访方面的事情，要是我一个人去应付这些，那么我什么都不用干了，因此让她帮我处理这些日常的事务。

莫言获奖演讲范文第5篇

我这是第三次走进这座以“国家”命名的大剧院，仍觉得里面像迷宫，辉煌而冷清，待七拐八绕地找到颁奖的所在，发觉又是小剧场。前两次看演出也都是小剧场，莫非这个富丽堂皇的大剧院里没有大剧场？还是连颁发茅盾奖这样的文学盛典也只在小剧场进行？晚会由男声大合唱《伏尔加河船夫曲》开场，声势雄浑壮阔，很有感染力。接下来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致辞，睿智、热情，其中有句话讲得很到位：今天晚上的国家大剧院属于文学。随后便进入晚会的正题，先由一名评委宣读“授奖词”，然后颁奖、获奖者讲话、老演员曹灿朗读获奖作品的片断，在每次颁奖的中间穿插文艺演出。

不知是茅盾奖本身还是当晚的场面所致，作家们略显拘谨，前两三位的演说头一两句都让人听不清楚，幸好有人想起当天正好是他父亲的生日，有人想起平素老娘对他的教诲，使拘谨的气氛有所缓解。讲得最巧的是《推拿》的作者毕飞宇，他从盲人身上看到生命的静悟和淡定，找到了自己渴望的当代性就是尊重局限、尊重节制。晚会组织者的构思或许不错，但忽略了在同一个舞台上作家和演员的区别，当代文学和古代经典的差异，晚会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沉闷拖沓的地方反而是文学段落，音乐家的演出倒显得非常精彩。原本是让演出为文学助兴，没想到文学倒成了晚会的陪衬，有点文学不够音乐来凑的意思。

但音乐家演奏的作品，又大多取自文学经典。如琵琶独奏《十面埋伏》，表现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楚汉相争的故事，源于《前汉书平话》；古筝独奏《渔舟唱晚》直接来自王勃的《滕王阁序》……这给我以触动，经典就要通音律，给音乐家创作的灵感，过去许多文学作品是可以直接谱曲演唱的。不通音律便被叫做“狗屁不通”。

整个晚上最松散懈怠的就是获奖作品的朗读部分，几个工作人员抬着小桌和沙发，小桌上放着五部获奖作品，沙发则是给曹灿坐的，上上下下、搬来搬去，如此反复五次，舞台上最忌杂乱和重复，一到这个环节气氛就散了。由于没有读过获奖作品，我很想通过这些片断能“窥全豹”，因此听得很仔细。加上朗读者的语气和表情，应该能让听众听出作品的精髓来，但听了一阵儿，却仍不能被抓住，有些片断干脆不知所云。我反问自己，莫非当代长篇小说经不住读？或许这就是当代文学跟经典的差异？曹灿本人似乎就在电台播讲过《三国演义》、《水浒》，古代经典作品任你随便选、随便读，几分钟就能把人吸引住，一个细节、一个人物，或一思想……

当然，现在不是经典时代。从上到下异口同声、反复强调的是出“精品”。然而过了若干年，可曾出过一部“精品文学作品”？精品是“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而文学作品见仁见智，怎么可能“加一字太长，减一字太短”？《红楼梦》是经典，但不是“精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为之续写，并随意安排大观园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