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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范文精选

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范文第1篇

一、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著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二、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作者:毕慧婷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范文第2篇

如果主要从文化与文学的包容性来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也就必须回到文化与文学的概念上去。而一个不容否认的学术现象就是,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众说纷纭之中,难以形成共同认定的学术界定。不过,所有的已经出现过的种种界说,似乎都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的趋向,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都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只不过,文化与人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成为人的生活方式的符号化文本;而文学与人的生活方式间接相关,成为人的生活方式的艺术化文本。这样,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成为定义文化与文学的概念公约数:文化是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符号体系,而文学则是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语言艺术。由此可见,文学在成为文化的符号化的审美产物的同时,不过是文化的有机构成之一。由此出发来考察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从“文化研究的起源”来看,“狭义的文化研究”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而雷蒙•威廉斯则被认为是“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的第一人。威廉斯正是从基于文化的定义而倡导“文化分析”———“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显而易见,威廉斯这一自认为是“文化的‘社会’定义”,尽管从中可以看到社会学传统的学术影响,但是,这一文化的构成因素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学的考察范围,立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来进行文化构成因素的考察,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文化的器物性、制度性、心理性的构成因素———“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威廉斯的文化定义,被认为具有着这样的理论意义:“把论辩的全部基础从文学—道德的文化定义转变为一种人类学的文化意义,并把后者界定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意义和惯例都是社会地建构和历史地变化的。文学和艺术仅只是一种,尽管受到特殊重视的社会传播形式”。[3](2、6、125、126、8)这无疑表明,将文化与文学同人的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对于“狭义的文化研究”具有着理论指导的作用,而且对于广义的文化研究更具有着理论启示的意义:基于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历史发展与人的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进行从社会学到人类学的多学科考察,通过文化的定义来进行建构文化学的学术尝试。这首先就需要从大文化观的转化开始。

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生产方式,无论是人的生存方式,还是人的生产方式,都同样表现出器物、制度、心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需要。一方面,人的生存方式作为维护生命存在的个人活动的总和,生命活动不仅要满足从器物层面到心理层面的个人需要,而且这样的个人需要必须得到制度层面的保护,否则,个人也就难以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另一方面,人的生产方式作为延续生命存在的群体生产的总和,自由创造不仅要满足从器物层面到心理层面的群体需要,而且这样的群体需要必须受到制度层面的保障,否则,群体也就难以进行有序的自由创造。从人的需要的文化角度来看,较之个人需要所体现出来的是人的需要的历史底线,个人需要的简单也就导致了生命活动的单纯,因而对于个人需要的保护往往止于习俗,建构了制度性基础;而群体需要所展示出来的是人的需要的现实高点,群体需要的多样也就引发了自由创造的丰富,因而对群体需要的保障通常诉诸法律,建构了制度性体系。这就意味着有关人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文本,固然要置根于个人的生命活动以揭示人的生存方式,更是要生成于群体的自由创造以展示人的生产方式。在这样的前提下,所谓的大文化就可以表述为包括人的生存方式与生产方式在内的人的生活方式,而大文化具有与人的生活相关的器物、制度、心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要素,在社会学传统中,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要素简化为经济、政治、意识(狭义上的文化)三要素。这样,通过从社会学到人类学的多学科与跨学科的学术扩张,在进行大文化观的转化的同时,还可以根据人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公约数,来进行大文学观的转化。正如威廉斯所说:“艺术作为一种活动,同生产、贸易、政治、养家糊口一样,就在那里存在着。为了充分地研究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我们必须积极地去研究它们,把所有的活动当作人类能力特定的同时代的形式来看待。”[3](129)这就表明,不仅文化可以包容文学,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具有文本的互文性;而且文化研究也包容了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来看,无论是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互文,还是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特殊形式,在从旧历史主义向着新历史主义进行研究范式转型的“文化诗学”中显得犹为突出。

如果主要从文化与文学的分离性来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也就必须回到文化与文学的文本上去。一个不可忽略的文本事实就是,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学文本,其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即使是在出现符号表达差异的前提下,也往往有可能会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尤其在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出现意识形态性对话的时候,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符号差异,也就自然而然地迅速减退,而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的一致性程度也就随之提升。从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来看,不仅人的生存是意识形态性的生存,而且人的生产也是意识形态性的生产,因而人的生活也就是意识形态性的生活。于是,在剥离了文化的器物层面与制度层面之后,无论是文化与文学,还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也就成为狭义上的。狭义上的文化研究以文化心理,尤其是以意识形态为对象,而狭义上的文学研究则以文学经典为研究对象。问题在于,在狭义的文学研究中,文学经典主要是以“高雅”文化作为其文本意义和价值的文学取向的,因而也往往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或者说成为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时性文学表达,因而文学研究也就容易成为关于文学经典的传统性阐释。这样的文学研究,也就与文化研究对于意识形态的现代性阐释之间形成阐释的对立。因此,也就有必要解决这一阐释的对立。这样,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也就应该进行更新。于是,有人指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现实途径将是“将高雅和大众文化合二为一”。这就是说,大众文化是随着文化生产的兴起,通过机器复制与大众传播的现代形式而与高雅文化形成意识形态上并驾齐驱的对峙,因而大众文化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意识形态将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禁锢而表现为多元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成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第一阶段。

文学研究突破文学的对象性封闭,将研究对象扩张到其他艺术门类,将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从文学与电影之间的理论对话扩大到“艺术史,文学研究本身,音乐研究以及社会科学,史学和社会心理学”,从而促成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理论性对话。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理论文本与文学理论文本之间的意识形态性对话之中,随着“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进入第二阶段,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有形式。“八十年代围绕文化研究所展开的争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未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鉴于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大战为自身赢得了地位,人文学科的学术关注点日益从原则性的理论表述迁移开来,它更加关注在实践中采纳新的范式,跨越种种文学与非文学文本进行文本分析。尽管这一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然而对于新的范式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即文学研究所基于的传统文本经典不再具有无可非议的特权。例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在其影响巨大的专著《文学理论导论》(LiteratureTheory:AnIntroduction,1983)中就认为,文本分析应当面对‘整个实验的领域,而不仅仅是对那些有时贴着相当模糊标签的文学’。”于是,文化研究开始强调“对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分析”。由于“体制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有重叠之处”,“所以对于文化研究而言,采用意识形态分析是根本性的,它始终寻求对文化作品中的意识形态程度和影响力加以调查”。[4]最先在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出现的文化研究,其理论影响是最大的,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当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性别研究理论。不过,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1995年发表的《东方不是东方———濒于消亡的东方主义时代》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人们对《东方主义》的接受过程中,我最感遗憾,并且现在要竭力加以纠正的一点是:表示反对和支持的两派书评家,都错误地、不无夸张地声称本书是反西方主义的”,而“我的研究表明,每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另一种不同的,具有竞争性的文化,即‘他我’(alterego)的存在”,“因为现代文化理论的一个重大进步便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文化是混合的、异质的,如我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所说,文化,还有文明,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而无法对它们的个性进行单一的或粗线条的描述,今天,人们怎么能奢谈‘西方文明’?除非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包括一些价值和思想方面的某种超然的优越性”。所以,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现实存在,不过表明“一种广泛地以减轻帝国主义对思想和人类关系束缚的影响的新阐释和学术事业已然出现”。[5]

文学研究范文第3篇

最常见的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这代表了追溯这种传统的一种思路,即从西方舶来的理论资源中寻找提供了支撑的部分。然而应该指出,这是对于庞大的西方理论的简单化处理。这种传统的西方理论支柱,应该是更宽泛而又更准确的一种文学观念,即历史主义观念。盛行于19世纪的西方的历史主义观念,虽然是个宽泛概念,然而其核心即在于将文学与外部原因,如时代、种族、社会等紧密关联起来并对比关照。而由于其传入的时代(20世纪初)对于思想发展的需要、以及其与进化论的糅合传播,历史主义观念对中国此后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在此同时,历史主义观念的传入、沿袭与作用,并不是单一的原因。仍然从西方理论引入的角度看,在对整个西方文学的研究中,对其历史悠久的“摹仿”论传统的接受,必然也对此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无疑是与历史主义观念纠合在一起的,在此不多赘言。而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来说,必须要提及的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观点的深远影响。文以载道,体现的就是强调社会性、功能性的文学观。而又因为“道”的模糊性与可写性,在历史沿革中,这种观点不停地被革新,也不断地被沿袭。到了作为新文学开端的五四时期,“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旧思想受到排斥,然而与此同时兴起的将文学与种种社会思潮、救国思想联系起来的趋势,却恰恰变式地沿袭了“载道”的传统。至此,“载道”便于传入的西方文论一起,对中国以后的文学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本文所提及的外部研究兴盛、热切追求文学的“真实”,即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结果。

2.在吉林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早期研究

既然处于那样的时期与环境下,这种特色自然是并不难见得的。如刘柏青老先生的《鲁迅与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一文。在对新思潮派作总括与介绍的时候,刘老先生并未太多地从日本古典到近代的文学发展、以及新时期文学吸纳革新来着手分析,而是更多地以社会条件为着眼点,也即是采取了以外部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强调“这样的事实,决定了明治文学的面貌”,因而“它缺少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也缺少积极的浪漫主义的风采”。而在论述“同鲁迅有了文字之交”的芥川龙之介时,也多从其小说的叙事内容出发,与其生平、所处年代、环境相联系,并作出了非常富于社会道德意味的结论:“作为一个人生的战士,他是失败了,而他的文学也就成了‘失败的文学’。”在此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刘老先生的论文里也有着丰富的文学内部研究的成果,是不应该被刻意无视的,比如在论证芥川与鲁迅的历史小说时,更多地是从文学趣味、小说文体的演变着眼的。然而此处关注的是,外部研究如何成为中心,并且左右着文学评价的最终定论。而且,刘老先生的此文绝非孤例。那一年代的吉大学者们的研究,作为全国主流研究的一个局部,显现出对外部研究的偏重,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文学“真实”的追求。再如刘柏青教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金训敏教授的《论鲁迅的“拿来主义”》、刘中树教授的《漫谈老舍的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皆对此有所体现。而在思想解放文坛革新的历程中,这种传统虽然依旧有其强力的影响,却无法不受到强烈的冲击。正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提出的“照着说”、“接着说”,乃至于“对着说”,在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之时,如何面对偏重外部研究、“真实”追求的传统,如何在此上做到吸收与超越,又一次成为了学者研究中无可避免的问题。那么,传统的重外部研究的方式从一种绝对主流变为相对主流,并且带上了“旧”的文化标签以后,学术界是如何继续研究、发展的呢?作为作者对于文本的自我把握的直观表现,题目中的要素开始丰富了起来,并且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标题构造———即形成了一种更专属于“文学”的标题形式,其中文学作为主体与许多新的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如张福贵、马丽玲《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张丛皞的《“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等等。从文本来看,在新时期的学者研究中,超越旧传统的努力是不难寻见的。一方面,从接继的角度来说,旧的通过外部研究拓宽文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更大的主题的探究被延续下来,文学获得独立性前提下,被置于一种大视野之中进行分析。如张丛皞、韩文淑的《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重读<憩园>》,在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中,延续了作品的外部研究的传统。然而这里应该注意,外部研究已经不再处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文学作品内部分析的延伸中得以被提及。这是与以往“从外而内”的外部研究绝不相同的,文学的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的关注。但仍有一种延续的趋向,即对文学“外部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是对文学意义的延伸。如张福贵、马丽玲的《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即是从文本分析着手,进而延伸到外部,提出一个广阔的生命主题。这种研究方式与旧传统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它继承了旧传统,体现了旧传统的在“真实”以外的追求,即文学的广义性,以及对“意义”的追求。而如今,这当中的“意义”在社会性与功能性上已经变得不再单一,体现出了一种非文学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它并不使文学在延伸的意义中成为附庸,也不在拓展性的追求中因为“真实”与“公用”而使文学成为工具。

3.这里依然显示出传统的强大影响

文学研究范文第4篇

这些年元代文学研究方面,文献整理有一些成果,研究著作多了。应该说,取得很多成绩,队伍也壮大了。但元代文学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应该注意到,我们的整个学术研究处于一个大的转型期。古代,在中国为中心的地域内是以中国学术为主导的时期。近代,中国是以西方理论为依归的时期。现在,应该是重新审视学术研究走过的历程,以全球视角进行研究的新时期。2011年,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2011年3月,《光明日报》开辟了“中国路径”专栏,先后发表专文论述侯外庐先生、钱穆先生关于中国路径的探索。2012年7月,《中华读书报》刊登了清华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坊学术交流会议的文章,提出:反省过去二百年的知识结构,西方的文明等级论、殖民史学理论以政治无意识的方式运作,早已潜移默化,必将影响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中国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发动对文明论和殖民史学的检讨不仅很必要,而且势在必行。中国理论界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仍在,西方理论影响更甚。美籍华裔教授余英时说,从20世纪初年学者崇拜西方社会理论开始,“理论上的西方中心论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论构成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主流意识”,“但牵强的比附则只能在中国史研究上造成混乱与歪曲而已。但这一削足适履的史学风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4页)。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已出现关于全球视角的著作。英国巴勒克拉夫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于1955年出版,算作“全球史观”理论的先行者。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1970-1971年问世,至1999年出版第七版。书中说: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直到现在,中国文明依然是独特的、唯一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草原而与大陆的其他部分相分隔。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冻的西伯利亚干草原。(《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这些论点并非这本书首先提出,这里引用只是说明这已是公认的看法。2014年4月,清华国学院出版《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一书。其中有两位元史专家的文章,刘迎胜的《全球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国——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及周边世界的交流与互动》和姚大力的《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世界史界也在探讨世界历史的新写法。在全球化视角下探讨中国自己走过的路径,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所谓“全球化视角”,并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做到的,而是一场学术重建的长期工程,需要重新审视过去的研究成果,继承中国旧传统的优长,兼顾西方新优长。不是说大家都要来做同类型的题目,研究者都应该立足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而从全球视角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工作。

二目前我们的学风已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

学术界不少朋友谈到学术界和高校存在的问题,也谈到学风问题。当前中国学术确实面临危机的问题:盲目强调与国际接轨;学术壁垒没有改观迹象;行政化领导学术;学术商业化推动;学术腐败严重,道德沦丧;把学术之作看作易事。据报导,全国论文公司的年收入以亿计,一篇论文,不过花几百元,从计算机中搜索有关数据,简单用些套语编排即可。吕叔湘先生说:“窃以为一切科学工作都是在纷纭中求条理。如果目中无纷纭,只是在二二得四、三三得九上做文章,到头来有何结果?”有的人却认为写文章很容易,计算机打开,中外数据一引,“杰作”就写好了。引用二手材料,绝不查对,根本驴头不对马嘴。读书只看要引用的那几句话,不看首尾,妄下批评。陈垣老师说:“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言,人实诳汝。”余英时说:“献身于学术思想的人永远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们必须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书馆或实验室去默默地努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441页)只有“根据原始史料所透露的内在脉络,去研究中国史任何时代的任何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直接呈现出中国史在某一方面的特殊面貌,因而间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认识”(《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5页)。我到了八十岁,回想做学生时老师的教导,我现在想老老实实按当年老师的教导写几篇文章。钟敬文老师说:“不是写成文字,发表了,就是科研成果。是要在所研究范围内,有进一步说明的问题。”陈垣老师讲授史源学,要求学生择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因其考证而考证之,观其如何发生问题,如何搜集证据,如何判断结果,由此练习读史书的认识能力及方法,并纠正其中的疏漏错误,增强自己的科研能力。我选择萧启庆先生的关于儒户的权威文章,依老师的教导,也写了一篇关于元代儒户的文字,发表在北师大古籍院主办的《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我又选择夏承焘先生、叶嘉莹先生关于王沂孙的大著,写了一篇关于王沂孙的文字,发表在《国学研究》第三十三卷。我现在想好好学习,希望有所进步。

三元代文学学会的学术使命

文学研究范文第5篇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工业时代

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三)语境的巨大变化

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每一代人的文化,而大学生活和市井社会更是容易催生出新的文化,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接受的语境文化也与许多经典的英国文学中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在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切实领悟英国文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受到阻碍。要知道“,殖民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公民的心理与思想与当今的英国人民相比远远不同,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断层的阶段。

(四)殖民地的觉醒在“殖民时代”

英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悍的武力为其推动其文学向世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文学的传播其本质上是将英国本土适用的方法、理念甚至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到殖民地推广实行。不难看出,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是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和政治的禁锢。然而,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原本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其逐渐开始希望恢复本国家的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摒弃英国文学研究,改而研究本国家的文学,也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68年10月肯尼亚作家、学者恩古吉•瓦•蒂文哥在内罗毕大学做题为《论废除英文系》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倡用非洲文学取代英国文学研究,将非洲文学和语言中心化,英国文学边缘化。

(五)后殖民的文本

政治后殖民文本政治由于其强调文本作为核心的作用,因此其希望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介入到文化政治中去。这就使得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范式的文学研究,他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揭露了殖民时代权利与文学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传统的英国文学大多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话语暴力”,通过强调殖民地的从属关系,从而推断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干涉行为不具有话语权。然而在今天,这种“话语暴力”早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所广泛抵制的文学行文,而英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牵连,其文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二、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不少国家的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反思“殖民时代”的血腥与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其文学的研究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印度:并立与继承在印度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后,其国内的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长期的探讨与摸索,以罗伯特•弗雷德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提出了并立和继承的观点。在保持印度传统文化不变的基础上,也对英国文学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印度文学的传统性,而且能为后来者诠释印度今天的语言中为何掺杂着英语的原因。其遵循着“混沌”的原则,将印度的文学与英国的文学相互并立地进行研究,使得其国内的文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在其文学作品中往往容易看到印度梵语与英语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帝国的反写》与《后殖民小说:类型问题》等书中都与传统的文学风格不同,呈现出一种在后殖民时代用处的新语境、新词汇和新美学等特征。参考皮埃尔•杜里克斯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主要有这样两点共同点:

(1)其包含了浓郁的“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特征,而这种特征又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文学写作的精妙语句中。

(2)其必然存在着由“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历史印记。

(二)澳大利亚:批判作为英国的殖民地

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一,澳大利亚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由于其有着与英国文化近乎相同的文化,其关注点也不同于印度的本土文学与英国文学关系处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于“殖民时代”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或地区文化的优越性,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总是优于东方的;强调种族的优越性或种族模式的优越性,例如白人的基因天生优于黄种人和黑人;强调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比较;关注混杂、混合等现象更为复杂的比较模式。例如,比较典型的有阿尼亚•伦巴和马丁•奥尔金共同编撰的《后殖民莎士比亚》就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进行评点,并联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后殖民时代的新认识,分析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的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更多的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讲英国文学列入到他们的批判名单中。

(三)世界:独立的文学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英国文学不再是“殖民时代”一家独大的地位了,许多曾经的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都纷纷选择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而英国文学因其“殖民时代”所贯彻的“殖民主义”存在,往往受到了不少国家学者的抵制。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独立后,也纷纷迎来了文化上的独立,那些曾经被英国文学光辉遮盖下的本国文学纷纷浮出水面,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使得原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打破,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了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这些文学体系不仅有着对“殖民时代”罪恶性的讨论,也有着对本国语言、语境、词汇的深入研究。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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